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经过几十年的建构，“台独史观”已经基本建成，幷且已经在台湾历史教育中占有主导地位。“台独史观”的主要特性是“去中国化”，“去中国化”与“台湾化”“皇民化”是一体两面，体现了分裂主义的实质。“台独史观”已经严重地影响到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它们的政治目的已经部分达到。“台独史观”将导致台湾民众“理直气壮”地走上分裂主义的危险道路。大陆方面如何认真面对“台独史观”的严重影响，是当前必须重视的一个课题。

　　关键词：“台独史观”；“去中国化”；“国家认同”；分裂主义

　　一、“台独史观”的建构过程

　　几十年来，“台独史观”有一个建构的过程，发生了一些变化和发展。本文根据“台独史观”发展的四个阶段，介绍其建构过程、主要特性及其对台湾社会造成的严重影响。

　　第一阶段：台独思潮与台独史观的形成（20世纪80年代以前）。

　　1945年台湾光复，台湾摆脱了日本殖民统治，然而由于国民党政府独裁统治和贪污腐败，给台湾民众带来新的灾难，特别是“二二八事件”的发生，更使民众对“祖国”失去信任，“分离主义意识”和“台独思潮”开始产生。“台独思潮”是一个自发的不成型的政治意识，经过“台独运动”的理论化和系统化过程才形成“台独理论”，这些“台独理论”，包括“台湾民族论”“台湾国民主义”“台湾政治实体论”等等，其中“台湾民族论”就与“台独史观”有密切关系。史明是“台湾民族论”的首创者，是“台独史观”的始作俑者，他所着的《台湾人四百年史》是第一部用“台独史观”写成的台湾史著作。1962年在东京出版日文本。他的“台湾民族论”认为台湾人不是作为中华民族一部分的汉人、高山族人，而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因此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史明的“台湾民族论”有两个特点，其一是强调“本地社会和本地人”，认为他们并没有“被吞没为中国、中国人的一部分”；其二是把“民族”与“阶级”等同起来，把统治与被统治关系归结为殖民与被殖民关系，把统治阶级视为外来殖民统治。把统治阶级称为“大陆汉人”、被统治阶级称为“台湾汉人”。此外，史明还为“台独史观”建构了这样一些观点：台湾从荷据、郑代、清朝、日据都是“殖民地”，台湾与大陆属于不同的“经济圈”，台湾人不属于中华民族，而是具有“台湾意识”的“台湾民族”，“台湾民族”形成之后，便开始“反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外来殖民统治的民族独立运动”，台湾人求生存的唯一途径是“自决”“独立”，等等。应当指出，史明的许多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例如，强调“本地社会本地人”的观点，后来没有人再提了；史明自己也不再讲“大陆汉人”与“台湾汉人”了。但他许多观点仍然对台湾社会产生影响。

　　第二阶段：“台独史观”在岛内的建构与传播（80—90年代）。

　　史明的《台湾人四百年史》1980年出版中文本，开始对台湾岛内传播。此后，台湾内部一些具有“台独”思想的人也开始建构“台湾文化民族主义”和“台独史观”。据萧阿勤的研究，“台湾文化民族主义”是在20世纪80年代台湾党外运动影响下，由“支持台湾民族主义运动的人文知识分子”建构起来的，它的出现“要比政治反对运动的民族主义动员稍晚”，而且具有“企图将台湾文化‘去中国化’之后再‘民族化’的特色”，以及“高度的政治化性质”。当时建构“台独史观”的代表人物有李筱峰、李永炽、郑钦仁、陈芳明、张炎宪，杨碧川等人。郑钦仁1983年发表《台湾史研究与历史意识之检讨》一文，比较全面地对过去台湾史的研究提出检讨，他指出，厦门大学研究台湾史，“我们不难想象台湾史的研究重心放在厦门，不无配合统战的用意”，他认为“在台湾对人文社会科学不重视的情况下，在历史学的领域要在国际上竞争势必不可能，唯一可能的就是台湾史的研究”。他的主要观点是：一、台湾史的研究和未来的生存问题息息相关。二、台湾史的研究不能受限于中国史的观点，唯有以世界史的观点才能看到台湾在过去与未来所扮演的角色，摸索出台湾自立生存之道，摆脱周围强权的纠葛。三、以政权统治而断代分期的“政治史观”是落伍的，台湾史家必须思考历史的主体性，以人民为历史主角，而历史也是为我们而写。四、“中原文化本位主义”是错误的统治理念，使历史教育无法培养国民合理的观念。五、过度强调中央集权、中国统一而忽视地方文化的价值性。六、要在学理上探讨海洋因素的重要及其对台湾前途的影响。总之，他强调台湾史研究要重视形成自己的“历史意识”。作者指出这篇论文只是“问题的提出”，而不是“问题的解决”，实际上应当把它看作是建构“台独史观”的“动员令”，此后许多人便行动起来了。

　　这个时期建构的“台独史观”，一是着眼于“去中国化”，二是试图“台湾化”，三是鼓吹“日本统治有功于台湾”。历史教育要脱离“中国的文化霸权”，提倡“地域主义”，强调加快建立“台湾主体性”。“台独史观”与“台湾文化民族主义”一样，其目标是“彻底建立一个与中华文化传统互不涵摄的台湾文化传统”，“试图形成一个台湾民族独立建国的文化基础”。以上的“理论”和观点主要是从具体历史方面故意歪曲事实，制造舆论，是经不起历史的检验的，是站不住脚的，但是经过一批受政治反对运动影响、具有反国民党倾向的人文知识分子的建构与传播，逐渐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以致为不少人所接受。“台独史观”与当时台湾政治的转变互相激荡，对于台湾文化面貌的改变产生较大的影响，这是不可低估的。

　　第三阶段：向教科书渗透的开端（1995—2000年）

　　1995年在“台湾当局”主导下，组织一些历史学者参与编写《认识台湾》教科书，尽管存在“尊重史实、客观中立”的一面，但由于受到“政治干预”，只能在“以台湾人的观点写台湾史”“以台湾人为主体”的“基本共识”下编写。于是第一次把台湾史从本国史中分割出来，历史教学分为“认识台湾（历史篇）”、本国史、世界史三个部分，幷且出现以下几个特点：一、“去中国化”，排斥“中国的台湾”，许多与中国大陆密切相关的历史事实被删除和“失忆”了，“中国人”“中华民族”这样的字眼不能出现。二、强调“台湾主体性”：以“台湾的台湾”为原则，强调“我们都是台湾人”、制造出“台湾魂”“台湾精神”等等。三、对具体史实加以曲解，肯定日本统治的“功绩”，制造诸如“糖业王国”、守时、守法等观念。《认识台湾》教科书虽然不是由台独学者主导的，但在李登辉“经营大台湾”与行政当局的政治干预下，在“同心圆史观”的影响下，编写工作成为建构“台独史观”的附庸，特别是以教科书形式出现，“名正言顺”地对青少年学生进行“台独史观”的教育，其严重影响不可忽视。有的学者明确指出，《认识台湾》的要害是鼓吹“台独”意识和“皇民史观”。

　　第四阶段：历史课纲“去中国化”的步步推进

　　2000年陈水扁上台以后，当局进一步推行“去中国化”，在历史课纲上有不少动作。2003年将中国史中的明代中期以后、清史、民国史全部放入“世界史”。2004年把“台湾史”完全与“中国史”切分开，一度竟然让200多年的清朝历史，在高中历史中消亡了。“九五暂纲”把原本的台湾史一册、1500年以前的中国史一册、世界史二册（含1500年以后的中国史）的必修课程规划，改为台湾史一册、中国史一册（含1500年以后的中国史）、世界史二册。也就是在教学时数（每周2小时）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将1500年以后的中国史全部塞回第二册，用一学期的时间教完。“九八课纲”精神上与“九五暂纲”相当接近，即反对把台湾纳入中国，“台湾史才是国史”。

　　马英九执政后，台湾教育部门在2012 年对高中历史课程纲要进行小幅度修改，但课程纲要中一些实质性错误并没有进行修正。2015年当局提出要对课纲进行“微调”，拨乱反正。实际上这次课纲的微调，只涉及17个要点，这些微调只涉及一些用语上的修正和勘误，许多涉及国家认同的问题。微调是有道理的，可是却遭到民进党和緑营的反对，称之为“历史教育的大复辟”，他们通过抗议、行政诉讼、静坐、走上街头以及发动专业人士和青年提出“反课纲”运动，民进党执政的6个县市表明“不配合”微调等等手段，展开激烈的抗争，以致课纲微调没有结果。这一事实表明“台独史观”在台湾历史教学上已经占有主导地位，台湾社会上正确的史观已经无力与它较量了。2016年蔡英文上台后，当局立即彻底废除马英九执政时的“课纲微调”，而提出“十二年国教社会领域课程纲要草案”，将高中历史的分域再修改为“台湾史、世界史、东亚史”，大减资料性内容，重点放在台湾最近500年脉络，并将以往专论呈现的“中国史”删除，把中国史放在东亚历史脉络中讨论。有的学者指出：“这是一个‘斩草除根去中国化’的历史课纲”。“从此，台湾下一代所被建立的将是与中国大陆、中华民族不再有任何历史记忆的‘台独史观’。”另一位学者指出：“这种新课纲的安排，让台湾可以是东亚人、世界人、地球人，但就是不连结到中国人，这是民族认同的去中国化。切断与中国的关系、也切断了与汉民族的关系，又以多元文化、多元价值之名，取代汉民族为主流的历史，显然这是一部意欲刨除台湾与大陆文化连结、翻转历史的政治课纲。”

　　总之，毋庸讳言经过20多年的建构，“去中国化”“台湾化”“皇民化”已经基本上完成，也就是说“台独史观”已经基本上建成，幷且已经在台湾历史教育中占有主导地位。

　　二、台独史观基本建成的三个标志

　　第一，建构了一系列历史记忆：例如“台湾民族论”“海洋文化论”“台湾民族主义”“台湾自古不是中国领土”“台湾人一贯受外来统治”“台湾依附于中国大陆的年代是对台湾最不利的时期”“日本统治之前台湾是荒芜之地”“中国是出卖台湾的国家”“日本统治有功于台湾”“中华民国政府是外来政权”“台湾中国，一边一国”“中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要吞并台湾的敌对国家”等。

　　第二，灌输了一系列被歪曲的史实：例如，提出“原住民”的概念，而不称为“原住民族”； 不提“汉人来台与国际竞逐时期”而称为“国际竞逐时期”，强调“滨田弥兵卫事件”“麻豆溪事件”突出日本人早期来台，而否认早期汉人在台湾的活动；不提“明郑统治”，而称谓“郑氏统治”，否认郑氏是中国明朝的政权；称为“日本统治”，而不敢称为“日本殖民统治”，也不讲“台人与抗日战争”；不肯讲抗战胜利后“光复台湾”，而称为“接收”台湾；提“多元文化发展”而不讲“中华文化与多元文化的发展”；讲台湾开港不讲如下历史背景：鸦片战争后外国列强入侵中国，在英法联军之役后签订《天津条约》与《北京条约》，清朝才将台湾纳入开港通商；不承认清代后期台湾曾经成为当时全中国最先进的省份之一；不讲台湾与甲午战争后晚清变法运动与辛亥革命的互动，孙中山来台寻求台人支持，以及台人参与革命及中华民国之建立；不讲新型态本土知识菁英受到“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与作为；不提“妇女被强迫做慰安妇”等等。

　　第三，体现了“台独史观”的主要特性：概括地说，“台独史观”的主要特性是“去中国化”，为此，也就需要“台湾化”及“皇民化”。“去中国化”和“台湾化”“皇民化”是一体两面。

　　由于台湾历史与中国历史是不可分割的，“台独史观”为了达到其分裂祖国的政治目的，便极力“去中国化”，要从历史上把中国与台湾分割开来。等等 “去中国化”的“理论”要点是：一、台湾文化是多元的，中国文化只是台湾文化的一部分，从而否定了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二、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不同，台湾是海洋文化，中国是大陆文化；三、中国文化是落后的，必须加以“淘汰”和“彻底抛弃”；四，不认同中国文化，要认同台湾文化。总之，“去中国化”抱有分裂主义的政治目的。为此，他们极力贬低中国文化，削减中国史教学的分量，并在台湾史的教学中，从早期中国大陆与台湾的交往、汉人早期开发台湾经营台湾、郑成功收复台湾、拥戴明朝的郑氏政权治理台湾、康熙进取台湾实现全国统一、清朝设台湾府隶属于福建省、清朝对台湾的治理、近代史上台湾密切关系、台湾近代化的成就等等都加以弱化、淡化和抹煞，蓄意割断台湾历史与中国的关系，使青年学生不知道台湾的历史真相。

　　与此同时，强调“台湾化”，首先否定台湾以汉人为主体的历史，强调所谓“原住民”是台湾历史的主人，妄图重建已经破产的“台湾民族论”。否定台湾以中华文化为主体，鼓吹台湾是“多元文化”。强调台湾直接与国际的联系，用以“跳脱中国”，切断台湾走向国际与整个中国近代史的关系。“台湾化”强调台湾历史要讲“台湾的台湾”，而不是“中国的台湾”“台湾史才是中国史”“中国史是外国史”。因此，教科书上居然写出：“中国第一大岛是海南岛”“我国最高山是玉山”“李白是中国的伟大诗人，而不是我国的诗人”“我国国土面积是3.6万多平方公里”等等。

　　“台湾化”的另一个重点是“皇民化”。把“日据”改为“日治”，而不讲“日本殖民统治”；否定“日本占据”台湾，改为日本治理台湾，“日治”作为褒义词，为日本殖民统治歌功颂德。例如，鼓吹殖民者“致力从事基础建设幷发展经济”“日本将台湾建设成一个东南亚数一数二的地区”“日本在台湾实行地方选举，让台湾人初尝自治之味”“台湾生活水准急速提高”等等。此外，他们把抗日战争胜利和台湾光复，说成“终战”，把慰安妇说成是“除瞭风尘女子，还有自愿参加海外慰安工作的妇女”。用诸如此类的“亲日反中”的“皇民化”与中国划清界限，从而达成“去中国化”。

　　三、“台独史观”的严重影响

　　“台独史观”的政治目的就是要把台湾与中国对立起来，塑造一个“以台湾为核心”的“国史”，建立“以台湾为主体的下一代史观”，使台湾学生和年青一代成为在政治、文化以及民族上完全不认同于中国的一个群体。有人公然提出：要“让台湾囝仔有台湾的史观，摆脱中国的奴役教育”“台湾史才是国史”。

　　除了历史教育之外，台湾社会还通过许多渠道传播“台独史观”。例如，当前全台各地如火如荼地复建日式房舍。在台中，重新竖立起台中公园的日本鸟居（牌坊），“台中文学馆”则是修复日据时代的警察宿舍，还要修复“帝国糖厂”的营业所，虎尾“云林故事馆”是日据时代虎尾郡守的官舍。有人主张在嘉义要整修一片日式木屋，作为新兴观光景点。桃园市要把忠烈祠恢复为“桃园神社”，台南修复了日据时期的“林百货”，屏东要修复牡丹乡高士村的日本神社，花莲县凤林镇公所日前修复了林田神社，台东县“民权里日式建筑文化园区”，在台北已经不少日据时代的建筑已经修复，现在又有人要修复衡阳路与博爱路口的“菊元百货”。又如，电影《湾生回家》《海角七号》《KANO》等等也都表达出对日本的感情。对于此类行为，台湾有人评论说：“以所谓‘活化’历史为名的修复日据时期建筑的运动，正在全台湾兴起。其背后存在着民进党当局颂扬日本殖民者、掩盖日本殖民时期残酷压榨台湾民众历史的目的，它将源自中华的台湾年轻人的国族认同进一步模糊化，最终打造所谓‘台湾主体意识’，以便实现其‘台独’迷梦。”“由殖民而起的历史伤痕，不但未被妥善清理与抚平，在台湾却通过官方（蓝緑）、民间与外在的力量共同延续伤痕，以城市地景、教科书史观论述等‘润物无声’的方式改写历史”。总之，时至今日，“台独史观”的建构已经基本完成，而且已经和必将导致严重的后果：严重扭曲台湾学生的认识和视野，不再认为自己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有必然联系，把两岸认同彻底割裂，鼓吹“天然独”或“天然台”的说法，其要害是误导民众的“国家认同”，以致走上“台独”分裂的危险道路。

　　对此，许多学者都有一些共识。有的学者指出：“经过长期潜移默化的教育，絶大多数台湾青年的‘国家认同’已经与他们上一代有了明显的代沟，他们普遍认为台湾不属于中国是‘理所当然’的事实，也较少对两岸最终走向统一持肯定立场”。有的指出：“两岸异己关系的台独史观已经慢慢建立起来”；“在普遍30岁以下的学生或社会人士，他们常觉得中国与台湾是互不相属的”；“事实上，改变台湾青少年的历史认同与国族认同，从小学历史教育即已着手，现在已经达到目的了。通过历史教育，让青少年意识到台湾史是我们的历史，中国史是中国人的历史，进一步意识到：我们是台湾人，台湾的历史才是我们的历史。在本质上，这已经不是教育改革，而是‘国族认同’的改造了”。有的认为，“由于受两岸政治对立结构和台湾岛内‘台独’思潮的影响，两岸民众的先天原生性情感逐渐淡化，‘血浓于水’、民族大义情感的影响力日渐减弱。尤其是台湾年轻一代的国族认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大陆的情感也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尽管关于国族认同的比重民调的数字会有变化，但不论是在民进党执政还是在国民党执政时期，“中华民国（或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前途要由2300万台湾人民来决定”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这说明“台独史观”已经严重地影响到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其政治目的已经部分达到。观念的力量不可小视。台湾社会已经形成的“台独史观”乃至对“国家认同”的看法是一股不可轻视的力量，有了“一边一国”的观念，他们就会理直气壮地在国家认同上走向“台独”分裂的危险道路。对此我们需要有一个清醒的估计。

　　四、如何面对“台独史观”

　　在大陆内部如何面对这种严重的状况，看法是有分歧的。许多人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们认为大陆有能力改变这种状况，他们存在一种“惯性思维”，认为凡是犯错误的思想，都可以通过“灌输正确思想”和“批判错误思想”来解决。就“台独史观”来说，大陆可以通过对台宣传，制造舆论，去除错误的“历史记忆”，消除“皇民化”的影响，建造共同的历史记忆，对于他们所建构的历史记忆、所传播的错误史实，逐个地进行纠正和批判，让台湾民众接受。用这种办法解决“台独史观”的问题。其实这样的惯性思维不知道形势变了、对象变了，思维方式也要跟着改变。现在面对的不是大陆人民，而是经受长期“台独史观”教育的台湾民众。我们没有可能去给台湾学生上课，没有办法去改编教科书，我们对“台独史观”的批判估计没有多少人会去看，即使看了也不会轻易接受，甚至可能被他们用来作为反对我方的藉口。“灌输－批判”的惯性思维已经不适用了。此外，要想通过国民党当局对课纲的修改乃至“微调”来消除“台独史观”，那也是一厢情愿。总之，依据惯性思维我们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可以阻挡“台独史观”的恶性发展。

　　关键问题在于“政治社会化”。政治社会化是一个政治的教育训练过程，就是把本政治系统所认同的政治取向、行为规范传授给所有成员的过程，它通过家庭、学校、社会共同体、大众传播媒介、信息网络等等途径，塑造社会成员政治心理、政治意识。“台独史观”就是经历了这样的过程而建构起来的。我们不可能介入台湾的政治社会化，也无法通过台湾的上述途径进行反对“台独史观”的教育。这就是“灌输－批判”的惯性思维无法发生作用的原因所在。因此必须抛弃惯性思维，改变思维方式。是否可以考虑针对惯性思维提出一种“逆向思维”？“灌输－批判”的惯性思维，是针对“台独史观”建构的历史记忆和传播的错误史实，进行逐个的纠正和批判，最终达到消除整个“台独史观”的目的。这是一种“从局部到整体”“从小到大”的思维方式。逆向思维则是“从整体到局部”“从大到小”，就是不必针对“台独史观”的观点和史实一个个地解决，而是从大处着眼，把“台独史观”放在更大的范围来考察，即把“台独史观”放在“台独思潮”“台独运动”的系统内考察，甚至把它放在两岸关系这个大系统内考察。这就是着眼于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系统内，反对“台独”，遏制“台独”，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直到“台独做不到，就是做不到”“两岸应当走向和平统一”成为多数人的共识，这样最终解决“台独”问题。那时，“台独史观”也就迎刃而解了。这是“从大到小”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当然，批判“台独史观”、纠正被他们歪曲的史实这类工作还是要做，通过两岸交流，增进两岸共识，可能得到一定的效果，这是“治标”的工作。更重要的是“治本”，要标本兼治，消除“台独史观”造成的恶劣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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