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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可以突破财富分配不均难题

http://www.CRNTT.com   2010-01-22 08:14:08

不仅绕过分配环节来寻找新的增长动力已经陷入困局，也会使宏观调控越来越困难，因为次债危机所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还没有过去，在中国外部正酝酿着更大的危机，如果2011年以后更大的危机再次袭来，由于可能正逢本轮投下去的巨大投资开始转变成产能，国内生产过剩的矛盾将更加突出，政府是否还有这次这么大的投资增长余地？如果本轮投下去的20多万亿元贷款由于生产过剩矛盾而有相当部分不能形成还款能力，在银行体系开始出现巨额坏账，政府是否还能继续让国有银行提供巨额贷款？如果出口在下一轮危机中再次大幅度萎缩，国内消费又因为居民收入增长缓慢而难以提高，政府又拿什么让投资需求像这次这样来独挑大梁？ 　　宏观调控中的矛盾也使改革和发展的关系在目前陷入了混乱。在经济下滑期为了应对萎缩，政府被迫通过各级地方政府平台向国有企业投资，形成了危机期间在产权增量方面的“国进”，而在危机过后为了解决生产过剩要压缩产能，又以要“消灭落后产能”为理由，鼓励产业重组与兼并，由于中小企业以民营为主体，必然会形成国有兼并民营的格局，由此又会导致产权存量方面的“民退”。这些措施和做法虽然是出自宏观调控的需要而并非是想向计划体制回归，但难免会被认为政府是打着“保增长”的旗号实施体制倒退，因此已经引发了某种程度的思想混乱。 　　所以，如果不在分配环节实施突破，而是希望宏观调控能解决总供求失衡矛盾，必然会使宏观调控陷入更大的困境。 　　                            用城市化突破分配难题 　　文章分析，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造成收入差距的原因却有体制与战略两方面。体制方面的原因是，改革造成了新财富阶层，他们不仅能够通过劳动获取收入，也能够通过生产资料的占有获取收入，由此形成了收入向少数人集中的现象。体制所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是目前大家普遍看到和认识的原因，在解决生产过剩矛盾中之所以会绕着分配矛盾走，也是由于体制所造成的分配矛盾很不好解决，因为历经30年改革，中国已经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与利益集团，而调整分配关系，就是要从诸多利益集团手中拿走他们已经获得的部分利益，这又谈何容易。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开始建立，在一段时间内“矫枉过正”，收入差距拉开得大一些难以避免，如果现在就对市场经济体制动大手术，不仅对社会震荡大，而且很容易让“先富阶层”动摇对市场化改革的信心，从而不利于中国市场经济的稳固。所以，应当采取稳妥、渐进的方式进行。 　　战略方面的原因是，新中国60年中始终采取了“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发展战略，这种战略使中国在长时期内保持了巨大规模的农村人口。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到2007年底虽然中国已经有5.9亿城市人口，城市化率达到45%，但其中包含了1.6亿农村人口，在这1.6亿农村人口中，有1.2亿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其他是“县改区”和建制镇范围内的农民。在进城务工的农民中，只有约2000万人是长期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其他人则以“民工潮”的方式在城市和乡村间穿梭。由于农民工虽然生活在城市却过着极为简单的生活，所以他们不是真正的城市人口，由于统计原因被计算到城市人口中的城区和乡镇的农民，更不能被视为城市人口，这样计算下来，2007年中国的真实城市化率只有34%，比统计显示的城市化率低了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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