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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功秦：改革在不断试错中前行

http://www.CRNTT.com   2009-03-21 09:17:05

时代周报：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总认为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应该同步进行，对此您有何见解？和民主印度相比，我们的现代化道路有何不同？   　　萧功秦：政治经济学、政治发展理论以及历史的大量事实证明，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在落后的后发展国家，都没有那种经济和多元竞争民主政治同步发展的成功的先例。即使是印度这样的经济落后而民主政治似乎“运作良好”的国家，在多元民主制下，许多重大的结构性改革都无法进行。比如国家想颁布一个法令，想要特权阶级出让一些利益，但印度的民主政治使得特权阶层已经凝固化了，重大的改革在议会里都无法通过。中国走了一条比较合理的发展道路，运用强政府的“看得见的手”，在经济发展中，形成社会经济结构多元化，在这方面，中国的强势政府起到了比韩国“凝聚性国家”更明显的经济整合功能，在条件成熟后再逐步进行民主的建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现在正处在政府引导性的发展阶段。从新政治经济学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合理的历史选择。  　　时代周报：站在现在的时间节点上来回溯30年，您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大概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   　　萧功秦：在我看来，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9年，可以被认为是第一阶段，我称之为全能主义新政运动，用全能主义的政治资源来推进经济改革。1978年以后，由元老派政治精英发动，结合中国知识分子和各界的力量，推进了改革开放的过程。坦率地说，80年代初期，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情怀，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多元民主的缺位，认为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要同步进行，而政治精英寻求的是一种务实的道路，通过政治稳定来追求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1989年的那场风波就是现代化进程中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政治选择的冲突。   　　到了九十年代初期，中国的现代化有一个我称之为“脱两极冲突化”的过程：1989年以后，激进自由派在政治上被边缘化了，1992年以后，执政中心重新确定了市场经济的坚定方向，这样，对改革构成障碍的体制内的保守派人士也从此在政治上被边缘化，这使得执政中心不再受到激进与保守这两极势力的挑战与压力。这时候，我认为中国改革就进入了第二阶段，那就是稳定的“后全能主义”的新权威主义基本成型。所谓的后全能主义，指的是原有的全能主义体制的政治资源被继承下来，用以巩固新权威主义的秩序，维持政治稳定，实现强政府对市场化的经济的整合，并对社会进行现代化的动员，这就形成非常强大的社会变迁的力量。从政治发展的角度来说，是通过干部的四化，即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使得技术专家人才大量进入领导班子，形成中国特色的技术官僚主义。这种体制有效地整合了各种资源，在维持政治稳定的基础上来发展经济。中国的优势就此突显，优质的、廉价的劳动力，和政治稳定条件下的巨大的经济投入相结合，这种优势在世界上是少有的。  　　时代周报：您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民主的传统和秩序，需要权威力量来主导改革。在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展国家，新权威主义的优势具体体现在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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