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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庆东：全国人民都应该起诉南方报系

http://www.CRNTT.com   2010-11-26 11:11:52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种论调的产生，就在于孔教授在内心就做出了评判，把一些并无问题的报道界定为“诬蔑”。这种动不动拿“革命先烈”“全国人民”说事儿的方式，蛮横地为别人扣上异类的帽子，多像文革思维之下的红卫兵行径。甚至，在记者职业操守厘定的问题上，引入“汉奸记者”这类莫须有的概念，给别人贴上标签并将之推向万劫不复之地，民粹思想的野蛮运用也不过如此了。 　　就平常而言，媒体或者记者是否违法自有法律论说公道，山西黑砖窑“封口费”事件里，那些收费的记者最终被绳之以法，就可见媒体行为并不在现行法律之外。作为公众人物，用自己的逻辑去臆想别人的“罪责”，甚至号召人们去起诉，不仅有怂恿民众之嫌，更为重要的是，这算不算是孔先生自己说的“诬蔑”。 　　幸好这已经不是一个容易被怂恿的年代，很多人也纷纷表态孔先生“代表不了自己”。但这背后的思考无疑是深重的，这其中有媒体话语权的探讨也有公众人物本身话语权的合理运用。就孔庆东的发言来说，研究文化的人“客串”到了普法课堂，不过是职业精神缺乏的一次表演而已。(雷磊，大学生) 孔庆东的反常识和非理性   来源：新京报 作者：二木 2010年11月26日07:58 　　媒体和记者并没有特权，并非不可以被批评和被起诉，但应依法说事，而不是像孔庆东这样打棍子、扣帽子。 　　语不惊人死不休，这是自诩为“北大醉侠”的孔庆东教授的表达风格，近来他又发惊人之语,在一次接受采访为王立军辩护时，称“歪曲报道现在铺天盖地”，“记者现在是我们国家一大公害”，教导学生要“防火防盗防记者”。他描述记者现象是，“很多无证上岗，到处横征暴敛”，叹“现在我们受到最大的伤害来自记者”，“媒体是专门欺负弱势群体”等。 　　“出语惊人”并没什么不好，可如果这“惊人之语”毫无道理，反常识和非理性，缺乏对法律的基本尊重，缺乏作为学者基本的表达理性，除了“惊人”，一无所有。 　　媒体和记者并不是特殊群体，并非因为他们强调公众知情权，就可以享受法外豁免权，报了假新闻，如果违反了法律，也该受到追究。不过，法律之外，王立军的话也值得商榷：其一，任何人诋毁了警察，警察都可以起诉，无须专门针对记者。其二，警察有法可维权，而记者当下缺乏权利保障。其三，作为公权机关，应尽可能宽容媒体的监督。 　　当然，站在不同的身份和利益立场上，会对“双起论”有不同的解读，就理论理，在理念和逻辑层次上交锋争鸣，这很正常。对媒体的批评，王立军可能并不认同，但至少目前来看他并没有用公权压人，没有动用权力资源让反对者闭口，也没有起诉批评他的媒体，这是对自由讨论的应有态度。 　　相比之下，为王立军辩护的孔庆东这番言论就让人大跌眼镜。如果觉得媒体的批评不对，作为学者可以批驳，可以用理性说服人，可以用论据证明批评的荒谬。可孔庆东没有选择以理服人，而是选择了用话语暴力伤人，用大帽子压人。他一口一个“败类流氓”、“国家公害”、“野鸡网”、“这些记者排起队来枪毙了”，充满了网愤的暴戾，哪里有半点儿学者的风度？ 　　看孔庆东给媒体扣的帽子：天天在诬蔑我们革命先烈，诬蔑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诬蔑全体中国人民……这充满了“文革”思维，如果在过去，任一顶都是置人于死地的大罪名。这些早就被清扫进历史垃圾堆的话语，在今天从一个学者嘴中说出来，让人恍若隔世。 　　今天，政府高层多次表态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鼓励媒体搞好舆论监督，在保障公众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批评官员，反思国民素质，重新反思历史，这些都成为媒体报道的常态，甚至连被批评的官员都逐渐习惯了这种质疑和批评，这是社会进步的体现。可到了孔庆东那里，都成了“诬蔑”。 　　媒体和记者并没有特权，并非不可以被批评和被起诉，但应依法说事，而不是像孔庆东这样打棍子、扣帽子。孔庆东应该用法律语言与媒体交流，而不是法盲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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