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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政改探路　号召官员杀开血路

http://www.CRNTT.com   2010-02-20 08:57:37

胖子如何“瘦身” 　　“人长胖的过程是靠吃出来的，而‘吃’是令人愉悦的。让一个已经胖起来的人主动减少美味佳肴，增加运动量，那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广东省委全委会议上，汪洋出人意料的将“广东”比喻成一个“胖子”。 　　汪洋说，过去30年，广东靠外向带动加工贸易，从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省份一跃成为全国第一经济大省。但这种庞大的经济总量从某种程度上说，就像是一个迅速成长起来的“胖子”，看上去块头不小，但缺少肌肉，缺少力量，缺乏核心竞争力，“一遇到要较劲掰手腕时，就常常要打败仗。” 　　让“胖子”减肥，在过去的两年中一直是汪洋的目标。 　　“广东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在全球经济危机爆发的2008年，广东省的三来一补企业有两万多家倒闭。实际上，比企业倒闭更糟糕的是危机暴露出来的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广东转型由此开始。“从某种程度来说，要感谢全球金融危机的出现，因为它办到了政府想办但办不到的事。” 汪洋说。 　　在寒潮中，汪洋说出了“政府不救落后生产力”的话语，这一度引发了外界对广东的广泛批评，有报章评论指责这种说法不够人性化。其后“腾笼换鸟”的说法也引发了企业界人士的诸多担忧，但之后广东省在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方面频频出招，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先后制定实施《广东自主创新规划纲要》、《关于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的意见》，加快“十大创新工程”建设。 　　在经济“减肥”，练“肌肉”的同时，汪洋把另一个目标锁定在了政府体制改革上。 　　2007年，甫一上任的汪洋见识了广东的“特殊”。这一年的年底，同样是广东省委全会，缺席者竟达50多人，出人意料的是，之前汪洋已经在会上打过招呼。但缺席者仍然占到会议人数的10%，这让汪洋大为震惊，他说“省委全会是广东省规格最高的会议，研究部署工作也是最重要的内容，不能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本来就是靠这个会议安排工作，一个部门就一个人，还没有来，我们的决策就无法传达，更无法执行。下一次纪委要对到会人数进行登记，形成基本的制度。” 　　人们在惊诧南方官员的大胆，但鲜有人意识到，在30年的开放之后，中国最前沿省份的政府官员们心态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一位从广东省调任珠海的官员本想有一番作为，然而，底下官员的消沉和散漫让他感到无力。一天晚上，他向省里来的朋友抱怨，朋友难以置信。他当场做了这样一个试验：拨通一位他所重用的中层干部的电话说，“省里来了领导，我们正在商讨一些事情，你也过来一起研究吧。”电话那头传来了这样的声音，“不行啊，领导，我要在家陪我老婆。” 　　放下电话，他说，这就是珠海的官员。朋友愕然。这个故事足以印证当地的官场风气。 　　在前期的调研中，主政者汪洋同样发现：一些党员干部意志开始消退，拼劲松了、干劲弱了、闯劲没了，有的无所用心、敷衍塞责，陷于文山会海，忙于迎来送往；有的爱做表面文章，不愿真抓实干，满足于当 “传声筒”、做“中转站”，习惯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贯彻文件；有的急功近利、心浮气躁，不是扑下身子干实事，而是眼睛向上谋“位置”。 　　在之后的会议上，汪洋当众拿出了一本《1992邓小平南方之行》的书。他在会上举例时特意打开书，读了一段：“吴南生置生死于度外，他说，‘就让我去汕头搞实验吧，要杀头就杀我的头……’” 　　汪洋说了自己的体会：“我一看真是激动啊，那个时候的勇气是什么，经济的压力，社会的压力，但是我们现在还有没有？当年没有资金就自己去找，当年搞电厂、修路什么都没有钱，没有技术我们就大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发展三资企业，这都是解放思想的成果啊，使广东的发展实现跨越式的进步。”在这次会上，汪洋连用22个“解放思想”，向全省发出了“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大发展”的动员令，并号召各级领导发扬当年“杀开一条血路”的精神。汪洋还要求，要坚持把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围绕“三促进一保持”坚定不移“腾笼换鸟”，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 　　其时，隔江的香港《文汇报》评论道：汪洋真要“杀出血路”，得面对“三座大山”──改革动力不足、官员求稳怕变、企业畏难欠进取。 　　这次是动真格了 　　在一系列紧锣密鼓的安排后，广东的政改拉开帷幕。 　　“看病要知道是什么病，还要知道用什么药治这个病……老药方治不好，就要找新药。这就是解放思想的意义。”2009年年初，汪洋在广东省两会上意味深长地说。2009年5月初，国务院正式批复《深圳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其中最重要的信号就是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深圳大部制率先出台。2009年7月31日，主抓改革的深圳常务副市长李锋宣布深圳市机构改革方案时，会场内静得出奇，这是一次被称为 “改革开放30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机构改革。有消息说，在改革之前，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刘玉浦每天都会接到不少来说情的电话，“接电话的时候我客客气气地，但是放下电话后该怎么办还是怎么办。” 　　政府机构减少15个，精简幅度近1/2，首次整合决策、规划职能，设立七大委员会，要求两个月内基本完成……尽管改革的“操刀者”在不同场合传递过“改革即将启动”的信息，但是具体的改革方案在从起草到正式发布的一年时间里处于严格的保密状态，参加7月31日会议的许多局级干部也是在大会上才第一次获悉了改革的全貌。“这次真的是动真格了。”经历过七次行政体制改革、对大部门制度并不陌生的深圳政府官员不无感慨。 　　改革如疾风骤雨般推进着，深圳大部制的争议还未平息，一个多月后，人们开始用“石破天惊”形容9月16日出台的顺德机构改革方案。被称为“改革明星”的广东佛山市顺德区，进行了一场被认为是中国当下“最大胆”的“党政大部制”改革。数量的减少只是表征之一：党政机构由原来的41个精简到16个，缩减近2/3，政府工作部门减少到只有10个。 　　需要“勇往直前”的何止顺德，9月24日，广州市委市政府召开政府机构改革动员会，公布了“大部制”改革方案。经过改革，市政府工作部门和办事机构将由49个精简为40个，其中调整、撤并的机构达到29个，占总数的58%。 　　“广州根据自身特点，改革重点放在了城市建设和管理方面，力主往‘大城管’的方向走。”在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陈天祥看来，这是广州此次政府机构改革的惟一亮点，“相比深圳、顺德的大部制改革，广州改得比较保守，动作较小。这与广州的定位有关，广州作为省会城市，不可能也不适合一瞬间动得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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