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选的确是需要配套的。

　　现在尚未普选摩擦已经这么多，将来全部直选会怎么样？

　　要由泛民主派自己来平衡理想与现实的关系。

　　终审庭可以放在北京却放在香港，明显是北京作出了巨大让步。

　　　　　　　　　　　　——夏佳理


　　香港行政会议大幅改组，二○○五年十月委任了八名多数具有商界背景的成员。由于香港历来是一个行政主导的商业大都市，各界对这种大幅变化都非常关注，有舆论认为这是恢复了港英时代行政局的「精英制」。为此，本刊记者日前专访了新任行政会议成员、香港马会主席夏佳理先生。

　　行政和立法两边的摩擦在彭定康时代加强

　　记者：行政会议和立法会之间似乎经常有不协调的声音。您认为，在香港这个行政主导的地方，在目前的情况下，如何看待两者的关系，或者说如何协调两者的关系？

　　夏佳理：其实行政会议与立法会之间的摩擦并不是今天才有的。我曾在一九八八年进入香港立法局，对香港的立法系统和行政会议之间的不协调，是有近距离接触的。

　　香港从八十年代开始推行政改，九二年彭定康担任港督之后加快了步伐。伴随政改，立法局内官守议员逐步退出，身兼立法局和行政局成员的跨两局成员越来越少，这样两者的协调能力下降，不同意见增加，摩擦自然就产生；并且，这种摩擦随着立法系统独立性的增加而不断增加。

　　我们可以从一些事情上体会这种关系的变化。比如以前为立法局服务的都是公务员，现在则是秘书处，秘书处的雇员已经不属于公务员系统。还有，以前议员的袍金是不多的，到九四年才有比较大的改变，这样也是为了增加立法局议员的独立性，而我对此是积极的推动者。但是在当时，基本上的操作都是行政主导的。

　　英国派出的最后一个港督彭定康主政前，香港有不少跨行政和立法两局的议员，因此比较容易沟通和相互理解，而且当时的政党政治还没有浮出。当自由党、民主党、民建联等本地党派出现，政党政治在香港逐步发展之后，立法和行政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难协调了。临近回归的彭定康时代，这种问题就比较明显地出现了。举例而言，当时立法、行政两局分开，立法局这边对有些事情不开心，于是彭定康准备在立法局内成立一个不超过十二人的委员会。但是这个方案，在立法局内就无法达成共识，名额如何分配一直谈不拢，这个委员会最终也没有成立。而且，这种状况是在当时政党议员还不多的情况下出现的。

　　香港历来是一个行政主导的地方，而且《基本法》对此也做了规定。所以从凝聚社会共识、发展香港的角度讲，立法和行政两会还是应该加强协调，而协调就是双方都要有所妥协。从香港的长远利益考虑，虽然完全没有摩擦是不可能的，但是必须避免两会之间的摩擦对香港整体发展产生太多的负面影响。

　　行政会议并非恢复「精英制」

　　记者：有舆论认为，此次很多深具商界背景或专业背景的知名人士进入行政会议，是在恢复香港以前多年实行的「精英制」，您怎么看？

　　夏佳理：此次进入行政会议的成员，的确都是在各自所在的行业有些经验的（有地位和知名度的——记者）。但是我并不同意「行政会议恢复精英制」这样的说法，这与早年港英时代实行的精英制是不同的。

　　虽然我们此次新进入行政会议的八个人容易给人这种印象，但是如果你整体来看现在行政会议的组成，包括七位原来就在行政会议的成员，就会发现其实是有着广泛的代表性的。因为原有的七位非官守成员，有商界背景的并不算多，祗有梁振英和陈智思算是商界的。比如来自工联会的棠哥（郑耀棠），就代表着几十万的基层劳工。我们虽然不能像他那样接触这么多人，但是对各自行业的瞭解还是很多的，对各自行业内的人员接触也是很多的。

　　所以，如果你从整体的角度看行政会议成员的组成，就不会有「恢复精英制」的判断。

　　普选需要「配套」  不能一蹴而就

　　记者：政改在香港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我注意到您特别强调普选「配套」的问题，您可否仔细阐述一下您的普选「配套」观点？

　　夏佳理：普选的确是需要配套的，不是某一个条件达到了，就不顾及其他没有达到要求的条件。如果祗是强调普选，那么功能组别的意见要不要尊重呢？

　　就我目前得到的讯息来说，大部分港人是接受政务司长许仕仁此次所作的政改报告的。这说明，顾及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循序渐进是被多数人认同的。我不久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说，我们不能祗是看普选，要成套看，需要配套。

　　现在立法会内有很多的政党代表，也有不同的功能组别代表，他们对于普选的诉求当然是有差别的。香港人都相信民主，但是大家要理性，不能一步就走到普选。假如特首和立法会的议员都是普选出来的，他们都声称自己有市民的授权，都说自己是反映了市民的呼声；如果特首的意见与立法会不同，怎么取舍呢？但是特首与立法会的政纲一定有不同，而且立法会内不同社会力量的代表所提出的政纲也不尽相同，那么怎样凝聚社会力量呢？这就需要配套的措施。而我们这些非官守行政会议成员，可以根据自己的背景和熟习的问题，参与政策的讨论，帮助特区政府施政。

　　所以说，普选并不仅仅是一种「期望」这么简单，必须配套，包括行政、立法方面的配套。港英政府以前是通过不同的委员会来平衡社会各个方面不同的意见，然后制定不同的政策，让大部分人接受。即使在当时政党政治没有现在这么强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也并不容易。

　　现在尚未实行普选，摩擦已经这么多，将来全部直选会怎么样？所以我对于普选，是强调要配套的。

　　泛民主派要顾及理想与现实的平衡

　　记者：中央政府已经明确否定了零七、零八年的普选问题，您认为，香港一些比较激进地追求普选的政治力量，也就是目前还在坚持要求零七、零八年普选的政治力量，应该如何与现实协调？因为毕竟还有很多并不赞成快速实现双普选的港人。

　　夏佳理：对于政改，其实我们不能祗是看泛民主派。泛民主派在香港立法会里面有二十多个人，但是还有另外三十多个代表不同党派、界别、社会团体的议员。要综合各方不同的声音、意见，制定的政策才能让大多数香港人接受。

　　目前不祗是中央政府不同意零七、零八年实现双普选，就是香港功能组别的议员对此也都不同意。这些功能组别的议员，在香港也代表着很多的民众，也代表了社会上不同的声音，代表了香港的很多利益团体。因此，必须理性地对待整体的意见，不是祗看某一部分。

　　泛民主派继续争取零七、零八年的普选，是要由他们自己来平衡理想与现实的关系。而最终，要看香港市民对他们的支持程度。

　　对于刚刚公布的政改方案，虽然有人说「市民不接受」，但政府是根据独立机构的民调来制定政策，认为能够被多数港人所接受，我也觉得后者的判断是比较可信的。

　　北京释法是慎重的

　　终审庭设在香港是巨大让步

　　记者：香港回归之前，「马照跑、舞照跳、股照炒」是中国领导人对香港保持五十年不变的最有名的形象比喻。作为马会主席，对于九七回归之后「马照跑」应该是体会最深的了。您对于香港当今社会，与回归前相比有甚么评价或者说感想。

　　夏佳理：五十年不变，是中国政府针对当时香港人对于回归信心不足，所做的承诺。

　　其实现在香港已经不讲五十年不变了。当年是因为香港由英国施行殖民管制，从清朝一直到一九四九年，直到中国在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内地与香港的接触联络实际上很少，香港人对内地的变化不是很瞭解。而且很多人是一九四九年逃到香港的，再加上经历过内地的政治运动特别是经历过文革的一些人来香港，他们心有余悸是自然而然的。从香港回归到现在，香港人对内地的瞭解可以说已经深刻了很多。

　　从希望真的五十年不变，到认为要变，再到现在认为要快些变，这是有一个过程的。我带立法会的成员到美国与美国国会议员交流，说美国的宪法制定于十八世纪，欧洲也制定得比较早，其间的修改都是很慎重的，对国家来说是很大的事情。中国内地五十年代出了第一部宪法，至今仅仅进行了八次释法，可见也是很慎重的；不受到相当的压力，是不会轻易释法的。

　　香港应该理解，香港是以普通法做基底，内地是以大陆法做基底，按照传统，以大陆法为基底的法律体制进行释法是很正常的。我曾经提醒泛民主派的议员，当年是可以将终审庭放在北京的，而将之摆在香港，明显是北京作出了巨大的让步。且终审庭有外籍大法官，全部大法官都由香港自己任命，大法官又是终身制的，独立性非常强。而以前，终审庭是摆在英国的，对北京这个很大的让步，香港是应该看到的。从法律上讲，这个变化是很大的，对保持香港的法治、司法独立是很重要的。

　　重视香港的失业问题

　　加强加速与内地的合作

　　记者：您自己愿意表达的观点。

　　夏佳理：工业北移，香港经济多年来经历转型。特别是亚洲金融风暴以后，香港经历了六、七年的经济困境，是以往未曾有过的。因为过往几十年，一些大的经济波动，香港经济都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但是此次金融风暴伴随经济转型，经济困境持续的时间是很长的。

　　由于工业北移和经济转型，加上金融风暴之前的影响，在香港引发了比较严重的失业问题。不少原来从事工业生产的打工仔，由于受教育程度的限制，难以适应向服务业的转型，比如他们就比较难以适应金融、贸易、法律方面的知识需求。现在年轻人失业率比平均失业水准更高，闲散在家的时间很长，这样对他们的自信心打击很大。长期来说，不解决这个失业问题，对香港的稳定发展是很大的隐患。

　　因此，香港应该重视中央的政策，加强与内地的合作，加快合作的步伐。比如要吸引外国大公司在香港设立亚太总部或者投资，香港的空气污染问题一定要解决，这就需要香港与广东有关方面商谈，两边合作来解决。尽管香港的法律、会计、税赋、金融等方面的条件都很好，但是人家从欧洲来，一看香港的天，就可能留下不好的印象。所以，我认为加强与内地的合作，对香港来说是很重要的。

　　夏佳理小档案：

　　一九三九年生，二○○五年十月被委任为香港行政会议成员，曾任立法局议员、立法会议员，现任马会主席，二零零六年四月又被委任为香港联交所主席。酷爱赛马，曾拥有马王「翠河」，现仍拥有「骏河」等马匹。香港著名律师，巴基斯坦裔，长年活跃于香港商界和司法界。

　　（原载《中国评论》2005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