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独大佬”史明（1918-2019）活了很久，现在终于走了。本文从“台独运动”“台独史观”两个方面对他加以评论。

　　作为“台独运动”领袖之一的史明，注定失败

　　我和史明有过一次接触，那是1986年7月在芝加哥大学举办的“台湾问题国际研讨会”上。当年史明被“台湾当局”通缉，台湾学者都不敢和他接触。有一位学者告诉我：“你们的史明来了”。他指的是史明曾经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活动。实际上史明是我们的“老相识”，我就写过批判他的文章。当时我提交的论文是《清代台湾分类械斗的若干问题》，这纯粹是一篇历史学的学术论文。可是，宣读以后，有人马上从政治角度向我提问，他们问道：你说清代台湾是移民社会，为什么却变成殖民社会、台湾人民饱受外来统治之苦？一个国家关心的是土地，还是人民？提问者有史明，也有因为“美丽岛事件”被国民党判刑的吕秀莲。给我的答辩时间只有5分钟，但已足够了。我把史明的外来统治论作了重点的批驳，说明为什么当时在台湾当官的都不是台湾人，那是因为清朝有逥避制度，不只是台湾人不能在台湾当官，福建人也不能在福建当官，浙江人也不能在浙江当官。为什么台湾的米要运到福建来，那是因为台湾产米不能不卖，福建缺米不能不买。每当福建、台湾都丰收时，福建不买台湾的米，台湾有米卖不出去，造成“熟荒”，日子就不好过了。我讲了以后，他们就不再提问了。这是我第一次同“台独理论家”面对面的交锋。

　　过后，看到他一个人孤单地坐在那里，我们便主动地过去找他。我们告诉他，读过他写的《台湾人四百年史》。接着谈到他当时的情况，他说，他没有“牵手”（指妻子），也没有孩子。现在68岁了，一个人在日本开一家面食店，除了自己的生活费用以外，剩下的钱全部用于“革命”。他把“台独”当作“革命”，当作自己的事业。我问他：“台独”有前途吗？他回答说：有，主要依靠工农阶级。我说，现在台湾农民不会有革命的意愿。他说，是的，主要看工人。我说，台湾工人受国民党的控制很厉害。他说，是的，“我主要依靠流动性强的工人，如汽车司机、火车司机等等”。我想：这能有多大力量？我看他是明知无望而在硬撑着，看到他那老迈孤独的身影，我感到既可怜又可悲，因为他选上了一条必然失败的道路。当年他给我留下了他的地址：日本东京都丰岛区西池袋1-23-4，幷且说如果我们去东京他会带我们去玩。史明毕生从事“台独运动”，被称为“台独教父”“台独大佬”“台独革命家”，他始终坚持“台独”的主张，在台湾还组织“独立台湾会”，主张应尽早推翻“中华民国”的“殖民体制与特权”，同时建立“台湾国”。实际上他早已知道自己看不到“台独”了，有人采访他，他说“年轻真好”，可是他已经老了，“如果看不到独立的那天，这些受苦就全失去意义，而当痛苦失去意义，就只剩絶对的痛苦了”。记者问他，“现在真正坚持台湾独立的人看来却很少，是否仍感孤单？”史明感叹：“孤单啊！但要克服！”史明曾经哀叹道：“台湾离独立还很遥远”。其实何止是“遥远”，而是根本做不到。一些“台独”分子已经断言：“台独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台独是梦，根本做不到，因为最佳时机已过”；“台独建国已没有市场”。

　　史明把希望寄托在谁的身上呢？蔡英文。他说，2020年选举，蔡英文若没上，史明及400年来的“独立运动”就全部被丢掉。蔡英文上台以后，有意抬高史明的地位，先是聘他为领导人办公室“资政”，后来还拥抱史明，为他“庆生”，当史明跌倒受伤时，蔡英文还赶往医院探望，可见她对这个“台独大佬”感情至深。蔡英文表明她要当史明的继承人，她说，史明一生为了台湾主权独立在奋斗，“他的未竟志业，我会永远记在心里”。

　　作为“台独运动”领袖之一的史明，妄图逆潮流而动，注定会以彻底失败告终，这也是他的继承者和一切“台独”分裂主义者共同的下场。

　　作为“台独史观”始作俑者的史明，贻害后人

　　史明所着的《台湾人四百年史》是第一部用“台独史观”写成的台湾史著作。1962年在东京出版日文本。他的“台湾民族论”认为台湾人不是作为中华民族一部分的汉人、高山族人，而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因此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史明的“台湾民族论”有两个特点，其一是强调“本地社会和本地人”，认为他们并没有“被吞没为中国、中国人的一部分”；其二是把“民族”与“阶级”等同起来，把统治与被统治关系归结为殖民与被殖民关系，把统治阶级视为外来殖民统治。把统治阶级称为“大陆汉人”、被统治阶级称为“台湾汉人”。此外，史明还为“台独史观”建构了这样一些观点：台湾从荷据、郑代、清朝、日据都是“殖民地”，台湾与大陆属于不同的“经济圈”，台湾人不属于中华民族，而是具有“台湾意识”的“台湾民族”，“台湾民族”形成之后，便开始“反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外来殖民统治的民族独立运动”，台湾人求生存的唯一途径是“自决”“独立”，等等。

　　史明的《台湾人四百年史》1980年出版中文本，开始对台湾岛内传播。此后，台湾内部一些具有“台独”思想的人也开始建构“台湾文化民族主义”和“台独史观”。“台湾文化民族主义”是在20世纪80年代台湾党外运动影响下，由“支持台湾民族主义运动的人文知识分子”建构起来的，有的学者指出，它的出现“要比政治反对运动的民族主义动员稍晚”，而且具有“企图将台湾文化‘去中国化’之后再‘民族化’的特色”，以及“高度的政治化性质”。

　　应当指出，史明的许多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应当加以批判和澄清。1991年台湾“统盟”主席、“人间出版社”社长陈映真向北京提出要求组织人力批判史明的《台湾人四百年史》，北京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台湾研究所。我当即发动本所人员撰写论文，一共写了17篇，1993年完稿。1994年由陈映真以《史明台湾史论的虚构》的书名在台湾出版，作者全部用的是笔名。这是两岸第一本批判“台独史观”的学术著作。我当年写了《评所谓“台湾汉人”与“大陆汉人”》一文，指出这是史明建构“台湾民族论”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它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实际上也讲不通，一旦抽掉了这一理论，“台独史观”就没有多少依据了。

　　后来，史明为了拉拢外省人，就对“台湾民族”给予新的含义，认为只要能够理解台湾民族主义及台湾独立运动的必然性，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台湾人。他把一部分外省人，视为台湾人的一部分，因为这些人共同受到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压迫，幷且已经逐渐融入台湾人当中了。应当说，史明的“台独史观”对“台独分子”以及一些追随者有一定的影响，被他们视为“台独建国和精神导师”。

　　应当说，经过李、扁、马、蔡当局20多年的建构，“台独史观”已经基本上建成，幷且已经在台湾历史教育中占有主导地位。“台独史观”的主要特性就是“去中国化”，为此，也就需要“台湾化”及“皇民化”。“去中国化”和“台湾化”“皇民化”是一体两面。“台独史观”的政治目的就是要把台湾与中国对立起来，塑造一个“以台湾为核心”的“国史”，建立“以台湾为主体的下一代史观”，使台湾学生和年青一代成为在政治、文化以及民族上完全不认同于中国的一个群体。有人公然提出：要“让台湾囝仔有台湾的史观，摆脱中国的奴役教育”“台湾史才是国史”。

　　“台独史观”的传播不是因为它本身有什么魅力，而是在于“政治社会化”。政治社会化是一个政治的教育训练过程，就是把当权者所认同的政治取向、行为规范传授给所有成员的过程，它通过家庭、学校、社会共同体、大众传播媒介、信息网络等等途径，塑造社会成员政治心理、政治意识。“台独史观”就是经历多年来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建构起来的。

　　“台独史观”已经和必将导致严重的后果：严重扭曲台湾民众的认识和视野，不再认为自己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有必然联系，把两岸认同彻底割裂，鼓吹“天然独”或“天然台”，误导民众的“国家认同”，以致走向“台独”分裂的危险道路。作为“台独史观”始作俑者的史明，带出了一批徒子徒孙，广泛散布“台独史观”，流毒世间，贻害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