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玉清教授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平易近人，举止娴雅，有学者之风，长者之德，令人油然而生敬仰之心。她献身学术，终生不嫁，孜孜矻矻 ，焚膏继晷，集诗人、画家、广东文献学者于一身，这不仅岭南无双，就在全国也罕见。而其爱国精神，更值得后人称颂。

　　上世纪60年代，我因工作关系，频往拜访，不懂的便向她请教，可谓谊兼师友。那时她住在康乐村中山大学东北区32号，这是幢坐北朝南的红砖平房，面积不大，门前小园莳花植树，放置盆景，颇为幽静。入门就是客厅，厅壁上方有一木匾，上刻“碧琅玕馆”4字，因而自称“琅玕馆主”，琅玕者：美玉也；火珠也；又，佳文也。韩愈诗：“披腹呈琅玕。”以此自况，名实相副。木匾之下，是一排高大的书柜，絶大部份是线装书。厅内放置木制两椅一几，接待来客。卧室兼作书房，显示主人生活的简檏。

　　她于1895年（清德宗光绪二十一年）在澳门诞生，祖籍是广东南海县西樵简村，故又自号“西樵山人”、“西樵女士”。通常人们称她为“冼姑”，但她欢喜被称为“冼子”，这该是文人学者的美称。

　　一

　　被誉为“岭南才女”的冼玉清教授，其父冼藻扬是港澳知名的工商业家；生母刘氏，出身农民。她在学术上的显着成就，除了个人聪敏勤奋外，还得益于名师指引、良友切磋，以及同族伯父冼宝干的勖勉。

　　冼子不止一次很自豪地对我说：她是康有为的再传弟子。又说：她年少时所撰诗文，甚得冼宝干的赞赏。事情是这样的：她7岁（1903年）入学，在澳门林老虎私塾就读，11岁转入澳门灌根学塾（即子褒学塾），16岁在该校中学普通科毕业。这陈子褒名知孚，号荣衮，新会外海人，生于同治元年（1862年），出身书香世家，光绪十九年（1893年）中举人第五名（第一名为解元，二至五名为经魁）。名次在同科中举的康有为之上，却拜康为师，成了“万木草堂”的弟子，随康入京，参加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同被通缉，乃东渡日本，进行考察，直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才回到澳门，从事教育工作。冼子得名师指引，所以诗词、骈文、书法俱佳。到了20岁，她在香港圣士提反女校读英文，两年后转入广州岭南大学附中。28岁（1924年）在岭南大学文学院教育科毕业，所以中、英文根底深厚。此前，她在广州前清翰林江孔殷处，向画家李凤公学国画，擅绘花卉，长于工笔。她又精研帖学，留心金石，只因诗名文名太盛，以至掩盖了她的画名。

　　她的同族伯父冼宝干（1849-1925），字雪耕，光绪九年（1883年）进士，曾任湖南祁阳、永兴、平江、沅陵等县知县和湖南乡试同考官。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政局动荡，辞官回粤。民国元年（1912年）任佛山通志局总纂，作品有《佛山忠义乡志》、《皇舆图咏》、《说文部首音义表》、《读礼四种》、《服制释义》等。后来冼子长期整理研究广东文献，也许受其影响。

　　冼子早年诗名大着，因此在文艺界、教育界、学术界有很多友人。她和我谈论时，称赞陈三立、陈寅恪父子和商衍鎏、商承祚父子，以及容庚、陈序经、黄海章等人的学识，而在谈到“南国诗宗”黄节时很兴奋。原来早在1929年夏，她经友人介绍，在澳门会见黄晦闻（节），她的诗学观点，颇受晦闻赞许。同年9月，她应燕京大学教务主任周钟岐邀请，北上参加该校的校舍落成典礼，在故都结识大批名士，如张荫棠、陈垣、沈尹默、伦哲如等，并再度会见黄节。她对我说：当时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马季明（衡）、清华大学教务长杨金甫均聘请她前往任教，她均婉言谢絶。因为当时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极力挽留，她在次年6月南归。回到岭南大学后，绘《旧京春色图》，名士为之题咏者有47人之多。她认识一批书画名家，如叶恭绰、柳亚子、黄文宽、吴湖帆、李天马等，互相切磋，相得益彰。

　　二

　　冼子献身学术研究，数十年如一日，老而弥笃，令人钦敬。

　　1962年某日下午，我去“碧琅玕馆”，只见馆门大开，厅内无人，甚感诧异，频呼冼子，只见一位大约50多岁的女佣出来告知：“冼姑在附近的图书馆。”我前往寻访，图书馆工作人员对我说：“这老太婆在书库一蹲就是半天，下午闭馆时还不愿出来。如果不高声呼唤，她就要在书库过夜，看她怎受得了！但是高声呼唤，她又不满意，认为是没有礼貌。这真叫人难做。”我进入书库，果然见她在查阅资料，当时她已67岁高龄，仍顽强钻研，不比青年人差。令人惊异的是：1963年秋，她患乳腺癌，在中山医学院第一医院高干病区留医，我前往探望，医护人员对我说：“她把病房当作书房，仍然埋头写作，这不利于医病，你要进行劝阻。”我认为这种精神极为难得，自问没有本领去阻止。相见时，我劝她注意休息，她一笑置之，不以为意。临别时写了一张便条，要我去仁济路某医生家中借书。我遵嘱前往，那书有10多本，叠起来约两尺高，手提很费劲，只好扛在肩上，像个搬运工，虽说是冬天，扛上医院顶楼的高干病区，额上也要出汗。她见这模样，连声道谢。临别又派给我一项差事，从抽屉中取出一叠书稿，托我交给光孝路广东人民出版社编辑邝某。她这种治学精神，确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冼子从事学术研究40年，可谓著作等身。已出版的专著有：《广东鉴藏家考》、《广东女子艺文考》、《广东丛帖叙録》、《广东文献丛谈》；同时还出版文艺作品，如《碧琅玕馆诗钞》、《碧琅玕馆词钞》、《碧琅玕馆诗话》、印谱、篆刻字书，以及自传性作品，如《更生记》、《流离百咏》。可惜的是：她在1929年北上，与故都名士交往，撰《万里孤征録》6卷，原稿在抗日战争期间遗失。尚待校订出版的有：《近代广州文钞》、《近代广东名人生卒大事表》、《广东中医药书籍提要》、《广东医学名人志》、《广东石湾瓷》、《谯国夫人（即南朝冼夫人）丛考》、《漱珠岗志》、《岭海遗珠》、《广东艺文志解题》、《广东释教道教撰述考》等。

　　冼子还有一大批论文、文史小品在学术刊物和报章上发表，这都是她呕心沥血的结晶。例如，她在1935年4月《岭南学报》上发表的《梁廷枬著述録要》，内容翔实。梁氏（1796-1861）为清朝中期著名学者，作品有35种，冼子认为“其种类之多，范围之广，实近世所仅见。”为此多方搜寻、研读，对其中31种作品撰写“録要”，用功之勤，值得人们学习。尤以对《昙花梦杂剧》等“四梦”剧本的“録要”，态度严肃，富有哲理（近人某君妄加臆测，竟说梁氏“四梦”是年少时行为轻薄的自白，我颇不以为然。因梁氏少年丧父，家境穷困，哪有闲钱养妓）冼子还深入考证，认为梁氏撰剧本得自家学渊源，其族父梁森在浙中为官，干隆南巡，奉檄恭办黎园雅乐，因填造新剧九折，深得褒赏。此说言之成理。又如：冼子撰《粤讴与晚清政治》，长达万余言，她说：“我之所以提出《粤讴与晚清政治》这样一个专题，就是想从这一文学形式所反映出当时的生活与斗争，来作为研究中国近代革命斗争历史的一个印证和补充。”这篇论文充分显示她对当时中华民族命运的关怀。其实，冼子好些作品都流露出她那高度的爱国主义思想。

　　三

　　冼子生活于中国历史上最激烈动荡的年代，外患内乱接踵而至，民不聊生，国将不国。她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悲天悯人，忧时伤物，因而富有爱国主义思想。

　　抗日战争开始后不久，日本侵略军的飞机对广州狂轰滥炸，市民死伤枕借。面对这一惨絶人寰的血腥行径，1937年10月15日，她同林砺儒、吴康、侯过、洪琛、姚碧澄、尚仲农、罗雄才等著名教授，联名致电欧美文化界人士，揭露日本的侵略罪恶，请求主持正义，予侵略者以严厉制载。同年12月，她参加广州各界组织募制寒衣慰劳前方将士委员会，发表《妇女对于募制寒衣之责任》的播音演说，次年10月12日，日本侵略年在大亚湾登陆，向广州进犯，她避难澳门。11月，岭南大学在香港复课，她由澳门去香港，继续在岭南大学任教。1941年12月25日，日军侵占香港，妄图要她和前清翰林张学华两人牵头，组织香港东亚文化协会，她保持民族气节，大义凛然，坚决拒絶，并化名潜赴澳门。其后岭南大学迁往广东曲江县仙人庙，她毅然放弃在澳门安逸富裕的生活，不顾亲人劝阻，接受岭南大学校长李应林之聘，以一介弱女冒险犯难，从澳门乘船至广州湾（今湛江市），陆行转往遂溪、廉江、盘龙、郁林、柳州，途中行李尽失，到桂林后，获得广西省政府发给“归国文化人补助金”两千元，终于到达曲江。如无巨大勇气与毅力，曷克臻此！

　　冼子不止一次向我津津乐道：1955年退休后，其友人、学生邀请她去香港任教，月薪三千多元；还有人请她担任一间学院的院长，如因年老不想干实事，挂名也行，可领取高薪。她在澳门的亲人也敦促其回去团聚。但她坚决留在广州，一概谢絶。这对于一位独身的老妇人，实在不容易。再说，当时她退休并非自愿，学校只发给六折工资。虽然她对钱确实不在乎，但一向忠于职守、忙于教学的人，突然投闲置散，却不是滋味，为此郁郁不乐者达9个月之长。后来安排为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在这前一年曾当选为省政协常委，此后多次随政协工作组赴各地视察，眼界大开，心情舒畅，沿途写了很多诗词，油印成册，分赠有关部门和亲友，全是出自肺腑的歌颂新社会之作。

　　四

　　冼子出生于著名的富商家庭，父亲冼藻扬创办天和轮船公司，经营西江航业；在香港、澳门投资于获利较丰的电灯公司、牛奶公司、麻缆公司，还开设建昌荣药庄。然而出乎人们意料，冼子在岭南大学读书，却是半工半读。据传：冼子父亲去世时，给她双份遗产（主要是股票），用意可能是有一份给未来女婿。这些遗产由其六弟、香港知名大律师冼秉熹代为经营、保管，大大增值，但冼子对这丰厚的遗产视若无物，分文不动。

　　冼子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38年就任岭南大学正教授，1943年被教育部鉴定为甲级正教授，工资不算少，还有稿费收入，并无任何负担，大可以锦衣玉食，可是她的日常生活一直是异乎常人的俭檏。她多次向我宣传节约，大有孔子所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的风格。她的俭檏并非吝惜，因为她乐于助人，慷慨解囊。不止一次和我谈及，她在1930年曾资助冼星海去法国留学，还关照在岭南大学当女工的冼星海母亲。当冼星海逝世10周年时，她赋诗纪念：“万里渡洋曾托母，卅年论学忝称师。”她知道友人经济困难时，不止一次伸出援助之手。

　　我去拜访冼子，她再三表示要请我吃饭，我均婉辞。有一次她说:“今天女佣请假回乡，自己不想动手煮饭，附近有个教授饭堂，每人一餐只用五角钱，现在我请你去吃。”我想：这五角钱的人情不宜拒絶，也就同意。临去时，她说:“你吃榄角吗？我今午吃剩几个榄角，带去饭堂好不好？”我说：“好。”她见我回答得很爽快，又说:“我还有几片腊鸭，都变味了，你吃不吃？”我说：“吃。”于是她从碗柜内取出两个小碟，分别盛有榄角、腊鸭块。进入饭堂，她要了两份小菜，不足1元，连声称赞饭堂的菜肴价廉物美。我既然表示愿吃变味腊鸭，也就怀着好奇心举筷一试，那味道确是又苦又涩，实难下咽，只见她甘之如饴，不能不啧啧称奇！有一年冬天，她穿一件素色旧丝棉长袍，慢条斯理对我说：“这棉袍已穿了20多年。”随即揭开棉袍的袍里给我看，那上面赫然有几大补丁，十分显眼，令我惊异。若非亲眼看见，简直无法相信。

　　冼子不结婚，却关心别人的婚事。曾多次对我说：她有一位“契女”，年过三十，尚未有偶，言下不胜焦急之至。她当然也关心我的婚事，一再透露香港某富商的独生女未婚，我自愧寒微，深知“高门非偶”。冼子虽然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但不谙做媒之术。她越是夸耀女方资财百万，就越把我吓怕了。

　　1965年1月，冼子健康恶化，在先烈路广州肿瘤医院留医。她把自己存在香港中国银行的10万元港币捐给中山医学院第一医院等公益事业单位（有人传说为100万元，待查）；还把毕生珍藏的文物、书籍分赠给广东民间艺术馆、省文史研究馆和中山大学等单位。知情者对她此举，莫不交口称颂。认为其高风亮节，定将环宇流芳！

　　（作者：袁钟仁　暨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