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全面改选

　　针对国民党的“充实国会”方案，民进党提出“国会全面改选”的主张。这是民进党党纲上已经提出的政治主张。1988年12月民进党中央发表声明，重申“国会全面改选为本党党纲所标举的行动纲领，也是全台湾人民一致的期望，本党将继续动员结合海内外力量，共同奋斗，不达目的，决不中止”。

　　民进党为什么要提出全面改选呢？主要是现有“中央民意代表”的代表性、合法性和功能性都存在问题，朱高正指出，“立法委员”三百多人中，台湾选出的只有53名，所占比率不到17%。有人认为只有直接选自台湾地区的代表才具有“实质代表性”，那些40年前选出的、至今仍然代表着“大陆同胞”的代表，只有“象征代表性”。民意机构的合法性和功能性都是以代表性为基础的。那些终身职的代表、递补代表（以前由于得票过低不能当选者）以及由国民党控制的遴选代表、职业代表、妇女代表等都缺乏代表性。

　　1987年当时的民进党主席姚嘉文提出要在两年内完成“全面改选”，并把它列为“本党的政治目标之一”“下一届的立法院应该在新的制度下选举”。

　　1988年1月民进党“国大党团”对“全面改选”提出8项主张：“国民大会”“立法院”“监察院”全面改选；“中央民意代表”一律按人口比例产生，坚持票票等价的原则；废止“国大代表”递补制；反对设大陆代表及海外遴选办法；“原住民”应有保障名额，反对设立“中央民意代表”退休优待办法；取消职业、妇女团体代表制；反对政党比例代表制。同年7月民进党中常会通过“国会全面改选方案”，重申了上述原则，并要求“国会全面改选至迟应在1989年底前一次全部改选完成”，还提出“新国会按人口数额每20万人选出1名，任期4年”。以上要求都没有得到实现。

　　黄信介在担任党主席以前曾经提出“国会全面普选”的口号。他指出，过去民进党对“全面改选”“做得并不够积极”，他提出“全面普选”就是不单是由民进党去推动，而是要所有的党派、所有的人民都参与。“三全”以后，民进党“仍将国会全面改选运动视为最高战略原则”，在扺制退职条例时，“国会全面改选运动已凌驾其他诉求，成为最重要的政治运动”。

　　民进党籍“立委”吴淑珍提出“国会全面改选”的四种解决方式：“一、历史解决：由总统宣布中止‘动员戡乱时期’；二、法理解决：由大法官会议重新解释资深中央民代之任期即刻届满；三、政治解决：劝退；四、准革命解决：人民起来示威抗议，乃至声言罢免，甚至片面否定现行政治体制合法性”。她指出，“如果无法在一年内透过政治解决，人民势必要求经由其他三种途径来解决”。

　　“立委”朱高正也针对现实情况提出批评，他说，“立委”“国代”任期已满，无权自行决定延长任期；现在老“立委”平均年龄80多岁，平时一言不发，不能反映民意，只能充当“表决道具”。他进而从代议制的特点进行分析，指出代议制之精义在于“法律之制定系定期改选之民意代表在“国会”经多数决而定”，40年不改选，怎能制定法律。反之，如果“国会”全面改选，民意充分反映在“国会”中，这样就可以扫除“台独”，甚至连“住民自决”也成为多余的了。

　　至于“国会全面改选”的目的，当然，在于争取执政。这一点，江鹏坚讲得明白：“依照目前的政治结构，民进党并无机会执政，纵然民进党赢得增额改选的国会席次，也无法在人数上和资深代表相抗衡，只有政治制度对任何人都公平时，民进党才有机会执政，因此民进党未来最重要的课题是推动国会全面改选”。

　　总之，“国会全面改选”是民进党的重要政治主张之一。直到今年6月，黄信介在宣布民进党今年选举政见时，仍然把“国会全面改选”作为主要的政治诉求。

　　省、市长民选

　　民进党基本纲领中写道：“中央与地方之间更应建立均权制而相互垂直制衡，以确保地方的自治体制”。在行动纲领中又提出：“依据宪法，制定省县自治通则，省（市）长民选”。这就是所谓“地方自治体制合法化”的主张。它和“国会全面改选”是民进党对民主建设的两大要求，在“二全”大会宣言中指出：“这两大要求是促成民主进步所必不可少的条件，我们要作为眼前最大的目标，全力以赴。”

　　为什么民进党要提出省市长民选的要求呢？这是因为国民党当局藉口处于“动员戡乱时期”，长期以来不肯制订“省县自治通则”以及省县自治法，至今台湾“省主席”和两个“院辖市”（台北、高雄）市长仍然是官派的，而不是由人民直接选举的。民进党认为省市长“由行政院派任是100%的违宪”，所以把争取“地方自治合宪化，省市长直接民选”作为近期的斗争目标。在1986年的“竞选纲领”中以及1988年底“质问李总统十一事”中，都提出了这个问题。当然，争取地方自治的民主权利只是要求省市长民选的原因之一，更深一层的原因在于地方自治、省市长民选是民进党达到执政目标的一个重要步骤。这样讲至少两点根据，第一，现在已经把获取21个县市长中的一半席次作为1989年选举的重要目标，其目的正如民进党领导人所说的，这样就可以在基层执政，而使国民党沦于在野的境地。显然争夺县市长是为了争取执政，争夺省市长同样也是为了执政。第二，民进党准备了竞选省市长的人选，至少在舆论上开始做了准备。台湾报刊上曾经有“康宁祥、尤清可以当台北市长”“张俊雄当高雄市长”之类的议论。可见民进党提出“省市长民选”的主张是和争取执政的目标分不开的。

　　国民党当局针对上述主张，曾经提出一个方案：省市长均不直接民选，改由“中央”提名，省市议会同意后任命，“以强化省、市首长的民意基础”。民进党反对这种做法。有的学者在评论中指出，“由中央提名经省市议会同意后任命”的办法，“等于上级政府之行为尚待下级政府机关之认可（同意），犹如婆婆做事尚待媳妇之批准，这成何体统？”1988年10月在“立法院”82会期中，国民党准备提出“五大法案”，其中包括“省政府组织条例”和“省议会组织条例”，民进党认为这是“违宪”的，幷且侵犯省立法权，决定予以全力杯葛，后来这两个条例没有列入该会期的议程。

　　1989年1月传出消息：李登辉将亲自宣布1993年开放直辖市市长民选。但“内政部”却主张“由于当前处境特殊，省主席不宜直接选举”，他们还搜集了“民主国家”的资料，说明“地方首长由中央任命不乏先例”，因此仍然强调省主席“明定由行政院长提名，经省议会同意后，报请总统任命。”国民党之所以迟迟不肯宣布省市长民选，据说主要是担心引起要求总统直接选举的骨牌效应。根据最近民意调查，“有逾五成受访者赞成总统、副总统的选举应由公民直接投票选出。”

　　政治主张的分析

　　作为整个民进党的政治主张，主要体现在它的党纲、宣言等文件中，而1986年的“竞选纲领”和1988年12月25日“质问李总统十一事”则集中了民进党主要的政治主张。至于民进党内不同派系的各自独特的主张，这里暂不讨论。

　　民进党最主要的政治主张就是“住民自决”。此外，还提出过解除戒严、解除党禁、国会全面改选、终止“动员戡乱时期”、省市长直选、司法独立、军警中立化、“军队国家化”、党政分开、党政军特退出学校、开放报禁、言论自由、保障人权、保障人身自由、特赦政治犯、裁撤光复会和“国安会”、政府应对“二二八事件”道歉、台湾人自由返乡以及公布外汇存底及其使用办法、杜絶军费浪费等等。

　　从上述主张可以看出，民进党内对台湾的政治前途所达成的共识是“住民自决”，至于“自决”的前景，包括统一或独立，还没有达到一致的认识。换句话说，“住民自决”是目前民进党内各派系的共同纲领，是各种不同政治主张互相妥协的结果。对于“台湾向何处去”这个重大问题，民进党还没有获得统一的、明确的答案。“住民自决”这样比较模糊的政治主张，一方面可以为较多的人所接受，也就是说，对于扩大政治参与有正面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它的模糊性，使各种不同观点的人混杂在一个党内，于是派系矛盾便不可避免了。特别要指出的是，“住民自决”的主张具有分离主义的倾向，有人批评它“基本上否定了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台湾应与中国大陆统一、台湾居民应是中国人的前提”，这也是使人们不愿意认同民进党的一个重要因素。有一位民进党中央党部的干部指出，台湾人民对“住民自决”不积极，主要是因为“自决”并非当前急迫问题，人们担心高喊“自决”会迁怒中共，而且“自决”的概念不明确，人们对这于这类抽象的理论还难以理解。“住民自决”曾经作为党外龢民进党的“共同政见”之一，作为竞选时的政治诉求，可是在今年的选举中似乎民进党已经不强调这个政见了。

　　对现有的政治体制，民进党主要提出“国会全面改选”“省市长民选”的主张。这些主张都是民主的要求，可以获得一部分选民的支持，“全面改选”是和国民党的政策针锋相对的，是向“法统”的挑战，由于所持的理由较有说服力，连部分国民党员也表示赞同。一位学者写道：“国会全面改选无论就情、理、法任一面向观之，皆属势在必行”。所以，可以说，“国会全面改选”是民进党最有力的一个口号。当然，由于涉及需要修改或废除“临时条款”问题。国民党还在千方百计地进行抗拒，国民党人指出，全面改选就是“国会台独化”“政府台独化”。由于不能在大陆进行“改选”，所谓“全面”只能限于台湾，这是“公然违宪”的。因此，民进党要实现“全面改选”，还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对民进党内部来说，争取全面改选，可以使更多的党员有机会成为民意代表，有助于纾解内部的矛盾，扩大政治参与。但也应当指出，新潮流系认为“国会全面改选表面上是民主化问题，而落实上是要不要独立的问题”。这样，他们推动全面改造的意图就和其他民进党人不同，而是和“台独”联系在一起了。

　　至于省市长直接选举，那也是广大人民的要求。有人指出，官派的市长在地方上难有作为，因为没有民意基础。台北、高雄两市市长由人民直接选举，“不仅是民意所趋，也有事实上的需要”。同样，人们也要求省主席直接民选。

　　这些政治主张主要是针对国民党的政策而提出的，可以取得一部分群众的支持，但是作为一个政党，缺乏理论上的共识，缺乏一个思想体系，提不出更具前瞻性和吸引力的政治主张。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缺陷。

　　以上是就整个民进党的政治主张所做的分析。实际上民进党两大派系各有自己的政治主张。现在举出两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言论加以说明。

　　代表新潮流系观点的姚嘉文提到“台湾反对运动发展规律”，他说：“从以言论自由为出发点的人权、民主基础，而变为对台湾的认同，不受中共统治的事实，进而追求台湾前途应由台湾人民自决，再演变到今天的台湾应该独立及新国家运动”。这就是“台独”的主张。

　　代表美丽岛系观点的张俊宏在他主编的《到执政之路》一书的结论部分指出：“我们认为反对党的最终目标必然指向取得政权，更因为先在地方实质上占领国家机关，将是反对党对抗党国特权体制的最有效战略”。“我们坚信从地方自治到住民自决，再从住民自决到主权独立，其间必然是一个水到渠成的实力累积过程”。“地方包围中央……是相对于目前各种主张的最有效战略”。

　　显然，民进党内存在两种不同政治主张：是“台独”——“新国家运动”，还是“地方包围中央”——“新执政之路”？哪一种主张将成为民进党的主流，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考察。

　　五、主要活动

　　民进党成立以来，开展了多方面的活动。在党务方面，发展党员，建立各县市的党部，对有关党的发展前景及台湾前途等重大问题在党内进行过一些讨论，召开过三届全会和临时全会，但更多的力量则花费在内部派系斗争上。在政治活动方面，由“议会斗争”和街头群众运动两方面组成，主要有1986年底“立委”“国代”的选举，“立法院”的问政活动，1989年竞选的准备，幷且开展过多次颇具规模的街头运动以配合“议会斗争”。此外，民进党还向海外进行游说活动，争取外国以及海外台籍人士的支持。

　　1986年底的选举

　　选举是公民根据自己的意志，按照法定的形式，挑选公职人员的一种方式。换句话说，选举是获取政治权力的一种程序。因此，如果选举活动不公正、不公平、不妥善，选出的民意代表反而会背离民意。所以，选举对执政党和在野党来说是一场竞赛、一场战争，它关系到能不能争得更多席位、获得更多的权力，甚至能不能执政以实现本党的政治主张等大事。

　　民进党的形成和选举有密切的关系，正是经过多次选举，逐渐形成一股和国民党对抗的力量，选出了自己的公职人员，并在这个基础上组成了民进党。1986年的选举是民进党成立后的第一次选举，也是台湾第一次由两党竞争的选举，就73席“立委”和84席“国代”展开竞选。

　　为了在这次选举中取得好的成绩，民进党事先经过“党外选举后援会”推荐了候选人，其中参加“立委”竞选的有康宁祥、谢长廷、王义雄、张俊雄、尤清、黄煌雄、许国泰、许荣淑、朱高正、邱连辉、王聪松等21人，参加“国代”竞选的有周清玉、蔡式渊、洪奇昌、张贵木、翁金珠、吴哲朗等23人。这44位民进党人公开与国民党的候选人进行角逐，引起了岛内外相当大的关注。海外有不少传播媒体派了记者前去采访。

　　在竞选中，民进党所提的“共同政见”主要有以下几点：住民自决、解除戒严、组党自由、“国会”全面改选，省市长直接民选，司法独立等。民进党中央组织了“全国巡逥访问团”，分南北二团到全岛各地进行助选，还提出了“新党救台湾，民主新希望”的口号。

　　竞选的最后一周发生了“桃园机场事件”，这是由许信良强行返台引起的。许信良原来是国民党员，因竞选桃园县长而被开除党籍，1979年又因参加抗议逮捕余登发的游行而被撤去桃园县长职务。后来前往美国，参加筹组“台湾革命党”，被国民党列为通缉犯。1986年11月许信良声称要强行返回台湾，30日上午民进党人及其支持者数千人前往桃园机场迎接许信良。国民党当局派出大批宪兵、警察以及坦克、消防车等进行阻扰。双方发生冲突，宪警向民众喷射红水，双方互投石块，警方还发射催泪瓦斯弹。民进党发言人尤清发表声明，抗议警方施放催泪弹及红色水柱，造成民众流血受伤，同时谴责日本警视厅干涉内政，阻扰许信良返台。直到晚上八时，江鹏坚等人向群众说明许信良滞留东京无法返台的缘故之后，民众才陆续散去。

　　12月2日许信良使用假护照搭乘菲航班机前往台湾，许信良的弟弟许国泰龢民进党干部、党员和群众一千多人赶往桃园机场迎接。班机降落后，国民党情治人员认出许信良，立即没收护照，不准他入境，而民进党代表则要求与许信良见面。结果许信良被“原机遣回”马尼拉。

　　国民党利用这个时间对民进党展开攻势，通过报纸、广播、电视制造民进党“率众滋事”“暴民殴警”、许信良是“危害台湾社会安全的阴谋分子”之类的舆论，呼吁民众不要投票给民进党。

　　这对民进党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当时唯独《自立晚报》刊出了《机场警民冲突目击记》等报导，指出“军警单位戒备机场，执勤态度强硬，卅余民众被飨以警棍拳脚，虽经指挥官制止仍难平息”。同时报导了民进党中执委张富忠被军警打伤，“伤口缝合三针”。该报还评论说：“有人拿石头砸警察应依法处理，但警察打民众如何处理呢？”这样，人们才瞭解到真相。此外，民进党也举办“机场事件说明会”，播放机场事件的録影带，反驳国民党报刊的攻击。这个事件本来造成了对民进党相当不利的局面，不少人把民进党人看成是“暴民”，但是，《自立晚报》的独家报导“发挥了十分强大的影响力”“决定性地影响了选情”，不少人对国民党一味抹黑民进党人表示反感而投了民进党的票。

　　12月6日公布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结果，民进党在“立法委员”方面有康宁祥、吴淑珍、王义雄、张俊雄、黄煌雄、尤清、许国泰、许荣淑、朱高正、邱连辉、余政宪、王聪松等12人当选（上届为6席），在“国大”代表方面有周清玉、蔡式渊、黄昭辉、洪奇昌、张贵木、范振宇、翁金珠、苏培源、苏嘉全、徐美英、吴哲朗等11人当选（上届为5席）。两项选举民进党共提出44名候选人，当选率达到52%。在这次选举中，国民党人有59名当选为“立委”，68名当选为“国代”，得票率分别为66.3%和60.2%，低于预期的水平，民进党“立委”和“国代”的得票率为24.78%和22.21%，不论所获取的席位，当选率和得票率都超过以往的水平。在当选人中，尤清、许荣淑、许国泰、朱高正、王义雄、周清玉、洪奇昌、张贵木、范振家、徐美英等人，在他们各自的选区中都以最高票当选。在“立委”选举方面，在七个选区中民进党人获得五个选区的最高票。这次选举说明瞭刚刚建立的民进党在台湾民众中享有一定的声望。

　　合众国际社指出，这是台湾第一次以政党对政党竞争的选举，“民进党已赢得令人刮目相看的席次，惊动了北京和台北”。有的外国报纸把这次选举说成是“政党政治的选举”，是“台湾迈向政党化时代的开端”，认为“民进党得到甚多民众的支持”。但是，瞭解台湾真实情况的人士则提出：“选民认同个别民进党明星级候选人多于认同民进党”，得票多的当选人靠的是“个人秀”，而不是靠民进党的号召力。甚至有些中产阶级投票给民进党，“并非源于对民进党的政党认同，而是冀望对国民党在政治上产生制衡作用，因此虽然偏爱国民党，但仍投票给民进党籍候选人。”

　　尽管这次选举对民进党来说是“颇有进展”的，但是应当看到，国民党的得票率仍然靠近七成，选举结构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所以，正如邱垂亮所述，“要发展成为能和国民党真的平起平坐，可以产生真的权力制衡和发展成真的‘有效的选择余地’（viable alternative），恐怕还有一大段崎岖艰苦的整合路程要走。”南民也指出：“这次选举只是一次开始，台湾的自由民主与政党政治仍有漫长的路要走。”

　　“立法院”里的风波

　　民进党籍“立委”进入“立法院”以后，该院的议事情况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从第79会期以后，接连出现了不少风波。

　　新当选的12名民进党籍“立委”和资深“立委”费希平（后来退出民进党）组成了“立法院”党团，在当时全院320多名委员中只占极少数，但是他们却在议事过程中发挥了制衡作用，打破了过去一贯平静的气氛，在社会上引起了颇大反响。

　　从进入“立法院”的第一天开始，民进党人就有出人意料的表现。1987年2月23日新任增额“立委”宣誓就职时，张俊雄、朱高正等人上台发言，提出要推选会议主持人，幷且要审查主持宣誓的大法官的资格。这时国民党籍“立委”周书府、李宗仁、李胜峰等人涌上台去，双方互相指桑骂槐，抢夺麦克风。在国民党籍“立委”匆忙举手强行宣誓时，民进党人拒絶照办，一开始就表现出反对派的性格。

　　第二天当“行政院长”前来作施政报告并接受质询时，民进党人提出“立法院”正副院长应在“立委”选举之后立即改选，向“立法院长”倪文亚的主席身份提出挑战，要求推举当天会议的临时主席。经过一番争议后，俞国华上台报告，这时费希平对“行政院长”的任期提出异议，朱高正指着俞国华说：“我认为你是过渡时期的院长，是看守内阁……”，国民党籍“立委”眼看“院长”受到斥责，冲上前去拉扯朱高正，双方扭成一团。几十名委员在台前推搡、吵闹，而俞国华却硬着头皮念他的报告。

　　2月27日在民进党籍“立委”的逼迫下，举行了“立法院”正副院长的改选。现任院长倪文亚已经连任15年，副院长刘阔才是台籍人士，国民党并不想更换他们。民进党提出的院长候选人许荣淑作了《多出一票就是胜利》的竞选演说，她说，可以预料国民党会掌握絶大多数的票源，但这次选举的政治意义并不表现在絶对数字上，“只要本人的得票数比民进党籍席次多出一票，就是胜利。”尽管选举结果还是原有的院长、副院长当选，但这毕竟是在民进党人逼迫下进行的改选，也是民进党人进入“立法院”以后纔可能出现的新情况。

　　3月20日朱高正在质询的进程中，突然以台湾话（闽南话）发言，指责国民党违背民主政治，具有“独裁、反动、专制帝王的统治心态”。资深委员大喊听不懂。朱高正用台语骂了粗话（台湾所谓“三字经”），并说：“你在这里吃蓬莱米这么多年，听不懂是你家的事”。5月26日审查“七十六（1987）年度国家总预算”时，民进党予以扺制，国民党要付诸表决，企图以多数票强行通过。这时朱高正跃上主席台骂道：“你们这些乱臣贼子”“卖国卖了40年”“本席宣布不遵守法律”，并把主席台上所有的卷宗、资料踢倒在地。

　　以上是民进党籍“立委”进入“立法院”最初一段时间发生的事，以后国民党龢民进党“立委”互相争吵甚至动武的事件屡见不鲜。今年一月二十六日国民党要强行通过“退职条例”时，发生了院长叫警察进入会场的事件，下面是当时“院会记録”的摘録：

　　“尤委员清：（16时46分）刚才达成的协议，就是要等选举实録送来，才能审查退职条例，希望主席维护‘立法院’的尊严，也希望国民党委员不要在混乱中胡乱通过，更请主席不要自行制造混乱，然后浑水摸鱼。

　　……

　　康委员宁祥：（16时50分）看样子国民党已准备表决，连议事组人员的拍卖手艺也都出现了。……如果你们昧着政治良心，企图以蛮横、不文明、独裁、专制的政治手段让全案通过，或不根据民主国家、民主议会应有的议事程序进入二读，我们也敢跟你们拼，不信你试试看……

　　……

　　黄委员煌雄：（16时58分）……今天刘代院长系以副院长的身份代理院长，……但为珍惜这个位子你好像忘记一位‘国会议长’应有的风格，只能做一个命令一个动作的决定，……我们如何能心甘情愿让你代表‘立法院’？你又有何能力代表‘立法院’……

　　吴委员勇雄：（17时11分）对退职条例本席有些话要说……

　　蔡委员文曲：（17时11分）你又不是审查会的召集委员，你为何要讲话，本席从未讲过话，现在本席要先讲几句话……

　　肖委员楚乔：（17时12分）我们探讨一个问题，手段与目的确有相当大的区别……

　　主席：请警卫进场，维持会场秩序。请不要打架。

　　尤委员清：（17时14分）请问主席是谁叫警察进来的，要出去，你应先出去，你当一个‘国会议长’，竟无法维持会场秩序，要警察进来做什么。

　　康委员宁祥：（17时14分）请主席先叫警察出去！

　　尤委员清：（17时14分）主席你叫警察先出去，警察进来是造成会场混乱之源，叫警察出去，才会使问题单纯化。

　　主席：现在请警察出场，请各位同仁就座，报告院会，本席刚才请警卫进场，是看到吴委员勇雄、蔡委员文曲、许委员国泰相互拉扯打架，为维持会场秩序，避免事态扩大，只有请警察进场。”

　　对于民进党人在会议中的表现，有的报刊把他们指作为“暴徒”，有人却称之为“抗议精神的象征”。实际上，12个民进党人在全体“立委”中只是一个零头，如果按“常规”运作，他们的呼声就会被淹没，只有用“非常”的方式纔可能引起重视。尽管力量对比十分悬殊，但民进党人进入“立法院”以后，两党竞争的势态已经形成，沉寂的局面已被打破，不同的声音不断产生，表现出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体作战的作用。这对“立法院”以及国民党籍“立委”都发生了一定的影响，议会的面貌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杯葛“国安法”

　　“杯葛”是英语boycott的译音，台湾习惯于使用这个外来语表示“扺制”的意思。1986年10月蒋经国宣布即将解除戒严，但要在制定“国安法”之后才能实行。国民党表示要在1987年6月底完成“国安法”的“立法程序”，以便在7月15日宣布解严。为此，他们督促“党籍‘立委’”加紧审议实施细则，幷且命令“中央政策委员会”进行协调，企图使它得以顺利通过。可是，民进党则决定全力予以扺制。

　　民进党宣称在当前形势下，没有必要制定“国安法”。尤清指出：“台湾现有的各种刑法，已足够应用制裁一切违法越轨行为，解严无须另行制定‘国安法’。‘国安法’也是一种适用于紧急状态的法律，宪法并无赋予执政党制定这种法律，徒然破坏政治体制与压制人权。”康宁祥认为“国安法”是戒严令的替身，是“换汤不换药”。他指出，在解严的同时又实施“国安法”，就是在“在解除旧的枷锁之后，立即又在国民身上加上新的枷锁”，是“借故剥夺或限制人民的若干权力与自由”“反宪政的政治统制体制没有变更”“与回归宪法的宪政原则背道而驰。”

　　1987年1月在“立法院”审议时，当时的“立委”江鹏坚就进行扺制，2月，新“立委”就职后，进一步开展活动。3月初，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举办“国安法听证会”，并在“立法院”内就“国安法”条文中的“分离意识”“国家安全”“动员戡乱”等问题进行辩驳。3月18日大约500名民进党人及其支持者聚集在“立法院”门前，提出“只要解严，不要国安法”，要求民进党籍“立委”拒絶审查“国安法”草案。但是民进党“立委”们却表示不应放弃在“立法院”内的斗争。经过劝说，群众才离去。这个事件反映出民进党内部的不同看法，在行动上还不一致，同时“党中央”和“‘立法院’党团”也缺乏共识。

　　3月29日民进党召开第一届第一次临时党员代表大会，就发动“反制国安法”示威进行讨论，以多数票通过举行“四一九示威”。30日举办“反对国安法制定说明会”，对“国安法”草案进行严厉的批判。民进党的活动引起国民党的强烈反应。在国民党情治系统总动员、官方施加压力扬言进行“取缔”的情况下，民进党内发生了分歧，只好宣布“四一七”行动决议延期举行。后来两党经过沟通，收效不大。5月19日民进党在“国父纪念馆”前发动反对“国安法”的示威，与会群众头扎“只要解严不要国安法”的緑带，民进党人轮番演讲，现场曾经聚集二万多人。镇暴警察进行全面封锁，布下刺网、钢架拒马，出动镇暴喷水车和大约二万名军警，后来又出现“反共爱国阵线”与示威群众“对阵”的局面，双方僵持达12小时之久，成为近年来规模最大、历时最久、出动军警最多的一场和平对峙。

　　6月3日恢复审查“国安法”。事先民进党的费希平向国民党的梁肃戎进行沟通，提出删除“国安法”第二条，取消“国安法”名称，改为“入出境管理法”，民进党就可以不在“立法程序”上予以扺制，遭到梁肃戎果断的拒絶。民进党决定在审议过程中采取拖延战术，同国民党周旋到底。民进党曾经提出“解除戒严恢复党政之事实程序条例”，用以取代“国安法”，后来又提出改名“国境安全法”，都没有被接受。在逐条讨论时，对第二条争论最激烈。第二条的内容就是所谓“三原则”，即“人民集会结社，不得违背宪法或反共政策，或主张分裂意识。”尤清、张俊雄、朱高正等都力主删去这一条，引起一场争论、吵骂。在表决时，民进党籍“立委”全体退席以示抗议。此后，从4日至15日举行8天的逐条讨论，民进党坚持“缠斗到底”，对每个条文都提出了异议。

　　在“议会斗争”的同时，民进党社会运动部发动群众举行抗议活动。在报刊上刊登“反对国安法，大家上国会”的邀请广告，6月10日上午有几万人集会，发表演说，谴责“国民党的老法统”，群众高呼口号，与过路人发生了冲突。下午在游行时和军警冲突。11月继续进行抗议示威，结束以后有近万名民进党党工人员向“士林官邸”方向游行，也与路人发生冲突。12日“反共爱国阵线”先行进入“立法院”，在周围悬挂指责民进党的标语布条，还有人手持棍棒，蓄意向民进党挑战。民进党的队伍到达以后，双方互相叫骂，殴打，投掷石头、玻璃，有人受伤流血。双方对峙了10多个小时。在游行时，有人煽动学生、妇女辱骂民进党，有人叫喊“杀死民进党党员”，企图挑动和刺激示威群众的情绪，引起冲突。示威活动结束后，部分群众看到“反共爱国阵线”没有离去，而继续进行示威。警察企图督使民进党群众散开，群众置之不理，于是警察以棍棒打击驱赶，用暴力强行解散，表现了罕见的强硬做法。

　　在“六一二事件”中，民进党不仅反对“国安法”，而且反对“老法统”，主张“国会全面改选”，有些党工人员甚至举出“人民有主张台湾独立的自由”的牌子，在演讲时高喊“台湾独立万岁”的口号。示威游行造成交通受阻，幷且与行人发生冲突，使民进党的形象受到损害。但有人指出，那些不服从指挥的群众“可能不只是单纯的示威者”。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事件中，出来龢民进党对抗的不是国民党，而是所谓“反共爱国阵线”。这般人明知民进党要举行集会，却故意前来“对阵”。民进党人士指出，“爱阵”的负责人是国民党骨干分子，警察允许“爱阵”的人留在“立法院”大门口，“爱国阵线显系由国民党有关方面幕后支持”。有人认为“民进党这次群众运动，完全陷入国民党的陷阱”，是国民党情治人员“导演了爱国阵线这幕挑衅民进党的闹剧”。于是，民进党反对“国安法”的政治活动，被丑化为民进党和“爱阵”之间的“群殴”，而国民党则要“依法惩办”这些互殴的“暴民”，他们俨然成了超脱在事件之外的“仲裁者”了。事后，民进党发表公开信，说明“六一二”流血冲突是“爱阵”蓄意挑衅所致，他们还举办“六一二事件真相说明会”，播放録影带，强调民进党自始秉持非暴力原则，而国民党却利用学生和“爱阵”蓄意对民进党进行正面的破坏。

　　6月23日“国安法”二读时，民进党“立法院”党团进行静坐抗议。当天又进行三读，民进党人起身离开会场以表示他们既强烈又无奈的扺制。这样，国民党依仗“多数暴力”操纵立法，“国安法”终于在无阻力的条件下通过了。7月1日经“总统明令”公布了《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

　　尽管杯葛不成。但民进党在这场斗争中利用“议会”和街头的论坛比较充分地表达了他们的意见，使群众瞭解整个立法过程。正如朱高正所说，“若是一开始我们就退席抗议，那太给国民党便宜了，他们就更可以为所欲为，径赴表决。所以我们必须就其缺失全面杯葛，融合大众媒体，形成舆论”。尤清说：“我们真正是尽力而为，仁至义尽了。”

　　“国会”全面改选运动

　　“全面改选国会”是民进党的主要政治主张之一。早在第一届第一次临时全会时，就已授权“立法院”党团和“国大”党团发起改选运动。这个运动的展开，主要是在杯葛“国安法”以后。那时社运部提出了运动第一阶段计划，六中全会决定扩大“国会全面改选运动”专案小组，民进党籍“立委”曾经在“立法院”议场上举出“坚决主张国会全面改选”的白布条。实际上连国民党籍某些增额“立委”也主张全面改选，所以民进党的这个主张是有一定威力的。有人把它称为“一千人对抗一千九百万人的战争”，指的是一个不改选的资深“中央民意代表”反抗要求全面改选的广大人民。国民党“立委”党部书记长林栋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说：“你以为民进党争的是国会改选？如果这样我可以策动所有老‘立委’走。他们争到这个，还要争地方自治，总统民选！”

　　1987年11月由海外“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FAPA）发起的“台湾民主圣火返乡长跑”运动，对台湾岛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4日“圣火”从纽约由民进党人送回台湾，被当局扣留，但张俊宏点燃事先携入的火种，举行圣火移交仪式，由民进党中常委谢长廷宣布把“圣火长跑”作为“国会全面改造运动”的一环，在全岛展开。22日“圣火”传到台北，有数千人参加迎接，高呼“国会全面改选”的口号。

　　12月25日“国民大会”在中山堂举行“庆祝行宪40周年纪念大会”，蒋经国坐着轮椅到会致词。他刚开口说了“诸位代表先生”，马上有11位民进党籍“国大代表”突然起立，齐声高呼“全面改选”“全面改选”，引起全场震惊，因为从来没有人敢在这位“国家元首”面前示威抗议。后来蒋经国指定“国大”秘书长何宜武代为宣读书面致词，当何读到“充实中央民意机构”时，民进党人再度起立，穿上緑色白字背心，上面印有“全面改选”“维护宪法”字样，接着又展开长幅标语，上面写着“国会全面改选”六个大字，引起会场更大的骚动。蒋经国离开会场后，民进党代表举着“老贼滚蛋”等口号，国民党高喊“打倒台独”，双方还互相谩骂和扭打。会场外面有几千名民进党人士及其支持者聚集在纵贯线火车路的平交道上，抗议“万年国会”，而国民党则动员大批军警保卫中山堂。 

　　1988年3月“国会全面改造运动”出现了一个高潮。4日，民进党组织“民主圣火慢跑”，一路上播放“万年国会，全面改选”和“咱要出头天”等歌曲。到达中山堂时，布置了“国会全面改选辩论擂台”，由朱高正上台向在中山堂开会的“老国代”叫阵，要他们出来辩论，尤清指出，“40年来不改选的中央民意代表是全世界最不要脸的人”。康宁祥表示，“民进党将以更大的实力向民众展现国会全面改选的意义”。5日，成立超党派的“贯彻国会全面普选委员会”，由黄信介、张俊宏担任正副主委，该会提出“五不主张”：一、不赞成海外遴选制；二、不赞成大陆代表制；三、不赞成职妇代表制；四、不赞成“国代”递补制；五、不赞成退休退职制。黄信介（当时未加入民进党）等人表示这个委员会“不会与民进党活动冲突”。18日，举办第二次民主圣火长跑活动，有400多人参加。民进党人上台演讲，指责资深“国代”不要脸，吃台湾人的米，用台湾人的钱，临下台还要带走300多万，相当一个普通公务员12年的薪饷。29日，举行抗议“万年国会”大规模示威游行，这是一次路线最长的游行，从“国父纪念馆”到中山堂，走了近两个小时，游行队伍长达二、三公里，参加人数达3000人以上。民进党人发表谈说抨击“万年国会”是世界上罕见的政治笑话，资深民代没有代表性，指出民进党是在民主圣火慢跑、打电话向资深民代“请益国是”等活动未见效果的情况下，才发动这次示威的。示威游行在高呼“老贼下台”“国会全面改选”等口号后宣告结束。接着，有一部分人在朱高正等带领下向“国会山庄”进发，声称要“造访”资深民代。警方在内湖布下封锁线，出示警告牌，引起了冲突。警民互殴，双方共有17人受伤。这就是所谓“三二九”事件。

　　民进党发动的“国会全面改选运动”到4月份暂告一个段落，以后几个月在这个方面没有什么重要活动。到1982年12月“立法院”审议“中央民意代表退职条例”时，民进党再次发动群众，把“国会全面改选”推向新的高潮。

　　当时民进党第三届代表大会刚结束不久，新潮流系要求发动群众运动，迫使“中央民意代表全部无条件限期一次退职”。美丽岛系也准备发动群众保卫“立法院”，抗税、罢税、罢市、罢工以及示威等活动向“资深国代”施加压力。12月12日中常委林正杰在记者会上强调了民进党对“国会全面改选运动”的立场，要求1989年选出全新的“立委”，并表示希望能在谈判桌上解决全面改选问题，只有在“议会政治”失败的情况下，才采用街头运动。

　　17日费希平表示，如果接受他提出的三个条件便可以立即退职（“立法委员”），曾经引起一时的轰动。但是多数民进党人并不能同意费希平的看法，他们不能接收肯定资深民代的功劳幷发给退职金，也反对设立大陆代表制。结果费希平不但没有退职，反而宣布退出民进党。当时的社会舆论认为这是对民进党的一个重大打击。当然民进党发动“国会全面改选”运动时没有估计到会出现这样一个插曲。不过费希平毕竟和一般民进党人不同，他尽管是党外运动领袖人物之一，又是民进党创始人之一，但他本人是“资深‘立委’”，原来是国民党员，他的思想感情、政治立场和多数民进党人存在相当的距离，他和新潮流系更是水火不相容的。所以，随着政治改革的进展，他在民进党内的地位和处境日益显得尴尬。作为旁观者来说，费希平退出民进党不会使我们感到突然。

　　19日民进党中常会作出决议，重申“全面改选国会”是该党行动纲领，“不达目的，决不中止”。23日“国大光复会”开会时，民进党籍“国代”上台送给资深“国代”一架纸质的“经国号”飞机，上面写着“流亡国会”“飞往南京”，国民党人上前阻止，又演出了一场双方对骂、互相拉扯的闹剧。

　　25日举行“行宪纪念日”和“国民大会年会”。民进党籍“国代”在中山堂门口手持“新总统、新国会”的緑色布条，警卫人员不许他们进入会场，双方拉扯推搡，进入会场以后，又因安全人员占座主席团位置，再度发生争执，会场秩序大乱。作为贵宾的国安会秘书长蒋纬国竟然不顾自己的身份，激动地高喊：“不要开会的滚出去”。“国大”秘书长何宜武则命令安全人员将民进党籍“国代”强行架出场外。当天民进党“国大”党团本来已经提出一份《质问李总统十一事》，第一问就是“问国会何时改选”，后来由于“国代”被强行隔离，只得散发“十一问”的传单。同日，民进党主席黄信介带领“立法院”党团及党部负责人去“国民大会”向李登辉送信，主要内容是：12月13日黄信介代表民进党发表公开信，要求国会全面改选，要求李登辉“以总统身份宣布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并指出“阁下如不循民意，当机立断解决当前国家的危机，本党顺应形势将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为全体台湾人民争回40年来早该拥有的基本民权”，此信没有得到答复。黄信介在信中强调民进党是“台湾人民与国际政坛公认的中华民国第一大反对党”，提醒李登辉“不应忽视龢民进党沟通对话的机会”。民进党领导人前来送信，而“总统府秘书长”或“国大秘书长”都不出面，只是由“国大副秘书长”接受信件，这就引起了民进党人的强烈不满。除了上述活动以外，当天上午民进党组织1000多人在台北市新公园音乐厅举行“全面改选国会运动百万人签名”活动的誓师大会。与此同时，已经进行了40天的“新国家运动”在台北市举行最后一次游行，在高潮时有3000多人参加，民进党的重要人物姚嘉文、江鹏坚、李逸洋等参加了活动。姚嘉文在游行结束时说道，民进党“国大”代表被关起来，是因为中山堂外面没有群众的缘故。“有了群众力量支持，公职人员才不会被欺负”。

　　26日，民进党发表强烈声明，抗议当局将民进党“国代”驱离并拘禁于会场之外，谴责蒋纬国、何宜武等人指挥军警情治人员非法拘禁“国大代表”，提出“唯有国会全面改选成功，才能清除一切封建残余势力”。对于这个事件，台湾各界反应不一，《民众日报》社论指出：“一二二五”“国大”年会引发的朝野严重冲突的闹剧，实际上是一场悲剧，它说明执政党至今对民主化的迫切性“仍无动于衷”。“国会40年不改选，就是民主之羞，宪政之耻，这样的体制，我们还能接受吗？”

　　1989年1月在“立法院”审议“中央民代退职条例”的过程中，民进党继续发动“国会全面改选”运动。所谓“退职条例”，是国民党当局为了反对“全面改选”而提出的对策，表面上是对社会舆论的一个回应，实际上是“以退为进”，为“资深民代”继续拥有职权制造法律依据。“条例”的要害在于：一、自愿；二、无限期；三、发给优厚的退职金，显然这是同民进党的主张针锋相对的。所以，民进党把“退职条例”看成是推动全面改选运动的一个“起爆点”，准备发起“征讨老贼”的群众运动。

　　1月16日“立法院法制委员会”强行初审通过退职条例。民进党人当场提出抗议，扯断麦克风，掀翻主席台。康宁祥摔了椅子，尤清声称“这是‘立法院’40年来最大闹剧”。17日，民进党发动2000多名群众包围“立法院”，要求“国会全面改选”，在门口抛洒冥纸，高声叫骂老“立委”不要脸。黄信介、洪奇昌等人发表演说，抗议强行通过退职条例。治安单位出动喷水车、无线电指挥车、镇暴车等，如临大敌，严阵以待。由于这次群众的行动比较理性，没有发生冲突事件。26日，“立法院”审议退职条例草案，民进党党团强烈扺制，与“侨选‘立委’”发生拉扯、扭打，主席刘阔才两次叫警察入场，并在警卫森严的情况下，强行“全案表决”通过。民进党对这种公然使用“多数暴力”、违反议事程序的做法表示“这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召集人尤清问道：“全世界哪有国会是如此通过法案的？”27日，民进党致函刘阔才，表示退职条例“未完成立法”。29日，民进党发动3000人的游行，抨击退职条例，要求“加速国会全面改选”，历时4小时，又造成一次大规模的街头运动。

　　在“立法院”82会期中讨论了“三大法案”，即“人团法”（人民团体组织法）和“退职条例”，民进党对前二者也提出不少意见，但经过两党沟通，基本上以谈判和谐收场，而“退职条例”则没有协调余地，不经三读，而强行“全案表决”。《新新闻》杂志指出，这是另一种暴力。国民党龢民进党在这个问题上，立场完全对立。国民党认为资深代表对台湾的发展有历史功绩，应予肯定；全面改选是违反“宪法”的；在台湾进行全面改选，造成“国会台独化”，“等于抛弃大陆”，等于“宣布台湾独立”。因此，《中央日报》指出：“‘国会全面改选’的诉求与口号，非常动人，也非常炫人耳目，但我们认为忽视现实环境的理想就等于空想”。民进党则认为资深民代的存在是不合法的，是民主宪政的障碍，强行表决通过“退职条例”是“宪政史上的一大污点”，要求人们不分党派施加压力，迫使资深民代全部退职。

　　人们在评论“退职条例”时指出，国民党使用欺骗和强制手段“蒙混过关”，对“国会改选”没有诚意。而《中央日报》则鼓吹：“资深‘立委’体谅政府苦心，大多愿意接受退职条例”，幷且劝说资深代表“好好休息，功成身退，让体力较好、年纪较轻、更具有代表此时此地中国人的代表来跑，来完成……”可是，退职条例通过几个月以后，自愿退职者为数甚少，这时人们才看出退职条例“毫无成效”，因而称它为一个“骗局”。

　　“台独”言行的发展

　　至今民进党没有把“台独”列入自己的党纲，也没有作为全党的行动口号，但是在它建立以后的两年内，特别是在第二届党中央任期内，“台独”言论一再升级，成为这个时期民进党活动的一大特点。

　　其实，当民进党第一任和第二任主席上台时，他们对“台独”都曾经以低调处理，例如，1986年12月江鹏坚说道：“国民党将自决的手段和台独的目的画等号，是刻意扭曲民进党的做法”。他还说，主张自决“并非台独思想”。1987年11月姚嘉文当选主席时也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说要把‘台湾独立’拿来作为党的主要诉求，至少在民进党内没有”。他还指出，民进党通过“人民有主张台湾独立之自由”决议案，并不代表民进党主张台湾独立。可是不久之后，他们的言行都发生了变化，请看下列事实：

　　1987年5月19日由民进党主导的街头运动，首次出现“台湾独立万岁”的口号。6月10日民进党员江盖世高举“人民有主张台湾独立的自由”海报，带领群众向“行政院广场”游行示威。在10—12日三天示威活动的演讲中，有人高喊“台湾独立万岁”等口号。13日民进党籍“立委”吴淑珍带江盖世到“立法院”审查“国安法”的会场，摆出“人民有主张台湾独立的自由”的标语，席地静坐。8月，民进党员蔡有全、许曹德把“台湾应该独立”的条文列入“台湾政治受难者联谊会”的总章程。9月，蔡、许被法院以“叛乱”罪传唤出庭，民进党发动声援。10月在基督教长老会的游行中，有人抬着民进党党旗，两边写着“台湾要独立”“独立救台湾”，民进党主席江鹏坚参加游行，幷且说“台湾人絶对有主张台湾独立的自由”。

　　11月9日—10日民进党召开第二届党员代表大会，有人要把“人民有主张台湾独立的自由”列入党纲，经过争论，决定不列入党纲，但却都以大会决议形式强调了这一主张。12月，民进党中常会表示不反对党员以私人名义支援“政治受难者联谊会”。姚嘉文指出，根据“二全”决议，“不能说台独运动有违党纲”，这是姚嘉文担任主席以后向“台独”跨出的第一步。同时，洪奇昌对“台湾要独立，独立救台湾”作出解释，他指出，这是要“脱离共产中国、历史中国的阴影，建立新而独立的国家”。这时，民进党内已经有人提出警告：有“台独”分子潜伏在民进党内，企图把民进党变成“台独党”。

　　1988年是“台独”言行在民进党内大肆泛滥的一年。1月，民进党中央召开许、蔡主张“台独”座谈会，并成立专案小组组织声援活动。2月6日在声援许蔡的烛光晚会上，姚嘉文公然声称：“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禁止台湾独立”。28日，中央党部组织纪念“二二八”41周年集会游行，提出“悼念二二八先烈——台独先哲”等标语，喊出“台湾独立”万岁的口号。

　　在民进党第二届第一次临时党员代表大会以前，新潮流系极力制造舆论，要将“人民有主张台湾独立的自由”列入党纲。4月16日—17日临全会开会时，有数十名主张“台独”的代表。头扎“独立救台湾”的白布条进入会场。经过激烈冗长的辩论，否决了“人民有主张台湾独立的自由”的党纲增订案，而以强烈的决议文取代。决议主张：“台湾国际主权独立，不属于以北京为首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任何台湾国际地位之变更，必须台湾全体住民自决同意”。决议还提出所谓“四个如果”，即“如果国共片面和谈，如果国民党出卖台湾人民之利益，如果中共统一台湾，如果国民党不实施真正的民主宪政，则该党主张台湾应该独立”。

　　会后，姚嘉文不断鼓吹“台独”，他说“台湾主权不属于中共，中共主张台湾是其领土也没有法律上的理由。台湾独立牵涉到建国、现有政权及国家涵义等问题”。6月他在东京公然要求外国人支持“台独”，他说：“旧金山条约和日华条约没有说台湾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台湾的主权当然是属于台湾”。“现实是台湾并没有受到中共的统治”“台湾独立，中共无权出兵”。又说“民进党面临两个问题，即新国会和台湾独立问题”。关于独立的活动，他说要分三步走，“一、讨论；二、主张或要求；三、宣布”，他指出“目前民进党正进入第三个阶段”，因此公然声称：“我们正在呼吁众多的人们支持台湾的独立。”

　　8月，“世台会”在台湾举行会议，由民进党筹办。这次活动把“台独”的主张和活动在岛内公开化了。会议期间，民进党组织“海内外大团结——声援海外台湾人返乡运动”大游行，公然成立“台湾要独立”的口号。姚嘉文还同“世台会”会长李宪荣一唱一和，互相呼应。李宪荣在东京提出建立“台湾人新政府”和“新而独立的国家”，姚嘉文在台北主张台湾不可以孤立，但可以独立，台湾要有“新国会、新宪法、新政府”，台湾人要求在国际上被称呼为“台湾人”，希望“成为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的公民”。“台湾人要组织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政府，要瞭解台湾的主权属于台湾人民，不必向隔壁任何大国协议讨价”。26日，姚嘉文在《中国时报》上发表一篇短文，强调“独立已经是一个‘事实的存在’。所以，我认为，台湾若要独立，可以不必表决，只有面临‘统一’时，才需要寻求人民的同意”。9月，姚嘉文为竞选连任党主席举办政见发表会时，对“台独”提出这样的看法：党员有谈论“台独”的自由；民进党即使不能以党的名义推动“台独”运动，也不能从事反“台独”运动；“你如果反对谈台独，那么大家就要反问，你到底主张什么？”

　　鉴于姚嘉文的一系列言行，《新新闻》杂志一篇文章说他是“台独的独裁论者”。作为民进党的主席，姚嘉文对民进党内“台独”情绪的升级起了一定的煽动作用。当时，在民进党内如果不跟着喊“台独”的口号，“就可能被打耳光、丢鸡蛋、戴统派的红帽子，几乎被当成‘共匪’来对待”。

　　统一派“被视同AIDS（艾滋病）了……就要判党内的死刑”。其实，民进党内的“台独”情绪是由新潮流系以及姚嘉文等少数煽动起来的，民进党员坚持主张“台独”的为数并不太多，有人企图把“人民有主张台湾独立的自由”写进党纲，两次都遭到多数代表的反对，就是一个证明。有人指责姚嘉文担任党主席期间，只会唱“台独”的高调，转移了该党当前的目标，放松了对政治民主的要求，不仅加深党内派系的分歧，而且使原来支持民进党的群众逐渐和他们疏远了。也有人认为，黄信介当选党主席是民进党内扺制新潮流系、扺制“台独”思潮的结果。

　　民进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以美丽岛系胜利、新潮流系失利而告终。这意味着由新潮流系煽动起来的态度情绪将会逐渐地“降温”。实际上也是这样，“不要过分强调台独”“现在讲台独还太早”“民进党不是台独党”“现阶段讲台独，只会增加两岸的紧张”“喊台独若能促进台湾与中国的关系，那就要喊；但如果喊台独只会破坏台湾与中国的关系，那有必要喊吗？”“民进党的立场进在‘自决’层次，并未主张台独”，诸如此类的言论已经成为民进党中央的主流。但是新潮流系的“台独”论调却仍在发展，今年8月“世台会”在高雄市举行年会，海内外“台独”分子互相配合，煽起了一阵“宣扬台独理念”、鼓吹“新宪法”的风波。对此，黄信介表示：民主自由比独立重要，提出“新国家、新宪法”已经超越了民进党的党纲。

　　组织发展与派系斗争

　　到1989年2月为止，除花莲、澎湖、新竹三县之外，其余20个县市都已经设立了民进党的地方党部。党员人数从建党时的1300多人，发展到15000—16000人。当初民进党内个别人士，估计在1987年一年内可以吸收10万名党员，这个目标远远没有达到。

　　民进党内存在派系和派系斗争的事实是人所共知的。派系斗争在党的三次代表大会上得到集中的反映。

　　在第一届代表大会时，由原来党外运动工作者（党工）组成的“编联会”负责建党的组织工作，所以在第一届党的权力机构中，“编联会”系（新潮流系）占有控制地位。党主席江鹏坚原来不属于党外运动的任何派别，但他是在“编联会”动员和支持下当选党主席的，以后情况表明，江鹏坚日益靠向新潮流系了。在11席中常委中，“编联会”及结盟者占6席，康系占5席。在31席中执委中，“编联会”及其结盟者占18席，康系和前进系占13席。换句话说，这一届中常会是由反康系和康系组成的，“编联会”占主导地位，而美丽岛系在这届权力机构中没有什么地位。

　　在第二届代表大会前，美丽岛系要求调整党内的权力结构，恢复他们应有的地位。“二全”选举的结果，在31席中执委中，美丽岛系占14席，康系8席，“编联会”及其支持者占9席。（另一种说法是，泛美丽岛系15席，康系9席，新潮流系7席。在中常委中，美丽岛系5席，康系4席，新潮流系2席）。当时不少人都认为美丽岛系已经控制了民进党，康系“略走下坡”，新潮流系“惨败”“大撤退”。其实不然。第二届党主席姚嘉文原来属于中间派系，但他是在新潮流系支持下上台的，在他担任党主席的一年中，尽管他本人没有加入新潮流系，但却成为新潮流系的一面旗帜，一顶“帽子”，有人甚至把他称为新潮流“派系山头的领袖”。人们回顾姚嘉文一年来的表现时指出，他逐渐与美丽岛系疏远（姚原是美丽岛杂志社的管理发行人，因美丽岛事件被判刑12年），而“倾向于新潮流系的台独意识，使原来支持他的美丽岛系中常委对他采取杯葛态度，使民进党中央基本上难以运作”。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党部的骨干多是新潮流系（如副秘书长邱义仁）或亲近新潮流系（如秘书长黄尔璇）的，所以当时民进党内有人认为“整个党中央被新潮流所控制”，也就是说，新潮流系在两届党的权力结构中实际上都占主导地位。

　　第三届代表大会是党内两大派系的一场大战，在过去一年中，美丽岛系和新潮流系在“议会斗争”、街头运动以及统独问题上都存在严重分歧，这些分歧使得党内权力竟逐白热化，在“三全”代表和党主席的选举中得到充分体现，在“三全”中，第二届党主席姚嘉文以《民进党，我们的梦》为题发表演说，指出必须把民进党建设成“台湾现代化的政党”，而不应是“帮会式个人主导的结拜会”“以竞选为唯一获得的选举后援会”，或“促进跨海贸易的高经团体”。黄信介表示，“我之所以出马竞选主席，是因为有人觉得明年大选对民进党而言是生死攸关的考验，……劝我‘当仁不让’……。”由于派系竞争，使“三全”的选举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激烈场面，“把党内人际关系及信任感弄得如此紧张”，人们都认为这是不正常的情况，选举的结果：党主席由美丽岛系的“龙头老大”黄信介当选，他以123票比97票，战胜姚嘉文。在11席中常委中，美丽岛系占6席，新潮流系占5席；在31席中执委中，美丽岛系占16席，新潮流系占15席。康系和“超派系”人士宣布退出中执委选举。这样，美丽岛系取得了胜利。从表面上看，新潮流系不论在中常委和中执委的席位总都只是一票之差。可是，新潮流系的主将邱义仁却公开承认“选输了”。此后，新潮流系人马陆续退出了中央党部。新潮流系成为民进党内的“在野派”了。在民进党中央权力结构中，各派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经过两年多来民进党内的派系斗争，目前形成了这样的情况：党内派系从过去的三大系（美丽岛系、新潮流系、康系）三小系（前进系、超派系、亲新潮流系），变成现在的两大系（新美丽岛联线、泛新潮流系）两小系（康系、超派系）。新潮流系成为党内一大派系。从这一点来看，新潮流系并没有输。今后党内两大派系的斗争或整合，将成为关系到民进党的发展和生存的重大问题。

　　海外游说活动

　　为了争取岛外力量的支持，民进党成立不久便组成“外交访问团”，前往外国活动。1987年2月以尤清、洪奇昌、吴乃仁、许荣淑、谢长廷、张俊雄、邱义仁组成的A团和以康宁祥、游锡堃、苏贞昌、蔡仁坚、周沧渊、张富忠、蔡式渊、许国泰组成的B团，同时去美国、日本访问。访问团提出此行的目的是：建立政党外交关系，加强与大众传播媒体的联系，会见各地台湾同乡，拜会各亚洲研究机构和专家。访问团在美、日各地介绍建党情况龢民进党的政治主张，争取美日政界人士和台湾同乡的支持，此外，还通过义卖等活动，为民进党筹集经费。在美国，他们访问了孟代尔、佩尔、肯尼迪、索拉兹等政界人士，参加了美国民主党举办的“台湾政治发展研讨会”，访问了几家报社。在日本，他们拜会了各党派的国会议员。这就是民进党的第一次“外交出击”。这次访问取得了一些成绩，得到一些外国政界人士和海外台湾同乡的支持，例如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佩尔就表示：“台湾住民有决定自己命运的自由，如果台湾住民在自由的情况下投票要求独立，全世界应该尊重其所作的抉择”，公开支持民进党的自决主张。

　　此后，民进党多次派人去美国、日本、西欧、北欧等地访问，或是参加夏令营、民主圣火等活动，会晤各国政界人士和旅居当地的华人，阐明民进党的政治主张，争取海外力量的同情和支持。

　　在姚嘉文担任主席期间，他以所谓“台湾主权独立”作为游说的中心。例如，1988年6月他在访问日本时，一方面表明民进党支持李登辉兼任国民党主席的立场，另一方面则极力鼓吹“台湾主权独立”。他强调所谓“台湾主权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主权属于台湾”，为此，他还极力企图争取国际上支持“台独”。他公然提出：“我们正在呼吁众多的人们支持台湾的独立，不过，一旦台湾拒絶合并和统一，宣布独立，中共恐怕会以此为藉口出兵。但是，这种理由在国际上是不存在的，国际社会不会同意”。他向日本乞求支持，他强调台湾和日本有独特的关系，“在文化、经济等方面双方关系很深，日台关系要比美台关系更牢固”。“台湾人性格同大陆人不同。我坚信，将来台湾同日本、美国、菲律宾的关系要比中国大陆密切”。他表示对日本寄予很大的期待。

　　洪奇昌于1988年9月在美国的活动也强调了同样的观点。他见到一些国务院官员、国会议员及其助理，对台湾政治进行了讨论，某些美国人士公然表示，从美国本身的利益考虑，台湾如果在经济上继续发展，和中国的距离就会愈来愈远，再加上民主化的努力，“独立问题让其自动发生，这对美国来说是一种最好的期待”。洪奇昌强调新潮流系的观点：台湾主权属于台湾，不属于中共。他主张用类似“亚银”模式，台湾的代表只代表台湾，而放弃代表中国，然后逐步发展，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前途问题。

　　此外，民进党还组织第二次欧洲访问团，以姚嘉文、谢长廷为领队，访问意大利、西德、奥地利、荷兰、比利时、法国、西班牙，说明民进党对“台湾主权独立”和台湾前途的看法。

　　以上活动表明，至少在民进党第一、二届中央任期内，他们极力向国外进行游说，企图获取外国以及海外台湾人对“台湾主权独立”的支持。

　　第三届中央成立以后，党内两个派系的分歧日益明显，双方都注意开展海外游说活动。

　　我们还以姚嘉文、洪奇昌的活动为例，说明新潮流系的活动。亲新潮流系的姚嘉文1989年3月前往美国，他表示此行以“台湾国际地位问题”作为探讨的主题。不论他在各地“巡逥访问”向台湾同乡演说，或是同美国学者讨论，都以“台湾国际地位”和“台湾主权独立”为中心，实际上是在鼓吹“台独”。他说：“我在海外相当能感受到只谈民主、不谈独立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他还煽动“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FAPA）的成员讨论“台独”问题，他公然告诫说：“FAPA不谈台湾国际地位问题，是造成会员不满的原因之一。FAPA改组后，应多探讨主权自决及独立建国等问题，以适应国际形势的变迁，才能迎头赶上台湾国际关系中心”。洪奇昌结合他本人被通缉的问题，向台湾同乡揭露国民党对人权的迫害。他强调“议会路线”无法摆脱国民党军警的暴力，必须重视草根组织、发展组织力和社会力，把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结合起来，“我们相信群众运动对推动台湾民主化有很大贡献”。

　　作为民进党内当权派的美丽岛系，也派人前往美国活动。1989年初，党中央秘书长张俊宏主要为了年底的大选去美国争取台湾同乡的支持。民进党中央发现在有些地区无法找到竞选县市长的人才，竞选“立委”以及助选的人才也不足，因此他们派张俊宏去美国同一些台湾人组织联络，希望他们在回乡竞选、助选、组团观选、代为培训选战人才以及募款等方面给予支持。4月，张俊宏再次去美国活动。在南加州台湾同乡联合会和FAPA南加州分会主办的“民进党执政说明会”上，张俊宏发表演说，他提出，民进党除要求独立主权外，“终极目标是要获得政权”，但是目前民进党面临着一些困难，资源有限、议会运动、街头运动、组党运动都已“面临瓶颈”，党内因资源不够分配而产生分歧。为瞭解决这个问题，民进党拟定年底的选战策略是“以争取十位县市长席位的目标”，希望借此开拓资源，“并为将来执政而铺路”，这就是所谓“地方包围中央”的战略。

　　此外，民进党侨务部主任陈汉卿于3月间去美国活动，其任务是：推动侨务工作，宣扬民进党海外党员政策，征募海外党员；鼓励乡亲参与年底大选。他也动员台湾同乡回去参加竞选和观选。

　　以上活动取得了一些反映，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北美洲台湾人教授协会、台湾民主运动海外组织部表示给予支持，“海外组织”还为民进党开办了“台湾民主政治研修班”，培训地方党工，幷且筹组助选团，“教授协会”准备组织观选团回台湾助威。到目前为止，在美国的台籍人士，已经有杨嘉猷、李宗藩二人决定回台湾竞选台中县长和台南县长，杨黄美幸也可能参加台南市长竞选。

　　六、多边关系

　　“本党现阶段中国大陆政策之最高指导方针，系建立于本党‘基本纲领’所宣示之自决原则、人道精神、平等立场、和平方式四大基础之上，以终止台海两岸的敌意对抗，并促进双方的共存共荣”。

　　——《民进党现阶段大陆政策》

　　“无论改革的步骤和内容，国民党的立场龢民进党的要求乃至民间的愿望，仍然有很大的差距。比如国民党只要充实国会，民进党则要全面改选；国民党地方自治法制化的办法仍让行政院做主，民进党则要求制定省宪，开放省长和北、高两市市长民选；国民党开放党禁，但对政党组织还是要加很多限制，民进党则以结社自由是人民的基本权利，应无任何限制；国民党开放了报禁，民进党要求进一步开放电台和电视，国民党开放大陆探亲，民进党则要求进一步开放旅游、贸易和文化交流。”

　　——张忠栋：《国民党台湾执政40年》

　　“民进党内的派系纠结与路线分野，因为衔接海外台乡社团之间的竞争，益发复杂”。

　　——田弘茂：《五大课题考验民进党的智慧与勇气》

　　民进党作为一个在台湾地区建立起来并开展活动的政党，它必然要和当前统治台湾地区的执政党——国民党发生关系，它必然要和对台湾地区有着深刻影响的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发生关系。同时，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而国际公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政府，所以，民进党也就不能不考虑和处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相互关系。当然，还有民进党与台湾各阶层人民的关系、民进党与旅居海外的台湾籍人士及其组织的关系等等。

　　在各个政治系统之间存在着政治交互作用，一方的行动将会影响或刺激另一方，使它作出某种反应。各个政治势力之间的相互影响，可能导致改变彼此之间的关系、行动和倾向。所以，上述几个方面的关系对民进党的政治主张和政治行为起着制衡作用。民进党和上述几种力量之间相互关系的发展和变化，将影响着民进党的发展趋势和前途。

　　民进党对国民党

　　民进党以反对党自许，它的主要对手必然是执政党——国民党，民进党的存在与发展都不能摆脱国民党这个重要因素。

　　民进党人对国民党的看法如何，关系到他们对国民党的态度。在民进党“二全”的宣言中，对国民党有如下看法：国民党的保守心态，特别是企图用尽一切手法抓紧政权的自私心态，在本质上始终不变；国民党以维持非常时期体制为藉口，图谋保持既得政权；国民党没有在台湾实行真正民主的诚意；所谓“不得违背宪法或主张共产主义、或主张分裂国土”等三原则，是国民党企图无限和迫害民进党的伏笔。

　　民进党“三全”宣言指出：“面对国民党为维护其一党统治的反民主施政及因此产生的政治社会危机，民进党有责任结合台湾人民力量，打破国民党一党专政，共同努力，为台湾社会燃起新生的希望”。“国民党40年来妄图代表全中国，构成台湾前途发展的最大障碍”。“本党认为国民党政权已自弃于广大的台湾人民，终将为台湾人民所抛弃”。“在国民党一意孤行下，台湾没有前景，也看不出社会的出路”。

　　新潮流系更明确地把国民党政权视为“外来政权”，他们认为“国民党和反对运动的对抗，本质上是外来政权和台湾本土化民间社会的斗争”。

　　民进党作为台湾长期反对运动的集合体，他们和国民党的基本关系是：反抗和反对国民党政权，力图取代国民党的地位而成为执政党，从具体的表现来看，民进党对国民党的关系或策略可以概括为：反对（批判），争夺，期待，妥协四个要点。

　　反对：反对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反对国民党的各项政策。从大的来说，反对国民党的“法统”，反对“动员戡乱”的体制，反对国民党“一党独大”，反对“万年国会”等等。民进党“三全”宣言针对当前形势，提出反对国民党“党国不分、特务猖獗、改革停滞、违宪体制”。宣言指出：“目前，台湾的政治、经济、社会正面临剧烈变化的时刻。在这一年中，无论是政治、环保、农民、劳工、妇女、原住民、学生运动莫不蓬勃兴起，空前发展；国会全面改选迄无实现机会，地方自治法治（制）化竟以违宪方式处理，公害污染已到怵目惊心的地步，农业问题严重化，广大劳工权益缺乏照顾，学生要求自主呼声高涨，股市狂飙又惨跌，……凡此种种，说明台湾社会已经百病丛生，危机重重，而国民党已经丧失处理的能力。”“面对国民党维护其一党统治的反民主施政及因此产生的政治社会危机，民进党有责任结合台湾人民力量，打破国民党一党专政。”

　　所以，民进党在任何场合都力图揭露、批评国民党的政策和所作所为。在“立法院”的议场上，民进党籍“立委”经常提出与国民党不同的看法，发出反对的声音。朱高正甚至提出“为反对而反对”的口号和策略。这种策略发生了一定的作用，至少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重视，在某些问题上（例如，要求开放探亲、解除党禁报禁、揭露“万年国会”等等）得到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迫使国民党作出一定的让步。街头的群众运动也在这个方面起了一些作用。

　　争夺：通过选举，争夺选民，争夺民意代表和地方官员的席位，直到争夺执政的权利。民进党希望“透过选举，获得民众的支持，或许有机会与国民党轮政”，美丽岛系强调“我们认为反对党的最终目标必然指向取得政权”，为此“要集中全力，在紧衔现实的逐步实践中，有效清除党国特权，并确立实质执政的资源根基”。平时主要通过“议会斗争”和街头运动，提出民主要求，幷且声援“社会弱势团体争取权益的抗议行动”，与国民党争夺群众，向国民党打出“民意牌”。1989年选举更是与国民党的一次大争夺。民进党提出要争夺35%的选票和10个以上县市长的席位。此外，民进党还要和国民党争夺在解决台湾前途问题上的发言权，他们一再反对由国共两党进行谈判，而主张两岸关系“必须全民介入参与”。

　　期待：民进党中的部分人士对国民党当局怀有期待的心理，希望依赖国民党的改革，取得更多的民主权利。有些人还期待国民党开明派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他们表示，台湾整个民主改革不是国民党龢民进党两党间的对抗，而是开明的人和保守的人在对抗，“我们是以反对改革的人为敌”，可见他们对国民党的开明派或改革派是有所期待的。他们在很多方面和国民党开明派有共识，例如，反对中国政府以武力进攻台湾，要求重返国际社会，维持台海的现状等等。所以，有人主张民进党应当和国民党开明派“拉近距离”。费希平曾经主张民进党的温和派要和国民党的开明派合作。朱高正则提出“大联合内阁”的设想，要求由国民党邀请民进党参加组阁，两党合作进入代议民主政治。

　　李登辉上台以后，民进党中有一部分人对这位台湾人的“总统”表示支持，并给予很大的期待。有人希望李登辉“站在台湾人的立场”，不做“国民党的末代皇帝”，要做“新台湾的第一任总统”。可是，他们发现期望愈大，失望也愈大。对李登辉上台一年来的表现，民进党人作出这样的评价：政治改革步伐缓慢，“没有达到人民对他既有的期待”；对“国会全面改选”没有诚意，反而推动退职方案；对反对势力“表现得非常强悍”，对人权问题、二·二八问题、黑名单问题等等都缺乏诚意；过分依赖和纵容军特势力，以至军特更为嚣张。一年来只是为了掌握自己的权力，巩固自己的地位，有很多该做而未做的事，“在重大问题上未有任何特别的突破”。所以有人提出，“民进党对李登辉所有的幻想将逐渐地消失”；但也有人说：“李登辉是身不由己的，我对他仍有些许期待”。

　　妥协：斗争双方出现某种妥协本来是很自然的现象，但是早在党外时期对要不要妥协、在什么问题妥协、妥协到什么程度等等就出现不同的意见，引发了内部斗争，积怨颇深。民进党建立以后，在同国民党斗争的过程中，也出现一些妥协。例如，通过沟通，达成某些协议或谅解，双方有所让步，有所妥协。在审议“退职条例”时，朱高正曾经和国民党籍“立委”（集思会成员）“私下聚谈”，第二天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便采取“低姿态”，即不进行激烈抗争，以换取国民党人在“人团法政党使用公营传播媒体”一项的让步。

　　总之，民进党在处理和国民党的关系时，力图把自己放在和国民党对等的地位，作为一个反对党或在野党，通过反对、争夺、期待、妥协等手段，逐渐扩大自己的影响，争取有机会和国民党轮流执政，直至取而代之。

　　国民党对民进党

　　党外组党的成果，民进党作为一个持反对立场的在野党出现于台湾，这主要是台湾社会经济发展的和党外势力长期斗争的结果，可是国际上有人却把功劳归于国民党，把它说成是国民党“开明”的表现。实际上从民进党成立到它备案之前，国民党始终没有承认民进党，它曾经以“所谓民进党”、加引号的“民进党”等称号来称呼，不过在实际生活中却不能不容忍民进党的存在，不得不和民进党发生关系。

　　看来国民党对民进党的策略是：允许它存在，却不让它有较大的发展和较大的政治影响力，要使它的活动控制在国民党所能控制的限度以内。为此，国民党采取了许多具体的策略，诸如矮化、分化、控制、渗透、耍弄、利用等等。

　　矮化：国民党力图削弱民进党的影响，并使它在台湾社会中难以树立良好的形象。民进党宣布建党时，原以为国民党将会如临大敌，采取镇压行动，可是国民党却不动声色，这样，民进党的建立就没有引起台湾社会的震荡。实际上国民党采取这种“淡化”的手法，是矮化民进党的一种策略。建党分明是违反戒严令、违反党禁的“违法”行为，国民党也曾声称要予以“取缔”，但是他们知道，如果采取镇压行动，反而会扩大民进党的政治影响，所以采取了“淡化”处理。民进党建党以后，在很长的时间内，国民党不予承认；根据“人民团体组织法”的规定，民进党只是台湾现有30多个小党之一，一旦“报请中央主管机关备案”之后，便成了现存体制下的政党，它的活动不能不受到“人团法”的限制；1987年“六一二事件”时，国民党利用“反共爱国阵线”出来龢民进党“对阵”，造成“暴民互殴”的局面；“反共爱国阵线”还公然以“中国民主进步党”及“中华民国民主进步党”的名称要向当局报备；所有这一切都是故意矮化民进党的表现。

　　此外，国民党曾经派一些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官员与民进党沟通，也曾以国民党在“立法院”中一个派系（集思会）的成员与民进党沟通，有意降低民进党的地位。1987年上半年民进党“国大”党团三次去函要求与国民党高层“共商国是”，国民党以“不可能、不必要”“暂不安排”或“时机不宜”而拒之门外。当全体民进党籍“国代”要求李登辉接见时，国民党则以贵宾室太小为藉口，只限七人入场；当民进党主席黄信介要向“总统”递交抗议书时，不仅李登辉不出面，连“总统府秘书长”或“国大秘书长”也不出面，只派“国大副秘书长”来接信，如此有意矮化民进党的做法，使得黄信介气得摔了杯子。

　　分化：分而治之，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惯用的一种手法。民进党内部存在派系和路线的分歧，为国民党利用来分化民进党提供了方便。从国民党的角度来看，如果民进党成为一个现行“体制内”的“忠诚反对党”，只搞议会运动的“国会改革党”，就会省事得多。为此，国民党采取一些比较隐蔽的手段对付民进党，可是民进党人却感到自己正在被一种力量所分化。张俊宏指出：这几年国民党“把在海外的分化技术带回台湾去使用”。早在1987年，当时的民进党主席江鹏坚就已经指出，国民党用分化、渗透、丑化等手段企图使民进党陷于瘫痪。在1988年“五二〇事件”时，人们发现国民党“介入”了民进党内部。有人认为国民党有意帮助民进党内的稳健派打击主张“台独”的激进派。有人则认为国民党的动作是故意促使民进党激进化，有利于“台独”而不利于稳健派。国民党籍“立委”和个别民进党籍“立委”私下协商，国民党籍“国代”和个别民进党籍“国代”私下沟通，都引起了民进党内部纠纷，明显地起了分化作用。至于用黑函、耳语、謡言来挑拨民进党内部的关系，更是常见的事。所以有人说，民进党内的问题80%来自国民党。黄信介表示，民进党许多内部斗争是国民党促成的。有的国民党人也承认，民进党内斗不停，是因为“本党”（指国民党）起了作用。

　　控制：国民党力图把民进党的活动控制在自己所划定的范围内。所以，国民党坚持要制定“国安法”，在审议“人团法”时，要坚持“国安法”的三原则：审议“退职条例”时，要坚持自愿、不限期的原则，坚持“动员戡乱时期”和“临时条款”等等；所有这些，国民党都不作任何让步，幷且运用“立法院”的表决机器强行通过。这样就把民进党的活动纳入现行体制的轨道上。民进党如果愿意在这个轨道上活动，就会逐渐变成国民党所希望的“乖乖党”，便于控制。一旦出轨，民进党就会陷于违法的不利地位，这同样也要受到国民党的控制。又如，街头运动也受到“集会游行法”的限制，发生所谓“脱法”“脱序”的行为，就会陷于被动的境地。今年为了应付年底的选举，国民党提出“缩小选区”的方案，这显然是和控制民进党可能获取的选票和席位有关的。

　　渗透：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国民党会使用渗透的手法对付民进党，这是一般人（首先是民进党人）早已预料到的。所以在民进党建党初期就不敢大胆放手地发展党员，他们担心如果国民党“派三、五万人入党”，那就会使民进党立即陷于崩溃瓦解。许荣淑清醒地看到，入党审查法对蓄意混入民进党的特务，根本审查不掉。现在究竟有多少国民党特务渗透到民进党内？恐怕民进党中央也心中无数。有人估计大约有4000人，当然这是难以证实的。不过下列一些事实却不能不令人警惕：民进党内发现有“身份暧昧者”，经过调查，发现他原来是调查局的现职人员；民进党的重要文件外泄，而国民党社会工作会和省党部却都有文件报告民进党台中市党部“地方党务研讨会”的内容，这使民进党人深深感到渗透的威胁。可是国民党情报部门却声称，“敌中有我，我中有敌”是很平常的事。据说，蒋经国在世时，每天都叫人给他念动态简报，其中就是包括民进党的动态。国民党的渗透确实对民进党威胁很大。怎样摆脱这个威胁，看来是民进党的一大难题。

　　耍弄：国民党是一个有长期统治经验的政党，在它拥有统治权力的条件下，它可以使用一系列手法来耍弄自己的政敌。例如，国民党表面说要沟通，实际上缺乏诚意，往往“第一次谈过的事到第二次协商时都没有回答”，或者派来进行沟通的人选“权力结构极低”，难以发挥预期的功效，使得民进党对沟通的期待经常落空。国民党有时可以容忍民进党人在“立法院”“国民大会”的议论上进行的强烈抨击，制造一种“宽容大度”的假象，有时却动用“警察权”，或派出安全人员占据“国大会场”的座位，监视“国代”的言行。直至强行架走民进党籍的“国大代表”。国民党对1987—1988年几次街头运动的案件故意缓办，而1989年3月在10天之内连续下了4道通缉令，使民进党的4员大将同时陷入法律案件之中。人们认为这是国民党因应年底选举的一种策略，也是他们耍弄民进党人的一个表现。民进党的“反政治迫害小组”发表声明指出：“假借司法之名，制造叛乱罪打击政治上的异议者，更是国民党闻名全球的絶活”，为了因应年底选举而拘提通缉民进党人，“再显示司法向来只是国民党当局遂行专制统治的工具而已”。此外，国民党宣布缩小选区，民进党指出这是“耍小人手段”，企图“封锁民进党的政策与战略优势，企图扳回日落的颓势”，这种做法便于国民党在选举中的“买票作业”。国民党对支持民进党的企业“施以各种报复”，还利用社会上的一些势力对民进党进行骚扰和破坏，1989年初仅在一个月内就有9处民进党的党部、服务处、会场、住宅受到侵扰，民进党每个月还收到几十封的恐吓信。可以预料，在即将到来的选举过程中，各种各样的耍弄手法将会层出不穷。

　　利用：民进党的存在给国民党带来不少麻烦，但国民党却力图使民进党能够为它所用。从目前来看，国民党已经在利用民进党内的“台独”倾向。国民党当局曾经表示“台独”是非法的，是台湾现在最不安定的因素之一，强调对“台独”要依法处理。可是当有人高喊“人民有主张台湾独立的自由”时，国民党对此类言论则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一方面可以免受“压制思想自由”的指责，另一方面又可以把矛盾转移到中共方面，即向共产党“打台独牌”，把由“台独”引发的冲突转到中国与民进党方面去。国民党还大肆渲染“主张台独会导致中共出兵”，以此煽动一部分民进党人对中共的敌意，煽动台湾人民对中共的恐惧感，幷且“借中共之手遏制民进党影响的扩大”，达到一箭双鵰的目的。

　　总的来看，国民党对民进党的策略可以用“压而不死”来概括。就是说，从各方面施加压力，限制民进党的影响，但又容忍它的存在，希望民进党能够成为“忠诚反对党”，长期处在被统治的地位，即成为“万年在野党”。民进党现阶段对国民党的策略则可以用“反而不乱”来概括。就是说，它反对国民党的统治和各项政策，但由于实力的限制，还不可能在短期内取而代之，所以只能走“法律边缘”的道路，开展适当的斗争以求保持现有的地位，然后寻求发展，目前不敢采取暴力手段对抗国民党的统治，以免遭到镇压而前功尽弃。

　　民进党与共产党

　　直到现在为止，民进党和共产党之间还没有发生直接的正式的关系。但是，民进党作为在中国领土上建立的一个政党，它迟早要同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发生关系。现在，民进党不得不考虑与中国大陆的关系，而拟定它的大陆政策；共产党也不得不考虑民进党的存在，以及它在解决台湾问题方面的作用。

　　由于民进党内部并不一致。立场尚不分明，所以共产党还没有对民进党作出全面的评估和表态，但有几条原则已经通过传播媒体公开表示出来了。第一，共产党对一个政党，首先看它对整个国家、民族采取什么态度，是主张国家统一，还是主张台湾独立，这是最大的原则。共产党明确表示：“我们主张‘和平统一’和‘一国两制’，坚决反对任何可能导致台湾独立的言论和行动”。第二，共产党愿意同台湾各党派团体，各界人士共商国是，就发展两岸交流和祖国统一问题进行接触和协商，并提出“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这说明共产党对台湾人民、台湾民主运动、除国民党以外的其他政党团体的重视。第三，共产党准备同台湾的执政党进行谈判。共产党关心台湾人民对各个政党的态度，关心在选举中所反映出来的民意。

　　基于上述原则，共产党对前来大陆的民进党人（尽管人数不多，也不作为党的代表）都表示欢迎，坦诚相待，互相接触，有关方面的负责人还出面交谈。听取民进党人的意见。在黄信介当选主席时，大陆的民主党派“台盟”，民间团体“台联”的负责人都曾致电祝贺。同时，共产党也曾针对“台独”势力以及民进党内一些人的“台独”倾向和分离意识提出批评，严正指出，鼓吹分离主义是絶对不会有出路的，如果执迷不悟，只能沦为民族的罪人。

　　舆论界都注意到，共产党只是反对“台独”，而对民进党的活动只作“客观报导”，未作全面评论。共产党对民进党的全面评估，也许要等到两党之间有了正式接触以后才能作出。

　　民进党对共产党的态度，从它的正式文件等看，有如下一些提法：

　　“台海两岸之问题，应由全体住民透过自由意志自主决定，反对国共双方基于违背‘人民自决原则’的谈判解决方式”（基本纲领）。

　　“反对中共以武力威胁台湾，台海两岸应以平等地位进行和平竞争，以理性态度共同维护永久和平”（行动纲领）。

　　“我们要求以积极、主动、开放的精神，进一步展开学术文化交流、体育交流、科技交流，乃至通邮、通商、通航的沟通。而且在国会全面改选以后，建立了真正能代表全体住民民意的政府时，便该进行台湾与大陆最后关系的正式协商”（“二全”宣言）。

　　“（台湾）主权并未属于任何一个国家。当然亦独立于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如果国共片面和谈，如果国民党出卖台湾人之利益，如果中共统一台湾，如果国民党不实现真正的民主宪政，则本党主张台湾应该独立（1988年4月临全会决议文）。”

　　“台湾的国际外交一步步走向孤立，……国家组织及国际活动遭受中共全面扺制，台湾的生存正面临中共幷吞的危机。本党为保障台湾的整体利益和安全地位，提出四一七台湾国际主权独立决议文，事实上超越党派团体的立场”（“三全”宣言）。

　　从这些主张可以看出，民进党主张同大陆往来，反对由国共两党决定台湾的前途，提出“台湾主权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说法，而又担心共产党会以武力“幷吞”台湾。这实际上反映了这样一种心态：明知台湾与中国不可分割、民进党摆脱不了与共产党的关系，“力图避免使台湾问题成为中国内政问题”；但又认为“摆脱”的可能性很小，因而力争在谈判解决台湾问题时要有自己的发言权，有人甚至拟出了共产党、国民党、民进党“三边圆桌会议”时，民进党谈判代表的“最佳名单”。

　　其实，民进党内部对共产党的态度并不一致。有一部分人主张发展和大陆的关系。黄信介提出对大陆的四个原则：一、不要敌对，不要相残，要和平相处；二、在彼此不相害、没有损失的范围内，大家互相帮忙，在国际社会上互相合作，不互相妨碍；三、要承认两边的法律效力；四、大陆讲台湾的前途，应当尊重台湾人民的意向。他还指出，台湾与大陆的经济来往是“必然的趋势”“莫使大陆这个丰富的资源成为南韩、新加坡、泰国竞争的市场”。

　　另外一些人主张“台独”，他们对共产党对中国大陆采取排斥态度，反对扩大两岸交流，反对与中共合作，他们认为“要确立台湾人的主权，就要摆脱中国的干预，与中共合作只会模糊台湾人主权的认知，而且日后遗患无穷”。他们对那些未公开主张“台独”的人、主张去大陆观光访问的人，一律扣上“统派”的帽子，认为这是“对台湾主权的一种亵渎”，甚至说他们“心向大陆”“秘密勾结中共，出卖台湾”。可见这些人对党纲中所说的“终止台海两岸对抗”“台海两岸应以平等地位进行和平竞争，以理性态度共同维护永久和平”之类的主张都没有接受。

　　1988年11月有人建议民进党在台湾举行“公民投票”决定台湾前途，而提出的选择是：“是否愿意接受中共统治”？在台湾现有的条件下，在两岸关系长期不正常的情况下，提出这样的问题进行“公民投票”，其用心是十分明显的。这个建议得到一些人的响应，但作为民进党主席的黄信介并没有接受这种错误的做法，他认为“若让这个方案通过，社会会觉得民进党太幼稚了”。当时担任“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会长的彭明敏在美国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公民投票必须具备几个前提，在立法机关未全面改选以前，要进行全民投票在法律效力和国内外认定上都会产生问题。

　　1989年以来，在国民党对大陆政策有所进展时，民进党感觉到自己的大陆政策“远远落在国民党之后”，因而加速大陆政策的研拟。4月大陆政策小组提出“现阶段大陆政策草案”，其要点如下：

　　民进党的大陆政策以“自决原则、人道精神、平等立场、和平方式”为指导方针。在政治方面的基本主张：台湾未建立充分代表民意的政府前，先展开两岸民间自由对谈，“研究台湾具有独立主权之各种两岸关系可能性”；人民有主张讨论两岸关系之各种言论自由；承认对方法律体系及其效力；双方废除非常时期法律体系并平反政治案件。经济方面的基本主张：开放直接贸易，但共同建立预警制度；共同成立贸易谘询机构。文化方面的基本主张：开放学术交流；保障知识产权；准许民间团体直接来往，对等展开文化、体育、科技、艺术等全面交流。军事方面的基本主张：两岸宣布非战政策，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撤除以对岸为目标的攻击性军事计划措施；组织中介单位监督双方军事部署，保证台海和平。国际外交方面的基本主张：“在台湾确立国际社会地位前，国共两党应放弃‘一个中国’及‘汉贼不两立’之僵硬立场”；中共应放弃孤立台湾之外交策略与做法，台湾应以弹性方法与一切国家建立“实质外交”。此外，还强调坚守该党“四一七决议文”所提出的“四个如果”的主张。

　　有人批评这个政策“四平八稳，新意过少”；有人则认为这是一种“准两国两府”的主张；还有人指出这个政策“把中共政权从对等团体提升至‘亲善团体’，且不排除而后的政治谈判”，这是一种“准台独的观点”。

　　尽管民进党内对上述政策还有不同意见，但是基本倾向已经很明显了。与此同时，尤清对两岸关系提出四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使用“台湾”名称，不计较名称，成为两个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中华民族发展成两个不同的国家；一个国家，两个独立主权的政府。尤清倾向于使用“台湾”名称这既是要国民党放弃“一个中国”的主张，仍然反映出民进党对中国大陆“想摆脱又摆脱不了”的矛盾心态。

　　民进党与美国

　　鉴于美国和台湾的关系以及在美国的台湾人士的实力。民进党十分重视从美国方面获得支持。民进党刚刚成立不久，就应“美国民主党国际事务协会”的邀请，参加该会主办的“台湾转型研讨会”。康宁祥表示：“我们希望此行能在美寻求对新党的瞭解，并透过瞭解来支持新党”。在这次访美活动中，据报导：“美国众议院长赖特已应允对民进党外交访问团作简报。该团亦分赴国家安全会议和五角大楼拜会。另外，前副总统孟代尔、前参议员麦高文、众议员索拉兹以及国务院在台协会，皆承诺支持欢迎会或具名设宴款待该团，颇令民进党领袖有受宠若惊之感”。

　　民进党得到美国民主党内某些人士的支持。例如，1987年2月美国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佩尔表示支持台湾住民自决的决心，认为民进党的成立是“令人鼓舞的讯息”。同年7月，佩尔还和肯尼迪、索拉兹、里奇等组成“台湾民主委员会”，佩尔再次表示支持台湾住民自决，并说“废除戒严令与民进党成立是台湾朝向民主化的两项最显着发展”。美国众议院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索拉兹也是民进党的支持者，他表示“要协助那些在台湾站在第一线的反对势力”，他建议请民进党人去美国“学习”如何民主化，他访问台湾时，特地会见了民进党的负责人，并龢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以及其他人士分别会谈。他关心的是住民自决、国会改造、解严后的政策等等，他曾经讽刺说，他“羡慕40年不改选的国会”，公开支持民进党“国会全面改选”等政治主张。在一次演讲中，他用台湾话要求李登辉“取消万年国会”。黄信介担任党主席以后，曾经派人送信邀请佩尔返台。佩尔在谈话中指出，他对民进党的民意代表受到“台湾当局”的压力和可能遭到不利的情形“表示深切关心”。1989年4月在民进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时，再次表示他对民进党的支持态度。

　　民进党和在美国的台湾省籍人士及其社团的关系，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在“世台会”美国的台湾人社团，除了亲国民党的以外，有两个重要派系。一个是以“台湾独立建国联盟”为代表，包括由它所领导或控制的外围社团，如台湾人权协会、“世台会”等，它们坚持“台湾独立”的主张，认为“唯有独立，台湾民主和合法性等问题才能获解决”“当前最重要的课题是台湾问题国际化，首先以美国为重点，发动全民性的美国外交”。他们创办《台湾公论报》，发表一系列主张“台独”的文章，声称要走比民进党更“坚强的路线”。“台独联盟”的势力龢民进党内的新潮流系有密切的关系，共同的政治主张使它们形成盟友关系。最近“台独联盟”公然声称他们在台湾岛内已建立了组织。而邱义仁则声明“新潮流”与“台独联盟没有关系”。

　　另一个是以“台湾民主运动海外组织（以许信良为首）”为代表的派系，他们主张推动台湾民主化的政治体制改革，主张住民自决，而不坚持“台独”的诉求。这个派系属“非台独”联盟，也被称为“盟外”，他们龢民进党的美丽岛系有密切的关系。

　　此外，美国还有“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FAPA）等重要社团，有人把它列在“海外组织”这个派系之中，其实FAPA的情况比较复杂。它以支持台湾民主化、台湾住民自决、争取台美人的福利为宗旨，不强调“台独”，它在台湾成立的分会，由美丽岛系的许荣淑担任会长。可是FAPA的成员不少也是“台独联盟”的成员，它的首任会长蔡同荣曾经担任过“台独联盟”主席，现在还是“台独联盟”的中央委员，最近该会改选时，“台独联盟”完全控制了这个组织的领导机构，后来总算推选了“盟外”的王桂荣担任会长。

　　很多人都看出民进党和海外台湾人社团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有人指出，民进党成立以后，“该党已成为台湾反对势力的‘正统所在’，海外与国民党抗衡的人自然要争取与该党挂钩，借互相声援来壮大己方在侨社间的分量”。从民进党方面来说，两大派系都希望争取海外力量的支援。于是，从去年以来，民进党主席的选举、全美台湾同乡会会长的选举以及“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的改选，都反映了美丽岛系龢民主运动海外组织联系对新潮流系和“台独联盟”连线之间的斗争，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的矛盾纠纷。海外两派分别要求岛内两派前去助选，或是“从岛内发动侧翼攻势，以便影响选举动向”；岛内两派分别配合海外组织发动的返乡运动和支持“世台会”在台湾召开；双方分别在美国、日本举办讲习班，以社会运动技巧、组织工作理论、行销公关和文宣，“台独理论”等为主要内容，培训从台湾派去的党工人员。有人指出：“这种现象无异证明，随着台湾社会愈来愈开放，海内外台湾人的关系将愈趋密切”。但是，从现实来看，反对运动的中心显然已经转移到岛内，岛内外互动的现象确实存在，但是由海外“指挥”岛内的可能性已经大大减少了，海外台湾人社团对岛内的影响也降低了。

　　七、初步评估

　　“民进党是台湾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政党，其党内运作虽不免若干革命的杂音，但比近代中国任何政党都有更多民主的性格。派系之争不重要，只要朝民主的方向继续走，各种争论都可在民主程序中获得安排，民进党在台湾的政治史上，必将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

　　——张忠栋《民进党的内争与反对党问题》

　　“当我们问民众，民进党这三年来的表现时，答案愈来愈好的只占7.9%，时好时坏的占24.5%，认为民进党表现愈来愈差的占22.1%，其余有两成民众认为民进党的表现与三年来都差不多。”

　　——《新新闻》调查访问：《民进党一定要看的数字》

　　民进党成立至今已经三年多了，作为一个在野党，它开始显露出自己的作用，也得到台湾一部分民众的支持。但是，另一方面，它在发展的进程中也发生了不少困难和问题。在回顾这一段发展历程之后，我们不妨对民进党作一个初步的评论，也许对认识这个党，认识它在台湾社会中的地位以及未来的发展会有所帮助。

　　评估的标准

　　对一个政党的评价，应当看它在实现本党的政治纲领方面的能力，完成各项任务的能力，动员和组织群众、扩大政治参与的能力，看它本身组织化和制度化的水平，解决内部矛盾的能力，等等。具体地说，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评估：

　　一、关于政治主张：党的政治纲领、基本政治主张、或政治信念是否牢固，党能不能随着形势提出新的政策，这些政策、主张是否恰当，能否得到实现，作为在野党，是否敢于和善于对执政党的统治和政策提出有力的批评，能不能提出比执政党更加高明、更加正确，更加符合大众愿望的政策主张，等等。

　　二、关于扩大政治参与和提高参与水平：政治参与指的是平民百姓试图影响政策决策的活动。为此，要考察党的社会各阶层民众以及各社会组织、社会团体的关系如何，党在动员、组织群众扩大政治参与的能力以及政治参与的水平（广度和深度）如何？党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如何，社会舆论对这个政党的反映如何，在选举过程中，这个政党提出的候选人能否得到民众的支持，得票率如何，与上次选举相比，是否有所前进，等等。

　　三、关于政党内部组织化和制度化的水平：党内各派系的关系如何，对政纲

　　中的基本主张看法是否一致？中央组织与地方组织的关系、组织和党员的关系、领袖和群众的关系如何？党的组织和纪律是否健全？党的决策过程是否民主化、制度化，贯彻执行党的决议的能力如何？党在克服自身的弱点和对付外来势力的渗透等方面的能力如何？党的积极分子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的情况如何？党所拥有的菁英人才的情况如何？等等。

　　总之，对一个政党的评价，主要是看它的政治影响力，就是看一个政党的政治主张、愿望、倾向和意图对社会各阶层的行动有多大的影响，包括影响的范围和程度。换句话说，要看这个政党的掌握和政治资源以及使用这些政治资源的技能和效率如何。在一般情况下，这种影响力可以通过选举过程、社会舆论、民意测验、在议会中提出的主张所起的作用、该党所发动的群众运动的水平等等进行检验，还可以通过该党和其他政党的比较，从中得出比较恰当的评价。

　　建党以来的发展

　　根据以上评估标准，我们可以看出，民进党建立以来，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一定的发展：

　　一、党的组织逐步发展。党员从建党时的1300余人，发展到1989年4月底的13439名，据民进党中央组织部门估计，到7月份可能迫近2万名。地方党部陆续建立，除花莲，澎湖、新竹之县以外，其余县市都建立了地方党部，劳工党部和海外党部也在筹划之中，党内形成了一批活动分子，在党所组织的各种活动中起了推进作用。在今年年底的选举中，将有一批人积极投入竞选（坐轿）和助选（抬轿）的活动。

　　二、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组织的积极功能：民进党的“立法院”党团和“国大”党团，和全体党员和支持者互相配合，在与国民党人抗争中发挥了组织功能。民进党提出的某些主张得到了社会舆论和部分民众的支持（如开放探亲、开放党禁报禁、“国会”全面改选等），在“议会”中扮演了反对和制衡的角色。中央党部和地方党部在动员和组织民众参加街头运动和选举活动方面，也开始显现出组织的作用。

　　三、为推进民主改革作出努力。特别在反对“万年国会”，推动“国会全面改选”等方面，敢于对不民主的现象开展斗争。尽管国民党还坚持用“充实中央民意代表”“退职条例”等办法来对付，但民进党关于“全面改选国会”的政治主张，以及对国民党违反“立法程序”，使用“多数暴力”，强行通过“退职条例”的揭露，却获得愈来愈多的民众的共识和支持。此外，在审议“人团法”以及其他议案时，民进党也为争取更多的民主权利作出了努力，迫使国民党不得不作出某些让步。黄信介最近指出：“民进党的成立，迫使长期一党专政的国民党，不得不重视台湾社会民意要求改革、要求民主自由的意愿，而开始一些改革。”但他又指出国民党对改革缺乏诚意，因此“台湾社会要达到民主自由的道路还有很长，台湾人各种愿望的完成，还要非常艰苦地打拼。”可以说，民进党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推进民主改革的角色。

　　四、现实主义的政治主张得到了党内多数人的拥护。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有人评论说：泛美丽岛争取的胜利“说明瞭民进党人还比较支持现实主义的路线”。“台独”以及“理想主义”的主张无法得到党内多数人的支持。“三全”以来，就全党来说，“台独”论调有所降低，党组织也不再把精力花费在组织过多的“吓走群众”的街头运动上，而把较大的注意力集中在全年的选举上，企图通过选举，取得更多的参政机会，为走向执政提供条件。在大陆政策方面，少数人主张不和大陆交往的看法没有被采纳，而主张发展两岸关系、展开民间对话、开放直接贸易等等则占了上风。

　　建党以来，民进党的政治影响力究竟有没有扩展，这要从年底的选举得到答案。不过，《新新闻》杂志所做的《台湾地区民众对民进党态度问题调查》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信息。调查提供了以下一些数据：

　　喜欢民进党的占8.9%，喜欢国民党的占30%，两党都不错的占25%，两党都不喜欢的占13%。三年前投民进党票的选民中有10%认为民进党表现愈来愈差，这一部分票源可能流失，而过去投国民党票的选民有3%表示喜欢民进党。有60%以上的民众站到中间地带。调查报告指出：“如何把中间地带的民众动员起来，这可能是对民进党的一大考验”。

　　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民进党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目前党内存在的问题还不少，我们不妨先罗列一些现象，然后再作重点的分析。

　　在统一和独立这个大问题上，党内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些人不主张谈论“台独”，因为这会对民进党和台湾“造成危险”。有人却极力鼓吹“台独”，“台独”论调一度成为民进党内部的强音，实际上却成为民进党的影响力受到限制的一个重要因素。有人指出：“过去一年之中，新潮流系掌握民进党中央的组织和文宣，在蔡许案发生之后，他们更是全面凸显‘台独’问题，把‘国会’改革和省政府组织法制化等重大问题丢开一边，使其他党员疏离，使部分民众心生畏惧，对民进党的发展有损无益。”

　　作为民进党主要政治主张的“住民自决”，党内也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必须在十年内达成自决，否则“无异于坐以待毙”，因而鼓吹“主权万能论”，提出“台湾主权独立”之类的论调，实际上已经抛弃了“自决”而只主张“台独”了。有人则反对上述看法，认为台湾主权问题的解决，是一个“长期累积而苦心经营的政治经济过程”。这表明在重大政治主张的理论问题上，党内尚未取得共识。

　　民进党的政治资源没有得到明显的扩张，在中产阶级和劳工阶级中的影响都受到限制。中产阶级认为民进党比较“乱”（指内部派系纷争和一些街头行动），劳工阶级认为民进党比较“软”，有些工运人士讥笑民进党为“中小企业党”，认为他们没有给人以“为劳工讲话”的印象。因此，民进党在动员、组织群众扩大政治参与方面受到限制，过多的街头行动使一些基本群众感到厌烦，以致参加群众活动的人数逐渐减少。有人批评民进党“没有大战略，朝令夕改。全凭主观、直觉办事；工运、农运兴起之初，不想也不愿挂钩，怕得罪中产阶级，到后来工农运动也都论入派系角力战场。”

　　党员人数增加不多，力量有限。民进党中一位“立法委员”曾经希望在1987年中吸收10万名入党，这个愿望没有实现。今年为了应付党内初选和年底的选举，发展了一批“人头党员”即使如此，民进党的发展还远不及国民党（几个月内发展了10多万人）。所以，民进党感到人才不足，只好向海外求援，但收效不大。

　　民进党的某些政治主张和政治活动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例如，该党发动的“国会全面改选百万人签名活动”，本来是希望借此唤起那些不关心政治的民众，甚至从城市扩展到农村，制造声势，以体现“全面改选”已经成为各阶级人民的共同愿望。这种理想本来是不错的，但实际上却很难实现，不付出巨大的劳动，上百万人不可能自动签名，后来只好不了了之。这样的活动，在民进党内部就有不同的看法，在民众中也没有产生好的影响。这个活动可以说是民进党政治影响力的一次考验，它说明民进党要走向基层，真正具有草根性，还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此外，海外有人提出所谓“公民投票”的建议，得到民进党内一部分人的响应，那更是脱离现实、脱离群众的想法，这样的活动更是没有意义的。

　　最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内部的矛盾、对立和两极分化。黄信介上台时曾希望“党内应该没有美丽岛系、前进系，也没有新潮流系，只有一个民进党系。目前最重要的是内部整合”。可惜这个希望至今尚未实现，“内部整合”的任务也远没有完成。美丽岛系和新潮流系的矛盾、对立已经十分严重，现在正处在“分而未裂”的状态下，给民进党的前景罩上了一层阴影。

　　在黄信介当选主席后，有人提出民进党面临着“五大课题”：一、党内派系的整合与组织的推展；二、民进党与海外政治团体的关系；三、对政制改革的策略与诉求；四、1989年的大选；四、对两岸关系的政策。可以说，这些课题也是民进党所面临的几道难题。

　　派系矛盾的症结

　　有关民进党内派系矛盾的发展，已在“主要活动”一章说过。经过建党两年多来的斗争，泛美丽岛系和新潮流系的矛盾、对立越来越严重。1987年有人评论说：民进党把精力“放在内部权力冲突和整合上，导致整个政党不能对外发展，连带党务的推动也停滞不前”。1988年建党二周年时，有人评论说，民进党“把全副精神放在内部斗争及示威游行上面”“内争不断”“许多该做的事情都没有做”。直到今天，有人已经指出：“党内派系之间的耳语越来越多，派系之间的恩怨也越来越深，双方之间的对话及沟通都已经中止，情况已然十分严重”。民进党会不会分裂的问题，又摆在大家的面前了。

　　派系矛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取向上“台独”与民主孰先之争，或独立于自决之争。

　　新潮流系鼓吹“台独”，认为不解决国家认同问题，其他问题都不能解决。不独立就没有民主可言。独立与民主是一体两面，民主体制必须在正确的“国家定位”下规划设计。追求台湾民主，无法逥避独立问题。

　　黄信介强调台湾当务之急是推动民主化，而不是统一或独立。他认为民主可以涵盖“台独”，但“台独”未必能涵盖民主。他指出台湾已经“独立”了40年，“独立”不是问题，争取“国会”全面改选、建立民主体制，才是当前最重要的课题；也只是这样，才能保障“实质独立”。他主张目前民进党如果花费太多时间争论“台独”问题，内部就无法团结。

　　张俊宏批评“以台独作为启蒙群众和开拓运动的最高诉求，并强调独立应优先于民主”的主张，认为这是把“台独”当作现阶段的运动策略，并以此作为划分敌我的最高标准，这是一种“造成自我封闭效果的关门主义”，他称之为“口号台独”。最近由张俊宏主编的《到执政之路》一书，对新潮流系的观点进一步开展批评，双方的争论情况，我们将在下一章介绍。

　　二、政治路线的不同。美丽岛系和康系都主张“议会路线”，依靠“公职”系统，新潮流系则强调群众运动，依靠党工系统。

　　这种不同的策略主张，有时甚至公开暴露在大众面前，例如，1987年3月18日，有人主张民进党“立委”应当全面扺制审查“国安法”草案，用街头群众运动迫使国民党撤回“国安法”，而多数民进党籍“立委”则认为不应放弃议会内的抗争手段，通过议会抗争可以暴露制定“国安法”的不当，有利于争取选民。又如，1987年“四一九运动”之前，费希平认为如果民进党的意见被国民党接受，就不必举行示威游行；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国民党絶不可能接受民进党的意见。所以，有人主张采取“群众路线”，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国安法”（有人讥笑它是“红卫兵小将式”的革命运动），有人则强调“议会路线”，双方公开在金华“国中”举行大辩论。

　　当然，路线之争是和权力之争分不开的，姚嘉文认为过分强调“议会路线”，则重视公职而忽视党工，使党工运动功能无法发挥。有些搞群众运动的党工看到自己的劳动没有获得应有的代价，而一些“公职人员”却得到很大的好处，双方的矛盾就更加尖鋭了。新潮流系对当前中央党部的路线表示不满，他们批评“百万人签名运动”、递交抗议书之类的活动太温和、太“软调”。洪奇昌认为在国民党反民主的统治下，纯粹的“议会路线”，只会使反对运动走入死胡衕。群众路线如果没有持久性，就没有办法对当权者造成压力。新复刊的《新潮流》杂志抨击美丽岛的路线，强烈反对黄信介“捡到篮子就是菜”的公职挂帅路线。泛美丽岛系则批评新潮流系的冒进“台独”路线。

　　实际上在所谓“群众路线”和“议会路线”方面，双方有所转变。黄信介看到“议会路线”敌不过国民党的手段，而决定必要时走向街头；新潮流系看到光靠街头运动是不够的，决定争取更多的公职席位，把“议会路线”和群众路线结合起来，这可能是多数人的共识，当然侧重点有所不同。有人提出这样的看法：“美丽岛被迫走上街头，而新潮流则被迫走向议会”。

　　三、权力分配的争夺。这集中表现在三次“代表大会”中。“第一届全会”时，由康系，新潮流系共同推举江鹏坚为主席，新潮流系占据了主导地位。“第二届全会”时，美丽岛系在中央占有较多的席位，新潮流系又和康系共同推举姚嘉文为主席，新潮流系实际上控制了中央党部。“三全”大会中执委和党主席的选举，争夺更为激烈。新潮流系支持姚嘉文连任主席，泛美丽岛系则支持黄信介竞选。双方开展了互相攻击，例如，有人传言黄信介等人对“民进党联合中共对付国民党颇有兴趣”；“政治受难者联谊会”要求黄信介、邱连辉等人就“个别与中共人士接触晤谈”作出说明，甚至有人怀疑黄信介等“秘密勾结中共，出卖台湾”。这是要把竞选者置于死地的手法。黄信介发表声明指责有人“搞小动作，捕风捉影，造謡生事”，认为“此种罗织手段是一种法西斯手段”。民进党内的竞选达到空前激烈的程度，反映出党内问题的严重。后来由于“超派系”宣布退出竞选，结果泛美丽岛系以微弱的多数席位在中执委、中常委的选举中获胜。从此，以黄信介为首的泛美丽岛系控制了民进党的权力机构。当然，权力斗争还在继续，不久之后，“四全”的选举又是一次严重的较量。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民进党内部的团结问题是他们面临的最大难题，也是关系到民进党的力量能否进一步发展的大问题。由于历史的、现实的种种原因。使得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当然，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民进党内部因素以外，还要看整个台湾局势的发展。到了一定时期，一个政党面临的选择趋于简单化，两大派系的政治主张在党内得到支持的情况将更加明朗，这时或是趋于联合，或是彻底分裂，就会做出抉择，这样，这个政党就会走向新的发展道路。在这个时期到来之前，民进党处在两极分化时期，它的发展必然受到很大的限制。

　　结构—功能分析

　　现在我们换一个角度，用政治社会学的结构—功能分析方法，对民进党进行评估。就是说，把民进党作为政治系统中的一个结构，分析其内部的结构状况，从而考察与这种结构相应的政治功能。具体地说，首先分析民进党的内部结构及其运作机制，即结构中各个要件或各种角色的互相关系和行为模式，进而考察和这种结构相应的政治功能，它所产生的客观影响，包括对民进党本身的生存和发展的影响，对整个政治系统的作用等等。总的来说，就是要通过对民进党结构的分析来考察它作为反对党的政治功能得到怎样的发挥，受到怎样的限制。民进党作为一个“反对党”，在结构上同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相比，具有某些不同的特点，现在具体分析如下：

　　一、成员结构。政治社会学有一种理论，根据政党的成员结构，把党分为这两个类型：干部党和群众党。干部党是一种限制的组织，成员很少，而且多是知名度高的头面人物。群众党则吸收大批党员，力求在群众中获得广泛的支持，在党内形成领导核心—积极分子—一般成员的成员结构。民进党无疑是群众党类型的政党。“中执委”“中常委”“立法院”和“国大党团”成员、省市议员、“中央党部”的骨干、“地方党部”的负责人等，可以说是核心集团的成员，他们参与决策，掌握领导权，其中不少人希望成为“坐轿者”，即通过参选成为公职人员，今年年底的选举就反映了这种情况。积极分子是民进党内部活跃力量，动员，组织群众，开展助选活动等，主要依靠这批力量，据估计现有的积极分子在1000人上下，力量显得单薄。在选举活动中，积极分子多数扮演“抬轿者”的角色。当然，一般来说，他们需要经过“抬轿”阶级的磨炼和考验，纔可能进入“坐轿”的行列。一般成员出自支持民进党的政治主张而入党者为数并不多，不少人是基于某种关系而入党的，甚至还吸收了不少“人头党员”。总的来说，一般成员对民进党的党务活动和政治活动并不热心，党员人数也少。一位外国学者曾经指出民进党存在“官多兵少”的现象。

　　二、组织结构。有一种理论把现代政党的组织分为三种主要形式：干部会议、支部、基层组织。干部会议的组织形式主要存在于美国，民主党、共和党都有这个特征，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争取选举的胜利。支部是一种高度集中的组织形式，其目的是为了把候选人选入高级政治职位，并在公众中确立广泛的基础，以赢得支持者。基层组织的规模比支部小，以个人工作地为基础，它寻求在群众中扩大其成员，目的在于推翻现存的政治制度。这种分类法看来还不能概括所有的现代政党。我们暂且用它来作为分析民进党的参考。根据民进党党章的规定，组织结构分为中央、县市（包括县辖市、“院辖市”）、乡镇（市、区）三级，以各级党员大会为最高议事机关。在地方党部之下，没有设立基层组织。上级党部可以指挥下级党部的党务，但并未成为“高度集中的组织”，也没有“通过复杂的分工牢牢地束缚住其成员，并一贯强调上级的控制”。除了三级党部这种党务系统之外，还有“立法院”党团、“国大”党团等组织，可以算是属于政权系统的结构，它对该党的政治参与起了重要作用，但在台湾整个政治系统中只占弱势地位。至于在经济系统、军事系统等方面，目前民进党还没有建立相应的组织。所以，从组织结构来看，民进党属于在野党类型。按照上述的分类，民进党的组织形式既不像干部会议那样，以争取选举胜利为主要目的；也不像基层组织那样，以推翻现存政治制度为目的；而以“支部型”来衡量，则它的党部与成员之间还缺乏经常的联系和有力的控制，组织与成员之间的关系似乎比较松散。因此，我们不妨说民进党是属于一种“准支部型”的组织结构。

　　三、政治文化结构。一个政党的政治文化，指的是该党成员在一定时期内在心理方面的基本倾向，包括政治态度、信仰、感情、价值观等等。这个政党内部的不同成分所具有的特殊倾向，则是一种亚文化。民进党作为一个在台湾地区建立起来的政党，并以四十年来统治台湾的国民党作为自己的反对对象，所以它的政治文化，包含了以下特点：反对国民党“一党独大”的统治和政策；反对没有代表性的“万年国会”侵占台湾人民的政治权利；要求摆脱长期以来受“外来人”（日本人、从大陆去的国民党人）统治的困境，要求台湾人当家做主，通常叫作“出头天”。从认识的角度来说，就是要建立民主政治，要求自己决定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民进党对上述心理倾向，用所谓“住民自决”，或“内争民主，外争主权”“迈向执政，建设新台湾”等语言来表述，这是体现在党纲和宣言中大家可以接受的基本倾向，即民进党内一致的政治文化。

　　但是民进党内两大派系在政治文化上有明显的差异。新潮流系有他们自己的亚文化，他们提出“国家认同”问题，从主张“台湾主权独立”到主张“台独”，他们不仅要“执政”，而且要“建国”，提倡“新宪法、新国会、新国家”，甚至提出“建立东方瑞士的台湾国”。他们强调“台湾意识”，要求“建立以台湾为主题的新文化”。由此可见，新潮流系在政治态度上、感情上、信仰上都有自己特殊的倾向。这种情况表明，民进党表面上有着一致的政治文化，实际上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相当大的分歧。

　　四、阶级结构。民进党某些领导人曾经强调该党不是某一特定阶级的政党，而是全民政党。最近又提出“我们主张民进党不宜发展成阶级政党，也不宜在人民内部矛盾中站在絶对的一面倒立场”。实际上，民进党的阶级色彩是比较模糊的，但正如第三章所说，从民进党的政治主张及所作所为可以看出，它基本上是以中产阶级为其社会基础的，但并非所有的中产阶级都成为它的社会基础。泛美丽岛系批评新潮流系“极力主张民进党应放弃资本家而走向工农”，他们认为多数民营资本家并不必然倾向于支持国民党，“如果没有部分资本家的支持，则民进党在迈向执政的过程中，势将会苦难重重”，进而对工商界给予充分的肯定，声称“在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社会平等与主权独立，台湾工商人都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他们在国内创造的财富以及到国外所拓展的实质外交，都为国家社会带来最直接的帮助”。瞿海源批评上述论调“对工商人迹近奉承乃至阿谀，而对农工阶层则贬低或忽略的措辞更令人感到意外”，尖鋭地指出这是“投向工商资本家的立场”。

　　至于新潮流系，他们比较强调“农工倾向”，努力开展农运、工运，从这次党内初选中可以看出，他们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就整个民进党来说，他们不论在中产阶级或劳工阶级中所能动员的力量还很有限。阶级色彩的模糊和阶级结构的多元，本来企图“以反党国特权和反外来统治的主要诉求”，来争取各阶层广泛的支持，避免因为“引入劳资对立的阶级斗争”，而“造成人民内部的分裂，突然损耗了反党国和反法统的政经资源”。可是这种有意避开当前阶级矛盾的策略是否可以奏效，还要在选举结束时才能找到答案，而且目前社会舆论已经对这种做法提出批评。

　　五、权力结构。权力结构与派系斗争有直接关系。第五章有关派系斗争部分已经介绍过各个派系在中央结构中权力结构的变化情况。它说明瞭以下几个特点：一、民进党内的权力结构是随着派系斗争的胜负而变化的，哪一个派系在中央党部掌握实权，哪一个派系便控制了该党的领导权。第三届选举的结果，使得全党的领导权从新潮流系手中转入泛美丽岛系手中。因此，一年一度的岛内选举便成为派系斗争和权力再分配的一个主战场。二、一年一度的党内选举造成权力结构的更迭和重组，频繁的更迭和重组造成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性，从而导致路线和政策的不连续性。在新旧交替和新权力结构运作的初期，必然使党的工作受到影响。当前出现的应付年底选举与按期召开“四全”的矛盾，说明一年一度的改选已经给民进党带来了一些麻烦。所以不得不决定从第四届开始改为两年改选一次。三、所谓“党内伦理”已经对权力结构发生影响。在第三届主席竞选时已经涉及这个问题，现在在议论第四届主席人选时，人们的目光仍然集中在黄信介、江鹏坚、姚嘉文、尤清这几位“资深”人士身上。不仅如此，中执委的人选、参加“公职”竞选的人选，也往往要考虑他们在“党内”的资历。四、除了党内派系以外，地方派系、宗亲会、长老教会等对民进党的地方权力结构也会发生影响。  

　　通过以上成员结构、组织结构、政治文化结构、权力结构的分析可以看出民进党在结构上呈现出如下三个特点：第一，民进党除了本身的党务结构外，没有属于它本身的，或由它领导的政权结构、经济结构、军事结构等等，这就和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有很大区别，相比之下民进党显然处于弱势地位。第二，民进党作为一个“群众党”，目前只拥有不及二万名党员，而且由于阶级色彩模糊，在扩大政治参与方面受到限制。不论从自身的实力或政治影响力来说，同拥有250万名党员的国民党相比，也属于弱势地位。同样的，在知识结构、组织结构（特别是与基层的关系方面）等方面也存在弱点。第三，民进党内存在不同派系，存在不同的政治文化，近三年来花费许多精力在“体系内的权力再分配”上，而忽视了“扩大体系权力”，这是建党初期很自然的现象。现在民进党进入了两极分化期，即分为两大派系，处于这种时期的政党，必然面临着“是联合还是分裂”的问题。而国民党内在政治文化上基本上是一致的，它也存在派系斗争，但已经走出两极分化期，权力交替逐渐走向制度化。总之，通过两党对比，更加体现出民进党的结构具有处在两极分化期的在野党的特色。

　　一定的政治结构是实现一定的政治功能的必要条件。我们根据民进党的结构参照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AGIL分析法，考察民进党以下四个方面的政治功能。

　　一、适应功能。即该党与外部环境、与外部各种体系的关系问题。民进党是适应台湾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经过长期斗争而诞生的，它已经存在了近三年。在台湾解除戒严、解除党禁、通过“人团法”之后，民进党已经成为合法政党。从它的阶级结构、政治文化结构来看，它可能得到台湾社会一些阶层中的部分成员和将近30%选民的支持，这表明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适应外部环境的功能，包括适应了处在和国民党抗争地位的功能。但民进党的结构也呈现出一些负功能。例如，它的阶级结构的模糊性，以及它与其他社团（特别是农村社会）的关系，限制了政治资源的开拓。最近张俊宏在《不落日工商帝国》一文中对工商业界表示赞扬。谢长廷批评说：“这种说法不但不能争取工商业界进一步支持民进党，反而将造成其他阶级人士对民进党的不安”。自主工联也批评民进党，认为该党对“人团法”和“劳资争议法”没有据理力争，使得劳工权益大受影响。民进党为了对付年底的选举，由中央秘书处提出、经中执委通过了“十大竞选纲领”，评论家杭之对他做了这样批评：“条例混乱，了无新意，予人杂凑之感”，其后果是使得一些民间团体“对民进党此项落伍的、泛政治化的政见纲领极表失望的遗憾”。杭之认为某些民间团体提出了许多各自关怀的社会议题，向只重视政治议题的传统挑战，这对将来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上情况表明，能否适应形势的发展，及时调整自己的政见，反映民间社会的要求，以扩大政治参与，是检验民进党适应功能的一个重要标志。

　　二、实现目标的功能。首先要确定目标是什么，这些目标能不能表达自己所代表的那一部分群众的需求，幷且能不能动员一切资源来实现这些目标，在情况发生变化时，能不能及时地进行必要的调整。民进党所共同确定的目标是民主政治和“住民自决”。民进党现有的结构，在争取民主权利方面发挥了一定的功能。但是由于内部存在不同的政治文化结构，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分歧，使得党内外有一部分人疏离了民进党。“一些政治意识比较特殊的人士相继成立政治和社会的反对团体，瓜分了民进党的部分资源”。一些新兴的社会团体也还没有成为民进党的政治资源。所以，有人指出“内部信仰体系相互对抗的结果，往往也使民进党的共同主张愈来愈模糊，对社会大众的说服力也愈来愈小”。在今年选举中，民进党已经出现两种不同的“共同政见”，表明瞭在政治目标上的分歧，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政治目标的分歧，必然影响到政治资源的分配，必然影响到目标的实现。可见，如何经过协调及时地调整政治目标，使有限的政治资源不再分散，进而继续开拓政治资源，是更好地发挥实现目标功能的关键所在。

　　三、整合功能。这主要指内部派系的调适和团结。从民进党的组织结构、政治文化结构、权力结构可以看出内部存在着派系。党内派系的存在本来是不足为奇的。张富忠指出，民进党是一个“妥协下的产物”“民进党就是个整合机器，在它旗下的各个派系、中产阶级、狂热分子、劳工、知识分子……，它本身就是统一阵线，只是目前它的整合功能出了问题”。他还指出，民进党的党纲党章，“大家都同意，但大家也都不满意”，因而预言：“我相信这种不满意的声音会永远存在。”现在看来，民进党中央极力企图发挥它的整合功能，强调党内沟通、和谐、相互尊重，但是政治目标的分歧、路线的分歧以及权力斗争、个人恩怨使得党内整合格外艰难。相反的，分裂的可能性却在增长。今年5-6月间，两大派系矛盾激化，出现了“既然合不来，干脆分家算了”“如果基于勉强结合的因素，那么何不各自发展”之类的言论。现在围遶着张俊宏主编的《到执政之路》一书的争论，可能使两派的分歧更加明朗化、更加深化、更加“简单化”，从而实现一次大的整合。

　　四、模式维持功能。主要指巩固该党根本原则的功能。从民进党的政治文化结构来看，反对国民党“一党独大”的统治，要求台湾人当家做主，要求实现民主政治的主张，可以获得一部分台湾人民的支持，拥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民进党具有一定程度的模式维持功能：维持一个反对党的模式，维持上述根本原则，对国民党的统治和政策展开批评，在政治上发挥一定的反对和制衡作用。但是民进党的结构又使它在这个方面具有一定的负功能，主要是由于根本原则上存在分歧，党的成员和政治资源的有限，内部派系的矛盾，使得它在发挥反对党的作用，直至达到“执政”目标等方面，都受到很大的限制。

　　综上所述，民进党在政治功能上，一方面具有适应台湾社会环境，发挥反对党作用，与执政党开展斗争的能力，获取和动员一定的政治资源以求达到其政治目标的能力，协调和整合内部派系的能力（尽管这个方面的能力是很弱的，但毕竟还没有分裂，还有一定程度的沟通和谅解）。但是，另一方面，在野党的地位使它缺乏较多的政治资源和物质资源，在相对强大的执政党面前，显得力量单薄；内部派系的矛盾和斗争，使它在发挥制衡作用、实现政治目标、扩大政治参与等方面都受到限制。 

　　八、发展趋势

　　“现今在台湾具有社会生命力，而且有能力跟国民党互动、反应的政治势力，就只有民进党，因此，民进党的发展和它所扮演的角色，就如同国民党，对台湾未来政治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

　　——康宁祥

　　“民进党除了因其目前在野之结构位置，使其在面对新兴的社会议题上得以看国民党满头大汗、窘态百出的笑话外，自己也并无法因应这些问题，更遑论前瞻地去主导、带领这些新兴的民间力量，因此才会提出这样一个脱离社会生活之核心的脉息的落伍竞选纲领。这是民进党在其逐步被建制化（或其自许的‘执政之路’、到‘独立建国之路’）所面临的一个失掉生命力的危机。它考验着民进党人的智慧！”

　　——杭之：《民间团体以政见参选的意义》

　　“反对运动的自我崩溃，很可能并不是来自国民党政权的外来压迫，而是来自内部的自我混乱”。

　　——张俊宏主编：《到执政之路》

　　民进党向何处去？这是民进党人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关心台湾政局的人们希望瞭解的问题。

　　根据系统论的观点，政治系统是由一系列政治互动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把一个政党作为政治系统，它的发展不仅和它内部各个子系统、各个要素的状况有重要关系，而且和它所处的环境也有密切的关系。政治系统是开放的，它既受环境的影响（输入），同时也对环境发生影响（输出），它还具有反馈能力，它与环境处于持续的互动过程之中。我们用政治系统分析方法来研究民进党，把它作为一个政治系统，既要考察它内部各个子系统（派系、地方组织）的结构、功能和互动关系，包括民进党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及其特点，党内各派力量的关系，党的政策主张的政治影响力等等；又要考察民进党的环境因素，包括国民党、共产党，以及美国、日本等国际因素，因为这些因素龢民进党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它们的行为龢民进党发生影响，同时民进党的行为也会对这些因素发生影响。一个政治变数的变化必然导致另一个政治变数的变化，多种因素的互动关系影响到台湾发展的前景，也将对民进党的发展趋势发生重要的影响。

　　由于存在着许多因素，而且这些因素都处在互动的状态中，所以在民进党的面前存在不少变数，很难对它的发展趋势做出准确的预测。不过，从现有的条件出发，对上述各个因素的互动关系做出一些预测，可能对于瞭解“民进党向何处去”这个问题含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民进党所处的发展阶段

　　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在研究政党时指出，一个政党的发展过程，通常包括四个阶段：派系活动期，两极分化期，扩张期，制度化期。当然这是一个比较理想化的框架，各个政党的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我们暂且用这个分期法考察民进党的发展过程，大体上可以说，党外时期属于派系活动期，当时只有派系集团而没有政党组织；民进党成立以后，逐渐进入两极分化期。

　　两极分化期的特点，如由于内部的派系斗争，使人们关心内部权力的再分配，而放松了扩大政治参与，削弱了扩大本党政治影响的努力；分歧的积累使两派的分裂日益加深；两派各自制造舆论，展开争论，甚至互相攻击，互相敌对，企图争取更多的力量站在自己一方来等等。这些情况在民进党内部有所反应。邱义仁指出：“派系建制化是我长期以来的要求，现在党内两极分化很严重，这是我不愿看到的”。

　　具体地说，两极化表现为泛美丽岛系和新潮流系的分歧与对立。远的不说，在“三全”党主席的选举中，两派在配票、议程方面互相玩弄手段，幷且把彼此的矛盾简化为“维护台湾人利益的党主席”和“出卖台湾人利益的党主席”或“重伦理有包容性的党主席”之争。“三全”以后，两派分歧更为明显，大到对待年底选举的战略、选举中的“共同政见”、对当前要务的看法、对重大政治活动的态度，小到对某个人的看法、领导人的一次发言、中央党部和“国大”党团配合的细节等等，似乎都很难取得共识。例如，“郑南榕自焚事件”，有些民进党人以“台湾新宪法案件声援会”名义发表声明，表示“本声援会为追求台湾独立与民主，决定不顾一切扩大成员，升高抗争行动”；而以民进党名义发表的声明，则指明“郑南榕非本党党员……郑君为言论自由而死值得大家深思与追思”。这两种不同的声明反映了民进党内不同的政治主张。又如，围遶着《新潮流》杂志复刊和张俊宏主编的《到执政之路》一书的出版，两派的分歧提升到理论高度，争论还在进行中。

　　正因为民进党还处在两极分化期，把许多精力花费在内部斗争上，以致建党两年多来的发展不能令人满意。

　　一个处在两极分化期的政党，在它的面前存在两条发展道路，一是分裂，二是整合。

　　分裂，在两派矛盾不可调和的情况下，一个政党就可能走上一分为二絶对分裂的道路。例如，英国工党因为路线冲突无法妥协，部分党员分裂出来另组民主社会党，台湾的工党也一分为二。民进党是不是也会走向分裂的道路，可能性还是存在的。（这个问题将在下面谈到）

　　整合，包括两派的互相妥协或一派战胜另一派。当然，出现整合的可能性和整合的方式，不仅取决于一个政党本身的因素，外部因素也会发生一定的影响。民进党如果能够使党内多数活动分子在一个政治目标下联合起来，这就会渡过两极分化期而进入扩张期，它就可能具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力。如果党内哪一个派系能在党内整合中起主导作用，那么它就可以成为民进党内居于领导地位的派系。有人指出：“民进党要争取执政的机会，应当先展现它克服内部危机的整合能力，以博取选民对民进党的信心”。这是有道理的，但对民进党来说，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四条道路

　　民进党的发展前景存在着以下四种可能性，或者说，存在着四条道路。

　　一、执政党。从民进党角度来看，这是较好的前景，也是民进党人梦寐以求的政治目标。在1989年1月举行的“三全”临时会议的宣言中，就提出该党的目标是“为执政奠根基，为人民造福利”。走这条路的可能性有多大呢？人们有不同的估计，田弘茂认为“国民党与民进党之间的势力消长，很难在未来十年之间变成势均力敌的均衡局面”。按句话说，民进党在10年内还不可能成为执政党。西德学者杜勉（Jurgen Domes）也有类似看法，他说：“我认为在过渡的阶段里，台湾会发展出一党独大的两党制或数党制。这个过渡阶段也许会长达10年到15年，因为民进党虽然建立了，可是还有一些问题有待解决”。美国学者韦艾德（Edwin A. Winckler）也认为到90年代中期仍然是国民党一党独大的统治，民进党还无法执政。可是，民进党人和它的支持者中有些人却抱有乐观的态度。江鹏坚1987年7月在美国预言，民进党在未来5～10年间将取代国民党成为台湾的执政党。民进党的领导人也曾表示，经过几次选举，民进党可能获得50%以上的选票，不少人估计大约在1995年就可以执政。在美国的一些台湾省籍人士也说，在七、八年后（1987、1988年时的预测）民进党可能执政。最近，《到执政之路》一书，提出以“地方包围中央”的策略达到执政的目标，这样，在地方执政的时间就全面提前，也可以说，“部分执政”的目标可能更快地实现。

　　当然，能不能成为执政党，首先取决于民进党与国民党的力量对比，也就是取决于台湾人民对他们的支持程度。以上两种预测在这个方面都还没有进行具体的分析，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有待深化。

　　二、花瓶党。这是最坏的前途。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因为民进党毕竟是在长期民主运动发展进程中诞生的，它所拥有的民主化、反抗性、草根性等特性是不会轻易丧失的。个别党员，甚至个别领袖人物可能被收买，但作为整个政党则不可能堕落到这种地步。

　　三、分裂。分裂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政党。在当前的情况下，应当说，民进党存在分裂或整合两种可能性。

　　从整合角度来看，可能性在于双方还需要联合，不敢轻易分裂，有时还表示了整合的意愿。黄信介表示当务之急在于整合与团结民进党各派系的力量。过去统独争议、派系斗争浪费了宝贵的政治资源，今后内部要充分沟通，化解误会和纠纷，建立共识。6月间，党的仲裁委员会邀集两派代表沟通，表示互相尊重，达成五项结论。各地党部负责人大多认为民进党没有分裂的本钱，只有通过仲裁与协调，化解分歧，才能争取年底选举的胜利。近来，泛美丽岛系在“四全”如期召开，调节选举纠纷等方面表示了团结的愿望。新潮流系从年底选举考虑，也不想自立门户。在研拟“现阶段大陆政策”和“十大竞选纲领”时，似乎都企图“巧妙地避开一些敏感主张”，而提出一些大家都能接受的主张。但是，这正为党纲党章制定时的情况一样：大家都同意，大家都不满意。不过，就整合来说，如果能够互相忍让、宽容、妥协，便可以为整合提供前提。有人还提出建议，依靠党内不属于领导层的青年党工，或中间选民进行整合，因为他们派系观念比较澹薄，有可能成为整合力量。“利用中间分子整合偏激分子”，可能是一种可以接受的办法。这样，超派系的力量就成为一种重要的整合因素了。

　　但是，另一方面，分裂的可能性也存在。目前党内两大派系表面上是一个党，实际上已经是两个党了，它们各自有自己的政治目标、竞选纲领、路线、干部、党员和支持者。最近围遶着张俊宏主编的《到执政之路》一书的发表，发生了要求更换民进党发言人、针对“党主席发言不当”等冲突，党内“同志之间的意见不合，仿佛已经演变成敌我之间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全盘否定”。邱义仁认为党内纠纷既有路线观念之争，又有个人恩怨或利益冲突。现在似乎这二者混在一起。张富忠针对前进系被新潮流系丑化一事指出：“从党外到民进党这三年，是谁专在搞内斗，不断批这批那，是谁以表决部队起家，所有党员及社会大众自会有公评”。其之所以现在还没有公开分裂，主要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分裂对彼此都不利，分裂必然分散的政治资源，使两派在年底选举中都遭到失败。所以，“基于年底大选的共同利益，就算撕破脸，也得捱到选后在作总清算”。如果现在分裂就会导致民进党的失败和瓦解，没有人愿意承担这样严重的历史责任。从党内成员来说，多数人主张“护党”。新潮流系由于“羽翼未丰”，暂时还要依附民进党。有人预计，如果新潮流系在大选中能够获得较多的席位，在党内选举中占有优势，那时就会与美丽岛系分裂。因此，今年十月底的“四全”对民进党来说也是一次重要的较量：泛美丽岛系要保护在党内的“执政”地位，新潮流系要取而代之，这不仅涉及两大派系实力的消长，而且对民进党会不会分裂也有重要的关系。

　　四、忠诚反对党。在国民党“一党独大”或“一党居优”条件下，成为一个“忠诚反对党”。所谓“一党居优”制度的特点是：只有一个党拥有统治这个国家（或地区）的能力，而其他的党还没有具备这种能力，但他们有一定的能量和势力，反映这个国家（或地区）部分民众和政治势力的要求，故而能够对执政党的统治和政策发生一定的影响，使执政党不能垄断政治、包揽一切，而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和吸收其他在野党的意见。就台湾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国民党还会是第一大党，执政党的优势地位不变。“一党独大”垄断政治包揽一切的情况可能会逐渐改变，但是国民党如果能够适应形势的发展，反映多元社会的需求，调整结构和政策，那么“一党居优”的局面还会维持相当长的时间。上引杜勉、韦艾德等人的言论就有这种看法。在这个时期内，民进党的作为只能是：对执政党的统治和政策主张提出批评，使自己的某些主张被采纳，在政治上起制衡和监督的作用，却无法使自己成为执政党。也就是说，还没有力量取代国民党政权。

　　在“国会”未全面改选，在台湾还不可能实行真正公平、平等的选举，在文官、军人、司法人员未退出政党的条件下，台湾还不可能实行政党政治。所以在这种条件下的“忠诚反对党”不仅不能反对“宪政体制”、反对现存的社会经济制度，连反对国民党的政策和“政府人员”都受到很大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出现以下几种现象：国民党吸收民进党的某些领袖人物入党；民进党中某些稳健派、温和派的人物与国民党中的开明派合流；民进党中的某些杰出人物被国民党吸收到政权机构中，成立所谓“联合内阁”或“大联合内阁”，这些民进党人在“联合内阁”中推行该党的某些政治主张，或心甘情愿地以“分一杯羹”为满足。

　　所谓“忠诚反对党”，就是要认同现有的政治体制和基本宪法规范，即“忠诚”于现存的“宪政体制”，在这个体制内，争取政策上的一些变动和改革。国民党希望民进党走这条路。李登辉认为民进党最好的策略是“议会路线”，在议会中及在选举中与国民党竞争，对国民党产生一种监督、制衡作用，逐渐成为一个忠诚反对党。美国，西方的某些政治力量和学者也希望民进党成为忠诚反对党，把自己的活动纳入所谓“民主政治”的轨道——议会政治、政党政治、自由选举等等。台湾的一些舆论界有类似看法，例如《台湾时报》社论指出：民进党成为合法政党以后，“须与执政党尽弃前嫌，建立共信，扮演‘忠诚反对党’角色功能，争取平起平坐机会，协同建立新政治体制”。有些学者还“开导”民进党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所谓反对党不是事事反对，只对执政党某些具体政策有所争辩；不应威胁“国家”的稳定性；不要让人觉得恐怖；不能为了政治竞争而无视司法尊严，应当放弃“暴力边缘”的策略；等等。有些支持民进党的人士则认为民进党可以成为忠诚反对党，但不能以“永久在野党”自居。必须通过公共政策的诉求，争取更大选民的支持，扩大群众基础，累积政治资源，以利于与国民党竞争，最终取得执政机会，而不应当有“反体制与激烈的反对策略”。按照这种发展模式，在目前台湾的条件下，实际上是把民进党纳入国民党安排的轨道上。在这条路上走“阻力最小”，但很可能使民进党成为“永久反对党”。民进党中有一部分人愿意这么做，可能有更多的人不愿意走这条路。当然，最终的结局并不取决于个人的主观愿望。不过，从目前看来，走这条路可能性是相当大的。黄信介公开声称，表示要减少街头运动，注重议会改革，并以赢得选举为目的，有人评论说：“这番话基本上已具备反对党的条件”。

　　执政的可能性

　　黄信介、张俊宏担任民进党领导人以来，不断强调民进党要在最短时期内达成执政的目标。1989年4月29日民进党完成备案手续后发表《告台湾同胞书》，表示“要以更积极进取的态度，创造政党公平竞争的民主轨道，争取民众的支持信赖，进而迈向执政”。7月间举行“三全二临”，它的宣言便以“赢得大选，迈向执政，建设新台湾”为标题。似乎民进党已经把“迈向执政”付诸行动了。究竟民进党取得执政机会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一般来说，取得政权的方式有如下几种，通过革命推翻现有政权；武装政变；通过选举取得一会的多数席位或当选为总统。后一种方式，包括先取得地方的部分的政权，然后扩充在议会中的席位，最后达到执政的目标。

　　从民进党的现状来看，有一部分人没有放弃采用暴力手段夺取政权，以实现可能的目标。但是，一般来说，处在走向现代化的国家或地区发生革命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一、存在要求扩大政治参与的社会势力；二、现存的政治制度不允许扩大政治参与。当这二者的矛盾激化时，当一个社会的多方面功能失调时，当地的城市中产阶级、工人、农民可能联合起来发动革命。目前台湾各阶层人民的心态、政治参与的状况以及民进党本身的实力，都说明并未具备发动暴力革命的条件。同样地，也没有具备由民进党发动武装政变的条件。所以，民进党要想执政，唯一的途径是通过选举。

　　“无选票即无政权”，民进党有没有通过选举取得执政的机会呢？

　　我们从以往的选举可以看出以下一些基本事实，以及影响选举竞争的若干因素：

　　一、在以往的选举中，国民党大约可以获得70%左右的选票，候选人当选率约为80%，而党外或民进党得票率未超过30%，候选人当选率达16%左右。国民党掌握了优势的政治资源，在组织运作功能、控制传播媒体以及选举经费等方面都占有明显的优势，在选举中的支配能力还相当稳定。

　　二、在“较传统地区”，即农业人口（包括农林牧渔）较多的地区，国民党可以获得较多的选票；而在“较现代化的地区”，即都市化程度较高、非农业人口较多的地区，以及在教育程度高、年龄轻的选民中，自主性投票增加，国民党面临较大的挑战。

　　三、一般地说，在有政党偏爱的选民中，外省籍倾向于支持国民党，而本省籍（特别是其中的闽南籍）则比较倾向于支持党外或民进党。但本省籍的小农有一半以上是“中立选民”。

　　四、支持民进党的选票来自以下几个方面：部分城市中产阶级与劳工阶级、较年轻受较高教育的中上阶层、日据时代的既得利益者、土地改革后失去大部分资产又在投资工业后失利的地主等。

　　五、从影响选民投票的因素分析，以政党取向、政见取向（包括公共政策等）都不占重要位置，而候选人取向、关系取向（家族、亲属、乡土等）仍然是关键因素。选民支持个人，多于支持政党。

　　六、提名、配票、竞选攻势等策略的运用，对选举的胜败有重大影响。

　　七、一般来说，各个政党有其比较固定的票源。民进党在1986年选举中，除了固定票源以外，吸收了不少中间票，其中有些并不是真正支持民进党的，只是为了“制衡执政党”，或是对国民党不满，甚至只是反对国民党歪曲事实的报导，反对控制选务的小动作，而投票给民进党。黄信介指出：“我们要考虑的是这25%的票源是否都是基于信任才投下的，也许其中15%的人是因为讨厌国民党才转投给民进党的。”这样的看法是比较清醒的。

　　根据另外一种分析，有以下的结论：

　　国民党的支持者有较多比例的外省人、小农阶级、中产阶级、“国家认同”正值取向者、民主认同负向取向者。民进党的支持者有较多比例的本省人、小资产阶级、劳工、“国家认同”负值取向者、民主价值正向取向者。国民党的选民中有85.6%是“中国认同”者，民进党的选民中有33.3%是“台湾认同”者。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民进党要在选举中取胜，还需要解决许多问题。最主要的是怎样才能取得更多选民的支持。这不是靠提出几个引人的口号、几条高明的政见就能奏效的，它需要扎根基层做长期艰苦的工作，特别是做劳工和农民的工作，做民间团体的工作。而处在两极分化期的民进党实际上没有力量去做这些工作（新潮流系在这方面已经有所动作）。事实上民进党在心理上、政治上、经济上都没有力量到基层，特别是到农村去求得支持。这同其他处在现代化进程的国家或地区的情况比较相似：执政党得到农村的支持，而在野党的影响则尚未扩及农村。民进党在劳工方面的影响也很有限。有人提出，过去党外所得的选票中包含了劳工的票源，现在有一部分选票可能流向工党。中产阶级方面的票源是国民党龢民进党争夺的重要对象，在这方面民进党也不占优势。江鹏坚主张民进党应当吸收劳工和第二代大陆人。这就涉及民进党的政见，包括高层次的改革主张和较低层次的公共政策，对各阶层人民有多大的影响力问题。康宁祥说：想赢得农民选票，就要去瞭解和动员农民；想要争取中小企业，就要有一套政策等来吸收他们的选票。问题已经提出来了，关键在于民进党有没有能力去解决它。

　　由于候选人本身的因素（特别是政治地缘因素、个人的公共形象和问政能力等）对选举有不小的影响，所以人才问题是民进党面临的一个突出的问题，要想增加“立委”“国代”、省市议员及县市长的席次，就需要有一批可以胜任这些职务并能得到该选区一定数量选票的人选。这是民进党能否在选举中取胜的关键之一。可是，在目前条件下，民进党已经感觉到人才的缺乏。

　　至于提名，配票、文案攻势等等，民进党在这些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但关键还在于党内的协调能力，如果党内不团结，“自相残杀”，已有的政治资源就会分散，向外开拓票源就更加困难了。

　　当然，探讨这个问题不能离开国民党一方。张俊宏说：“民进党执政的第一道障碍，并不是缺乏民心。……最大的障碍在于国民党的作票、买票。”这句话是针对自己的政敌的。显然民进党执政的最大障碍就是国民党。但是，另一方面，国民党存在的问题，国民党的各种失误，都给民进党提供了活动空间，成为民进党的有力条件。双方还要进行相当长时期的较量。

　　总之，选票不会从天而降。要从现有的不及30%的选票，提升到50%以上，还要解决不少问题。否则就无法取得执政的机会。也许是考虑到上述因素，民进党领导层主张走一条捷径：地方包围中央。先取得地方的部分的政权，先取得“部分执政”的机会，即在1989年选举中攻下十个以上县市长的席位。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呢？请看下一节的分析。

　　1989年的选举

　　1989年选举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台湾每12年才出现一次的大选，按规定“立法委员”选举3年一次，“国大代表”选举6年一次，地方公职人员（县市长、省市议员）选举4年一次。1989年其中三项选举都要举行。这对国民党龢民进党来说，是一次重大的较量。国民党早在1987年初就已经开始准备应付这次选举。李焕担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时，把“年底选举”和“充实国会”列为1989年两个“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民进党也力图集中精力在选举上。两党厉兵秣马，摆出阵势，迎接这一场“选战”。

　　民进党人把年底选举看作是它们迈向执政的第一步，为此，提出了“地方包围中央”的战略。有人称之为“地方为主，中央为辅”的“抢地盘”战略。这个战略的出发点是：

　　一、在今年选举中，民进党还不能全面取代国民党政权。“以目前整个反对运动在全国性动员上的贫弱，想要全面对决或对外决战，根本没有成功的希望。”

　　二、地方是国民党政权中的薄弱环节，民进党应当从地方下手。“基于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地方向来是党国体制的最脆弱环节”“先在地方实质占领国家机关，将是反对党对抗党国特权体制的最有效战略”。“就目前反对党来说，唯一能占领的‘国家机关’，就是各地县市长”。

　　三、扎根地方有利于同时在地方和中央扩张势力。“现阶段反对党的当务之急，显然是透过占领地方‘国家机关’，以便迅速整合各地反对势力，形成强有力的全国性组织”“只要反对派县市长能凝聚出民意支持（如陈定南），经由党的联合助选，将可以确保当地县市议员、省议员和中央民代的当选。在地方在朝的前提下，逐渐从中央在野的劣势转为中央在朝的优势”。

　　民进党内有一部分人支持这个战略，他们认为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以县市长为重心，先拿下地方“不无道理”；有的认为县市长具有“较宽阔的决策空间”，而“立委”则“较不具决策影响力”，所以应当优先考虑县市长的竞选。黄信介指出，获得十个以上县市长席位，“实际上相当于执政”。这种看法不一定会得到多数人的认同。但从国民党角度来看，民进党企图夺取半数以上县市长的席位，是为了运用“以地方否定中央”的策略，“使国家政务运作陷于瘫痪，引发政治危机”。因此国民党对这个战略是不会等闲视之的。

　　民进党内也有一些人反对这个战略。例如，姚嘉文认为把精力放在县市长上，就是把民进党“降低为专搞地方政治的政党”，即使拿下10席县市长也无法执政。他主张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央民代”的选举上。党内对选举战略的分歧，在候选提名过程中的得到反映，到目前为止，民进党为年底选举提名的候选人已有143人，其中包括县市长14人，“立委”49人，省议员39人，台北市议员22人，高雄市议员19人。这种高额提名的做法，很难保证得到顺利的贯彻。

　　在选举中提出什么政治主张，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过去提出的解除戒严、解除党禁报禁、开放探亲等等已经不必再提了，究竟要提出哪些新的有吸引力的主张，成为这次选战的一大难题。尤其是党内两大派系存在不同的政见，为了研拟大家可以接受的“竞选纲领”大约花费了不少心力，可是其结果却无法令人满意。“十大竞选纲领”与过去相比，“务实色彩浓厚”，也提出了一些公共政策，“保留了相当程度认同体制内改革，而非摒斥现有体制的意味”，但总的来说，它的主要内容如“国会”全面改选，推动“总统民选”、省市长民选、废除黑名单，推动司法独立，政党退出军警机构、“国营”事业民营化等等，却是“了无新意”的，因此被讥为“落伍的竞选纲领”。

　　实际上，两大派各有自己的纲领。泛美丽岛系原来以“国会全面改选”为主要诉求，然而这个口号已成为弱势，而改喊“还政于民，还财于民”的口号，在行动上则以“取得10席以上县市长”为目标。新潮流系4位“立委”候选人则提出“建立东方瑞士的台湾国”为政治诉求，提出“新宪法，新国会，新国家”的口号，公然打出“台独建国”的旗号，颇有“孤注一掷”之势。康宁祥曾经提出另一种主张，他说：“目前全面改选已在政治轨道上，只是何时发动。目前最重要目标是省长民选及总统直选”。陈水扁也主张以“总统直接民选”作为主要诉求，企图以此来消弭两派的冲突。由于“总统民选”及现行政治体制是“内阁制”还是“总统制”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两大派系对这个“协调”反映冷淡，所以这个主张并没有成为民进党的主要诉求。

　　对年底选举，民进党的“底线”何在，我们并不了解，就其公开提出的目标来说，主要是要求拿下10席“稳赢”的县市长，得到35%以上的选票。这两个目标有没有可能达到呢？有人估计，如果民进党能够扩大民众支持面，并拉拢非国民党的地方山头，争取“党友型”的势力，“票源可能达到选票的三成至四成之间”。陈水扁估计今年得票率在35%左右。宜兰县长陈定南希望民进党能得到40%的选票，但他认为很难得到10个县市长的席次，“能赢7个县市长就是大胜利了”。而姚嘉文、江鹏坚、邱义仁等则对得票率持悲观态度，江鹏坚估计只能达到25%～30%。一般民进党人对35%得票率也缺乏信心，他们认为这是民进党领导人为了鼓舞士气而提出的目标，并没有实现这个目标的把握。

　　黄信介对选举结果表示乐观，他说：“民进党这一段时间内形象改变，民众对民进党印象好，认同感增强。”在国民党公布候选人名单以后，黄信介认为这些人中有半数以上是“名不见经传”的，所以，“民进党絶对有信心赢取10席以上县市长”。康宁祥则认为国民党掌握了大部分资源，其他在野党无人无钱，很难与国民党匹敌。许信良提出“两个极端”的看法：民进党不是大赢就是大输。另一种看法却恰恰相反：“在选票和席位方面不可能出现大起大落的局面”，他们估计民进党的得票率和席位会有所增加，“但国民党任将保持优势地位”。我想，许信良的说法如果是用来刺激民进党人重视选举，那是可以理解的；如果真是认为会大赢、大输，那就是没有什么根据了，民进党可以大赢的条件几乎是没有的。至于说“国民党任将保持优势”那是众所周知的，估计民进党的得票率和席位“会有所增加”则缺乏可靠根据。总之，要对年底选举作出估计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它需要考虑许多因素，除了民进党以外，还要考虑国民党、地方势力、选民甚至一些岛外的因素。如果有人以1986年的选举作为参照系，对得票率、候选人当选率、各项公职的席次作出估计，那也是一项有趣的工作。

　　国民党为了对付这次选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诸如，强化党的组织，加紧吸收农民、渔民、劳工、妇女、青年、村里邻长入党，从1988年7月至1989年5月，发展了13.2万党员，联络“失联”党员，照顾清寒党员，以便控制基层；发动“名嘴下乡”，加强文宣攻势，树立“进取、活力的政党形象”；实行党内初选，“以提拔党内有意参选的优秀同志”，健全党的“体质”；缩小选区以便于“辅选作业”，依靠地方动员，封杀民进党；通过“黄复兴党部”等势力控制大批“铁票”；拘提审判民进党的若干骨干，打击竞选对手；等等。民进党也采取了一些固应措施，诸如高额提名、党内登记、党内协调、党内初选，以及举办研习班、培养参选助选人才，发动海外人士回台湾参选助选、成立选务办公室和县市长选战联盟。1989年初，黄信介就以个人名义提名一批党员竞选县市长，在党内外引起很大震动。有人表示反对这种“朕即国家”的专断作风，有人则认为这是一种策略，把党内外人士的注意力吸引到竞选上来。但是有人对民进党跟上国民党搞党内初选的做法表示异议，许信良认为民进党办初选，过早暴露候选人，为国民党提供了打击对象。当然，要对选战策略的运用作出评价还为时过早。

　　不过，民进党方面存在的弱点是相当明显的。除了内部不团结，未能提出统一的有号召力的政治诉求以外，同国民党相比，在传播媒体、经费、选举委员会的席次以及选务等方面都处于劣势。最突出的弱点在于人才。民进党现有的公职人员只有50名（“立委”11名、“国代”11名、省议员13名、市议员14名、县市长1名），在今年选举中要取得更好的成绩，不仅缺乏足够的人才参加县市长竞选（有的县份无法提名有的县份需要从海外引入人选），而且“立委”候选人也不足，甚至助选人才也发生困难。现在提名参选的150多人中，真正“名见经传”的也不多。

　　就以竞选县市长的人选来看，有人认为最初提出的10名县市长候选人中，可能当选的只有五成左右。在目前已经提出的14名县市长候选人中，有人分析属于“国民党危险地区”者有7个县市，其中有两个县市有威胁的候选人还可能是无党籍人士，而不一定是民进党人。实际上，对县市长选举的结果，已经有三种估计：一、民进党可以取到5-7席；二、按黄信介的估计可取得10席以上；三、按国民党省部主委马镇方的说法，国民党“有把握拿下全省21县市”，即民进党1席也得不到。

　　究竟哪一种估计比较准确，要看选举结果才能做出定论。现在我想就14个县市的具体情况加以分析，提出自己的估计。14名民进党候选人可以分为三类：一、获胜把握较大者，有宜兰县游钖堃、屏东县苏贞昌、高雄县余陈月瑛3人；二、有50%把握者，用台湾的习惯语即“五五波”，有台北县尤清、台中市许荣淑、新竹县范振宗、新竹市施性融、桃园县张贵木5人；三、处于劣势、把握不及50%者，有嘉义市周清玉、云林县方大林、嘉义县侯海熊。以上分类不是只就候选人本身的条件考虑，而且考虑了国民党候选人以及国民党所能控制的程度。即使列在一、二类中，民进党还是会受到各种威胁。例如，余陈月瑛主要依靠“余家班”在高雄县的基础，她本人的政绩也得到较好的评价，但是据说国民党为了“收复”高雄县这个被民进党人占据县市长席位的“沦陷区”“准备动用5亿元经费为陈义秋（国民党提名的高雄县长候选人）辅选”，这使得余陈月瑛“面临极大的威胁”。又如，国民党宜兰县长候选人李赞成曾经两次竞选“立委”和县长，虽然都落选，但得票数都不低，有一定的实力。再如，民进党台北县候选人尤清，未来在当地有较好的基础，但他自己感到国民党整个组织的压力。他说：“我不是与李锡锟个人抗衡，而是与国民党竞逐，国民党的组织强大，又可运用行政系统力量拉票，国防共同事业户有近20万的票源，这些都是我的压力”。最近盛传李登辉要插手台北县长的选举，更造成对尤清的强大压力。从这些事例来看，可以说，民进党人之中，谁也没有絶对把握当选。当然，国民党想要“全部拿下”也是一句大话。根据目前情况估计，民进党人取得5-7席县市长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也就是说，民进党人要在这次选举中达到“地方包围中央目标”，可能性是很小的。

　　至于在“立委”和省市议员方面，民进党的候选人大约也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有一定实力的人物，他们长期经营基层，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一种是“明星级”人物，有相当的知名度，而缺乏群众基础和实力；一种是年轻的党工，即非明星，又无实力，全靠选举期间的“打拼”。这些候选人当选的把握大不大呢？从候选人本身条件来看，以往当选的人主要靠以下三条：一靠自己原有的基础，二靠助选人的拉票，三靠提出能够满足选民要求的政见和强有力的文宣攻势。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对手的实力、地方势力以及金钱势力的支持。民进党人都知道国民党党务系统遍布各地，学校、机关、团体都控制在他们手中，警察、情治系统进行辅选，这是一个较大的威胁。地方势力的作用也很重要，有人指出“只有在有地方派系强烈支持下的候选人才有出头的可能”。人们又注意到资本家、财团介入选举以寻求自己利益的代言人，候选人“首先考虑的是有无金钱支援”，当选者“十有八九都是团团富翁状”。总之，这次选举仍然“操纵在官僚、财阀、党派等等少数利益团体手中”。

　　当然，国民党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内部也存在不少矛盾和斗争，在“党内初选”中暴露不少问题，引起不少纠纷。所以民进党可以利用国民党候选人之间的矛盾：党政失和，各自背景，互不相让，闽籍与客籍不和，派系凌驾于党派之上，恩怨情仇等等。总之，国民党内斗可以为民进党提供有力条件。但是，类似的问题也存在于民进党内。泛美丽岛系和新潮流系在各地“立委”、县市长、议员的提名中争夺相当激烈，朱高正和黄尔璇之争闹得僵持不下，桃园县也有许国泰和吴宝玉的纠纷。在现有提名名单中，就有不少需要“自相残杀”然后才能出线的。在民进党内初选中，泛美丽岛系的“逃票率”不低，而新潮流系则显示出他的活动能力。如果因为受到党内不同派系的“反制”而不能当选，那就太不应该了。

　　在现有的条件下，民进党怎样才能“赢得大选，迈向执政”呢？《台湾时报》一篇社论指出：“大选在即，民进党人士必须全心全力争取胜利，内部的一切犹疑、不满、争论……均可束之高阁，因为果真不能赢得选举，则一切努力成空。不要内斗，而要枪口朝外才是”。当然，一次选举并不能决定一个政党的命运，不能赢得选举，不一定一切努力成空。但是，能不能团结一致对付选战，将是人们藉以评估民进党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两条路线的争论

　　自从泛美丽岛系推出由张俊宏主编的《到执政之路》一书，对新潮流系的“冒进台独路线”进行批判以后，民进党内的路线斗争便提升到理论的层次，尽管该书有着明显的派系立场和主张，但评论家杭之认为“对促使民进党迈向以健全之沟通、辩论来调整党之走向这一良性循环而言，应当有其正面的意义”。新潮流系在《新潮流》杂志上发表文章，对《到执政之路》一书进行了“总体的理论诊断”，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此外，朱高正也发表文章，对新潮流路线作了“初步批判”。综合上述论著，可以看出两条路线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一、阶级路线：美丽岛系提出，现阶段的反对运动还停留在“向独裁政权争取公民权的斗争阶段”“阶级矛盾在台湾并不构成最大或最明显的政经矛盾”，而“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政治矛盾，仍高于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因此，他们反对“用阶级化理论来分析台湾社会”，而主张“用收入高低和职业来划分不同人群”；他们反对“全面引入劳资对立的阶级斗争”，反对新潮流系“极力主张民进党应放弃资本家而走向工农”的做法；他们主张争取“中低收入民众”，同时也极力争取民营资本家的支持。新潮流系提出的“阶级策略”是“目标对准党国体制”“枪口指向大资本家”。

　　二、战略策略：美丽岛系提出“地方包围中央”作为对抗国民党现存体制的战略，其基本观点是：地方是整个国民党政权中最脆弱的环节，民进党可以从地方为突破口，通过县市长执政联盟和地方党部，同各地的反对团体结成行动联盟，合力铲除“党国体制”和经济特权，扩大国民党政权的矛盾，逼迫国民党放弃法统体制。新潮流系批判了这个观点。他们认为“地方包围中央”是一条“梦幻执政路线”，它完全忽视了国民党中央和地方的结盟关系与其他地方组织的坚实基础。他们指出，国民党可以借政经利益吸纳地方派系的支持。民进党提出这个战略，将使国民党联合地方派系，给予强烈反击，导致民进党的失败。新潮流系反对采用“地方包围中央”的战略，而主张把运动的重点集中在国民党中央，因为“国民党不合理的中央体制早已成为反对势力和国民党地方势力联手打击的对象”。幷且提出“新潮流的主张正是透过民间草根组织进行人民和平革命”。

　　三、政治目标：美丽岛系在当前的政治目标是“住民自决”，这是民进党党纲已经提出的，为此，他们近期的目标是“迈向执政”。“因为只有透过执政，纔可能对内彻底清除党国体制和经济特权，纔可能对外落实住民自决，而使台湾的国家体制获得根本的解决”。他们所描绘的道路是“从地方自治到住民自决，再从住民自决到主权独立”，而现阶段的任务是“向独裁政权争取基本公民权”。新潮流系则以“台湾建国”为政治目标，提出“以和平方法推动台湾人民制定新宪法，选举新国会，建立新国家”。近来更是迫不及待地提出“建立东方瑞士的台湾国”作为政治诉求，似乎“台独理念”已经进入实践阶段了。以上两个不同的路线，有人把它概括为“改革派（体制内改革）跟革命派（改革体制）的斗争”；有人把它概括为“议会路线”和“群众路线”的斗争。还有人认为这些差别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两派在统独问题上并无多少差别。

　　由于大选即将到来，这场争论未能广泛深入地展开。但是，争锋相对的架势已经掀开，基本论点已经提出，如果能够通过讨论达到某种程度的整合，就有可能克服当前的分裂危机，使它成为民进党历史上的一次转机。

　　民进党与台湾前途

　　现在我们回到本书开头提到的民进党的党旗，它意味着台湾正处在十字路口上，民进党也处在十字路口上。民进党的前途和整个台湾的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本章上述各节主要是从民进党内部要素进行分析，也涉及它和国民党的某些关系。本节则要从民进党和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其他因素的互动关系，来考察台湾的前途龢民进党的前途。

　　民进党成立以来，对台湾政局以及发生一定的影响，它使得国民党和共产党在面对台湾前途问题时，不能不考虑民进党这个因素的存在。

　　从国民党看来，民进党的成立是在它的面前站立起一个竞争对手，公然向它的执政地位提出挑战。尽管这个对手还不强大，但毕竟代表着一股不可忽视的反对势力。民进党对台湾前途问题，提出“住民自决”的主张，提出“台湾主权独立”的论点，有的派系甚至提出“台独建国”的主张，公然反对国民党所主张的“一个中国”“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使国民党感受到对它的统治的威胁。民进党强烈反对由国共两党来解决台湾前途问题，这实际上是对国民党政权的代表性、合法性和功能性提出异议。民进党还提出“在国会全面改选并建立充分代表台湾住民意志之政府前，先开展两岸民间自由对话……”，这就是说，国民党政权无法代表台湾人民谈判台湾前途问题。显然，民进党在台湾前途问题上，要求有自己的发言权。

　　从共产党角度来看，对台湾问题的解决，早已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幷且提出“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民进党以及台湾其他政党成立以来，共产党看到了这些政治势力的存在，注意到民进党等党派团体在台湾前途方面的立场，固而提出“我们争取和平统一中国，以台湾当权者为主要谈判对象，但也重视其他爱国力量和人民的力量”，除了希望和“台湾当局”谈判以外，也真诚地希望“同台湾其他一切主张祖国统一的党派、团体和社会人士交换意见”。共产党在解决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很鲜明的。台湾是中国领土上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台湾前途问题可以通过同“台湾当局”谈判、同各界人士交换意见，而得到妥善的解决。对于民进党，共产党主要根据它在台湾前途问题上的态度作出评价：是主张统一，还是主张独立？由于民进党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明朗的态度，或者说是民进党内存在不同的看法，所以共产党对整个民进党还没有作出表态，而只是对民进党内的“台独”言行以及“住民自决”主张所包含的分离主义倾向提出批评，表明“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可能导致台湾独立和分离的言论和行动”。

　　国民党对台湾前途的主张，一方面受到民进党的批评，他们指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是“只能讲，不能做”的事，因为什么叫三民主义，就有不同诠释，怎样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用什么步骤和方法，谁也无法讲清，中国大陆也不会接受，“没有比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更困难的了”。所以它只是“统战口号”，实际上成为国民党“剥夺人民政治权利、保护既得利益的藉口”。另一方面，国民党的主张实际上想实现“一个中国，两个政治实体”或“一国两府”，民进党指出这是搞“一中一台”。他们主张“以台湾名义重返国际社会”，主张“准两国两府”要求国民党放弃代表整个中国。“台湾实质已独立，喊不喊独立只是表面的东西”。所以，可以说，国民党的一些作为已经为“台独”拉开了方便之门。

　　共产党“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主张，对民进党也发生了影响。因为这个主张旗帜鲜明地反对“台独”，反对任何分离主义的行为。这使得民进党人在考虑台湾前途的主张时，不得不考虑共产党的态度。黄信介指出，现阶段讲“台独”，只会增加两岸的紧张。朱高正也指出“有关台湾政治前途的探讨，很难跟中共政权的态度分开来考量。而‘新潮流’所主张的台独理论可谓完全无视于国民党及中共政权的反应，犯了典型的唯心论的错误”。

　　总之，民进党对台湾政治前途提出的主张有两种，一种是作为整个党主张，即“住民自决”，一种是新潮流系的主张，即台湾独立。这两种主张受到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反对。台湾和海外许多学者对此提出不少意见和问题。例如：台湾是中国领土，“住民自决”不适用于台湾；主张“台湾主权独立”就是认为存在两个国家；“只要中共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否决权，联合国在帮助台湾‘人民自决’的议题上将无能为力”。“住民自决”包含着分离意识。“台湾独立”必然遭到中国政府的反对，美国、日本、东南亚各国也不会支持；一旦宣布独立，台湾内部必然发生动乱；台湾成功使得机会很小，“不做中国人，老百姓絶大多数都不会接受”；“台湾岛内赞成独立的人数不构成多数，很难把独立的理念付诸实现”；“如果台湾独立或独立的要求升高，只有造成美国和中共关系的紧张，为东亚带来不安的因素，将对台湾人民有害”；“台独运动只能造成未来解决台湾问题的困难”等等。上述意见却值得民进党人加以思考和研讨。

　　应当指出，民进党人对台湾政治前途的主张是并不是少数人凭空想出来的，它的提出是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国际条件和社会基础的，它和国民党对台湾的统治以及海外两岸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有关，因此，提出这些主张是可以理解的，但它却不是正确的。关键在于他们多是从台湾的角度看问题，而不是站在全国的角度，从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从国际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从整个中华民族（包括台湾人民）的利益来考虑问题。当然形势在发展，人们的思想也在发展。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国际因素的变化，都会对台湾前途问题带来影响，也会对民进党人的主张发生影响。现在尽管民进党中有一些人热衷于从事“台独”运动，但面对美国学者对“台独”的怀疑，姚嘉文不得不承认：“我们还没有准备宣布台湾独立”，现在只是讨论而已。邱仁义则表示：“我主张台独，是有‘一定期间’的前提条件。……如果可见未来的努力阶段过了，要求刻苦实现可能性的机会都没有了。那么我会接受不再主张台湾独立”。这说明他们的主张并不是不可以改变的。

　　那么，台湾的政治前途将会朝什么方向发展呢？在这里，我想用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加以分析。恩格斯在1890年提出一个重要的理论，他指出：“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是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的和不自主的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终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终归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的，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有以下两点值得我们加以强调：第一，任何历史的结果都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即历史合力的总结果；第二，参与历史活动的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形成历史的合力，各种因素的力的不同，决定着合力的方向。

　　用这个理论分析台湾政治前途问题，我们可以说，在这里主要存在着这几种“力”：中国大陆（共产党、政府、人民）、国民党及其政权、民进党、台湾各阶层人民、各种国际势力。台湾向何处去？这个问题的结局，是上述各种力交互作用的结果，各种力对这个结局都会有所贡献（正面的或负面的，大的或小的）。任何一个意志（即所提出的解决台湾政治前途的方案）都会受到其他意志的制约或妨碍，各个意志相互冲突的结果，就会出现“谁都没有希望过得事物”。换句话说，各个不同的解决方案经过谈判、磋商、妥协、折衷，可能得到一种新的大家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

　　当然，最终的解决办法不是各种“力”的简单的平均数，因为在“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中，各种力有大小强弱之分，那些符合历史潮流、符合人民愿望的力就会比较强大，就能体现发展方向；而那些不符合历史潮流、不符合人民愿望的力尽管也能起一定作用，但却不能代表力的方向，他们所提出的方案得到实现的可能性就很小了。因此，从历史合力论的观点来看，台湾前途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上述各种政治势力的交互作用，而每种政治势力只有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适时地提出或调整自己的解决方案，使它符合历史潮流和人民愿望，这样，它的愿望就能在最终解决方案中得到更多的体现。

　　我们认为，和平统一是历史潮流，也是全国人民（包括台湾大多数人民）的共同愿望。民进党如果要在解决台湾前途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就不能不考虑到这一点。这也将关系到在统一的中国里，民进党的前途和地位的问题。当然，决定权在民进党人自己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