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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韬（中评社图片） |
中评社北京12月4日电（记者 海涵）在上月末中美元首通话中，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强调，“台湾回归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重要组成部分”，表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和军国主义，当前更应该共同维护好二战胜利成果”。这有别于中方长期以来跟美国提台湾问题时，以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作为论述依据。华中师范大学台港澳与东亚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彭韬分析，这种将论述依据与战后国际秩序、二战胜利成果紧密绑定的表达，并非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论述依据割裂对立，而是对台湾问题法理与历史依据的进一步拓展和强化，中方将台湾问题置于“战后国际秩序”与“二战胜利成果”的框架之下，背后有着深刻的现实背景与战略考量。
其一，压缩美国操弄“台湾地位未定论”的空间。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法律效力仅限于中美双边关系之间，而《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等文件，已从国际共同意志层面形成台湾归还中国的完整法理链条，这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二战国际共识，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核心内容。中方把这些文件搬出来，是通过引入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二战成果文件，将台湾问题从“中美博弈”升格为“维护国际法治”的全球性议题，压缩美国操弄“台湾地位未定论”的空间。此时着重强调这一依据，就是用国际社会公认的二战胜利成果和国际法核心文件，击碎“台独”势力及美方等外部干涉力量《旧金山合约》的诡辩，让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从双边共识上升到国际社会共同遵循的秩序准则高度，使其无可辩驳。
其二，反制美国“以台制华”的升级策略。近年来，美国通过“印太战略”将台湾问题工具化，试图联合盟友构建“反华包围圈”。中方以“战后国际秩序”为切入点，直接挑战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力合法性——若美国坚持干预台湾问题，则等同于否定自身参与构建的战后秩序，暴露其霸权主义的双重标准。以此警示美方停止在台海拱火滋事，否则就是对历史的背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