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近代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台湾民众无疑是经历了中华民族最为悲壮，也最为痛苦的岁月。台湾的历史有其特殊性的一面，但台湾同胞的内心深入仍然是秉承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无论在如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他们都在追寻自己生命的源头，即便是翘盼不见的“唐山”，也寄托着他们的原乡之情。就算是在日本殖民统治最为黑闇最为血腥的时期，台湾民众对祖国还是有这样的呼唤：

　　风俗习惯语言都不同
　　异族统治下的一视同仁
　　虚伪多了便会有苦闷
　　还给我们祖国啊
　　向海叫喊 还我们祖国啊！

　　1945年当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整个台湾岛从北到南，男女老少可谓是一片欢腾，台湾社会表达了对回归祖国怀抱的强烈期待。下面这段话非常准确地再现了当年中国政府军队扺达台湾、宣布台湾光复并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时，台湾社会的普天欢庆场景：

　　1945年10月，台湾光复的大日子终于来临了，台湾民众成群结队地聚焦于港口、码头、机场，来欢迎祖国的军政人员，当时《中央日报》曾有这样的报导，“自晨迄晚，市民咸陶醉于此千载难逢之欢乐中，对于50年来暗无天日的生活似已忘怀，各机关商店、住宅均悬国旗，亦有同时悬挂各种同盟国国旗者，煞费匠心之各式松柏和红緑电灯之牌坊，几随处可见，大地胸脯承受着游行行列，每一条街道人山人海，交通为之梗塞，仅余一线孔道，容纳汽车通过。国旗与钻天炮齐飞，管乐加上战鼓，掩不尽相继而来的欢呼，凡是中国人，无论是男女老少，这时候仿佛都变成了老朋友，彼此心心相照，不能比这更欢乐，都张开嘴巴在高呼口号，一人高呼，万声响应，这一片声音，诉出了他们积压51年的悲苦哀惧，我们何幸而生于今日，我们能够不珍重这一时代吗？”

　　张琴在《台湾真相》中提到，中国军队初到台湾，基隆的人民看见国军登陆，放鞭炮欢呼，似乎是欢迎凯旋的亲兄弟们一样，高举到无法形容，基隆和台北的人民，都愿意拖一两个国军弟兄到家中，饮酒吃饭，虽然言语不太通，但也是问长问短。

　　台湾民众骨子里的大中国意识和家国情怀，以及絶大多数台湾民众对回归祖国的热烈情绪，居然在短短不到2年的时间，就爆发了影响深远的“二二八”事件，乃至在“二二八”后，有极少部分台湾人转而走向谋求“台湾独立”之路，甚至跑在海外的日本及美国等地组建“台独”组织，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出现了什么问题才导致民意有瞭如此的大逆转。深入研究1945年光复之后台湾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及外部环境之状况，有助于我们对“台独”现象及“台独”组织的出现更为深入的瞭解和认知。从组织理论的视角，组织之外的一切都可视之为环境，环境对组织的形成与发展会产生较大的作用。存在决定意识，物质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并能为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无论是自然界的存在与发展，还是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它们都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这种不依赖于人的意识的客观实在性就是物质性。这或许有助于我们弄清“台独”及其组织出现的深层根源。

　　第一节　台湾光复之前的“台湾独立运动”

　　“台湾独立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怪胎，我们只有从历史的真象中，才能予以透视。台湾的所谓“独立运动”之起源可以上溯至日本对台侵略及殖民统治时期。

　　长期以来，不少学者及研究者将清末的“台湾民主国”之成立，视为是近代台湾历史上首次揭开“台湾独立”旗号之举动，其依据是这次举事完全是台湾民众的自主集体行为。当时，满清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被迫割台议和，台湾部分乡绅民众为抗拒日军的接收，成立“台湾民主国”，建号“永清”，并推时任台湾巡抚唐景崧为“台湾民主国”总统，并电报奏清政府为“台湾士民，义不臣倭，愿为岛国，永戴圣清”，而台湾新成立的政府也在其公告中宣称，“今日无天可吁，无人肯援，台民唯有自主，推拥贤者权摄台政，事平之后，当再请命中国，作何办理。”对于当时台湾民众决定要成立“台湾民主国”的举动，是不是要表示台湾在这个时候就有了从中国领土分离出去的思想萌芽呢？当然不能作如此简单的理解和判断。

　　我们要看到，当时台湾民众所谓之“独立”系独立于日本之外，不甘愿被日本这个外族所统治，并非独立于中华民族之外，这是它与后面尤其是二战后“台独”运动有着根本性的本质区别。台湾民众在甲午海战后主张独立其实是一种策略的运用，是“以主张独立来谋求自保”的举措，它完全是一种排斥日本殖民主义统治，仍以中国为认同目标的所谓“台独”，无论是对于民族的感情还是道德而言，这都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善意之举，毕竟当时大清已经衰败，非常时期只能采取非常的手段。后面的事实也证明瞭这一点，当时台湾民众基于自救而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根据井出季和太的《台湾治绩志》记载：

　　“从事接收台湾之日军，约计两师团半，自开战以来至光绪廿二年三月，参加部队总员约计五万，军夫约计二万六千余人，军马九千四百余匹，日军之损失自光绪廿一年五月廿六日至同年十二月十五日，阵亡一六四人，负伤五一五人，病亡四千六百四十二人，送回日本就医才二万一千七百四十八人，留在台湾病院者五千二百四十六人。 中国军队之数量，据光绪廿一年五月中旬日人估计，为三万三千余人，日人又为估定，中国军队之阵亡数量为七万八千人。”

　　事实上，自从日军侵占台湾开始，台湾民间武装抗日运动使从无间断，包括此后的“西来庵事件”等，这些早期爆发的民间武装抗日运动，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受到了“台湾民主国”的影响。

　　一、日据时期的“祖国派”与“岛内派”

　　从1915年“西来庵事件”以降的台湾抗日运动，在脉络上主要有两条主线的开展。一条是非武装的抗日斗争路线，即在政治、社会及经济等领域要求扩大台湾民众权利，改善台人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待遇等。这一路线又被称为“岛内派”。它以日本本土和台湾本岛为斗争的舞台，其反日运动的凭藉当然还是民族主义为深层的根基。由于这一派的主要斗争场所是在台湾岛内，又面临日本殖民统治的压迫和监视，其表现自然具有相当的缓和性质与妥协性，因此，其革命性较不强烈，也不彻底。这自然与当时的整个形势分不开。台湾民众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祖国大陆当时也极为困难，根本无力帮助台湾摆脱殖民统治，所以台湾当时要坐等祖国来拯救，其实是非常的困难。梁启超当时就有这样的言论：

　　“三十年之内，中国絶无能力可以救援你们，最好效爱尔兰人之抗英。在初期，爱尔兰人此暴动，小则以警察，大由以军政，经被压杀无一幸免，后乃变计，勾结英朝野，学得放松压力，继而获得参政权，也就得礤英人分庭抗礼了。”

　　而戴天仇也称：

　　“祖国现在因为袁世凯行将窃国，帝制自为，为致力讨袁，无暇他顾，灭袁之后，仍须一番整顿，所以在十年以内无法帮助台人，而且日本乃未经过民权思想洗礼的国家，视革命运动如洪水猛兽，絶无同情。君等和革命党人往来，一定会受压迫，未见其利，先见其害。为君等打算，可先觅门径，和日本中央权要结识，获得日本朝野的同情，借其力量牵制台湾总督府的施政，以期缓和他们压力，或者可以减少台湾同胞的痛苦。”

　　正是深受梁启超等人的思想启迪较多，岛内派的整个民族运动才有如“台湾省通志”所谓之“在于之唤醒民族意识，造成民族自决气运，然后脱离日本统治”之目标，也就是说，岛内派的运动手段与目标为，“自治——自决——脱离日本统治”。在当时的台湾，这一派的主要代表就属林献堂等人为首。它是日据时期台湾人民抗击日本殖民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以林献堂为首的台湾士绅阶层，在时代以及自身背景的双重影响下，走上的一条独特的抗日道路。林献堂被尊称为“台湾议会之父”，他本人虽然从未在任何场合提出过“非暴力抗日”这一名词，但他却是这一运动无可争议的领导者。他从小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始终心怀台湾意识和祖国意识，始终把为被殖民的台湾人民谋求平等的政治和经济权利作为自己的目标，并为此奋斗终身。尽管身受时代所限，林献堂领导的非暴力抗日运动注定不会成功，但在启发民智，一定程度上制约台湾总督专制等方面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于林献堂，“警察沿革志”对林献堂有如下记载：

　　“林献堂……平素很翘望本岛人伸张权利，并暗中全图促进此机会的成熟。适于明治四十二年，渠到建设规模为地观光之际，在奈良市与中国亡命政客梁启超邂逅，听其言谈，受其启发，自此敬慕启超，互通书信，到翌年明治四十四年四月下旬，突然接到梁启超来台之电报，献堂立即到基隆码头迎接，旋即伴其返宅，滞留二星期，此间，梁扬言自己抱负，引世界之三国埃及、印度、安南等为例，极力鼓吹民族主义，献堂闻之，深受感动云。其后到大正二年五月，献堂游中国，在北京访问梁某，由其介绍，得面识中国要员及政客。”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日据时期的台湾正由旧有的半封建社会一下子成为日本资本帝国主义第一个殖民地试验场，整个台湾社会在如此巨大的社会经济结构变动下，也因之滋生了许多复杂的问题，使得整个反日运动成为揉合了民族、民权和阶级冲突的运动，对于这整个运动，其影响不可谓不深，甚至与台湾光复后的“二二八”事件或多或少都有所关联。

　　另一条线则是所谓的“祖国派”，它受到中国大陆的深刻影响，可以称之为准武装的抗日运动。这一派主要是以中国大陆为舞台，由于不受日本当局的监视与压迫，这一派的革命性较强，“祖国派”的许多重要成员，在台湾复后都成为新的台湾独立运动者攻击的“半山”。日据时期，台湾人要回祖国大陆，需要有渡华旅劵，而旅劵之申请需经日警调查，麻烦甚多，因此，初期台人回中国大陆者甚少，整个台湾民族运动自然成为以岛内为中心的局面，纵有祖国派人士一、二人如蔡惠如等，但祖国派并无太大的影响力，但台湾青年自1922年以后，前往大陆者逐渐增加，有些经由日本前往大陆，有些则偷渡返国，再加上后期八年抗战渐露胜利的征兆，“祖国派”乃在后期跃居主流的地位。

　　台湾“警察沿革志”对罗福星案及后起之革命事件也有这样的记载：

　　“苗栗事件之共通原因，可谓本岛人不平分子之对于本岛施政之不满，但其远因，则在于明治四十四年十月所发难之清国革命，意料外迅速成功，清朝三百年帝政，于兹灭亡，所谓中华民国建设之伟业，一朝成就，因而本岛民众间，弥漫革命思想有以致之，殆无疑问。”“民族革命运动之进行，皆与中国革命，或中国军政之要人，保持密切连络。其第一特质，就是思想之货币或背景，都立在三民主义，尤其是民族主义之上。此种革命运动，置策源地于中国者，例受中国军政要人直接之指导与援助。”

　　祖国派的反日活动最早的是1922年在北京成立的“台湾青年会”。其后有1923年在上海的“台湾青年会”，以及1924年的“台湾自治协会”。这一时期，成立的组织相对较多。如1923年上海成立的“台湾学生联合会与读书会”，在厦门的“台湾尚志社”；1924年成立的“闽南台湾学生联合会”，1925年的“厦门中国台湾同志会”，1926年的“中台同志会年”以及“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等，此后，还有”台湾民主党”、“台湾众友会”、“台湾独立革命党”，“台湾抗日复土同盟”，“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台湾青年革命党”，“台湾国民革命党”等，对于这些林林总总的祖国派组织，如下图所示（图一）。

　　整个日据时期台湾同胞的抗日运动，呈现出非常复杂的局面，这种复杂的局面所产生的问题，有些到了台湾光复后突显出来，形成了至今不衰的台湾意识，因此，我们应有必要对它的复杂特性作较详尽的探讨。

　　大致而言，日据下的台湾，抗日运动是分成岛内和岛外两条路线发展的。综合它的长期发展特性，这两大路线分别随着情势的发展而有瞭如下的特质。

　　分析“祖国派”的政治主张，北京台湾同学会与台湾岛的台湾文化协会有联络，与大陆名流如蔡元培，梁启超，胡适等也有一些往来，他们也极力支持台湾岛内的民族主义启蒙运动。上海的“台湾青年会”则向祖国同胞呼吁“请诸君速为自由与独立，帮助我等台湾人”；“台湾自治协会”则呼吁“愿我台湾人坚持根本的民族自觉，愿我亲爱之中国同胞，帮助以‘完成台韩独立，建设自由联邦为唯一目的’”；“中国台湾同志会”开始向大陆同胞呼吁“我们该牢记国耻，永勿忘国耻日，要团结，要奋发，回收国土，撤废不平等条约，脱离外国羁绊，建设独立自主的民治国”。“台湾民主党”则称“本党根据民族自主精神，推翻异民族日本帝国主义者统治，以建设台湾民族之民主国为目的”等。

　　可以这样说，“祖国派”的活动，最初时由于祖国大陆也正遭受日本的侵略，自顾来不及，因此，“祖国派”对台湾的命运并未作出政策上的决定，两者的联系仅系血浓于水的民族感情而已。由此可见，祖国派的分歧主张，有的主张“台湾独立”，然后再与中国成兄弟之国，有的主张“台湾独立”后再恢复与大陆的政治关系，有的则主张收复台湾，统一中国。

　　然而随着中国抗日战争形势逐渐朝有利于中国大陆的方向发展，台胞参与祖国反侵略战争的热情不断增长，也使台湾越来越多的人瞭解到，台湾的解放必须以中国的解放为前提，只有台湾同胞参与祖国的反侵略战争，才能使台湾获得解放，这种主张逐渐在分歧的政治目标中突显出来，成为“祖国派”的主流。正如当时“台湾独立革命党”所言：“由于台湾革命情势的复杂性，因此，必须以台湾作为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而向他争取独立，同时又须以台湾作为中国人之一部分，适应全民的需要，要求归返祖国”。1938年“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宣言中指出“现在祖国对日的全面抗战已经发动，……我们深刻理解，台湾的解放运动和祖国的民族革命，是具有不可分离的关联，……台湾现在已经不能离开祖国的反日反帝运动而求得解放”。1940年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宣言更声明：“中国欲速获最后胜利，而保持国家之强盛于久远，必须援助台胞重获自由解放，台胞欲变奴为主，亦必须协助祖国抗战，其理明矣。”“根据上述认识，台湾独立革命党民族革命总同盟誓愿精诚团结，群策群力，为促成祖国抗战胜利，台胞自由解放而携手奋斗”。

　　1941年，这一主流终于形成以翁俊明为首的“台湾革命同盟会”，总结了全体“祖国派”反日志士的奋斗目标为：“本会在中国国民党领导之下，以集中一切台湾革命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光复台湾，与祖国协力建设三民主义之新中国”，“本会确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乃光复台湾之唯一途径，坚决加紧团结台湾各族各界反日本帝国主义之革命力量，积极参加祖国抗战，以促日寇早日崩溃”。随着抗战的胜利，“祖国派”获胜，战后接收台湾，他们回台后自然与岛内派有一些冲突，这种冲突事后造成了具有相当长远影响的政治后遗症。甚至可以说，某一范围内，今日台湾独立运动者所持有的台湾意识，也与此有一定的关联。

　　另外，在日本殖民台湾的五十年间，台湾民众的反抗行动始终持续不断，可以说当时的反日运动与大陆形成了某种相辅相成的局面。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大陆社会反日的氛围也在增长。但在大陆无力救台之时，主张独立以自救的声音，在台湾社会占具优势。但无论“台湾独立”或回归中国，仍是以民族大义为依归，因此，其主张是相对于日本殖民主义而提出的，并非相对于祖国提出的，不能算是真正的“台独”，更不是要将台湾从中国脱离出去，而是要摆脱日本外族的殖民统治。

　　不过，到了抗战行将结束，由于西方势力的介入，“台独”乃成为西方列强彼此争夺远东势力的一项手段或目的。最明显的便是开罗会议讨论宣言时，英国为了继续延长其在东方的殖民主义统治，曾在会议上为“台湾地位未定论”作暗中算计。在美国也有许多一些声音主张“战后台湾由国际共管”的谬论，法国也曾有过“台湾国际共管”的见解。这些谬论由于中国政府的坚持立场并未实现，但种种谬论已经为今日的“台独”乱象，可以说是预先埋设了伏笔。

　　二、中国政府接收台湾前的“台独”乱象

　　在日本法西斯宣布投降，到中国政府正式接收台湾之前，中间有一个不短的时间上的空档期，这一空档期给了台湾部分人士不愿意回归大陆提供了机会，也就是所谓的“草山台独”事件。对于“草山台独”事件，叶宗水曾有过这样的记述：

　　前台独起于日本投降之时，日本宣布降伏后，在台的日本少壮将校不愿放弃特权，利用辜某某出面进行台湾独立阴谋，并由日本军人保护，到处迫人附和。走到郭火炎医师家中，郭医师拍案大骂他们说：“你们对于蒋委员长和天皇总要拥护一人，现在天皇耍投降，你们敢反对天皇吗？”经此一骂，许多人退出了，台湾光复后，辜某某一度入狱。

　　换言之，这种所谓的亲日第一代，本质上是“台奸式”的台独。日据时期台湾民众普遍存有反日情绪，因此，当台湾回归祖国怀抱时，整个形势大变的背景下，这种“台独”自然不可能有什么市场。

　　第二节　台湾光复初期所处的内外环境

　　“台独”在上个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之所以出现，当然与这一时期台湾内部的政治、经济、社会及外部等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台独”人士在看待中国问题和台湾问题时，一向都是采取“平面化”的视角，总归一句，他们只有一个观点，那也就是“中国人”一切都坏，台湾人一切都好，这当然是意识形态在作怪。尤其是在“二二八”事件的爆发，更成为“台独”势力进行操弄族群对立和冲突的议题，将其炒作为外省人压迫本省人的事件。事实上，“台独”势力故意抛开了台湾光复初期的政治、社会、经济及治安条件，无视日本帝国主义者残余分子的阴谋以及日本遣返的特殊分子的活动，没有看到当时台湾政坛的派系争斗，以及国民党接收台湾时大发“光复财”的腐败分子的种种活动。

　　但要看到，光复之初，当时曾有一部分日据时代的既得利益群体为了保家保产，在日本右翼军人操纵之下倡议过“台独”，但由于絶大多数台湾同胞反对而未遂行，这是战后以日本为背景的“台独”，也是战后第一代“海外台独”。这些人不少跑到日本去了，成为“皇民化台湾”的主体。“二二八”事件之后，一部分失意者和煽动者流亡日本，继承了第一代“台独”的遗绪。

　　一、政治环境

　　随着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并宣布投降，台湾回归中国版图，但当时整个台湾内部的政治环境非常复杂，斗争形势严峻。光复之初，台湾民众的心态是复杂的，他们既热切期望祖国大陆能带给他们富国强兵的震撼，又在一次次的希望中丧失信心，尤其是国民党在台湾的高压独裁统治，也使不少台湾民众的民族与家国的认同，随着越来越多的问题的出现而变得苍白无力。正因为如此，一场大的政治冲突危机在蛰伏着，就像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有可能引爆。

　　国民政府在接收台湾之前也提前做了一些准备。早在1944年初，国民政府即开始进行收复台湾的工作，蒋介石命令组建台湾调查委员会，并任命陈仪全权负责光复台湾事务。1944年7月21日，台湾调查委员会的一次座谈会上，台籍知识界人士黄朝琴在会上的发言，特别能够代表彼时台湾民众的心声，她提出：

　　“台湾是从前的一省，所以收复台湾必须改省，台湾离开祖国五十年，政治、经济、建设以及风土习惯和国内相差很远，希台湾收复以后五六年之内，以维持现状为目的，不以实验的名义而以实验的方式来治理，原有的总督府，只有名称的取消，改为省政府，原来的总督府的不予更动，内地各省政府的机关太多，于台湾人不习惯，五十年来台湾的系统都是一元化，如剧加变更，使台人无所适从；台湾首长的权限应扩大，台湾总督之下，有总务长官，是总督府的幕僚长，代总督处理例行公事……国内县长的取权太小，以之治理台湾地方，会感觉困难，地方政治，应保旧制，不必更改。”

　　可以说，当时不少台籍人士极力主张类似于日本总督府的行政体制。这其实是期望理论的反应，即在需要与目标没有实现之前表现出强烈的期望。在台湾光复之初，台湾民众要求民主自治的愿望是很强烈的。事实上，早在台湾光复之前，国民政府就制定了“台湾接管计划纲要”，由于这份纲要在一定程度上听取了部分台湾精英对收复台湾，建设台湾的意见，从而吸引了他们的支持和拥护。但是台湾光复后，国民政府鉴于台湾刚刚光复的现实情况，采取了行政长官公署制，这种制度设计只是一个过渡，目的是保持中央对台湾的絶对领导地位。但行政长官公署要比内陆的省政府的权限大，它“综理全省行政事务并监督地方自治，于不扺触中央法令范围内依法发布命令，对于所属各机关及县市政府之命令或处分，认为违背法令，逾越权限或其他不当情形者，得撤消之。”尽管陈仪看到了光复初期须在全台范围统一事权、明确职责、恢复生产、安定秩序的一面，但他并没有精确定位台湾的实际情况，从而忽视了台湾的政情龢民情。由于陈仪有统一事权，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之前承诺的民主政治也未能全部落实，加上当时国民党的统治专制腐败，不少官员也骄横跋扈。尤其是当时台湾的教育普及程度及社会户籍管理等，都较高于大陆各省。这使得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采取的专制政制与台湾现实的状况有格格不入，尤其是从大陆来台的官员仍然用内地的思维和风格治台，双方不可避免会出现裂痕，这样的政治离异也为后面形势的恶化埋下了伏笔。

　　同时，随着国民党接管台湾，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模式也随之进入台湾，特别是国民党内各派系进入台湾争夺资源，发展势力，甚至各拉一派相互对抗。光复后，三民主义青年团与国民党台湾省党部成为当时台湾精英政治参与的主要管道。而特务机构保密局等最早进入台湾，在全台各地建立调查站，密布眼线，并配合警备总部，警务处，各地警察局进行社会控制。国民党内各派系也进入台湾争夺资源，发展势力，台湾政治生态逐渐发生变化，朝野对抗局面形成。统治集团方面以行政长官为主，由陈仪的治闽班底、军统、孔宋系统及半山人士所组成，其中，陈仪人马控制政治，军统掌握军警，孔宋系统主掌财经，半山人士则具有样板作用。国民党“CC派”与三民主义青年团则在岛内积极发展组织，结合全岛民间力量，扩大势力范围和影响力。

　　国民党政治的腐败，可以说是民国末期的一个普遍现象，但这种见不得台面的违法行为放在台湾其影响很不一样。以任维均（省专卖局局长）和于百溪（省贸易局局长）贪污案为例，任、于二人贪污舞弊，被台湾媒体揭发后，全台皆知，但是陈仪却姑息，没有及时处理，损害了政府的形象，也伤害了台湾民众的情感，加快了人心背离。加上，长官行政公署在吸纳本土精英方面作为较少，无疑为后面加剧省籍冲突埋下了隐患。例如，

　　在政治组成人员的分配上，以长官行政公署里主任秘书以上官员为例，包括行政长官，秘书长，各处处长，副处长及主任秘书等的最高层官员中，只有宋斐如为台籍，长官公署直属机关主管中，只有王耀东，陈尚文为台籍，其他皆为从大陆返台的半山。

　　另外根据台湾“监察院”的档案，当时“从特任到基层的委任、雇用、征用等官员中，全台共有54617人，其中本省人39711人，占72.7%，外省人13972人，占25.58%，外国人934人，占1.71%，其中本省籍人士多在基层，长官公署高层，台省籍人士极少，大部分为大陆人，而且很多中层官员的任用，出现了牵亲引威的家族政治”。

　　长官公署基本上不任用台籍人士出任要职，却在各县市推行地方自治，这就造成本省人与外省人的针锋相对。本省人有不少担任省参议会的议员，长官公署的政策要推行起来，不得不采取强制手段，双方的潜在矛盾自不可避免。除了吸纳本土精英方面做得不够之外，在台湾方面也出现较大的问题。光复之后新政府在台湾的组织及人员设置方面也过于庞大，开支的数目惊人，雇用员工之多，不难想象。政府机构的庞大，无疑加深了台湾民众的负担。以当时的台北县为例，县政府内部雇用人员达1500多人，连各区公所及附属各机构的雇用人员，总数约近6000人，每月开支达台币3000万元。这只是一个县政府的规模。国民党在台湾的治理出现问题，当然会引发矛盾。

　　国民党在光复后对台湾的治理无疑出现了较大的问题。其原因或许有以下两个方面。一个是国民党整个统治集团在政治上的独裁腐败，引发了全国人民的普遍反抗。在台湾也面临中国大陆其他省份一样的情形，国民党到台湾的接收大员实质上成为了“劫财大员”，尤其是国民党把在大陆实施的高压统治施加到刚刚回归祖国怀抱的台湾同胞身上，从而引发了台湾民众对国民党政治高压的不满情绪。另一个因素或许在于国民党当时来台的官员，他们只把台湾当成中国的边陲。用黄英哲的话讲，他们（来台外省官员）还存留着清朝管辖台湾的宗主国意识，另一方面又以八年抗战的胜利者自居，他们相信台湾和大陆一样，全靠他们才得以从日本人的铁蹄下解放出来。

　　二、经济环境

　　在日本殖民时期，日本政府为维持其统治优势，始终维持“农业台湾，工业日本”的政策，台湾除少许自用消费的轻型工业外，大多以农业为主要生产力，这种强迫式的生产形态，在日据时期后期其问题越来越严重。光复后，台湾农地地权制度，大致承受了日据时期的旧规，因战争期间的破坏，工商各业均呈现凋敝，农业人口因而增加，各地主复趁机压迫佃农，加租、改约等情事层出不少，水田租率高达60%，旱田则高达70%，超过三分之二的农业人口为半自耕农和佃雇农。这样的社会经济情况，实已为社会的动荡预留了基石。而在都市地区，由于工商业凋敝，通货无法控制，陈仪为支持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到任后八个月内即滥发台币十亿以上，物价飞涨情况日趋严重，米荒的情况一直未有改善，人心的不满不断增长。

　　再者，就是中国大陆的八年抗战，中华民族遭遇了空前的洗劫，尤其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基本上陷入絶境。即便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国民党仍然发动内战，整个国家的经济更是雪上加霜，经济上受到内战的影响，通货膨胀日益严重，民怨高涨。台湾回归祖国后也面临同样的情形，自然会对台湾民意产生重大的影响。经济的恶化是造成民变的最重要原因。

　　更为重要的则是，台湾光复后，国民党在经济上采取了统制经济的策略，从而引发了诸多弊端。

　　（一）土地政策

　　光复时的台湾，其生产力水平高于同时期的大陆，工业化程度和生活水平也较大陆高出不少。当时主政台湾的陈仪从统治经济的角度来管理台湾。经济上的统治是建立在行政长官所直接掌握的土地、生产、贸易、金融、交通等五大部门上的，这一体制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来，主要是继承了大量日人所遗留来的资产，还有就是通过依靠行政长官公署这种特殊的体制，制定各种单行法规，成立各种机构，以达到统制经济的目的。在土地政策方面。由于日据时期，台湾的多数农民无地可种，对土地是渴望的。因此，陈仪去台后不久，便成立了台湾省土地委员会。光复后公署接收了日本人的“公私土地2727080594.7甲，占全省土地面临百分之七十三以上”，这使得统制经济一开始就拥有雄厚的土地资本。陈仪制定的台湾土地革命的三个阶段。落实到具体政策上，表现为1947年1月公布的《台湾省公有耕地放租办法》及其施行细则，依据公有土地清查的结果，将公有土地放租给合作农场经营，零星部分则放租给农户、雇农、佃农和半自耕农。政策本身对于促进生产关系的进一步改进有积极意义，但这种做法自然受到地主们的抗拒，“二二八”的爆发就印证了这种情形。

　　（二）公营事业

　　除了土地政策的调整，当时还推行公营事业单位的建立。由于从日本人手中接收了大量的企业，转为国家财产。大量的公营事业，不但可以能够维持省政开支，还可将台湾稻米、糖等重要物质输往大陆，以平抑大陆的通货膨胀。但由于这种公营事业是安排按照日据时期的做法，让台湾民众难以接受。幷且，公营事业越大，一般民众所能经营范围越狭小。“二二八”事件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也藴含着私营经济对当时公营资本政策的强烈不满与抗争。

　　（三）专卖局制度

　　同时，行政长官公署对贸易也进行了管控，下设专卖局，专管台湾省内的烟、酒、火柴、樟脑、度量衡物品的专卖。这五类产品“无论系人民自种，抑系由人民领有公地代种，其所生产之收获物，均须定之低价如数卖该局，否则农民便遭处罚”。即便是外省运来的烟酒等，也要经过专卖局的转手，才能买卖，否则就算报了关，纳了税，也依然被视为走私，被检查没收。该政策实行不久，就引起台湾民众的普遍反感，出现了较大的反弹声浪。专卖和贸易两个单位就像两支牢牢地铁钳，紧紧钳住台湾民众的喉管，连喘息的机会也没有，它又像两支吸血管，拼命地吸取压榨台湾民众快枯干的血。专卖局当时在台湾成为无人不骂，无人不惧的地步。行政长官公署继续实行日据时期的烟草、樟脑、盐，酒等商品的专卖政策，幷且运用官营贸易，垄断全省的交通运输，完全控制台湾商品的流通渠道。加上接收后台湾人口剧增，现存的资源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与社会发展的需求，生产不振，政府的财政赤字狂增。杨亮功在呈“监察院院长”的报告中称：

　　“职此次视察经过台中、台南十一县市昨扺台北，各地人士对省政多不谅解，其原因为经济强制，私人企业难发展，工厂多未恢复，失业加多，粮价高涨，地方秩序欠佳，其外如台市估价过高，对外贸易及汇兑隔絶，亦为多方所指摘，美人在台省亦有微摘，此种难关，正未易克服”。

　　可以说，正是由于光复后台湾社会经济的恶化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岛内人心浮动。1946年大公报曾报导“台胞以过去日本51年的统治与现在的台局作比较，事事不满意，人人有怨声，政治真是万分实际，台胞心头上深深印着日人的清廉守法及高度的政治效率，人心思日，其倾向令人寒心”。在这种状况下，民怨大增，官民冲突事情不断，不满情绪在不断累积下，最终形成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

　　三、社会环境 

　　光复后台湾社会的环境非常复杂，一方面日本殖民台湾长达50年的社会结构被彻底打破，但新的社会结构尚在建构与形成之中，这个过程不只是需要时间与过程，稍有不慎就极易可能发生问题和冲突。另一方面，台湾社会对光复的期待非常之高，但与当时中国政府的管理能力与水平有一个极大的落差，这也使部分民众存在极大的情绪失落。

　　（一）日本皇民化影响短期内不易清除

　　台湾光复之后，虽然中央政府加强了对台湾的统治，也大规模进行去殖民化的工程，但毕竟相较于日本在台湾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尤其是日本在台湾殖民后期推行的“皇民化”运动等，都在不断对台湾社会及民众的国族认知等进行洗脑，这种洗脑其实就是对台湾社会进行“去中国化”的文化及心理改造，这些对台湾社会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研究光复初期台湾社会及民众的变化，有必要考察日本“皇民化运动”的影响。

　　日本占据台湾后就开始了从政治、经济、社会及心理层面对台湾民众的控制，但日本在台湾进行大规模的“皇民化运动”，则是在全面侵华战争开启后的背景下来实施。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日本开始发动侵华战争。与此同时，日本驻台总督府调整其在台政策，推行所谓的“皇民化运动”，其实质就是通过“国民精神教育总纲”来达到其“去中国化”而建构“日本化”的过程，企图实现同化台湾民众的目的。

　　“皇民化”的内容主要包括“强化皇民教育，宣导忠君（天皇）爱国（日本），强迫台湾青壮年接受军事训练，培养服从、好斗的日本国民性格，禁止台湾人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检举抗日思想犯，废除中式寺庙神只和传统节日，推行日本神社崇拜，衣食住行和日常生活充分日本化，禁用中国纪年，改用日本正朔，强迫作家和刊物创作、发表皇民文学，禁演传统布袋戏、歌仔戏，大力推广日本皇民剧，取缔台民的一切民族民主运动，强制台湾民众强入皇民组织等”，“这一运动为时一年，竟由全台的各郡各市各街扩展至各庄”从这里可以看出，皇民化运动的实质就是培养台湾民众忠于日本天皇的意识，企图毁灭台湾的中华文化，隔絶台湾人与中国的一切联系。但这个时候的台湾民众，尤其是那些祖先来自闽粤一带的汉人，他们心怀着父祖之国，幷且把它作为民族认同的渊源，而对日本的“皇民化运动”并不买帐，当时日本政府的官员就观察到这个现象：

　　“属于此一汉族系统的本岛人，虽已改历四十余年，至今风俗、习惯、语言、信仰等各方面却仍沿袭旧貌。由此可见，其不轻易抛除汉民族意识，且其故乡福建、广东二省又和本省只有一衣带水之隔，双方交通频繁，且本岛人又视之为父祖坟茔所在，深具思念之情，故其以支那为祖陆的情感难于拂拭，乃是不争之事实。”

　　但在“皇民化”的背景下，虽然有不少人仍然心系祖国，但其中的现实困扰也伴随而来。对于絶大多数的台湾同胞而言，何时才能够回归祖国的怀抱，毕竟美好的中国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具体的存在。尤其是当时台湾的知识分子急切地寻找加深民族认同的渠道，其方法多是藉助于日本贵族的力量，林献堂就曾多次找板垣退助，与之进行社会文化运动方面的合作，意在保存台湾文化之根基，也即“去日本化”，于是“双方在融合与脱日的认知之间，差距可谓千里，无怪乎曾被讥为一场同床异梦的滑稽剧”。“皇民化运动”虽然已成过去，但却极大损害了中华文化在台湾的传承，日本殖民者用高压政策将日本文化灌入台人的脑海中，民众的一言一行都有日本的影子，这就给台湾民众的国族认同蒙上了一层阴影。换言之，“皇民化”至少造成台湾一代人的文化断裂，以及其情感和心灵的扭曲。一旦政府施政出现状况或外在的环境变化，整个台湾就会出现波澜，就会出现问题。

　　以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台湾社会的脉络为例，尽管当时台湾社会絶大多数同胞希望回归祖国，但受到“皇民化”的影响，也有一些人产生了“台独”的想法。1945年爆发的“辜振甫台独案”就是明证。尽管有关此案的说法和版本较多，而且多数当事人后来要不三缄其口，要不矢口否认，但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1945年8月15日，当时台湾的知名绅商林献堂、辜振甫、徐坤泉、许丙、简朗山等人，与主战派日本军官牧泽义夫等人在台北草山会议，策划“台独”。会后提出“台湾人的台湾”，“台湾门罗主义”之主张，并开列台湾士绅数百名，酝酿成立独立政府。此项“台独”计划最终由于日本总督府不接受而殀折。但这里要指出的是，上述台湾社会当时的士绅名流不可能没有掌握整个时局的变化，即便如此，他们仍然采取了这个动作，这表明“皇民化”对台湾社会各个阶层的影响不只是存在，而且是深远的。事实上，当时台湾社会民间仍然有一些以自治为名的“台独”在民间发酵。如新竹的议员黄维生等人认为“台独”是保全身家性命最好的办法，并向所在的地方政府，提出“台独”的请愿。此外，当时一些“台独”言论也公开都有，甚至有人要求台湾成为日本的租借地。尽管“台独”声音不是当时社会的主流，甚至是零星的，但由于长期的“皇民化”影响，少数人还是有“台独”的市场。这表明在中国政府接收台湾之前，台湾社会的“台独”迹象的确存在。这也是“二二八”事件之后，台湾一些士绅跑到海外搞“台独”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必须要看到，台湾光复之际，多数台湾民众对于祖国的欢迎，是真挚的情感流露，而且对于回归祖国是充满期待的。当时的词人陈保宗曾作一首歌曲：

　　台湾今日庆升平，仰首青天白日青，哈哈！到处歌声，六百万同胞快乐，壶浆箪食表欢迎。

　　尽管台湾民众对祖国的期待较高，但随着国民党来台的治理表现不是很好，甚至引发了不少的民怨，部分台湾人的心理又开始动摇了，产生了负面的情绪。例如，当时非常赞同台湾复归中国一省的士绅林茂生，在1946年5月已经对国民党统治感到十分不满，曾经感叹发出这样的感叹：

　　“台湾有个李承晚，终战之前，盟军在拟定台湾政策，或决定是否由国民党来接受日本投降，总是有个人为他们提供充足的资讯和意见，然后较可能拟定合理、有效的方案，避免可预见的悲剧发生。战后各国的命运，像是战败国的处置，领土重划问题或是主权转换问题，世界舆论曾发挥惊人的力量，但是，我们没有机会让他们知道”

　　林茂生之流还只是停留在发发牢骚而已，但当时更有一些人采取了实际行动。1946年6月，黄纪男以“台湾青年同盟”主席之名提出一份英文请愿书，请美国驻台领事葛超智，代为转交给美国政府及联合国，倡议台湾应该独立，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公投，并成立有如瑞士一样的永久性中立国。这是战后台湾回归中国后，第一起“台独”对国际的公开发声。1946年9月，廖文毅、廖文奎兄弟创刊《前锋》杂志，除了对国民党进行批判外，廖文奎还在他所写的法文著作《台湾往何处去》中，指出台湾未来有3种可能性发生：一是台湾将成为统一中国的基地；二是台湾将被列强占领瓜分；三是“台湾将成为独立的国家”。廖氏家族在台湾属于上层社会，其言行深受台湾社会所瞩目。1947年1月3日，廖氏兄弟更在周百錬领导的“艋胛青年俱乐部”的演讲会中，痛批陈仪政府的腐败，提出“台湾人治台”，以及“台湾应在中国联邦的体制下完全自治”的言论，可见廖氏兄弟在此时已完全流露出用“自治”来包装其“台独”的企图。上述现象之出现，当然与日本殖民台湾五十年的历史及“皇民化”影响有关。事实上，“二二八”事件中，不少参与暴动的本省人甚至在全岛范围搜寻外省人，并进行疯狂的残害，甚至只要是穿着中山装，西装以及不会讲闽南话的外省人，都难逃一劫。但比较诡异的是，在这场群众游行示威中竟然有不少人身穿日本服饰。

　　（二）台湾民众对接收有“换汤不换药”的情绪

　　光复之后，由于政府措施不力，导致不少台湾民众觉得换汤不换药的心态严重。这可以从国民党方面对接收问题的官方说明来加以佐证：

　　“日据时期，日人为贯彻其统治殖民地之基本政策，对于台胞，素极歧视，所有各机关，上自总督府，下至各州厅、各郡市，各卫庄之行政工作人员，多数均为日人，台胞占数极微，其任职中级以上之官吏者尤少，高级官吏则无一人，在接管进行中，为保持‘行政不中断’之原则，非有相当数量与相当资历之人员，加以接替，对于原任多数日籍工作人员，自难遽予全部辞退，故不得不暂时迁就事实，此中原因有二：㈠当时政府自内地调派来台之接收人员，为数尚不敷分配。㈡台胞因受日人歧视，一般知识青年，多未参加行政工作，但中级以上之人员，又非具相当熟练经验不可，故一时均未便径行任用，于是在接收过程中，所有留用中级以上人员，日籍者反较台籍者为多。”

　　由于当时这种情况似乎未被台胞知识分子所体谅，因而产生一种换汤不换药的幻象，这个心理距离一旦产生，台湾便无宁日。

　　（三）行政公署与台湾社会缺乏有效的沟通

　　除此之外，当时国民政府及其陈仪治台团队本身缺乏也台湾社会的有效沟通，也是引发双方冲突及产生隔离的重要原因。造成沟通不畅的原因有很多，尤其是言语方面的差异是一个挑战。来台的官员与军队多数听不懂原居民话、闽南话，甚至也听不懂客家话，台湾民众也听不懂来自大陆的各类方言，而语言作为国族认同的重要载体，历来是区分我者与他者的重要因素。光复之初，台湾民众会讲国语的状况不乐观。据《新台湾》的报导，

　　“大战结束前，台湾的日语普及率约为70%，中国语水平，三十岁以上的知识分子懂汉语并会写的，百人之中还可以找出一、二个，三十岁以下的就不行了，到了二十岁以下的，连台语都说不完全，还不如说日本语流利。”

　　战后初期，日本语几乎是人人都会的语言。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甚至连长官公署的官员们由于不讲闽南话和日语，也导致与台湾本省人的沟通与协调不足，造成对台湾光复后各种社会问题不够重视，致使矛盾越积越多。尤其是陈仪等治台团队较为忽视维持社会秩序与众多的失业人口，导致台湾社会的治安每况愈下，从而使光复初期台湾籍之间的严重矛盾，本省人和外省人的矛盾变得愈来不可调和。

　　此外，在应对“二二八”事件本身上，中央政府及陈仪治台团队在与台湾社会的沟通、协调等方面也出现了较大的问题和麻烦。随着局势的发展，蒋介石决定用武力结束局面。1947年3月8日，国民党从大陆调来两万部队，开始大肆镇压暴动。由于政府对于要镇压谁，谁该镇压的问题没有想清楚，于是就把矛头对准了“二二八”事件爆发后率领台湾民众与政府叫板的处理委员会的精英们。诚然，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下，要让政府全面瞭解整个“二二八”事件的状况，是有很大的难度。尤其是其参与者的成份非常复杂，既有一般的社会大众，但也有地痞流氓，甚至还有日本浪人，这样的状况使得处于敏感国际、国内形势中的国民党深感不安，最终是政治思维占据上风，甚至还把中共扯进这次事情。“此事件由于对政治不满及排外两种心理所演成，共党趁机煽动 ，经此流血雠视愈深，收拾正不易也。”国民党采取军事镇压后，政府采取了两面的手法，一方面是在全台各地展开“清乡行动”，另一方面也采取宣慰安抚百姓的动作，以此来稳定社会秩序。但国民党的“清乡运动”在全岛不断推进，四处充斥着恐怖的气氛，民众恐惧的情绪上升。尤其是“二二八”事件中不少参与人是台籍的知识精英，他们受过良好的知识和教育，供职于政府部门，省市县参议会，报社，金融界等，有着良好的政治素养与政治抱负，希望行政公署改善省政，改变日益糟糕的经济状况。但由于他们中不少人曾在日本殖民时期担任过职务，导致国民党的清算开始后，他们便遭到迫害，省籍之间的内部矛盾，部分上升到了国族认同的矛盾，这也催生了台湾意识的增长，弱化了部分本省人士的中国心结。

　　当时，行政长官公署一方面与处理委员会进行沟通，但对处理委员会的认知，尤其是对其领导精英的看法是负面的，认为他们多是：

　　“在日本时代之‘御用绅士’及倚靠日人而生存之爪牙，深受日人皇民化运动之熏陶，既改其名，复改其姓，一切惟日本是尊，絶无‘ 中华民族’之观念……”

　　诚然在当时复杂的情势下，处委会控制了传媒这项利器，时时透过广播，在全台传播其影响力，甚至不断加深国民党政府对“台独”威胁的疑虑，并掀起“国际托管台湾”及“台独”的声浪，似乎在处委会成立后有愈演愈烈的趋向，且扩散到学生及一般民众之中。这自然也引发了国民政府及治台团队的高度警惕。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整个沟通与协调方面做得不够，出现较大的问题。

　　四、外部环境 

　　二战后尽管台湾顺利回归祖国怀抱，但国际势力对台湾的影响仍然客观存在，尤其是1946年随着中国大陆国共内战的全面爆发，西方政治人物抛出的有关“台湾地位未定论”以及“美国有可能接管台湾”的言论不断出现，客观上是向台湾社会及台湾政治精英传递出美国有可能干预台湾事务的讯号。

　　例如，1946年1月美国在台湾正式成立领事馆，其中副领事为葛超智。他撰写了大量有关台湾民意报告并呈给美国国务院。葛所撰写的这些报告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认为中国政府在台湾的施政印象极为恶劣，并屡屡传达台湾人民对美国抱有好感、希望美国介入的讯息。在“二二八”事件爆发后，美国驻台领事馆内部对如何应对这件事的态度上出现了矛盾。一方面，领事馆小心翼翼不偏袒任何一方，希望维持中立、不干预的外交立场，并获得南京大使馆的确认。但另一方面，部分电文却又强烈建议美国政府积极干预，或由联合国介入。1947年3月3日领事馆发给南京大使馆的电文下面电文就表明瞭这种意味。

　　台湾人强调美国因开罗宣言之决定而负有责任，并宣称有意诉请美国之协助，寻求联合国介入，直到台湾主权转移给中国为止。全岛性的负责团体正准备正式请愿，并建议领事馆。所收到的一份引种请愿是致马歇尔将军。有关台湾暂时由盟军最高统帅管理的可能性也被公开讨论。

　　在严肃考虑后，领事馆认为唯一有效的解决方案是由美国自己立即介入，或代表联合国介入，以防止政府军队在首府的灾难性屠杀，这在三月三日看来是极有可能的。美国声望很高，台湾人深切期望美国介入，他们相信向南京表达由联合国在此处直接干预，在目前日本享有法理主权的情况下，是有理有据的。……

　　美国驻台领事馆官员内部在处理“二二八”事件中出现了较大的分歧，尽管主张联合国托管的葛超智后面被调离台湾，但也透露出美国驻台机构内部的声音，而且这种声音也被传递给台湾社会，自然会有影响。尤其是，当时尽管国民党亲美，但美国官方以备忘録的形式表达对台湾“二二八”事件的关心、敦促蒋介石审慎处理。美国媒体、国会议员也对台湾事态严重关切，《华盛顿邮报》更是发表有关中国应自台湾退出，交给联合国管理的言论。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二二八”事件后，美国对“台独”运动的态度还是暧昧的。如1947年5月下旬，前美国驻台领事官员Georgr Kerr向国务院提出建议，认为应该让台湾成为联军或美国控制下的一个政策之地，直到战后亚洲达到某一程度的政治安定。

　　美国方面有不少鼓吹台湾交给联合国的言论最终没有成为美国政府和官方的执行方案，但这些言论对于台湾社会及民众的影响客观存在。认为美国是有可能要介入台湾的可能性，这也给“台独”势力提供了某种期待。

　　1947年7月美国驻华大使魏德迈访台，从总领事接到一些“台独”青年要求美国介入的请愿书，但魏德迈向台湾省议会议长保证，美国对于台湾没有任何领土野心，美国对台湾没有任何兴趣。这一时期，尽管美国的台湾政策尚未出现重大变化，但美国玩两面手法的动作却不时出现。换言之，虽然分离台湾在此时尚未成为美国的最高决策。但美国官方确实也曾有过以联合国托管台湾的阶段性计划。在1947年3月3日，美国驻台北总领事馆向华盛顿建议，以目前在法律上还是日本的一部分为由，用联合国名义进行直接干涉，同时向中国政府保证，待有了一个负责的中国政府后再归还中国。美国方面当时对“台独”的实力并不看好。例如，提及“没有新的证据表明当地主张独立的团体在人数、组织、武装和领导方面足以击败（在台湾）驻军而建立反共、亲美的台湾当地人的政府。所接触的人都是自封的革命运动代言人，所言不实，完全缺乏现实感，没有任何武装和群众基础，完全指靠美国来替他们实现其目标，还要养活他们终身。”

　　这些都表明，美国当时对“台独”势力并未抱期待和幻想，仍然是从现实政治的考虑。还是要支持国民党中的亲美派。从1947年到1949年初美国政府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特别着重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九年的阶段》白皮书为止，华盛顿都是沿用这条路线来执行其对台政策的基调。

　　此外，日本残余势力对台湾平稳回归中国版图当然也有心不甘情不愿，也曾卷入“二二八”事件。例如，英国人W.G.Goddarde有过如下之证言：

　　日本知道，战败是不可避免的，也明瞭开罗会议的决定，所以尽可能增加归还中国政府的困难，这是像战争期间，日本人在荷属印度的方法。当战败来临，日本全体的陆海军很快撤离台湾，但是选择、组织并训练了很多‘台湾独立’的日本煽动分子，很多纠纷的造成，这批人是负有责任的，他们利用不满足的土生台湾人做工具。

　　“在日据时期，许多反对日本残暴统治的土生台湾人，曾横渡台湾海峡到大陆，当台湾重回中国怀抱时，这些人和政府一同回到台湾，被认为有能力的被畀以权位，不被认为有能力的便被忽略过去了。这些失意和痛苦的人曾经是日本的爪牙急切想逮捕的，他们成为所谓‘台湾独立运动’的领袖。不幸陈仪的被任命为台湾省主席，给了他们可乘之机。他的蛮横、专制和腐败，以致轻易的使这些煽动分子宣称他正是日式专制的再度化身。而五十年一为，土生的台湾人对于它的意义有深刻的印象。无论如何，他的迅速革职，马上遏阻这些宣传队，他们无法确保民众的支持，他们逃了。……但哪里？日本。……同样的有一些政治上失意的人，他们今天正在劝使联合国高潮将台湾当做托管地。……他们救治4有在台湾得到自己人民的支持，于是就注意到以外的地区，当他们游说某些不明事实的英国政客和美国教授来支持他们的理由时，获得了一些成就。……一九四七年二月的骚乱，并非反对中国政府，而是反对陈仪的专制。

　　最后，是台湾光复后正值中国大陆的内战，客观也造成台湾民意的某种疏离情绪。二战期间，台湾民众也饱受同盟国战机的轰炸，可以说希望有一个稳定的环境，所以二战结束台湾民众对于回归祖国，恢复和平有期待。而1946年国民党发动了内战，大举向共产党进攻，中国大陆发生了规模宏大的战争。内战的爆发也加剧了国民党对其控制地区的管控力度，各种政策收紧，政治上更加高压，台湾当然不能例外。这些限制性措施的增强当然会助长不少台湾民众对国民党的反感情绪。尤其是国民党为了内战，对台湾的掠夺，加剧台湾物价飞涨，也完全没有精力关注台湾的民生事业之发展，自然会引发民意的离心和反弹。

　　第三节　“台独”组织的出现

　　从历史时空来看，由于台湾本岛与大陆中间隔了一条数百公里宽的台湾海峡，这在农耕文明时代，这个海域是很难跨越过去的。尽管台湾在历史上属于中国已是不争的事实，包括郑成功收复台湾，清朝在台湾设置行省，以及二战后台湾回归中国，这些都表明无论是政治还是国际法律上，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是客观的。但由于台湾长期孤悬于海外，在台湾这个地域之上，有关“台独”的思潮或想法客观存在。也就是说，二战后“台独”并非是台湾的一个孤立现象，历史事件之呈现总有其过往延续性。事实上，从日本殖民时期甚至溯及清朝、明郑时期，仍可在其中找到一些战后“台独”历史传承的特性。尽管郑氏占据台湾期间，以复兴“反清复明”为号召，但郑氏王朝却是强调以台湾为主体。连横所着的《台湾通史》中也是以“建国纪”来看待郑氏王朝开台的新局面，称郑氏王朝为“我台建国之大神”，虽然以国与国互称，或许能与现代意义的国家意涵完全契合，然而，郑氏以台湾为主体的观念客观存在。事实上，在满清时期，台湾虽然先后爆发了诸如林盛事件、朱一贵、林爽之等反抗事件，但这些事件多以“反清复明”为旗帜，多是反对中央统治阶级，并未涉及到要将台湾从中国独立之意涵。而在日本殖民台湾期间，由于日本作为外族，台人反抗的力度不小，1895年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民主国”成立，这是台湾历史上首次以“台湾”名号，以台湾这个地理空间要建立独立政治实体的尝试。当然，从其所谓的“国族”为“黄虎族”，年号为“永清”等来看，都表示这个要建立的国家还是寄希望对大陆的认同，并非独立于大陆。当然在日本的牢牢高压之下，岛内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运动一直被压制，而只是在上海等地有一些反日的组织。如1923年由蔡惠如等人在上海组成的“上海台湾青年会”，以及1924年在上海成立的“台湾自治协会”等组织，甚至提出了“台湾民族”的概念，并以追随各国独立运动为诉求，但事实上这些组织还是反对日本殖民统治、把台湾同胞解救出来为宗旨。

　　总体来说，这些所谓的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台独”诉求及组织，其对于中国的态度并不敌视，他们掀起的“脱日本化”的运动，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基于对中国的情感认同，且不全是文化上的汉族认同，有不少还是政治上的中国认同，其所倡议的“自主”或“自决”，并不是以“台独”为最终目的，可能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任务、策略性的“台独”而已。最终目的是要使台湾与中国能够合并。换言之，台湾无论是郑氏王朝、清朝时期还是日本殖民时期，其间发生的所谓“台独”事件，其本质是反抗运动，并非要将台湾从中国领土分离出去。这与二战后的“台独”有本质的区别。这里要研究的“台独”，主要是指二战后的“台独”思潮及其组织发展。

　　一、“二二八”事件爆发

　　二战后“台独”及其“台独”之组织，当然与这一时期台湾所面临的内外环境有密切关系。其中诱发台湾岛少数人萌生“台独”想法的源头，还是首推“二二八事件”。从前面对台湾光复后岛内政治、经济、社会及外部环境的分析来观察，当时围遶台湾的外部大环境以及内部的小环境，都表明整个形势非常复杂，台湾已经成为一个火药桶，其引爆就只差一根火柴罢了。

　　事实上，“二二八”事件的发生并非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就是从一件很平常的小事所引爆，用今天话来说，无非就是城管驱赶、殴打小贩的事件所肇始。但它却像蝴蝶效应一样，其后果相当严重。

　　1947年2月27日的台湾，表面上岛内各方安宁祥和，实际上暗流涌动。1947年2月27日14时，专卖局接获线民密报，指有载运私烟船只一艘，私运香烟55箱在淡水起货，专卖局缉私专员会同警员，在太平町天马茶坊附近分头搜捕，发现私烟一、二千包，烟贩见状纷纷涣散，但女贩林江迈因逃避不及，被当场查获，林妇苦苦哀求，恳求缉私人员网开一面，但缉私专员叶得耕等人不为所动，路人围观越聚越多，林妇仍不放弃，叶德根随手以短枪敲击其头部，使她头破血流、昏倒在地。在场民众眼见缉查员行为粗暴，遂聚拢包围，高声喊打，缉查员见状分头流窜，民众则尾随追赶。缉查员傅学通跑到永乐町一带，被追赶者抱住，情急下掏出手枪发射，击中路人陈文溪胸部。此举引发民怨。乃回头焚烧缉查员所乘卡车泄愤，并涌至派出所，要求交出肇事凶手。战后国民党施政无能，台湾各处已多次爆发官民冲突，缉烟血案之所以扩大成全岛性的反抗行为，与陈文溪遭枪击有关，长官公署开枪事件密切相关，这两个关键事件，如同在星火上添加了大量柴薪助燃，终于引爆全岛冲突。2月28日下午抗议民众约四五百人前往长官公署抗议与冲击，遭到卫兵开枪扫射，现场多人伤亡。民众因抗议，请愿未成，反遭长官公署开枪射击，新仇旧恨顿时爆发。省籍矛盾被点燃，抗议的群众奔向各交通要道，公共场所，旅馆商店，看到外省人，不分男女，莫不以拳脚相向，棍棒交加，汽车，卡车上的外省人被拉下殴打，车辆焚毁，全市秩序陷入混乱。数日之内，外省人频频遭受攻击，据行政长官公署之统计，“二二八”事件中外省人公教人员死亡者33人，受伤者866人，失踪者7人。

　　由于事态迅速扩大，台北各处陷入混乱，警备总部28日下午宣布台北市戒严，冲突继续扩大。台北暴动消息传遍全台，全台的反抗行动加入，全省各地都卷入“二二八”事件。尽管事件爆发后，行政公署采取了一些措施，但这些措施都是权宜之计，对于大局无济于事。作为台湾省最高长官的陈仪，最初就有点踌躇不定，举止失错，一误再误，致使局面越来越恶化。台北市的暴动事件通过媒体的报导，迅速蔓延全岛，岛内16县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动乱情况。暴民们冲击政府部门，警察局等单位，这无异于全面夺取国民党政权，并把矛头全面发泄到来台的外省人及其亲属身上。

　　事件爆发后，在陈仪主导下成立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简称“处委会”），作为沟通政府与民意代表的机关，台省的知识精英们就利用“处委会”将他们的主张提出来，在全台17个县市成立分会，并于3月5日通过“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组织大纲”，规定其组织以全体委员所组成之最高机构，其决议交由常务委员会执行，常务委员会下置处理局与政务局，其下再分别设置各组。处委会通过的32条处理大纲暨10条要求。但这个要求遭到陈仪当局的拒絶，32条要求等于要求实质上的独立。实际上，在处委会正式成立前，便已经向美国驻台领事馆提出一份计有807名成员代表和141个签名的陈情书，其结论诉求：

　　改革台湾省政府的捷径全在于联合国共同管理台湾并中断台湾与中国本土的政治及经济关系，直到台湾独立。

　　这表明处委会并不以全面或高度自治为满足，其隐藏的政治底牌则是“台独”的实现，只是尚未到可以跟中央政府当局完全摊牌的局面，故依然以自治为主要诉求。

　　1947年3月6日，“处委会”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并在其宣言中提出口号“建设新中华民国，确立民主主义，拥挤中央政府，铲除贪官污吏，即刻实行县市长民选，反对内战，反对专制……，幷且要求推翻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建立人民的政权。”在公布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大纲”中，指涉政治层面的就有22条，可见当时政治矛盾已经相当尖鋭中，政治矛盾的深层次原因，那就是族群之间的矛盾，里面牵涉到政治理念和政治价值的认同。台湾民众希望自治的愿望很久，但国民政府却相背而行，加紧控制。还有就是台湾的精英分子多数没有从政的经历，他们面对混乱的局面束手无策。只得请行政长官公署出面维持秩序，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由于陈仪为首的长官们，没有及时出面调解纠纷，将原本不大的事情扩大化，加之游行队伍中也混了一些顽劣子弟和未撤走的日本浪人，和平游行已成为不可能，暴力冲突一步步升级。然而，台湾各地的局势越来越紧张，而陈仪手中掌握的兵力又严重不足，此时台湾驻军仅留有整编21师独立团与工兵营，三个要塞守备大队，总人数为5251人。至于警备总司令部本部所控制的兵力仅独立团之一营约700人，兵力薄弱，不足担负台北之防戍任务。在这种状况下，暴民更加无所顾忌，冲击警察局军火库，抢夺武器，伺机夺取政权。由于骚乱不断升级，破坏社会的现有秩序，混乱的局面蔓延到全岛，来台的外省人士成了本省人的靶子。而接管部分权力的台籍精英又没有适当的行政能力，台湾群龙无首，呈现出失序的状态。

　　此后，蒋介石面对台湾愈演愈无法收拾的形势，最终决定派军队来台进行镇压，并稳定局势后在全台湾采取清乡等动作，这对于不少参与运动与抗争的台籍精英人士造成不小的冲击，并导致不少的台籍精英只得逃出台湾，先后香港或日本等海外，掀起“台独”运动。准确来说，1947年爆发的“二二八”事件，虽然其本身就是一场民变，与“台独”运动无关，但该事件后，“台独”势力出现尤其是“海外台独”组织的出现密不可分，或者说有一定的关联度。

　　二、“台独”组织在海外成立

　　台湾“二二八”事件之后，在国民党的军事镇压与政治清算下，使得一些台湾人担心有可能受到政治牵连或迫害，选择离开台湾，跑到海外去推行反国民党、反蒋介石的运动，部分主张“台独”的人士也只能流亡海外搞“台独”运动。例如，林献堂以养病为由东渡日本后，便暗中支持邱永汉等人推动“台独”，且以“台湾民主独立党”顾问的名义居留日本，虽然未有直接证据证明林献堂参与“台独”，但林献堂在日本投降、台湾回归中国版图后，竟然选择重回原来与之长期作斗争的殖民宗主国的日本，当然与“二二八”事件之台湾岛内非常紧张甚至高压的政治气氛有关。

　　日本与台湾地理相近，殖民地时期的联系等因素，不少在“二二八”运动后主张“台独”的台湾人逃到日本，开始进行“台独”运动，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廖文毅，此外在日本的“台独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还有史明、辜宽敏、黄昭堂等人。“台独”势力以日本为海外根据地，其成员在文化上多认同日本，这些“台独”势力被统称为“皇民化台独”。

　　但是战后日本的地位下降，美国势力不断上升，尤其是大量台湾学生留学美国，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政治、经济及军事的中心，越来越多的台湾留学生及民众更加愿意选择美国而非日本去读书和创业。大量台湾人尤其是年轻学生群体在美国的增加，无疑为“海外台独”势力的发展提供了某种可能性。美国逐渐取代日本，成为“海外台独”的重心和主要根据地。“台独”在美国的发展主要是以“台独联盟”为主，该组织结合部分美国人的支持，其思想激进，还先后策划了刺杀蒋经国等事件。但随着台湾内部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开启，在美国的“台独”组织在20世纪90年代陆续回到台湾，并参与台湾政治中去，与民进党进行合作，但后来由于理念不合而分手。但在美国的“台独”组织并未全部回到台湾，至今仍然有一些“台独”组织在美国活动。

　　三、台湾岛内第一个“台独”组织

　　尽管“台独”在海外日本、美国声势不小，但在台湾岛内，由于国民党实行“戒严”体制，“台独”被国民党视为“三合一”敌人，自然无法公开成立组织。虽然“海外台独”一直想对台湾岛内进行渗透，但迫于现实终无法取得有效地突破。例如，旅居日本的“台独大佬”史明就曾不断派人回台，以及美国的“独盟”也曾派人返台发展，但都没有办法公开活动，更别说公开成立“台独”性组织。这个局面一直持续到1988年，台湾岛内才有第一个公开成立的“台独”组织。

　　二战后，尽管台湾脱离日本的殖民统治而回归中国版图，但台湾岛内反对国民党的政治运动并未停止。先是1960年代初由外省知识精英主导的“自由中国”的组党运动及其挫败，接着是1970年代反对势力集结在本土文学的旗帜下，台湾本土的政治精开始主导整个反对运动。此后党外反对运动的持续存在，“台独”势力自然希望在藉助“党外”这面大旗，以所谓的“民主诉求”来偷渡“台独”，但在当时它一直没有办法成为党外的主流诉求。

　　党外汇集了当时台湾各方面的反国民党力量，并以不断的选举运动来累积其政治能量。同时，在党外开始追求岛内民主化之际，“海外台独”虽然无法直接参与岛内的事务，但在这个过程中，党外势力与“海外台独”之间有一定的连接性，尤其是一些党外人士越洋到日本、美国“取经”，并带回台湾，起到了在岛内启蒙和传播“台独”的效果，这也是后来民进党成立后台湾岛内外“台独”势力快速合流，民进党后来通过“台独党纲”的重要根源。

　　同时，国民党在台湾的独裁统治，使党外反对运动中，隐晦的“台独”主张也渗入党外的民主诉求中。国民党统治集团当时为了逥避党外的批评，也在政治上做出一些开放的姿态。例如，开放基层的选举就成为国民党的一种手段。而党外也藉助这些选举，使自己的势力及其影响日渐扩张。选举对于党外而言正是动员民众，影响民众的最直接最有效的形式。而1979年“美丽岛”事件的发生，特别是当时为“美丽岛”受刑人进行辩护的律师，有意识地进行“台独”辩护，使得“台独”的影响有所提升。

　　党外正式成形后，其主要诉求还是放在争取民权。尽管国民党对党外争取民权的言论有一定的包容度，但不意味着党外在民族或族群的议题上就可以随便发表言论。特别是对于有关台湾前途的选项之一“台独”时，党外显得格外小心，以免被国民党指控为“判乱”。在当时国民党对“台独”高压政策的情势下，党外对主张“台独”似乎总是充满暧昧，常以“自决”的外衣来包装其“台独”主张。事实上，早期或具有“台独”思想的团体或人个大多以“台独”言论来不断测试国民党当局的法律底线，但也仅限于言论的层面。

　　“台独”言论早期在台湾社会被公开讨论，与长老教会这一宗教势力的支持分不开。1977年8月16日，“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发表了“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人权宣言”的声明，主张“使台湾成为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面对长老教会公然鼓吹“台独”的言论，但当时的党外人士基本上都不敢公开出面大声附和。

　　1978年12月25日，党外发表“党外人士国是声明”，强调“在国际强权的纵横捭阖下，我们的命运已面临被出卖的危机，所以我们不得不率直地申明：我们反对任何强权支配其他国家人民的命运，我们坚决主张台湾的命运应由1700万人民来决定”。但当时党外的重要人士如余登发、黄顺兴、王拓、陈鼓应等被视为统派的群体认为声明中隐含“台独”主张，所以拒签。就当时而言，党外“台独”与统派的争议尚未造成党外的实质分裂，因为1970年代台湾国家认同的问题尚未突显，当时很多人还没有清晰地意识到未来是要独立或统一。换言之，统“独”问题在当时并不是主要的议题。在这个时期，党外还被视为只是一个纯粹的民主运动，而与统“独”无关。换言之，即便“台独”被党外领导层视为一个可以努力的方向，但也仅仅是台面下的私语，当时还无法成为党外人士的普遍共识。事实上，当时，多数党外参选人并不喜欢被贴上“台独”的标签。例如，康宁祥认为国民党从1972年以来，对党外人士的标签无非有两个，不是说成共产党，就是说成“台独”，他认为这是国民党在给党外扣帽子，以制造选民的敌对。这说明当时的党外对“台独”，总是希望保持一定的距离。

　　此后，随着国际形势以及台湾岛内局势的变动，党外“独”派的声音开始有所上扬，当然使党外统派产生疑虑，但“独”派与统派在民主、人权运动等议题上还是可以携手合作。但就在这个时期，党外势力中统派与“独”派的矛盾在台湾加入联合国问题上的分歧开始发生。尽管当时党外可以包容统“独”双方不同的立场，但并不表示统“独”不曾引起双方的争论。例如，1979年6月2日，美丽岛杂志社编辑会议暨党外候选人联谊会成立会议时，就曾产生一些波折。被视为党外统派的张春男提出：“借杂志来结合党外的力量是个好主意，但目的是制衡还是保台，立场要确定。如果保台，便要放弃三分之一的统一派势力；如果要制衡，要联合三分之一的统一派势力”。因为，此时党外统“独”双方的最大敌人还是国民党。失去任何一方力量，都将对党外阵营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因此，当1979年美丽岛杂志社成立，形成美丽岛政团时，虽然大部分成员心理都想主张“台独”，但是没有一个人会明确主张，只是朝着达成“台独”的方向去做。而吸纳包括统派在内的所有力量，才是当时党外的最佳战略。从这个角度来看，党外对统“独”的态度还是停留在利用的面向上。

　　而在1980年对“美丽岛”受刑人的司法大审判中，美丽岛被告将自身对台湾前途及“中华民国”体制的想法，也透过法庭辩论而被媒体报导。特别是施明德所宣称的“台湾独立就是中华民国独立”，并认为它是“两个中国”模式和“一中一台”模式的折衷方案，而不要争执于国名、国旗和国歌之次要问题。上述言论以及施明德所谓的“台独”诉求，被传播到全台各地。但当时，台湾社会对“台独”的看法仍然非常负面。

　　尽管美丽岛司法大审判有关对“台独”的讨论，其声势似乎不小，但与同时期的海外“台独”相比较，后美丽岛时代的“台独”论述显得保守谨慎。此后，随着国民党对“台独”的全面压制，党外人士相对在“台独”上表现出谨慎的姿态。1982年党外发表“党外人士的共同主张”，虽然党外强调自决，但主张的前提却是“民主、团结、救中国”。“台湾自决”与“救中国”是否有连带关系呢？党外人士显然不能自圆其说。但却可以避免掉入国民党的“台独”指控。党外虽然强调与中华民族相连结的保护网，但也提出包括主权归属在内的全民公决，无疑再一次偷渡“台独公投”之主张，只不过他们采取了多方迂逥的手法。1983年为因应“增额立委”选举，党外提出了“民主，自决，救台湾”的口号，幷发表政见，这有别于前年的党外“救中国”之连结，才过一年，党外便抛弃中国的包袱，而直接强调由台湾全体住民自决。党外用“住民”这个词来代表先前的“人民”，显然为了缓和“台独”常被曲解的族群排斥性。

　　由于党外“十大政见”的第一条被国民党指控为“台独”，党外主流、且是党外领袖之一的康宁祥便主动要求删除“自决”的政见。康派当时算是温和派，虽然主张“台独”，但不反对统一。康派的做法使党外产生了反康派的两股力量：一股是质疑康派“台独”立场的力量，来自继承美丽岛政治运动的“台独”派，他们要求康宁祥退出党外革命领导阶层，反对大一统的泛中华主义，支持台湾乡土文学和台湾民族意识的建立；另一股力量则质疑康宁祥对国民党的妥协。他们充满深厚的统派性格，是党外统派势力的延续。以李敖、林正杰等人为主。《前进》周刊为其喉舌，在“台独”和统一之间，他们和康派一样站在中间，与康派不同的是，他们更倾向统一，当时康派在政治光谱的中间，左右两端都有党外的统独两派。

　　康派的主张是希望党外朝反对党的地位发展，但反康派认为要巩固群众基础，只有等到台湾权力的结构改变时，国民党才会被迫交出政权。而如果直接走进立法机构，就如同踏进国民党预选设计好的陷阱。当然，透过选举赢取更多的席次，在体制内寻求改革的稳健做法，仍是当时党外的主流思维。虽然公职挂帅的思维，一直主导“后美丽岛”时期的党外行动之主轴，但有别于康派之党外主流。党外非主流对党外路线仍具有相当的扭转实力，尤其是“台独”派在批康运动中的势力不断增长。其原因就在于，当美丽岛杂志终止发行以来，另一波党外杂志又蓬勃发展，这些杂志在宣传台湾意识，散布“台独”种子方面不逸余力。事实上，这些积极宣传“台独”理念的杂志，其不少成员后来都成为新潮流系的早期班底。但党外的主流仍然觉得不能与“台独”搅到一起。在1986年民进党成立时，其党名就是为了不卷入中国情结与与台湾情结的困扰，而改采“民主进步党”之名称。因为当时组党是会面临国民党的制裁和打压，党外仍然需要统合党外所有的势力以资抗衡，而不急于在统“独”问题上摊牌，以免分散新生政党的力量。

　　民进党成立后，虽然该党继承了党外的传统，但随着民进党政治势力的提升，其追求“台独”的企图越来越明显。民进党经1986年11月“自决党纲”、1988年4月“四一七决议文”，1990年10月“一〇〇七决议文”的酝酿，终于在1991年通过“台独党纲”，明确揭示民进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台独党”。

　　民进党创党之初就直接在其党纲中明确提示隐含“台独”诉求的“自决”主张，但又要避免触及国民党的红线以求自保。因此，搬出1966年联合国大会所通过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的国际规约”来做挡箭牌，幷且始终否认其为“台独”。民进党首任党主席江鹏坚就曾称，“遵守宪法就是反台独、反共”。江鹏坚甚至将支持“台独”比拟为“强盗”，不惜以贬损“台独”的方式来声明民进党与“台独”无关，足见创党之初民进党所面临的外界压力。尽管如此，民进党的自决主张仍然有相当程度的号召力和鼓动性。

　　1987年7月15日，蒋经国宣布“解严”，台湾新的政治情势让岛内外“台独”野心大增。随着国民党当局对“台独”运动的态度逐渐发生转变。“台独”主张在岛内的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海外“台独”势力也开始回到台湾本岛，将“台独”的主战场由海外搬回台湾。由此，海外“台独”随之掀起一波波的返台热潮。并与“解严”前后台湾内部快速变迁的政治情势相互激荡，在台湾岛内掀起新一波的“台独”高潮。

　　由于国民党的“解严”动作并未从根本上化解与民进党的矛盾，相反使两党的矛盾和对抗进一步升级。1987年8月底，“台湾政治受难者联谊会”成立，蔡有全、许曹德等人提议将“台湾应该独立”列入章程而获得通过。这是战后台湾岛内首次政治团体组织化的“台独”公开声明。也就是说，台湾政治受难者联谊会是岛内公开主张“台独”的政治组织。由于当时“台独”仍然是禁令，蔡、许两人被判重罪。1987年11月9日，民进党第二届党员代表大会中更通过“人民有主张台湾独立的自由”。民进党企图以全党声援“蔡许台独案”作担保，并高举“台独”言论自由的基本人权与国民党对抗。

　　1988年4月17日第二届全台党代表大会第一次临时会通过了“四一七决议文”，民进党以“四个如果”间接暴露其“台独”诉求。尽管如此，在这个时期，党内对“台独”的分歧还是存在。1988年8月8日，黄信介在竞选民进党党主席时直言：“实际政治上，有许多是可说不可做（“反攻大陆”），有许多反而是可做不可说（“台独”）”。黄信介的观点，认为当时民进党实力不足，一语道破岛内“台独”的困境。但在“台独”路线的压迫下，林正杰等一批统派人士逐渐退出民进党，“台独”诉求在民进党内部逐渐成为谁都不能触碰的政治图腾。党内渐渐已经没有不主张“台独”的自由，而只有主张‘急独’与“缓独”的自由。

　　在民进党内部“台独”强硬派的催促，以及1990年海外“台独”回归行动所可能抢占岛内“台独”政治版图的压力下。民进党为了争夺“台独”的话语权，在1990年10月通过“一〇〇七决议文”，宣布台湾主权与大陆无关。这时民进党仍然不敢对“台独”全然表态。但随着岛内政治局势的复杂，以及对“台独”言论的不断测试，民进党领导层已不再拘泥于黄信介的“可做不可说”之框架，而是直接祭出“台独”大旗。1991年1月13日，民进党第五届第一次全台党员代表大会修正通过“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基本纲领。此为一般所称的民进党“台独党纲”。

　　1992年5月15日，台湾立法机构三读通过“刑法第100条”修正案，废除其中“和平内乱罪”条款，使得过往的“台独”言论及“台独”结社之法律限制，至此走入历史。“台独”诉求从此在岛内大肆散布与宣传。随着“台独党纲”成为民进党的神主牌，也给民进党后续发展带来重大的影响。

　　李登辉执政时期，国民党内部对于民进党的“台独”主张内部意见分歧，大致形成两派：李登辉一派扮演白脸，强硬派扮演黑脸。强硬派主张要解散民进党，但李登辉主张留一手，当然有其政治考虑。其目的还是利用民进党来压制国民党内部的政治对手。李登辉拉“台独”势力来压制党内政治竞争者是当然有策略上的考量，但也与李登辉本人的“台独”分裂思想有关，但这些客观上对“台独”在岛内的发展起到了某种掩护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