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我曾在报刊上读过冼玉清教授的不少诗作，知道她是岭南一位著名的女诗人。1952年秋，广州各大学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我才有缘和冼玉清教授见面。当时我是一个刚从大学毕业的青年助教。

　　解放初期，人们对古典文学有一种偏见，认为古典文学是封建主义的东西，从事古典文学研究，没有什么意义。因此，我们系里三位助教都争着去搞现代文学或文学理论，不愿意搞古典文学。有一天，冼教授在校道上碰见我，她主动地对我说：“詹先生（指詹安泰教授）说你很爱好诗词，也写得不错，为什么你不到我们古典文学教研室来？这不是很符合你的爱好吗？”

　　我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似乎她已看出了我们青年人当时的想法。所以，紧接着又说：“祖国几千年来的文化遗产是不会被割断的。它必然流传下去，怎能说研究古典文学没有出路呢?希望你能考虑到古典文学教研室来!”

　　我看她说得这么诚恳，就笑了笑，点点头。

　　那天晚上，我思考了好久，觉得冼教授的话虽然很简单，但颇为在理。于是，过了两天，詹安泰教授来找我谈这问题时，我便满口答应了。

　　我和冼教授既然同一个教研室，见面的机会就较多，更有利于我向她请教了。记得有一次教研室开完会议后，我曾抓紧时间向冼教授请教有关诗歌创作问题，她谦虚地说：新的一套理论，我不大懂。不过按照我的理解，诗的好坏，主要决定于它的内容。诗歌是要反映现实，表达作者的真情实感的，你看，在文学史上任何时代都是以王粲的《七哀诗》，杜甫的《哀江头》、《咏怀五百字》，白居易的《秦中吟》、《新乐府》等为佳作，这是因为这些作品与人民生活、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当然，诗的思想内容是要通过艺术形式来表现的，这就得看诗人的艺术功力了。有人认为律诗的中间两联要对仗，而且要对得越工整越好。这话一般说来不错，但也不尽然，还要讲求变化活泼。例如杜甫的《又呈吴郎》，中间两联：“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都是把一个意思连贯的叙述语言组成两个对偶句，而且工整、自然。但是在句子结构上基本相同，几乎全无差别，这就未免失之呆板，缺少灵活变换的韵味了。倒不如他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中间两联：“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写得生动活泼，在句子结构上既有律诗的形式美、音乐美，又有散文的灵活性，抑扬顿挫，悦人耳目。现在，我们不希望青年人再来写古典诗歌，但懂得它的一些创作规律，对于评论它的优劣，也许是有帮助的。

　　冼教授通过这些作家作品来说明其论点，很有启迪意义。此后，我读过各种版本的中国文学史以及诗词研究之类的著作，更感觉到她的真知灼见。

　　我每次请教冼教授有关古典诗歌问题，她都很耐心地教导我，关心我的学术成长。记得我的第一篇论文《汉乐府诗里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在《文学遗产》上刊登后，有一次她在教研室会议上，既和蔼又严肃地对我说：“你的文章我看过了，算是初露锋芒了。但学问是无止境的，希望你戒骄戒躁，继续努力。”这些语重心长的告诫，我深为感动。

　　1954年初，我和爱人黄志辉结婚，婚后，她邀请我俩去她家作客，在饭桌上她既祝贺我俩，又鼓励我俩在学术上互相帮助，共同进步。至今时隔四十多年了，当时她的音容笑貌还深深地留在我俩的脑海中。

　　（作者：郑孟彤　生前是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