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冼玉清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浏览一下目録，给我的一个强烈感受就是冼玉清先生非常重视地方史研究。今年是冼玉清先生诞辰110周年、逝世40周年，追忆冼玉清先生对广东地方史进行的学术研究，对当前流行的区域史学热有极大的裨益。在冼玉清先生进行的广东地方史研究中，除了利用大量的正史、文集、笔记、诗歌等资料证史外，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特色就是冼玉清先生运用了大量的广东旧方志。

　　冼玉清先生在1936年发表的《粤东印谱考》就是通过对阮元《广东通志》和光绪《广州府志》两部志书中的“艺文略”等入手，认为前人对有关广东的印谱记述颇少，激发她广泛搜求有关印谱，最终完成《粤东印谱考》长文。这可能是冼玉清先生最早利用地方志的成果之一。虽然在这篇论文引用方志不多，但正是通过读方志，使冼先生发现以往方志纂修在某些方面存在的不足。

　　冼先生大量使用地方志进行研究，大约是1940年发表的《广东之鉴藏家》一文，在这篇论文中，引用了大量的广东各地方志，如《番禺县志》、《番禺县续志》、《香山县志》、阮元《广东通志》、《佛山忠义乡志》、《南海县志》、《南海县续志》、《惠州府志》、《顺德县志》、宣统《东莞县志》。她还利用相当多为编纂地方志而进行的调查资料，即《采访册》。

　　冼先生在以后的研究论文，几乎都会涉及到地方志资料的利用。如1947年发表的《苏轼居儋之友生》一文，也多处引用道光《广东通志》和道光《琼州府志》。同年，先生发表的《招子庸研究》也使用了同治《南海县志》、光绪《香山县志》以及《山东通志》等方志资料。在1949年发表的《陈白沙碧玉考》一文，也通过方志来佐证其论点，该文使用的方志包括：道光《新会县志》、黄佐的《广东通志》、阮元的《广东通志》。在《何维柏与天山草堂》一文中，他通过对嘉庆《三水县志》、阮元《广东通志》、同治《福建通志》、道光《南海县志》以及《粤大记》等资料的梳理，认为何维柏是南海沙滘人。

　　除了利用方志进行学术研究，冼先生对方志学本身也有兴趣，并通过研究对有关方志的修纂，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如她在《天文家李明彻与漱珠冈》中，用“明彻对《广东通志》之贡献”为标题，讨论了他对阮元主持的《广东通志》编纂所作的贡献，指出，阮志中的《舆地略》，共六卷的图皆由明彻绘制而成。

　　冼玉清先生大作《广东释道著述考》一书，也处处可见先生利用广东方志资料的情况。她在“凡例”之七条下就方志中记载的著作，考证其作者 ，以作为是否收録的标准。其中就涉略了《广东通志》、《潮州志》、《肇庆府志》等。而在文内更是引用了诸多的方志内容，如阮元《广东通志》中的“列传”、“艺文志”；《南海县续志》中的“艺文志”、《肇庆府志》的“艺文略”、《潮州志》中的“艺文志”、《番禺县续志》的“艺文志”、明《东莞县志》“艺文略”、《广州府志》“艺文志”、《博罗县志》“艺文志”、《大埔县志》“艺文志”、《惠州府志》、《新会县志》“艺文志”、《增城县志》“艺文志”、《顺德县志》“艺文志”、《罗浮山志》、《鼎湖山庆云寺志》、《光孝寺志》、《曹溪通志》等。据此已充分证明冼先生在成书过程中，翻阅了大量的广东各地方志资料，从这些方志中辑録了相关的资料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史料无疑是史学研究的生命所在，运用何种史料也与研究者的史观密不可分。方志尤其是明清时期以及民国时期所纂修的地方志，内容十分丰富，包涵的信息量也相当庞杂。近年来，随着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热潮的出现以及当代纂修新方志的运作，研究者愈益重视对方志资料的运用。研究明清史，地方志文献已经成为当今学者引用最多的资料，冼玉清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为后辈学者带了好头。

　　（作者：刘正刚　暨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