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组织的发展都深受其周遭环境的影响。“台独”组织自然也无法例外。“台独”组织在海外发展数十年，后来又迁回台湾岛内，加上民进党前后已经两次执政，但仍然无法依据其早期的“台独党纲”，宣布建立“台湾共和国”，这些都表明“台独”组织尽管有其意识形态的追求，但现实的困境客观仍然存在。

　　“台独”分子常发出“生不逢时”之哀叹，认为第二次大战后的国际形势对“台独”发展相对有利，但当时“台独”自身实力不足，甚至认为国民党自缚退路一再错失良机，当上个世纪90年代台湾内外“台独”合流，“台独”势力跨入台湾政治的主流意识时，国际间却没有了“台独”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其实“台独”分子的生不逢时，并非事实。“台独”本身就只是一个迷思，它可以说是台湾地区特定历史发展阶段出现的怪胎，但显然无法成事，这注定了“台独”之路走不通。换言之，“台独”并非生不逢时，而根本就是一条歧路，一条死路。虽然“台独”人士认为台湾人的自主意识大为提升，正经历对台湾在自我认知上的大变革，或许对“台独”相对有利，但也要看到，“台独”势力的上升却恰好碰上了中国大陆力量的急剧攀升，尤其是中国崛起的这股力量是足以压制“台独”的嚣张。

　　第一节 “台独”运动的困境

　　一、台独无法突破“一个中国”的国际框架

　　所谓的主权国家是指法理享有主权的独立国家。目前全世界有206个国家，其中联合国的会员国有193个，观察员2个。另外11国的法理主权不完整。国家除了要有领土、人口及政府外，还要有主权，即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台湾之所以不能算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不被国际社会普遍所接受，他不具独立国家的人格属性。

　　任何组织要追求独立都有其相对应的母体，“台独”组织要把台湾从中国脱离出去，必然要建构出脱离一中框架的国际现实，但事实上做不到这一点。国际大环境从根本上决定和制约了“台独”小环境的发展空间。

　　（一）国际社会“一中框架”的基础非常牢固

　　台湾问题的形成源于1949年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国共内战，随着蒋介石败逃台湾，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美国在军事上阻止解放军攻台，台海两岸隔台湾海峡对峙的局面形成。换言之，台湾问题的本质就是中国的内部问题，它不是一个国际问题。由于美国的大力支持，蒋介石当局长期把持着中国在联合国的席次，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始终无法叩关联合国。一直到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宣布将台湾当局被驱逐出联合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次，成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从这一里开始，中国政府积极在国际社会形塑“一中框架”。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美两国举行了多次会谈，但由于在台湾问题的分歧甚大，中美两国始终无法建立起正式的外交关系。一直到1979年中美两国才正式建交，美国从台湾撤军、废约，并与台湾当局断絶一切政治关系，只保留民间关系。美国也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坚持以《上海公报》、《建交公报》、《八一七公报》所确立的一中原则，美国称为一中政策。尽管冷战后美国不断强化与台湾的互动与联系，美国国内仍然有部分政治势力，包括美国国会部分议员希望摆脱“一中框架”，不断尝试与突破底线，最终都无法得逞。例如，克林顿时期美国政府就开尝试对“一中框架”的碰撞和试探。1994年9月7日，美国时任助理国务卿罗德表示，美国14年来所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对两岸以及整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经济发展是有益的，其中与中国的“三个公报”和“台湾关系法”则是此项政策的核心。美国政府会加以保护。但强调为了与台湾人民保持密切接触，美国政府必须与台湾当局接触，自然包括进行某些官方会晤。尽管洛德强调仍然遵守一个中国架构下的台美经济、技术层面的交流，且仅限于次长级的接触，但在这个架构下，中美台三方博弈加剧。美国则陷入政策两难，以及行政、立法部门的角力，其中，也有改变一个中国架构的试探之举。突出表现在美国国会在1994年就开始推动李登辉访美的事宜。李登辉访美是美国政治人物的突破，台湾当局的探底，但招致大陆方面的反对，大陆将李登辉访美视为是”台独“的挑衅举动，台湾当局也明白在大陆的强力反对下寻求“台独”的进程的困难，可能导致误判而引发严重后果 。三方事后皆试图调整其政策，台湾力量最弱，能够转换的空间有限。然而美中通过高层互访修补关系。克林顿也宣布“新三不”政策，不支持“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以及不认为台湾应当成为以国家资格为要件之国际组织之一员的承诺。即使在中美建交已达40年的今天，特朗普政府大打“台湾牌”，全面提升美台互动的层级，甚至取消台美交流中的各种限制，企图将台湾视为中美博弈的筹码，但结果呢，美国还是要与中国大陆保持外交关系，不敢断然抛弃“一中政策”。这表明美国等西方国家也无法承担在台湾问题的严重后果。

　　当前，我们要看到，近年来，由于是冷战结束以来，随着中国大陆实力的增强，国际社会主要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及态度有所变化，一方面是台湾利用其经济、民间交流等手段，加大了与美国、欧洲及日本等主要国家的互动和联系，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基于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意图，也不断强化与台湾的非民间联系，这无疑在台湾问题的敏感性提升，为成为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发展发展设置了障碍。

　　尽管如此，我们要看到，虽然有一些挑战，但总体上当前国际社会一中框架的稳定，在根本上是取决于中国的国家势力的提升以及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的显着增长。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尤其是中国目前拥有的邦交国，台湾只有17个国家承认，中国是安理会具有重要的国际政治、军事，经济等影响力。中国的实力决定了国际社会对一中框架的稳定。

　　事实上，当前台湾无法参与要求主权国家参与的国际组织。这本身也表明台湾不具备主要国家的身份和地位。

　　（二）中国大陆崛起与两岸实力悬殊

　　台湾无法独立，台湾无法突破一中框架，从根本上来看还是由于中国大陆的崛起以及两岸实力的日渐悬殊。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台独”不管其内部的整合进程如何，都注定无法成功。当前中国崛起已经正在改变或深刻改变海峡两岸以及东亚，甚至世界格局的走向。从世界范围来看，国家内部发生分裂，往往都是国家衰落的时刻，例如外蒙古从中国脱离出去，都是中国国力衰败时发生，当一个国家处于国力日渐强大的阶段，分裂不可能发生。当前中国正处于三千年最为强盛的历史时期，中国不可能承受“台湾独立”出去的现实。

　　我们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力在世界大国的排名就可以容易感受中国国家实力的显着增强。中国GDP总量在2010年超过日本后，迅速地拉开了与日本的差距，已为日本的三倍。尽管美国仍然是世界排名第一位，但中国GDP超过美国的70%以上，为70.38%。美国在近一百多年来的GDP一直是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的国家，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的GDP能够超过美国的70%，包括前苏联或日本，在他们最为强大的时期，都做不到。从这个趋势来看，大概率不用10年中国就会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并带来亚洲重新回到世界发展的中心。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化的中心，以及国际供应链的重要环节。中国经济已经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两岸经济对比来观察，两岸经济实力也快速拉开。1980年，台湾GDP相当于大陆的13.67%。1990年，台湾GDP占比大陆的比重达到了创纪録的43.84%。此后，台湾占比呈现逐渐下降之势。这当然与两岸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以及两岸货币与美元的贬值状况相关。尤其是过去20多年以来，中国大陆经济快速发展，远超台湾，两岸经济实力的差距也愈来愈大。在2020年大陆GDP总量超过台湾的省份就多达六七个，这表明随着大陆经济的发展，已达到了相当程度的量级，台湾不只是没有办法与大陆比拼经济实力，甚至连大陆沿海一些省份都比拼不过了。

　　中国大陆自身实力的增强，尤其是反对外部干预台湾问题的态度非常明确，这是决定了“台独”势力企图利用外部势力的阴招不可能得逞。

　　尽管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内战中败逃台湾，由于朝鲜战争以及美国武力支持国民党政权，大陆方面一直没有办法彻底解决台湾问题，两岸至今无法实现统一已逾70年，但大陆方面并未放弃对台湾的统一诉求。从1949年以来，中共对台政策不断调整，其背后都彰显出北京对统一台湾的的强烈意志，并未随着时间流失而削减。其原因就在于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大一统思想是根深蒂固的，它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谓是源远流长。

　　1.中国大一统文化基因

　　中国社会有源远流长的大一统文化传统与基因。中国这个国家有其深厚的历史及文化的独特性。我们常说的四大文明古国，包括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国。但纵观这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没有发生过文化上的断层，几千年来以来一直存续至今。可以说中国文明就像一条流淌了数千年的河流，依然充满了时代的活力。而反观其他三个文明古国，它们都先后经历了灭国或消失，可以说是经历了文化上的断层。

　　中国文明绵延数千年，富有韧性和伸缩性，即便是今天的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快速得到推进。2010年经济总量超越日本而居世界第二位以后，中国的崛起便浮出了水面，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并对整个世界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中国可以说正在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华民族前所未有地接近伟大复兴的目标。但为什么在中国经济一体化的快速推进下，中国部分地区的分离意识仍然存在，并有所抬头呢？其原因就是中国整个国家的一体化进程尚未完全完成。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推进一体化的进程中，实施“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政策。而今天，在整个大中国的土地上，我们看到，仍然还有人民币、新台币、港币以及澳币等四种不同的货币。这种情况在今天的俄罗斯、美国等世界强国并不曾出现。

　　从整个中国区域治理的实践来看，大陆各省市都实行统一的制度，但至今中国社会还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新疆、西藏、内蒙古以及广西等地，也有实施特别行政区制度的香港及澳门，此外，更有中央的公权力一直未实际到达的台湾、澎湖、金门及马祖等地区。换言之，当前的中国尚未真正实现和完成其国家建构的一体化工程，这个工程目前还在持续的进程中，最主要的障碍就是没有实现台湾的最终回归。可以说，在推进国家一体化进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推进台湾地区的回归是当前完成中国一体化进程的最主要和最迫切的任务。

　　台湾不回归祖国，则中国的内部整合就不算完成，中国就有可能会持续地被外部势力所牵制，所折损。

　　2.中国在崛起背景下推进国家的统一进程

　　国家统一与国家的发展、民族复兴的关系极为密切，不可分割。当前中国正进入世界强国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之中，但由于中国尚未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这种状况正越来越成为外部势力制约我们进一步发展和壮大的主要障碍。从近代以来世界强国的发展路径来观察，一个国家能否真正强大起来，其前提就是要看这个国家能否完全统一。包括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德国、美国等。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都是先实现了国家的内部统一，之后才成为世界性或区域的强国。可以这样说，没有实现国家的统一，就根本无法成为世界强国，更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

　　我们先看看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两个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同处于欧洲西南角的伊比利亚半岛，在中世纪它们属于同一国家。葡萄牙为实现自己的独立，和西班牙打了长达300多年的战争。直到公元1143年，西班牙才承认葡萄牙是一个独立国家，葡萄牙王国正式形成。葡萄牙也由此成为欧洲大陆第一个实现统一的国家。葡萄牙也由此开启了大航海时代，成为现代史上第一个世界性强国。西班牙虽然在近代史上是影响其他地区文化的重要发源地，至今全世界有5亿多人口使用西班牙语。但西班牙在中世纪时境内仍然有多国并立，混乱局面不断，西班牙王朝的统一时间是在1479年，事实上的统一则是在1516年。它是欧洲大陆继葡萄牙之后第二个世界性大国。是16世纪主宰世界的欧洲强国。荷兰之所以能够成为继葡萄牙、西班牙之后世界第三大强国，主要也是荷兰是欧洲第三个实现内部统一的国家。荷兰的统一过程与其追求独立密切相关。荷兰独立战争打了80年。它是尼德兰联邦清教徒反抗西班牙帝国统治所展开。1648年，尼德兰联邦才正式自西班牙帝国独立出来，建立起荷兰共和国。荷兰经过八十年战争，成为欧洲第三个独立的国家，荷兰的独立战争可以说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也使荷兰在17世纪中斯迅速崛起，成为世界性的“海上马车夫”。

　　荷兰之后，英国能够成为18世纪、19世纪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主要还是与英国尤其是英伦三岛的内部整合与领土统一密切相关。1536年威尔士与英格兰合并，才开启近代英国的萌芽阶段，1707年英格兰与苏格兰合并，1801年又与爱尔兰合并，英国国家内部领土及主权的整合宣告完成，也才使英国在19世纪上半叶，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英国势力遍及世界各地，号称“日不落帝国”。19世纪成为大英帝国的世纪。德国在历史上曾是一个长期分裂的国家，境内诸侯林立，最为主要的两个邦是奥地利和普鲁士。德意志的内部纷争不断，当然也给欧洲其他国家介入提供了机会。在当时分裂的诸邦中，普鲁士决定在自己主导下实现德国的统一。1867年普鲁士推动成立了北德意志联邦，这是统一德国的重要一步。1870年，南德四邦加入北德意志邦邦，1871年1月，北德意志邦联与巴伐利亚统一，正式建立了德意志帝国，实现了德国内部的统一。德国正式完成现代民族国家的统一，很快参与欧洲及国际局势的争霸之中，迅速成为世界性强国。一战及二战都是德国最先发动的。美国独立战争后宣布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尽管其经济发展较快，但也一直受到欧洲列强的干涉。而1865年美国南北内战的结束，维护了美国国家的统一，在此基础上，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加速发展扫清了道路，并为美国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奠定了基础。南北战争中工业革命带来了军事上的巨大进步。可以这样说，美国结束内战，维护美国国内的统一状况，为美国后面的崛起奠定了最为重要的基础。

　　从近代以来的世界大国崛起与发展过程来看，它们能够成为世界强国，首要的前提就是要先完成国家的统一，国家没有统一，则无法成为世界强国，也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这是一个根本的规律。

　　这对于今天崛起中的中国具有尤其重要的意义。当前中国实力增长较快，已居世界经济总量排名第二位，仅次于美国，远超日本及欧洲等强国。中国崛起及其发展的速度惊人，但由于中国至今未完全实现最终的统一，主要是海峡两岸尚未完成统一，客观上对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和强大，乃至成为世界性强国都带来较大的阻碍。中华民族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复兴，中国要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必须要完成两岸的统一，这是一个最为基本的要求。

　　3.当代中国必须要完成国家的统一

　　崛起中的中国必须要完成国家的统一，这样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是由中国国家的战略安全利益所决定。台湾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台湾一直是中国进入太平洋的重要窗口，而且是唯一的通道。尤其是从中国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台湾是我国沿海省市的重要屏障，而沿海地区又是我国的核心区域。要保护中国核心区域的安全，台湾问题必须要解决，台湾必须要统一。如果台湾被分裂出去，或被外国势力所控制，中国就失去了最为基本的安全保障。而中国一旦统一，控制住台湾及台湾海峡区域，我国的海域防御将具有更大的纵深，完全可以为我国东部沿海诸省市提供较为安全的海防线和战略空间。此外，台湾及台湾海峡处于中国海上南北交通要冲，更是通往世界各个能源重要国家的必经之地。统一台湾对于确保我国经济的均衡发展及海外贸易的顺利开展都有重要意义。总而言之，台湾是我们不受制于外人的唯一出海口，台湾是中国突破第一岛链的重要一环，作为我国迈向太平洋的重要门户，台湾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中国就只能算是一条困在浅滩的巨龙，中国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海上强国。

　　二是由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所决定。与世界其他民族相比较，中华民族有其独特的文化与传统，它是有几十个民族共同所组成，中华民族是几千年以来在中国大地上所形成的共同命运体。台湾如果不能统一进来，或者说台湾独立出去，则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将受到很大的损伤，中华民族的复兴也会受到致命的牵连，中华民族及中国人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也将大为受挫。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贸然吞下“台独”苦果，则意味着为“疆独”，“藏独”等民族的分裂势力开启了大门，在多米诺骨牌的效应之下，中华民族将一步步陷入全面的边疆危机和政治危机，整个民族有可能再次面临过去一百多年以来的巨大冲击。因此，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单是解决统一台湾的问题，更是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在反对分裂国家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絶不能有任何的犹豫、含糊和退让。尤其是近代百年多来年以来，中华民族饱经外敌入侵，台湾作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也曾遭受到日本殖民的残酷统治五十年，海峡两岸只有兵合一处，将打一方，这样才符合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

　　三是解决当代中国历史遗留问题的必要任务。台湾问题本质上是由中国国内内战的遗留物，尽管距今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但两岸在政治上的对立，军事上的对峙，意识形态的对抗至今并未平息，两岸这种结构性矛盾的长期存在，严重影响到两岸人民的情感及根本利益，两岸必须要解决这一问题。从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文化传统来看，台湾独立是不可能的，也不符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台湾独立”不但没有任何的前途，更不符合絶大多数台湾同胞的根本利益。两岸迟早要面对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局面，今天不面对，明天或后天也要面对，躲是躲不过的，两岸不统一，则两岸的敌意永无化解的机会，这对两岸都没有任何的好处。两岸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

　　事实上，自在1949年以来，北京不断调整其对台政策，持续推动统一事业之进展，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1949年以来大陆的对台政策先后经历了武力统一到和平统一的方向调整。其调整背后的逻辑当然是与国际局势变化以及中国自身战略调整有密切关系。

　　1949年之后在很长时期内，大陆对台战略之主轴是强调武力统一台湾。当时是东西方两岸阵营的对峙时期，战争与革命是当时的时代主题，大陆当然希望能够通过武力的方式实现两岸的统一。但几经折冲，尤其是美国介入台湾问题后，使得当时解决台湾问题的机会减少。尽管如此，北京也未放弃武力统一台湾的各项准备，包括军事上的准备。同时也加强了政治攻势。如1960年前后中央提出的“和平解放台湾”的诉求，最终以“一纲四目”的形式呈现。此后由于“文革”的冲击，自然影响到中央有关统一工作的部署与开展。“文革”结束后中央高度重视对台政策，并进行了重大的战略性调整。

　　1979年中央提出“和平统一台湾”的政策大转向。放弃了以往强调用武力“解放台湾”的思路。这种转变的背后当然与1979年中美建交，尤其是大陆方面要加快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等有一定的关联性。因为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政治上也需要为改革开放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以及台海局势稳定的条件。1980年邓小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主张，并上升为国家的基本国策。从此，中国大陆开始推动海峡两岸民间交流，尤其是强化两岸经贸、文化及人员等往来交流，这是大陆方面对台政策和思路的重大转向。

　　改革开放以来，两岸民间交流取得了重大进展。此后随着台湾岛内政局的不断变化，尤其是’台独‘势力的不断抬头，大陆方面加快了“反独促统”的工作力度。可以这样说，无论是遏制“台独”势力的对台军事斗争，还是两岸和平发展战略的提出，抑或是“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倡议，都充分表明大陆方面对于解决台湾问题的高度重视。在中国大陆快速崛起的今天，当然更不可能允许“台独”势力从中国领土分离出去。

　　（三）台湾岛内族群政治认同的分歧客观存在

　　尽管“台独”运动在二战后就已出现，但在台湾岛内，“台独”的生存空间并不存在，早期“台独”组织都是流亡在日本或美国才得以存活。虽然“台独”运动一直在发展，并随着台湾岛内政治体制的改革，尤其是台湾“民主化”的兴起，“台独”看似在台湾岛内有了更大的挥洒空间。但事实并非如此。“台独”诉求事实上在国民党的改革中已被部分吸纳与消释。1972年美国驻台官员来天惠向国务院所提出的报告，其中对“台独”的评论中就有这样的文字：

　　 “作为颠覆性的运动，在台湾几乎可以说已经死亡，因为，第一，许多潜在的同情者相信美国与日本迈向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使台湾独立运动无法取得很重要的国际支持。第二、在如此情况下，在台湾的台湾独立运动支持者认为不稳定只是最反对的中共接管之前奏。第三，许多台独立运动支持者所要求的具体目标，在台湾已经成为合法讨论的议题。主张台湾独立者的最大憎恶，是国民党把任用更多台湾人这些过去被认定是颠覆性议题接纳过去，使他们的运动失去吸引力。”

　　这表明美国人也看到台湾政治的变化，尤其是蒋经国上台后的一系列改革，的确已经吸纳“台独”诉求与支持“台独”的市场。蒋经国的“本土化”方针，包括在台湾省首次的“增补选中央民代”，扩增台湾人的参政机会等等，这样的一连串改革，自然压缩了“台独”势力以“台独”诉求来扩展其政治实力的机会。

　　“台独”在台湾之所以不得人心，也与台湾岛内族群的分歧有关。台湾自1949年以来已经形成了闽南人、外省人、客家人及原住民之复杂的族群政治生态。

　　族群问题在今天台湾政治中虽然已不是问题，似乎也无关重要，但在各个族群的心灵深处或许还有一些印迹，其敏感性强，也很容易激荡起来，成为政治性事件。如果族群议题被政治操作，则可能会引发更大的冲突和影响。李登辉当年为了对抗国民党内部的“非主流”势力，就曾在国民党内部大搞斗争，常引入民进党的力量，更让一些外省人认为李登辉在结合“台独”打压外省人。1993年新党的成立，更是表明外省人反对李登辉政治力量的集结和凝聚。1994年台北市长的选举其实就是族群动员的选举，1994、1998年两次台北市长选举，虽然属于地方公职选举的层级，但其选举过程中，台湾所谓“国家”定位之类的议题出现，甚至凌驾于台北市政议题之上。事实上，虽然这个时候台湾已有不少的“台独”组织，如“外独会”，但它毕竟还只是极少数，许多外省人二代仍然对“台独”充满疑虑，甚至是敌视。外省人对于集体认同是否会被压制的担忧，恐怕是比“台独建国”带来的冲击还强。由于“台独”的推动是流于狭隘的族群主义，粗糙的语言排他主义，甚至血缘至上的种族主义，也使得在建构过程中被边缘化的外省人，对于“台独”运动有顾虑。

　　尤其是“谁是台湾人”的意涵争论中，由于台湾有多种族群，台湾政权更替频繁，族群政治认同之分歧，更是历史的产物，族群有不的历史与记忆，族群变迁又常以集体忘记的某些记忆来呈现。“台独”政治人物的意识形态过于膨胀，以及各怀鬼胎，加上台湾政治对峙的激情环境与使然，蓝緑政治大和解往往难以达成。台湾政治内部族群政治认同关系的复杂严峻，有时甚至成为一个不能被碰触的禁忌领域。尤其是緑营自恃“闽南沙文主义”的“台湾人认同”，假借台湾人认同对少数群众之认同形成威压，当然无助于统一的台湾意识之形成。民进党的緑营长期以来的小格局之状况，不只是对统派的恶意排斥与打压，甚至对緑营内部的同僚也是如此。以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为例，由于其主张蓝緑大和解，野朝大和解，尤其是他所领导的“红衫军”反扁运动引发了“独”派对其不爽，也使其不得容于緑营和“独”派，甚至无法生存于民进党。民进党这种一言堂的意识形态统治，当然不可能改善台湾的族群关系。

　　事实上，从台湾统“独”发展趋势来看，尽管支持统一的民调比例不高，但支持“尽快独立”的民调比例也好不到哪里，现阶段台湾多数民众还是持“维持现状”的态度，这表明台湾民众在统“独”问题上的态度还是非常敏感与保守。当然，现阶段“不支持统一”的原因有很多，包括统一在台湾的被污名化，民众对统一的不了解，以及意识形态的不认同等等。

　　台湾社会内部在统“独”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当然也是制约“台独”发展的一个重要面向。

　　第二节 “台独”组织的转型

　　“台独”组织的成份相当复杂，可谓山头众多，各有盘算。“台独”是集合了各种主张台湾从中国领土分离出去、“反中”、“反共”等意识形态情感及政治主张的大杂烩。“台独”发展到今天，就台湾岛内当前的政治情形而言，其分野大致有“传统台独”与“新型台独”之分。所谓的“传统台独”，即指林林总总的各类“台独”组织，其脉络和渊源大致来自于“海外台独”、“本土台独”等，它们主张“修宪制宪”、“正名”等传统诉求。“新型台独”则是指以蔡英文为代表的民进党，其“台独”诉求与推进策略与“传统台独”有较大的区别。这其实就是“体制外台独”与“体制内台独”的区别所在。尽管如此，无论是“传统台独”还是“新型台独”，其谋求将台湾从中国领土分离出去的本质是一致的。事实上，“传统台独”与“新型台独”的划分边际并不清楚，而且相互之间是转换的关系。

　　一、“传统台独”的转型

　　“传统台独”在台湾岛内又被称为“台派”、“独派”、“基本教义派”等，尽管他们的主张与观念在总体上还是遵循过去三十多年的那一套论述，但在现实的政治现实压力之下，“传统台独”事实上也进行了某种形式的转型。

　　就緑营内部而言，目前“传统台独”的范畴大致包括以下两类：一是反国民党情绪仍然强烈的“台独”组织及其势力，这股势力并非全在民进党内部，而是散布于整个台湾社会，尤以“台联党”、“时代力量”、“台湾基进党”等为主；二是“海外台独”这一挂人。诸如辜宽敏、郭倍宏等人成立的“台独组织”及其势力。总体来看，传统“台独”势力目前多在台湾政治体制之外继续从事“台独”运动，他们把“台独”视为一场社会运动，而非政治运动，其目的就是对台湾当局进行政治及舆论上的施压，促使台湾当局对“台独”势力及其诉求的支持，也有类似某种监督的功能。如果从社会运动的思考出发，对于任何社会运动而言，一般都是先有论述，再有行动的展现，最后才看有无产生政治上的实质效果。事实上，“传统台独”的发展基本上是从这个脉络来展开，比如它们都从早期的激进主张，从事政治运动逐渐转向社会运动。

　　就“传统台独”而言，其早初的“台独”诉求非常极端。例如，“海外台独”头子廖文毅在其著作《台湾民本主义》中，就曾有这样的主张：

　　先天的我们继承印尼、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福建、广东、以及日本人的血统，换句话说，融合原住民，汉、日、拉丁、条顿诸民族的血统。

　　这种说法就是“台湾民族混血论”或“台湾民族混合论”，彻底否定中国人汉人在血统上的专属地位。这当然是一种极端、与社会常识严重不符、且易引发普遍反感的无知。早期的“台独”势力以血统差别为出发点，并将之视为“台独”诉求，虽然看起来似乎是简单易懂，但注定了它是一种不易被接受的极端“台独”诉求。

　　“台湾血统论”自然行不通，于是“台独”分子就改提“台湾民族论”。将“台湾民族”用在“台独”诉求上，这应该是“台独”大佬史明的论述。史明虽然讲了一通所谓“台湾民族”产生的客观历史条件，但他也未能指出是哪些历史事实可以证明“台湾民族”已经形成或正在诞生。可能说，史明有关“台湾民族”之言论，不只是谬论，更是其个人的见解与幻想。事实上，所谓的“台湾民族”根本就是一个虚幻的假议题，它也不可能在一念之间就形成。史明之流鼓吹的“台湾民族”，其实只是“台独”分子从战略层面的伎俩，企图通过鼓吹“台湾民族”，想突出“台湾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区别。这种逻辑当然是政治操作的思维，由于它违背了历史客观事实，自然无法吸引台湾民众的认同与接受。此外，“台独”分子所谓的“台湾民族”，其概念无论在内涵还是外延等方面，都缺乏逻辑性的周延，说服力不足，而且自相矛盾。例如，在早期的“台独”分子那里，所谓的“台湾民族”并不包含与蒋介石一起逃到台湾的大量外省人。但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由于开始有一批外省人也在搞“台独”活动，尤其是“台独”组织“外独会”全面参与“台独”活动，无疑使“独”派早期界定的“台湾民族”之说法无以为继，面临现实的尴尬。在这种情况下，“台独”分子就从“台湾民族论”转变为“认同台湾的人即是台湾人”之论述，尤其是在“郑南榕事件”后，“台独”在所谓的“台湾民族”论之说法上逐渐减少，其原因主要是郑南榕本身就是福州人，当然是典型的外省人。

　　由于“民族”一词在汉文化圈或中国传统文化圈内有深厚的血统意味，“台独”很难自中国民族大义的道德中脱出，“台独”论者越来越明白，以所谓的“台湾民族”诉求来获取更多的支持者显然是行不通的。于是“台独”论者又改采“台湾国民主义”为号召，也就是所谓“台湾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从这个时期开始，“台独”开始走出排他性。即便连海外“台独”激进派的“台独联盟”前主席张灿鍙也认同这样的主张，他称“凡是认同于台湾，热爱台湾，将台湾看做家乡，愿意和台湾共命运的人，无论是第几梯次迁徒来台湾，都是台湾人，都是台湾独立后新平等的新国民。”

　　当“台独”组织不再以排他性的“台独”诉求为政治口号，而以“共同体”的文化概念为号召，其诉求与路线其实也是在做一个极大的调整。当然，这里所指的调整，只是战术及战略层面的调整，并非放弃了“台独”的意识形态与坚持。其目的主要是想避免一些有关于国家、国旗、国号等可能引起争议的地方，从而降低对“台独”的反作用。当然，台湾是一个频繁的选举社会，敏感的族群关系，在激情选战中容易被激化。陈水扁在1998年市长选举中失利后，转而提出所谓的“新中间路线”，诉求改以超越统“独”，省籍，族群的新思维。但如何超越并没有讲，似乎只是先不要谈这些敏感的问题便可超越。这就是新世纪“台独”们的策略。

　　“传统”台独在台湾岛内的政治影响力当然还存在，这也是即便“建国党”、“台联”等势力衰败，但仍然有“时代力量”及“基进党”等跟上来，这表明虽然传统“独”派的影响力在式微，但“传统独派”在台湾政治市场上目前仍然有一小块市场。

　　“传统台独”在台湾社会的困境，还有一个表现就是诉求由早期的多元到今天的一元。在“党外”时期以及后面成立的民进党，“独”派是与其他社会团体结合在一起来反对国民党政权，例如，当时民进党与工运团体、环保团体、农民团体等组织进行结合，“台独”诉求是与环保、劳工议题等掺合在一起，以社会运动的力量来推翻国民党在台湾地区的统治。所以说过去的“独”派是提出不少论述，也抛出不少主题，其目的虽然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政治盟友，但客观上也降低了“台独“的敏感度。例如，为了集结环保力量来共同对付国民党，”独“派也需要有环保方面的论述。民进党就是靠这种多种容易引发社会关注的多元诉求，才逐渐取得政治上的优势。但在到了今天，台湾的政治生态已经发生了变化，”传统台独“面临的政治环境大为改变，尤其是在民进党全面执政的背景下，”传统台独“的诉求和环境已有了变化，在这种情势下，”传统台独“一方面牢牢抱着”台独“的诉求不放，但另一方面，也有一些策略上的调整。

　　一是“传统台独”着眼于对民进党上台执政后的监督，这种担心主要还是以“台独”的前景为考量，不少”台独“势力担心民进党基于选举利益，不再顾及“台湾独立”的议题。他们想促使蔡英文当局在推动台湾本土化，“去中国化”等议题上能够有更多的动作。毕竟“独”派自己非常明白，他们是扶不上台面，也无法取得执政权，所以自然对民进党有所期待。所以想通过制造压力，以及炒作议题等形式来对民进党政治人物进行施压，阻止民进党在“台独”议题上的保守。

　　二是当前““台独”组织已从过去推翻国民党的政治逻辑转向走社会运动的逻辑，并逐渐从各种社会运动中剥离出来，从台湾地区”党外“运动历史脉络来看，“台独”本身就是台湾社会运动的一部分，它与环保，劳工等议题一样，当出现某个议题，某个事件与其相关时，“台独”组织就会出来露个脸，展现一下，“台独”组织平时的政治舞台其实并不多，其精力也有限。正因为如此，目前“传统台独”已经与社会议题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切割，专注于“台湾独立”这个议题。

　　三是“传统台独”组织在积极培育民进党的侧翼。尽管“独”派组织与民进党尤其是蔡英文的互动并不是非常顺利，但这并表示“独”派组织在政治上彻底被边缘化了，包括“台湾基进党”和“时代力量”等“独”派政党的存在，就是明例。毕竟只要是社会运动，社会上总会有人有团体愿意投入资源，都有其关系网络的发展。

　　四是“传统台独”组织继续抓住民进党不放，为其“台独”分裂活动提供协助，或者双方分进合击。民进党上台后虽然也没有放弃“台独”分裂活动，甚至在诸如“去中国化”等议题上力度加深，但毕竟身为台湾地区执政党，民进党在“台独”层面的动作与考量，与“台独”组织的期待有一定的落差。尽管如此，民进党在台湾地区各级选举中，仍然需要有“台独”的资金之挹注，尤其是在民意代表、县市议员及县市长等絶大多数公职人员的选举中，民进党政治人物仍然需要有“台独”派的资金与资源，甚至包括媒体的支持。这种局面使“台独”派组织与民进党政治人物之间形成了某种利益共生的关系。

　　（二）“新型台独”的转型

　　尽管民进党以“台独”起家，但民进党前后历经两次执政，面对当前国际局势及两岸情势，民进党也不敢公开祭出“台独”大旗，而是采取较为隐晦的“台独”步骤，尤其是民进党的“台独”策略自“台独党纲”抛出来之后，也有不小的调适，这当然会导致民进党与“传统台独”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与“传统独派”的期待有不小的落差。尤其是在蔡英文主导民进党以来，民进党的“台独”策略其实已经有了一定的转型。

　　蔡英文和当前民进党对“台独”策略的调整，已从过去的社会运动之思路，朝以“反中”“反统”“维护台湾的民主自由”等为重要策略的方向转型。民进党认识到如果仍然以“台独”传统路线及其策略，坚持过去几十年的策略和认知，来推动“台独”运动，其成功的可能性为零，迫于政治现实，蔡英文则是企图利用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掀起的“反中”浪潮，来与西方反华势力进行串连，从而在这个过程中推进”台独“的进程。从这个角度来看，民进党和蔡英文企图把“台独运动”置身于更宽广的全球视野中去，试图从国际社会寻找对“台独”更大的支持与资源。蔡英文及民进党的思考依据主要有以下：

　　一是希望从中国崛起与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与国际格局中寻求对“台独”的更大支持基础。“传统台独”比较缺乏国际视野，尽管不少“海外台独”有有日本或美国的背景，但其实“台独运动”的国际视野缺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多数“台独”分子都是把目光对准国民党和中国大陆。但蔡英文执政以来，“台独”势力试图从国际社会来寻求新的突破口。

　　客观而论，中美博弈是一个重要的观察指标。中国大陆的快速崛起，尤其是中美实力的快速拉近，必然会引发美国的高度警惕，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必须会竭力维持其全球霸主的地位，从近代世界霸权轮替的周期规律来看，美国自然担心中国有可能会抢走其世界地位，所以对中国大陆的发展和国力提升持排斥的立场，这也是近几年来美国不断调整对华战略的深层次原因。特别是从特朗普到拜登，中美关系急剧恶化，其背后的核心逻辑还在于美国对中国崛起的焦虑情绪大为增长。同样，随着中国的实力快速发展，中国周边以及亚太地区不少区域国家的不安情绪也客观上会增长，这些国家面对中国大陆的崛起，哪怕是和平式崛起，其自信心也逐步丧失，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国家国民的心理适应尚未完全到位。因此，这些国家在美国鼓噪之下也掀起了新一轮的“中国威胁论”等炒作。诸如日本，澳大利亚以及印度等国家，都是典型，它们都纷纷向美国靠过去，试图来建构起阻止中国崛起的战略包围圈。

　　而台湾地区的蔡英文当局当然看到了当前国际局势尤其是亚太区域的变化，民进党集团基于“台独”的奢望，也自然想利用西方国家遏制中国大陆的机会下，来寻求增加国际支持的筹码。于是，蔡英文当局不断强化所谓的“民主阵营”，“扺抗中国”等宣传，试图通过建构“全球反中”的连接，来间接或直接推动台湾地区的分离运动。

　　此外，民进党当局不只是在国际及区域层面配合美国的战略调整，而且也在台湾岛内进行战略及战术的调整，其目的当然是为其“台独”目标服务。例如，蔡英文当局抛出“中华民国台湾”的论述，这表示民进党的“台独”转型已与“传统台独”的思路有了较大的改变，这也是我们观察民进党“台独”转型的重要面向。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无论是新冠疫情、亚太区域安全还是全球供应链等议题上，蔡英文当局都是在唱和西方国家的观点，高举“反中”“抗中”“民主”大旗，甚至冲到第一线，其目的就是要强化与西方国家的连接，来形成全球“反中”“抗中”的局面，以推动国际社会对“台独”的支持。

　　在台湾社会内部，民进党执政当局的“台独”转型也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奉行“解构式”台独路线

　　随着20世纪80年代台湾政治、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尤其是民进党建党之后，以及海外“台独”组织的纷纷返台，“台独”势力在台湾岛内的气焰日渐嚣张，这也是“台独”势力最为嚣张的时期，直接推动了民进党“台独党纲”的出台。在1992的选举中，尽管民进党高举“台独”大旗，但其得票率极低，不到30%的基本盘。而就是在“党外”时期，“党外”势力的基本盘也大致维持三成的选票。比如，从“台湾省”历届省议员，非国民党党籍候选人得票率与县市议员席次比率如下。表明“党外”时期就有一定的实力，大约是三成左右。

　　但民进党在1992年的大挫败，也在民进党内部引发了讨论。“台独”是票房毒药的声音开始在緑营内部出现，这直接导致民进党内部“台独”路线的转型，此后，民进党历经陈水扁八年的执政，以及蔡英文执政，民进党越来越认识到，“台独”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当然这里指的是“法理台独”没有办法做，也不敢公开去做。尽管如此，但民进党也不愿意完全抛弃“台独”立场，担心其基本盘流失，所以就采取了“渐进式台独”等策略，试图通过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将“台独”的策略由“法理台独”朝“渐进台独”的方式演进，尤其是想希望通过本土意识形态，藉助文化、教育、经济等多种手段，来重新凝聚台湾民众的共同体意识，摧毁原有的中国意识，通过一系列的“去中国化”动作，即以时间换空间的大腾挪手法。这就是所谓的“解构式台独”策略。

　　二是推动“融入式台独“策略

　　民进党成立后党内一直有“体制内”或“体制外”路线的争辩，可以说一直是党内“台独”争辩的焦点，体现在一种街头抗争还是体制内融入的路线选择之博弈。

　　早在民进党1986年正式组党之前，党外就发生了路线之线，路线之争的背后，实质其实就是“台独”策略的道路模式问题。这就是当时“党外”新生代为代表的主张街头路线，与公职身份为代表的主张温和路线。在这一场斗争中，新潮流杂志进行了很多的批判。先是批康宁祥，接着批其他派系，主要是对公职运动路线进行了批判，称公职中介为运动服务的工具。强调要走街头路线，走社会运动，来集结反国民党的最大力量。在这里必须要指出，新潮流的年轻干部利用媒体和杂志，把以康宁祥为代表的公职派打得很惨，也使“台独”路线占据优势，并在1991年出台“台独党纲”，但政治是现实的，也是最无情的。随后，民进党基于选举利益，只能是采取融入体制之中来搞“台独”的路线。

　　体制内或体制外实现“台独”，早从“党外”时期到民进党成立后，一直是党内“台独”辩论的焦点。差别并不在于武力革命与否，而是一种街头抗争还是体制内进入。

　　蔡英文抛出的“中华民国台湾”，从政治意图及其话语权视野来分析，其实质还是重在安抚内部，并与政治对手国民党抢夺所谓“中华民国”话语权的工具。“传统台独”排斥“中华民国”等来自大陆的政治图腾与符号，对蔡英文的这种论述自然不以为然。而蔡英文则是要从国民党手中抢夺主导权和话语权，其目的其实不是要去认同中国，而是抢夺话语权的现实需要，以维持民进党统治的需要，更是进一步推动“台独”的需要。事实上，蔡英文所谓的“中华民国台湾”之论述，其地理范畴仍然是指台湾目前实际控制的台澎金马等地区。

　　其实从“独”派的发展脉络来看，早期“台独”所宣称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在台湾民主化“解严”后，改以“新生国家理论”来界定台湾的地位。同时，为了摆脱与中国的法律纠缠，有“台独”另开辟战场。“台独”已将金马视为与台湾澎湖一起的命运共同体。

　　必须要看到，“台独“从早期的路径是追求“法理台独”，到后面的融入台湾现行体制，即所谓的“中华民国体制”，寄希望在体制内实现“台独”。尽管“台独党纲”早已通过，但随着民进党在体制内的选举内获得好处，政治利益不断增多，在现实政治考量下，民进党与台湾现行体制也形成利益系统。政治资源获取更多，其政党架构与组织基础日趋成熟，为扩大迈向执政的可能性，很难不屈服于利益系统下，政党从初创时期的改变现有秩序，到现在的适应现有秩序。就是民进党所走过的一条路。这也是政治的现实。尽管如此，在台湾特殊的政治和社会条件上，加上族群政治认同之利益纠葛难解，民进党仍然紧紧抓住“台独”诉求以稳定其基本盘，当然难免与“台独基本教义派”彼此之间有长期的紧张关系。

　　总体来说，在蔡英文执政时期，“台独“的诉求及其路线，已与”传统台独“有较大差距，但不变的是”台独“的基本目标和价值。

　　第三节　“台独”组织的发展趋向

　　“台独”组织的发展趋向，几乎可以预期的就是，“台独”组织在岛内的空间愈来愈小，即便是在两岸未最终统一的特殊状况下，“台独”在緑营内部，尤其是在民进党内部也是很小众的一块，从各类调查数据来观察，占比不到三成，这也决定了“台独”尤其是激进“台独”势力只会被民进党及其政治人物拿来作为选举操作、吸引选票的工具。

　　一、“台独”组织的发展空间愈来愈窄

　　（一）“台独”受制于内外环境的制约

　　“台独”论者虽然将“台湾独立运动”推动并朝向社会运动的方向发展，但受制于现实的国际政治环境、两岸关系状况以及台湾岛内统“独”博弈等客观现实，“台独”的发展前景注定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完全没有任何实现的可能性。

　　就国际政治现实而言，中国大陆的不断崛起，不可能而且也絶对不会允许台湾从祖国领土分离出去，这是注定了的事实，“台独”没有实力突破这一结构性的限制。中国近年来的快速发展，综合实力提升较快，成为影响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等重要力量，更为重要的在于，国际社会"一中架构"也越来越稳固。即便近年来随着中美战略博弈的升级，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大打“台湾牌”，企图搅动台海局势，但美国也只能将台湾视为在中美博弈中的一枚棋子，而无法从根本上撼动国际社会早已形成的“一中架构”，台湾在国际社会被视为中国一部分的普遍认知并没有改变。

　　最为重要的是，中国大陆实力的增强，我们不可能允许台湾从祖国领土分离出去。中国人传统的、根深蒂固的“大一统”思想文化，使得中国大陆在考虑台湾问题时，将统一台湾视为是党和国家的神圣使命，主要是从历史、文化等视角来看待两岸的统一，而不是从风险代价、成本收益等视角来讨论统一的代价等问题。换言之，中国大陆实力的快速崛起从根本上决定了台湾必须回归统一的前景。

　　（二）“台独”组织不会自动消失

　　尽管两岸统一的时程已经提上日程，但并不表示未来“台独”组织就会自动消失。“台独”出现是与台湾特定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之产物。可能这样说，只要台湾过搞过去那一套选举制度，“台独”就有可能会继续存在。因为搞选举就会有利益输送，“台独”存在的社会基础就不会完全消失，“台独”势力仍然会通过向緑营政治人物输送资源，进而施加影响，从而形成利益共生的关系。即便未来两岸统一之后，“台独”势力仍然有可能会勾连台湾岛内及海外反华势力进行反扑，尤其是国际反华势力不会甘心，我们当然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三）“台独”组织的自主性越来越小

　　不可否认的是，“台独”组织自身的自主性将越来越小，逐渐沦为緑营政党和政治势力操弄民意和获取选票的工具。 任何组织都具有依附性，才能有存在的空间和价值。“台独”组织也是如此。“台独”组织由于发展空间有限，为维持存在，必然要依附在民进党等緑营政党身上，否则其社会能动性更小，要依附当然要付出代价，这就是自主性的丧失。

　　二、“台独”组织与境外反华势力的勾连会强化

　　（一）“台独”势力与外国势力的勾连

　　“台独”组织与境外势力的勾结并非始于今日，而是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海外台独”时期，“台独”势力就是依附于美国、日本等境外势力的扶持才得以存活。台湾“二二八”事件后，以廖文毅为首的“台独”分子流亡日本，并以日本为“台独”的大本营开展“台独”分裂活动，日本“台独”势力聚焦了诸如廖文毅、史明、辜宽敏等人为首的“台独”势力，其中不少人在台湾地区“解严”后回到台湾，至今仍然是台湾鼓吹“台独”的重要角色。如辜宽敏创办的“台湾制宪基金会”，以及史明的“独立台湾会”，至今在台湾仍然存在。

　　美国“台独”的影响则更为长久与深远。“台独”势力在美国长期活动与存在，更成为“党外”时期支撑岛内“台独”势力的重要力量之一。“海外台独”的不少人虽然早已回到台湾，但“台独”势力在美国的活动并没有停止，包括“台湾公共事务委员”会等“台独”组织，仍然在美国相当活跃，勾连美国政客支持“台独运动”。

　　随着中国大陆的崛起与国力的日渐强大，两岸统一的大势愈发明显，美国加强了对中国的战略围堵，企图阻止两岸统一的进程，从特朗普到拜登，美国大打“台湾牌”，加大从政治、军事层面对民进党和蔡英文当局的支持力度，企图从政治及经济等领域提升台美关系互动的层级，发展相互之间的实质关系。可以预计的是，未来一段时间，只要海峡两岸没有完成真正的统一，美国扶持“台独”势力的力度不会减轻，“台独”势力勾结美国等境外势力的活动必仍然会加强，试图以此来拖延两岸统一的时程。

　　   （二）“台独”势力与境外反华势力的勾结加强

　　“台独”势力为壮大其声势，早就与“疆独”、“藏独”、“港独”等分裂国家的势力勾结在一起，其目的就是要把台湾从中国的领土分离出去。

　　长期以来，在西方国家明里或暗地的支持下，境外存在不少的反华势力。诸如长期盘踞在印度热兰萨拉的“藏独”势力达赖集团，以及西方支持的“疆独”等势力。“台独”势力一直串连，图谋数“独”合流，在国际社会营造“反中”“反共”“反统”的声势，未来这几股反华势力的合流与勾结不但不会停止，反而有可能增强。

　　三、“台独”势力未来存在暴冲的可能性

　　不同政治人物，其风格与经历自然有所不同。同样是民进党政治人物，蔡英文与赖清德、苏贞昌等人的经历及风格也有较大的差别，再加上外部环境尤其是国际环境的变化，“台独”势力及“台独”组织的发展也会受到较大的影响。

　　以蔡英文为例，她年轻时在欧美读书，返台后在大学任教，后来进入李登辉当局做事，她的历练完全没有“党外”运动与民进党的经历。她是在国民党2000年败选，民进党首次执政后，被陈水扁延揽入阁，出任民进党首次执政的陆委会主委一职。正是这样，她才与民进党开始有了交集。2008年民进党败选后，她被推上民进党主席的位置，其实这个时候她的党龄不过四年时间。从此， 她与民进党的命运捆在一起。但2016年她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从她的人事任命来观察，她重用了不少的“老蓝男”政治人物，尤其是在不少重要岗位上，其原因就在于她过去与这些人有交集。而以苏贞昌、游锡堃等人为例， 则与蔡英文的经历完全不同，他们在“党外”时期就与执政的国民党水火不容，而且也是民进党创党时期的重量级政治人物，所以在他们心目中，冲撞的个性表现得非常明显。

　　未来一段时间，“台独”势力及“台独”组织的发展趋势虽然受到较大的限制，但其发展动能还有待观察，尤其是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下，任何国际及区域形势的变化，都会对“台独”势力带来若干的影响。因此，未来不排除“台独”势力在特定环境上出现暴冲的可能性，这一点我们要高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