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讲「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为时过早。

　　中国将经历一个经济发展的良好时期，需要大量高层次人才。

　　世界三次教育观念转变：知识传播、能力培养、服务社会。

　　设立「社会科学院士」需要预先做好三项工作。

　　　　　　　　　　　　　　　　——顾海良


　　中国大陆恢复高考二十多年，培养了数以百万计的专业人才，以至于社会上出现了大学生找工作难的现象，出现了「人才过剩」的观点。对于中国大陆这样一个发展中经济体来说，人才储备真的已经到了「过剩」的程度了吗？为此，记者专访了前来香港参加教育展览的武汉大学党委书记兼校学术委员会主任顾海良教授。

　　中国大陆目前讲「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为时过早

　　记者：目前经常看到「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之类」的报导，您是否可以评价一下中国大陆对受过高等教育之人才的实际需求情况？

　　顾海良：媒体、舆论有一些这样的说法，但是对于毛入学率刚刚达到百分之十五的中国高等教育水平来说，现在提「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恐怕还是为时过早。估计毛入学率达到百分之三十左右的时候，这个问题可能会尖锐地突出起来。而要增长到百分之三十，还是有很长的距离要走的。

　　大学生就业，首先与一个国家、一个阶段的经济发展有关系。经济状况不好，就业就会遇到问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也与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关系。国际经济环境好的时候，大学生等学历层次高的，甚至硕士生、博士生，在国际和国内劳动市场都比较容易找到工作。反过来，就比较难。

　　另外，与大学生的就业观念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因为尽管中国目前扩招的速度比较快，但是大学生的就业观念还是有很大问题，还是传统的学而优则仕。很多来自贫困地区的大学生上了大学就跳龙门，认为毕业之后就应该找到一个上等的工作，一般的工作就不愿做了，艰苦的工作也不愿意做了。这样就出现一个情况，就是需要大学生的地方，大学生不愿意去；比如中国的中部、西部，实际上需要大量的大学生。湖北的荆州市是一个中等发达的城市，当地负责人对我说，从荆州出来的大学生，回到荆州工作的祇有百分之十。对一个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比较好的中型城市已经如此，对于那些从广大的中西部地区考上大学的学生来说，必然是出来的多，回去的少。就是说，大学生希望就业的结构和岗位需要的结构是不一致的。

　　第三，就是政府的政策需要到位。比如中西部的开发有一个政策配套问题，人才引进不应该祇是停留在一般的政策宣传上面，而是应该有比较细致的配套政策。比如为了吸引高层次人才到中西部，在收入待遇方面的政策、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政策、个人资本在中西部投入的政策等等，都应该给予必要的倾斜。个人如果用自己的智力、自己的资本在中西部投入，应该给予更大的政策倾斜，使得广大有知识的大学生，能够在贡献自己的智力资源的时候，利用其通过各种渠道引进的资本资源，比较好地结合起来，给予特别优惠的政策。这样，我想很多乐意创业的大学生，会愿意到中西部工作。这里存在一个政策引导的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与大学的专业设置有关系。对于大部分高等学校来说，培养的人才能不能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就是大学生的专业结构和人才的需求结构之间，是有缺口的。也就是说，大学培养的人才，就专业来说，社会不一定需要，有些专业可能过剩。对大学来讲，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有一个中长期的预测问题，不是根据目前的就业状况来决定每个专业的招收人数，以及相关结构，至少是针对若干年后比如四年乃至更长时期，社会发展对人才结构的需求。因为一个专业设置之后，是不可能随时变化的。这样对于高等教育来说，从招生这一块，就应该高度关注社会发展、国家经济发展的中长期计划，也应该关注整个世界经济的中长期发展趋势；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在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方面提供谘询，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特别是高等教育的管理部门应该有这种职责。

　　有些大学生现在找不到工作，原因大概主要是上面所讲的几点。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现在谈大学生就业难，我觉得还为时过早。

　　中国将经历一个经济发展的良好时期，需要大量的高层次人才，但是如果我们不在政策方面、不在就业观念上有更大的转变，对于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来说，可能有一个悲观的结果。这个悲观的结果就是，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资源本来就不丰富，但是很可能造成高等教育资源的极大的浪费。比如一个大学生明明可以在中西部找到与其专业相适应的工作，但是他一定要挤在大城市里面，找一个高中生就能胜任的工作。对其个人来说可能是找到了一份工作，也可能有一定的心理满足，但是对国家、社会来说，是教育资源的浪费，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是如此。

　　对此我们需要重视，否则虽然可以看到高等教育不断发展，招生不断扩大，但是很多大学毕业生从事高中生就能干的事情，对于中国人才培养的经济效益，乃是巨大的损失。

　　教学理念正在转变

　　学生有望理论、动手皆出色

　　记者：中国内地的大学生在国外一般被认为基础理论扎实，但是动手实际运作或者说解决问题能力相对较弱，那么您认为在中国高等教育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应该坚持什么、改善什么？

　　顾海良：这可能是我们教育的一个不足，但是大概也可以说是我们教育的一个长处。换句话说，我们也可以批评国外的高等教育，虽然能动手能力较好但是没有扎实的基础理论。因为，这两者同时兼有的是很少的，同时兼顾的也很少；但是偏于任何一方，对于人才培养来说，都有其不足。

　　我在教育部工作时曾经到国外考察，他们也都认可中国大学生的基础理论扎实，包括中国的硕士研究生的基础理论水平也被认为是扎实的；当然，他们认为中国的博士生水平弱一些。国外的硕士定位与中国不同，他们祗是作为过渡性学位，但是就所学的知识、掌握的知识、进一步学习，是得到国外高等教育界的认可的。

　　批评中国学生的动手能力弱，甚至说比较差，可能与中国长期以来的教育制度和教育观念有关。中国的高等教育，禀承传统的高等教育的观念，就是把高等院校看成一个知识积累、知识传承的场所，比较重视知识性的东西的传播，知识性的东西的积累，也包括知识性的东西的传承。因此，大学生在学校学好知识、掌握好基础理论，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这个观念在国际上高等教育发展的相当的一个时期，都是这样的。我自己研究下来，从上个世纪初一直到二、三十年代，都是这样的。最近七、八十年以来，高等教育的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就是高等教育把一种知识传授的教育转变为一种能力培养的教育。对比这种转变，中国的高等教育与国际相比，确实存在差距，也可以说处于不发达的阶段。

　　中国仅有的几所比较好的高等教育机构，也都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建立起来的，包括武汉大学。所以，这些机构接受的是那个时候的高等教育的观念。

　　二战之后，世界的高等教育理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美国的高等教育为代表，就是将知识传播转向能力培养。在这个理念引导下，注重学生的动手能力、接受新知识能力的培养；就是重点不在于学生在大学学到多少知识，而在于你有多大的能力去创新和接受新知识。加之中国大陆在解放后更多地接受了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对于世界高等教育之变化的新观念，没有完全接受。

　　还有一个更大的冲击，就是六十年代中期以后，世界高等教育理念又进一步发展，我将之称为世界第三次教育观念的转变，就是转向为社会服务。

　　从知识的传播到能力的培养，再到社会服务，这三大步中假如中国大陆祗停留在第一步，也就是知识传播的话，我们的学生就会表现为基础知识比较扎实，但是后两个都是与能力有关的。

　　这种差别，是与大学的教育观念有直接关联的；一旦观念有了变化，我认为中国所培养的大学生，不仅会基础理论扎实，而且动手能力、创新知识的能力和为社会服务的能力，将会有很大的变化。对此，我是有信心的。

　　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观念问题，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教师的素质问题。就是从事高等教育的教师要适应这种教学理念的变化。比如中国大陆的高等教育基本上是书本教育，包括对一些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其教师也很难适应案例教学的方法，或者说在进行案例教学的时候显得比较笨拙，甚至是不理解案例教育的精髓。

　　与之相关联的，还有中国高等教育的经费不够。简单地说，就是更多的实践活动，是受限于高等教育的经费的。比如大学的实验室数量、可供学生进行基本的实践的条件等，都需要经费才可以得到充分的发展。

　　高校合并的精髓在于优化

　　真正功效尚未完全显示

　　记者：现在中国内地有不少著名学府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合并，在规模上迅速扩大，您认为其意义在哪里？

　　顾海良：高校合并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对中国的高等教育来讲，可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的实际功效，我们现在还不能说完全看到。

　　当然，也有一些合并得比较好的高校已经显示了直接的功效，比如学科建设的综合水平提高了，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提高了，一些交叉和新兴学科应运而生，学生的综合素质也提高了等等。

　　就目前来说，合并高校的实际效果和我们所期望的理想效果还有很大距离，就是说我们期望的效果远不止上面所说的这些。比如优化中国高等教育的结构、整体提高中国高等教育的水平，这些功效、功能，我觉得还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才能充分显示出来。

　　对于武汉大学来说，这种合并是水到渠成的。一方面是地理位置上联为一体，再有学科的互补性非常强。因为老的武汉大学主要是文科和理科见长，现在引入信息科学、水利水电的工科、医科，这对于武汉大学的学科综合性的增强、学科之间的交流、学科之间的融合、新兴学科的产生，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目前的状况当然与我们期望的合并功能还有一段距离，比如如何将武汉大学办成中西部最好、综合性最强、学科水平最高的高等教育学府，这还需要一个长期的磨合时期。【记者：武汉大学目前应该就是中西部最好的大学吧？】可以这么说，但是其优势还没有突显出来。当然，未来我们也希望可以带动整个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

　　由于每个高校都有自己的风格，合并之后如何将各个高校的风格融合，是需要一定的努力的。比如现在的武汉大学由四所大学合并，如何将四个学校的长处融合在一起，形成新的校风、新学校的办事风格、新的形象，可能还有一个比较长的时期。

　　高校合并，如同各个优良品种的最好的部分的结合、组合，所产生的一个新优良品种，可能优势更强，生命力更旺盛。其中的精髓在于结构的优化、规模的调整。

　　「社会科学院士」的推出

　　尙需要做好三项准备工作

　　记者：武汉大学是一所著名的综合性大学，当然也有不少院士。而中国文化向为世界称道，但是至今中国并未设立「社会科学院士」，也有不少著名学者对此颇有意见。您觉得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顾海良：有关设立社会科学类院士的问题已经议论多年。我在教育部工作的时候，有关专家也通过我们向中央有关领导呼吁过这个事情。

　　对设立社会科学类院士这个问题，我认为要做的至少要有两件事情，一个是中国知识界和中国的政界，真正重视人文社会科学，将人文社会科学如同江泽民同志所讲的那样，看得如同自然科学同等重要。假如在学科的判断上能够看得同等重要，这个同等重要不仅是理念的，而且是看到了人文社会科学对于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对人的发展，和自然科学同等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就能改变长期以来对人文科学的一种偏见，一种不准确的认识。有了这一点，才会有第二点，就是对从事自然科学和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人员、专家，才可能同等看待。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人文科学院士的问题，才更加容易提出。

　　再一个就是人文科学自身的学术规范问题、学术评价问题，这可能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中国现在人文科学的学术规范和学术评价，由于学科的特殊性，制定起来难度比较大，但是并非不能做到公正的学术规范，不是不能做到比较好的、比较公平的学术评价。假如没有一个相对可行的学术评价体系、学术评价指标，那么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界的水平，就不可能评审。评审社会科学院士也要有一些量化的指标，否则难以比较。

　　社会科学的学术规范、学术评价、学术评价的指标体系，这三项工作是我们必须做的。与此相联系，包括人文科学的学风问题。等等。

　　比如说学术规范，我们现在对人文社会科学科研的知识产权保护是不明确的，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家之间的互相引述，也不像自然科学家这么严谨；包括借鉴人家的成果，也采取一种引义的办法。这在自然科学界，可能被认为是剽窃；但是在社会科学界，似乎被认为是正常的事情。

　　对社会科学界来说，原来是不习惯有关学术规范、学术评价、学术评价的指标体系的工作的，认为这个工作适应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不需要做。

　　在完成了上述工作之后，我们再提出社会科学院士的问题，可能更加顺理成章。

　　中国长期没有社会科学院士，可能与社会科学的境地也有关系。有人说，社会科学在中国处于尴尬的境地，也有人说处于忽高忽低的境地，有人说社会科学属于没有学术规范的、没有科学性的「科学」。对于院士，学术评价当然是比较重要的。但是，社会科学目前的评价方式并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属于科学的、理性的方式，反而更多地属于一种人文的评价标准。这种人文的评价标准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国外人文科学的院士也是有比较好的一整套评价标准的。

　　顾海良小档案：

　　一九五一年生，上海人，一九八二年毕业于安徽大学经济系，一九八四年获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经济学硕士；曾任中国人民大学马列所所长、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司长，二○○二年八月起任武汉大学党委书记，副部级，被誉为中国第四代经济学人的杰出代表。他亦担任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

　　（原载《中国评论》2003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