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台湾有些学者认为台湾史研究有所谓“中原史观”与“台湾史观”之分，而大陆学者的研究则被他们称为“中共史观”。现在上述情况发生了变化，在李登辉、陈水扁执政时期，“台独史观”逐渐占据重要地位，它不仅表现在学术研究上，更重要的是企图通过修改教科书和课程纲要，向青年一代灌输这种史观，这种“政治干预学术”的情况及其可能导致的后果，已经引起台湾政界、学界的普遍重视。

　　本来，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台湾史曾经成为“禁区”。张炎宪指出：“在戒严体制下，反共与中国教育笼罩一切，台湾史被视为旁流、支流，甚至认为台湾史的瞭解会激起本土认同，造成分离思想。”那时，台湾史研究基本上是在传统史观影响下进行的，有人甚至称之为“国民党史观”。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台湾史观”与“中原史观”的争论。陈芳明以“内地化”与“土著化”的争论加以说明：“李国祁的观点，完全是从传统的历史学出发，也就是以中原史观为本位，考察台湾社会如何成为中国内地的一部分。陈其南的解释，则是以人类学的理论为基础，从生活习惯、行为模式与价值观念来观察台湾社会本土化的过程”。他认为李国祁“把台湾社会看成中国本土的一个附庸”，而陈其南则是“以台湾住民、台湾社会为主体的历史解释”，即台湾史观。

　　现将当前台湾学者研究台湾历史的三种主要的流派介绍如下：

　　一、台独史观

　　在今日台湾，“台独史观”颇为流传，有所谓“后殖民史观”“同心圆史观”等等名目，他们有时自我标榜为“台湾史观”，实际上它与真正的客观的学术的台湾史观有原则的区别。

　　陈芳明，强调“台湾历史的内在结构”和“台湾人民的主体性”“亦即以台湾住民与台湾社会为主体的历史解释”。后来他又把这种史观称为“后殖民史观”，他说，这是指“殖民地社会在殖民体制终结后对其历史经验进行反省与检讨”，它“特别强调历史发展过程中被殖民表现的扺抗文化。一部台湾殖民历史，乃是一部充满挣扎、顿挫、飞扬的扺抗运动史。”他认为“在现阶段，国民党史观与中共史观都极力避开触及台湾的殖民经验”。

　　这种史观涉及的主要问题是台湾史与中国史之间的关系问题，甚至扩及到政治问题，其中包括：“台湾历史要放在中国这样一个单位来谈，还是放在台湾的叙述单位来谈”；“台湾的政权本身一直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整个过去的研究都以中国史的本位来研究台湾史，所以在台湾史的研究上受到中国史研究最深的影响。而非西洋史学”；“台湾史长期以来受到中国研究的影响，而认为台湾史是中国史研究中的边疆史地域史，而不认为是一个国家的历史”；“台湾史能不能成为一个新历史的分野，在于台湾是不是作为一个国家，是否可以脱离中国而成为一个历史的主角？如果这个前提可以成立的话，台湾史就有一个新历史史观可以来对抗目前官方的既定的‘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历史史观”；有人明确表示：“我认为台湾史应该要退出于中国史之外”。张炎宪说得很明白，这种史观是要使“台湾研究渐渐脱离附庸于中国的观点，而建立起（台湾）主体地位”。学者王明珂针对上述观点指出，“由历史记忆观点，这种新的台湾史研究风尚以及历史诠释，反映一种欲脱离中国联系的台湾认同，与造成这种认同的历史记忆重建”。

　　杜正胜提出所谓“同心圆史观”，按他自己的解释是：“以台湾为中心，一圈圈往外认识世界，认识历史。这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新史观。”目的是“扭转‘中国主体，台湾附庸’的认识方式”“突破长久以来台湾史学社群以中国史为主体的习惯与束缚，从台湾的经验重新理解中国历史，或以亚洲和世界的宽广视野看中国史”。台湾中研院一位研究员认为这就是研究台湾史“不再把目光集中在中国”。显然，“同心圆”史观和所谓“台湾史观”“后殖民史观”一样，目的也在于“脱离中国”。可是，在2003年以由杜正胜为院长的台北故宫博物院主办了“福尔摩沙特展”，这个展出已经“直接从台湾史‘扩及’到荷兰和东亚，而‘跳越’了中国”。所以，我认为“到了21世纪，杜正胜的理论又有新的发展，他似乎已经抛弃了‘同心圆’”。“脱离中国”的意图更加明显了。

　　实际上，“台湾主体”本来是要以台湾人民、台湾社会为主体，这并没有什么问题，研究台湾历史当然要以人民为主体，而不能以帝王为主体、以统治者为主体。但是，他们所说的“以台湾为主体”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是针对台湾史与中国史的关系来说的，张炎宪主张：“台湾主体论的终极目标是要建立台湾的历史解释，以台湾观点解释台湾历史，以台湾观点解释中国史、世界史。”杜正胜也说：“突破长久以来台湾史学社群中以中国为主体的习惯与束缚，从台湾的经验重新理解中国历史，或以亚洲与世界的宽广视野看中国史。”

　　上述说法还不够明白，他们干脆指出，强调“台湾主体”是为了“突显台湾与中国之别”；就是要“扭转‘中国主体，台湾附庸’的认识方式”；“需脱离中国的规范，才有可能超越中国文化，创立自己的文化。”换言之，就是要“突破中国格局”“脱中国化”。

　　“台独史观”还提出“世界史视野”和“独立的历史舞台”的主张，这些说法可能会迷惑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世界史视野”如果指的是研究一个地区的历史，不能局限于本地区要有更加广阔的视野，从世界史的角度，从广泛联系中，找到本地区的位置，对本地区的历史做出正确的解释，那完全是正确的，应当得到支持。但是，他们所说的“世界史视野”则是为了“摆脱中国”，有人把17世纪台湾的主人说成是荷兰人，有人制造出台湾历史早已不在“中国大陆政治圈”“中国大陆经济圈”之内的结论。至于他们所说的“独立的历史舞台”，则是作为“台湾历史是中国历史一部分”的对立物而提出的，以反对“中华民族主义”为名，推行“台湾民族主义”，排斥中国，为分裂主义效力。

　　在这种史观的指导下，他们提出台湾历史的如下特色：

　　（一）从移民社会转变为本土社会。这个特色是存在的，台湾社会确实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问题是他们强调台湾的本土化，甚至以所谓“俗谚”：“有唐山公，无唐山妈”“金门不认同安，台湾不认唐山”作为依据，说明台湾已经形成了与大陆没有认同关系的“台湾命运共同体”。

　　（二）统治者变换频繁。这个特色也是存在的，问题是他们把荷兰、日本、郑氏、清朝、国民党政权一律看成是“外来的”，一律是“占有台湾、统治台湾”“但都是未经台湾当地人民同意或推举的政权”。这样，中国的政权和外国政权等同看待，显然有意抹煞“台湾主权属于中国”这个根本问题。

　　（三）海洋文化。这并不能说是台湾的特色，台湾著名学者李亦园、陈昭南对此已经提出自己的看法，陈芳明、许信良也认为台湾带有大陆与海洋双重性格，而“台独史观”强调“海洋文化”，其目的是为了说明台湾文化与大陆文化根本不同，前者是开放的、多元的、包容的，后者是封闭的、保守的、静态的。　

　　此外，他们还强调在日本统治下台湾“步入近代社会”，后来“台湾进入以美国为主的资本主义文明”，所以，“台湾是一个多元性文化地区，（絶）对不是只有汉人文化”。他们不分主次地把各种文化相提并论，显然就是要抹煞中华文化在台湾的主导地位。

　　他们还强调研究日本统治时期和研究“原住民”的历史，目的何在呢？王明珂指出：研究日据时期，“主要在强调台湾现代化始于这个时期，今日台湾经济成就主要赖于日人当年的建设”；研究“原住民”则“偏重在‘原住民’与南岛的关系上”；“以‘日据时代的经验’与‘南岛民族的本质’，来诠释台湾人与台湾文化的特质，并借此脱离中国的联系”。“推动此记忆重塑的，除了政府高层官员与部分学者的认同倾向外，日本财团支持的中日文化交流团体也对此有相当贡献”。

　　总之，从所谓“台湾主体论”到上述对台湾历史特色等看法，已经充分表明瞭他们的“台独”意图，把它称为“台独史观”是十分恰当的。实际上，“台独史观”是一种政治主张，而不是一个学术流派，因为在学术上它站不住脚的。

　　主张“台独史观”的代表人物有杜正胜、张炎宪、李筱峰、陈芳明等人，但有关台湾史“通论性”的代表作，则只有老一代的“台独”分子王育德的《台湾：苦闷的历史》和史明的《台湾人四百年史》，以及李筱峰、刘峰松的《台湾历史阅览》等。

　　二、台湾史观

　　这是一种学术上的主张，一般不涉及政治。他们主张“以人民的立场来看”“以台湾人的立场来看”“以台湾为‘思考单位’”“以岛上人群作为研究主体”。于是，曹永和先生提出“台湾岛史”的概念，目的是“超越政治史限制，跳脱国家单位的范围，而朝人民的、区域的历史去发展”。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在历史上，台湾是福建的一个府，后来是中国的一个省，也曾经是荷兰长官、日本总督统治下的一个殖民地，从来不是一个国家，用“通史”本来是不恰当的，而用“省史”“府史”“殖民地史”却都无法贯彻始终，主张用“岛史”不失为一种可取的建议，不过，似乎也没有引起较大的反响。

　　“台湾史观”提出“人民立场”的主张，反对过去的帝王史观，反对站在统治者的立场写历史，反对单纯写政治史，而主张以人民为主体，写人民的历史，除了政治史以外也要写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的历史，要站在人民的立场解释历史，这些观点无疑是正确的。问题在于过去许多历史著作，包括所谓“左翼史观”庄嘉农的《愤怒的台湾》和“台独史观”王育德的《苦闷的台湾》、史明的《台湾人四百年史》，都曾经标榜自己“站在人民立场”。所以，是否能够真正站在人民立场，需要拿出作品，并经过历史的检验。

　　“台湾史观”与“台独史观”表面上有某些类似之处，例如，他们也主张“台湾主体”，对台湾历史和特色的概括与“台独史观”大同小异，但解释则有不同。“台湾史观”与“台独史观”的本质差别在于：“台独史观”主张“台独”，研究台湾史的目的和手段都是为分裂主义的政治主张服务；“台湾史观”则强调学术性，不愿意让政治干预学术、把史学当作“统独”争议的工具，表示“无意卷入统独之争”，有的还对“台独意识”持否定态度。

　　“台湾史观”也认为移民社会是台湾历史的特色之一，但它不像“台独史观”那样强调台湾与大陆的不同，而且强调“台湾作为汉民族的移民地区，成功地转为汉文化的社会”这一基本事实。在谈论“政权变动频仍”时，客观地说明它使得“部分台湾住民的国家认同发生混淆，产生所谓‘台湾独立’的分离意识”。在说明“文化发展多元”时，明确指出，时至今日，台湾仍然“以汉文化为主体”，等等。

　　在这种史观指导下，他们处处“以台湾人的立场”对待历史，一方面，要求描述、解释“台湾人”的历史，特别重视反映“原住民”的历史，而不只是统治者的历史；另一方面，要求站在“台湾人”的立场作出评价。他们认为从台湾人看来，所有的统治者都一样，应当“一视同仁”。上述主张有一定的合理性，站在台湾民众的角度考察台湾的历史，也是正常的。例如，有人认为国民党去台湾时带去了许多黄金、专家等等，对台湾有利，“但一下子增加一100万人口，吃、住等方面也大量使用了台湾有限的资源，这一段调适期使台湾人经历了不少痛苦”。这类问题不站在台湾人角度是难以体会的。不过，也有一些看法值得讨论。例如，他们认为早期台湾历史的主人是“原住民”，重点不应当是汉人，在有关汉人与“原住民”关系上，要从“原住民”角度来思考，而不能用“汉人观点”；郑芝龙到达台湾时，荷兰人、日本人已经在台湾，所以，不能说荷兰人“入侵”台湾和日本“侵台”，也不能说郑成功“收复”台湾。这里既有学术问题，也有立场问题，应当通过相互切磋取得共识。

　　在“台湾史观”指导下，他们站在“台湾人立场”，对台湾各个时期的历史作出不同的定位。许雪姬早就提出：“在清代，台湾是清版图的一部分；在日据时代，台湾就必须放在日本殖民地的框架下，把它当作日本领土的一部分，…… 到了民国34－38年国府迁台期间，又应该摆回中国史的框架下讨论；随后，台海两岸隔絶四十多年的现况，就现实而言，就不应该再放入中国的框架里。”近年出版的黄秀政等人所着《台湾史》一书也有类似的说法，他们指出：荷据以前，台湾是以“原住民”为主的历史，澎湖则是元明两朝的地方史；荷西时期，台湾史属于外国史；郑氏治台时期，台湾史是“国史中的国别史”；清朝时期，台湾史是清廷的地方史；日据时期，台湾史属于外国史；光复初期（1945—1949），台湾史是中国的地方史；“中华民国在台湾”时期（1949年迄今）是“国史中的国别史”。这种主张，从表面上看是客观的，对所有的统治者是一视同仁的，实际上关键在于它逥避了一个要害问题，即台湾主权的归属问题，这就不能说是客观的了。同时，这种主张也违背了“台湾主体”的原则，因为是按照统治者是谁进行分期和定位的，而不是从台湾人的主体——来自大陆的中国人及其后代的立场，来看待外国势力的入侵和本国统治者的更替。

　　主张“台湾史观”的多数是学院派学者和大学教授，他们之中多数人虽然没有参与“史观”问题的讨论，但从他们的论著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倾向。同时，由于台湾史学界普遍由于“受学术分工的影响，专题性的著作愈来愈多，通论性的著作很少受到肯定。”因此，用“台湾史观”写成的“通论性”著作也很少，主要代表作是黄秀政、张胜彦、吴文星合着的《台湾史》，此外，还有《台湾近代史》《台湾历史图说》等等。

　　三、“以世界史为框架的历史观”

　　这是林满红教授提出的。她是专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这种史观首先是从中国近代史的角度提出的，她主张“以世界史框架写中国人的近代史”。她解释说：“世界框架是相对于中国框架而言，中国框架指以中国这块土地为思考中国人历史空间的范围；世界框架则指以世界为思考中国人历史的空间间架”。她认为其重要意义在于它可以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史观”。

　　林满红在谈论她的史观时，举了不少台湾历史和两岸关系的事例，说明“狭隘的民族主义史观”的局限，例如，她说：“主张台独的人喜欢说台湾人四百年史，而不说台湾人几千年史或几万年史，在说台湾人四百年史时，这个‘台湾人’已有中国的成分在，因为这个陈述忘了来自东南亚的台湾人，而仅指四百年前开始大量由中国大陆来的台湾人”。又如，她指出，对于日本占领台湾这项史实，“台湾人常将根源回溯到外省人——李鸿章身上，……中国大陆人，也有许多只从李鸿章的丧权辱国来谩骂。事实上，日本之所以要占领台湾，自日本德川末期以来，受中国鸦片战争战败刺激，积极将日本对西方列强的国防线外延，而包括台湾的南进思想才是主导因素”。再如，讲到日本统治时期台湾人前往大陆的历史，许多人只讲“约四百位台湾人的抗日史”，而不讲“约二万日本化台湾商人的历史”，她认为这是“民族主义史学的必然结果”。上述几个事例都属于中国近代史，同时又与台湾史分不开，可见她所主张的史观也适用于研究台湾史。

　　用这种史观研究台湾历史将会写成怎样的台湾史著作，我们现在还无法看到，但作为一种主张值得大家重视，据我瞭解一位民进党学者就表示可以接受林满红的见解。

　　除了以上三种史观以外，在台湾还有其他不同的看法，例如有按照所谓“传统史观”写成的著作，在中国的框架下研究台湾史，把台湾史作为中国史的一部分，同时也不忽视台湾的特殊性。戚嘉林在所着《台湾新历史》的序言中指出：“90年代本土化兴起，无限上纲，并美化日本殖民统治，这与世纪初台人前仆后继拼死抗日，二者相较，恍如隔世，不胜沧桑。随着时空的转换，在认同的感性思维方面，人们似从不同的极端转向另一极端，其反映在台湾史的领域，也是同步地从不同的极端转向另一极端，从而难予台湾历史以客观的内涵，这对台湾历史是不公平的”。显然，他写作这部台湾历史是对以上的“转向”的一种批判，也反映了另一种史观的存在。

　　与台湾的三个流派相比，大陆学者则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唯物史观强调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对待台湾历史，既要重视台湾历史与全国历史的共同性，又要重视台湾历史的特殊性；要以台湾人民为主体，着重研究台湾人民的历史：要站在台湾人民的立场，而不是站在历代统治者的立场研究台湾历史：要依据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不仅研究台湾的政治史，而且要对台湾的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等进行全面的研究：不能就台湾看台湾，应当把台湾历史与全国历史、世界历史联系起来考察；要实事求是地看待台湾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龢民族问题等等。

　　在这种史观指导下，对于侵略和被侵略、殖民和被殖民、压迫和被压迫、统治和被统治、爱国和卖国等等当然有明确的期限，也会明确地表明作者的立场。

　　由于过去唯物史观曾经被简单化地运用，在台湾史研究中出现了强调“为政治服务”、强调两岸历史的共同性有意避开台湾的特殊性、强调各民族和睦掩盖民族压迫、套用“五种生产方式”、全盘否定“荷据”“日据”时代台湾历史、强调大陆对台湾的影响与忽视台湾内部因素等倾向。这些观点曾经受到批评，台湾一些学者则把它视为“中共史观”“中原史观”“民族主义史观”而给予否定。

　　唯物史观的生命力还在于它是一个开放的理论系统，从而具有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机制。它经过一代又一代学人的努力，不断地发展创新。当今中国大陆历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可以充分地说明这一点。大陆的台湾史研究也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幷且反映在我们新的研究成果中。我们的工作已经部分地获得台湾一些学者的肯定，幷且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我们欢迎继续得到台湾史学界的批评和讨论，通过学术交流，共同提高台湾史的研究水平。

　　根据唯物史观，我们对台湾史的特点有如下的看法：

　　（一）台湾曾经受到荷兰殖民者统治38年，日本殖民统治50年，这是全国各地历史上所没有的，因此是台湾历史的一大特点。由此而引起的许多影响，是研究台湾历史所不能不予以关注的。

　　（二）台湾从1949年以后，与大陆隔絶了近半个世纪，台湾人民生活在与大陆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这也是全国各地所没有的一个特点。不了解或不重视这个特点，就不能正确认识台湾的历史和现实。

　　（三）台湾与其他地区相比，是一个开发较晚的地区，主要由福建、广东的移民开发的，因此，台湾历史上与福建、广东有特别密切的关系；台湾曾经经历过移民社会，后来逐渐转变为本土社会，由此而引起的某些特点也是其他地区所没有的。

　　当然还会有一些次要的特点，但可以肯定并没有因为任何特点而使得台湾变成与大陆不同的国家。这是历史和现实已经得出的结论。

　　以上我们对各种不同的史观进行了评价，读者可以从理论到实践（研究成果）来检验，从而对各种史观的优劣、长短作出自己的判断。

　　参考资料：

　　1.《台湾文献》，51卷4期。

　　2.陈芳明：《探索台湾史观》，《自立晚报》文化出版社，1992年。

　　3.陈芳明：《台湾研究与后殖民史观》，《历史月刊》，105期。

　　4.吴密察、张炎宪：《建立台湾的国民国家》，台北：前卫出版社，1993年。

　　5.杜正胜：《走过关键十年（下册）》，台北：麦田出版社，2000年。

　　6.杜正胜：《新史学之路》，《新史学》，13卷3期。

　　7.《两岸关系》，2003年5期。

　　8.张炎宪等：《台湾近百年史论文集》，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1996年。

　　9.李筱峰：《台湾历史与文化特色》，《台湾文献》，52卷4期。

　　10.张炎宪：《台湾历史发展的特色》，《台湾文献》，51卷4期。

　　11.王明珂：《台湾与中国的历史记忆与失忆》，《历史月刊》，105期。

　　12.王明珂：《两岸的历史战争》，《联合报》，1996年6月21日。

　　13.曹永和：《台湾史研究的另一途径》，《台湾史田野研究通讯》，1990年。

　　14.黄秀政等：《台湾史》，台北：五南出版社，2003年。

　　15.许雪姬：《评陈孔立主编“台湾历史纲要”》，《中国现代史书评选辑》，21辑。

　　16.《中国论坛》，31卷1期，1991年。

　　17.林满红：《晚近史学与两岸思维》，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