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洗玉清教授逝世40周年暨冥寿110周年。冼玉清教授和我的家族是三代世交，而我自己则是她的“末代学生”。三代世交自然是情谊深厚。而作为“末代学生”的我，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学得不够好或是可以说是“不及格”的学生。但是从她的一言一行、身教言教，对我的影响却是终生难忘的。

　　我家的祖孙三代和冼玉清教授的情谊是这样的。祖父桂坫，字南屏。是晚清广东几个翰林之一，工经、史、诗、文。而冼玉清教授则是我国南方著名的女才子，诗、文、书、画均有极高造诣。我的祖父和她均互相敬重，彼此时有诗、书、画的相互唱酬。我的父亲桂铭敬和她不是同行，家父是我国铁道工程学界元老、著名的桥梁隧道专家。但在抗战胜利后，都在广州岭南大学任教，彼此是同事关系。由于家族关系，家父母（母亲陈美魂是岭南画派创始人之一陈树人的长女，岭南画派的三大家都和冼玉清十分友善）和冼教授之间，往来较多，十分熟落。冼教授是我的长辈和老师。1949年暑假我考入岭南大学经济系。当时，岭南大学对学生的中文、数学、英语等基础课十分重视，并安排最有名的教授上基础课。中文是文、理各科的公共必修课，我上大学一年级的老师就是冼玉清教授。我从小在先辈的影响、教导下，也喜习诗、文，在中学、大学都担任学生刊物的编辑，被同学称为“小文胆”。因此，我是很喜欢上冼教授的课的。在班上，冼教授第一个就认出我，而我的一举一动也逃不过她的眼睛。

　　为甚么说我是冼教授“不合格”的学生呢？从任何意义来说，我都应该是班上拿到最高分数的学生之一。但根据我的记忆，成绩大概是中上，而不是最优。据我的判断她对我的印象也不是最优。按我的现实情况，应该使她失望，实际上是“不及格”。具体事例也还记得三几个。一是我上她的课，时有“偷鸡”（缺课）。这不是因为我不喜欢上她的课，也不是去干无聊的事情。其实，这里有些客观背景，解放初期，学生活动很多，并占了许多时间。而岭南大学当时尚未被“接管”，党组织和上头的意图，往往是通过处在地下状态的共产党支部，领导广大学生去干的。我当时是进步青年，学生活动骨干之一，担任《岭南周报》总编辑，四开的铅印刊物风雨无阻，全部编辑与采访工作只由几个不脱产的学生担任。后来又担任了一年的大学学生会主席。经常是晚上开通宵“夜车”，第二天还要坚持上课。冼教授是否知其事，我不知道。但每次缺课，她都向我的母亲“告状”。母亲知道我没去干坏事，没有骂我，只是说以后要注意，不然她会生气的。其后我的缺课尽量少了一些。记得上课时，她老爱抓我提问，好在我还没有出丑过。每逢答问合乎她的心意，她便笑了。对一些同学的回答不满意的，她也从不生气，而是从容淡定地讲述自己的见地。对她的堂上提问，大家是很受教益很受欢迎的。还有一个例子，大概是1951年的国庆节，我负责布置学校的礼堂“怀士堂”，我和几个同学在礼堂前面的大柱上，用大红纸写了一副长“对联”。按照当时社会习惯，用一些政治术语、口号拼凑成字数相等的两句话，不讲平仄对偶。事后冼教授知道我是为首分子。便笑着对我母亲说：“你个仔真够胆，这样便是对联！”我当时听了以后，也感到好笑。但却不以为然，认为这是社会潮流，而她似乎有点书呆子了。今天，回顾几个片断，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她都是良师，在学问上一丝不苟，治学严谨；但对学生却十分爱护，是深受学生爱戴的益友。

　　在岭南大学，师生员工几乎人人都称冼玉清为“冼子”。我还没有听过有人称她为“冼教授”。子者先生也，带有尊称之意，也兼收亲切随和之妙。冼子在学术上有很高的造诣，但从不以学问吓人、压人，或炫耀自己。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温文而雅、宽宏大度的儒者，从未见过她生气、训人、骂人，人们见到的是亲切的微笑。大家都知道冼子终生未嫁，但她却与西方的独身主义者不同。终日以诗文为乐，精神十分充实，令人有凌波仙子之感。当时，有的女同学对冼子私下有点“非议”，说冼子偏心男生，不喜欢女生。理由是她出入喜欢叫男生搭她坐单车尾。我也有幸也当过她几次的“单车夫斯基”（斯基者司机也。当时国家亲苏，学生也把司机戏称“斯基”）。是她叫我搭她的，我很乐意，也有三分光荣，她坐单车尾时十分开心，有说有笑。我是二十出头的青年人，有气有力。她已是年近花甲的长者了，比我的妈妈大九岁，还有此雅兴。当她的“单车夫斯基”，除了“人道主义”之外，也感到有趣和光荣。说明冼子年纪虽大，但青春常驻，充满活力，她的这种独特风格是令人可亲的。没有教授、长辈架子，她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普通的凡人。至于说她不喜欢女生，那是假的。我们的同学都知道中文系的著名“才女”郑文姬，就是她的“契女”，而另一位出色“才女”林曼华，却胜似她的“掌上明珠”。但在男同学中，还没有听说过有谁够格当她的“契仔”。我相信在岭南大学时期，是她一生最愉快的日子。

　　谁都知道，冼子出身名门望族，家有恒产，积蓄甚多。但她却自奉甚廉，住在女生宿舍“广寒宫”里，五十年代还穿着浅色二、三十年代的宽袖旗袍，一双长筒布袜，一对黑色皮鞋，一副金丝眼镜，令人有高雅之感。听人家说，她日常生活十分俭檏，每日以粗茶淡饭为乐。岭南大学每月发给她的工资是花不完的。有人告诉我，她的祖荫颇丰，包括了动产与不动产。她却视若粪土，也闹不清楚究竟有多少。1952年以后，经过院系调整，她便成为中山大学教授。1955年年满六十，便依例办理退休。当时香港一所大学，仰慕她的才华，以高于国内工资三十多倍的高薪延聘她，但被婉拒。却应广东省人民政府的聘请，回穗担任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的副馆长，过着淡雅的生活，把精力放在中国文史研究上，寂寂无闻而又勤勤垦垦地，为祖国文化教育事业献出自己的心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弥留之际，亲立遗嘱，把她的数字可观的全部遗产捐献给国家，并指定捐赠给最后为她治病的中山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及省内有关的文化教育单位。

　　转瞬之间，冼玉清教授离开我们已经40年了。值她110年冥寿之际，抚今追昔，令人无限感慨，熟悉她的人都会十分怀念她。她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人。她学问精湛，成就卓著，但不求名利，谦谨有度，甘于默默无闻，孜孜不倦地终身埋头治学；她家境富裕，但生活节俭，安于清廉，视金钱如粪土，乐于粗茶淡饭，终身一介布衣；她身为最高学府的知名教授，但却非道貌岸然，而是令人可亲可敬，与学生为友，身教重于言教。冼玉清教授以其毕生所走过的道路，为我中华民族的教师树立起一个难能可贵的高尚形象。对照当今社会一些令人忧虑的现象，人们若有良知，均会肃然起敬。对冼玉清教授，人们若冠以“师魂”或“万世师表”之类的崇高称号，当不为过。但是我想，冼玉清教授最喜欢的评价应该是，人人称她为“冼子”。而她就像月亮里的嫦娥仙子，超脱尘俗，以自己善良、高雅、美好的形象，永远光照人间。

　　（作者：桂治镛　中山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