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在“戒严”时期，国民党当局采取高压手段统治台湾人民，台湾社会的抗争与不满日渐积累与爆发，这就是民进党的前身所谓“党外”势力出现与发展的主要根源。在“党外”运动的早期，反对势力的政治诉求主要还是基于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台独”并不是党外运动的重点，这也是“党外”阵营能够同时容纳统“独”两派人马的重要原因。当时从事“台独”运动就会面临牢狱之灾。在整个两蒋时期，国民党当局把“海外台独”人士、岛内“党外”人士，以及中国共产党三者形容为“三合一敌人”，因此，当时主张“台独”或建立“台独”组织都是被法律严格禁止的作为。1987年7月15日，尽管台湾“解严”后，政治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民众开始在街头抗争，劳工、农民、学生、老兵、妇女团体纷纷上街头，争取自己的权益。但国民党当局对“台独”的禁令并未取消，诸如“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惩治叛乱条例”等仍然是压制“独”派人士的重要法令。但这个时期，随着台湾政治情势的快速变化，“台独”声势加速扩张，“台独”组织也不断涌现。这一时期，“台独”运动的兴起，与1987年蔡有全、许曹德的“台独案”密不可分，可以说1987年是“台独”势力发展的关键之年。尽管蒋经国在1987年已经宣布自7月15日起解除“戒严”，但台湾当时的法律仍然视“台独”为敏感字眼，而台湾岛内第一个公开主张“台独”的政治组织就是“政治受难者联谊总会”。此后，随着李登辉当局的政策不断放宽，“台独”论调开始如洪水猛兽一般在整个台湾社会蔓延开来。

　　第一节　“党外运动”与“台独”诉求出现

　　一、“党外运动”

　　1986年民进党成立之前台湾社会的反国民党政治势力统称为“党外”。“党外运动”从1950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1986年，前后长达30多年，其运动的发展主要是与台湾地方选举相挂钩。“党外”时期有一批政治领袖，其中统“独”立场皆有。由于“党外”是在“戒严”体制下运作，所以只有极少数人敢参与其中，因此，“党外”絶大多数都是采散兵游勇的形式，并没有形成正式的政党，在这个过程中稍微具有一点政党架构形式的，只有1960年初的“自由中国”事件与1970年末的“美丽岛”事件，它们具有一定的组织基础，也敢于公开对抗，因而产生一定的政治影响力。 

　　（一）“党外运动”的发展历程

　　1949年之后台湾地区反对国民党的政治势力主要是以参与选举和创办杂志为主要的途径，中间经过“自由中国”杂志、“美丽岛政团”、“党外公共政策研究会”，再到“党外编辑联谊会”等四波发展阶段，最终形成了民进党。因此，所谓“党外”的概念，它是一个专用名词，专指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非国民党人士所形成的、没有正式政党名称的政治联合体，其内部成份非常复杂，政治主张不一。“党外”在国民党专制统治逐步松动的形势下，迅速发展成为影响台湾政局发展演变的重要力量。

　　1.《自由中国》杂志时期

　　国民党逃亡台湾后，继续实行专制统治，自然会引发台湾民众的不满。尤其是在政治上实行“戒严”的高压政策，不但引发了台湾本省部分政治精英的不满情绪，即便是跟随蒋介石一起到台湾的大陆知识分子，他们对国民党的作法也产生了反感。这就是1950-1960年代存在“党外”活动的主要原因。事实上，当时台湾本土也开始有一群人，他们以“党外”的名义参选各种公职选举，诸如吴三连、高玉树、郭雨新、李万居、郭国基、吴三连、李源栈、许世贤等人，这些人都算是那个时期的“党外”人士。

　　当时台湾社会以反对意识来宣传政治理念，因而造成社会风潮的刊物不少，首推还是《自由中国》杂志。该杂志由雷震、胡适等人最早在大陆创刊，鼓吹自由民主，以对抗共产主义，国民党当局曾提供经费支持。1949年11月在台北重新创刊，成为替国民党改变形象的文宣刊物，受到台湾当局的经费支持。但随着该杂志关注的议题由批判共产主义转而检讨台湾内部的问题，它与国民党的关系开始疏离，最终形成了对立。尤其是到了1957年之后，杂志开始讨论建立反对党问题， 以及1960年刊文劝阻蒋介石连任等，终于惹火了蒋介石。与此同时，一股新兴的本土反对势力也在汇集，他们大都经由选举问政脱颖而出。台湾选举始于日据时期，皆由地方士绅出马参选。国民党1950年公布各县市实施“地方自治纲要”，第二年台湾省临时议会成立，各县市长也选举产生，以后每三年一选，到1957年时已有三次地方选举的经验。由于每次选举中国民党一手包办，选务非常混乱。“党外”人士因此筹组“党外候选人联谊会”组织，并召开“选务改进座谈会”，针对各种选务提出建议和方案，并推民社党及青年党代表向国民党方面交涉。

　　在1957年台湾地方选举中，无党籍的郭国基、吴三莲、李源栈、郭雨新、李万居与许世贤当选省议员，并称“五龙一凤”，他们以民意为靠山不断为民发声。在这次选举中，《自由中国》杂志也讨论地方选举的问题，甚至发出反对党的呼声。选后无党籍与民社党、青年党人士就选举中的经验在台北召开选举的检讨会，雷震也来参与幷发表演说。与会的78人在会中决议共同发起“中国地方自治研究会”，这是本省与外省的首度结合，让国民党非常紧张。“中国地方自治研究会”被与筹组反对党联合在一起。1957年5月无党籍与民、青两党在台北召开“在野党及无党派人士本届地方选举检讨会”，与会者共72人，而以雷震、吴三连、李万居、杨金虎、许世贤、高玉树等人为主席团，郭国基在会上主张组建在野党。会上决定即日组织地方选举改进座谈会，以推动新党的决议出来，并在各地召开座谈会，宣布新党将在九、十月份成立。9月新党秘书长雷震与《自由中国》编辑傅正等人以涉嫌叛乱罪被抓，《自由中国》停刊。但“中国民主党”筹备会并未停止，仍在全台开展宣传。当然在整个肃杀的社会氛围下，组党事件最后就不了了之。《自由中国》杂志推动的组党活动虽然失败，但它对台湾本土势力的推动还是有重要影响力，在台湾社会也起到了开启政治讨论的风向。

　　《自由中国》杂志事件之后，台湾社会的政治空气更加紧缩，但党外杂志仍然在持续发展，这对于“党外”运动的延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57年创刊的《文星》杂志对台湾社会具有一定的思想启蒙作用，包括殷海光、李敖等人参与该杂志，该杂志在1965年底被国民党停刊。1966年1月《大学》杂志由王晓波等人创刊，并于1971年改组，由丘逢达担任名誉社长，陈少廷为社长，张俊宏、许信良、陈鼓应为编辑委员，讨论改革与时事问题。《大学》杂志未与党外从政者挂钩，但《大学》杂志对台湾地方选举报导较多，造就了多位党外人才，也奠下党外运动的根基。继台湾省议会在五十年出现“五虎将”之后，六十年代台北市议会也出现“五虎将”，包括高玉树、杨玉成、林水泉、宋霖康及黄信介等，以及雄据南部的还有杨金虎、高雄县长余登发等，他们也属党外阵营，都深具反对意识，敢作敢言。

　　进入1969年，党外人士又出现新一波的成长。1969年首次台北市议员选举，康宁祥一炮走红，而在同年12月“中央公职人员”及“立委”选举中，连任两届的台北市议员黄信介当选，余登发当选“国大代表”，成为终身职“中央民代”。1972年增额民代选举，康宁祥当选“立法委员”，另外青年党的黄顺兴、张淑贞与《自由中国》时代的许世贤也分别当选。“国大代表”有黄信介的胞弟黄天福与彰化县的张春男等人，“党外”人士越来越多地在民意机构出现。

　　1975年随着世界石油危机的出现，《台湾政论》杂志创刊，黄信介是发行人，康宁祥是社长，张俊宏为总编辑，姚嘉文为法律顾问。它填补了大学杂志结束后的言论真空。台湾政论杂志寿命不长，但影响较大。在1975年第二届增额立委选举中，“党外”原班人马当选，并无增减。至于省议员“五虎将”只剩下了郭雨欣，但郭雨欣在1973年参选“监察委员”时落败。此后赴美被限制返台。1975年8月1日《台湾政论》出版。这是国民党来台后第一本高举着“台湾”大旗的反对派刊物。发行人是黄信介，康宁祥任社长，张俊宏任总编辑，张金策与黄华任副总编辑。第5期时销售量已高达五万份。

　　2.“中坜事件”

　　20世纪70年代国际形势的突变促使台湾政局随之发生变化，岛内政治空气逐渐活跃，各种政治思潮风起云涌。随着台湾经济的快速发展，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和本省籍地方势力为了保护自身的经济利益，迫切要求扩大政治权力，改变“纳税有份、参政无望”的现状，与国民党当局的矛盾开始激化。通过参与选举和扩大政权实力是“党外”势力参政的主要途径，围遶选举的争斗自成为“党外”势力与国民党当局交锋的重要领域。1977年发生的“中坜事件”就是一起因为国民党地方机构选举舞弊所引发的重大政治事件。

　　1977年11月19日举行的台湾省议员、县市长、县市议员及乡镇长等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时，参加桃园县中坜镇投票的选民对国民党当局用金钱收买、警察干涉等手段控制选票的舞弊行为极为不满，在部分“党外”人士的带头下，上万名群众包围了中坜镇警察分局，当场烧毁了警车和摩托车。面对突如其来的骚动，国民党出动镇暴队，并向选民开枪射击，打死一名大学生和一名工人，被激怒的民众最后放火烧毁了警察局。这成为国民党逃到台湾后发生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政治性事件。对党外运动的后续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坜事件对国民党的冲击相当大，震撼了国民党权力中枢，蒋经国亲自坐镇中央党部彻夜开会。国民党组工会主任李焕也为了这个事件下台。党外运动受到很大的鼓励，中坜事件也让“党外”人士对选举这条出路产生信心，也使国民党过去老是认为以一个土地改革政策就能安定台湾社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当时担任国民党青工会副主委的关中认为，这个事件对国民党冲击很大，“今天只是国民党栽培出来的人站出来反对国民党，就能够造出那么大的声势，台湾社会真的要巨变了。” 在1977年的“五项地方公职选举”中对林义雄、张俊宏及许信良的当选帮助较大。这次选举中，许信良当选桃园县市、苏南成当选台南市长，突破了国民党对县市长的长期垄断。省议会中党外人士当选21名，台北市议员党外也有6席。党外人士与地方政治开始了连结。

　　3.“高雄事件”

　　1979年12月10日爆发的“高雄事件”，又称为“美丽岛事件”，它将台湾的“党外运动”推向到一个新一轮高潮。“美丽岛事件”爆发前夕的台湾政治经济社会背景非常复杂。首先是1977年五项地方公职选举后，非国民党籍的党外赢得20多席省议员席次，党外运动重心转移到省议会，党外开始把重心放在选战中去。不少候选人都以餐会方式进行募款。其次是1977年选举后康宁祥成为“党外”台面上的领导者，但康宁祥对党外组织化及扩张发展的态度比较保守。在黄信介提供资源，施明德及张俊宏的推动下，“党外”第一次整体助选活动于1978年开始，人权议题首度在台湾出现，“党外”模仿美国民权运动的概念，采用“黑拳”做标志，并附上象征和平的橄榄枝，表示以和平方式来争取人权。黄信介甚至建议把“吾党所宗”改为“吾民所宗”。“党外”当时的首要目标是想突破党禁。由于过去长期以来“党外”非常分散，无法联合，包括南部有余登发，北部是黄信介，各据山头立旗。在这个时候“党外”觉得内部要联合才行，于是“党外”13个省议员开始组织起来。  

　　1979年12月10日，高雄《美丽岛》杂志社主要成员黄信介等党外人士以庆祝“国际人权日”为由，向国民党当局申请在高雄市举行集会游行，但未获得批准。黄信介、施明德、姚嘉文、张俊宏、林义雄等人不顾军警阻挠，于当晚在高雄市街头组织集会，高举火炬游行，参加者与围观群众约达2万人。游行者公开喊出“争自由、争民主、争权利”的口号，要求台湾当局开放“党禁、报禁”等诉求。台湾当局出去大批军队，宪兵和警察严厉镇压，游行者则以木棍、砖头开展反击。这场警民冲突持续达几个小时之久，伤亡200余人。事件发生后，台湾警总查办了《美丽岛》杂志社及康宁祥等党外势力主办的《八十年代》、《春风》等杂志，以“具有叛国意念，共谋颠覆政权，与海外叛国分子勾连，策划暴力夺权”罪名，逮捕了黄信介、施明德等160余人。施明德、黄信介、姚嘉文、林义雄、吕秀莲、陈菊等人分别被判处无期以下的徒刑不等。这是继“中坜事件”后岛内规模最大的一次反蒋事件，对国民党在台湾统治产生严重冲击，加深了“党外”势力与国民党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

　　4.“美丽岛”事件受刑人家属及辩护律师参与“党外”

　　“中坜事件”和“高雄事件”使国民党在台湾的一党独霸统治面临严峻的挑战，“党外”势力并未就此停止活动，反而加快了组党步伐。他们先后创办《亚洲人》、《暖流》、《纵横》、《深耕》等杂志，扩大舆论宣传，争取社会同情。在1980年底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中，部分“美丽岛”事件受刑人的家属和辩护律师高票当选。1981年9月，为给年底地方公职人员选举造势，“党外”人士以党外“中央民意代表”为主体组成“党外助选团”，集体向选民推荐“党外”候选人，取得了较好的选举效果。“党外助选团”的成立，标志着“党外”势力在“美丽岛政团”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组织化运作的程度，预示“高雄事件”后的“党外”势力某种程度的复苏。1983年到1984年间，“党外”势力先后筹组“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党外公职人员公共政策研究会”等组织，成为当时“党外”具有较大影响的政治组织。与此同时，“党外”势力极力争取组织合法化，组党步伐加速发展。在这个时期，“党外”势力的发展已呈现无法阻拦之势，这也是1986年“党外”在圆山大饭店组党后，国民党及蒋经国没有抓这些人的重要原因。

　　5.“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时期

　　党外一直有真假之纷争。每到选举时，有不少人为了选票自称党外，当选后，则为权利接受国民党的笼络和收编。1977年，21名党外省议员进入省议会，之后有人加入国民党，有在在议长、副议长选举时，投票给国民党籍候选人。黄信介怒斥他们是“假党外”。同时，虽然党外一直以言论自由、人权等理念作为对民众的诉求，然而，在党外的政治生态圈内，公职人员的独揽大权与党工的人微言轻却是一直存在的现象。过去任何愿意贡献“党外”的年轻人，除了依附党外公职，担任助理之外，别无出路。在这种依附山头生存的情况下，党工的生活及前途便全看公职的自由心证。尤其是1982年底邱义仁开始在《深耕》杂志上推出一系列对“党外运动”路线的探讨，反对山头主义特权，进而这就引发了党外内部民主化的讨论。1983年，针对年底的“立委”选举，谢长廷提出“党外选举后援会”的构想，得到“党外”杂志编辑和新生代的支持。但究竟如何推荐候选人，这始终是“党外”的难题。康宁祥奔走各地公职和山头之间，协调后在“党外”后援会会议上提出著名的“四条二款”：保障所有现任“立委”为当然推荐之“立委”候选人。在8月29日党外后援会第3次筹备会议中，第4条第2款，改为“现任党外立法委员如继续连任者，应优先考虑。”康宁祥此举，立刻引发“党外”杂志的大加挞伐，促使党外新生代思考他们在台湾民主运动中的所应扮演的角色。保障现任制度引起党外杂志激烈的批判。《生根》、《博观》、《关怀》、《夏潮》、《钟鼓楼》等，在林正杰召集下讨论因应之策。大家认为，保障现任与国民党“万年国会”并无二致，新生代应集结力量与之抗衡。

　　1983年9月9日，来自全台湾105名“党外”编辑和作家聚焦一堂，公推江鹏坚当主席，逐条讨论和通过章程，成立“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简称“编联会”。选出第一任会长林浊水、副会长邱义仁，谢长廷 、林正杰、苏庆黎、刘守成、郑南榕为纪律委员。“编联会”还成立了一个平台，让左右统“独”的非主流青年——现代用语就是知青、文青、愤青，让他们有管道，进入“党外”圈子，通过写文字办杂志，参加助选，参与社会运动等，“党外运动”跨入初级的组织化，分工化，专业化。“党外公职人员公共政策研究会”、“劳工法律支持会”、“台湾人权促进会”等组织社团先后成立。在这种情况下，年轻人大量进入党外主导的社运界。“编联会”成立次日，在林浊水的主导下，集体出席“党外”选举后援会，和谢长廷等人联手，删除了“保障现任”的条款。

　　6.“党外公职人员公共政策研究会”

　　“编联会”虽然有谢长廷等部分公职人员加入，但该组织仍然是以新生代为主，这些新生代出生于二战后，也喝过国民党的奶水，也受世界思潮的启蒙，批判力和行动力很强，横冲直撞目无威权，生猛活力直追战后台湾的左翼青年世代。毕竟“编联会”以新生代为主体，只有部分公职人员加入，在社会地位的位阶上，不被视为“党外”的全体。但党外“编联会”的影响下，催化了“党外”公职走出第一步，走向组织化。“编联会”成立后，1984年5月11日“党外公职人员公共政策研究会”成立，首任会长是“立法委员”费希平，秘书长林正杰，公职人员是经由选举产生，其社会位阶较高，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国民党方面当然不愿意看到“党外”公职的组织化，逐宣布“公政会”是违法组织，要求解散或改名登记。这里面要说说费希平，费希平是外省人，早期加入了国民党，后来成为无党籍人士，“美丽岛”事件爆发后，费希平与“党外”人士的互动和交往增加，甚至为“受难者”站台，1981年费希平正式加入“党外”助选团，在当时国民党的政治高压下，费希平是唯一愿意和“党外”一起的“老立委”。“公政会”一成立就立刻面临考验，面对违法与解散的困境，费希平主张向主管机构登记，又致函国民党秘书长蒋彦士，此举引发“党外”内部的抨击，两个月后，费希平退出“公政会”，改由尤清接任第二届会长，谢长廷任秘书长。

　　1985年11月的地方选举，“公政会”和“编联会”暂释前嫌，再组“党外后援会”，经推荐大会审查、投票，从82名登记参选人士当中，正式推荐42名候选人，参选县市长、省议员和台北市、高雄市议员。“党外后援会”提出“台湾前途应由台湾全住民共同决定，彻底实行宪政，废止临时条款，解除戒严，停止政治迫害、释放所有政治犯……”等20项共同政见，并提出了“党外”的共同口号“新党新气象，自决救台湾”。“组党”和“自决”开始成为“党外”的总基调。从这次选举的结果来看，“党外后援会”推荐的省议员18名，当选多达11名，包括周沧渊、陈金德，何春木，蔡介雄，苏贞昌，游锡堃等；台北市议员部分推荐11名，全部当选，包括陈胜宏，周伯伦，谢长廷，蓝美津，林正杰，颜锦福，康水木，张德铭，徐明德；高雄市议员部分共推荐6名，当选3名，包括陈武勋，陈光复，林黎琤。县市部分，只有余陈月瑛当选高雄县长，尤清在台北，许荣淑在台中市，陈水扁在台南县都落选。选后，谢长廷提案修改“公政会”章程，要求设立地方分会，并更改会名，删“公职人员”四字，非公职人员也可参加，这两点修改，扩大了会员和组织基础。

　　“公政会”设立分会，和美丽岛杂志社设立分社和服务处，走相同的险路，踩相同的底线，国民党当局自然大为生气，1986年，国民党持续发动舆论攻势，扬言取缔“公政会”，当年5月10日，台湾监察机构“监察委员”陶百川，台大教授胡佛，杨国枢，李鸿禧，张忠栋，居中邀请国民党中央政策会三名副秘书长梁萧戎，萧天赞，黄光平，与费希平、康宁祥、尤清、谢长廷、张俊雄、江鹏坚、游锡堃等人沟通。国民党要求“公政会”不要再扩大，不要成立分会，也不要挂招牌。同一天，台湾“警总”停刊《八十年代》杂志，陈水扁、颜福锦宣布成立“公政会”台北分会，陈水扁任理事长，这是“公政会”第一个分会，5月17日，第二个分会“首都分会”成立，康宁祥任理事长，下设“组党行宪委员会”，萧裕珍任召集人。几个月内，如雨后春笋，各地相继成立了十几个分会。

　　国民党当局虽然不断祭出威胁牌，但是最终并没有对“公政会”来硬的一手。谢长廷认为，这是因为当时接连发生“江南案”及“十信案”，前者使美国对国民党不满，后者导致岛内政经情势低迷，再加上蒋经国健康出现恶化，国民党只能虚张声势，没有做出实质的反应，但正是因为国民党的不断退却，也客观上助长了“党外”势力朝组党方向发展的决心。

　　7.“党外”次级团体组织不断出现

　　1984年5月，“党外”人士成立“台湾劳工法律支援会”，简称“劳支会”，这是台湾有史以来第一个以法律服务协助劳工争取权益的工运组织，也是后来的“台湾劳工阵线”的前身。第一届执行委员包括邱义仁、郭吉仁、贺端藩、简锡阶、苏庆黎等人，“劳支会”成立后，出版《劳动者》刊物，以基层劳工为观点，对国民党当局的社会政策进行批判。“劳支会”它的成立，最早应追溯到“编联会”时期的带动与影响。1984年“编联会”干部由张富忠担任会长，刘守成副会长，在“编联会”组织架构下，组成7个委员会，分别推动各项“党外”人士所关切的议题，其中就有“劳工委员会”的召集人是刘守成，副召集人简锡阶。“劳支会”的主要任务是担任劳工后勤支援的角色，最初并没有走上街头抗争，而是做义务性质的法律谘询。与此同时，“台湾人权促进会”成立。1984年由江鹏坚、郭吉仁、史非非、黄宗文等人发起筹设人权组织，并于12月10日成立“台湾人权促进会”（简称“台权会”），江鹏坚为首任会长。“台权会”成立之初以争取政治权利为目标，尤其是政治犯的救援，解除“黑名单”的限制，要求保障言论自由等等。此外，“台湾原住民权利促进会”也成立。“党外”编联会在1984年4月成立“少数民族委员会”，胡德夫担任召集人。苏庆黎担任副召集人。1984年12月成立“台湾原住民权利促进会”（简称“原权会”），其谘询顾问包括李鸿禧、陈其南、郭吉仁，促进委员有刘文雄等人。事实上，上述“党外”的次级团体，包括“劳支会”、“台权会”以及“原权会”等社团组织，最后都成为民进党针对国民党发动政治斗争的侧翼组织，尤其是与民进党最大派系新潮流系的关系非常密切，也基本上算是新潮流系牢牢掌控的次级组织了。

　　“党外运动”发展到1985、1986年间，“党外”开始把目标指向推进成立政党这件事情上了，这个时候国民党方面事实上其实已经很难再阻挡了，尤其是蒋经国个人的健康出现大问题，加上“党外”的发展势头也超出国民党的预期。一直到1986年9月28日，“党外”在圆山饭店秘密组党完成。

　　（二）“党外”势力的组织化发展

　　“党外”势力的发展虽然长达数十年，其过程也极为艰辛，但它经历了一个从山头向组织化发展的过程，最后的成果就是民进党的成立。

　　1.“党外”从散兵游勇到山头割据

　　在“党外”早期，由于没有组织化的动作，“党外”势力一直呈现散兵游勇的状态，所以其战斗力一直不强，但在数十年的“党外”斗争中，山头势力逐渐形成，这也使早期在台湾各县市形成了山头政治，也可以说为“党外”保存种子奠定了基础。

　　例如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整个“党外”基本上是呈现游兵散勇的状态。五十年代台湾省议会的“五龙一凤”，如郭国基、吴三莲、李源栈、郭雨新、李万居与许世贤等人，基本是各自作战。六十年代台北市议会也出现“五虎将”，包括高玉树、杨玉成、林水泉、宋霖康及黄信介等，还有雄据南部的杨金虎、高雄县长余登发等，他们也属“党外”阵营，但他们之间的合作，尤其是在选举中的合作很少，甚至呈现散兵游勇的局面。

　　进入七十年代，随着“党外”势力的恢复，“党外”逐渐出现了山头政治割据的局面。当时北部的黄信介和康宁祥，桃园的许信良，高雄的余登发等等，其实都有地方山头割据的发展态势和局面。山头政治的最大问题就是由精英们来主导一切，它与后来民进党各大派系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关系。

　　1986年民进党成立之前，“党外”人士要参加地方公职选举，其方式多采取个人化参选方式，由于无法透过地方党部开展组织化经营，领导精英和支持群众之间的联系，通常只能在所属选区设立个人的服务处，经由私人服务取得选民的支持。在这种偏重个人服务处的组织形态运作下，公职人员和所属助理，以及参选精英和助选人员之间的权力关系，往往充满了人治色彩，双方并无任何的权力约束力，更没有组织章程的规范。而是通过面对面亲密接触的人际网络，取得领导精英的领导，由山头先纳为派系成员，进而成为指定接班人，取得派系选民的支持，从而形成以各地山头为运作核心的同心圆权力结构，每一外圈都直接隶属于紧邻的内圈，但属于同一圈的成员，其间并无水平联系的组织关系。

　　当然，“党外”山头政治之间不易合作，无法形成有战斗力的团体，但在“戒严”时期，山头政治也有其好处，就是可以保留“党外”的香火。例如，康宁祥和黄信介作为山头老大，在“党外”时期的作用就非常大，当时“党外”要办杂志也非常不容易，但如果社长是挂康宁祥或黄信介，则杂志相对可以办起来，所以“党外”不少杂志的发行人都是找他们来挂名。

　　2.“美丽岛政团”时期成为“没有党名的党”

　　进入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党外”朝组织化的方向迈进了不小的一步，主要就是“美丽岛政团”的成立和运作。1977年底选举胜利及“中坜事件”展现群众力量这两个因素，相当程度鼓舞许多政治异议人士往“党外”集中靠拢。在这种情形下，1978年底的增额“中央民意代表”，包括“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的选举，成为崛起中的“党外”串连与整合的最佳契机。“党外”的集结以“立法委员”黄信介为中心，前一年胜选的许信良、林义雄、张俊宏及律师姚嘉文等人成为最佳的辅佐，在云林选战助选一举成名的施明德是全职工作者，由郭雨新秘书陈菊领军的新生代，更是终年南北串联，把各地孤军战斗的反对人士，联络集结成有规模的政团，即“美丽岛政团”。“党外”开始组织化串连工作的开展，主要是以施明德和陈菊带领的新生代为主力。

　　王拓和李庆荣，则是属于当时“党外”阵营中《夏潮》系统。党外人士出书造势之外，也陆续开始举办“民主募款餐会”。这种活动不但可以募集经费，更为重要的又可让全台各地的“党外”人士有聚会的名目，并在餐会中发表政治演说。在各种集会、餐会不断进行之际，台湾反对运动的组织化工作也逐步成形。1977年的五项公职选举，黄信介和康宁祥两位的巡逥助选，仅仅是个人的演出。在大批“党外”省议员当选后，1978年的选举助选工作不再只是单打独斗的场面了，组织化的要求摆在眼前，由谁牵头以及如何执行，将形塑未来“党外”的面貌，也决定了未来“党外”的权力架构。

　　在“美丽岛政团”时期，“党外”组织化的核心人物是“五人小组”，即黄信介、施明德、张俊宏、林义雄、许信良等人，他们宣布成立“台湾党外人士助选团”，公布“台湾党外人士共同政见”，提出十二大政治建设，强调以政见来选择“党外”。这些政见与国民党都是完全对立的立场，强调只能敢于认同者，才是“党外”。助选团由黄信介担任总联络人，施明德为总干事，陈菊任秘书。助选团还专门设置了标识符号。“十二大政治建设”的共同政见，以及架构完整的助选团，皆为1949年国民党来台后台湾首次出现的新生事物，“党外”明显的向组织化迈进了一大步。然而，“党外”初始组织化，并没有能够完全解决、处理、包纳各地的党外山头及派系。“五人小组”也开始研究组党的事宜。1977年12月25日，“党外人士国是会议”举办，推出了余登发为领导人，同一时间，黄信介提出施明德等五人负责研究“党外’未来方面，“余登发案”爆发后，五人小组就经常聚会，广商对策。他们认识到，“党外”不仅要组织化，也要掌握宣传工具，由于五人统“独”立场一致，社会议题采取中间偏左的立场，经过数月的讨论，《美丽岛》杂志作为一本兼具组织、运动、宣传的刊物正式成形。《美丽岛》设有社务委员会、基金管理委员会、编辑委员会等三个组织，基金管理委员会为实际决策核心，社务委员会则广纳全台各地“党外”人士，编辑委员会包含当时统“独”两方最佳的编务人才，除台北总社之外，并在各县市设服务处及县市基金管理委员会，整个组织架构俨然就是一个政党，依施明德的话说法是“没有党名的党”。《美丽岛》杂志社发行人黄信介，发行管理人姚嘉文、林义雄，社长许信良，副社长黄天福、吕秀莲，总编辑张俊宏，总经理施明德。实际执行编辑工作的是陈忠信。原先依五人的计划，在《美丽岛》杂志筹备期间，于6月1日在台北市成立“党外民意代表联合办事处”，简称“党外总部”，召集人为黄信介、黄顺兴、黄天福、林义雄、张俊宏等五人。“党外总部”研拟的组织模型，后来完全落实于《美丽岛》杂志社的组织形态。自第一期的《美丽岛》问世出刊引起轰动，各地服务处也陆续顺利成立后，《美丽岛》即成为“党外”的代名词，成为实质的“党外总部”。

　　《美丽岛》的畅销以及各地服务处的顺利成立，意味着战后台湾反对运动，在跌跌撞撞将近三十年后，终于完成了初步的组织化任务，暂时掩盖住内部的许多分歧。“美丽岛”的大旗帜，基本上是“反国民党联合阵线”，成员复杂诉求分歧，有统派有“独”派，有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中产阶级农工阶级，环保主义者，唯经济发展论者，以及本省人，外省人，当然也有女性主义者，男性沙文主义者，还有革命家，改革者等等，可以说是兼容并蓄，反国民党是成员的共同诉求。

　　“美丽岛”杂志社组织有两个系统：一个是政党的雏形，另一个是管理上的组织，包括由许信良领导的社务委员会，姚嘉文负责基金管理委员会和张俊宏领导编辑委员会，这三个委员会基本上取代了五人小组。当时由于没有政党，也没有地方党部，最好的办法就是到各地设立服务处，以服务处的名义运作。管理委员会可以集结地方上的政治领袖，在那里办活动，在推动运动时一起做决策，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个地方的管理委员会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团体。

　　3.党外首创“推荐团制度”

　　“党外”人士的组织化当然会招致国民党的清算，在国民党当局对“美丽岛”杂志社进行大逮捕之后，“党外”反对运动组织的精英，一夜之间就成为了阶下囚。美丽岛阵营形同瓦解，但受难者家属及辩护律师相继投入选举，也使党外的香火得以延续下来。1980年底的选举，受刑人家属高票当选。在1981年县市长与省市议员选举的布局上，“党外”阵营出现“谁来参选”的问题。1980年美丽岛事件军法大审判时，15个律师加入辩护律师团，知名度被提升，在“党外”阵营颇有声望，这些辩护律师来递补“党外”参政的真空期，成为必然。“党外”推荐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吕传胜等辩护律师出来参选。为展现“党外“的群体形象，”党外“人士逐渐酝酿组成“党外推荐团”。这是一种类似政党的提名制度，向选民推荐“党外”候选人。在这次选举中，緑底白字的“党外”旗帜开始出现在“党外”的演讲会场上。“党外”人士大量采用有环保意义，进步概念的緑色为主导颜色来印刷文宣品。后来緑色成为“党外”的招牌颜色。同时，许多辩护律师的当选，为“党外”运动注入了新鲜血液，“党外”推荐团的制度，也为这个无名的政团增加了一点凝结作用。“党外”人士透过这一次的推荐制度，经过选民的认同，逐步确立了“党外”挂的主体势力。“党外”在这次选举中所表现出来的组织化行动，具体化领导核心，以及统一的政治符号，已逐渐具备“雏形政党”的条件。谢长廷后来更直接称这个雏形政党为“党外党”。尤其是不少辩护律师进入省市议员，不但为政坛输入新的活力，也为“党外”开辟了新的战场。

　　4.从“党外”“编联会”到“公政会”的组织化进程

　　“党外”组织化的进程主要是与选举直接有关联。1983年，针对年底的“立委”选举，“党外”提出了“党外选举后援会”的构想，得到“党外”杂志编辑和新生代的支持，从而通过“一九八三年党外人士竞选后援会草案”，向组织化再迈进一步。“后援会”的概念，本来是源自1981年地方选举时所采取的“推荐”制度，当年“党外”大选成功，因而构思更进一步加强“党外”的组织运作模式，不料“后援会”在组织筹备的过程中，却反而成为“党外”阵营分裂的触媒。当时“党外”存在如何推荐候选人，这始终是“党外”的难题。康宁祥奔走各地公职和山头之间，协调后提出著名的“四条二款”：即保障所有现任“立委”为当然推荐之“立委”候选人。在8月29日“党外”后援会第3次筹备会议中，第4条第2款，改为“现任党外立法委员如继续连任者，应优先考虑。”康宁祥此举，立刻引发“党外”杂志的大加挞伐，引发“党外”新生代思考他们在台湾民主运动中的所应扮演的角色。“编联会”采取动作删除“保障现任”的条款。

　　“党外”也在1983年底开始进入组织化的阶段，其后相继成立的“党外”组织包括1984年成立的“公政会”，“劳工法律支援会”，“台湾人权促进会”，及各地的联谊会，这些都将成为往后“党外”组织的基础。党外“公政会”成立后，与“编联会”有矛盾，但在选举中还是必须合作，1985年11月的地方选举，“公政会”和“编联会”再组“党外后援会”，经推荐大会审查、投票。此次选举后，谢长廷提案修改“公政会”章程，设立地方分会，并更改会名，删公职人员四字，非公职人员也可参加，这两点修改，扩大了会员和组织基础。“公政会”设立分会，这与当年美丽岛杂志社设立分社和服务处的模式一样，各地相继成立了十几个分会。此后，还成立了台湾劳工法律支援会、台湾人权促进会、台湾原住民权利促进会等“党外”组织的成立。“党外”的组织化基本完成，一切朝政党组党的方向越来越近了。

　　（三）“党外运动”内部长期存在统“独”两大势力

　　在“党外运动”中，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就是统“独”两股势力长期并立，双方还有某种合作的关系，即便是民进党在1986年成立后，党内也还有诸如费希平、傅正、朱高正等所谓的统派人士，“独”派一直压制统派，目的就是想把“台独”的诉求纳入到民进党的党纲中去。

　　“党外”运动早期都是零星式的存在，其力量非常有限，“党外”运动勃勃发展还是在20世纪70年代，与这一时期台湾所面临的复杂国际环境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先是1971年台湾当局被赶出联合国，大批国家与台湾方面“断交”，台湾的国际处境越来越被动，接着是1978年底台美“断交”，台湾国际环境的急剧变化，客观上也对当时的“党外”势力有冲击，他们在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同时，也对台湾前途有所思考，并开始出现分离的倾向，由于身在“戒严”时期，“台独”诉求不能提出来，也不敢公开出来，“党外”势力只能以“自决”来取代“台独”，所以从20世纪70年代到1986年民进党成立之初，“党外”主要以住民自决为主流诉求。但与之相应的是，当时在“党外”势力中，也存在统派的力量。其中统派色彩最为鲜明的就属夏潮系统等，他们也是党外的一支重要力量。可以这样说，台湾的“党外”运动，自始自终并无统“独”之分。1960年代《自由中国》筹组中国民主党，是由大陆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台湾本土政治人物结合的一场运动，1970年代中生代的崛起，虽然已隐约有“左统”、“右独”的区分，但在国民党势力依旧庞大，一党专政的力量似乎无可撼动的压力下，反国民党成为党外运动的共同目标，是统“独”结合为一块的最大公约数。

　　在“党外”时期，统派的形成有历史的条件，也是历史的必然，他们在台湾整个“党外”运动里算是一个相对弱势的团体，但它们有自己的刊物《夏潮》、《中华杂志》可以发表文章，统派因为常常会跟共产党或大陆方面拉上等号，那个时候“戴红色的帽子”也要砍头，要死的，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大谈特谈他们的思想，而“独”派在那时候也很少特别提到台湾人意识或是“台独”的问题，都是以所谓的“宪政”、民主、人权、自由、司法改革等为议题，大家都有一个分寸，没有赞成负面的冲突或者争辩。在1975年党外本土势力掀起“中坜事件”后，“党外”势力中的统派也不断发展，1976年2月28日，《夏潮》杂志创刊，但要到第四期以后，由苏庆黎接任总编辑，才开始展现其实质的影响力。苏庆黎是台南人，父亲苏新是台共创始人之一，“二二八”事件后逃亡大陆，苏庆黎当时还是婴儿。该杂志对青年学子的影响产生很大的号召力。苏庆黎积极投入“党外”运动之中，七十年代中期，她被国民党中央列为“女四大寇”之一（其他三人分别是陈菊，吕秀莲以及施叔青）。

　　随着“党外”的活跃，国民党情治单位在1978年后透露将逮捕几位活跃分子以杀鸡儆猴，传说中的名单包括七人：陈菊、施明德、林正杰、张富忠、王拓、姚嘉文、李庆荣等。王拓和李庆荣，则是属于当时党外阵营中《夏潮》系统。左派以《夏潮》杂志为基地，灵魂人物为总编辑苏庆黎。台湾的左翼力量，在国民党1950年、1960年代白色恐怖的强力镇压下，早已凋零殆尽。直到1976年《夏潮》杂志第四期由苏庆黎接任总编辑后，才重新集结与复兴。《夏潮》杂志大量介绍台湾历史及日据时期的作家和文学，并以第三世界的角度视野，强烈批判帝国主义，分析台湾社会矛盾。它又同时高举中华民族主义大旗，立场坚定鲜明，在反国民党阵营中，有其坚持与壁垒分明之处。1970年中期的台湾，出现了这样一本反帝、反资本主义世界、反支配，社会主义色彩浓厚的《夏潮》，一定程度上开启很多青年学生的视野，也影响了很多年轻人投身民主运动。该杂志的核心为苏庆黎、陈映真、陈鼓应、王晓波、王拓、汪立峡、王津平等人。其中，陈鼓应为《大学》杂志的积极参与者，陈映真、王拓为知名小说作家，此外，还有唐文标等人。苏庆黎、王拓、陈鼓应、汪立峡等人活动力强，参与“党外”运动也十分积极，在1970年代末的反国民党联合战线中扮演着重要、不可或缺的角色。

　　在1978年的选举中，同为“党外”阵营的陈鼓应与陈婉真两人还共同成立了联合竞选办公室。陈鼓应是统派《夏潮》的重要成员，1972、1973年《大学》杂志的主要撰稿者，陈婉真是中国时报驻台湾省议会记者。陈鼓应是外省人，依当时的社会认知，应该是全力支持国民党的。在这组搭档中，陈鼓应是统派，陈婉真虽然当时并无明显统“独”立场，但她还是倾向于本土，他们两人开展联合竞选的策略非常成功。

　　夏潮当时之所以要办这些杂志，主要是《夏潮》杂志开办久了，有一批现成的笔阵在，杂志社要继续用文字影响社会，来教育民众。当时《美丽岛》杂志也在积极的筹办中，“独”派要办刊物，夏潮觉得自己也应该有一份，不能只有一个《美丽岛》杂志。于是就办了《鼓声》和《春风》两种杂志。《春风》与《美丽岛》的关系，非常密切，为了编务的问题，两边的人互动较多。但在“党外”的“美丽岛政团”时期，“党外”统独的互动还算比较可以。主因还是统“独”双方都离不开，一旦分开，则无法存活。同时，整个“党外”也需要刻意维持一个统一的战线。再是，当时“党外”的主题不是统“独”。统“独”两大阵营都是想藉助“党外”这个大旗来庇护自己。美丽岛杂志那时的主轴比较不是放在独立运动上，那个时候对统、“独”问题并不凸显。毕竟在国民党“戒严”时期，党外必须要团结一切反国民党的力量，党外“独派”也明白，因为要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

　　正当美丽岛杂志社筹办时，夏潮系统也申请了两份刊物，陈鼓应的《鼓声》，一直是由王晓波，苏庆黎等人在打理。另外一份是王拓的《春风》。美丽岛杂志社成立时也邀请夏潮的成员参与，黄顺兴担任社务委员会的委员，王拓和苏庆黎都有实际参与编辑部的会议，也积极撰写文章。但当时统派也有考虑要与美丽岛做一些区隔。换言之，就是在区隔中又有一些合作。后来统派杂志在定位上作了一些些许的区隔，如《美丽岛》都是谈台湾政治的政情，很少去谈民间的实际问题，如劳工，农民问题。那就由《鼓声》和《春风》来谈，让它们成为左派的话题。《夏潮》被禁后，陈鼓应接着又办《鼓声》，只办了一期又被停办，就把王拓的《春风》拿出来办。因为《鼓声》被停后，统派也需要有一本杂志。《春风》与《美丽岛》两本杂志幷存同一个时代有其特殊的意义。一个就是统派承续要继续跟“党外”结合的信念，当时统派杂志也有找一些“党外”的人员当社员，像康宁祥等人。这也显示，当时统派也是想被罩在“党外”的大旗之下，通过一份刊物跟“党外”结合的办法也是可行的。另一个意义是在文字与文宣方面，即行动面。《春风》还有针对台湾现实状态做更深入的报导，过去《夏潮》的编辑方针一方面是乡土、历史、文学。另外一个就是评论。但是没有全面报导。《春风》与《鼓声》有非常深厚的社会主义色彩，尽管如此，美丽岛杂志社也答应支持统派的刊物。事实上，当时，陈鼓应、王拓当时就隐约觉得美丽岛杂志这些人里也有一些人会排斥他们。当时，统“独”的分歧存在，但没有白热化，大家觉得应该合作，既然大目标一致，分散开来就更没有力量了。所以当时“独”派的张春男也去《鼓声》杂志社，《春风》担任职务和挂名。因为当时陈鼓应办《鼓声》，王拓办《春风》，他们当时必须找到有声望的成名人物来挂名，杂志才能畅销，才能算是“党外”的杂志。所以张春男当时挂名为《鼓声》杂志社社长，《春风》杂志社荣誉社长。其实从《大学杂志》起“党外”内部就对统“独”有不同的想法。但这群人为了共现的民主理念，统“独”常常一起来对抗国民党，“党外”运动一直是统“独”两股力量共同参与并推动的。当然这两股力量平时各玩各的，为了选举或对抗国民党的迫害，会选择一起合作，两大阵营当然也会刻意维持统一战线，这个策略在当时的“党外”领导层是接受的。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党外”，其最大的分歧应该就是在统“独”的问题上，像黄顺兴、苏庆黎、王拓、陈鼓应等，这些人心态上比较倾向统一，其他的多数人应该说都是比较倾向独立，这个最大的歧见但并没有影响“党外”的合作，当时国民党体制下，要独立也好，要统一也好，既不能公开讨论，而且当时来讨论这些都是不切实际的问题，毕竟对这些“党外”人士而言，统“独”的问题不是当下的重要问题，最多算是未来的问题，讨论的时机还未到。在这种情形下，“党外”阵营表现上没有统“独”的冲突，可是私底下的恩怨还是不断。由于统独的核心理念根本对立和冲突，所以统“独”双方的合作也只能是一时的，最终一定会分道扬镳，这也是被后面发生的情形所证实。事实上，即便是在“美丽岛政团”时期，“独”派势力也在处处提防统派。以《美丽岛》杂志为例，当时的“独”派立场来看，观察五人小组的工作分配就清楚了，甚至在全台各服务处的主任这个位置一定都是由有“独”派意识的人来出任。当时五人小组在物色地方服务处主任时，有一个尺度，就是絶不能让统派的人士担任。尤其是美丽岛杂志内部真正对未来追求的态度、远景以及成立在野党，甚至“独立建国”等等，当然都不会公开与统派讲，他们不希望有统派的人参与，或者成为杯葛与防碍。

　　此外，在“党外”时期，海外的“台独”并不是海外的，其实就是台湾人在海外闹“台独”而已，因为当时“台独”的主张和话题只能在海外可以公开谈，公开有组织，岛内外是串通一汽的，像台湾的“党外”人士到国外去，都是由海外“台独”团体在接待，只是没有互相贴标签而已，岛内岛外的“台独”各有分工罢了，也就是所谓在海外谈“台独”，在岛内谈人权、民主和自由，意义都是差不多，这种意识慢慢形成，“党外”和海外台独彼此都心照不宣。当时，如果“党外总部”或者美丽岛杂志社要发展成为一个政治团体，要形成一种“独”派的力量，要成立一个反对党或是进行属于台湾本土人意识的力量，党外的核心层是不宜让统派介入，不宜跟统派一起谈这些事情，当时参与“党外”运动的人心里大概都知道，但不一定要公开出来，而是选举慢慢去做。民进党前主席许信良认为，在“余家案”告一段落时，“党外”和统派的合作也就基本上告一段落了。到了办美丽岛杂志时，统派就几乎没有人参加。虽然苏庆黎被安排为社务委员，但这纯粹是从《大学杂志》以来，党外运动尽量把统独弄在一起的做法，是政治上的统一战线，基本上统派的人都没有参与美丽岛的编辑与发展，只是整个党外刻意维持一个统一战线的表象。当然在那个时期，“党外”统“独”还是勉强维持了表面上的合作。所以“党外”的统派与“独”派问题在很早就存在，但都只是以隐伏的状况存在着，因为决裂的时机还不到。

　　随着“党外”中生代的发展，进入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统派与“党外”的连接越来越小，“党外”朝“台独”的趋向越来越明显。例如，大量有“台独”意识的人参与“党外”中来，在1983年的“党外”“立委”选举中，“长老教会”会长高俊明牧师的妻子李丽珍，以“党外”身份参选。此后，随着民进党的组党，以及民进党越来越朝“台独”政党的方向发展，“党外”早期有统派思想的人也逐渐与民进党分道扬镳。例如，民进党成立后，夏潮杂志就由民进党高雄市主委王义雄，苏庆黎等人发起成立工党，从民进党阵营脱离出去。1991年3月，朱高正无法接受民进党的“台独”立场，自立门户“中华社会民主党”，从此龢民进党分道扬镳。林正杰在1991年因为民进党通过了“台独党纲”，他公开反对“台独”，对此不满，因而退出民进党。1991年6月，林正杰发表“宁为再度党外”声明后，从此退出民进党。至此，统派人士基本上退出了民进党，也宣告“党外”以来的统独两股势力完全分道扬镳。

　　三、“党外”提出“自决”主张

　　台湾岛内公开发表“住民自决”言论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当时台湾当局被赶出联合国，长期介入“党外”运动的“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发表了“国是声明”，在该声明中就抛出“自决”的调子，这是台湾地区最早关于“住民自决”的相关言论。之后，“党外”势力逐渐接收了基督教长老教会有关“住民自决”的论述。

　　由于当时台湾还属于“戒严”时期，“党外”势力被国民党视为“三合一敌人”“党外”人士本身不敢去触及敏感的政治议题，但如果借用长老教会的相关论述，则成为这个时期“党外”势力的发展策略。1971年12月29日，长老教会发表第一次声明《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对国是的声明及建议》，称“我们反对任何国家罔顾台湾地区1500万人民的人权和意志，只顾私利而作出任何违反人权的决定。……人民自有权利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这是长老教会首次抛出“住民自决”的主张。1975年11月，长老教会发表了第二次的声明《我们的呼吁》，在这次声明中，长老教会没有再提及“住民自决”。1977年8月16日台湾长老教会发表了所谓的《人权宣言》，直接呼吁国民党当局“使台湾成为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为当时台湾内部首度以团体形式公开发出“台湾独立”的论调。这表明长老教会已从“住民自决”发展到“台独”的主张。这对当时的台湾社会有不小的冲击。

　　“党外”势力在1978年正式登上台湾的政治舞台，这也与当时台湾面临的复杂国际局势有关系。1978年开始台湾内部盛传美台即将“断交”、蒋经国要停止年底选举等讯息，台湾当时面临复杂的局势，“党外助选团”决定在1978年12月25日在台北国宾饭店召开“党外国是会议”，提出“我们坚决主张台湾的命运应由1700万人民来决定”这一论调，这是“党外”势力首次提出“住民自决”的主张，其中隐含了“台独”的意涵，这也是“党外”文件首次出现这样的文字。1982年9月28日，“党外”人士发表“共同主张”，称台湾的前途应由台湾1800万人民共同决定。1983年10月23日，“党外”人士为参加“增额立委”选举发表的“十项共同政见”，其中第一条就是“台湾前途应由台湾全体住民共同决定”。这表明尽管当时国民党对有关“自决”的论调有严格的限制，但“党外”势力在选举诉求中已经普遍在使用这个提法了。到了1985年台湾地区的县市长选举、省市议员选举期间，“党外”势力为凝聚力量，除了共同的政见外，在此次选举中，党外候选人共同打出一句口号——“新党新气象，自决救台湾”，显示出此时的反对运动开始以“组织新党”及“住民自决”为最重要的诉求主题。尤其是在1986年“党外选举共同政见”中，第一条就提出“台湾前途应由台湾全体住民共同决定”。在之前的“自决”论调上有进一步的强化，“自决”已越来越成为“党外”的神主牌。

　　台湾的“党外”势力为何在这个时候接受并强化了“住民自决”的政治主张？当然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及历史等环境。

　　首先，从台湾的历史发展来看，台湾民众历经荷兰、日本等殖民统治，具有要求当家作主，掌握自己命运的强烈愿望。这种心理在海峡两岸长期分离，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台湾当局的反共宣传以及在台湾社会产生的恐共心理，加上西方思想的冲击以及一些别有用心的分离主义分子的鼓噪等原因的交相影响下，部分台湾民众因恐惧而潜藏一定的分离主义倾向。换而言之，从台湾当时的情况来分析，部分民众出现分离主义意识倾向，是与台湾特殊的历史发展状况息息相关。

　　其次，与当时整个台湾在国际社会的状况有一定的关联性。当时台湾当局被赶出联合国，国际社会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台湾当局不能再“代表中国”，而国民党在台湾实行残酷的“戒严”统治，台湾的地位其实非常尴尬，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台湾民众对台湾未来出路进行一些思考，并刻意用所谓“住民自决”来与国民党的大陆政策相区隔。

　　再次，我们必须要看到，当时台湾社会及絶大多数民众并不支持“台独”的主张，加上国民党对“台独”的严厉打击，也使“党外”无法公开主张“台独”，而是采取相对温和的“住民自决”之主张。

　　最后，当时台湾社会内部对台湾未来的前途也存在较为严重的分歧。由于“党外”势力内部成员复杂，有人主张和平统一，有人主张“台独”，也有人主张“务实台独”，即主张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夺取政权，先将台湾逐渐变成一个独立政治实体，再实现法律上的独立，这部分人在党内相对占据优势，为求内部的平衡，扩大对外的代表性，“党外”内部逥避了激进的“台独”主张，改以文字相对模糊的“自决”。

　　自1949年以来，由于国民党视“台独”、“党外”及“中共”等为“三合一”敌人，在国民党的“戒严”白色恐怖统治之下，“台独”自然一直是被压制的禁忌。即便是1980年代“党外”新生代的串起，“党外”运动与杂志也要逥避“台独”，而去凸显“自决”。1983年底“党外”选举提出的“民主、自决、救台湾”，就曾遭到国民党的强力压制，被国民党当局认为有浓厚的“台独意识”，有“煽动他人触犯内乱或外患罪”之嫌，因此，遭到国民党当局内政部门负责人林洋港的警告，明确禁止“党外”候选人引用这条“政见”于海报与传单上，称违反此项命令者，将“依法判处七年的有期徒刑”，使得“自决”的字眼，成为当时的禁忌。在这种限制下，“党外”大佬康宁祥决定采用“打破中央决策垄断，掌握台湾住民命运”的口号，巧妙的避开“自决”的字眼，当时就曾发生这样的情形，不少“党外”候选人印好传单后，再将“自决”两字涂黑，就怕当选过关，落选被关。

　　1987年台湾地区“解严”前后，“台独”人士的言论有了越来越公开化的冲撞动作，开始有“独”派人士不断测试国民党当局的“台独”禁忌。例如，1987年4月18日，《自由时代》创办人郑南榕在台北市金华中学的演讲会上公开挑衅国民党当局，称“我是郑南榕，我主张台湾独立”，为“台湾独立”主张在岛内的公开化揭开了序幕。与此同时，“台独”人士江盖世则身穿“甘地精神”的标语，举着“人民有主张台湾独立的自由”，要求民进党将“台独”列入党纲，开始在台湾全岛宣传“台湾独立”运动等。

　　第二节　民进党成立及其对“台独”主张的调适

　　民进党在1986年正式组党，这是“台独”势力在台湾岛内发展的重大标志性事件。尽管民进党成立之初，其“台独”言论并不清晰，但民进党的成立对于“台独”势力及“台独”运动而言，其推动作用不可谓不大。其原因就在于民进党这个新生的政党对“台湾问题”的认定及未来走向，与中国大陆及国民党完全不同。民进党基于“自决”之论述，抛出“一中一台”的主张，这与国民党与大陆所主张的台湾问题仍然是在“一个中国”架构内的国内事务相去甚远。民进党的成立及其后来台湾政治生态的急剧变化，为“海外台独”势力迁回台湾，以及海内外“台独”势力进一步合流，进一步促进“台独”势力在台湾的快速发展，都带来了不小的影响。尽管如此，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随着民进党投入台湾地区的选举以及快速成长，并两次取得执政党地位，民进党也逐渐认识到“法理台独”是一件不可能完成之事情，转而朝追求“务实台独”以及维持台海“不统”“不独”之现状的方向发展。

　　一、民进党突破“戒严”成功组党

　　政党内部经常存在着许多次级的政治团体，并非所有的团体皆可称为派系。根据洛斯（Rachard Rose）等人的观点，他们从结构论出发分析不区分政党内部的派系与趋势，认为派系是一个有组织的政治竞争单元，为具较高程度组织化的团体，派系具有意识形态取向、建制化的领导方式与核心干部、定型的技术专家与沟通网络、资源的获取与消耗及有意识的自我组织。

　　“党外”在长期发展中尽管没有正式组党，但其内部运作中也逐渐形成了各地山头间的不断重组与发展。1979年之后 ，以“黄信介-康宁祥”连线的领导轴开始出现松弛现象，“党外”开始朝派系的方向发展。围遶“补选立委”一事，一派是以黄信介为中心所网罗的政治人物群，其主力为地方山头及其干部们创办的《美丽岛》杂志，另一派则是以“增额立委”身份的康宁祥，他是采取结合新生代知识分子经营《八十年代》杂志。黄信介与康宁祥两人出现彼此竞争的关系，前者代表较为激烈抗争的群众路线，后者代表较为温和理性的论政路径。两人的政治竞争中最终以激进路线较占优势，然而因1979年“美丽岛事件”的爆发，大多数山头与其主要干部却因此身陷牢狱，致使激进路线的组织经营几乎毁于一旦。在“美丽岛事件”后，反而是康宁祥带头整编“党外”残余势力和新崛起的政治力量，成为“党外”的主流派，其组成包括美丽岛受刑人的家属、辩护律师，以及公职人员等，并通过参与1980年的“增额立监委”选举与1981年的五项地方公职人员选举，使“党外”力量得以重新整合幷且得到恢复。但“党外”内部的路线斗争并未停止，随着“党外”的不断发展，其内部产生了路线的分歧，尤其是对国民党政权的性质、“党外”运动目标、斗争路线和台湾前途如何定位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分歧。这其实还是过去长期以来党外内部的“山头联盟”与“公职挂帅”的角逐思路。在这种情势下，“党外”新生代因不满公职人员长期垄断选举提名权，先发制人成立了“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刺激了党外公职人员踏出第一步，开始谋划走向组织化。“党外公共政策研究会”于1984年5月11日，简称“公政会”，是由党外公职人员组成的政治团体，原来的名称为“党外公职人员公共政策研究会”。“公政会”的成员由于都是公职人员，社会位阶相对较高，有一定的群众基础。费希平担任第一届理事长、林正杰担任秘书长，尤清接任第二届理事长、谢长廷担任秘书长、第三届理事长是台北市议员颜锦福。“公政会”曾试图秘密串连开了几次组党会议，但由于许多党外人士担心“触法”和畏惧，因此组党一事并未成功。尽管如此，“党外公政会”的成立，为后面民进党的组党进行了组织及干部方面的准备工作。至此“党外”组织化的派系权力斗争最终形成。

　　随着“党外”运动的不断发展，“党外”人士越来越觉得组建政党，突破国民党在政治上的限制尤为重要。由于当时台湾当局严禁“组党”，“党外”人士采取非常了非常保密的措施来做这件事情。“党外”时期的重要人士傅正邀请“党外”人士在台北市忠孝东路一段的“御龙园”晚餐。餐后他就在台北市忠孝东路二段的周清玉家里，询问大家敢不敢组党，大家都说敢。于是这一堆人集合在一起开始了秘密组党的过程。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跟监，他们始终秘密进行。他们每周在周清玉家中商讨有关组党细节，过程中强调不得用电话通知，相关人员不得缺席，也不得泄漏小组的存在，这个过程非常保密。“组党十人秘密小组”成员包括“立法委员”费希平、“立法委员”江鹏坚、“立法委员”张俊雄、“监察委员”尤清、“国大代表”周清玉、“台湾省议员”游锡堃、台北市议员谢长廷、人权工作者陈菊、学者傅正和黄尔璇等。此组党小组至1986年9月12日，前后共开了8次会议，完成了组党前期的准备工作。同时秘密组党的“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简称“编联会”），在第五任会长洪奇昌、总干事邱义仁领导下，也正在密设一个组党小组，下设有一个六人“组党工作小组”负责编写组党党纲与党章。

　　1986年9月28日，“党外”人士在台北圆山大饭店创党，突破国民党当局的“党禁”，与国民党公开进行抗衡。民进党踏出圆山建党的第一步后，紧接着又组建“建党18人工作小组”。这18人分别是费希平、傅正、黄尔璇、尤清、谢长廷、江鹏坚、游锡堃、颜锦福、康宁祥、张俊雄、苏贞昌、陈菊、周清玉、许荣淑、周沧渊、洪奇昌、邱义仁、郭吉仁。建党后组成的“18人工作小组”，就是将“党外”的“公政会”和“编联会”两个系统的人马进行结合。

　　民进党组党后，立刻将“台湾前途应由台湾人民自决”的立场列入党纲，来处理台湾的地位与前途问题，但民进党当时并没有涉及处理台湾地位现状以及台湾前途方向等重大问题，毕竟当时还是“戒严”时期，民进党本来就是非法成立的政党，国民党也一直不承认它的合法性，只是没有采取强制措施取缔它而已。民进党建党初期，其党纲的制定同时融合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党纲中对“中国的领土台湾”或“中华民国”等字眼都一律被“台湾”一词所取代，同时“台湾人民”的字眼不断出现，这表明民进党具有强烈的“台湾意识”。民进党虽然未将“台湾独立”的主张纳入其党章党纲中，但将“台湾前途应由台湾全体住民决定”的原则载入其基本党纲中。这表明当时民进党内部多数意见倾向于主张用“自决”来处理台湾问题。此后，随着蒋经国开放大陆探亲，许多台湾民众与老兵到大陆返乡探亲与旅游，两岸交流快速进展，国民党则继续固守坚持“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立场。尽管这个时期两岸民间开启了交流与开放，但国民党对“台独”的打压力度并没有降低，这个时期国民党执政当局仍然不容许“党外”人士与民进党公开讨论“台独”话题。

　　二、民进党“台独”党纲的出炉

　　1987年“解严”前后，是台湾政治发展的重要分水岭，随着国民党大陆政策的不断调整与改变，“台独”人士的言论也开始公开化，开始有“独”派人士不断测试国民党的底线，正是在一些“台独”人士的冲撞下，民进党也开始朝“台独”政党的道路上狂飙，最终通过“台独党纲”，成为一个不打不扣的“台独”政党。

　　（一）民进党继续高唱“住民自决”调子

　　从1983年“党外”势力提出“住民自决”的主张开始，民进党“台独”论述的发展演变就注定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历经多次的折冲与转折。1986年民进党组党时也称坚持“住民自决”的原则。1987年台湾地区“解严”之前，“党外”势力都以迂逥形式来表达“台独”的理念。1983年11月，民进党前身“党外中央后援会”，首度提出“台湾前途，应由台湾全体住民共同决定”的共同政见，尽管并未使用“主权”、“独立”、“建国”、“自决”等敏感字眼，但对于国民党到台湾后长期预设的统一立场而言，党外提出的所谓“住民决定”等言论当然有所出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新生的民进党开始向执政的国民党提出了正面的挑战。

　　（二）民进党高举“台独言论自由”的旗号

　　台湾“解严”后，民进党走向“台独”之路，其实最早是从“台独”言论自由开始，不断尝试冲撞国民党当局有关“台独”的限制，试图以此来撕破国民党当局对“台独”的话语禁忌，尤其是一些“台独”分子打着“台独言论自由”的旗号，向国民党当局公开叫板。

　　1.民进党大肆操作蔡有全、许曹德“台独”案

　　1987年8月30日，台湾刚“解严”一个多月，一群人群聚在台北市国宾饭店国际厅成立了所谓“台湾政治受难者联谊总会”。当大家讨论到该组织的章程时，许曹德提案发言，要求大会把“自决条款”修改为“台湾应该独立”六个字，并列入第三条第二款组织章程里。许曹德话一说完，众人皆哗然。主持人蔡有全要求举手表决。全会出席者共有142位，获得92票多数通过。在当时台湾当局的“惩治叛乱条例”还没有被废除、“刑法一百条”尚未修改的情势下，如果这个“台湾应该独立”提案通过的话，那么“台湾政治受难者联谊总会”就是公然挑战国民党的“国安法”，国民党方面就可以将这个组织定义为“叛乱团体”，其负责人就要受到当时法律的严惩。但在大多数人的鼓噪下，大会仍然通过把“台湾应该独立”六个字列入组织章程的决议。台湾内政部门隔天随即表示，“政治受难者联谊总会”的主张违反当局的基本政策。这刚好给国民党一个机会，台湾“高检署”决定要依法严办。在这种情况下，“台湾政治受难者联谊总会”新选出来的会长魏廷朝与副会长柯旗化都婉拒出任正副会长一职，让刚刚成立的“台湾政治受难者联谊总会”形同群龙无首。“高检署”决定要把“台独提案人”许曹德和“公开主张台独”的大会主持人蔡有全，一并起诉。蔡有全、许曹德两人于同年10月12日首度出庭应讯，最终以“预备意图窃据国土”遭到“高检署”的重罪收押，这是曹、许二人的第二度牢狱之灾。民进党于是掀起了声援蔡、许“台独”案的行动，“台湾独立”的政治主张也从此在台湾全岛进入台面化。1988年1月16日，台湾“高等法院”宣判蔡有全有期徒刑11年，许曹德有期徒刑10年。这是台湾“解严”后第一个因政治意见的表达“台独”立场而被当局当做“叛乱行为”处理的案件。与此同时，“台湾政治受难者联谊总会”与民进党开始举办策划全岛性的声援和抗议活动，以此来炒作“台独”言论自由的话题。

　　2.民进党公开称“台独言论自由”

　　1987年11月10日，在刚刚“解严”的政治气氛下，民进党第二届全台代表大会首度发表声明，强调“人民有主张台湾独立的自由”。尽管当时考虑到来自国民党的巨大政治压力，“台独言论自由”并未成为党的正式决议，只是以会后声明的形式发表，但当时全党内部对此并无任何争议，只是在表达的形式上有所顾虑而已。显而易见，不管是“住民自决”，还是“台独言论自由”，都并未直接表明民进党是否要主张“台独”的政治立场，还是停留于有些模糊的表态，但在当时台湾社会及官方对“台独”还是禁忌的形势下，民进党提出“台独”的字眼，表明民进党内部主张“台独”的声势开始大幅度升温。

　　3.民进党进一步提出“台独前提论”

　　随着台湾岛内政治形势的发展，民进党在“台独”论述上也采取了逐步加温的政治策略，民进党在“台独”论述上取得突破性进展是抛出了所谓的“台独前提论”主张。1988年4月17日，民进党在高雄市国宾大饭店举行的全台代表大会中，当时许多党代表表达了对蔡、许“台独”案的声援，民进党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台湾主权独立”的决议案。该决议文称：“为稳定台湾人民信心，澄清台湾国际地位，本党重申：台湾国际主权独立，不属于以北京为首都之中华人民共和国。任何台湾国际地位之变更，必经台湾全体住民自决同意”（“高雄决议案”，又称“四一七决议案”）。但在最终的版本讨论中，当时担任民进党中常委的陈水扁提出了修正意见，主张加上“四个如果”的限制，即“如果国共片面和谈；如果国民党出卖台湾人的利益；如果中共统一台湾；如果国民党不实施真正的民主宪政，则本党主张台湾应该宣布独立”。尽管当时民进党内部有不少人希望推动将“人民有主张台湾独立的自由”这句话列入党纲，但经过民进党内部派系的斗争与妥协，大会最终决定暂不将“人民有主张台湾独立的自由”这句话写入党纲。决议文的内容如下：

　　为稳定台湾人民信心，澄清台湾国际地位，本党重申：台湾国际主权独立，不属于以北京为首都之中华人民共和国。任何台湾国际地位之变更，必经台湾全体住民自决同意”；如果国共片面和谈；如果国民党出卖台湾人的利益；如果中共统一台湾；如果国民党不实施真正的民主宪政，则本党主张台湾应该宣布独立”。

　　尽管“台独言论自由”没有被列入党的正式决议，它最终决定另以强硬声明表达立场，因而产生了所谓的“四一七决议文”。就“台独”论述的发展来说，“四个如果”显然是民进党在“台独”道路上狂飙的重大突破，其最大特色在于把“台独”视为手段，“台独”是在“四种”非常情况之下，不得不诉诸的非常手段。因此，民进党所谓的“台独”主张，并非是没有任何前提，无可妥协的信仰精神，而是明定前提、可以妥协的策略选择。换言之，民进党的“台独”论述发展至此，确实与其外在环境与内外压力相一定的关联性。

　　4.民进党发起“新国家运动”

　　为了持续声援蔡有全、许曹德“台独”案，曾经三度入狱的政治犯黄华与郑南榕、林永生三人，从1988年11月16日开始，发起“新国家运动”环岛行军，全名为“台湾新国家和平改造运动”，以40天的时间环岛一周，企图在台湾唤起民众认同台湾，关心台湾前途的意识。在“新国家”、“新宪法”、“言论自由、台独无罪”、“释放蔡有全、许曹德”的诉求下，向台湾全岛进行串连。此举当然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黄华因推动“台湾新国家运动”，遭台湾“高检署”指控为“预备意图窃据国土”起诉，于1990年第四度被逮捕，再因“叛乱罪”判刑十年。随着“刑法第100条”修正后，他于1992年5月18日出狱。

　　5.“郑南榕自焚”事件

　　1988年12月10日，“台独”分子郑南榕在《自由时代》周刊刊登许世楷撰写的“台湾共和国宪法草案”，引起国民党当局强烈的震撼。1989年1月21日，郑南榕收到“叛乱罪”的传票，当时台湾社会已经“解严”。郑南榕在收到传票6日后，一直“絶不出庭”。1989年1月27日，郑南榕开始将自己关在办公室内，在杂志社里布署防御工事，铁门、铁窗加铁丝网，幷且准备了三桶汽油和一支打火机，藏在他的办公桌下。他开始为期71天的“自囚”生涯，以所谓的“非暴力”的方式，表达对此“叛乱罪”的抗议。1989年4月，爆发了郑南榕自焚身亡事件。民进党中常会随即做出决定，为郑南榕举办追思大会。“郑南榕自焚”事件从此也成为民进党后来在选举中攻击国民党，争取选票的重要话题。

　　6.民进党抛出“事实主权论述”

　　从黄信介到许信良，民进党领导人的不同风格，也使得民进党的作风逐渐由强硬转向温和，路线也慢慢变为重议会而轻街头，党内派系以美丽岛与新潮流对抗为主。1989年的县市长大选，台湾海内外“台独”人士纷纷草拟“台湾宪法”草案，如林义雄返台带回一本“台湾共和国基本法”的文本，海外“台独联盟”的重要成员张灿鍙、许世楷、黄昭堂等人分别提出“台湾宪法草案”。随着新潮流等激进势力在民进党内部的崛起，“台独”前提论这种迂逥作法，已经在党内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和质疑。1990年10月，民进党举行第四届第二次全台代表大会，会上有人提出“确认台湾领土范围”的提案，要求就“台湾不及于中国大陆及外蒙古”进行表决，后来经过谢长廷等人的介入修正，将“台湾”改为“我国”，“主权”改为“事实主权”，因而产生了所谓的“一〇〇七决议文”。其内容如下：

　　我国事实主权不及于中国大陆及外蒙古，我国未来宪政体制及内政、外交政策，应建立在事实领土范围之上。

　　就“台独”论述的发展阶段来说，“一〇〇七决议文”是民进党首度直接公开表达“反对中华民国领土范围”的立场。毕竟，“四一七决议文”只说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国民党的“中华民国”立场其实并无实质区别，至于“四一七决议文”所说的台湾国际“主权独立”，由于并未明确区别台湾与“中华民国”，因此是否反对“中华民国法统”，完全无法从字面上去加以论断。从这个角度来观察，“一〇〇七决议文”可说是民进党首度否定“中华民国法统”的政治宣言。但为了避免朝野对决，增加转圜余地，谢长廷等人又提出“事实主权”的概念提法，以便扩大弹性解释的政治空间。毕竟事实主权的法律位阶低于主权，但高于治权。民进党采取刻意避开法律宣示，转向事实宣示的做法，堪称是民进党因应台湾政治困境的概念突破。这种刻意模糊、扩大弹性解释的做法，在随后的统“独”论述发展上，可说屡见不鲜，例如，之后李登辉的“中华民国在台湾”，施明德的“台湾现状已经独立”，以及蔡英文的“中华民国台湾”等等，都一再显示民进党人或“台独”分子一直想突破台湾现有的政治窠臼，为其“台独”主张寻求出路。

　　当时台湾当局行政部门负责人郝柏村认为民进党这个“国土范围案”就是“台独”，声称“台独”主张就要封杀。1990年12月，“台湾教授协会”成立并以“支持台湾主权独立”为其宗旨，这是台湾第一个认同“台湾独立”理念的学术团体。

　　（三）民进党“台独党纲”正式出炉

　　随着民进党内部激进“台独”势力的抬头，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民进党内部不少人，尤其是新潮流系认为整个形势发展对其“台独”主张相对有利。基于此种判断，民进党于1991年10月13举行的第五届全台代表大会上，新潮流系的林浊水领衔提出“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党纲提案，后来经过陈水扁等人的介入修正，最终加上“公民投票”的前提作为但书，成为民进党基本纲领第一条，被称“公投台独党纲”，会后同时发表“民主制宪、执政建国”的大会宣言，可以说民进党的激进“台独”势力首度主导了党的基本路线。

　　主张如下：

　　依照台湾主权现实独立建国，制定新宪，使法政体系符合台湾社会现实，并依据国际法之原则，重返国际社会。

　　依照台湾主权现实，重新界定台湾国家领域主权及对人主权之范围，使台海两岸得以依国际法建立往来之法秩序，并保障双方人民往来时之权益。

　　以台湾社会共同体为基础，依保障文化多元发展的原则，重新调整国民教育内容，使人民之国家社会、文化认同自然发展成熟，而建立符合现实之国民意识。基于国民主权原理，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及制定新宪法的主张，应交由台湾全体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选择决定。

　　其中，林浊水的原来提案，最后一段只写到“……制定新宪法”为止，但在陈水扁的修正下，才加上“……的主张，应交由台湾全体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选择决定”等文字。显然，林浊水强调“独立建国”的运动目标，但陈水扁则强调“公民投票”的必要性。“台独”目标与民主程序的紧张拉锯，首度以直接冲突的形式出现，双方为了相互妥协，最后不得不增列最后一段共识决议。

　　然而，不管是强调“台独”目标还是民主程序，“公投台独党纲”无疑是民进党内部折中的产物，但其中所标举的“台独”论述，已使民进党的“台独”主张更加明确化，从而降低了民进党政治转圜的空间。换言之，它也使民进党从此陷入了“台独”党纲所带来的一系列困境而不能自拔。其一是使民进党的“台独”追求与台湾现在所处的“中华民国”体制有冲突。其二是使民进党陷入“台湾独立”政治优先还是“公民投票”民主优先的抉择矛盾之冲突。换言之，如果絶大多数台湾民众选择两岸统一，民进党是否会接受，民进党长期以来并未有明确的回应与答案。

　　尽管这个时候台湾岛内对有关“台独”的言论及主张开始有所放松，但海外“黑名单”的返台禁令仍然有效，国民党当局对“海外台独”人士返台的管理仍然很严格。1991年12月7日，“台湾独立联盟”世界总本部主席张灿鍙自日本东京搭机闯关，在桃园中正机场被警方逮捕。1992年5月18日，黄华、陈婉真、林永生、邹武鉴、许龙俊、江盖世等人，因“刑法100条”修正公布生效后重获自由。5月23日，“台独联盟”的重要头目郭倍宏、李应元、王康陆自土城看守所被释放。至此，民进党成为不折不扣的“台独”政党。

　　三、 “台独”持续发展与民进党对“台独”主张的调适

　　（一）民进党对“台独”主张的调整

　　1.施明德抛出“不必也不会宣布台独”

　　1995年9月15日，民进党时任党主席施明德在美国公开宣布“民进党如果执政，不必也不会宣布台湾独立”，由此引发民进党内部新一波有关“台独”转型的论战。施明德的论述在一定程度可以视为是民进党公开宣布抛弃了“以台独建国”为基调的“台独”主张，尝试开辟出所谓“以革新保台”为基调的新型“台独”论述。“不必宣布台独”是对民进党之前“台独”定位的重新解释，认为“台湾已经独立”，“台湾只要维持国际现状，即可确保主权独立”、并不需要另外建立“新而独立的国家”。这种观点，不但否定了民进党长期坚持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同时也否定了强调独立建国的“新国家运动”。

　　“不会宣布台独”是民进党对“台独”策略的重大调整，表明民进党已经认识到所谓的“台独”并非由民进党或台湾能够单独决定，而是涉及到海峡两岸甚至中美关系更大层面的复杂问题。在这种考虑下，民进党的“台独”论述逐渐转型为“主权已经独立，建国尚未成功”。尤其是国际上，台湾的“法律主权”地位并未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或承认，即便在台湾内部，台湾多数民众对“台独”意识仍然心存疑虑及不安。在这种情况下，民进党认为当务之急是要进行“争取国际支持”、“改造国家体制”以及“巩固国民意识”等三项政治工程，这些都可以在“维持台湾主权现状”的基础上来推动，并不需要急着预设宣布“台独”。

　　2.民进党新生代抛出“新世代纲领”

　　1996年5月7日，时任民进党文宣部副主任的周奕成联合其他新生代共同发表“台独运动的新世代纲领”，公开向之前的“台独”论述提出挑战，使“台独”转型论述进入世代交替的新阶段，宣称“旧世代为了过去、悲情、民族而主张台独，新世代为了未来，希望、民主而主张台独，世代不是年龄的问题，而是心态的问题。”

　　大纲如下：

　　台独不是什么神圣使命，而是务实的政治主张。

　　台独不是因为台湾人四百年受到外来政权的压迫，也不是基于台湾人对中国的雠恨恐惧。台湾不是对过去的反弹，而是对未来的展望。

　　台独不是唯一的政治目标，而是为了实现社会改革理想的途径。

　　台独运动不能统摄一切政治社会改革运动。

　　台独不一定以“台独”为国家名称、国号、国旗、国歌的变更，不是台独运动的主要目的。

　　台独运动可能将不再只是反对运动，而是国家的整体目标。

　　台独可以不在民进党或台独运动团体的手中达成。台独运动的成功与否，与民进党的执政与否，并无必然关连。

　　台独运动以凝聚台湾人民的国民意识为优先目标，因此应该推行社会大和解。没有大和解，就没有台独运动。当更改国体、国号等与凝聚共同意识的目标发生冲突时，可以暂时放弃更改国体、国号。

　　台独运动是一个团结的运动，不是分化打击的工具。各党派团体不应以台独正统自居，用台独与否来打击异己。

　　台独不是民进党或任何团体党派的私产，而是台湾人民的公共财。

　　新世代纲领的主张者试图把“台独”运动与反对运动相脱钩。这表明随着台湾岛内政治形势的发展，尤其是随着国民党的本土化发展，内部因素已不再成为民进党能够实现“台独”的最大障碍。换言之，就民进党人的角度来看待“台独”，认为内部因素已让位于外部因素，即“台独”能够实现的关键问题，由之前的能否推翻外来政权国民党，转为能否共同面对北京要求统一的压力。因此，对于民进党而言，随之而来的首要目标并不是如何打倒国民党，而是如何凝聚台湾内部的团结，来共同应对北京的挑战，共同开展政治改革，实现“革新保台”的目标。

　　3.许信良“大胆西进”与“中国政策大辩论”

　　1997年年底，民进党县市长选举大胜，民进党的得票率为43.32%，超过国民党的42.12%。这是台湾选举史上第一次在野的民进党得票率超过执政的国民党，这极大地提升了民进党的政治进取心。但由于民进党当时的标签是“台独”政党，两岸关系又一直是民进党内部争论的焦点，时任党主席的许信良提出“大胆西进”主张，试图改变民进党在台湾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从而为民进党在台湾未来的选举中更上台阶奠定基础。

　　1998年2月13日，在许信良的主导下，民进党中央举办了为期三天的“中国政策大辩论”，民进党内部希望能够厘清不同路线的思考，并促成民进党大陆政策的具体化。民进党在这个时期之所以会出现有关大陆政策的辩论，主要还是因为民进党内部不少人对“台独”有顾虑，担心影响民进党的社会形象，加上2000年选举即将到来，民进党内部要求检讨两岸政策的呼声日益高涨，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民进党内部开始了所谓的“中国政策大辩论”。

　　民进党内部的这场中国大陆政策大辩论，主要是许信良系统与新潮流系之间的交锋。“西进中国”的辩论代表包括许信良、陈忠信、郭正亮，“戒急用忍”的代表则以新系为主轴，主要为邱义仁、林浊水、吴乃仁等人。最终民进党内部达成了“强本西进”之共识。在有关两岸谈判方面，民进党内部达成的共识有三点：一是两岸应谈判，谈判不应以主权为标的物。即便双方无法在主权议题上达成结论，也不宜因为主权冲突，妨碍其他议题的对话协商；二是有条件的正面交往；三是采取全方位的谈判策略。台湾不排斥任何议题的对话。尤其在两岸经贸部分，民进党呼吁李登辉当局应正视台湾在大陆的权益，并能够采取协助的措施。

　　4.民进党“台湾前途决议文”出炉

　　1999年5月9日，民进党第八届第二次全台党员代表大会通过“台湾前途决议文”，决议文中声明“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任何有关独立现状的更动，必须经由台湾全体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决定”。这样的论述，与“四一七决议文”和“一00七决议文”所偏重事实主权的政治论述有相当的雷同。民进党试图将台湾“主权独立”与“中华民国”体制两组概念相结合 ，形成不需要更改“国号”的“中华民国台湾化”概念，同时住民自决的目的不再是建立独立国家，而是变更独立的现状。“台湾前途决议文”可以说是“革新保台”论述的定型化与具体化。自1995年后民进党党内关于“革新保台”论的争议与辩论，自此定型为共识，具体化为政党的决议文。这表明民进党已经进入到强调台湾已经“实质独立”的新阶段。

　　5.民进党通过“开创台湾经新局决议文”

　　2000年民进党正式取得对台湾地区的执政地位。2001年10月20日，民进党第九届第二次全台党员会议通过了《开创台湾经济新局决议文》。这次决议文是在第四届“立委”选举前夕通过的，其当然有为选战誓师造势的意图。此外，它同样也是民进党执政后首次通过的决议文，经民进党全代会修正后，位阶等同于党纲，籍此淡化之前意识形态挂帅的“台独党纲”。

　　6.民进党通过“社会同行世代共赢”决议文

　　 2019年9月28日，民进党在全台的党代表大会上，通过《社会同行世代共赢决议文》，此次决议文出台之际，正值蔡英文谋求2020年连任的背景下，本次决议文以反对“一国两制”为基调，以维护“台湾主权”，巩固“民主治理”为口号。该决议文表明民进党的“台独”主张，已经演变为“维持现状就是台独”的阶段。

　　（二）“海外台独”组织掀起返台浪潮

　　1.美国“台湾独立建国联盟”返台

　　1992年7月7日，国民党当局正式取消海外“黑名单”的返台禁令。黄昭堂、陈南天跟“刺蒋案”的黄文雄，是最后一批被解禁的海外流亡人士。1992年7月底，“台独联盟”台湾本部召开盟员代表大会，决议更改本部名称为“台湾独立建国联盟直属本部”，张灿鍙连任主席、李胜雄担任副主席、王康陆担任秘书长。此后，“台独联盟”干部纷纷在全台各地参选抢公职，张灿鍙回到故乡参选台南市长、李应元参选台北县立法委员，郭倍宏曾参选台南市长与高雄县“立委”均以失败告终。“海外台独”返台后的政治发展并不顺利。

　　2.日本“独立台湾会”返台

　　1993年4月27日，海峡两岸首度在新加坡举行会谈，台湾方面由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率领海基会代表团，与中国大陆的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会谈，双方进行3天会商，史称“汪辜会谈”。同年10月26日，“独立台湾会”史明偷渡回台，在台南县新营收费站被捕，移送台北高检署，后以10万元交保释放。史明回台后，组织一个“独立台湾会”的宣传车队，展开全台范围内的车队宣传“台湾独立”游行。随着史明的离世，“独立台湾会”的活动也基本停止了。

　　（三）台湾岛内“台独”组织纷纷成立

　　随着“台独”在台湾岛内的发展，“独”派组织也纷纷成立，这一时期，各种“独”派组织不断成立，但比较有影响力的有“外独会”、“建国党”等。

　　1.“外独会”成立

　　1992年8月23日，廖中山、张忠栋、陈师孟、徐馨生、黄秀华、钟佳滨等人，发起成立“外省人台湾独立协进会”，廖中山担任创会会长。廖中山赴“内政部”申请“外省人台湾独立协进会”立案遭到国民党方面的拒絶。这表明当时台湾方面尚未完全放宽对“台独”组织成立的限制。这是首个由部分外省人群体成立的“台独”组织。

　　2.“建国党”成立

　　“建国党”一直是谋求“台湾独立”的急先锋，标榜“以建立新而独立的台湾共和国”为最高宗旨，主张立刻建立“台湾共和国”，认为所谓的“中华民国”已不存在，中国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为非法。1996年10月6日，“建国党”在台北市士林举行成立大会。“建国党”创党时，有些民进党公职人员就私下以“五点半建国党”一语来嘲讽“建国党”这些教授们，挪谕该党是要在台湾学校每天下午五点半放学下课之后，才搞“业余革命”的政党。1998年该党在“立委”选战中失利，证明“台独”是选举毒药，其在全台的实际支持度仅约1.5%，在社会上被当成笑话，于是许多“建国党”创党重要成员，对主张“台独”的建国党没信心，纷纷退党。

　　3.“台联党”成立

　　2001年8月12日，李登辉结合国民党内的本土派及偏緑人士，组成一个以本土化为诉求的台湾新政党“台湾团结联盟”（简称“台联”）。“台联”创党时主要以原中国国民党内本土派的党员及民进党内独立派的党员所组成，其创党的四大宗旨为“稳定政局、振兴经济、巩固民主、壮大台湾”。由于其偏向台湾本土化与台湾“独立”的政治诉求，普遍被归属为泛緑阵营的政党之一。李登辉虽然并非该党党员，但被“台联党”奉为精神领袖。2001年第5届“立法委员”选举获得13席“国会”席次，“台湾团结联盟”仅次于国民党、民进党、亲民党，成为台湾第四大政党。在苏进强主席的带领下，2005年任务型国代选举中，“台湾团结联盟”席次超越亲民党成为台湾的第三大党。“台联党”在单一选区两票制的新选制压力下也逐渐转型，希望能借此与民进党、国民党切割成为第三势力政党。不过，“台联”后面临不断泡沫化的处境，到2018年“立委”选举，“台联党”未能在单一选区两票制下跨过5%门槛，无法取得“立委”席次，在立法机构被“时代力量”取代。

　　第三节　另立门派的“台独”团体与政党

　　1992年，台湾在“刑法100条”废除后，从事“台独运动”从此不再有叛乱罪的风险，许多“独”派团体为了当官、抢选票，纷纷另立山头充当“独”派代言人，自组政党，抢攻政治资源。

　　一、“台独”政党不断涌现

　　2000年以来，“台独”小政党不断涌现，已成为“台独”政治市场的一个突出特点，这是值得观察之处。

　　1.“台湾基进党”

　　“台湾基进党”最早于2012年成立， 2015年7月向“内政部”正式申请成为全台性政治团体——“基进侧翼”政团，以高雄市为战场。2016年5月申请改为政党“基进党”，2018年县市议员选举，以“台独”立场参加县市议员选举，“台湾基进党”在台北市、台南市、高雄市的十几位市议员候选人遭到全军覆没，再次证明“台独”政见是选举中毒药。2019年4月29日再更名为“台湾基进”，总部位于高雄市，现任党主席为陈奕齐，目前在民视台湾学堂主持节目。“台湾基进党”在2020年选举中，该党的陈柏惟当选区域立委。

　　2.“自由台湾党”

　　“自由台湾党”是岛内公开明确主张“台湾独立”的政党，由台湾大学土木系退休教授蔡丁贵先担任“公投护台湾”总召集人。蔡丁贵于2015年4月17日在台北台大校友会馆成立“自由台湾党”。“自由台湾党”有将无兵，蔡丁贵在街头单打独斗，经常和警方起冲突，在立法机构旁搭帐篷摆摊宣传理念。2016年选举中，该党提名的“立委”候选人全军覆没，在全台各地只拿到4万多张政党票，得票数比一个民进党的区域“立委”还少很多。

　　3.社会民主党

　　社会民主党简称“社民党”，由范云、赖芳玉、陈尚志、叶大华、吕欣洁、江俊宜、严婉玲等人发起筹组，于2015年3月29日宣布成立。范云发表建党宣言，誓言打破蓝緑两大党寡头的政治。2016年1月18日，第九届“立委”选举，社会民主党与与緑党共组参政联盟“緑社盟”，但最终候选人全部落选，范云请辞社民党召集人。2018年6月19日，为因应该年底举行的地方选举，社会民主党、緑党、“台湾基进党”宣布成立“社会福利国家连线”联合竞选，范云再次出马带领社民党与“时代力量”、民进党抢夺緑营选票，社会民主党在台北市提名5人，最后只有大安区苗博雅1人当选台北市议员，緑党有桃园市议员王浩宇等三人当选。此后，该党的政治声势持续下滑，范云在2020年被民进党延揽，成为民进党的不分区立委。

　　4.“时代力量”

　　“时代力量”简称“时力党”，该股政治势力是在2014年“太阳花学运”期间窜起，2015年1月25日举行“时代力量”创党成立大会，由林昶佐担任建党工程队总队长。9月13日，“时代力量”正式宣布成立，黄国昌出任第一任执行党主席。2016年选举中获得政党票744，315票，得票率6.11%，在“立法院”有5个席次，是台湾立法机构第三大政党，也被视为政治立场偏台湾本土的第三势力代表。“时代力量”提出“进步价值”、“公开透明”、“台湾国家地位正常化”等政治主张，同时持续推动“台湾独立”运动。在2018年台湾地方公职人员选举中，“时代力量”在台湾各地总共提名40名直辖市及县市议员候选人，并有16人当选。此后，“时代力量”逐渐走下坡路，并被柯文哲领军的台湾民众党所取代。在2020选举中政党票1098110票，得票率7.75%，在立法机构有3个席次，是台湾立法机构第四大政党。

　　5.“喜乐岛联盟”

　　台湾民视前董事长郭倍宏利用电视媒体力量，加上“政经看民视”的彭文正与李登辉的力挺，成立“喜乐岛联盟”，并在2018年10月20日，举办了“反幷吞正名公投”活动，试图走“激进台独”的路线来获取支持者。由于郭倍宏等人与民进党存在利益等方面的冲突，“喜乐岛联盟”因此遭到民进党的全面扺制，民进党限制党内所有公职禁止参加“喜乐岛联盟”举办的活动，对参加者祭出党纪之处分。2019年3月，民进党在“总统”候选人党内初选前发动攻势，利用民视董事会投票之机，拔除郭倍宏在民视董事长的位置，由总经理王明玉取代郭倍宏出任董事长，“政经看民视”的彭文正主持节目，也被民视撤除，“喜乐岛联盟”也失去媒体宣传的舞台，该组织目前影响力较弱。

　　二、“台独正名”、“修宪制宪”等“台独”运动不断出现

　　1.推动“台湾正名”运动

　　2002年5月11日由“台独”势力启动的“511台湾正名运动”，由李登辉担任总召集人，宣称要斩断台湾和“中华民国”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台湾正名运动”除了“去蒋化”之外，亦包括更改驻外机构名称以及将台胞居住国的身份由“中国”改为“台湾”。2003年9月6日，社运团体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前举办“台湾正名运动”抗争活动。“228手护台湾大联盟”，2004年7月1日在台北市圆山大饭店举行“台湾制宪运动誓师大会”，李登辉担任“制宪运动”总召集人，发起人黄昭堂、姚嘉文共同启动运动列车。

　　2.“台湾国运动”

　　2005年5月29日，“台独”分子王献极成立“908台湾国运动”，并担任总会长，声称要推动台湾 “正名制宪”。“908台湾国运动”与“台湾国办公室”都是极是深緑“台独”组织，其执行长是陈峻涵，曾经丢鞋子抗议马英九，也曾在公交车上向柯文哲抗议。王献极是台电核电工程师退休，1999年投入陈水扁竞选总部助选，被推荐进入“总统府”担任姚嘉文“资政”秘书，也曾参加2004年“牵手护台湾运动”等“台独”活动。

　　3.“台湾制宪联盟”

　　2019年1月23日，“独”派大佬辜宽敏成立“台湾制宪联盟”，全力推动制定台湾“新宪法”，包括时任台湾行政机构负责人的赖清德以及民进党、时代力量、社会民主党、台湾基进党等4个緑营政党的党主席一同出席成立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