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中国化”的实践

　　现在，上述“去中国化”的理论已经化为实践活动，并对实践起着指导作用。应当指出，从许多具体实践中，并不一定能够看清它的政治目的，尤其是不少参与者并不一定具有政治目的，某些活动往往包含着一定的合理成份，这样就不容易辨明是非了。为了说明这些实践的政治目的，我们不得不费些功夫寻找证据。以下针对“去中国化”文化动向的一些具体事例进行具体的分析。

　　（一）台语教学与通用拼音

　　国民党统治台湾初期，极力推行“国语”，这本来对于不同族群的人们进行交流和传播中国文化是有帮助的，可是，当局采用的是强制的手段，在学校里不讲“国语”就罚钱、罚站，李登辉说：“我儿子的时代，在学校如果说了台语，则就像日据时代说了台语一样，会被处罚的。”同时，广播电台的“台语”节目也要限时段、限时量。有人认为这就在社会上造成了“国语优秀，台语低劣”的印象。初期能够熟练掌握“国语”的多是外省人，而台湾本省人则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一下子还不能适应，在工作上、就业上发生一些问题。于是，一些本省人把外省人看成“支配者”，而自己则是“被支配者”，他们指出“被支配者被踢出公家机关，教育文化都掌握在支配者手中”。他们认为用统一的“国语”强迫教育台湾民众，是要“消灭方言”“从根本上切断青少年与母土表情达意的能力”。经过几十年的过程，现在有不少台湾本省人的子弟已经不会说本地话了。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提出进行“台语教学”，本来是一个合理的要求。这种情况与中国大陆形成鲜明的对比，大陆也推广普通话，但从来没有采用强制的手段，从来没有轻视或限制地方方言，香港、澳门也一样。各地方言照常流行，即使不少年青人不会说当地方言，人们也不会当作一件严重的事情。

　　台湾人民要求讲本地话，要求自己的子弟学会乡土语言，完全是合理的，谁也无权反对。问题是有些人把这个问题“政治化”了。民进党认为，“国语运动的推行、禁止或歧视使用台湾的语言”，是国民党当局“把特定的中国的形象强加在台湾人身上”的一种手段。他们还把讲“国语”提高到压迫与被压迫的角度来看待，他们说：“‘国语’一直占有主流的支配地位，并有政府命令的保障，‘国语’的支配力量其实反映了中国在台湾的优先地位，代表了支配者与被支配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关系”。他们歌颂极端的“台湾人本质主义倾向”，在这种倾向下，“和台湾相关的文化符号则被赋予神圣的位置。闽南语，或通称台语，被当成是认同台湾土地或人民的标准，不会说闽南语被当成不认同台湾，或者轻忽台湾。”有人主张，“未来的国语与官方语言应当重新拟定”，还有人要推行“台语文字化”，主张用“台语”写作。民进党人中有一部分人极力避免讲“国语”，他们在许多公共场合有意地只讲“台语”，因为这是他们政治活动的组成部分。他们主张必须废除所有关于“国语”的规定，各族保存与发展自己的语言。在民进党的白皮书中，他们公然把“保护幷且推崇母语”作为对中国人、中华民族“以及相关的中国政府”进行“反抗”的“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由此可见，强力推行“台语教学”絶对不是单纯的语言问题、文化问题，其真正的政治目的还在于“去中国化”。

　　至于要使用“汉语拼音”还是“通用拼音”，本来也没有什么问题。语言是人类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本身没有阶级性，作为掌握语言的工具的各种拼音法，更是工具的工具，其本身当然不具有政治性。不能说用“汉语拼音”就是主张统一，用“通用拼音”就是主张独立。问题在于“台湾当局”早在1999年就已经决定采用汉语拼音为中文译音方案，而新当局却要把它改为通用拼音，动机是什么呢？有人一语道破了它的政治意图：“主要考量是怕台湾被视为中共的一省”，民进党人提出“要国际化不必然要透过大陆”，原来是因为大陆用汉语拼音。有人指出这种做法“名为尊重本土文化而兼具反共意识，实为‘台独’意识作祟”。

　　（二）《认识台湾》教科书

　　祖国大陆一向教育人民要热爱自己的家乡、热爱自己的祖国，各地都编写了乡土教材，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台湾在国民党统治下，各级教育基本上不涉及乡土的内容。有人站在“台湾主体性”的立场，指控前“台湾当局”的缺失：“完全没有教育我们的儿童、青少年去认识本土的历史、地理、社会、民俗、语言、艺术等等，导致我们的年轻人并不认识我们自身的文化”。“台湾史被放在中国史脉络中讲授，只讲一点点，又多强调台湾与中国的历史关联，特别是当权者如何发现、开拓、经营、治理台湾，完全不是以台湾为主体来展开叙述，教科书里的历史是人民不在的历史”。“历史系少有台湾史课程，中文系没有台湾文学课程，哲学系也没有人研究台湾的思想家”。在当局的控制下，“二二八事件”的研究，甚至台湾历史的研究都成为禁区。随着本土化的发展，人们提出瞭解台湾的历史的要求，这本来是正当的。

　　问题在于在编写《认识台湾》教科书的过程中，受到李登辉当局以及分裂主义势力的政治干预。李登辉提出：“我要国民小学教育里多加些台湾历史、台湾地理，以及自己的根等等课程”，在他的影响下，“台湾意识”“台湾精神”“台湾生命共同体”等等“脱中国化意识”，以及是“台湾的台湾”、不是“中国的台湾”之类的思想，在编写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主持人之一的杜正胜提出所谓“同心圆概念”，主张以台湾为主轴，结果教材中极力鼓吹“我们都是台湾人”，宣扬所谓“台湾魂”“台湾精神”，把“中国人”“中华民族”“中华文化”这样的名词都删去了。《历史篇》的主持人希望能够排除“政治干预”，主张“客观中立”，参加编写的部分学者也能坚持尊重史实、客观公正的立场，但结果还是不能不受到政治的干预。对《认识台湾》的具体意见，我们已经出版过《〈认识台湾〉教科书评析》一书，这里不再重复。

　　现在我们要着重看看民进党的态度。民进党在国民党执政时主张“彻底检讨现在国民教育内容中有关的‘大中国’思想，调整关于中国历史与地理的内容教材，代之以与台湾本土相关的内容材料，瞭解台湾本身族群的历史、社会以及生态起源和发展，使对台湾的认识成为公民身份的重要一部分”。在编写《认识台湾》教科书的过程中，民进党还没有执政，他们不是编写教科书的主导者，但他们主张以“台湾立场”看台湾，以台湾观点看台湾历史，主张放弃“大中国观点”。他们曾经提出“教科书不能由官方制定”。他们对《认识台湾》教科书虽不满意但可接受，因为这部教科书基本上符合民进党“去中国化”的要求。所以，民进党上台以后，便把这些教科书加以使用。

　　（三）本土文学论

　　各地都有当地的文学，或称乡土文学，这在台湾已经有过专门的讨论和争论。研究台湾文学当然是需要的，大陆有一批学者也参与了台湾文学的研究。可是，近二十年来，在台湾的文学思潮中出现了“脱中国化”的倾向。例如，宋泽莱指出：“台湾文学不是中国文学，台湾文学自古就自成系统。”彭瑞金主张：“没有独立自尊的台湾文化，就没有所谓台湾人。台湾文化应该从‘中国人意识’的纠缠中走出来”。林双不则明确地表示提倡台湾文学是为了建立“新而独立的国家”，他说：“我们希望在我们自己台湾人本身，我们必须彻底觉醒争取自己的权利，掌握自己的命运，建立新而独立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要提倡创造一种‘新而独立’的台湾文学的最主要意义。”

　　所以，台湾学者石家驹评论说：“随着80年代以降台湾独立运动和‘理论’的发展，台湾文学的‘本土论’、台湾民族论、台湾文学的‘去中国’‘脱中国’论也陆续登场”，他指出“台独文论”的反动性和倒退性，即从乡土派反帝论基础上的中国民族论，倒退到台独派不反帝、亲帝国主义、反共反华的台湾民族论。一方面要把台湾文学变成反民族、反中国的文学，另一方面却把40年代初台湾“皇民文学”予以正当化与合法化。大陆学者朱双一也指出：“（台湾）部分作家甚至企图通过对已被偏狭化了的台湾意识的强调，为社会上日益膨胀的政治离异运动服务”。

　　（四）其他各项本土研究

　　台湾从事本土古迹、民俗、收藏的研究，开展台湾史、“原住民”、“二二八事件”、客家以及义民爷信仰等本土问题的研究，这本来都是正常的现象。编纂县志、县史更对当地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祖国大陆各地都成立了方志编纂机构，进行了大量工作。问题在于鼓吹者和主导者往往带着政治目的，请看以下事实：

　　林美容认为，近年来台湾史研究的热潮是在“国家主权意识逐渐强化”的条件下展开的。她说：“如今‘台湾人’的意识，已经胜过50年来国民党政府所一再灌输的‘中国人’意识，也早已洗脱战争时期日本殖民政府所灌输的日本国民意识，更已经超脱了强调血统的‘中国人’论，明白地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宣示坚持国家主权的不可侵犯，一个新兴的民族国家正在形塑当中”“台湾史研究的热潮正是在这几年澎湃的政治运动与社会运动、统独的纠葛争议以及台独主张破茧而出的过程当中爆发出来。”可见台湾史研究是和政治分不开的。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学者从事台湾史研究都带有政治动机，但至少有一部分人的政治目的就是为了“去中国化”。

　　“在台湾史热潮之下，有些民进党主政的县市政府纷纷着手编纂县志或县史、乡土教材及母语教材，‘教育部’也通过在‘国民中学’设立‘认识台湾’课程。”民进党对此感到兴奋，他们说：“各大学学生不顾学校当局的阻挠，纷纷成立了‘台湾研究社’，试图找回台湾在历史、思想及生活的主体性。台湾史研究也从冷门学科变成热门学科。‘二二八’研究、台语研习、台湾文学、美学、台湾人传记、台湾乡土艺术民俗等的研究，汇成一股潮流。这种情形，其实可以称之为一种‘自我意识’的重新发现与再创造。”他们认为这些事实表明，“台湾人意识”已经在日常生活中取得优势，必将形成政治生态的改变。

　　同样的，古物发掘、民俗考察、古迹维护、民艺收藏乃至民间信仰、社区公众的祭祀活动，歌仔戏，本地歌曲、歌謡、当地武术等的搜集与研究，都与自我认同、增强社区意识、乡土认同相联系，目的是“培养社区集体感情和社区认同，促进本土意识高涨和本土认同”。为什么要强调本土认同呢？林美容认为，国民党当局“一味灌输中国人、中国文化与中国意识，造成台湾人民在现实的‘国’与理念的‘国’之间迷乱恍惚，无法自我认同”，她极力鼓吹本土认同，排斥中国意识，是为了使大家能够认同“台湾这一个我们生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就是我们的国”。总之，通过文化认同和共同体的认同，达到“国家认同”，这就是他们的目的所在。

　　（五）故宫博物院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丰富的珍贵文物，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吸引了世界各地游客前往参观，也令所有的中国人都引以为荣。但是，“故宫所代表的正统的中华文化，成为台湾民族主义想象的障碍”。民进党上台以后，新任博物院的负责人主张“本土化”及“世界性”，即朝世界级及本土的收藏方向发展，要增列台湾本土文物，而把故宫文物改称为中国文物。台湾本土文物当然也需要保存，也可以陈列，但是否一定要陈列在故宫？是否需要改变故宫博物院的发展方向？台湾学者王仲孚在评论这种主张时指出，这不过是“想用台湾本土文物来冲淡故宫原藏中国文物的特色，以迎合政治新贵的口味”“真正用意是配合台湾的政治新形势，表达‘去中国化’的理念罢了”，他呼吁“不要因为政党轮替把统独意识带到故宫”。

　　（六）“原住民”研究

　　“原住民”，原称高山族，实际上分属9个不同的族群，他们是较早就居住在台湾的少数民族，现有人口大约36万人。对“原住民”的研究早已开始，也取得不少成绩。祖国大陆对各个少数民族都有专门的研究，投入很多的人力物力。这项工作完全是必要的、正当的。可是，台湾有人出于分裂主义的目的进行这种研究，他们认为“把‘原住民’加进去，台湾就和大陆不一样了”“台湾人与平埔族通婚有了新血统，就不属于中华民族”。他们把高山族说成“原住民”，目的是要成立主权独立的国家。可见他们已经把“原住民”的研究纳入“去中国化”的轨道。

　　在陈水扁主政下的台北市当局，决定把“介寿路”改名为“凯达格兰大道”，曾经引起两派不同意识形态的支持者进行针锋相对的抗争。学者指出，这次改名形式上由民众决定，实际上“由上位者透过权力来召唤或标示，权力是过程中的关键因素”。有人认为改变地名，是“跳脱汉族本位的思考”“将有助于国人的土地、国族认同，强化台湾共同体的塑造，营造有特色的台湾文化性格，有利于国家未来的发展”。对于更改地名本身，我们不想表示什么意见，但显然这不是简单地更改一个地名而已。正如台湾媒体所说的，把“介寿路”改为“凯达格兰大道”，和把“台北公园”改为“二二八纪念公园”一样，都是“政治意义挂帅”。

　　（七）亲日反华的言行

　　李登辉受过皇民化教育，对日本殖民者很有感情。他自己说：“我接受正统的日本教育，当然也深受日本传统的影响”“我向来热衷研读日本思想家和文学家的著作，所以日本思想对我影响很大”。他公然鼓吹“殖民地时代日本人留下的东西很多”“日本在台湾所做的一切都值得在历史上好好记上一笔，一定要让台湾青少年知道日本人曾经在这里做过了不起的事情。”在亲日的同时，他又极力反华，他把中国文化污蔑为“大中华主义”，进而主张要“摆脱大中华主义”，从而摆脱“一个中国”，直到摆脱中国。

　　在1995年纪念马关条约一百周年时，台湾曾经举办研讨会，邀请美日等国反华亲日的学者参加，他们一同歌颂日本对台湾的统治，说它“使台湾接受现代化”“接受法治观念”，同时鼓吹“台湾管辖权不属于中国”“台湾可以成为标准的国民国家”，叫嚷“独立才是台湾的常态”。当时台湾舆论界就批评说，“朝野间充斥一片对日本殖民主义的歌颂阿谀，视马关条约的百年纪念为欢庆而非耻辱”“只记得满清中国割台，对强占台湾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不仅无一语责难，反而像充满了感恩怀德的心情”。与此同时，由主张“台独”的“台湾教授协会”公然主办“告别中国”大游行，他们唱起日本军歌，高喊“告别中国，台湾独立”的口号，一时间“去中国化”行动形成了一个高潮。

　　最近，随着日本右翼作家小林善纪《台湾论》的发表，台湾又掀起了亲日反华的浪潮。新当局的“国策顾问”许文龙在《台湾的历史》一书中说：“日本统治台湾时，台湾经济很繁荣，社会非常富裕，简直与天堂相去不远”“日本的台湾统治确实称得上全世界最有良心之举”，李登辉对此表示“百分之百的同意”。另一个“国策顾问”金美龄则公然宣称她不是中国人，她为拿“中华民国”护照而感到耻辱，要求通过公民投票把“国号”改为“台湾国”。她的言论受到台湾公众的谴责，可是，陈水扁却表示他要“哲死捍卫”这样的“言论自由”。台大教授李永炽表示：《台湾论》阐扬台湾意识及台湾精神，鼓励台湾人的自我认同，另一方面也贬抑大中国意识对台湾的影响。这说明《台湾论》符合“去中国化”的要求，因而得到岛内分裂主义势力的呼应。

　　（八）排斥中国文化的其他表现

　　为了“去中国化”，新当局还采取了不少相应的措施。这里只举出一些事例提供参考。

　　已经有人建议在公务员考试中废除国文、宪法、本国（中国）史地等科目，无独有偶，“国史馆”提出建议，在相关的考试中增列日本史。他们要删、要增、所憎、所爱的是什么，不是一目了然了吗？

　　有人主张不必到大陆认祖归宗，而只要祭祀“开台祖”就够了，目的显然是要砍断中国文化的根。还有人主张不要到大陆祭妈祖，他们说，台湾妈祖保佑台湾人，她已经本土化了，与大陆妈祖“虽是同一神圣，却属不同‘分会’”。关公是中国的“陆军上将”，久居台湾之后，转换为商家祖师爷。“澎湖与大甲妈祖每二年联合到台湾海峡举行盛大的‘海域巡境’”，这是“确认有效管辖地区”的行动。“妈祖是台湾独立的行动者，先驱、伟大象征”“从文化意义说，他们二位都是‘台独分子’，而不能作为‘统一证人’”。在他们的“诠释”下，妈祖、关公都可以为“台独”所用。不仅如此，连台湾同胞络绎不絶地前来大陆进香和寻根的行为，也被他们说成不过是社区社团为了当地利益而举办的活动，同时带有旅游性质，而不能作为“台湾与大陆的不可分割”的证据。

　　“去中国化”的实践几乎已经遍及所有的领域，不能不令人关注。

　　几点看法

　　第一，“去中国化”的政治目的：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台湾社会确实出现了一股从文化上“去中国化”的思潮和动向，它实质上是一种政治动向，其目的是通过文化上的“去中国化”达到在政治上从中国分裂出去的目的。

　　首先，他们要进行“（台湾）文化创造运动”，他们把“文化创造运动”与“去中国化”当作是一体的两面，只有破掉中国文化，才能创立台湾文化。他们制造“台湾文化”和“台湾人”的归属意识，是和消除中国文化、否定中华民族主义精神同时进行的。

　　其次，他们要使台湾人民只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只认同“台湾生命共同体”或“台湾命运共同体”。李登辉指出：“只要认同台湾、疼惜台湾，愿为台湾努力奋斗，就是台湾人。而怀抱民族情感，崇尚中华文化，不忘记中国统一的理想，就是中国人。”他把“台湾人”与“中国人”完全隔裂开来，其区分标准就在于是否“崇尚中华文化”，是否主张统一，可见李登辉具有强烈的“去中国化”的立场。彭明敏也说：“新台湾人就是能够逃出大中国情结，彻底认同台湾命运共同体的人。”

　　再次，通过对“命运共同体”的认同，达到对台湾的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谢长廷坦言：“台湾命运共同体和台湾独立是相通的”。陈芳明也说：“政治运动必须配合文化运动才能升华，文化运动也必须结合政治运动才能落实。台湾文化工作者必须投入政治运动，才能巩固文化运动的领土。”彭明敏更是直截了当地主张：“朝野都必须建立台湾的主体性，并坚持台湾优先的原则，政治上最好不再谈‘中国’，不谈‘统一’，不谈‘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将‘国统会’裁撤，把台湾从着魔似的‘中国情结’中解放出来，台湾未来才有希望。”

　　以上引述的都是“独派”自身的言论，他们自己明白无误地说出了“去中国化”的分裂主义的政治目的，这不是任何人强加于他们的。这一点有许多好心人并不一定知道。

　　第二，“去中国化”的形成原因：“去中国化”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首先，它的出现与国民党统治时期压制台湾本土文化的政策有关，是在本土化进程中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一种“反弹”，本来要求发扬本土文化，开展对本土文化的研究，有其合理性，但有人利用来排斥中国文化，则走向反面成为谬误了。其次，在两岸关系不和谐的情况下，在“国家认同”相互对立的条件下，从李登辉开始就极力企图摆脱“一个中国”原则，他们把“去中国化”当作是达到上述政治目的的一个手段，以为只要极力淡化或割断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就可以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再次，最主要的是分裂主义势力的鼓吹与推动，他们以为只要在主观上不认同中国文化，就可以达到在政治上不认同中国的目的。总之，“去中国化”思潮与动向的形成有其客观和主观的原因，需要具体分析，在揭露其分裂主义目的的同时，还应当考虑到它的历史背景，才不会把比较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

　　第三，“去中国化”的图谋是不能得逞的。所谓“台湾文化”，主要来自中国的闽南文化和客家文化，这二者都是中国文化的分支，也就是说，台湾文化的主体是中国文化。如果除去了中国的语言、文字、人名、地名、书籍、媒体、文学、历史、风俗、习惯等等，台湾文化还剩下什么呢？难道成为日本文化或美国文化了吗？实践证明，从以上各个领域“去中国化”无法达到预期的目的，有人已经发现“愈是本土的就愈是中国的”。谢长廷还是比较理性的，他认为“中国文化不是那么容易消灭的”，不应当“去消灭中国文化”。李乔也说：“完全抛弃汉文化势不可能，然则过滤是絶对必要的”。这些看法与盲目狂妄地要“抛弃”“去除”中国文化的说法还是有区别的。正确的做法不应当是“去中国化”，而应当是：两岸共同发扬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共同克服中国文化中的消极因素，互相介绍在吸取外来文化方面的经验教训，共同创造出既有民族特色又具现代精神的新的中国文化。

　　第四，需要强调的是，在台湾，有许多参与上述文化活动的人士确是学者或普通百姓，他们并不是分裂主义者，他们或是从学术角度从事研究，或是把所从事的文化活动当作自己的职业或事业，他们并不一定看清当权者、主持者的政治意图，也不一定按照当权者的意图办事。即使有些人在观点上和我们不同，也是属于学术问题，不一定带有政治目的，或与“统独”有关，有必要认真考察、区别对待。更不能把主张讲台语（闽南语）、用通用拼音、参与编写《认识台湾》教科书、从事台湾本土文化研究的人，一律看成是主张“台独”的人，或把他们所从事的活动都当作“文化台独”。不同性质的分歧，有必要予以分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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