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独”组织的出现及其发展演变当然与台湾地区特殊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发展相关联，可以说它是台湾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产物，其阶段性特征非常突出。“台独”组织出现于二战后，这与当时台湾形势发展尤其是复杂的国际局势之环境分不开。同样，“台独”组织在其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变的历史过程，呈现出山头林立、内斗激烈、主张不一的显着特征。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尽管台独组织的形态“五花八门”，论述甚至有些天马行空，但“台独”组织在台湾社会长期的存在，客观上起到了某种政治社会化的功能，这应是我们要高度警惕的。

　　第一节　“台独”组织的发展阶段

　　“台独”组织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也并非直线式的一帆风顺，有其发展演变的历程，尤其是与台湾地区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的脉络密切相关。在台湾地区，早期“台独”组织都是在海外开展活动，在岛内是最大的政治禁忌。即便是“党外”的美丽岛时期，尽管不少人认为该组织是实质性的“台独组织”，但参与“美丽岛”的这一群人，他们也只是偶尔有一两个人敢公开地谈论，多数人还是极力逥避。他们公开的主张十分谨慎，标准的口号是“台湾前途应尊重台湾人民的意愿”，在“台独”宣示上是非常低调。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党外”新生代的汇集，他们在1982年的中山堂发表了“共同主张”，主张“台湾的前途，应由台湾人民共同决定”。这就是“自决”，比以前的“尊重意愿”更进一步了。而1983年党外作家编辑联谊会成立后，总体上确立了“党外”的基本共识：“台湾之前途应由台湾全体住民共同决定”，“台独”进一步正式“组织化”了。不过从此前比较暗示性的“自决”到公开地以组织追求“独立运动”，当然是1987年的“政治受难者联谊总会”，该组织正式把“台湾独立”列为总会的宗旨，也因此发生“蔡、许台独”案，以及爆发了一连串的街头抗争，至此，“台独”主张在民间正式台面化，不再偷偷摸摸。

　　同时，一些民进党人士也步步为营地在党内推动“台独运动”。希望民进党成为发动“台独”运动的引擎。先有江盖世要求将“台湾人民有主张台湾独立的自由”列入党纲的提案，也有1987年民进党第二次全代会上通过的“台独言论自由的决议文”，以及举办一连串党内的“台独座谈会”，还有姚嘉文1988年发动的“台湾主权独立”的“四一七”决议文，还有1990年“台湾主权不及于中国大陆及外蒙古”的“一00七”决议文等等。可以说，民进党内部激进“台独”势力的气焰不断上升，成为推进民进党朝“台独”政党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这个过程中，岛内“台独”组织的发展也在不断推进。1989年民进党不少党员组成“新国家连线”，就是以“台独联线”来开展选举运动，并以所谓的“台湾共和国新宪法”为目标。同时，“台独”的组织化问题的发展也得以拓展，就是“台独”开始进入校园及文化界，甚至社会各领域，原住民领域，而不再仅限于“政治界”。尤其是台湾一系列新出现的组织，如“台湾新生代主权联盟”、“台湾教授协会”、“学生教授制宪联盟”等开始举起“台独”旗帜，社运界开始出现了支援“台独”结社权的不小声音。

　　就“台独”组织的发展阶段来说，大致经历了起步、发展及转型等阶段。

　　一、起步阶段

　　“台独”组织发展的起步阶段是从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时开始，中间历经“党外”时期，一直到1986年9月民进党成立这个时间段为止，其间历经了41年的时间。

　　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投降，正式宣告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宣告终结，台湾得以回到阔别50年之久的祖国怀抱。正当台湾絶大多数民众陷入热烈欢迎祖国接收的热情之中，但在台湾岛内却爆发了一起未遂的“台独”事件，也是所谓的“八一五台独事件”。1946年6月“台独”组织“台湾青年同盟”的成员黄纪男向美国请愿“台独公投”。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发后，一些反国民党政权的政治组织纷纷成立，包括上海“台湾再解放联盟”、香港“台湾再解放联盟”等先后成立，这些组织的“台独”倾向非常明显。此后，随着国民党败逃台湾，加大了对台湾社会的控制，“台独”组织及其政治人物纷纷向海外发展。1950年廖文毅在日本成立“台湾民主独立党”。但“台独”组织在岛内仍然存在一些零星的活动，诸如1950年爆发的云林“廖家台独”案、1951年发生的史明“台湾独立武装队”被破获，1952年“台湾前锋青年协会”案等。之后，随着国民党对岛内“台独”活动的打压升级，“台独”组织在岛内活动的空间被完全压缩，只能流落到海外去发展。1955年廖文毅在日本成立“台湾临时国民议会”，1956年一些留学美国的台湾人成立“台湾人的自由台湾”（3F），廖文毅同年在东京就任“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大统领。1958年3F改组为“台湾独立联盟”（UFI）。进入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海外“台独”组织不断涌现，如1960年“台湾青年社”在日本成立，幷发行《台湾青年》刊物。这个时期，国民党在台湾岛内也不断侦破一些“台独”案件，如“廖启川案”、“苏东启案”、“与台会案”、“施明德案”、“陈智雄台独案”、“彭明敏《台湾人民自救宣言》事件”、“全国青年团结促进会案”等等。也就在这个时期，海外“台独”的变化最大。一方面，当时海外“台独”运动的领军人物廖文毅返台，选择向国民党当局投降，日本“台独”势力日渐陷入困境。但在北美及欧洲地区，“台独”组织有所发展，尤其是美国开始成为“台独”势力海外发展的大本营。例如，“全美台湾独立联盟”、“欧洲台独联盟”、“加拿大台湾人权委员会”以及“台湾独立连合会”、“独立台湾会”等“台独”组织纷纷成立。

　　进入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台独”组织在美国的发展较快。1970年全球性的“台独”组织“台湾独立联盟”（WUFI）成立，1973年“台湾人基督教徒自决协会”成立，1974年“世台会”成立，1976年“台湾人权协会”成立以及“台独联盟南美本部”成立，1979年“台湾民主运动海外同盟”和“台湾建国联合阵线”先后成立。这一时期，随着海外“台独”的发展，“台独”组织的暴力倾向日渐明显，“台独”组织及其人员先后策划了1970年在美国发生的针对蒋经国访美的“四二四刺蒋事件”、1973的“黄照夫刺杀事件”，1976年的“邮包炸弹事件”等等。这个时期在台湾岛内的“台独”组织主要还是隐蔽的，以隐蔽或宗教形式存在的长老教会为代表，主要以发表一些声明为主，来强调台湾的自治问题，还有就是党外人士在1975年开始创办刊物《台湾政论》，1979年“美丽岛杂志社”创办及《美丽岛》创刊，以及1978年党外人士发表了“党外人士国是声明”等，都开始提出了自治的想法，当然其内容包含有“台独”的思想在内。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台湾“党外”运动发展的分水岭，也是“台独”势及其组织发展的重要阶段。就台湾岛内而言，尽管“美丽岛事件”爆发后，“党外”的重要领袖都被国民党方面一网打尽，但并不表示“党外”运动在岛内完全熄灭，相反，“党外”运动的组织及形式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尤其是“党外”内部主张“台独”的声势不断高涨。1983年“党外”的新生代成立了“新潮流”，1984年“党外公政会”成立，这两个组织成为统合党外“独”派势力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以也为民进党1986年的组党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这一时期，台湾爆发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也对“台独”在岛内的发展起到了某种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1980年国民党当局对“美丽岛事件”的军法大审，1981年的“陈文成事件”，1983年的“卢修一台独事件”等，1984年党外人士通过的“党外中央后援会十大政见”等，都不断在岛内寻求政治影响力的提升。1986年民进党正式组党成立，尽管民进党成立之初不敢公开提出“台独”的政治主张，但它表明台湾的反对力量，而且是与海外“台独”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台湾“党外”势力终于朝政党方向取得了突破，这当然对于岛内外的“台独”势力而言是一个极大的突破，换言之，民进党的成立，标志着“台独”势力终于在台湾岛内的政治生态中不再是散兵游勇的状态，而是有了组织，站稳了脚跟。

　　从“党外”运动发展到民进党正式组党，标志着“台独”组织即将进入下一个发展的重要阶段。

　　二、发展阶段

　　从1987年开始到2008年民进党下台则是“台独”组织的大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持续的时间为20年左右。

　　民进党组党后，“台独”势力开始聚焦在民进党这个大旗之下，其影响力开始大为拓展与发展。尤其是“党外”中生代成立的新潮流组织，不但成为民进党重要的一个派系，而且它积极在台湾社会中传播“台独”的理念。1982年由党外中生代组成的“编联会”成立，该组织的核心成员就是后来民进党的新潮流。该团体及后面的新潮流主张“台独”，其编辑出版的《新潮流》杂志在当时起到了宣传“台独”意识的动员功能。此后，其他党外杂志也有不少开始宣传“台独”言论自由等观点，这在当时的台湾社会，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台独”思想意识形态的动员和传播功能。只是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才开始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台独”组织。1987年“台湾政治受难者联谊总会”成立，这是台湾岛内第一个公开成立并主张“台独”的组织，但由于当时尚处在“戒严”时期，“台独”言论还是禁忌，最终导致民进党人士蔡有全与许曹德因为公开声称“台独”而被求刑。

　　这一时期，“台独”势力开始冲撞“台独”言论禁区的活动不断，尤其是刚成立的民进党不断突破国民党在打压“台独”政策上的底线。例如1987年郑南榕刊载“台湾共和国宪法草案”事件，“台独联盟”改称为“台湾独立建国联盟”、“蔡许台独案”、民进党通过“人民有主张台湾独立的自由”之决议文，以及1988年民进党通过的“四一七决议文”，1989年“郑南榕自焚事件”，以及“公民投票促进会”成立，1990年民进党通过“一00七决议文”，1991年民进党正式通过“台独党纲”。与此同时，随着台湾内部政治氛围的改变，海外“台独”组织也纷纷返台发展。例如，包括1988年“世台会”首次放在台湾岛内举行会议，“台湾国际关系中心”成立，FAPA成立公民投票委员会，“台独联盟”的重要人士郭倍宏等纷纷返台、1990年“台独联盟”宣布将组织迁回到台湾发展，“台独联盟”台湾本部正式成立等，海外“台独”势力大举返台，当然对台湾岛内的“台独”势力发展有刺激效应。

　　从1991年开始到2008年一直是运动型“台独”组织的大发展阶段。其原因主要还是民进党成立后，台湾岛内政治情势发生了极大变化，加上民进党在2000年取得执政地位，客观上强化了台湾民众的“台独”意识。此外，海外“台独”组织及其成员大量迁回台湾，这些诸多因素无疑给“台独”势力在岛内发展提供了相对有利的条件。台湾“解严”后，台湾当局在政治上对“台独”的高压与打压被取消，加上主张“台独”的民进党以“台独”牌为名义在全台湾参与选举，对“台独”的宣传起了很大的社会动员作用。“台独”组织在这一阶段的发展迎来了一定的机遇。1990年12月台湾教授协会成立，这是一个由支持“台湾独立”的学术研究者所组织的民间社团，其理念就是进行“台湾独立”的理念传播。1992年8月23日“外省人台湾独立协进会”成立，后改名为“外省人台湾独立促进会”，办理眷村宣讲，成立华语电台等进行宣讲，并在1996年成立“外独会”网站。此外，由于海外“台独”返台后与民进党在理念等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分歧与差异，双方开始由合转分，1996年“建国党”成立。在民进党2000年执政后，“台独”活动进入高潮。由于“台独”势力获取的资源增多，大量“台独”组织在这一阶段出现。例如，2000年台湾“中社”宣告成立。它由一群在台湾中部地区40多位学界、医界及文化、法律、社会各界人士所组成。“台湾社”于2006年成立，宣称是为了结合台湾各区域性质相近的本土社协会，并更进一步提供各社团的相互沟通合作。这些“台独”组织掀起了不少活动。

　　在这一时期，尽管民进党居于执政地位，但其“台独“论述也有一定的调适，主要是民进党迫于政治现实以及获取选票之考量，尤其是在2000年上台后，其策略上与”台独“社社团组织进行了分进合击的策略。民进党在2000年执政之初，陈水扁曾经抛出了“四不一没有”的论述，但随着岛内政治局势的变化，陈水扁很快就朝“台独”的路线靠拢，尤其是为了掩饰执政不力及家庭贪腐等问题，民进党当局在“台独”问题上动作不断，包括提出“修宪公投时间表”、“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废止“国统纲领”及终止“国统会”的运作等等。此外民进党在这个时候也朝激进的“台独“路线上狂飙，民进党主席游锡堃在2006年推动通过了“正常国家决议文”等。“台独“组织在这一时期的激进与冲撞，对两岸关系及台海局势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台海局势甚至出现一触即发的紧张局面。

　　三、转型阶段

　　历经陈水扁执政的惨败特别是2008年国民党重返执政后，“台独”势力的活动陷入低潮。尤其是在两岸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的背景下，“台独”势力的声量与能量大为降低。然而即便在这一时期，“台独”势力为了扺制两岸关系的发展，也经常掀起抗争运动。但两岸关系总体上维持了较为稳定的发展。2016年蔡英文上台后，由于台湾当局拒不接受“九二共识”，导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受到很大的冲击，但随着中国大陆的崛起，以及两岸实力的日渐悬殊，“台独”势力尽管在岛内因民进党重返执政有一时回流之迹象，但显然已无实力阻碍两岸关系及国家统一进程向前迈进的步伐。

　　当然我们要看到，尽管当前台湾社会的“台独”运动整体上走向低潮，甚至其论述有所转型与调整，但“台独”组织并未放弃分裂国家的活动，甚至“台独”组织有深耕台湾社会的迹象，“台独”仍然是影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以及阻碍两岸统一进程的最大障碍。

　　这一时期“台独”组织的继续发展，尤其是在民进党2016年重返执政后，随着“台独”组织获取资源的能力进一步增强，以及在中美战略博弈加剧的大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大了对岛内“台独”势力的扶持力度，客观上都对“台独”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力。

　　一则，作为执政的民进党，蔡英文当局对其“台独”策略有所调整，提出了所谓的“中华民国台湾”论述，民进党的这种论调当然是换汤不换药的伎俩，其实质还是以“台独”为内涵。但很显然，蔡英文当局加强台美之间的勾连，高唱“民主”“自由”等口号，应和西方反华势力，无疑使台湾问题更趋复杂。

　　二则，“台独”组织中的大緑小緑之间强化了分工与协作。虽然蔡英文当局不再将“台独”挂在嘴边，改走“务实台独”的路线，但小緑政党，包括时代力量、基进党等以及众多的“台独”社团组织，仍然在意识形态上高唱“台独”，緑营在“台独”路线上的分进合击，当然会搅动台湾内部的蓝緑和统“独”纷争。同时，不少“台独”组织基于政治市场利益之考量，以及与民进党争夺“独”派政治市场的需要，加大了对民进党的压力，民进党与“独”派组织的博弈空前加大。

　　三则，随着两岸实力的日渐悬殊，“台独”势力的焦虑情绪不断增长，“独”派社团组织日趋极端与冒进，无疑使台海局势的风险增大。同时，随着老一代“台独”的日渐凋零，传统“台独”日渐衰弱，转而以“维持现状”为目标的“新型台独”逐渐成为“台独”的主流。

　　第二节　“台独”组织的特征

　　“台独”组织在台湾岛内发展已数十年，如果连同“海外台独”组织，更是有超过七十来年的历史，总体来看，“台独”组织呈现出以下一些特点。

　　一、类型庞杂山头林立

　　就“台独”组织而言，其机构可谓庞杂，规模偏小，存续不一，山头林立，其发展往往受到组织机构领袖个人的影响较为明显。就台湾政治生态结构来论，长期存在统“独”意识形态竞争与蓝緑政党认同的不同。统“独”意识形态竞争是指台湾政治光谱上的两个极端，蓝緑政党认同则是指对台湾政治版图的划分。这里有一个问题，既然民调数据普遍显示出这样的结论，台湾多数选民会认为自己是台湾人，但是为何选民在选举中不一定都会去支持本土的民进党，更不用说投给倡议“台湾独立”的政党。这表明，影响台湾选民投票行为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关系、利益及理念，统“独”立场属于后者。民进党起源于“党外”人士的串连，也就是拒絶国民党政权收编的反对派分子，加上一些社会运动者，以及“台独”信奉者等等。前者可以说是“美丽岛系”的起源，以黄信介、张俊宏、许信良为首，包括后面陈水扁的“正义连线”，谢长廷的“福利国连线”等，基本上都是以围遶头人的结合。新潮流属于后起之秀，既然缺乏传统的人脉，只好强调运动跟理念，相当有弹性。

　　（一）类型庞杂

　　“台独”组织的类型相当庞杂，尤其是民间的“台独”社团组织种类繁多，可谓是多如牛毛。可以这样说，举凡台湾社会各个领域皆有这类“独”派组织的存在。当然这些社团组织对于“台独”的主张，可分为公开和非公开两种类型。公开主张“台独”的政党及社团组织，如“908台湾国运动”、“台湾独立建国联盟”、台湾基进党等。并没有公开主张“台独建国”，但其意识形态偏向“台独”的政党及组织则为更多，如台湾教授协会、台湾医师公会等。具体而言，有在台湾岛内鼓吹“公投建国”、“台湾独立建国”、“正名公投”、“台湾自决运动”等，强调对“台独”运动的理念宣传，这些组织有“独立公投人权运动”等；也有在国际社会积极推动“台湾加入联合国”的“台独”组织，如“台湾联合国协进会”、“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等；有在台湾社会宣扬“台独”理念，推动“台独”运动的草根性社团组织，如“台湾独立革命军”、“西门町台独旗队”；也有学术界、知识分子透过各项议题论述及抗争来突显“台独”的社会民间组织，如“经济民主联合”、“台湾守护民主平台”及“公民宪政推动联盟”等；还有以智库性质存在的“台独”组织机构，如“台湾智库”、“新台湾国策智库”等，但也有以个人身份存在的“台独”政党，如蔡丁贵的“台湾自由党”等。整个来说，“台独”组织类型的花样不少，种类复杂。由此观之，“台独”组织本身就是各种政治及利益诉求的大杂烩，决定了“台独”的诉求不但无法聚焦，也使其陷入小众化，鱼龙混珠式的状态，其发展自然很难成大的气候。

　　（二）规模偏小

　　尽管“台独”的组织繁多，但总体来看，其规模不一，絶大多数“台独”组织的规模偏小。台湾为数众多的“独”派社团组织，不少甚至连专属的办公室都没有。如既有数百人之规模的台湾教授协会，其组织相对完整。但也有廖廖数人的“独”派社团，如“公投护台湾联盟”等。这种规模大小的背后实则是与获取资源能力的强弱有直接关系。如喜乐岛联盟由于其背后有“独”派大佬李登辉、陈水扁、辜宽敏、郭倍宏等人的支持，其实力雄厚，该组织在募款及组织活动方面的能力就较强。再以“独”派智库为例，多数智库呈现出规模偏小的发展形态。即便是新境界文教基金会这个民进党直属的政党智库，虽然因为其财力运作相对较有保障，故该智库能够维持一定的规模，但如果将之与美欧国家的政党型智库相比较，则相差甚远。民进党智库新境界文教基金会的专任研究人员更少，主要还是以一些兼职的研究人员为主体。尤其是蔡英文上台后，新境界的不少人马被蔡英文当局所调用，导致该智库基本处于无人可用之困境。而其它“独派”智库机构则由于经费的限制，规模较小，甚至不少智库机构完全没有专职人员来从事研究人员，而是把研究课题委托给大专院校的学者来完成。例如，李登辉基金会过去在募款方面的问题不是很大，或者说其财政不是很拮据，但其专职的研究人员非常少，研究能力缺乏，尤其是随着李登辉的去世，该机构的募款能力面临不小的困难。事实上，台湾地区多数政治型智库特别是緑营智库的规模都比较小，有些甚至发生严重的经营困境。

　　“独派”社团之所以发展规模偏小，主要还是与台湾特殊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在政治领域，执政当局特别是民进党执政时期对智库的重视程度不足是智库成长缺乏诱因的重要因素。此外，台湾地区经济已经历了长达十多年的停滞状态，经济发展形势不佳自然会使这些社会组织的募款面临障碍，从而影响其发展。

　　（三）短多长空

　　台湾“独”派社团组织大多都是以功能性的任务为基调，使其发展呈现短多长空的特性。以台湾地区的“独”派智库组织为例，“独”派智库在2000年之后之所以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局面，主要是当时台湾地区政治情势发展使然，特别是台湾历史上首次出现了政党轮替，这是催生台湾地区政党政治型智库大量出现的重要因素。虽然对政治利益的需要导致了大量政治型智库的出现，但也使这些智库本身背负着某种阶段性的历史任务或政治使命，緑营智库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希望给新上来的执政当局提供某种帮助和研究，以稳住完全没有执政经验的民进党。很多緑营智库的成立都是以特定的阶段性任务为主导。

　　例如，台湾智库在成立之初的宏愿是要经营“台湾第一大智库”。然而台湾智库运作的最大资源来源则是许文龙企业集团的资金支持。该智库的一个重要阶段性任务就是为全面配合林佳龙的形象转型而服务，特别是随着林佳龙政治地位不断提升，智库这方面的任务不断加强。而当这一阶段性基本完成的情势下，智库的功能性自然下降。许文龙对智库的支持度也大不如从前。同样为数众多的緑营政党型智库，其运作基本上都是以某一阶段性任务为依托。以民进党诸天王为例，民进党的谢长廷、苏贞昌和蔡英文都有各自主导的智库机构，这些智库机构本身就是完全为这些政治天王的政治活动服务。例如，台湾维新基金会作为谢系“养人”和打选战的功能非常明显；超越基金会的执行长是苏贞昌的女儿苏巧慧，其运作在一定程度上是为维系苏贞昌的政治能见度以及其与台湾民间的社会互动；小英教育基金会当然是蔡英文人马集结的大本营，不但帮助蔡英文连接台湾民间社会，而且也能够维持蔡英文的政治影响力。“独派”大佬辜宽敏在2010年出资成立了“新台湾国策智库”这个智库机构，尽管该智库成立的原因有很多方面，其阶段性任务也有很多设计构想，但主要还是希望能够推动緑营政党重返执政，因此智库成立后强化了对陈水扁八年执政实践的检讨工作，希望为未来民进党重返执政奠定理论论述与实践基础。但在2012年之后，由于蔡英文当时没有选上，辜宽敏对智库的支持力度下降，转而让给凯达格兰基金会。

　　（四）山头林立

　　台湾地区的“台独”组织可谓山头林立，具有典型的个人主义色彩，其发展模式类似于民进党的派系模式，如民进党内部的重要派系如苏系、正国会、谢系等，都是分别以苏贞昌、游锡堃（现为林佳龙）、谢长廷等派系领袖为主导。而一旦派系领导人的影响力式微，则整个派系的发展就出现状况。“独”派社团也面临同样的情形。在“台独”社团组织中，蔡丁贵是较具代表性的政治人物，他是台湾大学教授退体后，热衷于“台独”运动，他主导的“自由台湾党”等，都完全是受蔡丁贵所主导的个人平台。从台湾为数不少的“独”派智库机构来看，也有同样的情形。“独”派智库充满政治人物的个人色彩。智库受某个政治人物或金主的影响非常大。换言之，智库机构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主导政治人物或金主的状况，从而使政党政治型智库机构面临无法永续发展的重大隐患。辜宽敏出资成立的新台湾国策智库，其成立之初的重要目标是要帮助民进党在2012年重新赢回执政权，但随着蔡英文在2012年大选中落败，辜宽敏对“新台湾国策智库”的投入意愿大为降低，直接导致该智库的活动能量及研究人员大幅缩减。这说明该智库机构的发展与辜宽敏个人的兴趣与意愿有直接关系。而台湾维新基金会则完全是由谢长廷所主导，小英教育基金会则为蔡英文所主导，台湾智库则成为林佳龙个人的智库机构。“台独”组织个人属性太强的状况，对组织的发展具有双面刃的影响。从积极的一面来看，当影响台独组织的政治人物的政治行情看涨的时候，则该台独组织的发展相对顺利，资金投入皆有很大保障，往往这个阶段也是该组织发展的黄金时期，有助于推动该组织的顺利发展。但从消极的影响来看，当组织的头脑人物政治行情不佳或走下坡路的时候，则该组织的发展将陷入困境甚至是全面停摆的境地，从而使组织机构的可持续发展面临非常大的压力。以凯达格兰格学校为例，在陈水扁执政时期，该校被视为扁系的党校，发展非常快，成为陈水扁执政时期相当倚重的政治智库，然而随着陈水扁下台特别是入狱后，凯达格兰学校陷入全面的困境。

　　二、诉求策略不断演变

　　“台独”论者对“台湾独立”的诉求并非全然相同，毕竟每个个体的价值判断与利害考量有差异，“台独”们心中所描绘的“台独”图像，以及如何达到理想中的“台独”进程，总是因人、因时、因主客观条件的推移，而不断在作调适与改变。如何兼顾所谓“理想与现实”的平衡，便成为战后“台独”的一项重大考验。

　　早期的“台独”主张者具有很强的排他性，也使其发展中面临较大的困境，最终“台独理想”敌不过政治现实的压力，“台独”论者又提出了“共同体”的概念。“台独”诉求从极端的“台湾民族混血论”，到“台湾地位未定论”，再到“台湾命运共同体”等，从“建立独立自由的台湾共和国”到“维持现状”，到“中华民国台湾”，“独”派诉求变化的背后，其实是策略的调整。

　　“海外台独”早期曾以“台湾民族混血论”作为极端诉求，除了情绪发泄之外，还有就是想以更简便的方式来宣扬“台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台独”分子廖文毅等为了加强在国际社会对“台独”诉求的宣传，抛出了所谓的“托管论”，其目的还是想迎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总统威尔逊倡议的“住民自决”论述，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殖民地自决和独立的浪潮。这也成为战后“台独”最初诉求与策略的思考来源。

　　早在日本殖民台湾时期，部分台湾抗争者以“民族自决”作为摆脱日本统治的政治诉求，这在当时确实有其正当性，毕竟日本是异民族，对台湾是殖民统治。但1945年台湾回归中国版图后，在同属中华民族的历史情感笼罩下，台湾人如果再以“民族自决”为旗号进行政治斗争，其底气自然不足。但“二二八”事件爆发后，部分“台独”论者不将台湾人视为中国人，企图在国际社会运作民族自决的“台独”诉求，以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一时间“民族自决”的论调又在这些“台独”论者中发酵。最为典型的就是，“二二八”事件后不久，黄纪男就向来台视察的美国人魏德迈中将递交了请愿书，他在信中称台湾人享有公民自决的权利。“台湾自决”的主张，长期以来都是“台独”诉求的一项利器，由于其诉求是以和平、温和的抗争方式呈现，也使其在国际社会有一定的隐蔽性。

　　但是基于国际社会的现实，“台独”论者也瞭解到仅仅光喊“台湾自决”是不够的，还应该寻求另外一种更具说服力的论据才行。于是“台独”论者企图从台湾的法律地位，以及“台湾主权”到底属于谁等问题入手来寻求突破口，并抛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的论调。这个时期正值国民党政权在大陆溃败逃台，解放军正在准备军事解放台湾，加上朝鲜战争爆发前后美国对台湾问题态度的变化，“独”派认为美国对蒋介石当局的地位未定，觉得机会来了，于是开始大肆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论”。“独派”在这个时候高喊“台湾地位未定论”，或许是缓兵之计，其中自然有抗拒中国大陆对台湾的主权诉求之考量，而其内心深处真正期盼是台湾必须是台湾人的。因此，经过“解严”，以及“全面民主化”，“国会全面改选”之后，“台独”论者很少再讲“台湾地位未定论”了，而是改为“台湾过去的国际地位未定，但是今日地位已定。……经过台湾岛内外人民四、五十年的努力，台湾人民实质上的自决，台湾实际上已演化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与此同时，一部分“台独”论者为摆脱与中国大陆的历史及法律纠纷，则选择另开辟战场，改以“新生国家理论”来界定台湾的地位。“台独”论者的逻辑为这样：台湾在1949年至1990年期间，它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1990年以后到现在台湾是事实上的“独立国家”。但这还不够，未来还必须经过两个程序：一是放弃“中华民国”这个称呼，二是向国际社会表明“独立建国”的意志，才能成为法理上的“独立国家”。台湾最终要“以台湾名义申请新加入联合国”的动作才宣告“新生国家”完成。“台独”论者认为只有透过向国际社会确立台湾的法律地位，让台湾成为一个名实相符的“正常国家”，以摆脱战后台湾的困窘。另一方面，“新生国家理论”还有一个诉求，就是要进一步划清台湾与中国大陆的领土关系，认为唯如此才不会产生“一个中国”或“两个中国”下纠缠不清的关系。但“台独”论者在这里面临一个较大的困境就是对于金门、马祖的法律地位问题。

　　早期的“台独”论者虽然极力从法律层面“论证”台湾不属于中国，但却从来不对金门、马祖的法律地位有任何异议。例如，除了极少数主张“金、马自决”者外，直接承认金门、马祖属于中国的领土成为“海外台独”的主流意见，早期陈唐山在强调台湾地位已定之余，却仅重申“台湾的主权只限于台澎”，而明显忽略金马与台湾的连结关系。“独派”人士陈隆志也认为，“与台湾法律地位不同，金门、马祖毫无疑问是中国的领土，……台湾共和国的领土为台湾澎湖，最好能在独立革命之前或同时将远在金门、马祖的台湾官兵撤回台湾。万一不能，金、马驻军的撤回应是台湾独立后的首要之举；金门、马祖等沿中国大陆海岸的岛屿应送还中共。”“台独”论者不主张金门、马祖为台湾的领土，主要是着眼于“台独”的明哲保身，因为若台湾与金马牵扯，那必然连带陷入与中国大陆的领土纠葛。因此，在许世楷版本的《“台湾共和国”宪法草案》中，第四条便明定：“台湾共和国的领土，不包括金门、马祖等中国沿岸诸岛屿”。此以负面表列的方式在“宪法”条文中限定领土范围，实为罕见，可知“台独”是如何不想与任何跟中国有一丝关联的领土有所连接。不过，后来许世楷在鼓吹“新生国家理论”时，为迁就政治现实，已经修改其早年主张而转而接受金门、马祖也可为台湾的“领土”。这也标志着“台独”逐渐将金、马视为与台湾、澎湖同在一起的命运共同体，也就是所谓的“台湾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之形成。

　　就台湾岛内的“党外”及后来的民进党而言，其对“台独”的论述也有较大的调适与变化。例如，新潮流等早期认为所谓的“议会路线”或“公职路线”是屈服于政治现实的，实则是妥协于“中华民国”体制的做法，将会使“台独”理想的实现更加遥遥无期，但问题是“议会路线”在党外时期就一直是岛内“台独”与国民党斗争的主要战场。岛内“台独”为避免受制于“中华民国”体制的羁绊，失去“台独建国”的理想，民进党在1991年通过“台独党纲”，明确标示出民进党的党魂，并不以“中华民国”之现状为满足，将致力使台湾能够达到“台独”，这个白纸黑字，从此确立了民进党为“台独党”的标签。一般而论，如民进党等成长起来的反对党，在政党的初生阶段中，都比较容易形成一个团结系统，能在政党理想上凝聚较大的共识，但随着反对党的成长，以及其政治影响力的提高，基于政治现实的考量，它便会逐渐变成一个利益系统。尽管民进党在1991年通过“台独党纲”，但不敌政治的现实以及选票的诱惑，在1996年则通过“新世代纲领”，1999年更是出台“台湾前途决议文”，不断淡化其“台独”色彩。蔡英文任内，也不断在“台独”的论述上变幻调子，2018年蔡英文就抛出了所谓的“中华民国台湾”论调，其后更成为高频词，如“我们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们称自己是中华民国台湾”，“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很明显，“中华民国台湾”底色还是“两国论”和“台独”，基础是异化的“中华民国”和塑造的“台湾主权”意涵，本身就是一个不伦不类的拼凑概念。其目的是想模糊蓝緑的“国家认同”差异，凝聚岛内对台湾定位的“最大公约数”，以期合力维持台湾“主权”、对抗大陆，巩固政权、推进“台独”，并最大程度上在台湾岛内聚合与大陆抗衡的政治能量。

　　“台独”组织尽管其策略和手段不同，但其终极目标却是相同的，就是要继续在台湾推动“台独”意识形态及其发展。

　　（一）意识形态明显

　　台独组织以“建立台湾共和国”为最高目标，“反中”“反共”的意识形态非常明显，大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必诛杀之”的心态。台湾民主化以来，台湾政治生态中逐渐形成了以蓝緑划界、统“独”分野的两大对抗性政治板块。自2000年以来，蓝緑两大阵营已成为主导台湾政治生态发展的最主要政治力量。台湾内部的政治斗争及政局发展都基本上与蓝緑结构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独”派组织存在严重的同温层效应。对于不接受不认同其理念的蓝营或民众，则以意识形态的敌我意识来攻击。正因为如此，不少“台独”组织在意识形态的旗帜下，失去了对两岸关系的客观认知和理性分析，即便在台湾岛内的诸多公共议题范畴，都以所谓的统“独”心态来来视之。以緑营智库为例，智库本身就是要讨论公共政策，但由于緑营智库机构过于强调意识形态，虽然有助于其理念之宣传，凝聚其支持者，但也带来很大的后果，不但使其意识形态更为保守，而且也使台湾地区不少内外政策很难取得突破。公共政策甚至完全成为蓝緑意识形态恶斗的牺牲品。例如在对待ECFA议题上，緑营智库出于政治利益之算计，特别是出于意识形态的为反对而反对，刻意不对ECFA进行理性地全面看待，其研究报告也是对ECFA持全面批判的态度，从而使ECFA议题在台湾的讨论完全缺乏一个理性的空间。同样的问题可以完全适用于两岸服贸协议，在蓝緑为两岸服贸协议大打出手时，蓝緑智库对两岸服贸协议的研究路径也完全相反。亲民进党的緑营智库对两岸服贸协议可以说是持一棒子打死的态度。这种纯意识形态出发的价值判断显然背离了智库机构研究的本质。

　　“独派”智库过于浓重的政党意识形态色彩，对智库的发展造成了相当大的局限性，而且对台湾社会发展也相当不利。一方面，智库依附政党限制了其决策外脑作用的发挥，导致政策辩论成为意识形态之争，不利于给决策者提供理性的政策报告，无法实现理性决策。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化和党派化的智库也很难在社会中营造开放的舆论环境和理性的政治氛围，导致智库启迪公众的潜力难以充分发挥，反而加剧了整个社会的思想对立。

　　（二）激进“台独”组织式微

　　任何政党都是希望能够执政，执政是政党的首要目标，台湾地区的政党概莫能外。“独”派政党也希望能够在台湾地区的选举中获得位置，但由于激进“台独”组织的政治理念与台湾社会普通民众的认知有所落差，这也使得不少“独”派政党很难在选举中有大的突破与作为。早期如“台湾建国党”，近年来如“喜乐岛联盟党”等，都无法在台湾选举中有任何的立足之地，很难吸引到选民的支持和认可。这一类激进“台独”组织的发展只会走向式微的命运。以喜乐岛联盟党为例，该党是由海外“台独”分子郭倍宏所主导，主张“公投制宪”等激进“台独”主张，当然与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有较大的落差，也与蔡英文执政当局现阶段的政策主张有所冲突，最终引发了喜乐岛联盟与民进党执政当局的政治冲突，不但郭倍宏被蔡英文拔掉民视董事长之位置，该党在2020年的选举中也无任何斩获，这表明，在当前台湾社会“激进台独”势力的空间较小。事实上，诸如蔡丁贵等人推动的“公投护台湾联盟”等“台独”组织，在台湾社会的影响力都比较小，几乎没有任何的影响力。从这个意义来说，不少“台独”组织之所以其规模较小，甚至连办公室都没有一间，主要与其理念与主张不被会台湾大众所接受，得不到台湾民众的支持，自然无法募款，没有生存与发展的空间。这表明，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是不支持“激进台独”组织的主张。

　　（三）“维持现状”成为主流

　　从当前台湾社会各项社会调查数据看，主张维持两岸现状的民意占据主导，可以说是台湾多数民众的看法。在台湾主流民意的驱使下，民进党也不得不朝所谓的“维持现状”靠拢，以获得更多的选票支持，从而取得执政地位。蔡英文虽然在2020年选举中以817万创纪録的高票当选，但蔡英文在其连任的“就职”演说中，也宣示维持“两岸现状”，并以所谓的“中华民国台湾”论述来作为其两岸政策的基调。蔡英文抛出的所谓“中华民国台湾”论调，从表现上似乎将台湾岛内长期存在的“中华民国”派与“台湾”派搓合在一起，从而形塑台湾内部在所谓政治认同上的最大公约数。就台湾岛内政治生态及意识形态而言，一直有两大对立的政治路线分野，而所谓的蓝緑对立，统“独”矛盾以及省籍意识等皆是其具体面貌之呈现。对于真正的所谓“台独”而言，他们长期视“中华民国”如仇雠，急欲去之而后快，图谋建立“台湾共和国”才是其核心目标。然而对于不少深蓝人士而言，台湾目前所谓的“中华民国”体制，也是其内心深处的坚持。长期以来，这两派可谓是道不同，不相谋，冲突甚大。显然蔡英文的“中华民国台湾”论调，其目的是想将政治与意识形态高度对立的两派进行对接与消解，以最终达到有效化解蓝緑及统“独”冲突与矛盾之功效。蔡英文的作法，看似公允，看似整合，其实不然。从蔡英文当局近几年对两岸关系的操作手法来观察，蔡其实是企图通过弥合台湾内部分歧的表面功夫，来引导和形塑台湾社会的全面緑化，以意识形态尤其是大肆炒作“反中”“反统”“抗中”等手法，来提升两岸民意的激烈对抗，进而谋求主导台湾内部的政治正确，让“台独”意识在岛内大肆泛滥，并对岛内泛蓝、中间以及统派势力形成舆论与道德上的压制效应。“中华民国台湾”当然是民进党“台独”论述在当前的最新论述。2016年民进党重返执政，而且拥有对台湾党政军的全面主导优势。民进党全面执政之优势，当然对民进党内的“台独基本教义派”而言无疑是一剂强心针。加上中美战略博弈在美国特朗普上台后不断增强，緑营独派的信心越发增强，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台独”声势。尽管蔡英文手握岛内权柄，但面对大陆方面的压力，也不敢公开推动诸如“修宪制宪”等“法理台独”，但在包括诸如“去中国化”等“渐近台独”，“事实台独”等方面的动作非但没有停止，反而变本加厉。

　　当前，蔡当局为加速“台独”进程的实质进展，刻意将“台湾”与“中华民国”进行连接。在台湾政治的两极分野之意涵中，民进党所谓的“台湾”自然有意指“台独”的方向与取向，而“中华民国”则有与大陆维持某种历史连接之意涵和象征。当然，蔡当局抛出的’“中华民国台湾”并非是要追求两岸连接，而是要使台湾现行体制进一步靠拢“台独”趋向的动作。也就是所谓看似弥合，实则去中的道理。它完全是与李登辉所谓“中华民国在台湾”分离论述的进一步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该论述当然是“台独”的重大进展，也是迈向“法理台独”的重要一步。

　　虽然“中华民国台湾”论调尚不能简单称之为“法理台独”，但它当然是民进党执政当局谋求“事实台独”的本质体现，也是民进党图谋“法理台独”的重大步骤。大陆方面必然要予以坚决反对。

　　从两岸关系70多年的发展历程来观察，“台独”注定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尤其是在中国大陆不断崛起的今天，“台独”的可行性更不存在。在这个大的历史趋势下，民进党抛出的“中华民国台湾”论调也无法帮助民进党脱困和实现“台独”目标。但是必须看到，民进党推动的系列“台独”动作，却有可能继续提升两岸民众的对抗情绪，导致引爆台海直接冲突的可能性正一步步增长。

　　（四）“台独”诉求的变化

　　由于“台独”诉求一直不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台湾分裂势力不得不对其“台独”诉求进行换汤不换药之调整。在民进党成立之初，尤其是随着大量“海外台独”的返台，“台独”分裂势力渐趋嚣张，不只是鼓动民进党通过“台独党纲”，而且还在各项公职选举中高举”台独”旗帜，企图在台湾社会快速推动“台独”运动。但历经几次失利，民进党和“台独”势力终于明白，“台独”要在短期内获得反对者的认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于是“台独”势力改弦易辙，决定不以“独立”之政治的概念为诉求，转而代之以“共同体”的文化概念为号召，可能在台湾社会的接受度或效果会较佳。换言之，以“台湾命运共同体”来作“台独”诉求，不仅比较能够避开一些有关于”国家“、”国号“、”国旗“等易引起争议的地方，似乎较可让一些反”台独“立场的人不会太排斥，这样对”台独“的反作用力也可以降到最低。

　　在选举利益最大化的考量下，民进党及“台独“组织不得不向现实政治低头，1996年民进党临时全代会提出的“新中间路线”，其政治诉求与过去的激进”台独“路线有较大的区别，而是提出了诸如“国家安全”、“财政政策”、“公共政策”、“人文台湾“、“知识台湾”、“志工台湾”等等。

　　1999年为因应下一届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民进党统合各方认同所形成的“新中间路线”，其政治诉求以“国家安全”为主轴，强调要追求一种超越“统独、省籍、族群”的新思维。民进党称“在台湾主权已经独立的前提下”，这里必须要指出的是，民进党过去传统的“台独”诉求之提法开始有重大的调整。当然对于如何“超越“则很笼统，似乎是不要谈这些敏感的问题便可超越。事实上，这正是民进党及”台独“组织就”台独“诉求调整的新策略。

　　（五）“台独”组织反国民党情绪强烈

　　在现代政治运作中，所谓的价值中立是不存在的。任何政党及其附属组织都不可能做到完全的价值中立，都是要为其特定的阶级或意识形态服务，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逻辑。现代政党及政治团队，都有其鲜明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在台湾政治生态中，蓝緑阵营及统“独”因素的多重叠加，“台独”组织的意识形态色彩更为鲜明。事实上，由于“台独”在现实中做不到，因此它更需要树立一个所谓的政治图腾来加以批判，并成为其强化内部凝聚力的支撑。很显然，国民党就成为“台独”组织树立的政治斗争之箭靶。换言之，无论是“台独”组织，还是民进党，其反国民党的情绪至今仍然非常浓厚。

　　从目前台湾岛内的“台独”组织来观察，它们有一个共性就是反国民党的情绪非常浓厚。其原因主要还是这些“台独”组织尚未走出台湾“解严”后的时空背景，仍然活在自己的同温层。事实上，从陈水扁到蔡英文执政，不只是一般的“台独”组织，即便是民进党政治人物，不少仍然具有强烈的反国民党情结。这是观察“台独”组织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

　　“台独”组织及台独人士普遍存在的这种认知，其背后根源还是“独”派对“台独”在台湾现实社会环境中的发展受挫越来越加剧。尽管“台独”思潮在台湾社会鼓吹已有时日，但现实的内外环境又不允许“台独”走上台面化，这当然会使一些“独”派人士将其原因归咎于蓝营和国民党的存在。事实上，台湾社会的文化传统与“台独”是格格不入的。“台独”如果作为部分政党进行政治投机与选举操作的议题还好，但要真正去落实与实践“台独”，则是另外一回事，尤其是将面临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强力反弹，于是“台独”势力将其受挫归于国民党，本身就是心不甘情不愿情绪的某种发泄。

　　三、“台独”组织内斗不断

　　韦伯的科层制理论对组织的研究有很强的启发性。韦伯认为，一般而言，科层制往往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具备科层制的组织往往会根据目标实行劳动分工，并逐步使得分工的各个职位实现专业化。科层制组织目标明确，位于各个职位的人员往往受过专业的训练，每个人一般都有着自己的职业生涯，并在组织内追求个人职位的升迁；二是科层制内部有着极其严格的等级和规章制度。每个职位都遵循着一整套等级制度，职位中的每个人都受到上一级的监督与控制。在科层制内，组织的活动由一整套抽象的规制所控制，组织俨然是一个理性的组织，旨在提高效率；三是在科层制内，职位对应着权力，幷且是非人格化的。职位上的人不能将个人的情感因素带入到组织内部，而应以一种非人格化的态度去加以对待；四是在法理权威的基础上，科层制组织即正式的、理性的组织。在组织内部，每个成员所服从的不是个人，而是服从于某个职位，服从于一个无私的秩序。

　　显然，韦伯所强调的正式的、理性的组织只是一个技术的组合体，是为了完成某种任务或目标而建立的一个技术体系。在这样一种相对封闭的体系内，组织很少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和干扰。不过，正是对这种独立封闭体系的强调，导致了韦伯科层制组织的局限和不足。对此，早期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塞尔兹尼克指出，组织并非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而是受到了所处环境的影响。即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效率机器，而是一个受社会环境、历史影响之下的有机体，是一种受到外来价值观念、观念制度影响的制度化组织。在与外界环境互动的过程中，组织不断发生变化。需要从组织内部自身的运作转向组织与外界环境的互动。如果说塞尔兹尼克让我们将关注点从组织的内部世界转移到组织的外部环境，那么权变理论则试图让我们理解多变的外部环境如何形塑组织的内部制度与机构。事实上，他虽然指出环境能够影响组织，但却没有能够说明环境如何影响组织，而权变理论则旨在说明这一问题。权变理论指出，组织结构的不断调整往往受到组织所处的具体环境、组织本身的目标、规模和技术所影响。当其中某一要素发生改变时，组织的结构也相应发生变化，该理论注重的是技术环境，强调的是效率问题。这种因环境变化而导致组织结构相应改变的理论解释，自然也表明了不同组织之间内部结构的差异，环境变化导致了不同组织制度的趋异性。不过，此种解释所要面临的现实却是为何不同的组织有着类似的内部制度和机构，即我们所说的趋同现象。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迈耶和罗恩正是在这个问题研究为组织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角度和理论。

　　迈耶认为，在关注环境对组织影响之时，不能只是简单地看到技术环境的影响，同时还应考虑不注重效率却有着很强形塑作用的制度环境。在此种环境中，一个组织往往要考虑一 些人们所广泛认可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具有合法性的社会事实。如法律、道德规范、观念制度等。换句话说，组织还需要考虑的是自身是否符合人们内心对组织的文化期待。这些事实具有强大的约束力量，规范着组织内部的人的行为。亦即制度环境拥有一种合法性机制，诱使或迫使组织采取具有合法性的组织结构和行为。为此组织需要派生出不同的组织来满足相比冲突的环境要求，出现许多看似有用但实则无用的东西，即与组织内部、技术核心没有直接关系的形式和做法。以应付制度环境的压力。另一方面，这些所谓的形式与做法在实践过程中往往会被忽略。

　　单就“台独”组织而言，除了以政党形态出现的“台独”组织，如民进党等“台独”政党外，其他多数“台独”社团组织其实算不上是具有完整意义的组织体系了，但没有内部的管理松散，而且在获取资源等方面没有保障，与台湾社会的规范也有所冲突，合法性的不足更是这些“台独”社团组织的致命之处。在这种状况下，“台独”社团组织内部的斗争就更为激烈，可以说各执一方山头。这其实与民进党前身“党外”有直接关系。“党外”就是典型的山头政治，各个山头及政治大佬各拥一片天地，在民进党正式组党后，这些山头就逐渐形成了民进党内部的派系。

　　以“党外”运动为例，尽管当时面临来自执政国民党的强大压力，但“党外”阵营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其内部的不团结也非常明显，派系内斗情形并不少见。当时“党外”的派系主要有四大派系：一是保守派。这一派的人士想法是要从立场机构和“国民大会”中得到更多的席次。他们认为，在执政党的组织里，攻击国民党的腐败，并大声疾呼的要求改革，才能加速地方政策的自由化，并透过英美的政治模式，确定自己的“党外”身份，寻求更广泛阶层人士的政策力量支持。这一派主要是以康宁祥为代表，希望“党外”朝向反对党的地位前进；二是激进派。他们将国民党看作是一个不容异己的保守个体，只有等到台湾政治权力的结构改变时，执政的国民党才会被迫让出政权，而达成这个目标的唯一途径就是巩固群众基础。该派系也是絶对“反共”的，但是他们并不反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手法，来赢取民众的支持。他们认为应该强化与国民党的斗争，而不是参选公职。这一派就是后来的新潮流；三是统一派。这一派的支持者认为，台湾的命运与中国大陆的命运是不可分的，关于大陆所提出的“一国两制”方式，他们可以接受，但是他们同时也坚持台湾要有完全的自治权；四是“独立”派。这一个团体认为统一路子是走不通的，因为这种作法不能结台湾带来任何利益，他们认为两岸已经分离了将近一个世纪，两者的文化和经济形态有显着的区别。他们所能接受的是以贸易与文化交流来和大陆互动。由于“党外”人士在理想认同方面无法协调一致，因而使得他们内部的对立情绪严重。由于“党外”分裂的原因，因而使其提出一部内容广泛的政纲不容易。

　　从“台独”社团组织来看，其实也是同样存在山头遍立，整合不一的情形。不少“台独”社团组织平时就一两个人在支撑局面，有事需要则走上街头时再找其他组织串连，靠这种相互人员支持的方式来支撑组织的运作。多数“台独”组织的能量不足，募款能力有限，也缺乏资金专门租赁办公室，甚至连服务场所都没有办法提供。尽管如此，这些山头由于理念不一，无法进行有效的整合，内斗仍然非常激烈。

　　1.大緑与小緑之间的利益冲突与矛盾客观存在。民进党与“台独”小政党及社团的矛盾与冲突一直存在着，这就是所谓大、小緑之间的利益折冲所导致，其背后当然是政治权力与政治现实的困境所决定。例如在陈水扁执政时期，民进党和台联党是一对大緑、小緑的关系，但由于存在选举利益之冲突，它们之间翻脸的事情经常上演。在蔡英文执政以来，民进党和时代力量也是大、小緑关系，但由于利益关系，最终民进党与时力的关系也闹得很僵。

　　2.“独”派山头文化客观存在，有其历史文化传统。例如，辜宽敏的“台湾制宪基金会”就是一个“台独”组织，它纠集了一批“独”派学者参与其中，推动台湾的“独立公投”等事项，并在台湾社会大肆营造相关舆论。这个组织被“台独”大佬辜宽敏所掌握。此外，还有其他山头，如已经去世的史明，他则是另外一个“台独”系统的精神领袖，还有蔡丁贵等人都有各自的团体组织。这些组织没有办法整合起来，而且相互之间还瞧不起。

　　3.民进党本身是派系政治文化色彩浓厚的政党，两岸议题成为派系角逐政治权力的重要标的物。正因为如此，每次在党内初选及提名的时候，也是民进党内部意识形态最为保守的时候，党内权力斗争空前加剧。

　　“台独”组织不只是内斗，其组织人员的老化现象也是一个问题。“台独”组织人员上较为重叠，结构相当老化。尽管“台独”组织也积极寻求人员的更替，但多数“台独”组织人员老化严重，还有“台独”组织的成员在“独”派组织之间来回流窜，人事补给缺乏。如独派组织“台湾公民阵线”，其成员虽然号称有76人，但其成员也包含其他“独派”组织如“废死联盟”、“经济民主连合”、“台湾人权促进会”等组织的成员。

　　诚然，社会运动有很多团体，做法与目标不同，本来是正常不过的现象，但“台独”依附民进党或是緑营，它们究竟是草船借箭？还是寄生摇尾？见仁见智。更为重要的是，台湾蓝緑两大政党轮流坐庄，试图联合垄断政治权力，而台湾的本土派则是力求自保的地方派系。这就正如同一个公司，差别就在谁来主导董事会，谁被吸纳当中介。这或许是台湾政治的本质写照。

　　第三节　“台独”组织的影响

　　有序化的人群即为组织，人类社会是由各种各样的组织所构成的。任何组织都有其影响力，这是由组织的传播功能所决定的。所谓组织传播是指组织凭藉组织系统的力量所进行的有领导、有秩序有目的的信息传播活动。组织要制定目标，要有统一协调的系统，还要有为组织成员所共同遵守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共同规范。所有这些都离不开信息的传播。组织和信息传播是同步产生的。如果是组织是躯体，那么传播则是循环器官，传播不畅，组织就要衰亡。组织传播活动渗透在人类社会活动的各个层面。许多组织把传播活动作为手段，通过传播来实现组织的各种目标。组织传播不仅包括组织内部进行的传播活动，还包括组织与组织外部的特定对象之间进行的传播活动。“台独”组织长期存在于台湾社会，其活动当然会连带产生某种影响。事实上，“台独”组织长期以来利用舆论媒体进行“台独”意识形态的教育与宣传，客观上对台湾社会起到了某种政治社会化的影响。

　　一、传播“台独”意识形态

　　“台独”组织长期在台湾社会不断传播“台独”理念，积极建构台湾的本土意识形态，试图扩大“台独”在台湾社会的支持基础。

　　（一）解构台湾民众内心的“中国意识”

　　“台独”组织自出现以来，不断在台湾社会解构“大中国”的中原心态，其目的就是要提出只有独立，才能彻底解决台湾所面临的内外问题。这是“台独”论者一直在台湾社会鼓吹的论调。

　　由于国际社会都是由主权国家所组成，不论是与他国平等往来，还是参与各种国际组织活动，其前提要件都是要求是主权国家，“台独”论者称台湾之所以被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主要原因也就是主权问题。因此，唯有主张台湾“主权独立”，才能确立台湾的“国际地位”，彻底解决台湾所面临的内外问题。有“台独”理论大师之称的林浊水据此提出了一系列的论述：

　　第一，主权是指“国家行使统治、支配活动之权力”。因此，主权必须界定其实效动兵的范围，包括领域主权及对人主权，都要有明确的对象。但是只有统治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以及其维持其代表中国的假象，一再向国际社会强调主权范围及于中国大陆、蒙古的领域及人民。在如此的情况下，台湾的主权即无法显示明确范围，致使国际社会忽略甚至否定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

　　第二，主权是指，“国家权力对外独立自主，对内比其他任何权力优越”。然而，国民党政权却一再宣扬“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隔海唱合”。在国际社会已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权，及国民党政权也承认此一事实之前提下，台湾将丧失其主权国家的地位，成为非法的叛乱团体，迟早被中国所幷吞。因此，唯有写的“台湾主权独立”，才能普遍获得国际社会认同，“成为主权国家，维护台湾的独立、自主与安全”。

　　第三，主权是指，“国家政治运作的最终决定或最高权威者，国家意思最后的决定者”，因此，主张台湾“主权独立”，依国民主权原理，“国家最高权力”应归属于二千万台湾人民，如此，即可否定国民党政权假借中国主权，“压制台湾民主化”的“荒谬体制”。由二千万人共同宪法，决定国家前途。台湾不伭在政治、经济、社会福利方面，都会重新建立新秩序，不再任内少数政客瓜分国家权益。

　　因此，以林浊水为代表的“台独”论者将台湾被国际社会所排斥的原因归咎于国民党逃台后长期坚持 “台湾是中国、台湾当局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主张，而不是“台独”本身的问题。其目的还是从岛内政治斗争的角度来看问题，并刻意导向“只能台独才能救台湾”这样的结论，事实上，国际社会之所以不承认台湾，与台湾不能成为“国家”完全是两回事，“台独”论者故意把两者搞混在一起，当然是故意在转移话题。

　　“台独”论者不只是在宣传，而且在行动上也有一系列的动作去铺陈。尤其是民进党成立后，更是企图能够有所突破和作为，民进党的考量除了选举、选票等政治斗争因素外，还与民进党自身的发展、历史有直接关系。我们看到，民进党在台湾社会非常擅长煽动悲情意识，就是打“悲情牌”。事实上，民进党本身就是具有浓厚台湾意识的本土政党，由于台湾历史命运的特殊性，因此，民进党本身在思考台湾前途与两岸关系等诸多问题上具有一定程度的本土性、批判性，而这种性格也导致民进党大陆政策的被动。民进党一直摆脱不掉的阴影就是总有受迫害者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除了相当程度地反映到其大陆政策主张上。

　　同时，在两岸事务、功能谈判上民进党更是表现出要跳脱历史及文化的传统与框架，加上由于民进党早期在“党外”时期被国民党打压，它本身就是“党外”运动集合体，故其成立开始就带有强烈的反抗国民党之性格。这种反抗性格渗透至民进党的各项政策主张，民进党的大陆政策更是充满强烈的“反国民党”色彩。此外，在有关台湾“主权”论述上也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民进党历次党纲修正案及决议文都涉及“台湾主权”这一议题的核心主张，刻意把主权问题突显出来。“四一七决议文”先是企图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拥有主权。“一00七决议文”则以迂逥的形式，以所谓的“中华民国”对中国大陆及外蒙古不拥有主权之主张，来有意切断海峡两岸在政治上的联系。民进党对所谓“台湾主权”的排它性势必与两岸关系形成很大的张力。民进党“台独”诉求不断升级，也给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甚至国族认同带来扭曲，这也是台湾出现所谓的“天然独”的主要原因，也造成台湾社会内部的分裂和危机。同时，民进党还擅长议题的炒作。民进党在每次选举中都挑动敏感的统“独”议题，其实就是在台湾社会进行“台独”的意识形态教育与思想动员，对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与国族认同进行再政治社会化的动员。加上两岸结构性矛盾的长期存在，都使“台独”政治市场在岛内的存在有一定的社会支持基础。

　　诚然，依据现代国际法理论，一个国家的构成要件包括人口、领土及实际有效的政府，但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乃是否取得了国际的外交承认，否则就会存有较大的争议。而台湾之所以不被国际社会所承认，根本就在于此，就在于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不被国际社会絶大多数国家所承认，更没有被联合国这个组织所接纳。但是“台独”论者以是事而非的概念来误导台湾民众，其思考层面还是聚焦在政治和选举，甚至还有一些“台独”论者声称，即便台湾未被国际社会所承认，只是在与各国往来及国际关系的处理中会有一些困扰，但是其“主权国家”的地位，包括领土不受侵犯，内政不受干涉”等，并不受到任何的影响。如果台湾明确宣示其“主权”范围，主动积极拓展“外交”，一定可以获得世界各国的支持。这当然是“台独”自己在给自己打气。事实上，“台独”论者的此种论述至今也没办法实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台独”根本无法得到世界絶大多数国家的支持，即使是美国等西方亲台势力，也不敢公开去支持“台独”，只能是打打“台湾牌”，把台湾作为牵制中国崛起的棋子罢了。

　　但是必须看到，“台独”的这种论述，在台湾这样的浅碟政治文化中，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也使台湾民众对“台独”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尤其是在随着民进党在台湾地区两次上台执政，“台独”思潮泛滥，这对台湾社会尤其是台湾年轻人的国族认同及意识形态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这也是所谓“天然独”形成的重要根源。

　　（二）将台湾民众的本土意识导向“台独意识”和“不要统一”

　　台湾本众的本土意识当然不是“台独意识”，但民进党却刻意将之导向“台独意识”，这也是台湾社会内部统“独”情绪化对抗呈现日趋复杂的原因所在。

　　其实，台湾民众的本土意识，也就是台湾意识，它是一个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来，才开始在台湾社会引起最多议论的一个名词。“独”派认为台湾意识就是以台湾全体住民为主体的自主意识，称台湾意识的政治化就是“台湾独立”。他们声称以移民和其后代为主的台湾住民，数百年以来已经在经济、文化、政治上逐渐发展出独特的内涵和整体的自主性格。要使这些内涵发展更充实，自主性发展更成熟，在政治上必须确立一个比现在更民主、理性、安全的架构，那就是台湾独立。甚至称以中国意识为前提设计出来的政治架构放在台湾的现实上，会发生水土不服的问题，这些言论完全是充斥政治意识形态的思维，当然是无稽之谈。

　　在民进党成立后，“台独”成为党内讨论的焦点话题之一，民进党内部对这个话题的争执也不少，一部分人认为，主张“台湾独立”是民进党党纲“自决”的基本选择之一，民进党应该朝追求“台湾独立”的方向迈进，但也有一部分人认为，民进党现阶段最重要的是要推展党务，不要浪费太多时间精力在统独之争，而且如果将“人民有主张台湾独立的自由”列入党纲，除引起一般民众的疑虑外，还会导致党内的分裂，国民党更可能趁势打击，无论是民进党的分裂或台湾政局的动乱，都不是台湾人乐于看到的场面。但与此同时，民进党当时一些政治人物也逐渐认识到，尽管民进党可以鼓吹“台湾独立”意识，但客观环境的制约也不得不面对。民进党基于政治意识形态考量，也开始提出了“自决加反统一”的论调。这是谢长廷在1988年4月初在美国的一场演讲中所提到，他认为，为了尽可能减少民进党发展的阻力，党内的独立派与自决派并不是完全对立，要求“国会全面改选”与追求独立也不互相冲突，独立与民主也不是完全对立的概念，他主张要赋予“台湾独立”时代的意义。他称在当时来说，“台湾独立就是拒絶与中国统一”，这也是民进党政治人物首次把台湾独立与“反对统一“揉在一起。

　　尽管民进党在急“独”势力的推动下，“台独”在1991年最终写入民进党的党纲，也使民进党成为不折不扣的“台独”党，但随着民进党在随后的一系列选举中败北，加上“台独”越来越成为民进党选举的票房毒药，民进党内部对“台独”的看法也越来越分歧，最终是1998年“台湾前途决议文”的出炉，根据民进党后法大于前法之惯例，“台独”党纲虽然没有被废除，但实际上被悬之高阁。正因为如此，此后民进党前后虽然历经陈水扁、蔡英文两次执政，中间过程长达十几年的时间，民进党在“台独”的小动作可以说是不断，但终究不敢踏出宣布建立“台湾共和国”这一实质“台独”的动作。

　　在当前，民进党虽然没有放弃“台独”意识形态，但却把重心越来越放在反对、阻挠两岸统一上来。正如台湾学者苏永钦所言，“台独”的传统动力来源无非有三：一是恐惧统一，二是追求所谓的民主，三是利益的重分配，也就是省籍利益的分配。如今“台独”的动力已经大为减少，原因是来自来于第二、第三项问题几乎得到解决了。他认为今日“台独”的动力唯有一个，就是要排斥统一。他认为“台独”主张在台湾开放政治后，其动力减少，只是“反统”。这当然是一种看法，但有其代表性。他也认为，“台独”的语意有些混淆和诡辩，把许多不必要的东西杂入其中，表明“台独”的真正内涵不够。换言之，在台湾政治民主化，政党轮替几次后，民进党继续主打“台湾独立”这张牌，其实已经是政治考量和选举逻辑，其真实目的还是抗拒来自中国大陆的统一。

　　事实上，民进党至今已有两次执政，但从台湾陆委会的最新民调数据来看，也是证明，尽管主张统一的民调数据较低，但真正主张“台独”的比例也不高，“台独”发展到今天，虽然主张“台独”的比例达到27.7%，但仍然未过三成，反而是“维持现状”、“反对统一”的比例居高达八成，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所体现。

　　二、在海峡两岸之间制造雠恨和对立  

　　随着两岸民间交流的开启，“台独”越来越成为海峡两岸爆发对抗的深层次根源。因为“台独”的目标是要将台湾从中国领土分离出去，这自然不为中国大陆所接受，两岸的矛盾趋向公开化与激烈化。这也是在民进党执政时期，两岸关系皆无法正常开展和推动的原因。民进党为了抗拒统一，推销“台独”理念，也刻意在两岸之间制造雠恨和对立。其手法主要有以下：

　　（一）在岛内煽动反共反中情绪

　　而民进党为了获取政权，必然要在选举中利用两岸议题来进行政治炒作，一方面将与大陆交流的政党包括国民党、新党等泛蓝阵营形塑为亲中卖台，以及恶意操作两岸对抗的氛围，以获取民意的支持，从而骗取选票。例如，在2020年选举中，执政的蔡英文本来就政绩不佳，经济乏力，以及在2018年“九合一”地方选举中大败，对蔡英文的连任情势极为不利，许多人都认为蔡英文将是台湾岛内第一个不能连任的领导人。岛内“独”派分子更是要她知所进退主动放弃连任，她现在的副手赖清德也跳出来对她发起挑战。在这种情势下，蔡英文在选举中大肆操作“反中”“反统”等议题，挑起两岸关系的对立，以此来激化台湾选民的情绪，最终以817万选票连任成功。事实上，台湾不少媒体也认为“反中抗中”是蔡英文赢得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主要战法。这也表明“台独”势力及其组织，为了连任这一目标，是不会顾及两岸关系的发展以及台湾的长远利益，将两岸关系作为选举捞取选票的工具和筹码，这本身是非常危险与不堪的操作，也是台湾“独”派的一贯手法。

　　此外，“台独”刻意在两岸设置障碍，使海峡两岸正常的谈判与协商成为不可能。“台独”组织最担心的就是两岸进行协商，走上统一的快车道。在马英九主政时期，两岸就经济合作签署的ECFA等协议，都招致“台独”组织的强烈杯葛，2014年“太阳花学运”本身就是“台独”势力对两岸经贸合作的大反扑，使两岸经贸无法进行有效的整合与发展。即便是两岸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签署的22项协议，都被“台独”势力污名化。

　　（二）在国际扮演反华急先锋角色

　　民进党除了在台湾岛内煽动反中情绪外，也在国际社会扮演起西方反华势力的急先锋，长期走在“反中”“抗中”的最前面。

　　近年来随着中国大陆综合国力的发展，尤其是中国崛起的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有所顾虑，企图全面阻止中国的强大与发展。先是西方国家在南海议题上搞事。怂恿菲律宾抛出所谓的南海仲裁报告，在失利之后，美国又纠集西方国家在全球掀起所谓的反中浪潮。先是西方国家在香港煽动“占中”、“反修例”风波，把整个香港拖入混乱的状况下，中央政府被迫在香港采取了一系切实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做法，包括香港国安法的颁布实施，但西方则刻意炒作港版国安法。随着西方国家对香港介入的渠道被阻挡外，西方又开始针对新疆炒作。整个来看，这些都是西方国家反华阴谋的设计，可以说都是按照剧本来上演的。西方拉帮结伙来炒作“反中”势头，当然会引发中国与西方的情绪性对抗。

　　蔡英文当局的作法可以说是完全在配合美国所掀起的“反中”浪潮。例如，自2019年以来，无论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香港事态和中美贸易摩擦等诸多重大议题上，蔡英文当局可以说是特朗普政府唯一的铁杆附庸，特别是全球抗疫进入下半场，美国宣布退出WHO，香港国安法落地，两岸关系和港台关系也更趋复杂交织。而在当下，美国正加大对华经济制裁和科技封锁。蔡英文当局不但在政治上任美方予取予求，还竭力推动台积电等撤离大陆、赴美设厂，并欲举台岛之力配合美国发展5G等高新产业，全方位配合美国战略龢利益需求。特朗普政府因此也对台湾当局这个亦步亦趋的“马仔”一定的回馈，消减其作为棋子的焦虑感，刺激其更进一步贴靠美国。拜登上台后，蔡英文当局更是紧贴美国，掀起全面的“抗中”逆流，两岸关系进一步恶化。

　　当前国际局势正在快速转化，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也面临外部压力增大的新形势，蔡英文当局没有站在中华民族总体利益的角度与两岸经济合作共赢的立场，不但没有向大陆伸出援手，积极推进两岸经济合作共赢，共度难关，反而落井下石，不断向美国递上投名状，极力配合美国遏制大陆，甚至对大陆实行某种程度的经济制裁，企图拆解现有“两岸及国际供应链”，建构台湾融入美国的“非陆供应链”，实现经济上“脱中融美”目标。然而，蔡英文当局这种吃里扒外的“联美抗中”举动，不仅违背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伤害两岸民众感情，而且会给台湾经济发展带来巨大风险，一旦大陆祭出经济反制裁措施，将会给台湾经济造成巨大冲击，这不是蔡当局所能承担的。

　　例如，民进党当局企图配合美国限制对大陆高科技产品出口。就在美国率先对中兴通讯公司进行制裁之时，蔡英文当局第一时间就要求加强台湾高科技产品对大陆出口管制，只是在台湾企业生存压力下未能采取公然的断货措施。随后，蔡英文当局还是加大对大陆电信设备等产品进口与使用管制，自2020年3月起，从目前限制电信网络禁用大陆核心网络、传输骨架、基地台等扩大到有线电视、无线电视、卫星广播等终端设备、发射器、交换机制等领域。特别是在美国祭出全面封杀华为措施之后，蔡英文当局又积极配合，台湾五家电信商停止在台销售华为手机。只是台积电公司在严密、精准的科学管理下，没有法律漏洞，未停止与华为商业合作。此外，台湾当局还加强所谓对“含中产品”出口管制，防止所谓经台湾“洗产地”的大陆产品进口在台湾加工再转出口美国。本来两岸企业之间进行多种正常商业往来合作，台湾厂商进口大陆产品经加工再出口美国等地，一直是多年的合作模式。但蔡英文当局为配合美国，不断强调要防止“含中产品”在台加工再出口美国，并采取更为严厉的处罚措施。 2020年5月16日，台“行政院”提出“贸易法”修正案，对所谓厂商及产证签发单位违反“贸易法”禁止之行为的处罚金额从现行的3万元新台币以上、30万元以下一举提高到6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对厂商未经许可输出战略性高科技货品到伊朗、朝鲜、中国大陆等管制区，罚金从现在的150万以下提高到300万无以下，并鼓励民众进行举报。还有，派遣大型经贸团连续三年赴美参加“选择美国”投资高峰会，鼓励台湾企业投资美国，并加大对美国天然气与农产品等采购。2019年台美签署了总额达250亿美元的天然气采购合同，2020年台再次派出由“政务委员”邓振中率团的大型经贸团赴美参加“选择美国”投资高峰会，参加的知名企业达五、六十家，参加人员超过100人。其中台电公司与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签署总计达375亿元新台币的天然气发电机采购合同。特别是在中国大陆减少美国大荳进口之时，蔡英文当局却对特朗普送上温暖，2018年派出大型农业采购团，大量采购美国大荳，以缓解大陆减少美国大荳进口所造成的农产品出口压力。第四，策划台商回流与外流，配合美国建立“非陆供应链”。中美经贸摩擦升级与大陆台资企业经营压力增大之时，蔡当局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动台商回流，不能回流台湾的则鼓动外流东南亚，希望形成台湾、东南亚、南亚与美国等构成的“非陆供应链”，取代台商过去在中国大陆投资形成的“红色供应链”。

　　三、在国际社会制造“台独”舆论

　　“台独”组织为了争取更多国际势力的支持，刻意在国际场合营造被中国打压之悲情意识，凸显台湾问题。尤其是在全球化互联网下，“台独”组织更是发动了舆论战攻势，拓展在全球的舆论攻势。当前，“台独”组织主要是在美国建立游说集团与组织，在国际社会形塑台湾人民不愿意与大陆统一的假象，一方面可以起到混淆视听，同时，也可以达到与国际反华势力进行勾结的目的。“台独”组织利用其民间性、分散性等特点，分布在每个世界角落，拥有不少的人脉和外交资源，在适当的时候突显台湾的“主权”问题，甚至善用国际媒体发表文章论述台湾主权，将台湾问题国际化为台湾发声。“台独”论者认为，台湾能否参与联合国或成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地位，主要还是取决于世界强国的态度，尤其是美国的支持，认为美国的外交承认往往有示范效果，其他国家通常会察言观色、风行草偃，特别是美国是影响台湾能否独立的成败。当前，“台独”论者认为随着中国大陆的崛起，中美全方面的对抗与博弈正在升级，美国是存在改变对台湾政治地位态度的可能性。换言之，“台独”势力现在越来越把工作的重点放在美国身上。

　　具体而言，当前“台独”主要采取了以下几种方式：

　　1.“台独”组织为达到推动台湾参与联合国的目标。近年来采取了以联合国为主要诉求的相关活动。基本上“台独”组织每年都会在联合国九月初的联会会议期间，去场外进行宣传活动，以吸引国际媒体的关注，刻意进行负面的宣传。

　　2.“台独”组织参加各类示威抗议活动，试图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从而捞取政治利益。

　　3.“台独”组织促进美国国会为台湾的“前途”及“人权”发声。举办“台湾人权“听证会，”台湾前途决议案“公听会，拓展世界其他力量，利用国际媒体来宣传台湾问题，甚至以所谓读者投书的方式，为台湾发声。

　　尽管“台独”组织的活动对两岸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带来了重大的挑战与影响，但毕竟政治现实下，这些“台独”组织与台湾社会脱钩，不少都是具有海外“台独”经历的“台独”分子在运作，其理想过于虚化。与现实选举政治有冲突，而且完全依赖民进党，所以其无法成长。这些组织无法独立自主，决定了其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对政治的实际影响力相对较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