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树荣兄多次同我谈起冼玉清教授，我总是不期然想起缪朗山教授。他们都是澳门人，都是从澳门回到内地当教授的知名学者。冼教授在“文革”前因患癌病逝于广州。缪教授自学成材，懂得多国语文，曾在澳门圣罗撒女子中学执教，四十年代中期，在香港传授俄文。解放后，一直在武汉大学当教授。“文革”一来，劫数难逃，恐已不在人世！

　　谈起冼教授，好友老是为她的独身惋惜。冼教授认为早在自己年青时，已决心献身学术。“像我这样的人，一结了婚，必定是个贤妻良母，这就很难专心治学了。”对此，我也不期然想起了香港女作家小思（卢玮鸾），她至今尚待字闺中。她的名言是：“我嫁给了文学。”

　　我同冼玉清教授只叙会过三数次。五十年代她到过澳门，是当时岭南中学教导主任罗作祥夫人冼素娴介绍我同她见面；冼素娴女士是冼教授的四妹冼瑞清。

　　这次会晤，好像是出席全国政协委员何贤的宴会。冼教授谈得不多，大都是学术上的见解。她推崇陈寅恪甚少到校，是学校讲师团的教授，讲师经常到他家里问学，可以说“陈寅恪是教授的教授”。陈寅恪有极其惊人的记忆力，虽然视力不行，但哪一本书第几页讲些什么，他都可以随口说出来。冼教授主张学术自由，赞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双百方针。她以充沛的感情朗读陈寅恪为王国维所撰纪念碑铭中的一段：“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冼教授当年的声情和神采，至今仍萦逥在我的脑海中。

　　还有一次会晤，记忆中似是在香港，应《大公报》副总编辑陈凡之约，参加他为副刊《艺林》主持的作者座谈。其时冼教授适逢到香港，已抱病，但没有人提及。这期间，国内是三年自然灾害刚恢复，陈凡谈笑风生，谈到知识分子敢于犯颜直谏，忧国忧民。冼教授插了一句，是引古书的：“知过非难，改过为难；言善非难，行善为难。”我后来才知道此语出自唐朝陆贽。

　　冼教授特别使人敬佩的是崇高的爱国思想。她多次不为高待遇所动摇，坚持在原有岗位，敬业乐业。她出身富裕家庭，但自奉简檏。病逝前更嘱咐将留在香港的储款，全部用于祖国文化公益事业。她不愧为学术界中的一代宗师！  

　　（作者：李成俊　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澳门日报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