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老师是我颇为敬重、熟悉的一位青年书家和印人。在暨南大学艺术中心书法专业的三位导师中，他是年龄最小的一个。差不多年长一辈的曹宝麟教授和陈初生教授皆称其为“小谢”，有时客气起来也称“谢兄”。先生自镌“人称小谢”闲章，并常钤于书作之上。内容看似浅近，其实大有深意焉。盖“小谢”者，南朝著名诗人谢眺字元晖者也。李白诗云：“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日月。”由此可见先生之为人，于谦谦自抑中亦不无高远之致。

　　先生擅书，于篆、隶、楷、行、草各体，无所不学，并精于篆刻。其书初从唐楷入，后由秦斯小篆而攻大篆，而及西周铜器铭文，其后专攻战国文字，尤以先秦楚简、石鼓文字入书，最为精到。先生之石鼓文、楚简书，工而有变，变而有度，潇洒自然，古文字演变之规律，了然于胸。近年来主攻行草。其行书初学二王，继则熔铸米芾、王铎，雄强峻拔，已显自家面目。篆刻从汉印入，上追战国古玺，继则以楚简融入方寸之中，遂得别开生面。先生于书印创作之外，勤于撰述，长于书法史论及碑帖考证。如果以类型来划分，谢老师可以算是一位理论与实践并重、书印双栖的学者型书家。

　　但在我的印象中，谢老师从不以书家、印人自许。而我也认为，他首先是一位学问家，然后才是书家和印人。先生研究生期间所学为古文字学专业，在汉语言文字方面有较深入、独到的研究。甲骨金文以外，于战国楚简秦篆文字着力最多，所着《汉语字源字典》，中英对照，远播海外。对六书理论及汉字演变规律的研究，对篆字形体构成的熟悉，使得他在变化篆书篆刻风格的能力方面具有了天然的优势。这种优势在其以楚简帛书、侯马盟书等先秦手写体古文字入书入印的作品中，表现最为突出。先生的学问，不光体现在他早年所研究的古文字学方面，在文学、历史等不同领域也时有涉猎。如此宽的学术面，对先生书印风格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观先生不同时期书印作品，雄强之中无不充溢着一种浓浓的、清新的书香气息。这自然是先生的学养潜移默化地渗透在其书印创作中的结果。

　　可以看得出来，谢老师书法篆刻的取法范围是非常广的。他走的是一条融汇百家的路子。走这样的路子，通常是不大容易很快见效的。聪明的人，多半会去走专精一些的路子，这样容易尽早形成自己的面目。但先生却自称是个笨人，情愿避易就难，选择别人认为难走的路来走。他认为，一切艺术只有兼容并蓄才能包罗万有，意藴丰富；专精一家，难免造成局限。而大器晚成，急功近利，无异于自毁前程。因此，他不愿意局限于哪一家哪一派，也不想过早定型，故其作品面目较多。我想，这大概与他“兼容并蓄，期于晚成”的想法有关吧。

　　从先生自中山大学读研究生期间系统学习书法篆刻算起，迄今已十余载。在笔者看来，先生的书法篆刻早已独具一格，面目日趋成熟了，持此足以在社会上炫耀一番，向世人展示一下了。然先生却一直潜于书斋，不肯在社会上抛头露面，以致书法篆刻界鲜有闻其名者。这是我所不解的。以笔者之见，作为艺术家，其作品必然要走向社会，必然要为世人接受、品评、认可的。笔者尝就此问题与先生有过交流。先生的一番告白，令后学之我大受启发：“为艺之道，所忌讳者有二：一是浮躁不安，二是啖名矜奇。此二恶习皆好名所致。人生在世，不能无视名利。然艺术为寂寞之道，求名当求身后名，王觉斯所谓‘日后史上好书数行而已’是也。要想有所成就，必须要耐得住寂寞。我于书印，好之乐之而已，情之所钟，陶然自娱。名利于我何有哉？”我想，先生的这种心态或许就是孔子“游于艺”的主张吧。言及此，我不由得想起萧娴《庖丁论书》中所说的：“为艺者务必脱略名利。名利之贪心萌发，艺术之真趣顿失。若无殉于艺术的操守，艺术断无成就。艺术需要痴情，名利则窒息一切艺术。”此金针度人之语，也正是我辈所应铭记于心的。

　　谢光辉老师时方盛年，教学、著述之余操刀染翰，耕作不辍。尽管先生不曾将书法篆刻作为名世手段，但笔者相信以先生之学养、识鉴、心态，假以时日，其在书印方面的成就必将为世人所瞩目。君谓不然，请俟异日观之！

　　（作者：徐学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