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用文字来说明自己所画的画，还不如让观众直接看图，文字是很难表达画意的。如果需要为自己画画说点什么，那就在人生的旅途中回顾一下自己走过的路。

　　我出生在文革中期，童年时在花县坪山村生活。当时的知青在村子的祠堂里办起了幼儿班，我和所有的孩子一样接受“革命”的启蒙教育。小时候最感兴趣的就是画画，第一次发下来的铅笔和泛黄色的练习纸，没按照老师的要求就画满了，结果被老师罚站在桌子上，那时才看清楚祠堂很破旧。我没有兄弟姐妹，有一位表哥和我感情很好，在童年的时候我们常常在祠堂前的一棵大榕树下玩耍，他向往长大后当兵做英雄，而我向往以后能画画。

　　母亲经常患病，令我产生许多愁绪，我思想开始比较早熟。上了中学后，因为喜欢独立思考，有点离群，让同学们觉得我很清高，所以朋友不多。平时我就依靠看书和画画来打发课余时间，读高中时，我从一本书上看到了苏联画家马克西莫夫来华的教学笔记，当时学着就开始画起了油画。

　　1990年，我的表哥结婚，我一大早就赶回坪山村，看到往日喧闹熟悉的小巷变得冷冷清清的，我突然有了一种很想把它画下来的感觉。果然，当天晚上我就画了下来，开始了用生活题材创作油画，从那天起我一发不可收拾，骑着破自行车跑遍了家乡的村落，半年来画了二十幅画。马克西莫夫说，画家有两种作画方式：一是开始小心翼翼地盲目拷贝对象，成为对象的奴隶，画成‘理智’的画。另一种是经过对对象的研究，激情地将自己的感觉画在画布上。我可能是属于冲动型的，马克西莫夫的第二句话给了我很大鼓舞和信心。

　　1992年，当地的文化馆吸收了我进去。也是同年，父亲资助我到河南、山西、河北甚至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采风，北方雄强豪迈的气魄打动了我，特别是代表东方文化的龙门石窟和云冈石窟让我看了非常的激动。

　　回来后，有一段时期我迷路了，往最不合适我走的方向画，画了一些不满意的作品，这是因为我画画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后来，我自己也意识到比以前退步了，就干脆停下来看书，我看的书很多，有哲学的、美学的、历史的等等，写满了好几本笔记。当我拿着作品向广东画院的汤小铭老师讨教时，汤老师肯定了我早期刚开始创作的作品，使我重新转回了原来的观念—把厚重的画风作为我的艺术追求。我感到，画画的观念靠的是认识的选择，选择错了，就没有出路，即使你很用功，花去毕生的心血，没有走在正道上的河流终难汇入大海。

　　我一直对自己家乡的民间艺术有着一份执着的爱好，写生采风的同时也收集了无数的乡士题材。1995年，我把多年积累的素材筛选归纳，经过冷静的思考，我觉得家乡一带的古旧祠堂和庙宇是很有历史感的，如果用独特的表现形式来画是可以加深它的艺术性的。我当时很激动，浮想起小时候在祠堂的故事—对家乡我有着很深的感情。不久之后，我创作的一幅以当地古庙宇为题材的油画意外地获得了“北京中国风景油画展”三等奬。这给我的影响颇大，明确了我艺途上的坐标和方向，使我创作的热情更加高涨。然而，当获奬的喜悦心情还未完全消失的时候，我亲爱的表哥却在一次意外中身亡了，他没当上兵也没当过英雄，他在人生的旅途上过早地退出了。

　　自从获奬后，我运用檏实，深沉的手法画了一系列的《百年沧桑》组画，我重视的是用画面的肌理效果去表现南方古建筑的沧桑感；用金石般的色调加强视觉的冲击力去表现一种历史感；在画面上大胆地揉合黑色，画出无数的“黑洞”去表现一种凝重感。此外，我还画了让我感受很深的古石窟，感觉也挺好。我的画常常揉入了“黑色”，“黑色”在俄罗斯有不少画家喜爱用。

　　记得马克西莫夫说过，画家要铭守一个原则，就是在艺术上表现细部永远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艺术史上有很多细部画得很好的画家，但他们并没有成为大艺术家。这句话我一直作为座右铭，所以我画的画脱离了具体细节的描画，主要是从写意的表现中抒发自己的情怀。画画是寂寞的，而我画画时想到更多的是我快乐的童年、外婆和患病的母亲，我是把自己深沉的感情全部倾注在画面上。画画同时让我认识到，一个人能感动别人的并不是他的容貌仪表，而是他的在创造中散发出来的精神。我觉得画画的意义已经不再是单纯地表现景象了，而是通过把景象作为一种载体，运用有个性的绘画语言去表现藏在里面的一种文化内涵，然后从画面上折射出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形而上”的创作精神。

　　2001年５月，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为我举办了第５９回星河展及作品研讨会，早前，广州书画研究院也为我举办了一次小型的画展和研讨会。从这两次展览上我得到了不少专家老师的鼓励和建议，我的收获是非常大的。

　　其实，画展只是里程碑式的过程，不是结果，结果需要纵观画家的一生。我觉得人生本身就是一次旅途，旅途中最大的意义是旅途愉快，做人和画画也是一样，关键是在生存中活得有意义—享受到创造中的幸福就足够了。

　　（作者：麦时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