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玉清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女才子，岭南女诗人，今年是她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她曾任岭南大学、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岭南大学文物馆馆长。她和我家翁容庚是故交，同在岭南大学、中山大学中文系任教，对诗词、书画、考古都有共同的爱好和研究，大家都住在岭南大学校园内，因此时常有来往。家翁容庚称呼她为“冼子”，我作为晚辈称呼她为“冼姑”，如同一家人，交往很密切。

　　1952年，广州各大学院系调整，中山大学与岭南大学合并为今天的中山大学。当时学校因工作需要，招考教学辅助人员，我报考被取録，分配到文物馆，从那时起我就在她的领导下工作。我原来对文物管理一点知识都没有，文物的种类繁多，尤以少数民族文物更难辨别，除生产器物外还有生活用品和工艺品等，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单是民族服饰就有五六十种之多，因此，我心里有点紧张和担心不能胜任。那时候冼姑看出我紧张的心情，她一面安慰我说：“不要怕，文物管理工作只要有耐心过细地去做，边学边干，知识慢慢增长，工作就能做好。”一面又要我多阅读一些有关如何保管文物的书籍。以后在冼姑长期耐心指点教导下，我慢慢懂得文物的分类、编目、入册、制卡等基本知识。

　　在与冼姑多年工作共事，她是一位慈祥温文的学者，生活很简檏，长期与女同学住在集体宿舍，在教工饭堂用膳，她没有结婚，对同学们好像弟妹、子女一样，谆谆教诲，同学们都很喜欢亲近她，尊敬她。

　　冼姑在岭南大学任文物馆馆长期间，她为学校搜集和购买很多有价值的文物，作为实物教材，使学习考古的同学除有文字上的认识外，更有实物的观摩认识。除收集其他文物外，尤以收集石湾陶瓷器物最多，她对石湾陶瓷很有研究，由于她爱好收藏文物，所以她结识很多古董商人，那些古董商人每因资金周转不灵时常与她借贷，我记得有一次，那些古董商人没有钱还给她，后来她只有把古董商的一个铜鼓搬了回来作为扺偿债务，这个铜鼓就摆设在她的客厅中，我家翁容庚每次到她家，一进门就指着那个铜鼓跟她开玩笑说：“冼子，冼子，这个是你的伤心鼓啊！”可是她对金钱财物不是看得那么重要。她很克己，穿的还是五四运动时代的圆衫脚，马蹄形袖口款式的上衣，所以很多不认识她的人，都用一种好奇的眼光望着她，可是她很乐于助人，有的同学因家庭经济因难，受到她的资助，冼星海就是其中之一。

　　她是一个热爱祖国的学者，一生从事教育工作。她生长于澳门，求学时代早期在香港、澳门，后返广州就读于岭南大学，毕业后，先后任教于岭南大学和勷勤大学。虽曾因患甲状腺赴香港就医，后来还是回来在广州东山疗养院割治甲状腺。抗战时期，她为抗战前方募捐寒衣，同时发表《妇女对于募制寒衣之责任》的演说。

　　抗战期中，辗转往返香港、澳门、广州、曲江、坪石等地，学校迁到那里，她就在那里讲课。直至抗战胜利，不久，全国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冼姑当选为广东省政协常委，参政议政。在1954年她在中山大学退休了，当时香港的朋友、学生，请她到香港任教，并给以高薪，遭到她婉言拒絶。澳门的家人请她返澳门寓居，亦遭拒絶而留住中山大学。

　　直至1963年，她患上乳腺瘤病住中山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后转广州肿瘤医院，在住院期间，我经常去探望她，她虽卧病在医院，仍然思念着文物馆的工作情况和她经手收藏的文物，关心国家大事。在最后一次我去探望她的时候，她还顽强地半卧着和我谈话，但声音已很低沉了，在我要走的时候，她紧紧握着我的手说：“佩芳，你要好好保管文物馆这批文物啊！”我当时感到十分难过，我不能再控制我的泪水，我含着眼泪对她说：“冼姑，你放心吧！我一定紧记你的话，我会保管好文物馆的文物！”她的手慢慢放松我手的时候，她还是凝视着我，我告知她我要回去，当我要离开病房的时候，她很费力地提起她的手摆动了两次，我一边走一边转头望着她，泣不成声地离开医院。隔了两天（1965年10月2日）冼姑终因癌病医治无效，在广州肿瘤医院逝世了。我沉痛地失去我的良师。

　　自冼姑仙逝后，我牢牢记着她的教导，认真做好文物管理工作，在1979年至1980年全国高等院校清产核资检查工作中，我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颁发的奬状和奬金。当我手捧着奬状时，我想我今天能取得的成绩是与冼姑谆谆的教导分不开的，倘若冼姑还在世的话，她该多高兴啊！我唯有谨此以慰冼姑在天之灵。虽然她已离开我们三十年了，但她那爱国主义精神和她为教育事业勤奋克己的一生，却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

　　作于1995年春

　　（作者：麦佩芳　中山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