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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终极目标是让人们快乐

http://www.CRNTT.com   2009-02-01 08:38:44  


 
  《中国经营报》:这样的现象也就是荆轮效应(增加消费容易,减少消费难)。现在中国政府在推动投资,也在鼓励消费,你过去一直反对鼓励消费、提倡人民币升值的观点是否会有所改变? 

  黄有光:我认为对中国经济现在应该避免过度悲观以及过度管制,虽然现在人民币出现小幅度贬值,但这是为了避免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目前人民币的升值可以缓一缓,维持总需求不下降即可。中国需要增加财政支出,比如政府出台的4万亿元刺激经济政策。从长远来讲,消费不需要鼓励,现在之所以储蓄率很高,是因为民众没有安全感,希望有好的社会保障措施,将购买力转移到未来。因此,现阶段如果可以确保总需求不下降的话,就不需要鼓励消费。 

  《中国经营报》:说到底,中国老百姓消费水平不高其实是没钱消费,消费不行,过度投资也面临瓶颈,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一直坚持东亚过度依赖投资的模式不可持续,如今扩大投资是否会对经济长期调整带来隐患? 

  黄有光:是的,我国近一二十年来消费不高储蓄较高有其内在原因;首先来自人口结构和劳动比率,16岁~65岁的人在二十年间占很大部分,使得我国工作人口比率高,因此高储蓄率可以在将来人口迎来老龄化的时候,社会有足够的储蓄供老人、孩子消费。因此现在的民众增加储蓄,还是理性的。传承的看,这是有历史渊源的,要多生产,又不能马上用来消费,就只能用来投资。我认为现阶段投资增加对经济是有好处的,目前投资最高的时候已经占到GDP60%,但是投资不可能无限的增长。投资必须能增加将来的生产能力,这个投资才是有效的,盲目的投资是无用的。 

  虽然高投资不能够无限持续,但将来消费很可能上升。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人们对未来的忧虑会降低,自然就会去消费。很多人批评中国高投资的增长模式,但其实高投资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高投资里的无效率或是没有照顾到环保等其他需求。 

  公共政策的终极目标 

  《中国经营报》:你强调快乐的意义,那么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如何实现快乐这个目标? 

  黄有光:任何公共政策都应该以快乐为终极目标,具体的原则可以是法制、自由、人权,这样范围就比较广,超越了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至于短期内怎样推动这些实现,大家看法幷不一致,比如杨小凯就认为一定要推动,而我对这些没有过多研究,但我能够肯定的是,快乐是唯一具有终极价值的。关于具体措施,我比较确定的是加强对环保的要求,强调越早越好,但同时还要考虑经济水平,很穷的时候不能拿一半的收入来进行环保,但不管多么低的经济水平,都应该讲环保,只是你具体做的程度不同,因为,污染者只有到了他所得的边际利益为零时才会停止。同时,环保不能单靠市场调节,还需要政府调节,应尽量使用经济手段,比较好的方法是政府按照污染程度征税,限制排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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