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玉清——中国诗坛女杰

　　余识冼子于1944年在韶关仙人庙岭南大学分校。萍水相逢，但已知她是著名诗人，着有《碧琅玕馆诗集》。日寇投降后，余在岭南大学历史系任教时，同处康乐园中，朝夕相处，交谈甚多，始真相识。秦牧《关于岭南女诗人冼玉清》文，提说:“说她是近百年岭南杰出的女诗人、国学学者、广东文献专家，却是恰如其分的。我想来想去，想不出有哪一位妇女在这方面的造诣超过了她。”又读到莫仲予文称他“深深感到一个女子为了枯燥无味的学习，艰苦钻研，乃至终身不嫁，为后一代培育人才，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见《岭南文史》1995年4期)，文题为《文史芬芳述馆贤》。的确一个女子一生为学术，一生爱诗、写诗。至有今天成为闻名的诗人，是数百年来少见的。故我敢据以称为“中国诗坛女杰”了。意即这位女子与男性诗人，功力相等，是最难得的。显示她是一位聪明和勤学有超出一般女子的勇气与毅力，才能达到今天的境界。可称一革命的女性诗人。

　　冼子的诗和人生观的革命性表现在独身为学术、勤力和节约、救亡抗日、参政议政，四大方面。

　　(1)妇女革命的人生观

　　诗歌是一种文化现象，必受到时代环境的影响或烙印。她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必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独身”即是革命妇女反抗封建婚姻制度的表现。正如冼子的话说:“我年青的时候决定献身学术，像我这样的人，一结婚了，必定是个贤妻良母，这就很难专心治学了。左思右想之后，就决定终生不结婚了。这在我是作出了牺牲的。”她爱好于诗，故在岭大文学院教育科毕业时，毕业论文题即为《中国诗之艺术》(时为1924年29岁)，已显诗才。1925年被聘任国文系助教。1928年升讲师，开诗词课矣，时34岁(1929)这是不容易之事。反映冼子勤学苦练的一点安慰。其新开讲课的内容亦已为诗人黄节所肯定，当谓“以此见子之学，而未见子之艺也。”

　　于是冼子北游即复见黄节于“蒹葭楼”，出示《碧琅玕馆诗稿》。黄节即爱其“真切，因而批曰:“独喜其‘真’。”

　　她又得燕京大学马衡 (国学系主任)延聘开讲《文学概论》，清华大学杨金甫教务长聘讲《诗学》，名扬北国。但后为钟荣光校长，答应为他进升教授，批住房屋。才南归。然时局有变，日寇入侵，冼子爱国之情，洋溢于表，在抗日战争时期表露无余。

　　(2) 勤学和节约是保证冼子学术上成就的基本方法。她不愿依赖家庭就要自立，工资不多，要靠积蓄。但是她又乐于助人，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英雄气概。她资助了她的在附中教书时的学生冼星海赴法留学，这是一篇动人的故事。她经常照顾同事，例如对朱师辙教授的资助。为此，朱氏曾填一首《长相思》谢她。下半阙云:

　　“忆良俦，念清修，惠我鸡膏佐素馐。深情感涕流!”

　　她对不良社会的反抗说明是她革命思想藴藏于心坎中，不时触发的表现。

　　(3)抗日救亡是她革命思想高潮时期，诗亦最工，1937年为抗战前方募捐衣服，发表《妇女对于募制寒衣之责任》演说。1938年又发表《民族女英雄冼夫人》，1941年在沦陷的香港时拒絶日人邀组“香港东亚文化协会”，潜回澳门。1942年自澳回国执教岭南大学韶关仙人庙分校，1943年与书画名家雅集河西茶座,“宣传抗日，倡导书风”。几乎每年都有一篇宣传抗日救亡的文章，尽唤起民族之责。1949年出版《流离百咏》(广州文光馆出版)更是诗人深入战地的实録。能目睹战争的实情，与身受其害之困，发而为诗，如泣如诉，作为一个女诗人，是很难遇得上的采访。莫仲予兄说过:“《流离百咏》一集，是冼氏中期的诗作，也是冼氏全部诗词的精华。”八年抗战把冼子带进社会的实践中，为以后对党认识提高，易于受党领导，起了巨大的转变，并走上参政、议政的政途上，更是可喜。在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也算是一位先进的了。例如，胜利后，1946年任广东文献馆委员，1947年南京国史馆特约协修，1948年任广东省文献委员会委员。1951年即任广州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开始为人民政府服务。1954年当选为广东省政协委员时已59岁，正式参加参政、议政工作。表现得到广东人民的信任。对国家的建设做出贡献了！由于她的革命热情和工作的成绩的突出，1956年被委任为广东省文史馆副馆长。

　　(4)冼子晚年在政协工作的积极性表现为不顾年纪，已是60岁以上的老人，积极去各地参观学习，察视民情。奔走全国各地之间，计1956年到佛山、三水、汕头、梅县，1957年去合浦，1958年赴南海、番禺、新会、琼东、通什、惠阳 (到潼湖、横沥、平潭各地)，1960年到韶关专区(到曲江、马坝、樟市、砰石、星子、连县、阳山等地)，湛江、茂名、雷州半岛等地，并到外省参观学习(包括武汉、西安、三门峡、洛阳、郑州等城市)。1961年到西北及四川参观学习。1962年到西樵、简村。1963年被委任为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1965年以乳腺癌病逝，年70岁。据医生云，她身体各部分均正常，乳腺癌可能与她独身不婚和不育子女有关。果又应她说:“这在我是作出了牺牲的一方面吧！”

　　解放后，能走遍大江南北，视察民情，对她是人生一大快事，使她对诗作大步前进。她到地方太多，遇事亦广，又创“以诗纪史”之法，每到一地，辄题一首。几十个字中，即能重点表达所见所闻与感受，又兼传达感情。后闻好友陈寅恪教授更进一步，提出“以诗证史”，视为史学研究的好方法之一。如题冼子送他的《流离百咏》时，即作题称:“大作不独文字优美，且为最佳之史料，他日有编建炎以来系年要録者。必有所资，可无疑也。”可见冼子诗作，不仅在文学上价值之大，而在史学亦大有功焉。

　　不少学者亦有作“冼子之学，为诗所掩”之语。如视察所过，每有诗记，如1956年赴梅、潮时，所成之诗即有《出发潮、梅》、《增城途中》、《车过西湖》、 《初扺汕头》、《潮汕风味》、《礐石中学》、《初扺梅县》、《过人境庐》、《党群问题》、《福利问题》、《学习问题》、《领导问题》等多首，反映她所感受的群众意见。得领导的重视。

　　总冼子一生诗风，贯穿一条要求，改变世道，革命之心，由十五六岁“自梳”开始，对己严，对人助，悲日寇之侵凌，叹家国之残破，发为《流离百咏》，以诗词纪史，诗品提升，以解放后努力工作，以诗助政、参政，造福人民，可称为“政协诗派”。余因亦参加政协，举国委员亦多能诗，“不是写几首山水诗即称为‘黄山诗派’、‘丹霞诗派’耳!”在学问上则开“以‘诗’记史”之先河，为史家陈寅恪广而深之，成为“以诗证史”的理论。是则学者说“冼子之文，为诗所掩，实又可称为“冼子之文，得诗而荣”矣。

　　2.冼子诗风以“真切”和“热情”为本。由学诗而写诗，以诗唤起群众、争取女权，参政议政，皆与诗结缘，故一生为诗，非此不可。能站在人民立场，思想革命。如柳亚子赠冼玉清大家诗，其中即有诗句云:“珍贵女权新史艳，书城艺海共论勋”，即推重其民主革命思想。为诗真切之情，自少女而长成，热情有加。此亦与岭南地理环境之影响有关。盖五岭以南，山清水秀，生气盎然，以地入热带，冬无霜雪，夏无炎热，四季如春，花开四时，水田两造，桑蚕八收，人无饥冻之虞，仕有聪慧之姿，不独女士为然，故革命思潮之澎湃，各种学派的丛生，冼子之诗风即在明媚风光环境在歌颂自然，成诗自美，“热情”、“真切”即由此生。诗人亦爱其真切并及秀气，陈三立 (寅恪之父)题称:“淡雅疏朗，秀骨亭亭，不假雕饰，自饶雅趣，足以推见素抱矣。”“真切”之情。一如其词及画。并能引起秦牧诗人久久不忘，《种竹歌》亦有“我自不花蜂不惹，拂云筛月闲情写。清凉世界忘熏灸，静翠幽香自潇洒。”被认为好句。冼子晚年炼句甚工，如应陈寅恪教授“仲夏纯阳观探梅诗”即可为例。

　　冼此诗是用诗人之心意去探梅的。因而提出了“铁干肯随春气暖”之句。余深感诗人炼句之工，因梅树是铁干，可生于瘦土石隙之恶劣环境中，木质细密，故钉、锥难入，不似桃树木质疏松，而花开耐风寒，能随春气而首报春来了，不似桃花喜生于肥沃土壤，花开于日暖风和之时，故称为“国花”可矣。作者接触冼子，亦受她的“真切”和感情的感染。她颜容表现出温和慈祥，容颜舒展，好看而少皱纹，母爱情衷，像有一股温暖的清泉流入青年人的心坎!这是一位伟大的女诗人的形象至今不忘!故她诗风的美，也使她青春常驻的原因吧!

　　故予谓冼子诗风为岭南风格，其于中原诗学，乃由治学得来，实为中原文化之陶冶而生，故可谓冼子之诗乃吸养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之传统而加以岭南特色者也。

　　郑孝胥则总批其《诗集》云：“古体诗时有隽笔”，即爱其隽秀之气。而陈三立先生又喜其真切自然，“不假装饰，自饶雅趣”，总之，冼子之诗是集众家之长，合则用之，以富自身作品。可谓取古今诗家之长，为己所用，正如莫仲予兄所谓“冼氏诗则独往独来，不专唐专宋，随意发挥个人胸臆。”即予所谓发自已聪慧之自性，以天地为师，以秀丽河山为材，写秀丽明媚之景，记风流人物之姿，不作蚕丝自缚，东施效颦，但取其精华，炼成新句，抒发真切之感情，以感染他人。故能成为岭南一大家，为活跃于我国诗坛中之女杰焉。

　　一本国际水平的佛学著作——《广东释道著述考》

　　此书为国际先进水平之作，兹举例12点言之。

　　1.本书述释家之作，最为丰富。唐代七家、宋代四家、元代二家、明代五家、清代七十六家，民国七家。附释家言三十九家。显明集中于清及民国。此亦正本书的特色，亦为真实价值所在，即岭南释家文献之丰富远比其他地区为特出，亦为最难收集的著作。明末、清初，志士逃禅，多为饱学之士，加以义愤填胸，多寄望于宣传事业，以导时人及后人。多为外地学者所少见并难见之作。故此书之成，足补我国佛家著作空白。

　　2.校注精详，每一家言，考证版本，如释惠能《金刚经》释义二卷时，首写六祖简介，即集《六祖大师缘起外纪》、《坛经》、《指月録》、《岭外名胜记》、《五灯会元》、《旧唐书·方伎传》、《传灯録》、 《六祖缘起又记》、阮元《广东通志·释老》等9种文献为据，既简而精。总结禅宗的特点是“不须累世修行，不重大量布施，只要主观上觉悟，便可以成佛”。

　　3.版本厘订之慎。一字之差，多一字和少一字之别，亦加厘定。如《六祖坛经》二卷冼子作谨按云:“惟阮《通志》则著作録《六祖坛经》三条:既作唐惠能撰，复作唐释惠昕撰及唐释法海撰。查《坛经》是惠能说，法海録，可谓为惠能撰，亦可谓为法海撰。惠昕则将不分门品亦不分卷之法海本分为二卷十一门，直是改编。阮《通志》谓之撰，误。宋《志》谓之为注，亦误。惠昕宋人，阮《通志》谓为唐人，且列在法海之前，尤误。”。

　　4.冼子立言，对禅宗有深入研究的表现，变梵为华，始于六祖，此冼子立言之严格选取，余甚同意。立宗传世，重宗轻法为中国禅宗之祖者，六祖也。

　　5.冼子能突出南禅的地理分布特征，冼子在“谨按”文字中，屡屡指出，引用9种著作取其精要合成，即引《旧唐书·方伎传》记六祖自言:“吾形貌短陋。北土见之，恐不敬吾法，又先师以南中有缘，亦不可违也。”又取《坛经》一段云；“‘汝何方人’?(指六祖)对曰:‘是岭南新州百姓。’祖言(指五祖):‘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能曰:‘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即五祖知唐代岭南地方宜为禅宗传道场地。即儒家文化封建势力在群众中未有强化力量，有利于禅宗“顿悟”思想的接受。与予在《新兴国恩寺志序》中所云：“祖 (指五祖)促南归，嘱‘逢怀则止，遇会即藏’。今怀集六祖岩花岗岩石蛋地貌叠成，即云藏身之所。至四会而藏身猎户中，可见祖知岭南为六祖说法场地矣。

　　6.冼子重点详述六祖为禅宗创始人，实有她的卓见。唐武则天称为“顿教”已指出六祖“顿悟”为禅宗的宗旨。轻“教”重“宗”(哲理)，与群众接近，解决人生问题。故五祖一听六祖偈言，即授衣钵，并嘱南逃，以摆脱北方“渐悟”的潜修思想，“顿悟”，指神经思维上的突然贯通，是“突变”的过程，虽立基于渐变。但累积至一定的时候，即可产生突变。这是合符唯物辩证观点的。

　　7.冼子认为禅宗至六祖而立，并影响日后儒学。亦为冼子禅学理解的精辟之见。冼子说禅学其“哲学与南朝玄学相适应，重视义理和理解。”传至六祖，他才提出“仁者心动”之书，即他的“见自本性”观念与《金刚经》偈言，完全符合。

　　8.冼子校对之余，每指斥学人之误。如对《南宗定是非论》一书的考释时，即直指出胡适的浮夸作风。冼子说，“有关南宗七祖神会之阐扬，钱谦益在其《杜工部集》卷十五《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之芳)一百韵》注中，已详言之。沈曾植《海日楼札丛》卷五《禅门师资承袭图》更将此问题提出，而胡适自矜为发千载之蒙，可谓诬妄之尤也。”这一改正，苟未得如冼子受岭南学派学风之熏陶(即“田野调查、博览群书、力求创新”之旨)，则胡适之夸言，未能为人们指点出也。可反映冼子治学之勤，钻研之深，才能发人所未知者。

　　9.冼子详考明代德清著作实为对我国佛学研究一大功绩。憨山大师为我国著作最丰富之名僧之一，冼子引金声刻《憨大师华严纲要引》云：“片字落纸，不胫而走四方。著述殷盛，自佛灭以来未数有也。”冼子辑考即达几52种。

　　从冼子释家著述考中，记憨山不只佛学为主，且身体力行，即冼子考《曹溪中兴録》二卷时，即録出十则；祝以豳序云：“念曹溪末法之湮，而佛界之几为廛阓也。悉逐诸屠沽亡赖及所畜雏豚雁鹜之属。戒僧徒永断酒肉。”

　　憨山还亲复建大殿。不想“六祖法道之衰，乃誓斥力救其倾颓。使曹溪经八年经营中兴，1623年10月11日圆寂南华，称中兴禅僧，制肉身供奉。

　　余少年即闻学者说六祖、憨山为假肉身，即兵燹之灾，灭寺之灾，难以保存，真肉身坏后，重塑漆布假肉身以代替，使宝刹得存其誉。幸予有缘，于文革时，当船夫于武水，运屎于韶关市干校(芙蓉山)之间，常过南华，礼六祖肉身，却已被红卫兵截穿大小洞于真身，于胁处大于人头，于头、背、小如拳，洞见真身内结构。曾刊《新兴国恩寺志序言》提及。

　　六祖真身自颈至臀为一长方铁条 (厚1厘米，宽2厘米)弯曲支持着，保持背部略弯形态。胁骨全部完整保存，各长约7-10厘，由胫骨长计算，身高约 1.6米，头骨仍存，与脊骨结合良好，未见窃取痕迹，骨质仍坚固，不似假造，从骨骼长度比例协调看来，当是肉身，但形象似老人，与各记相合。外殻漆布护身，未似改制。

　　憨山肉身放于其侧(都在神桌之上)，似移下二肉身一起来击破者。憨山头骨大，胫骨粗，即比六祖身材高大。当为外省人体质，与记为安徽人相当。胁骨亦长于六祖，亦全部保存良好，脊骨亦较粗，头脊相联呈自然状僧态，没有移改痕迹。高度按胫骨估计为1.7米左右。亦为老人体形。外殻为漆布护身。

　　10.冼子对近代佛学著作收集之勤，使本书成为近代佛学研究必备各之书。该书第六，即名为“近代、民国、今人”。此节收集所及，范围更广，资料丰富，此不仅为文博学者所应为，亦为发扬“岭南文化”的必要途径。她意犹不尽，更进而“附：释家言”一章，凡30人。多为学者之研究佛学者，亦为研究佛学学者所必备之参考文献也。如罗时宪居士乃余好友，为中山大学研究院之同窗，在坪石时之密友，余学《金刚经》不懂之翻译梵文音义，即请教他，其后又请教《因明》，亦蒙善导。赠予著作皆油印稿，惜因逃日寇而尽失，今复见于冼子一书，诚大喜事。

　　又如冼子收集岑学吕居士著作中，有谈及虚云诸书，至为可喜，余生也晚，但于1941年得在南华寺巧遇虚云，他应李汉魂主南华，但修建殿宇。他看去满头白发，长至披肩，精神矍铄，似达百岁高龄，但身高不过1.6米。见我们来访 (与吴尚时教授)，才归客堂，介绍情况，并各赠《坛经》一册始别。1943年，我们考察“西京驿道”，由临武下坪石、过梅花、大桥，出云门山风门坳，入南水，云门寺在焉。再遇百岁虚云，又赠予等佛学著作，带看全寺胜迹，始别。今读冼子所辑考之书，始知虚云“以一生奉佛为至荣，百年如一日”，他“西入康藏逾喜马拉雅山，朝礼五印度，折而至南洋群岛，其生平行迹，合晋法显、唐玄奘，明徐霞客而为一人。此亦中国地理学史上之所无。”(《虚云和尚法汇》)。

　　又记他“忆壬辰岁春云门事变时，云重伤病重，目不见，耳不闻，奄奄一息。九死余生，偃卧床褥。”“1951年辛卯夏历二月十四发生‘事变’，突有百余北汉围困寺门，说有军械藏金，遍搜不获，迫令供出。师被毒打四次，胁骨断，其余僧有被打死者。”又云:“1958年师一百一十九岁时，反右之风甚盛，有人欲诬师为右派，后得北京解围。师将重建光孝之黄金二十八斤，白银三千元，交政府保存，以待将来之用。”这些都是很难得的资料。余尝谓历代高僧多属劫后余生，六祖、憨山、虚云，皆其例也!故对冼子之选书之精，存史之心，至足为文博专家所学习，是知蕙蕊兰心，竞有如此崇高风格者，其冼子自谓乎。

　　11.冼子本书为南禅研究必读之书，将为研究“岭南文化”学者不可不读。故本人称本书为我国近年出版精彩一书，故称之为国际水平。使国际佛学研究者不能不重视冼子此书之缘由也。冼子花数十年功夫，钻进一专题中，眼看今世此种工作，少人做，做亦难，自己不努力而为之，则岭南文献精华将失，余知冼子之心久矣，晚清文学，有英人金文泰(Cecil clementi，1925-1930香港港督)认为“粤讴”可与希伯来民歌相比。冼子亦对此用心，勤于收集，钻研分析，以贡献于今世文学人士，用心亦良苦，此亦一朵重要的“岭南文化”鲜花，为当时南国文坛生色的项目。愿有名人作文以诵也。余曾请中山大学历史系程美宝博士，广州市地方志办曾新硕士为之，她俩皆我粤女中良材，当可承此重任焉，顺记于此!

　　12.冼子此书的国际意义也是明显的。南禅是中国禅文化的一组成部分，岭南禅文化传播到东北亚、东南亚地区，即连佛教盛行的印度，也有僧人前来学习。六祖弟子中即有梵僧崛多三藏，原新罗国王子无相。六祖伺者灵通，即为波斯国人等等。我知暨南大学罗晃潮教授在《创建日本佛教黄檗宗的侨日高僧隐元禅师》一文中（《岭南文史》1993.4期），即记明临济宗隐元(1593-1673)即在62岁还应邀东渡日本弘法凡20年，重振日本佛教颓风，成立日本黄檗宗，盛时日本有寺千余，信者200万多，至今传58代，今仍常到华谒祖。覃召文教授名作《岭南禅文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即指出，“新罗顺支禅师，他于大中十二年(858)入唐参仰山，得法而归，后成为新罗国沩仰宗的始初传人。”又云:“元和十五年九月中国的无言通禅师就到了越南，开创了越南的禅宗后派。”等等都是例子了!

　　冼子之画

　　冼子以“诗人、书画家、文献专家、文物鉴藏家”称着（见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出版之《粤海翰墨》一书的作者介绍栏中）。但今天人们少谈冼子善画。其实冼子年青时，已曾请教广州名画家学习国画，并以花鸟为主。画人多识之，如抗战时期，我们在砰石中山大学，冼子在韶关仙人庙岭南大学，即在报章上（《大光报》）曾见在韶关书画家们有在韶关河西茶座雅集，共商提倡书画，以宣传抗日精神，在座中即有画家麦汉永与冼子等参加，书法家有黄文宽等。麦汉永与麦汉生及其父麦公敏，即为广州河南画派中的“麦氏三雄”之一。其小弟麦汉兴亦为后一辈画家，从“广州五公”之一李公寿庵学画。可知同辈中画人亦视冼子为女画家的。故冼子之画早在青年时代已名闻于国画界中。其宗伯即冼宝干（干）为佛山名人，清光绪年间中进士者，亦为书画家，族谱学家，着有《佛山忠义乡志》、《南海鹤园冼氏宗谱》、《番禺五凤乡林氏族谱》、《顺德水藻沙边何氏诸事略》等等。他在题冼子《九鱼图》中，即赞冼子为“能文善绘”。原文云：“玉清侄笃学能文，兼工绘事，今岁在辛酉，乃父翰廷中翰，七袠（璇注：古通秩）开一，玉清以《九如图》上寿，余览而嘉焉。赞曰：“寿相九如，诗人善颂，写入画图，彩生松栋，九入向用，鱼藻乐胥，比类合谊，爱日长娱。伯氏宝干书于瑞芝书屋。”文中即盛其侄女玉清的画学“兼工绘事”了。

　　冼子于《九如图》中，亦写明日月，称“辛酉孟春抚奇峰画为家大人上寿玉清呈”等字样，图中九鱼成群游玩意境甚佳，用笔亦美，可赞也，可见冼子画学深研，亦非一朝一夕可成者。

　　细考“春色”一帧，亦同刊于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刊物《粤海翰墨》中(第30页，九如图为29页），显示其“撇兰”工夫老到，春兰花开盛况，衬以芝兰二荃，主次分明，布局适中，赋色简明，撇叶上挺下联芝兰成一条幅，可为简洁秀丽，款落左角，署名西樵女士，亦画人之征也，余甚乐之，暇时常观玩良久焉。此本得承司芳小姐见赠，与邓禹兄之赐冼子《更生记》及《流离百咏》二书，诚使余晚年得其至乐也。顺记于此，敬致谢意。

　　在《粤海翰墨》中，还有冼子“牡丹”（在31页），有温肃等题诗，并引牡丹诗状元黎美周题黄牡丹诗句，“独立魁香国，明妆见旧家。洁心毫素托，岂复斗铅华。”温肃工诗善画，为南海知名人士。与冼子有同乡之谊，可为冼子花卉的代表作。北人多画牡丹，以色浓叶茂，笔墨与赋色皆有富贵气象，为京城流行宫廷画派的传统风貌。但出自冼子，则诚如温肃所称“洁心毫素托，岂复斗铅华。”此亦温肃与冼子有沟通之处。据家父云，温肃为光绪年进士，授编修，善书法。虽才高，不鸣于世，故有此叹云云，着有 《龙山乡志》等书。

　　冼子画事，她相与交游者不少，如当为青年时代，她对诗词，研究相适应，亦喜学画的。予亦幼学词而稍长渐转入诗，亦与学画有关。真正为群众偶像的文人，即以“诗、书、画”三絶为标准。起码是以诗书并妙为要求的。

　　冼子作画，余在《冼玉清文集》的附録《年表》中，据庄福伍先生所记冼子之画已有下列两幅，即：

　　1）1930年冼子35岁北游南归后即作:《旧京春色图》，并有名人多人为题咏。

　　2）1939年冼子45岁时春日绘成《海天踯躅图》自题云:“民国廿七年七月廿一日，广州沦陷，岭南大学迁校香港，余亦随来讲学。栖皇羁旅，自冬涉春，如画青山，啼红鹃血，忍泪构此，用笔癙(璇注:古宇通鼠(见尚书))忧，宁作寻常丹粉看耶！”

　　想画技又有所进步，能记情于画了。可见冼子画名己早见战前时代，与冼子有过交流画家，见于时在岭南大学还未毕业，即在1924年之前，正年青之岁也(时未过30岁)。李凤公与家父时有过从，为广州国画画坛中“五公”之一，即五位高名老画师也（其他人有赵浩公〔即赵浩〕、李寿公〔即李寿庵〕等)、凤公以在花鸟画著名。适合冼子姑娘所习。在《更生记》即有记“余昔从李公学宋元画”之句。余见其三幅均为花卉草虫一类，即受凤公之赐也。诚水平高之作，无怪其伯父亦称之。

　　冼子能画，则必为作文时所重，今试举言之。

　　在《文集》中，有《招子庸研究》一文，长达50页达40000字，分9节，其中第六节即读“子庸之画”。说招子庸自幼即有“据几绘粉蝶，捕蝶写生”之记，勤力至“虽朱墨染衣不顾也”。他无师承，但长大后游于山水之间，对竹风晴雨露之态，胸有成竹，放笔成竹，迫肖如生!其情况与明代宫廷第一画师林良有相同之习画道路，即法自天然，聪明与勤习之结果。故冼子对招子庸之画竹推祟备至，并録其自作“墨竹”诗云:“画竹应师竹，何须学古人。心眼手俱到，下笔自通神。”又记曾观招氏一帧“石刻朱竹”，自题云:“余初学画竹，取宋元诸家习之，皆寸寸节节以为竹也。涉历江湖有年，每遇竹深处，流连竟日，雨叶风梢，尽得其趣。”冼子评曰；“子庸画竹，不求工而自工，盖其初习宋、元画，故境界如此，然在粤人中，确可独树一帜矣。”

　　又子庸以画蟹知名，冼子亦予很高评价，称其“平沙浅草，令人想见江湖风景。”“以善用墨，深浅浑化之处，如见水光。”并记其画价是“纸高六尺，可换三干”的名贵。

　　冼子评画之作，当以1933年38岁时发表于《岭南学报》之《元赵松雪之书画》为早。盖其时已从凤公习宋元人画，并以声名雀起矣。后以事繁未见有记。至1949年54岁时，才见《岭南学报》刊登冼子的《唐张萱石桥图考》，足表见文物鉴定家笔下的评画考证之功力矣。

　　冼子之书法

　　冼子为现代书画家之名，则其书法亦当有其一家之特色!夫古今学者，治国学多年，都要用笔墨书写，数十年之锻炼书法自佳，尤以清代以前，实行科举，故仕子20岁以前多习写“台阁体”，为应试之第一关。

　　今我国书法家小传中，多属有功名仕人非无因也。冼子亦是学塾出身，已能教中学国文，故书法亦有可述者，不过时下以冼子诗名为着，书画小道，少见介绍，但余非诗人更非书画家，但随父兄教导亦略窥门径，故本文介绍，即以小学生对老师书法的仰慕心情，试述一二，以表示余对冼子书法之爱好矣。余见冼子书法作品不多，大型碑记、刻石题词，均甚少见。但其生活过程，私人赠送，则见一二，如在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出版之《粤海翰墨》一书中，则选刊冼子一幅行书条幅，为赠“棻庭先生正之”的作品，内题文字如下:

　　“士生当世，泽及生民曰功，死而不朽曰名。世人谈以爵禄科第为功名，陋矣。棻庭先生正之。冼玉清”。

　　从文义上，此等格言是有针对性的。即时人多以为功名即指爵禄科第为功名，而不知“泽及生民”、“死而不朽”，这才是真正的功名，即应把功名解为“为人民服务”、“受人民纪念”的人才是有功有名的。故冼子选此格言，正表她是人生观是正义的，为人民护福利的人。死后可以为人称赞的真正学者 (仕)，立意至佳，能针对时下的求名求利为己不为人群的不正社会心态。

　　从书法上，此件书风瘦硬，洒脱自然，但仍不失秀丽闺阁女儿气息，笔划似谭莹、商衍鎏，并以撇兰之笔划写书，如本件“名”字之“才”划，即降鋭如剑，笔如兰叶，刚劲身长，自有特色。勾笔亦尖毅有力

　　结语

　　从上所述，本人认为冼子一生为广东文化之培养人才和对岭南文化之研究，计由晚清至民国而至新中国的建立过程，100年来，专心一心一意为岭南文化之发展，尽了最大的努力，且成绩显着，故本人认为她当为广东省文化名人之一位。作为研究岭南文化的全面开拓者是足以配称，而她的开拓精神，又是不断提高着的，影响将更会不断的被发挥，为岭南文化发展的创新工作作出巨大的贡献。本人的研究只是个开始，希望冼子的研究和她的贡献，将有更多人来研究，阐明冼子的为人和贡献，为我省建立文化大省，提供更多更好的信息。

　　（作者：曾昭璇　华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