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

　　冼玉清教授纪念会最近请本人撰写一篇纪念冼玉清教授文章，他们似乎知道我和冼教授有些交往。的确，她是和我相交廿多年的同事和友人。本人相识的女学者不多，且多是自然科学家，如北大生物系的胡适宜、地理系的李孝芳、中大物理系的高兆兰、生物系的陈蕙芳、利翠英教授等。文科的就只有岭大的黄翠凤（社会学）和冼教授了。冼教授和我年纪相差甚大，她出生于1895年，而本人却后她廿多年，在1921年才出生。我初次相识在岭南大学校园时，她是一位有权威的女教授，而我才是初出茅芦的助教，在中大还当硕士研究生的小子(约24—25岁)。但是我们却是有缘份，能够相交达廿乡年之久，不时见面，不时谈心。我受教益不浅，尤其在文史方面，在民俗学方面，在岭南文化方面，她应是我的启蒙老师之一。

　　冼玉清教授一生读书对我的影响

　　本人认识冼教授过程中，觉得她一生为人，都是在学问上做工夫，专心一意，至死方休，她的《广东文献丛谈》是在她去逝的那一年(1965年)才出版的。她在岭大国文系毕业后，即以优秀成绩，留任助教，而升讲师、副教授，到1929年已升为正教授，一直至1955年退休为止，未离教学和科研工作。退休以后还不断著作。由于她一生未婚，故同人称她为“冼姑”。

　　她在社会活动中，也是离不开研究工作的。例如1927年起，她是恩师钟荣光校长(当时是岭大教务长)推荐她当上岭南大学博物馆长，所以今天还有人称她为“博物馆学家”的，即因她当了长期的博物馆长之故，虽然岭大博物馆后来改名为“文物馆”。的确，她在长期博物馆工作中，也是采取研究学问方式去工作，例如她在1929年去北京访问中，即对故宫博物馆及北京文物古迹作了专心考察研究，努力钻研，潜心学习，博览群书，著书立说，充分表现出她禀承岭南学派传统，即：

　　1. 长期的、田野的野外考察，

　　2. 博览中外古今群书，

　　3. 努力创新立说，为岭南文化的发扬光大而努力。

　　当时已有“广东女才子”之雅誉，或称为“广东才女”了。解放前广州博物馆即聘她为顾问，广州市文献委员会也聘她为委员，广东文献委员会也聘她为顾问，广东通志馆也聘她为纂修，南京国史馆也聘她为协修等等，表现她实际上已超出了博物馆学家的范围，而已进入了文史学者领域了。1952年后，她归并入中山大学后，仍兼任了中山室主任，直至退休。正是由于她在文史方面的造诣甚深，慧而勤学，终身不嫁，以学问追求为职志。国家还安排当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之职。可见她是学术为终身职志，非斤斤于势位之学者也。即当上广东省政协常务委员(1956)仍以著作为事。并以所善诗文，对参观学习所得，以抒其爱国主义之心，对社会主义的歌颂。此亦对余深受教益者也。

　　校园初遇

　　我和冼教授初见面是在抗日战争胜刊后在岭南大学校园内。当时岭南刚开始复校，战后衰败之气未清，校园萧条，房子没有今天密密的，而且疏落地分散树林和野草间，学生少，教师少。我当时是在岭南大学历史政治系当助教，因为我同时又读中大历史研究所人类学部硕士研究生，故学生不能当讲师，但工作则教历史政治系中国地理课(当时全国历史系都必修的)，在工学院上地质课。因此，老师问很易认识。我记得在怀士堂及钟楼前常常见面，初则招呼一声，后她主动找我们谈，记得有次她问我在那一个系工作，得知我在历史系时，即说她对历史也很有兴趣；当她知我是南海人时，她又说我是她同乡，她说是西樵简村人，和康有为同乡。当时我觉得她是一位很和蔼可亲的长者。她看去圆圆面而丰满，衣着整齐雅洁，一双中等眼睛有神，表示出一种聪慧而有高深学问修养的眸子。头发中分，但似已有几条白发，约40许人了!和她谈话一出声就有一种和蔼可亲的声调，语言雅洁而有含蓄，表示是一位有修养的学者，胸中满藏书卷，一听而知。语言间启发性很强，使人生敬慕之心。并无教授架子，每一起走一段路，问长问短，邀我们这班助教仔到她家中作客。使我们敬畏心情大减，认为不似是一位部聘教授(当时名教授多居教育部部聘，比学校聘用的要高一级)。常介绍岭南大学历史，图书馆情况。对我们工作和学习很有益处。但是只限于一般的交往，未有涉及专业问题。因为当时历史政治系系主任美人包令留(Brownell)还未到校，教授黄延毓还在美未返(兼岭大教务长)。中文系却不只有冼教授，还有李沧萍等。业务多未开展之故。但我们对冼教授已有深刻印象，已发生敬佩之情，为日后交往打下良好基础。尤其她带着那个不深的近视眼镜，给人以一派文学大师的印象，常成为我们这批调皮的年青助教们所欣赏，并和同学们一道称她为“冼子”，表示她是校内一位学术上有权威的教授。

　　容庚家中

　　冼教授和我接触较深的时期是容庚教授南归之后。容教授是一位长者。据说他在北京燕京大学教了几十年书，光复时，傅斯年由重庆返京，和容老不合，说容老是汉奸，即控告容老在日本人统治下工作之意。于是有“傅斯年一气走容庚”的说法。其实容老当时是在北京燕京大学执教之故。容老是个胸怀磊落，有骨气的长者，一气之下，举家南返，应岭南大学之聘，当国文系系主任，岭南学报主编，并安排在九家村一幢两层洋房屋住，这是安排高级教授居住之处，足足有二百平方米之大，楼下花园包绕，内为厨房、饭厅、客厅、书房、生活间等，二楼为卧房。我因岭南学报编辑问题常去作客。在容老家中结识许多学者、专家，冼教授即是其中一位，她间亦到容老家中作客。还有的是容老请回来的商承祚教授，外省名家亦曾见过张其昀、钱穆等人。如果容老不在家，我们就在客厅中边谈边等容老回来的。在这种无目的闲谈中，就很容易谈出心中所有的问题，向他们请教了。比如说，向她请教如何写诗，如何欣赏诗词等等。她也不厌其详，给我们讲解，如押韵不要按书去做，只要“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即可以了。当时王力还未入岭大，故求教多向冼教授了，谈词学她也大胆的说出她和李沧萍教授的不同之处，也和詹安泰不同之处(詹是中大教授)，很有风趣，也反映她词学精深的修养。人们只知冼教授以诗名，并曾刊行过多本《碧琅玕馆诗集》，而未知她词学之精也。朱庸斋亦曾对笔者说过，冼教授词学亦已入流。他常以岭南除陈述叔外，他称第二，可见冼教授诗词均精也。以西关绅士自居的朱老，能称赞她也是不可多得的。但本人接触过程上，正如她评詹老词论多于词篇那样，词存世的不似她的诗的重要，故人们只称为女诗人，而不称她为女词人了。而朱老的词也的确是纤细绮腻，卓然成家者也。然读冼子《海天踯躅图》调寄高阳台一词，国残家破之情，非独用词精絶而已，真不愧词中高手者也。

　　琅玕馆主

　　冼教授把她的居处命名为“碧琅玕馆”。因此，她自称为“琅玕馆主”，笔名也常用这个称呼。她自己解释是因喜欢碧玉珠子而命名，有没有更深一层意义，就未听说。本人推测似乎是比自己是美如碧玉无瑕的美珠，据说这时也是她提升为正教授的一年。这位年资不深的“不栉进士”，也在“九家村”内安排了一家红砖高级住宅给她，虽然面积小一些，不似容老等的高级，但四围花园包绕，小径通幽，却是一个理想的学习和工作的环境，不可以不起个有意义的名字。因为当时九家村内已有由校规划为种竹类种植园的计划，不准多盖房子的。当时华人教授能住九家村已算荣誉的了。因为东南区最好的房子，三层石屎楼，内有宽大廊楼，装有室内秋千等，是供西人住的。

　　冼教授出生澳门名门之家，有好洁习性，房子不大(不大于100平方米)，但布置得体，清雅洁静，加上她又是文物专家，陈设古色古香。尤其在客厅上常燃香，使来客未入室已有香气送来，顿有清幽出世之感。我们常常藉口去问难、借书看，跑到琅玕馆去拜访，饮香茶，又可欣赏新馆之美耳。抗战军兴，广州沦陷，冼氏随校北迁，颠沛流离，在她抗日战争胜利后出版的《流离百咏》中，不少忧时愤世之作，即与其安静舒适的潜修钻研环境的破败有关。据说解放后，学校安排到马岗顶上的洋房居住，环境更为优美(即原西人住宅区)，惜本人因各事缠身，未能亲赴探望，一睹新的碧琅玕馆之美矣。

　　冼氏平日生活俭檏，吃饭时用菜不多，清淡为主，我们常说她摄生有术，能长保青春。的确，我们在岭南—起时计起，到她到广东文史馆当副馆长近廿年间，几无大变，这和她为人乐观，不似一些老师们的固执和愤世疾俗，心地安闲，为人能处理各事安祥，人情达练。这都是大家同感的。而助人为乐精神，由家人至师友、学生无不知之，不容多述。

　　岭南学派的传人

　　冼玉清教授的成就，本人认为文献学方面成就是很突出的。虽然她在北方不大著名，少为人知。但是这不等于她学术水平不高，而在于她参加国民党的政治活动较少。一生读书，足迹长期在省港澳。她是由香港圣士提反女子学校转入广州岭南大学附中，1920年考入中文系，毕业后(1924)留校任教一生，她是正式的岭南大学的“红灰健儿”，是岭南大学培养出来的学者，她的恩师也是钟荣光校长。但是，在南方却是一位出色的人才。她一生研究的也是主要以广东文献为主。所以本人认为冼玉清教授是称得上岭南学派的传人。因为从她的研究著作上看，即很清楚。就本人所知，至少有下列几种：

　　l.《广东之鉴藏家》，

　　2.《广东女子艺文考》，

　　3.《广东丛帖叙録》，

　　4.《广东文献丛谈》，

　　5.《广东印谱考》，

　　6.《近代广东文钞》，(未印出)

　　7.《粤讴与晚清政治》，

　　8.《广东石湾陶器》(未印出)

　　从上所记，可知冼玉清教授一生工作研究是整理广东文献方面为主。这对于研究中国近代革命史和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都有很大的作用。因为从全国来看，缺少了得风气之先的岭南地区的反帝、反封建政治和文化上的研究，显然是一大缺门，甚至不能称为中国近代革命史了。而整理这些资料，分析这些资料却又要有专门人才去处理。从冼氏一生精力看来，也正好说明她是一个最恰当，和最有成果的一个。这些著作对研究岭南文化都起很大作用。

　　还有，她对广东名人的研究也很特出，这也是外地学者难于完成的，如她在《岭南学报》中即有关我粤名人研究论文，就手头资料，已有下列各篇：

　　1.《杨孚与杨子宅》，

　　2.《李明彻与漱珠岗》，

　　3.《梁延柟著述録要》，

　　4.《招子庸研究》，

　　5.《陈白沙碧玉考》，

　　6.《何维柏与天山草堂》，

　　7.《苏轼居儋之友生》，

　　8.《苏轼与海南动物》。

　　正是如此，她的作品多不刊于全国性刊物，但是岭南文献又多用土字土语写作，外地学者亦难于进行研究，而冼子以毕生精力，努力为之，不求闻达于诸候，对为岭南文化研究之贡献，大哉!伟哉!这些名人又多是多面手的，不只文章载道，而且每涉及著作范围、事迹、古迹、名胜、书法、图画、民歌、戏剧、史事、科技、外事等等，亦非以冼子之才，亦难从事于斯项之工作。

　　此外，还有《唐张萱石桥图考》、《赵松雪书画考》等篇，亦反映冼子对书画研究之水平，有较深造诣，虽非善作画人，而评画鉴定等工夫，与容老可称为同行矣。冼子以诗名，但词亦有《琅玕馆词钞》一卷问世。“广东才女”即指冼子多才多艺，不只勤于读书而已也。

　　粤讴研究——地方文学研究奠基人

　　冼玉清教授的地方文学研究也是她一生最大贡献之一，足与她的文献学贡献并称。“粤讴”是典型的岭南文学文化的一种，用广东话(即今称广州话)唱说。早在清末已成为广州话地区通俗说唱文学形式之一，它与南音、木鱼、龙舟等同属粤曲歌謡系统，但却有它自身的特点。这是经过文人招子庸改革的，她特别写了一篇《招子庸研究》(刊于岭南学报)。按南音的唱法，加以文学的词藻，用词多用广州方言、谚语，诉尽心情，委婉凄清，悠扬声调，寓意委婉，为雅俗共赏的粤曲形式之一。本人儿时，父在香港营生，母亲即喜唱粤讴，晚上用对我的催眠曲，也寄意她的心境。相传流行珠江扬州帮妓艇间，多用琵琶伴奏，风靡一时。尤以妇女最为喜爱，因粤讴经招子庸改革提高后，又亲自撰写歌词多首，他本人也是音乐能手，故曲词格律音乐性很强，能唱能念，有一定程式而不死板，可灵活运用，押韵也是，易懂易唱易作，故播传甚速。写作手法，以抒情为主，喻意为多，耐人寻味，故深得妇女们的欢迎，冼子想也经历此种体会而对粤讴研究，予以特殊的注意，她对我们谈诗时，也每自觉不自觉谈起粤讴在她生活中的积极作用，对这种形式民间文学，特感兴趣，以至立志为发扬和光大这一说唱文学形式，可见粤讴对妇女们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对男士而言，也是如此，招子庸立志改革粤讴即是一例，我儿时睡前，都要母亲唱一段，也是例子。以后坊间无名作者，不断出版粤讴，甚至一些革命志士也利用粤讴形式，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在报刊、杂志中不断刊登粤讴作品，甚至民国仍不衰。对外影响还有香港港督金文泰(Cecil Clementi)也迷上粤讴，誉为即东方希伯来民歌，把粤讴译成英文，传播欧美。冼子晚年即选辑了一册《粤讴》，并言可用为对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一点可见冼姑是个通儒，不坚持守旧，有人说她为诗重格律，这可能是受她导师黄节的影响，而她本人就作者和她接触中，就老一辈她的好友的反映中，却是一位开明而能跟上潮流的聪明好学的长者，想大家会同意小弟的看法。

　　女诗人

　　冼玉清教授很早即以女诗人出名。说她是博物馆学者、文物专家、文献学者多是同行学者的称誉，而世人多称为“广东才女，以诗名”的。正如商老(承祚)世以书法家名之，而不知其为我国甲骨文专家也。因为冼子的诗集早在解放前已刊出多集，如她的《琅玕馆诗集》即有甲乙丙三集。又有《琅玕馆近诗》一集。抗战期间又出版《流离百咏》。故世人多知之。在她的教学生涯中，也是讲诗学著名，她在岭大国文系讲诗，早在1929年开始。把她自己学诗过程和经验，总结成一套理论与方法。中文系同学反映，听过她诗学的课是真有内容的，值得启发之处甚多，未听有轻视冼子言论。解放前，我接触较多的老一辈文人多予以称赞，如容老(希白)即题她的《百咏》有“一代闺门好女子，百篇诗卷怨流离”之句。

　　解放后，生活安定，加上参加政协后，所见所闻更多，亦喜以诗篇言志。常见于报章、杂志，故世人皆知冼子以诗名也。但解放前和解放后的诗篇却有很大的不同，例如解放前夕游漱珠岗诗中，即反映她心情的冷落，有“骚怀惘惘对寒梅、劫罅凭谁讯落开!”之句。她是同陈寅恪游漱珠岗探梅时作，但在解放后写的不少歌颂社会主义的诗篇，意气风发，反映诗人心情的开朗和朝气勃发的激情。

　　冼姑为诗评者以为她是以真挚的感情，和闺秀的艺术感为突出。其实这两者是互为因果的。也和她的出身和境遇一致的。例如我本人的国画，早期以清逸为主，晚年渐入官场，则喜青緑山水，表示画格由清变俗，表示由贫寒士人转为富足之家。冼姑一生过着安定和舒适的生活，可谓是温室中长成的花朵。日寇无情，流离百咏，才入世矣。故予谓冼子的清纯可喜，真挚之情，正是她诗格高耸的表现。晚年之转，一变而为开朗明快之心，也是和社会主义社会生活形式转变相结合着。

　　冼姑与黄节诗宗

　　冼子对我们讲诗时每提及她受黄节教授的指导。他们虽然接触不多，但是由于以诗成友，有共同志趣，一见如故，心有相通。我是广州南武中学之生，黄节是南武中学创办人之一，与河南绅士江霞公等共创南武公学会，每年三月三日校庆，群贤毕集。余儿曾见黄节教授穿长衫、带卜帽，道貌岸然；与坐三抱轿来的江孔殷，衣白夏布长衫，瘦骨如仙，高而有神，与穿白色中山装，圆头肥胖的南武中学校长何剑吾等聚会，并已知这些名流都是属保守派人物了。按黄节生于1873年，比冼姑约大20多岁。他们见面于1929年，冼姑约已35岁，黄节亦达56岁，皆已成名，黄在北大专讲诗学，人称“唐面宋骨”，精于七律，被称“一代宗师”。冼姑得江孔殷(清末瀚林，名霞公，立宪派人)、杨寿昌(岭大中文系主任)介绍求教于黄节，自此过从甚密，冼姑常言得益甚大，读黄节《蒹葭楼诗》。黄节亦求见《碧琅玕诗稿》，冼姑亦北游时带上北京求教。并有留京工作之意，因清华与燕大皆有聘冼姑讲学之议。而诗人之幸会亦为一因。黄节死时(1935年)，冼姑亲手为文，名《忆黄晦闻先生》，以酬知己，格守诗宗之训，专心致力于学问工作，直至晚年。该文记述当日黄节教授对她诗篇评语是：“晦闻喜其真切”，而戒以“务去陈言”，并谓：“吾粤诗格之滥，滥于张南山(按张南山即张维屏，此处指张氏晚年反帝反侵略斗争诗篇而言)。”嘱谢絶应酬之作，“勿成篇太捷。”看来，黄节主张原汁原味的唐宋诗格是不应改革的。而聪明灵慧的冼姑，自亦能体会诗宗的“仆亦以此勉子也”的意思了。而“晦闻喜其‘真切’”，此两字亦能切合冼姑一生的诗魂。此亦黄节老诗人对冼姑之赞扬，而又为冼子所接受，一生恭领亲宏，使自己一生诗格中，能真挚的感情，和闺阁秀逸之风是余所最为欣赏者也。

　　余生虽晚，然冼子治学之诚，勤于用功，“敬师乐业”，皆为我辈后学之模范，故乐为研究会赶出此文，以表余志云尔。

　　（作者：曾昭璇　华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