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2月间，我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组织的访问团，到达台北时，正好遇上“福尔摩沙特展”，我非常迫切地要求参观，因为这是瞭解台湾方面对台湾史最新解读的难得机会。陈忠信先生热情地为我们做了安排。参观当天，访问团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张海鹏教授率领，一行7人，来到台北故宫博物院。杜正胜院长亲自出面接待，他向我们介绍了“特展”的基本内容，幷且赠送了他自己专门为这次“特展”而写的一部新著：《台湾的诞生：17世纪的福尔摩沙》。随后，派了一位专业人员为我们做了详细的讲解。参观之后，果然大开眼界，同时也引发了深沉的思考。

　　不惜代价　留有遗憾

　　举办这个“特展”是用了大力气、花了大本钱的。主办单位从岛内外38家博物馆、档案馆、收藏单位和个人（其中荷兰就占了17家）征集到359件展品，都是珍贵文物，而不是图片或复制品，这是十分难得的，也是很有价值的。这里有“番社采风图”的原件、许多早期的台湾地图、当年按照欧洲人需h要制作的中国瓷器、郑成功与荷兰人签订的和约荷兰文本原件、郑芝龙和郑成功的画像等等。其中“郑荷和约”原件已经成为荷兰的“国宝”，能够借来展出非常不易，据说有几幅地图是“以最高价借到的文物”。我看到闻名已久的“沈有容谕退红毛番韦麻郎等”石碑，还以为是一件复制品，解说员告诉我，这是原物，特地从澎湖运来展览，然后要归还原处。其他大型展品，如从荷兰等地运来的巨大的橡木餐柜、东印度公司水手工具箱、荷使朝贡图彩漆屏风、画在鹿皮上的地图、荷兰军队的盔甲和武器、17世纪荷兰制造的印刷机、许多大幅的油画等等，都要经过长途运输，才能展现在参观者面前。可见，这次展出所付的代价是相当可观的。举办乡土历史的展览，以当地的历史教育后人，本来是很有意义的。这次展出，从一定程度上说，有其积极的一面。有的观众从郑成功对待荷兰人宽容有态度，“推崇郑氏是一位具有谋略的人才”；有人从当年的转口贸易看到了历史上的台湾所具有的活力。不过，看了以后，我总感觉得有些奇怪，这究竟是如杜院长所说的为了“呈现17世纪台湾的风貌”，还是为了“介绍17世纪的荷兰”？因为荷兰的展品大大超过台湾的展品，有些是与台湾毫无关系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也放在那里？例如，一位荷兰天文学家画像、一只18世纪荷兰的医药箱、一台荷兰的橡木餐柜、一架荷兰制造的“布劳印刷机”模型、一艘400年前漂流到日本的荷兰船“爱情号”的模型以及许多描绘荷兰风景、人物的油画等等。陈其南教授写道，其中有一幅由“一位不怎么出名的画家”画的荷兰医生解剖课的油画，“这幅画本身与台湾没有关系”，为什么要展出呢？他解释说：“可以借此从其典型的解剖学群体画风格分开来探索荷兰医学传统与艺术思想的影响”。举办以台湾为主题的展览却考虑到要“探索”的是荷兰的医学、荷兰的艺术，至于要“探索”台湾的什么则没有明说。不过，如果用这样的办法来举办展览，不仅这些“与台湾没有关系”的文物可以展出，恐怕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文物都有可能成为任何“特展”的展品了。

　　陈其南写道：中国人“才是荷兰人在台殖民事业的主力”。可是，作为当时生活在台湾的主人，与他们相关的展品却很难看到，与台湾关系最为密切的中国大陆的展品也很难看到，这不能不算是一个遗憾。

　　当然，要找到当时的实物是相当困难的，问题在于有没有像搜集荷兰的展品那样用心、用力去找。如果认真向民间收藏家征集，要找到比“解剖学”“橡木餐柜”之类更好的、与当时台湾有更加密切关系的实物，恐怕不至于找不到吧？实际上，在南部，现存的文物并不少。此外，为了突出荷兰，不惜把19世纪末叶（光绪十一年，1885年）“红毛亲戚”，即自称荷兰后裔控诉汉人的“悲愤诗”，也拿到“17世纪的台湾”中展出，“离题两个世纪”，也远离了学术，这未免过于政治化了吧。

　　精心策划　去中国化

　　这次展出可以说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展览的全称是“福尔摩沙：17世纪的台湾、荷兰与东亚”，英文的全称是：The Emergense of Taiwan on World Scene in 17th Century，即“17世纪台湾在世界舞台上的出现”。在展出的同时，《中国时报》连载了由陈其南教授写的“福尔摩沙特展发现台湾系列”短文几十篇，与展览互相配合，进一步宣扬他们对台湾史的看法，看来“台湾当局”对于策划这次“特展”是相当用心的。

　　当时我想，这次展出可能是根据杜正胜“同心圆”理论来设计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90年代中期，我提出同心圆的架构来规划历史教育，即从台湾史出发，扩及中国史、亚洲史以至世界史。我也希望这个架构在史学界能够开展，历史学者不再限于中国史的范围，建立台湾的解释观点，而发展为世界性的格局。”这个“架构”就是要把台湾史“扩及”到世界上去，根据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一位研究员的解读，这就是研究台湾史“不再把目光集中在中国”。

　　可是，“同心圆”毕竟还是台湾史—中国史—亚洲史—世界史这样一步步地“扩及”的，同心圆由近及远，第一圈是台湾，第二圈就是中国，第三圈才是世界，而这次展出却直接从台湾史“扩及”到荷兰和东亚，而“跳越”了中国。看来到了21世纪，杜正胜的理论又有新的发展，他似乎已经抛弃了“同心圆”，那么他的新“架构”该叫做什么？只好留待他自己来命名了。

　　显然，按照主办者的意图，这次“特展”的主要目的是要让台湾“跳越中国”，它要说明当时台湾是单独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的，台湾只和荷兰、东亚有关，而极力抹煞和淡化台湾与中国的关系。为此，陈其南这样指导观众：“在观看台湾的同时，我们也在凝视世界。如果用心地看这次展览，也许比在学校里念整学期的‘认识台湾’或历史课本可能更有收获，目前国内的人文教育内容是很欠缺对于西方文明内涵与思维体系的深化理解。”他们的指导思想是“凝视世界”“认识西方文明”，而不是为了“认识台湾”。因此，与台湾无关的荷兰展品多，作为台湾主人的展品少，与中国大陆有关的展品更少，正是体现了策划者的意图。

　　杜正胜的著作中有这样的观点：“台湾历史不始于历史时期的中国移民，但17世纪这100年却是最重要的开端”。“台湾这块土地这时（17世纪）纔属于所谓的历史时期”。“在荷兰人统治的38年中，台湾的主人，也就是掌握国际化运作，并从中得到好处的，并不是原住民，也不是汉人，而是荷兰人”。

　　看来他的意图十分明确，他把荷兰殖民时期说成是台湾历史的开端，而且竟然把荷兰人说成是当时台湾的主人。这样的观点不知台湾有多少人可以接受？

　　根据外国人的记载，“当荷兰人在1624年到达台湾幷且准备在那里定居时，他们发现很多中国人的小社会，其数目之多，足以为他们引起不少难题”。这就是说，在那里确实存在着“历史时期的中国移民”，他们比荷兰人更早在台湾定居。杜正胜说“台湾历史不始于历史时期的中国移民”，显然是要抹掉这段历史，目的是“去中国化”。

　　根据专家的研究，在荷兰统治后期，仅在赤坎附近就有中国移民35000人，受荷兰统治的土著居民大约有6万多人，而荷兰人只有1000多名，其中多数是士兵，还有一些“外劳”。怎么可以把少数外国殖民统治者当作台湾的主人呢？ 

　　更能模糊人们视野的是，在他们的精心策划下，“17世纪”似乎等同于“荷兰人的世纪”。大家知道，一个世纪长达100年，而荷兰人侵占台湾只有38年，其他时间都和荷兰人无关，而和中国有关。1600—1624年的台湾历史是土著居民和大陆汉人共同生活的历史；1624—1662年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统治下，是中国移民和土著居民共同开发台湾的历史，他们都是历史的主人；1662—1683年在郑氏政权下，1683—1700年在清朝统治下，都是中国人民开发台湾、建设台湾的历史。怎么可以把荷兰人“策划”成为整个17世纪台湾的“主人”、主角，而极力抹煞中国人作为主人和主角的地位和作用呢？可见，把17世纪等同于荷兰人的世纪，其根本目的就是“去中国化”，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了。难怪一些观众批评这次展出荷兰人剥削、压迫土著居民部分，是被“美化或简化”了，有的更直接地指出：“此展为错误的殖民史观展”。

　　但是，“去中国化”是永远办不到的。杜正胜指出：“荷兰人以台湾为转口站，台湾纳入世界贸易的一环”。陈其南写道：“17世纪的台湾，搭载欧洲人的商业殖民体系，已在全球网络中无限延伸，向外发信。”但是，他们没有向人们说明，当时的台湾并不是可以“跳越”中国就能直接进入世界的。多年前，我已经说过：“实际上，荷兰侵占时期台湾的海上贸易是中国海上贸易的一个组成部分”。荷兰人将中国的生丝、丝织品、瓷器运往日本和巴达维亚，从巴达维亚将胡椒、香料、琥珀、锡、铅及欧洲货物，运往中国大陆。供应和推销货物主要依靠大陆商人，特别是郑芝龙及其手下的大商人。“在大陆发生战争、中国商人参与争夺货源的情况下，台湾的转口贸易便渐趋衰落。”由此可见，当年台湾在“纳入世界贸易”时，不论是货物、商人还是商船，以及转口贸易的盛衰，都和中国大陆紧密相关，去除了中国，台湾怎能空手进入世界？　

　　人民有知的权利，举办展览应当把真实的历史告诉观众。如果任意“剪切”历史，掩盖历史的主导面，那是经不起历史事实的检验的。

　　显然这是一次展现“台独史观”的特展。

　　从哪里寻找台湾的前途和位置？

　　杜正胜的著作结尾一段的标题是：“台湾历史的十字路口”，在总结性的文字中他表示：

　　“历史不会重演，但有启示。今天台湾面临的许多问题，例如全球化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台湾主体性和本土化，以及该与中国维持什么样的关系等等，早在17世纪似乎都出现过。17世纪给我们的启示是：

　　台湾不能孤立或被孤立

　　台湾不能丧失主体性

　　台湾无法切断与中国的关系

　　但不能沦为边陲

　　台湾要在更大的世界网络中寻找自己的前途和位置。”

　　显然，这次展出絶不单纯是台湾历史的展览，其真正目的在于探寻台湾的“前途和位置”。固然主事者没有明确地回答“前途和地位”何在，但是，他们却不断地给参观者以诱导和启发：

　　杜正胜说：“如果荷兰人的统治继续下去，台湾很可能像澳洲、纽西兰一样，长期成为欧洲国家的海外殖民地，到20世纪成为独立的国家”。“在陆权思想体系中，台湾只落得边陲的地位”。“这100年历史，你可以看到一向被排除在中国社会正统价值之外的边缘人士多么有活力，而且具备世界观”。

　　陈其南说：“台湾和当时欧洲文明核心之间的空间距离多么接近，随着欧洲人的离去，台湾好像是忽然又掉入了过去传统历史的地窖中，在中华文明的樟木柜中储藏，自我发酵”。“对台湾而言，事实上时代并未脱离17世纪中华帝国想象的空间与秩序”。

　　在这里，我们似乎可以听到这样的梦呓：“如果殖民者不走该多好呀！”“如果能够摆脱传统历史和中华文明该多好呀！”难道他们就要从这里去寻找台湾的前途和位置吗？

　　看来，“官学两栖”的人士还不便露骨地道出主政者的真实意图，而当权者则急不可待地要人们瞭解展览的现实用意。陈水扁说，展览给予的启示是：“必须在历史传承下，在今天的世界体系中，认清自己的位置，才能掌握时代的潮流”。那么，“位置”何在呢？他指出：“我们从台湾与海洋及周遭地区的关系，重新思考台湾的定位，积极地推动南向政策”。吕秀莲说：“台湾正遭遇中国空前磁吸效应的历史关头”，这次“特展”很有意义，她的答案是：“把台湾建设成新的世界岛”。可见，他们都是要引导人们“跳越”中国，从“南向”“世界岛”去“寻找台湾的前途和位置”。这正是这次“特展”引起台湾当局如此重视的原因，可惜却找错了方向。

　　是的，“台湾不能孤立”，孤立是没有前途的。但是，台湾首先要自己不孤立，才不会被孤立，而要“切断关系”“去中国化”就是自我孤立的表现。

　　是的，“台湾不能丧失主体性”，但只有认清自己的位置才能找到自己的主体性。

　　是的，“台湾无法切断与中国的关系”，所以，台湾的地位不能从“切断与中国关系”中去寻找。

　　只有明确了定位，才能找到发展的“正路”，才不会走上邪路上去，才能在当家作主的基础上，处理好“无法切断的关系”，共同携手走进世界，幷且在世界体系中找到自己最恰当、最能发挥活力的地位，找到最光明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