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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的社会管理与社会改革

http://www.CRNTT.com   2011-09-06 09:48:40

暴力与经济维稳都是治标 　　显然，无论是暴力维稳还是经济主义，都是“救火式”的被动做法。用这两个方法或者两者的结合，不管使用者的技术多么高超，都是治标不治本，找不到问题的症结。更严重的是，如同上面所讨论的，这两种方法实际上在鼓励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产生和发展。如果法律继续缺位，无论是暴力和经济方法，社会管理没有可持续性。任何离开法制体系的社会管理都最终将走向反面。 　　社会管理或者管理创新必须要有新思路。把社会管理创新狭义地理解为方法论上的创新会误入歧途。新思路就是要把社会管理放在整个社会政策和社会改革的构架里面来思考。社会“不稳定”是结果，既是社会经济发展本身的产物，也是社会和政府互动的产物。尽管社会抗议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要寻找到社会管理的有效的方法或者进行社会管理的创新，就必须回答是什么样的特殊社会经济环境导致中国社会的不稳定。 　　跳出社会管理的方法手段面，人们就可以进行很多层面的反思。就政府政策面来说，有很多因素提供了社会不稳定的大环境。首先是这些年来盛行不止的GDP主义，有效地破坏了社会本身赖以生存的基础。各级政府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不分，把新经济自由主义为导向的经济政策引入社会领域，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和住房等等。结果，这些领域高度商业化和货币化，造成了对社会的极大的破坏。当政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进行社会政策改革的时候，这些领域已经成为既得利益谋取暴利的领域，方方面面的改革遇到了既得利益的巨大阻力，改革因此没有长足的进展，更不用说是重大的突破了。没有有效的社会改革举措，社会保护机制建立不起来，社会处处显得异常的脆弱。 　　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更使得中产阶级的发育不良，成长缓慢。结构的失衡主要表现为出口与内需之间的失衡、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失衡、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失衡、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失衡等方面。这些结构的严重失衡，使得中国的一次分配完全失灵。这些失衡结构使得少部分既得利益获取了巨大的利益，而绝大部分人所得甚微。劳动工资的增加是中产阶级的经济来源，中国长期低廉的劳动力根本就不可能造就一个庞大中产阶级。 　　在亚洲，日本和“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通过市场和政府的作为，差不多在20来年的时间里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中国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并且经济增长还比这些经济体快，但中产阶级还是小得可怜。这些年来，当政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要调整这些方面的经济结构的时候，就遇到了生长在这些结构因素里面的既得利益的阻力，结构调整遥遥无期。 　　当一次分配出现严重问题，二次分配再怎么努力也无济于事了。尽管政府在二次分配上努力不少，但很少有人会认为是成功的。中国社会收入分配差异已经到了极其严重和危险的程度，不过仍然在继续扩大。实际上，很多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作为还在继续恶化这种情形。例如地方政府往往和资本走在一起，拼命压低劳动者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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