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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友络手握垒球，深情地看着二外的运动场 |
“最好的成年礼是回到祖国”
我父亲出生于台湾屏东，后到日本留学工作。在日本工作稳定后，他就把家人接到了日本。家里有9个兄弟姐妹，只有两个姐姐在台湾出生，剩下的都是在日本出生。1936年，我出生在日本，家里排名老五，上面有3个姐姐，1个哥哥。
1953年，父亲时任日本山梨县华侨总会会长，他时常跟我们说想念祖国大陆，那里才是所有中国人的根。父亲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知道回祖国的机会来了，当时也有很多亲戚选择去了台湾，但父亲坚持要回大陆，所以他就带着我们全家作为第三批归国的华侨回到祖国大陆。
因为我在日本出生、长大，回国前我已经在读高中了，所以我们这几个孩子都不会说中文的。回国后，我和哥哥、姐姐、弟弟就到北京华侨补习学校学习汉语。经过一段时间学习，我考到了天津南开中学。因为在日本读书时，我是学校垒球队的主力队员，加上南开中学非常重视体育，学校就让我组织垒球队和相关比赛。
1957年，在辽宁省沈阳市举办全国14个城市中学生（男子）垒球赛，当时我是天津中学生垒球队队长，经过激烈角逐，我们队夺得了冠军。受此影响，1958年，天津市准备参加第一届全运会，天津市体育委员会推荐我参加天津市专业棒球队。当时我心里还纠结了一阵，因为有学业任务，父母也希望我专心学习，将来可以考上大学。但我太喜欢棒球了，就想着“先玩一年吧”，计划着参加完集训和比赛之后再完成高中学业，在这种心理暗示下，我全身心投入棒球训练。当时天津已经并入了河北省，以天津队为主组成了河北省棒球代表队，我也成为省队的队长。1959年，在第一届全国运动会的棒球比赛中，我们河北省棒球队获得了第四名。
我本来想着，全国运动会结束后就可以安然回到南开中学继续完成学业，结果被告知，天津决定成立体育学院，当时还专门有一个文件，规定在市级棒垒球队等专业队受训的高中生一律留下，预备成为体育学院的第一批学生。我和当时的很多同学都不想上体育学院，但组织上给我们做了很多思想工作，拗不过组织上的劝告，我们就同意上天津体育学院。当时国家体育委员会规定，高中生参加比赛也算是学历，我相当于一入学就是大学二年级。
20世纪60年代，国家正值困难时期，我在天津体育学院学习时，印象最深的就是“饿肚子”。当时全国粮食供应紧张，学校经常组织我们体育学生训练，到了后期，食堂的饭量和营养逐渐跟不上了，学校一组织活动我们就喊饿，于是，学校慢慢降低了我们训练活动的强度和力度，就让我们待在教室里学习理论知识。当时，学校给我们发的大部分教材是苏联教材，包括政治经济学、心理学、教育学、运动保健学、解剖学等。
从天津体育学院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到了位于天津市区的94中学担任体育老师。此后，一段时日，我一直在那里当体育教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