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城很早就书画兼得，尤擅长大草，笔走龙蛇，书风能放能收，可谓“郁怒情深两擅长”，情性独具。对画，他主攻花鸟，取缶翁之气势融蒲华之氤氲，于清俊中别见浑沦。近年来，他的花鸟画创作集中到水墨兰竹方面，在姹紫嫣红的岭南画坛倒别具一格。

　　我想，国城这别具一格的取材不是偶然的，而是他书画互动的必然结果。他说：“书法移植入画并非容易，草书更为困难。我以写草书为主，当然在绘画上也就更多地追求以草书‘入’画，但更困难的是以草书‘出’画，‘出’在何方？‘出’在兰竹。传统文人画的画法‘入’者也多是‘入’兰竹之类。除了品格上的相通之外，自然因其造型与书法近，移植便捷。我所谓的‘出’是自然的‘生成’；‘出’在兰竹便是自然。”对于深谙草书三昧的人来说，把兰竹看成是书法的延伸和变体，就不是奇怪的事。苏轼文同不就是从枯木，松柏梅兰可以发挥书法的挥写情趣，随着文人参与绘事的日益增多，书法作用于绘画的感情和发挥也扩展到山水、人物画。于是，文人画就这样全面地壮大起来了。

　　但是，自明代徐渭、陈道复更加张扬书意绘画之后，从一定的角度看，文人们撇兰写竹几乎已被画滥。国城当然也看到了这一点：“对于兰竹这个文人画的保留项目，被无数名家画絶的题材，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很明显，没有什么可意味的，这正像文字对于我的书法来讲一样，不过是笔墨的藉口而已。所以兰竹一如书法，也是整体化的笔墨与笔墨的整体化构成。”他虽说画兰竹“没有什么可意味的”，其实，与书法一样的“整体化的笔墨和笔墨的整体化构成”，同样激动了他。因为笔墨如他所说“‘担当’着人的精神，‘担当’着作者的人格与人性”，“是一个‘担当者’”。他就是冲着这而被书法如兰竹所激动的。由此，他才能把被人画絶，画滥了的兰竹赋予具有强烈个人色彩的笔墨构成，激发出自己的生命律动来。

　　因此，我们是否可作这样的理解：虽然大草的语言最为纯粹，但在书家情感和艺术法则的交融中，能使具有强烈抽象美的大草透逸出悠远的意象美来；而大写意花鸟，特别是兰竹，其语言最为简约，画家藉助水与墨的化醇作用，使兰竹的意象美中突显出活跃的抽象美来。这正是国城所运用掌握的“整体化的笔墨与笔墨的整体化构成”沟通了兰竹和书法的原因。综观我国绘画史，历代兰竹作品的风格大多以清新雅逸为尚，但到了近代的吴昌硕和蒲华，才以纷披之老比作跌宕之挥写，使兰竹在清高的品格中增添了率奇的气质。无疑国城的审美情趣是趋向他俩的。特别是蒲华，他对水和墨的淋漓驾驭，更使国城神往。但是，这两位浙籍画家苍茫老健的笔势中仍掩盖不了江南人所特有的清朗之气。国城原先的兰竹也是如此。然而，机缘使他移居广州，郁郁葱葱的岭南风物却使他的画笔产生了移情作用。尽管国城拒絶色彩，但南国浓郁的色彩却絶大地饱和了他的郁勃之气，使他的兰竹具有了更为旺盛的生命力和更为强烈的个人风貌。因此，是否可以这么说：不经意中，国城完成了浙派笔墨岭南化的过程，从而使兰竹这个传统题材得到了现代的活力。

　　写到这里，有四句俚语跳出来，就作为此文的结语吧。

　　潇洒依然吴越风，物华南粤感葱笼。

　　漫将满幅龙蛇影，化入湘兰楚竹中。

　　（原载2002年9月16日《香港书画报》，本文有所删节）

　　（作者：俞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