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本人很久未有关于书法的议论见诸报端，也很想与书界同道侃侃书道，现在正可借《书风》一席之地发表些未必合于时尚的议论。立下这个题目，忽而感到既大又重，回忆一下，似乎是某位书法博师在大庭广众下演讲的题目，但他的演讲大多是字如何写才好看，总之其主题是书法要易识且美吧！做为“书法观”，这是极“微观”的，笔者未能精微至此，只得立论于“宏观”了。

　　作为真正意义的“书法观”，我以为第一要义是推陈出新，与时俱进。这决非抛弃传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一时代也自有一时代之书法。回顾几千年书史，每一时代都在更新，书体、风格、流派一切都顺应历史而变，我们这个思想解放、文化繁荣的时代岂能抱残守阙，死守几千年的旧格调、旧样式不肯变化？古人对于政治，对社会早有遗训：“苟日新，又日新”，“变则通，通则久”，何况每一时代人们之审美趣味之变必然促使艺术要求新求变，不变则是没有前途的。但我并不赞成由几个领军人物倡导，一古脑都变成他的面貌，书家没了个性，书法只有千人一面，虽然也涌现一批批“新秀”，但细看不过是某人翻版，书法也同样没有前途了。近年，我对汉简、楚简书法的学习与研究，便是基于此种理念。

　　另一个重要观念便是“书以载道”，书家名流每引此语，唯不知所谓“道”者为何物，书何以载道也？书要载道，要先明确“道”的概念。有儒家之“道”，所谓“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论语》）所谓“守死善道”，“安贫乐道”都是论儒家之“道”，其内容无非是克己复礼吧！这是儒的社会理想，也有佛家之“道”，道家之“道”。我不关心佛事，而佛所谓“道”也不过是信佛求佛之心而已。人的政治观念、价值观念不同，他要载的“道”内涵自然不同。我崇拜道家崇信自然之“道”，所谓“道法自然”，“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致虚守静”，“归根曰静”……这些思想对书法的创作发展当有诸多启示。“书以载道”是翻造了“文以载道”。“文以载道”这个口号是文学创作要为政治主张服务，比较易于理解，但改成“书以载道”便不这么简单了。书家不担负干预政治，干预生活的使命，如何“载道”？能否“载道”？值得深入探讨。或曰：“提倡自作诗文不是可载道了吗？”吾以为未必—倘若你的诗文只是吟风弄月，山水花艹之类，与“载道”这个严肃命题关系不大。于是我又想到了书法界争论了几年的老话题—书法要体现时代精神。这该是“载道”的题中应有之义了，但“如何体现时代精神”这一场论争似乎并未完全取得共识—倾向于把书法作为政治宣传工具的政治家自然强调在表现内容一定要重在当代，而书法理论家并不完全赞同，笔者亦属此类。因为“道”这概念内涵太丰富，单诠释为社会发展理论远远不足。（社会发展应在“道”中）它包含道路、规律、法则、信仰等社会与哲学的内涵。如把书法中的“道”仅限于表现内容而忽视了形式，可能导致舍本逐末—因为书法本身就是重笔墨线条等艺术形式的艺术，因此，真正高妙的书法应该是合乎道家的真谛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所以书法真正的大道是不可道、不可名，亦即到达无法无名的境地。也才是“载道”的真意。或曰：先生差矣！君不见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稿》、《争座位》不是以书法载道家之道及儒家之道吗？诚然不错，但这两件经典作品并非受命于人，有意“打造”出来的，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自然产物，而其他作品未必件件如斯，如王羲之书札中大量的是悲悼丧念之词，颇有悖道家的超脱思想，颜真卿也有颂扬佛法的作品，这就不算纯粹的儒家之道了。至于康有为也并不用书法来宣传变化，《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的手稿我无幸看到，但也无文献记载这是他书法的代表作。但若有人论：我既能用书法表现现代社会生活内容，又能在技法、意境上合乎儒家之道或道家之道，岂不是“书以载道”吗？余曰：善莫大焉，善莫大焉！

　　2006年4月于汕头

　　（作者：刘启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