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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平：不要剥夺人权的现代化

http://www.CRNTT.com   2010-11-12 09:24:29

商业用地从未被界定 　　新京报：在美国，长期以来，关于公共利益的含义很狭窄，仅仅限于修公路或者建造军事基地等，而且政府授予房地产开发商征地只限于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危房改建，第二种是打破业主对土地的垄断，咱们国家对公共利益的征收有没有非常明确的界限？ 　　江平：这应该看到两点，第一，就是在美国，在任何其他国家，确实把公共利益和商业利益分得很清楚。商业利益被征用得靠谈判。 　　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所有的征用无不都以关于公共利益的名义，商业开发的用地渠道没有了，而且现在我们的土地管理法也没有这一条。如果是商业目的开发，怎么来谈判，怎么来规定价格，这些都没有，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新京报：那第二点是什么？ 　　江平：另外一方面，也得看到美国这些年来对于公共利益的问题也有松动，比如说最近美国哪个州的一个镇，要在那儿修建一个很大的药厂，居民坚决反对，说你这是商业利益，我们不同意你就没法子征收，这个案子一直打到美国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的一名法官说，这个镇子失业人比较多，在你那修了药厂可以大大增加就业的机会，所以从这点来看，也可以理解为是公共利益，这就已经把传统制药厂也叫做公共利益了，那这个情况就变化了，所以通过这种案例来改变法律的规定也有。 　　新京报：公共利益的拆迁和商业利益的拆迁，从法律角度怎么区别？ 　　江平：区别有两个，只有公共利益才能征收，商业目的不能征收，不能够强迫人家把土地转让给国家。第二个很重要，既然是征收，价格是国家规定的，你必须服从；但是如果是商业目的，那就要谈判、协商，如果你给我再高的价格我也不愿意把我祖先的房子拆掉，我要留作纪念，你也没法子强迫他，所以作为商业目的的拆迁，这两个原则非常重要，一个是自愿性一个是协商性。 让政府收入与土地脱钩 　　新京报：在一些商业拆迁中，政府往往充当了开发商的保护伞，对于这种公权的滥用，怎样的约束手段才是有效的？ 　　江平：这涉及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地方财政很大一部分是来源于土地征收，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财政体制来入手，政府不应当再这么大程度上靠卖地作为财政收入来源，如果收入来源跟土地脱钩，可能地方的这种利益冲动就能大大减少。 　　新京报：政府就只拿土地增值的好处，不承担补偿责任，这个说法在法理上有没有根据？ 　　江平：当然没根据，征收主体应该就是补偿主体。 　　新京报：有学者提出，凡是涉及本地发展的公共项目，规划的全部过程都应该有公众参与具体的程序安排，特别是受规划影响的利害关系人必须参与，这样才可以从根本上避免政府对公民财产权的侵害，从可操作性来说是否可行？ 　　江平：很难完全做到，比如说我这里要修地铁，我还要论证什么，还要你同意不同意，修地铁当然是市政的问题，市政得专门来设计，专门来讨论，你怎么来决策呢。再比如说你这要修一个发电厂，必须要得到你的同意，就像现在我们说的要修建一个核电厂，周围没有一个同意的怎么办，焚烧尸体的炉在什么地方出现呢，没有一个同意的，怎么办。 　　所以这些东西涉及利害关系的问题比较复杂，我是觉得可以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并不是所有的公共项目都要有公众的参与。 　　本报记者 张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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