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独”组织最早出现就是在海外，在国民党戒严时期，“台独”与共产党及党外是“三合一”敌人，台湾岛内没有“台独”组织生存的空间，“台独”组织只能流窜到海外发展，尤其是在海外形成了以日本、美国为根据地的海外“台独”势力。台湾政治开放后，海外“台独”组织纷纷返回台湾发展，基本上主要的“台独”组织都撤回台湾本土了。尽管如此，当前海外仍然有一些“台独”组织在运作。

　　民进党成立后，尤其是八九十年代，台湾进行了政治改革，由于民主化进程的推动以及“黑名单”的取消，海外“台独”势力纷纷回台发展。基本上絶大多数海外“台独”组织及其政治人物都早已返台。但作为海外“台独”的大本营之美国，“台独”势力并未全部返台，仍然有留在美国的“台独”组织，继续以新的身份，并把重点放在游说美国国会议员等工作重点上。尤其是还有一些新的发展，诸如在美定居、生活的台籍“独”派人士，也就是所谓的“台美人”群体，也在美国成立一些类似智库等性质的“台独”组织，这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些新现象。

　　目前海外“台独”势力主要集中在美国。这与美国是世界超级大国，尤其是美国长期介入台湾问题有关系。“台独”势力把美国视为其最强大的支持力量。在美国的“台独”组织主要是以游说美国政府和国会等工作为主。

　　第一节 “台独”组织在海外的发展

　　一、“台独”组织在香港

　　台湾“二二八”事件之后，在国民党的军事镇压与政治清算下，使得一些台湾人担心有可能受到政治牵连或迫害，选择离开台湾，跑到海外去推行反国民党、反蒋的运动，部分主张“台独”的人士也只能流亡海外搞“台独”运动。例如，林献堂以养病为由东渡日本后，便暗中支持邱永汉等人推动“台独”，且以“台湾民主独立党”顾问的名义居留日本，虽然未有直接证据证明林献堂参与“台独”，但林献堂在日本投降、台湾回归中国版图后，竟然选择重回原来与之长期作斗争的殖民宗主国的日本，当然与“二二八”事件之台湾岛内非常紧张甚至高压的政治气氛有关。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廖文毅兄弟。

　　“二二八”事件虽然很快就被国民党平息，但它的一个后果就是海外“台湾独立”运动开始出现，其始作佣者就是廖文毅。廖文毅家族是台湾省云林县的一个地主家庭，廖家两代之间，出了6位博士，传为美谈，家族势力蒸蒸日上，成为西螺乡的一门望族。日据时期，廖文毅于1928年进入南京的金陵大学工学院机械科就读，1932年廖文毅赴美就读密歇根大学，获得硕士后，转至俄亥俄州立大学，1935年获得化学工程博士学位。台湾光复后回到台湾，廖文毅被指派为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工矿处的简任技正，幷兼台北市政府工务局长，后改兼任台北市公共事业管理处处长。他拥有高学历，又精通中文、日文和英文，还拥有一定的社会声望，廖文毅对于参政的意愿和兴趣相当浓厚。1946年8月，廖文毅决定竞选台湾“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这次的选举采间接选举，由台湾省参议员投票选出，廖文毅本来当选的机会较高，却因故被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民政处长周一鹗作梗，将其中一张选票视为废票而被判落选。两个多月后，廖文毅再度竞选，参加了“制宪国大”代表的选举，却再度落选。由于连续两次参选失利，廖文毅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廖文毅在3月4日组成“台湾二二八惨案联合后援会”，发布“告台湾同胞书”，呼吁撤办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中央派员调查惨案、取消专卖局等诉求，当然都没有得到官方的正式回应。陈仪反而在4月18日发布“二二八事变首谋叛乱犯在逃主犯名册”30人，廖文毅名列其中，成为了叛乱通缉犯。同年6月，廖文毅等人在上海成立“台湾再解放联盟”，之后，廖文毅等人逃往香港。1948年廖文毅以原上海“台湾再解放联盟”为班底，联合“独立派”及“托管派”两方力量，在香港组成“台湾再解放联盟”，由廖文毅担任主席，黄纪男为秘书长，其主旨是“台独”，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海外首个“台独”团体的出现。换言之，第一个“台独”组织是在海外的香港最早存在。

　　廖文毅等人在香港发起“台湾托管运动”，向联合国，美国及世界名人进行请愿，请求废弃开罗宣言 ，主张台湾进行“国际托管”和“公民投票自决”。1948月1日，香港“台湾再解放联盟”向联合国提出“第一号”请愿书，重申应暂由联合国托管台湾的论调，未来再由全体台湾公民投票决定台湾的前途是隶属于中国或独立自主。事实上，廖文毅等人跑到香港来活动，仍然还是希望透过美国来支持其有关“台独”的诉求。廖文毅曾在1947年9月底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会面，得到司徒雷登的含有鼓励性的回复：

　　The Formosan independence is a long and hard way，but worthwhile to struggle.

　　(台湾独立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但值得奋斗)。

　　这说明美国官方即使在此时还未公开支持“台独”，但私底下对“台独”的态度有同情。由于当时该组织只是暂时统合反国民党的力量，联盟内部成份复杂，总体的政治力量和影响力并不大，而且香港港英当局也多次通令联盟成员不得在香港从事政治活动。由于国际反应冷淡，又缺乏岛内支持，以廖文毅为首的“台独”势力被迫离开香港，于1950年东渡日本。

　　二、“海外台独”在日本

　　日本成为战后“台独运动”的主要根据地是有其先天性的条件。毕竟任何一个政权的更迭都会有既得利益者，也必然会有既得利益丧失者。随着台湾光复，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不少既得利益者自然会对新政权有所不满，这些人自然会将日本作为其活动的根据地。尤其是相较于香港，日本普经对台湾进行了50年的殖民统治，加上台日之间的互动密切，即便是二战之后，在日本生活、工作及求学的台湾人数量并不少，当然絶大多数是中小生意人群体，他们对政治的兴趣相对不大。但对于廖文毅阵营来说，在日本推动“台独”活动及其发展潜力的空间都较香港会增大不少。

　　1950年2月，廖文毅等人从香港东渡日本，同月在日本京都联合一些在日本的台湾人组成了“台湾民主独立党”，继续从事其“台独”的运动。为进一步扩大“台独”的国际影响，廖文毅等人决定模仿孙中山早年在海外革命的模式，成立了“流亡政府”及“临时议会”等组织机构，认为这样可以引起公共舆论特别是国际社会的关注。

　　廖文毅在1955年在日本首先成立“临时议会”，1956年2月又在东京成立“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并自任“总统”职务。并以1953年创刊的“台湾民报”为临时政府之机关报。该组织成立初期，其活动相当活跃，也得到一些在日台湾人的支持，俨然成为日本“台独”活动的中心舞台。不过，该组织由于内部纷争日渐加剧，以及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渗透，以致内部呈现分裂的状态。先是1955年春，该组织重要成员曾炳南、郑万福、鲍瑞生等人宣布退党，另组“民政党”，为日后的更多纷争埋下伏笔。此后，在国民党的拉拢利诱下，不少中坚分子也纷纷脱离该组织返台，给予廖文毅等人很大的冲击。到1957年前后，“临时政府”形象一落千丈，其发展面临越来越大的困境。

　　尽管廖文毅在日本积极推动“台独”活动，但必须要看到“二二八”事件后跑到日本的台湾人并不少，有近千人之规模。所以以日本为根据地的台独组织派系众多，其发展非常复杂，按台独主张与论述来划分，主要可以分为左右两派，以及一些外围组织等。

　　1.右派

　　廖文毅这一阵营属于典型的右派，主要组织有“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和“临时议会”。国民党方面不但在台湾岛内查封他的家族所有产业，而且也派出不少台籍政要前往日本进行游说，在这种情势下，廖文毅的意志也开始动摇。1961年时，实际在廖文毅“独立运动”旗帜下的成员，只剩下51人，人数非常有限，1962年以后甚至出现退党人数比入党人数还多的情形，至1965年成员只剩下38名，实际参与活动的更少，继重要干部先后离开组织后，最终廖文毅与国民党方面达成了条件。1965年5月廖文毅返台，结束在日本长达十几年的“台独”活动。随着廖文毅等“台独”大佬向蒋介石当局输诚投降，当然给日本的“台独”运动及其组织造成了很大的挫折。自廖文毅返台后，该组织影响力更为衰弱，逐渐失去影响力。

　　除了廖文毅的“临时政府”之外，还有在日本的一群台湾留学生决定另起炉灶，于1960年成立“台湾青年社”。该组织的实际负责人是王育德，它以在日留学生为基础，吸引在日的台湾人群体，宣传“台独理论”。“台湾青年社”初期是以杂志社的形态出发，组织架构并不健全。1963年5月，“台湾青年社”改组为“台湾青年会”，并设置中央委员会等机构，以强化该组织的功能。黄昭堂（黄有仁）担任委员长，廖建龙，戴天昭负责吸引留学生为会员。同时，“台湾青年社”也与廖文毅的“临时政府”继续维持良好的关系。“台湾青年会”还针对台湾内部进行宣传和渗透，发行不定期的中文版《独立通讯》，后改名为《独立台湾》，但1964年“陈纯真事件”爆发后，该组织成员险遭牢狱之灾。1965年“台湾青年会”改组为“台湾青年独立联盟”，由辜宽敏担任委员长，活动更加积极。经过几年的发展，“台湾青年独立联盟”继“临时政府”之后，成为日本“台独”组织中最具实力与号召的团体，尤其在接受留日青年学生入盟方面，更是其他已经逐渐老化的“台独”团体难以企及。此该组织在20世纪70年代改名为“台湾独立联盟”日本本部，由黄昭堂负责。

　　2.左派

　　在左派方面，有郭幸裕的“台湾建国委员会”，朱世纪的“台湾文化会”，均属左派“台独”组织。此外，史明的“独立台湾会”，其机关刊物是《独立台湾》。史明是台北士林人，原名施朝晖，史明及“独立台湾会”提出了“主战场在岛内”的口号，并派遣人员返台展开相关的工作。此外，还有何文灿的“台湾独立战线”、廖文毅系统郭泰成的“台湾民主独立党”、廖明耀的“台湾自由独立党”，林台元的“台湾共和党”的等组织。这些组织曾于1967年4月在东京联合成立“台湾独立连合会”，并创刊机关杂志《独立台湾》月刊。尽管该组织成员庞杂，但由于整合不力，更无法团结“台湾青年独立联盟”及“台湾独立总同盟”的加入，两个月后宣告解散。

　　3.外围组织

　　这类“台独”组织多以台湾同乡会为主，其负责人为郭荣桔。此外，还有一些日本人也支持“台独”运动，包括“台湾独立后援会”，其负责人为日本关东放送会社社长远山景久，为日本右派分子，自称将为台湾国的“第一号荣誉国民”。还有其他的后援机构，如“日本台湾人权保护协会”等，这些组织的影响力相对比较弱。

　　以日本为根据地的“海外台独”运动，由于其成员大多认同于日本，因此，其象征符号有明显“皇民化”意味，以“台湾青年独立联盟”和“台湾独立联盟”日本本部为例，其机关杂志所用年号便均以昭和年号，而“临时政府”的旗子则以红太阳旁边附加一弯新月为图案，所以在日本的这些“台独”多被称为“皇民化台独”。

　　在那个时期，由于美国的远东政策尚未根本性改变，美国对“台独”的支持力度不强烈，日本除了少数旧日本右翼军人不残余和日据时期的残余公务人员支持外，官方由于与台湾蒋介石维持所谓的“邦交”关系，互动较为顺利，对“台独”只能暗中支持。不会公开支持。也使“台独运动”在日本的发展有气无力。以廖文毅为例，他在1950年底扺达东京后，在东京基督教青年会举行记者会时即被美国宪兵逮捕，拘禁达6个月之久，其后盘踞在日本的“台独”组织也只是极少数国会议员和日本军阀残余分子如古贺三千雄等支持。甚至在1968年发生的柳文卿事件中，柳文卿为辜宽敏有干部，因护照届满而被日本政府遣返台湾，“台湾青年独立联盟”四处请愿和抗议，最终都无济于事，足以说明在日本的这些“台独”份子之处境不好。

　　虽然“台独”组织在日本的发展不断累积，但国民党对盘踞在日本的“台独”势力也不断进行打压、游说与拉拢力度，尤其是进入1960年代，国民党这方面的力度更为加大，并直接针对影响力最大的廖文毅势力着手。同时，由于在日本的“台独”团体成员存在居留权问题，以及随时面临被遣返可能性的笼罩下，加上留日台湾学生的数量越来越少，使得以留学生为主体的“台独”组织之运作重心，在20世纪70年代后有渐移到美国的趋势。

　　三、“海外台独”在美国

　　“海外台独”运动在美国的发展先后经历了从零散、个体到有组织的演变过程。美国逐渐取代日本，成为“海外台独”势力的重心，也与第二次世界结束后的国际局势演变之背景有关系。二战后美国崛起并成为世界政治、经济及军事的中心，越来越多的台湾留学生及民众更加愿意选择美国而非日本去读书和创业。大量台湾人尤其是年轻学生群体在美国的增加，无疑为“海外台独”势力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根据美国移民局统计，自1960年到1969年这一时期，台湾赴美的留学生有：

　　表格略

　　根据对数据的交叉分析，在这一时期台湾赴美留学的学生中，其中台湾本省籍约占五成左右。另外调查显示，在如此众多学生中，台湾本省籍留学生愿意回台湾服务的意愿普遍偏低，这也使台湾本省籍留学生滞留美国的逐渐增多，也直接导致诸如台湾同乡会等联谊性组织的不断成立，最初是在美国东部、西部、中西部分别成立了三个“台湾同乡会-福尔摩沙俱乐部”之类的组织。

　　“台独”组织在美国的发展最早始于1956年1月1日由台湾留学生在费城组成的“台湾人的自由台湾”小组（简称“三F”），其目标宣称要建立所谓独立的“台湾共和国”，反对所有外来的独裁政权，因此，该组织将中国大陆及台湾蒋介石政权都视为抗争的对象。最初该组织的运作并不严密，更像是一般的协会，成员聚在一起商讨如何宣扬“台独”思想，并以自助的方式发行简单的刊物及传单等，其对象主要还是台湾留美学生。由于当时台湾地区赴美留学生并不多，该组织的影响力相当有限。“三F”由于遭到国民党及美国方面的压制被迫于1957年自行解散。不久后，“台湾独立联盟”成立，简称“UFI”。当时该组织也依然面临身份上的顾忌，因此仍然停留在秘密结社的状态，直到1961年才正式公开其在美国的“台独”活动。UFI致力于寻求更多的国际机会来宣传“台独”主张。

　　1960年12月，卢主义和陈以德等即在美国费城成立了“台湾独立联合会”。此一正式之“台独”组织声称支持廖文毅的“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在美国开始学习廖文毅所采取的种种“台独”活动，包括举办反对台湾政治人物陈诚访美的示威抗议，发动向联合国请愿等等。1964年，一部分人因为不满廖文毅的风格，又独立自组成立“台湾读书人会”。这两派曾发生过正统之纠纷。1965年又有威斯康辛州麦迪逊校区的“台湾问题研究会”，1965年，“台湾独立联合会”与“台湾读书人会”进行合并，改称“全美台湾独立联盟”。1966年6月，UFI主办“费城会议”，希望能够先整合全美的“台独”团体，特别邀请了全美9个地方的“台独”代表，决议成立“全美台独联盟”，简称“UFAI”，首任主席为陈以德，并设执行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等机构。该组织的重要成员张灿鍙等人从1968年秋天起，一年内相继搬到纽约市居住，以便“台独”势力更为集中。并在全美有台湾人存在的城市和校区展开地毯式的横扫，进而建立起UFAI盟员的基本联络网络，这一动作使“台独”在美国的人脉有一个比较大的增加。蔡同荣担任UFAI主席后，更是加大了对全美“台独”组织的整合力度，他于1969年9月20日召集日本、欧洲、加拿大及美国在地的“台独”主要干部至纽约开会，决议成立世界性的“台湾独立联盟”（简称WUFI），各地原“台独”团体则一律改为WUFI各地本部，且各本部自行推选联盟中央委员，再由中央委员选举联盟本部负责人，从而使海外分散的“台独”团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统合。

　　WUFI组织倾向于采取激进手段，积极鼓吹“台独革命”论调。当时该组织基于台湾岛内必将发生革命的认定，提出了一连串暴力革命的号召。1976年UWFI出版“台湾人民独立自救手册”，鼓吹台湾人民要积极对抗蒋介石政权，该手册的内容猛烈抨击台湾当局，暴露出“海外台独”非理性激情的偏执面。同时，该组织还鼓吹在台湾发起一连串的破坏行动，甚至连制造燃烧弹、炸弹的材料、装置、方法，以及投掷要点等都在手册中有详细说明，俨然是一份公开教唆暴力犯罪的计划书。他们认为恐怖行动在颠覆台湾当局的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海外台独”仍未松动其所谓的暴力革命路线，例如郭倍宏、陈婉真等人始终坚持在推翻国民党过程中，除了运作体制外的和平改革之外，也必须保留武力革命的主张以做为最后的诉求。在暴力革命的鼓吹下，“海外台独”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制造了“四二四刺蒋事件”，对造访美国的蒋经国进行刺杀活动。该事件发生后，台湾方面不但强化了对“海外台独”的强硬态度，并持续向美国施压，要求严惩“台独”的暴力行为。

　　由于这一事件与暗杀、暴力有关，引发了WUFI内部的争论。一派以主席蔡同荣为主的领导层，为了避免“刺蒋事件”有所牵扯，而招惹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搜查，所以主张撇清与“刺蒋事件”当事人的关系，正式对外宣称“刺蒋事件”系盟员个别人的行为。不过，另外一派则有不同想法，认为WUFI应当承担责任，应该利用“刺蒋事件”的官司从事“台独”革命宣传，以壮大“海外台独”的声势，就算WUFI因此被迫解散，只要人员继续存在，要重建新的“台独”团体并不困难。此后随着“刺蒋”案主角黄文雄、郑自财等人的逃亡而引发了组织内部的分裂与争议。但“海外台独”并未放弃对暴力手段的坚持，继续发起了一系列的暴力事件，不但对国民党在美国各地的办事处进行攻击和冲击，而且还把对国民党的雠恨蔓延到一些与国民党当局关系密切的个人身上。但“海外台独”的这些暴力行动并其发展并没有太多正面的帮助，相反，还被贴上了“恐怖主义”的标签，也让旅美的台湾人产生了对“台独”的恐惧情绪，更使“台独”逐渐流失潜在支持者与国际社会的支持。

　　特别是在美国，1981年3月底，加州总检察署向州议会提出年度报告，将“台独”列为恐怖分子，意味着美国政府已经无法容忍“海外台独”的暴力斗争。在这种情势下，“海外台独”组织内部逐渐出现了要求稳健、温和的声音。以彭明敏等人为首的温和派开始与激进路线分道扬镳。张灿鍙等人开始试图将WUFI的暴力刻板印象进行转化，以避免“海外台独”回归台湾后在岛内的发展受到影响。一些成员开始与暴力斗争的激进路线划清界线，转而以温和形象在台湾扎根。显示“海外台独”已决定走和平路线。此后，随着台湾地区解除“戒严”，“海外台独”开始逐渐回归到台湾，与成立不久的民进党进行合作。

　　虽然WUFI这个“台独”组织仍然在美国，但其主要成员都已陆续回到台湾岛内。此后，在美国的“台独”组织开始以“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运作。当然在美国的台独组织并非都在“台独联盟”组织之内，也有一些不在联盟中的“台独”组织，诸如1972年在纽约成为的“台湾基督徒自决协会”，此协会主张台湾“自决运动”，以长老教会人士为班底，主要有黄彰辉、黄武东等牧师和魏瑞明等人。

　　事实上，在“解严”前的党外时期，海内外的“台独”已经开始串连。由于台湾当局对“台独”实行严格的镇压，所以“海外台独”的活动主要在海外，以邮递信件的方式来向台湾岛内传播“台独”讯息。海内外“台独”信息的交流，使一些岛内“台独”事件可以得到“海外台独”在国际舆论等方面的援助。

　　在这一时期，“海外台独”以更激进的“台独”诉求，来确立本身“台独”论述的领导地位，巩固基本盘的支持，厚植回归台湾岛后与岛内“本土台独”势力角逐政治版图的实力。同时，激进路线也可以吸引国民党的目光，并掩护羽翼未丰的民进党，减轻其“台独”风险，使岛内“台独”有更大的逥旋空间。

　　四、加拿大及欧洲的“台独”组织

　　除了美国之外，加拿大、欧洲等地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台独”组织。1963年在加拿大的台湾留学生创立“台湾人权委员会”，这个组织为争取彭明敏的释放，曾向加拿大政府及有关国际组织请愿过。在欧洲的台湾留学生不多，也于1966年成立“欧洲台湾独立联盟”，总部设在巴黎，后来又改为“台独联盟欧洲本部”。这一时期，台独组织先后在日本、美国，以及加拿大及欧洲出现，主要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台湾留学生在世界各地学习深造的大背景有关，这给“台独”组织提供了吸引人员的机会。1968年春，“台湾青年独立联盟”、“全美台湾独立联盟”、“欧洲台湾独立联盟”与加拿大的“台湾人权委员会”寻求合作，共同发行“台湾青年”月刊与“独立台湾”的英文季刊，加强这些“台独”组织之间的联络，以及与岛内的联络。1970年日本、欧洲、美国及加拿大的“台独”组织及岛内的“台湾自由联盟”进行了合并整合，成立“台湾独立联盟”，总本部设在美国，并设台湾、日本、美国、加拿大及欧洲五本部。

　　 第二节　海外“台独”组织的基本类型

　　就海外“台独”组织这个群体而言，其数量相当庞大，成员极为复杂。但总观这些形形色色的“台独”组织，它们有以下一些基本的特点：一是这些“台独”组织的外围团体较多。例如，在“台独联盟”盟员的推动下，1976年纽约地区的部分海外台湾人成立“台湾妇女维护人权委员”，后改名为“台湾人权协会”。同年，在美国加州洛杉矶地区，包括台独联盟的许世楷等人又推动成立了“台湾人权及文化协会”，这些组织之间也开展合作。在此基础上，并推动形成“全美台湾人权协会”。此外，还有在美国的“台湾同乡会”，以及以加州圣荷西市为中心，由陈都负责的“台湾协志会”，由张富雄负责的“台湾之音”均属这类组织。尤其是“台湾协志会”和“台湾之音”这两个组织，其成立之初原本以“为同乡服务”为宗旨，不谈政治，但后面越来越采取激进的“台独”路线。二是海外“台独”组织的成员多数拥有当地国的国籍，可以说是所谓的“台美人”或“台欧人”等身份，其依靠外国人之身份，在各地向当地政客学者游说相对方便。事实上，台独联盟在美国曾组成一个所谓的“台独七人游说小组”，其成员就包括王能祥、陈唐山、钟桂荣等人。三是海外台独组织与台湾岛内台独势力相互勾连。例如，彭明敏、魏廷朝、谢聪敏等人在1970年到达美国后，也参与成立“台美协会”组织，此外，郭雨新在1977年赴美后也成立“台湾民主运动海外同盟”。

　　海外台独组织图表：

　　表格略

　　总体上而言，海外“台独”组织虽然种类繁多，但就其功能而言，无非就是扮演起游说当地政府，强化对台湾的“国际参与”，以及支持“台独”势力等方面的功能和角色。总体而言，海外“台独”组织的类型大致有以下三种形式。

　　一、游说组织

　　海外“台独”组织活动最主要的聚集地还是美国，这当然与美国的国家实力密切相关。这些“台独”组织实质上就是游说组织，帮助台湾及民进党、緑营拉拢、勾连美国政治人物尤其是国会议员及政府官员的支持。

　　在美国的海外“台独”组织中，最具规模也最具影响力的当属“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这个组织。“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正式创办于1982年，它的出现背后原因非常复杂，既与当时台湾岛内国民党执政集团开始推进政治改革有关，也与“台独联盟”在美国难以为继密切相关，在这种形势，在美国成立十多年的“台独联盟”开始内部分化，其中改头换面出来一个“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其表面上旨在通过“草根外交”的方式服务台籍侨民的政治诉求、促进台湾地区民主，实则是台籍侨民及其后代系统地参与美国政治的桥梁。因此“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很快开始对涉台的美国政策发声，并逐步拥有了不容忽视的政治影响力。除此之外，“台籍”侨民群体还利用其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的优势，建立了“北美洲台湾人教授协会”(NATPA)和“北美洲台湾妇女会”(NATWA)、“北美洲台湾人医师协会”(NATMA)、“国际环境协会”(IEPA)等新型社团。“台独”组织在美国社会由原先的主张暴力对抗，转向和平参与的转化，也使其更好地适应了美国社会，同时其工作内容也将对在美国生活、工作、学习的台湾民众的基层动员与游说美国政客相结合，符合美国国内政治运行的规则，因此逐渐为美国社会所接受。

　　同一时期，随着台湾地区经济的发展，岛内兴起了新一波赴美移民潮。在此趋势影响下，美国的台湾地区移民总体数量和经济实力都快速提高，其社会地位也随之上升，并形成瞭如“小台北”这样的台湾移民社区。同时，原有的“台籍”侨民群体在美国已经生活多年，逐步熟悉了美国社会的政治规则，因此也具有一定的政治影响。一些美国政客开始注意到这一相对活跃的政治群体，希望通过这一资源为自身谋取利益。1994年，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裴尔(Claiborne Pell)与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柏曼(Howard Berman)等人推动下，克林顿总统签署了103－415号法案，将“出生于台湾之美国人”的官方证件出生地由China更名为“Taiwan”。1999年，白宫和国会又分别宣布在每年5月设立“台美人传统周”(Taiwanese‐American Heritage Week)，以“表扬其对美国社会的奉献”。

　　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台籍”侨民群体开始在一些涉及中美关系、台海事务的议题上发挥影响力。随着1990年前后台湾岛内开放“党禁”，在李登辉的扶持下，美国的“台籍”侨民和岛内“台独”势力之间的联系由以前台湾向美国的单向流动，转为双向互动。一方面有不少拥有在美政治活动经验的“台籍”侨民回到岛内参与政治，部分人甚至进入陈水扁当局，直接为岛内“台独”势力服务。另一方面，留在美国的“台籍”侨民则登堂入室，成为岛内“台独”政客与美国政界沟通的桥梁和助力，一些美国国会议员为了博取选区内“台籍”侨民选票，也积极地与台湾当局相勾结，并推动各类反华提案。来自“台籍”侨民聚集的加利福尼亚州第39选区的著名“亲台”政客、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艾迪罗伊斯(Ed Royce)就是其典型。

　　进入21世纪以来，“台籍”侨民的政治参与和影响力进一步加强，不仅对中国大陆维护国家统一形成了多方挑战，还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全体海外华侨华人的利益。首先，“台籍”侨民在美国政坛的影响力上升。一方面，部分“台籍”侨民成为了反华势力的同盟军。“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作为最知名的“台籍”侨民政治组织，长期致力于对美“草根外交”，向美国国会议员、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和普罗大众进行宣传与游说。当前这一团体在美国政坛已经有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力，被认为是以色列游说团体之外最为成功的政治游说团体之一。2017年，为使“台湾旅行法”获得通过，“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组织了“台湾倡议周”活动，发动超过100位“台美人”由全美各地赶到华盛顿，在一天之内拜访超过100位国会议员的办公室，以“身为台湾人的生命经验”争取这些政客的支持，并最终取得了近20位议员的联署。除了推动与台湾相关的反华法案之外，“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等组织还与美国境外“民运”“藏独”“东突”等团体建立密切联系，并在相关议题上相互合作。另一方面，部分“台籍”侨民政客也利用华裔和亚裔的支持，培养自身政界势力，继续扩大其对美国政治的参与。不仅刘云平已经成为联邦众议员，邱信福、潘君达当选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江俊辉已尝试参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连伍国庆、赵美心夫妇这样并非台湾人后代的华裔政客也出于拉拢“台籍”侨民政治考虑，与该群体龢民进党当局保持了密切互动。

　　其次，“台籍”侨民社团从未停止从观念上分化华裔的尝试。除“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于2016年早早开始针对2020年全美人口普查的宣传活动，继续其十年一度的在全美人口普查中将“台籍”侨民与华裔切割之尝试以外，“亚裔细分”立法浪潮的兴起，也离不开“台籍”侨民社团的鼓吹。刘云平在2006年担任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时就屡次提出“亚裔细分”相关法案，其当选联邦众议员后公然支持纽约市的SCA5法案，激起了美国各地华裔的愤慨。虽然刘云平的上述尝试屡遭失败，但加利福尼亚州和纽约市最终还是通过了建立在其提案基础之上，承认将“台籍”侨民从华裔中独立出来的相关法案，不仅以地方法规形式破坏了一个中国原则，更为将来别有用心的政客利用“亚裔细分”侵害华裔的各类权益开了危险的先例。

　　未来“台籍”侨民团体还将在推动美台勾结、协助台湾当局加入国际组织、分化华裔等方面有所动作。“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等“台籍”侨民社团已积极参加“推动台湾加入联合国”活动。会长周信结表示，要透过科技透过文化透过经济，跟“有同样价值观的国家”，如美国、欧盟、日本更深入地结合，并“唤起台湾人民自觉”获取“入联”的资格。目前，台湾当局外事主管部门和驻美代表机构，与“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的关系更为密切。与此同时，随着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逐步白热化，民主共和两党都将“台籍”侨民视为南加利福尼亚州重要的选举资源，“台籍”侨民对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力还将进一步提升。这为将来“亚裔细分”相关举措在美国联邦层级的继续展开打下了基础。尤其是2020年全美人口普查已近在眼前，这很可能成为美国“台籍”侨民新一轮活动的重点。

　　二、智库组织

　　在美国的“台独”组织除了发挥游说的功能外，也在一定程度上扮演起智库机构的角色，从而企图对美国的台海政策发挥一定的影响与作用。尤其是台独势力利用这些智库，来拉拢与豢养一些美国政客及其学者为其摇旗呐喊，其实质影响力不容低估。这可以从最近成立的台独组织“全球台湾研究中心”窥见一斑。

　　全球台湾研究中心位于美国政治中心华盛顿的智库一条街。它是由居住在美国的具有强烈“台独意识”形态的台裔美籍人士（简称“台美人”）所创办的非营利组织，该组织想透过政策研究来增进台湾与美国的关系，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及角色。该组织已经成为在美的重要“台独”组织。

　　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成立于2016年9月，是目前台湾在华盛顿最为活跃的新一代游说机构，也是一个重要的智库组织。旅美的这群台美人，其“台独”意识非常强烈，他们与台湾岛内的“台独”势力勾连甚深，他们想效仿生活在美国的犹太裔的作法。美国犹太人是美国所有族群中最为成功的少数族裔之一，尤其是在美国的政治领域，犹太人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犹太人的作法就是在美国成立许多组织，这些组织就是美国犹太集团的前身，犹太人通过这些组织对美国社会及外交政策带来了深远影响。而以黄文局为代表的这一群台美人，本身不少就是在台湾出生，后来到美国留学与经商。黄文局个人出资2400万美元，另设41个原始共同创办人，每人出资10万美元。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已经斥资300万买下华盛顿特区杜邦圆环旁的办公室。    

　　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对外宣称是促进台美关系发展的智库，其实就是美国台独势力以及台湾当局对美游说的机构，包括台湾前“行政院”副院长吴荣义为该所荣誉主席，前“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张富美等37人为共同创始人，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司徒文、国会研究部研究员简淑贤等14人任顾问。该所理事会共有16名年轻台裔美国人理事，分别从事医疗、金融、企业和学术工作，平均年龄33岁。理事会主席是北美洲台湾人教授协会前会长赖义雄。该所运营资金2000万美元，由民视前董事长郭倍宏、企业家黄文局等出资，办公室位于华盛顿智库集中的杜邦环岛。执行主任萧良其曾在美国2049项目研究所任高级研究员，在具有新保守主义倾向的美国保卫民主基金会任国家安全研究员。他于2017年6月15日参加美国众议院外事委员会亚太小组举行的听证会，从意识形态方面强调美台关系的重要性。目前，GTI共有4名专职研究人员和3名实习生。

　　全球台湾研究所在华盛顿推动游说的主要方式有以下几种：首先是为美国重要学者，如布鲁金斯学会的卜睿哲、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迈克·格林和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迈克·奥斯林等资深专家举办著作讨论会。其次是独立举办或与华盛顿重要智库，如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NBR）等合作举办公开学术研讨会，2049项目研究所、美国企业研究所、传统基金会等保守智库的研究人员都参加了这些研讨会。再次是其研究人员参加国会听证会。四是通过推特、脸谱等社交平台，推动与台湾相关的新闻和话题的传播。五是每周发布全球台湾简报（The Global Taiwan Brief）。六是私下邀请美国亲近民进党的前官员和学者访问台湾。另外就是为美国从事台湾研究的学者提供资助，争夺“台湾研究”话语权。

　　全球台湾研究所在华盛顿推动的公共讨论主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为提升美台关系发声，如美台在亚太地区的海洋合作。二是介绍台湾内部发展情况，如台湾“新南向政策”、重构台湾史、“太阳花运动”、防御政策发展趋势等。三是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政策。四是重申《与台湾关系法》和里根政府“六项保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五是强调台湾民主制度的价值，幷介绍香港的“民主运动”。

　　从全球台湾研究所来看，台湾新一代对美游说力量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1.对美游说倚重新一代台美人。台湾传统在美游说力量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台美人”系统；二是“独派”系统；三是“留美学者”系统。其中，“台美人”和“留美学者”系统在机构和人员上多有重合。由于台湾近年来赴美留学人员逐渐减少，在美学术机构影响力逐渐减弱，“留美学者”系统有所衰落。“独派”系统因追随陈水扁而在美不得势，蔡英文当局在向美国保证不搞“急独”、“不改变两岸现状”的情形下，必须与“独派”系统保持距离。因此，新一代“台美人”精英成为台当局倚重的对美游说力量。

　　2.配合蔡英文当局的政策，台湾新一代对美游说主攻台美关系的实质提升。迫于大陆方面压力和美国维持中美关系稳定的考虑，台湾在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国际空间和军售等方面的努力一直效果不彰。对此，蔡英文当局的政策重点转向寻求台美关系实质提升，包括强化台美“准同盟”关系，主动配合美国亚太地区战略，提升台美官员互访层级等。台湾新一代对美游说一方面塑造台湾作为地区和平力量的形象，另一方面强调台湾的“民主制度”，以期获得美国内“同盟派（强调同盟体系对美国重要的人群）”的同情和支持。

　　3. 培养美国新一代亲台专家。美国内从事台海研究的学者队伍存在老化倾向，一批亲台学者和前官员正在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为此，台湾新一代对美游说力量正在华盛顿遴选、培养美国新生代学术力量，为他们的学术发展提供资金和机会，以期维持对美游说的可持续发展。

　　4.国会仍是台湾新一代对美游说力量的工作重点。美国会是对美行政当局可能“弃台”的最大制约力量，在可预见的未来，国会仍将是台湾新一代对美游说工作的重中之重。

　　5.推话题和建人脉并重。在培养新一批人脉的同时，台湾新一代对美游说力量重在推动华盛顿政策辩论的话题，通过影响政策辩论的议程设定，来对美国台海政策施加影响。

　　“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在意识形态上有“台独”的强烈意识形态，拜登上台后，该中心网络了不少特朗普时代的官员，包括美国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加入了该机构新成立的“美台关系研究中心”服务。

　　三、联谊组织

　　活跃在美国的“台独”组织，除了游说功能、智库功能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联谊。通过联谊来拉近与美国政客的关系，从而为其“台独”活动创造更为方便的空间，这也是所有“台独”组织在美国活动的最大共同点。

　　比如为民进党及台独人士的赴美活动提供平台，营造氛围。蔡英文出访中美洲两度“过境”美国，与所谓“台美人”群体密切互动。在前往迎接蔡英文的团体中，“台独”色彩浓烈的“台湾会馆”和各类“台美人”协会也取代了尊奉孙中山为“国父”的“中华会馆”占据主导地位，显示台湾当局侨务政策重心重新向“台侨”转移的趋势。所谓“台裔”或“台美人”，是居住在美国，认同“台独”理念的少部分台湾地区侨民及其后裔的自称。尽管这一群体远未在来自台湾地区的侨民中占据主流，但其参与政治的兴趣却极其强烈。

　　第三，“台籍”侨民团体与岛内“台独”势力勾结有所加深。在美“台籍”侨民最重要的年度聚会之一——“美东台湾人夏令会”已成为“台独”政党争取海外选票重要场合。2017年，主办方邀请民进党和“时代力量”等“重量级”代表前往，为2018年“九合一”选举造势。2018年同一活动中，緑营政党更是全部到齐，除台湾当局侨务主管部门副负责人高建智龢民意代表蔡易余之外，还有社民党苗博雅、“时代力量”林彦甫等人参加，推动台湾正名运动的日本人永山英树和“喜乐岛联盟”发起人郭倍宏也前往活动，其中郭倍宏更是获得了“台美人”群体追捧。2016年，特朗普同蔡英文通话后，也有以“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为首的多个“台美人组织”在《华盛顿时报》刊文，称赞特朗普的“友台”举措。近年来，蔡英文历次出访“过境”美国时，都得到了各类“台美人”社团热烈欢迎。

　　台湾当局也正在试图利用这一局势，将“台籍”侨民群体作为其发展对美经贸与政治关系的桥梁。出于意识形态因素和“台独”的现实需求，民进党和岛内其他“台独”势力一贯强调区分华侨与“台侨”，将后者作为其侨务工作的重点。蔡英文执政后，更是极为重视对美国“台籍”侨民的工作。在2018年8月“同庆之旅”“过境”美国期间，蔡英文在洛杉矶与“台籍”侨民团体密集互动，不仅创下台湾地区领导人首次进入台湾侨务部门驻美机构的记録，还举办了规模达1200人的“侨胞晚宴”，并在“洛杉矶侨务中心”和“第二届台美人电影节”两度与“台侨”青年座谈，宣讲台湾当局的执政“成果”及其对“台籍”侨民的优惠政策与期望。座谈中，蔡英文承诺将通过侨务部门，在美加两地12个“侨务中心”建设专门窗口，联结台湾当局各个“部会”，鼓励“台侨”青年到台湾投资、就业和创业，希望“强化年轻一代与台湾的联结”，声称通过就职后的一系列改革，“给年轻人开出了回家的路，欢迎大家一起来修路”。她提及近两年美国科技大厂赴台投资，就离不开“台美人”扮演牵线和促成的角色，这一人群的“专业、经验及背后的人脉，都是现在台湾最需要的，也希望能替台湾寻找机会”，鼓励“台籍”侨民群体：“台美关系的进展，仰赖许多‘台美’乡亲出力。从产业到“外交”，‘台美人’不能只做旁观者或拉拉队，‘台美人’可以为台湾做很多事情。台湾的生存和发展，也不能没有‘台美人’的力量，都是壮大台湾的一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