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外时期

　　《自由中国》和中国民主党——《大学杂志》和书生论政——“党外”的出现——地方选举和中坜事件——《八十年代》和《美丽岛》——美丽岛事件——分歧与合作

　　二、组党过程

　　组党的准备——“九二八”和“新党之夜”——组党的条件——组党的时机——组党的意义

　　三、基本情况

　　党外的胎记——民进党的性质——党员成分——社会基础——组织系统——主要派系

　　四、政治主张

　　党纲的特色——住民自决的含义：党纲、决议——住民自决的含义：不同的解释——住民自决的实质——“万年国会”——全面改造——省、市长民选——政治主张的分析

　　五、主要活动

　　1986年底的选举——“立法院”里的风波——杯葛“国安法”——“国会”全面改选运动——“台独”言行的发展——组织发展与派系斗争——海外游说活动

　　六、多边关系

　　民进党对国民党——国民党对民进党——民进党与共产党——民进党与美国

　　七、初步评估

　　评估的标准——建党以来的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派系矛盾的症结——结构－功能分析

　　八、发展趋势

　　民进党所处的发展阶段——四条道路——执政的可能性——1989年的选举——两条路线的论争——民进党与台湾前途 

　　1986年9月28日，在台湾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党——民进党，它的全称就叫“民主进步党”，既不是台湾民主进步党，也不是中国民主进步党。

　　这里是一面民进党的党旗，四角是緑色的长方形，中间是緑色的台湾岛，它坐落在白色的十字之中。这仿佛意味着台湾正处在十字路口上：台湾向何处去，是统一，是独立，或是其他，还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同时，它也意味着民进党也处在十字路口上：民进党向何处去，在民进党人中也还没有找到共同的看法。

　　有人说，民进党是台湾第一个反对党，它将使台湾走向政党政治的道路。也有人说，民进党是“台独”的党，它企图取国民党而代之，一旦民进党执政，就会走上“台湾独立”的道路。还有人说，民进党是一个全民的政党，民主的政党，是为台湾建根基、为人民争福祉的政党。有些人对民进党评价很低，他们认为民进党不成气候，对台湾局势的发展不会起多大作用，有些人则看好民进党，认为经过几轮选举以后，民进党可能获得半数以上的选票，成为执政党，对台湾政局将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不管人们有着多少不同的看法，现在民进党已经成为台湾政治生活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了，它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影响力。要正确地瞭解台湾政局，就不能不对民进党加强研究。民进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民进党将向何处去？爱它的人，恨它的人，以及同情者、关心者、旁观者……都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

　　这本小册子试图对民进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作一个初步的研究。通过对民进党产生的历史背景、党内的基本情况、它的政治主张、建党以来的主要活动、民进党和国民党、共产党以及美国等方面的关系，对它的现状进行初步的评估，并对它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为关心台湾问题的读者提供参考。

　　一、党外时期

　　“凡是反对国民党现有的不民主的政治和社会体制，而欲有所改变，同时又可以政治和社会的民主化作为认同和追求的目标的人，都可以视为‘党外’。”

　　——王拓：《选举在党外民主运动中应有的功能》

　　民进党是近40年来台湾要求政治改革的各种民间运动的产物。没有民主运动的发展，就不可能出现民进党。

　　国民党迁往台湾以后，实行了长达38年的“戒严法”，实行一党专制的统治。在“动员戡乱”的非常体制下，台湾人民要求民主、要求政治改革的斗争，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

　　《自由中国》和中国民主党

　　早在1949年底，在国民党遭到接连失败，迁往台湾的情况下，由胡适、雷震等人决定创办《自由中国》杂志，怀着“无论大家对于国民党的看法如何，我们絶不能对它灰心”的期待心情，配合国民党的改造，以期“重新收拾残局”。尽管他们也批评了国民党当局某些政策和腐败现象，但主要是鼓吹“自由民主”和用新的方法进行反共，对国民党及其政权作出侧面的帮助。后来，《自由中国》更多地议论台湾内部的政治问题，例如，1956年10月当蒋介石“七秩大寿”时，该刊出版了“祝寿专号”，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施政提出检讨和建言，要求蒋介石做一个“无智、无能、无为”的“总统”，表示了对独裁政权的不满；从1957年开始，连续发表15篇《今日的问题》对当时台湾政治、经济、司法、新闻自由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批评；该刊提出的“反攻无望论”以及反对党、“修宪”、“总统连任”等尖鋭的问题，发表了《拥护蒋总统继续领导而不赞同连任》《蒋总统如何向历史交代》等文章，矛头都指向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于是，《自由中国》及其主要编辑者雷震、殷海光时受到当局的“正视”。

　　雷震是老国民党党员，1946年担任过政协秘书长，还当过“国民大会”副秘书长，1949年担任京沪杭警备司令部政委，担负“死守上海”的任务，最后从厦门逃亡台湾。殷海光担任过南京《中央日报》主笔，到台湾后在台湾大学哲学系任教。他们提倡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在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台湾某些地方人士中引起了共鸣。他们还主张组织反对党，1960年曾经连续发表多篇讨论反对党问题的文章，进而着手筹备成立一个“真正的反共”“真正的民主”和反对一党专政的新党。他们宣布以李万居、高玉树、雷震为新党发言人，准备在九月底正式成立中国民主党。《自由中国》还发表《大江东流挡不住》的社论，声援新党。可是，雷震等人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和美国对国民党的影响力。实际上当国民党看到上述运动对他们的统治构成威胁时，便动用舆论工具进行反击，指责反对党是配合中共的“统战阴谋”，接着便以“涉嫌叛乱”的罪名，逮捕了雷震、傅正等人。这样，新党运动就被镇压下去了。

　　这是从国民党内部分化出来的部分自由主义者要求政治改革的一次尝试，它在当时的台湾还缺乏社会基础，因而在国民党当局的压力下很快就失败了。不过，《自由中国》和组党事件对台湾民主运动起了启蒙教育的作用，所以在回顾40年来台湾民主运动的过程时，人们都还提起这件事。

　　《大学杂志》和书生论政

　　1960年代是台湾政治气氛最为沉寂的十年。国民党采取高压手段，加强思想控制，社会上很少出现不同于官方的言论。1957年创办的《文星》杂志，从1961年开始开展“中西文化论战”，有人全面否定传统文化，鼓吹“全盘西化”，发表一些愤世嫉俗的言论，引起一些知识分子的共鸣，1965年底这个刊物遭到当局的查封。

　　随着台湾经济的发展，农村人口不断流向城市，成为劳工阶级，与此同时，台湾还出现了新兴的“中产阶级”，这个社会阶层的主要利益来源于对外贸易和有关外贸的经济活动，他们受到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分工的影响，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美、日等国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因而要求变革国民党的统治体制，要求参与政治。到了70年代初，随着“保钓”运动兴起，以及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台湾当局”被逐出联合国，许多国家和台湾“断交”，国民党当局处在国际关系挫败的极大困境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利用《大学杂志》这个论坛，提出政治革新的要求，对当时的政局提出不少批评和建议。

　　1971年10月“国庆60周年”时，《大学杂志》发表了由杨国枢、张俊宏、陈鼓应、许信良、邱宏达、孙震、陈少廷等15人联名写成的《国是诤言》一文，在社会上引起比较大的震动。这篇文章指出：“二十几年来，我们始终在维持着一个庞大、衰老而且与广泛大众脱节却以民意为名的特权集团”，矛头指向“中央民意代表”，公然向国民党的统治地位提出挑战。该刊还发表《国是九论》，就人权、人事制度、“外交”、经济、教育、社会政治等方面，对当局的各种弊政提出批评和具体的意见，主张“革新保台”，形成了书生论政、青年知识分子参与国是的一个高潮。

　　《大学杂志》的言论直接影响到台湾大学的学生和青年教师，在台大校园内掀起了论政问政的高潮。但是，这些政治革新的主张也受到社会上某些势力的攻击。1972年12月在台湾大学举办“民族主义座谈会”，会后陈鼓应、王晓波等人被警总“约谈”，接着又发生解聘14位教师的“台大哲学系事件”，这场校园内的民主运动就宣告结束了。《大学杂志》内部受到国民党的压力而造成分裂，1973年底宣布停刊。杂志社的成员分道扬镳，有的成为国民党的骨干，有的投身于党外运动，有的成为学者而离开了政治活动。

　　显然，《大学杂志》的影响主要是在知识分子圈子里，但它毕竟出击了当时政治的敏感问题，提出了民主的要求，对后来民主运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党外”的出现

　　所谓“党外”，在台湾当代史上是一个专有名词，它指的是国民党以外同国民党持不同政见的人士。王拓给它下了这样的含义：“凡是反对国民党现有的不民主的政治和社会体制，而欲有所改变，同时又可以政治和社会的民主化作为认同和追求的目标的人，都可以视为‘党外’。”也有人把党外说成是包括分离运动、自治运动、反对运动、社会运动、本土运动龢民主运动等不同政治主张和派别组成的“反国民党的联合阵线”。

　　早在1969年选举时，曾任台北市议员的黄信介当选为“立法委员”，康宁祥当选为台北市议员。1972年康宁祥、黄天福（黄信介之弟）分别当选为“立法委员”和“国大代表”。这是党外人士在“民意代表”选举中取得的最初成绩。从此以后，党外人士在历届地方与“中央”的民意代表选举中，都取得了一些席位。

　　1975年黄信介、康宁祥、张俊宏共同创办《台湾政论》月刊，该刊成为“民间舆论的发言台”，在文章中提出政治民主、经济平等、消除政治偏见和省籍歧视等问题，幷且对台湾前途问题进行讨论。该刊虽然只是出了五期，就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停刊处分，但它促使在选举过程中涌现的党外政治人物与主张政治改革的知识分子结合起来，对党外力量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地方选举和中坜事件

　　1977年11月台湾举办五项地方公职人员的选举，即选举省议员、县市长、县市议员、乡镇县辖市长和台北“院辖市”议员。这是台湾实施地方自治以来规模最大、竞选最激烈的一次地方选举，由800多万选民从近2000名候选人中选出1318名公职人员。

　　党外“立委”康宁祥、黄信介在全岛进行巡逥助选，不少人以“党外”名义出来竞选，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热烈场面。选举结果，党外人士竟然获得30%的选票，有21人当选为省议员，6人当选为台北市议员，4人当选为县市长，这是一个不小的成绩。在这次选举中，党外活跃分子张俊宏、林义雄当选为省议员、许信良当选为桃园县长，他们在以后的党外运动中都起了较大的作用。

　　就在这次选举过程中，爆发了“中坜事件”。当时参加竞选桃园县长的是被开除国民党籍的许信良和由国民党正式提名的欧宪瑜。11月19日在桃园县中坜镇的选举中，有人以惯用的手法进行舞弊，故意把投给许信良的票弄成废票，引起群众的公愤。县警察局派了大量警特，动用6辆镇暴车对群众进行威胁。一万多名群众包围警察分局，推翻警车，警察以催泪弹企图驱散群众，但直到得知许信良当选以后，群众才逐渐散去。这是1957年“刘自然事件”以来一次规模最大的暴力示威事件，在台湾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在党外人士中也引起不同的反响，一部分人看到群众的力量，认为民心可用；另一部分人则认为群众行动中存在着内在的危险性。这就为以后党外运动的路线分歧埋下了伏线。与此同时，国民党方面也开始感觉到党外力量对他们的威胁，他们认为需要采取更加高明的谋略来对付这个对手了。

　　《八十年代》和《美丽岛》

　　1978年台湾举行“中央民意代表选举”，党外准备展开一场“选战”，希望能够取得更大的成绩。在这次选举中，出现两个新鲜的事物：一是“台湾党外人士助选团”，在全岛各地巡逥助选；二是党外候选人共同提出“十二大政治建设”，其中包括全面改选“国会”、省市长直接民选、开放党禁、解除戒严令、大赦政治犯等，这是党外人士第一次提出的共同政见。显然，国民党和党外在这次选举中的对峙和竞争将比以往更加严重和激烈。

　　但是，1978年12月传来了中美将于1979年元旦正式建交的消息，这对国民党当局是一个十分沉重的打击，使他们面临30年来最大的政治危机。于是，蒋经国立即发布紧急处分，下令停止选举。这样，“沸腾中的选战”突然中止，党外的努力落空了。

　　此后，国民党以所谓“涉嫌参与匪谍叛乱”的罪名，逮捕了著名党外人士余登发父子，又以“擅自参加示威”的罪名对许信良给予停职处分。接着，当局又制造台中事件，取缔地下刊物《潮流》事件、中泰宾馆事件以及捉放陈映真等事件，一再向党外施加压力。

　　党外为了掌握舆论工具，开始创办杂志。《八十年代》《美丽岛》《鼓声》《春风》等刊物先后出版。各种刊物团结了一批观点相似的党外人士，各个杂志代表着不同的政治倾向，所以党外杂志的出现，立即显示出党外运动内部的路线分歧。特别是《八十年代》和《美丽岛》代表了当时党外运动的两条路线——温和的“议会路线”和激进的群众路线。

　　《八十年代》创刊于1979年6月，由康宁祥、司马文武等主持，主张采取比较温和的路线，聚集一批知识分子从事批判的、“理性的”论政。

　　《美丽岛》创刊于同年8月，以黄信介为发行人、许信良为社长、张俊宏为总编辑。他们认为“和平改革已絶望”，不能只停留在“坐而论政”，而主张采取激进的路线，开展街头群众运动。

　　在《美丽岛》创刊过程中，举行了一系列群众聚会，如创刊酒会以及各地服务处成立时的群众性演讲会等，企图通过这些活动联络各地党外人士，并争取群众的支持。“美丽岛”实际上是朝向“在野党”的道路进行试探，使它成为一个“没有党名的党”，所以有人把它称为“美丽岛政团”。

　　“美丽岛”的活动在岛内得到相当热烈的反应，因而引起了当局的重视。有些自称“反共义士”的人，制造了“中泰宾馆事件”，和党外人士发生正面冲突，接着又对黄信介的家宅和美丽岛的服务处进行恐吓和骚扰。据说，有一种“陷阱理论”：当局故意让党外的活动愈演愈烈，然后进行挑衅，制造暴力事件，使党外堕入“违法”的陷阱，从而给予致命的打击。

　　美丽岛事件

　　1979年12月10日《美丽岛》杂志邀请党外人士在高雄举行“纪念世界人权日”集会，他们事先向当局申请，未获批准。党外人士据理力争，并准备按原定计划进行。当天下午当局表示允许大会在指定地点进行，但不得使用火把、木棍，不得游行。情治单位早已出动大批军警和“镇暴”器械包围会场。会议主持者施明德、姚嘉文临时决定改在中山路大圆环附近开会，吸引了数以万计的群众参加。黄信介、姚嘉文等人相继发表演说，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后来群众越聚越多，有人私自点燃火把，开始游行。这时“镇暴”军警堵住了各处通道，缩小包围圈。有人故意制造事端，于是镇暴车辆开始喷射催泪瓦斯，引起群众和军警之间的冲突。在这次事件中，有上百名宪警受伤，民众受伤的人数则没有可靠的统计。

　　事后，“台湾当局”以“具有叛国意念，共谋颠覆政府，与海外叛国分子勾连，策划暴力夺权”的罪名，逮捕“美丽岛”核心人物黄信介、姚嘉文、张俊宏、林义雄、吕秀莲、陈菊、施明德以及林弘宣（属于长老教会）等人，后来又逮捕了有关人员数十人。1980年2月28日发生震惊全岛的林义雄“灭门命案”，林的母亲和他的孪生女儿被杀。4月经法庭审理，对黄信介等8人进行判决。以“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而着手进行”的罪名，判处黄信介有期徒刑14年，施明德无期徒刑，姚嘉文、张俊宏等6人有期徒刑12年。另外3个人由司法机关判刑。这就是著名的“美丽岛事件”，又称“高雄事件”。

　　经过这个事件的打击，“美丽岛政团”几乎完全崩溃了。几年来党外迈向组党的发展趋势遭到了挫折。党外人士认为这个事件是“国民党设计的一个圈套”，他们上当了。

　　“美丽岛”崩溃以后，康宁祥未能把党外力量团结在自己周围，这时逐渐兴起了两股党外力量：一是以“美丽岛”为被告人进行辩护的律师，如尤清、张德铭、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等；一是“美丽岛”受刑人家属，如张俊宏的太太许荣淑、姚嘉文的妻子周清玉、黄信介的胞弟黄天福等。他们在1980年“民意代表”选举和1981年地方选举中，取得突出的成绩。许荣淑、张德铭、黄天福当选为“立法委员”，周清玉当选为“国大代表”，尤清当选为“监察委员”；苏贞昌、游锡堃当选为省议员；谢长廷、陈水扁当选为台北市议员。除了美丽岛系以外，党外人士康宁祥、黄煌雄、王兆钏、邱连辉、黄石城、陈定南等不少人也当选为各项公职人员。由于党外在这次选举中采取了组织化行动，所以有人认为党外已经是具备了“雏形政党”的条件，或者称之为“党外党”。

　　分歧与合作

　　党外除了投入选举以外，还致力于创办杂志，制造舆论。当时涌现了《关怀》《生根》《深耕》《代议士》《钟鼓楼》《蓬莱岛》《前进》《八十年代》《亚洲人》《夏潮论坛》以及《时代》系列等党外杂志。据统计到1984年3月为止，有29种党外杂志创刊或复刊。这些刊物宣传党外的政见，揭露和批判国民党的弊政。同时也就党外运动本身的问题展开论战，进入了“党外杂志的战国时代”。

　　不同的杂志反映了党外各派的不同主张和各派之间的矛盾，特别是新生代和康宁祥系的矛盾。从1982年开始，新生代掀起了“批康”风潮，提出“战斗是检验党外的唯一标准”，批判康宁祥等人放弃对警备总司令部拒絶接受问询的杯葛，而与国民党进行妥协谈判，说康宁祥是“保持现状，见好就收，见坏就走，待价而沽”的政治人物，甚至把康宁祥称为“国民党同路人”。双方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国民党的态度，是私通、出卖、变节，还是必要的妥协？对党外运动的路线，是公职挂帅，还是多元参与？是“议会路线”，还是群众路线，是改革体制，还是体制内改革？

　　由于党外各派出现分歧以致在1983年“增额“立委””选举时，党外人士之间相互攻讦，互相拆台。有人公开主张“康宁祥应放弃竞选第四任‘立委’”，结果在这次选举中，康系遭到惨重的失败。康宁祥、张德铭、黄煌雄全部落选，而且还波及美丽岛系的黄天福、许国泰等人。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开始疏远了党外运动，新生代所办的刊物政治色彩也淡化了，公职人员之间的联系也减少了。总之，内部矛盾和选举失败，削弱了党外的实力。

　　党外的矛盾，从组织上看，集中体现在“编联会”和“公政会”两大系统上。所谓“编联会”是党外新生代在“批康”过程中组织的“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其成员是一批年青人，包括一些党外的“党工”人员。所谓“公政会”是由部分现任和曾任公职人员的党外人士组成的“党外公共政策研究会”。据“公政会”第一任理事长费希平说：“公政会”在“立法院”旁边租到一栋办公处，“这是党外有形组织的开始”。以上二者成为党外势力的两大派别，“编联会”对“公政会”的一些行为提出严厉的抨击，双方的矛盾扩大成为所谓“鸡兔之战”，这说明存在着两种不同身份、不同政治主张的党外人士，他们之间的分歧日益明显，逐渐形成党外的路线斗争。

　　可是到了1985年地方公职选举时，“公政会”和“编联会”感到有必要再度进行合作，才能避免1983年选举失败那样的结局。他们共同组成“党外后援会”，推荐42名候选人参加竞选。由于党外各派的合作，在这次选举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党外获得大约30%的选票，有26名候选人当选，其中省议员11人，台北市议员11人，高雄市议员3人，以及高雄县县长。“后援会”提出20项共同政见，包括“台湾前途应由台湾全体住民共同决定”的主张。党外还提出这样的口号：“新党新气象，自决救台湾”，这可以说是党外运动的两大目标。至此，党外组党的问题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二、组党过程

　　“民主进步党的成立是三、四十年来台湾在野反对力量一再牺牲、奋斗的初步结果，也是台湾政治、社会迈向健全发展的一个新的起点。”

　　——陈忠信：《卅年漫漫组党路》

　　在党外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党外人士感觉到有必要组织一个政党，以便于共同行动，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政治影响。所以，组党问题早已在一些党外人士中间进行酝酿。有些人开始研究组织架构，讨论草拟党纲党章以及重大的政策主张，甚至有人公开鼓吹组党。民进党究竟是怎么样组织起来的？为什么它可以在1986年大家都没有估计到的时刻成立？我们准备对这些问题做一些探讨。

　　组党的准备

　　1984年5月成立的“公政会”，由费希平任理事长，林正杰任秘书长。1985年改由尤清任理事长，谢长廷任秘书长。经过尤清等人的努力，缓和了“公政会”和“编联会”的矛盾，共同组成了“党外后援会”。在1985年选举时，党外人士曾经议论过组党问题，“但是声调似乎不高，也不很强有力”，这说明组党的条件尚未成熟。

　　1986年2月“公政会”开始酝酿设立各地分会，希望造成“准党”的架构体系，这显然是党外走向普及化、经常化的一个行动，也是党外组党的一个重要步骤。这时，康宁祥首先申请在台北市设立分会，其他县市也相继提出申请。国民党得知这个情况，便重申设立分会将于取缔。于是，国民党和党外的关系顿形紧张。经过三位台大教授和政界元老陶百川的斡旋，国民党当局决定与党外进行沟通。5月10日沟通会议达成三点结论：一、实施“宪法”，推行民主“宪政”；二、同意成立“公政会”及其分会，但对登记和名称问题有待进一步磋商；三、共同为政治和谐而努力。这样，“公政会”从“非法”变为“合法”。当天就有颜锦福、陈水扁、黄天福等出来组织“台北市分会”，其他县市的分会也相继成立。7月间，康宁祥、林正杰等人又在台北市成立另一个分会：首都分会。

　　与此同时，组党的准备工作也在进行。早在6月间“公政会”已经组成秘密的建党委员会，“编联会”系统也成立了组党工作小组。7月，康宁祥主持的首都分会提出一个“台湾民主化时间表”：1987年组党，1988年解除戒严，1989年全面改选“中央民意代表”，1990年“总统”民选，1991年台海和平。8月，“公政会”首都分会举办“组党说明会”，“公政会”和“编联会”还联合举办“行宪组党说明会”。但是党外人士对组党的看法并不一致。例如，尤清不同意1987年组党的看法，他主张在当年8月立即组党，“公政会台北市分会”则主张在年底选举前夕完成组党工作。“编联会”总干事邱义仁主张组织“刚性政党”，要有明确的政党纲领，要讲求意识形态；“公政会”秘书长谢长廷则主张成立“柔性政党”，可以包容各种不同政见，而不必刻意讲求意识形态。组党是一件大事，在组党问题上有不同看法是很自然的，但是上述意见分歧未展深入的讨论，说明组党的准备工作还不充分。

　　其实，组党准备早已开始。1981年就有人议论组织反对党，1983年再度提出。1985年费希平去美国时，洛杉矶台湾同乡举行“组党促进会”，费希平回台湾后召集了“组党座谈会”，后来连续举行过多次类似的会议。1986年5月许信良、谢聪敏等人在美国宣布筹组“台湾民主党”，幷且表示要“迁党返台”，这对岛内党外人士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促使他们加紧组党的活动，上述一些“组党说明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举行的。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议论组党的原则，草拟党纲党章，为正式组党创造条件。

　　费希平曾经提出“组党五原则”：应当是民主政党，不应该强调地方意识；与国民党和平共存、公平竞争；在“宪政体制”下运作，走“议会路线”；“反共”并与“台独”划清界限；对“国是”应有自己的主张，不作民主花瓶。其实，这些原则国民党是可以接受的，而在党外人士中有一部分人是不赞成这些原则的。

　　九月中旬，费希平、康宁祥、尤清等联名邀请党外各团体代表和知名人士共同讨论组党问题。当时正值台北市议员林正杰被以诽谤罪判刑，林正杰放弃上诉，于是党外人士组织上万人在台北、中坜、高雄等地开展“送别林正杰”的街头运动，党外士气急剧高涨，引起全岛的震动。9月27日举行沟通和组党座谈会，决定第二天在党外后援会提名1986年候选人的同时，宣布成立组党筹备会。

　　“九二八”和“新党之夜”

　　9月28日在台北圆山大饭店召开党外选举后援会，提名年底参加“中央民意代表”选举的候选人，同时讨论组党事宜。

　　当天上午原来计划讨论推荐问题，可是尤清、谢长廷临时动议先讨论组党问题，幷且提出“自愿担任组党发起人的请签名”。到会人士反应相当强烈，在场的123人全部签名作为新党发起人。接着，议论党名和是否立即组党等问题，幷且公推费希平为发起人会议召集人。由于当天的主题——推荐候选人的工作尚未进行，只好暂时停止组党问题的讨论。经过四个小时的讨论，确定了各选区的人选，这时已经是下午一点多了。休会进餐后，利用后援会会议的空档时间，举行组党发起人会议。关于党纲，只是由洪奇昌作了报告，没有进行讨论。党名问题则引起了争论，谢长廷主张用“民主进步党”，而不加上“中国”或“台湾”，以避免“中国结”与“台湾结”的困扰。

　　三时半，党外后援会举行正式的推荐大会，被推荐者一个个地上台，举行了宣誓、授旗等仪式，直到四点半结束。

　　五时，再举行发起人会议，签名者已达132人。会议首先讨论党名问题，大多数人赞成采用“民主进步党”的名称。接着，推选组党工作小组成员，结果由费希平、尤清、颜锦福、谢长廷、游锡堃、傅正、黄尔璇等七人担任。在发言时，朱高正提出“干脆今天宣布新党成立”的建议，得到很多人的赞成。六时，费希平宣布：“民主进步党正式成立了！”会场响起一阵掌声和欢呼声。

　　民进党就这样出乎人们意料地匆匆忙忙地诞生了。连记者们都不相信，他们问道：“是真的成立了吗？”其实，何止记者，连组党发起人也没有预料到。据《自立晚报》报导：民进党的成立，“不但令外界感到事出突然，即连大多数的党外人士本身也感到意外。”当天有不少与会者还主张先签署发起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然后召开成立大会。所以，当听到民进党成立的消息时，不少人都认为它是一个“早产儿”。

　　宣布成立以后，民进党的建党工作小组展开紧张的工作，对党纲、党章、各项工作纲要、代表大会的组成和开会日期等进行了仔细的讨论。10月15日国民党中常会表示，在公布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以后，可以解除党禁，但新党必须遵守“宪法”“反共”、与“台独”划清界限，并不得再从事群众运动。国民党负责与党外沟通的梁肃戎等人向费希平提出，希望民进党推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日期，至少推迟到年底“民意代表选举”结束以后，这个要求遭到费希平的拒絶。民进党之所以打算在选举之前召开代表大会，目的之一就是希望藉助这个大会在选举中获得更多的选票，同时也考虑到在选举之前召开大会，国民党还不便于公开翻脸抓人，否则他们在选举时将会遇到一些麻烦。

　　11月6日民进党公布党纲、党章，幷且宣布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将在选举活动开始以前召开，实际上建党工作小组已经决定10日召开代表大会。

　　10日下午1时，民进党在极端保密的条件下，在台北环亚饭店举行代表大会，出席代表163人。大会讨论了党纲、党章，选举出31名中执委，11名中评委。

　　当天晚上在金华“国中”举办“新党之夜”晚会，向群众宣告民进党正式组成。近万人参加了这个民进党人称之为“筹备了40年的民主飨宴”的晚会。

　　晚会结束以后，进行中常委、中评委常委、党主席的选举。费希平以最高票当选为中常委，人们都认为他将成为民进党的第一任主席。此外，有人估计尤清、康宁祥也是党主席的人选。可是选举结果是13票比12票，江鹏坚比费希平多出一票当选党主席，这是出乎一般人意料的。

　　有人认为费希平之所以落选，是因为他和康系太接近，他过去的主张未能得到人们的赞同，而且他是外省人。也有人认为选举党主席涉及民进党内各派系的斗争，当时美丽岛系力量不大，新潮流系和康系的矛盾比较突出，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处在中间状态的江鹏坚得到新潮流系的支持，终于以微弱的多数当选。

　　不管怎样，民进党的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终于召开了，幷且选出了中央领导机构，这表明民进党已经作为一股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出现在台湾政治舞台上。

　　组党的条件

　　通过以上历史过程的叙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民进党是30多年来台湾民间运动（主要是民主运动，也包括反对运动、本土运动、分离运动、社会运动等）发展的产物。正是由于这些运动的发展，有愈来愈多的人参加到运动中来，这就为组党提供了政治资源和群众基础，多年来的党外运动也为组党准备了一定的干部。为了党外势力的进一步发展，为了在竞选中取得更大的成绩，党外人士感觉到有必要成立一个可以领导党外运动向前发展的政党，通过多次助选活动，初步形成一些共同政见，这就为组党提供了一定的思想条件。所以，应当说，党外各个派系以及所有的次级团体和党外运动的参与者都为民进党的成立作出了贡献。

　　当然，民进党的产生也是和二、三十年来台湾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分不开的。1960年代以来，台湾经济从内向发展的进口替代转变为向外开放的加工出口经济。当时引进大量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纺织工业的资本和技术，利用本地大量廉价劳动力，进行生产、加工、装配，然后将产品销往国际市场。这样，农村广大小自耕农被迫流入城市成为劳工阶级，与此同时，在都市里出现了介于大财团和小自耕农、劳工阶级之间的中产阶级。所谓中产阶级，一般指的是中小企业主、经理人员、科技人员、中上层公教人员以及企业受雇者等等。他们是台湾经济发展的受益者，他们教育程度比较高，同外国资本有密切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一方面，他们要求参与政治，继续温和的改革；另一方面，他们对台湾的处境缺乏深刻的反省，对外国资本的依赖也使他们的变革要求具有限制性。台湾学者陈忠信曾经指出，台湾中产阶级具有“前瞻性/限制性的两重性格”，这个特征“深深影响台湾党外反对力量的体质”。总之，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中产阶级的成长，为民进党的诞生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当然，当代台湾的政治、社会、文化以及国际环境等因素都对民进党的产生有一定的影响。例如，不民主的政治体制，不代表民意的“万年国会”，不良的社会风气，严重的公害污染，与经济发展、教育普及不相适应的文化危机，以及国际地位的低落等等，都为民进党的出现提供了条件。

　　组党的时机

　　根据费希平说，在组党时，他们准备了三批人马。第一批如果被捕，就由第二批人继续组党，第二批如果被捕，第三批人立即顶上，直至新党组成为止。这说明在组党时他们曾经担心受到国民党的镇压。组党人员已经做了被捕甚至牺牲的准备。可是，国民并没有采取镇压的手段，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从另一方面来看，党外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机来组党呢？这就需要进一步分析。

　　从党外来说，选择这个时机，考虑到多种因素：当时党外人士为了对付年底的选举聚集在一起，以“选举后援会”的名义召开会议，党外各派都有人参加。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选举以后再召开会议就困难了；参加年底竞选的候选人及其所属的派系不敢反对组党，否则在选举时将失去其他派系的支持；在海外的党外人士提出“迁党返台”的口号，对岛内是一个很大的刺激，迫使他们不得不加快组党的步伐；国民党在选举前夕估计不敢采取镇压手段对付新党，否则他们在选举中将失去一部分选票；美国某些人士促进台湾组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认为当时是组党的有利时机，立即组党可以起这样的作用：第一，组党是在政治上向前跨进了一大步，可以造成既成事实，把球踢给国民党，看它如何处置；第二，组党以后可以用政党的名义和国民党谈判，增加谈判的分量。至于会不会遭到国民党的镇压问题，党外人士也做了研究，他们估计在选举前夕进行暴力镇压的可能性不大，但组党人员可能被捕，不过即使被捕也只能按“妨害公务罪”判刑二年，而且不可能一下子把所有的组党发起人都抓起来，这样，没有被捕的人还可以继续活动。有了这样的思想准备，党外人士就敢大胆地的组党了。

　　从国民党来说，他们是一贯推行一党专制，反对台湾任何政治势力组织政党，特别是反对党，直到民进党组党时，国民党当局还没有开放党禁。可是，民进党公然突破禁令宣告成立，国民党为什么不采取镇压手段呢？

　　这当然和整个台湾的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党外运动以及国际环境等等因素有很大的关系。这里只是分析一些近期的因素，例如，第一，由于党外力量的发展，1986年以来发生了不少政治案件，表明党外不会轻易屈服，国民党当局考虑采取比较温和的手段，以便树立比较民主的开明的形象。蒋经国主张和党外“沟通”，体现了国民党内所谓“和而不同”的比较开朗的策略。第二，“十信案件”“江南案件”给国民党以相当大的冲击，使它的威信下降，已经对选举产生不良的影响。如果对新党采用镇压手段，对选举将更加不利。第三，菲律宾马科斯下台，南朝鲜民主运动发展，这些情况给台湾人民和反对势力以鼓舞，也给国民党当局敲响了警钟。“菲律宾现象会不会在台湾重演”已经成为人民关心的课题。第四，美国某些议员宣布成立“台湾民主促进委员会”，主张取消戒严令，提倡民主化，幷且警告国民党，如果延阻民主政治的进行，可能会严重损害美台之间的密切关系。此外，据说美国方面当时曾经对蒋经国本人施加了压力。第五，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成就，中国共产党对台湾政策的影响，使国民党不得不考虑政治革新，以巩固其对台湾的统治。第六，国民党不采取高压手段，也是因为它认为自己有能力对付民进党。

　　当然，民进党突然成立，给国民党带来不小的震动。究竟如何对付民进党，是允许它存在，还是要取缔它、消灭它，成为国民党面前的一个难题。允许，就等于公开承认可以违反戒严令和党禁而不受处置；取缔，民进党已经成立，不用暴力手段是无法清除的。国民党当局经过研究，决定采取比较缓和的措施。一方面继续进行沟通，包括组党问题在内；另一方面则认定民进党还处在筹备阶段，尚未正式成立。这就暂时为自己找到了台阶。因此，直到民进党正式备案之前，国民党既没有承认民进党，又没有给予取缔。

　　组党的意义

　　人们常说，民进党是一个“早产儿”，说它“先天不足”，这不外是指民进党成立之时内部的整合还没有完成。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治主张和坚强的领导核心等等。其实，世界上有许多政党都不是在具备了充分的条件时才建立的，当它们刚刚成立时，人们总是觉得它们幼稚、虚弱甚至可笑，“先天不足”似乎是一个通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不管怎么解释，民进党毕竟诞生了。

　　对于民进党的成立，人们有各种不同的评价：

　　有人从民主运动的角度来评价，认为民进党的成立标志着台湾民主运动“迈入民主进步党的时代”；“进步运动迈入了新的里程碑”；“进入政党政治新阶段”。

　　有人从政治体制来考察，指出民进党作为台湾第一个反对党，它的成立是“台湾政治运动的重大里程碑”，从此“台湾的政治体制将进入一个变迁的时期”。

　　有人从“台湾人”的角度看问题，认为民进党的成立是“台湾人长期抗拒外来统治者压迫下所产生的一点小成果”，但“对台湾及整个中国的政党史而言有其极重要的意义”。

　　有人从在野党力量和台湾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考察，认为民进党的成立是“三四十年来台湾在野反对力量一再牺牲、奋斗的初步结果”“意味着战后台湾政治、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迈向了一个真正民主、多元社会的门已经开了”。

　　但是也有些人认为民进党的成立不具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因为它还没有明确地表明应当组成一个什么样的政党，所以它“只是一个空殻子，仅仅把‘公政会’换一个招牌而已”。

　　一些国民党人则认为民进党的党纲、党章“充满了分离意识和台独倾向”，民进党之所作所为“不合政党政治之常规”，它企图推翻现行体制，“这个政治团体是没有前途的”。

　　其实，一种社会现象的出现并不可能立即看出它的全部历史意义，有些历史现象甚至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才能充分体现出它的意义。在民进党刚刚成立时，人们对它作出上述评价，不管它是高是低，要对它进行全面的评价还为时过早。不过，我们可以同意以下一些看法：民进党的成立是台湾民间运动长期发展的产物；是对“台湾当局”禁止民间组党的一个历史性的突破；是台湾反对运动以政党形式走向组织化的一种表现；是对国民党一党独大的统治体制一个有力的冲击。

　　至于民进党的成立是不是使台湾进入政党政治阶段？民进党和台湾现代史上的民众党、共产党以及文化协会相比，在台湾政治史上将占有什么样的地位？这类问题都还需要留待一定的时间以后才能做出恰当的判断。

　　附：民进党组党工作委员会名单

　　费希平　尤　清　谢长廷　颜锦福　游锡堃　黄尔璇

　　傅　正　康宁祥　江鹏坚　洪奇昌　许荣淑　张俊雄

　　周沧渊　苏贞昌　郭吉仁　周清玉　邱义仁　陈　菊

　　三、基本情况

　　“正因为我们是一个多元社会的民主政党，一定会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和冲突，但是我们也有一定的共识，……”

　　——尤清：《新党和现存政党是平等的》

　　民进党的成立标志着“党外”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现在我们要来研究民进党本身了。民进党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党？它有哪些特点？民进党的社会基础以及内部的组织和派系等基本状况如何？我们就此进行一番考察。

　　党外的胎记

　　民进党是从“党外”发展起来的，它必然受到党外时代的影响，带有党外时代先天性的特征，即党外的胎记。这也可以说是党外留给民进党的“遗产”，既有财富，也有负债，即既有正面的影响，又有负面的影响，它们对今后的民进党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幷且还将对民进党的发展继续发生影响。

　　民主性、反抗性、草根性都是民进党的先天性的特征。

　　民主性指的是党外运动是在民主运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党外一向以台湾政治民主化作为自己的诉求。1978年“党外人士助选团”提出的“十二大政治建设”就指出：“我们深信：民主、自由是我们不容剥夺的政治人权”，幷且提出“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选，省市长直接民选，以及开放党禁、开放报禁等民主要求。1979年出版的《美丽岛》第一期就《民主万岁》为主题发表“党外政论”，指出“我们相信，民主是世界的潮流”“一百多年来中国人血泪的梦就是：民主”“西方民主——资本主义下的民主往往流于独占性的民主，这并不是彻底完美的民主，所以，我们中华民族对民主的实践还大有贡献的余地”。争取民主权利成为党外主要的政见之一，现在民进党是仍然为尚未获得的民主要求，仍为全面改选“国会”、省市长民选等等进行抗争。

　　反抗性指的是不少党外人士为了争取政治民主化敢于同国民党当局展开斗争，表现出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不论是在竞选过程中，或是在议会的讲坛上，街头的群众运动中，党外人士都敢于触动国民党设置的“禁区”，与当局相峙、对抗。尽管有些人因此被逮捕入狱，甚至遭到美丽岛事件那样的厄运，党外人士始终没有停止反抗斗争。当“余登发事件”判决时，党外人士表示“我们愿意为台湾民主的前途坐牢”；在美丽岛事件后，受刑人家属和辩护律师站出来抗争；杂志被查封，换一个名称继续出版；一人被判刑，成千上万的人“欢送入狱”；……这些反抗斗争的历史事实对民进党人仍然有着示范的作用。在议会和街头运动中经常体现出这种反抗性。

　　草根性指的是党外人士与台湾民众的密切关系。党外人士多数属于台湾省籍，他们有的就是地方势力的代表人物，例如高雄县的余家班，嘉义市的许家班，新竹市的施家班等等，在地方上有雄厚的实力，有些党外人士经过长期的经营，在地方上也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例如宜兰县一直是党外的重要据点，尤清在台北县，许荣淑在台中县，朱高正在云、嘉、南都有一定的基础。草根性是有两重性的，一方面可以得到地方势力、当地群众的支持，有利于竞选等活动，另一方面往往和“角头”、派系、草莽性格等等联系在一起，容易发生党同伐异、互不服气的毛病，在言论上喜欢夸张，诉诸情绪，在行动上往往有暴力的倾向。党外人士争取台湾人民获得民主的权利，提出“出头天”的口号，得到台湾人民，特别是台湾人士的支持，我们从历年选举的得票率可以看出这一点。1980年党外“立委”候选人得票率为13.9%，1983年增加到16.8%，1985年地方选举时，党外候选人得票率为15%，1986年选举时的得票率为22.17%。这至少说明党外（包括民进党）存在一定的社会基础，得到一部分群众的支持，这是民进党的草根性的一种体现。

　　路线分歧和派系矛盾也是党外运动留下的“遗产”。

　　在党外运动初期就存在着不同的路线，有的主张政治上的自由民主；经济上的平等，对劳工阶级给予较大的关怀；在台湾前途上主张和大陆统一。有的则主张政治上推行西方的民主制度，强调两党轮流执政、互相制衡；经济上自由竞争，并以社会福利制度改善低收入阶层的生活；在台湾前途上则强调地方主义。到《八十年代》和《美丽岛》杂志创刊以后，“两条路线，两种策略”的分歧就更加明朗化、公开化了。

　　《八十年代》主张采取温和的、理性的、批判性的论政路线，他们认为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已经相当牢固，一般民众并不要求由另一个政权来取代国民党当局，因此要以现存的体制为基础进行改革，主张利用舆论，发动社会力量，迫使国民党加速政治革新的步伐，而不应当强调群众运动和暴力。这就是所谓“议会路线”。

　　《美丽岛》则主张采用激进的、甚至是暴力的群众路线，他们认为国民党力图巩固其统治，只用温和的理性的手段将无济于事，应当发动群众，采取激烈的言论和行动，对执政党施加压力。有人指出，这一派的主张是：“原则上不使用暴力，但是却不排除使用暴力，甚至于故意将整个群众运动带到‘暴力边缘’，以迫使政府让步，而达到其政治目的。”这就是所谓群众路线。

　　派系矛盾在党外运动过程中逐渐地形成、发展，也发生过分化和重组。早期以康宁祥为代表的《八十年代》和以黄信介为代表的《美丽岛》实际上是党外运动的两大派系。“美丽岛事件”出现瞭如下派系：以康宁祥为代表的“康系”，被称为主流系，他们主张通过选举，在议会中从事体制内的改革，其代表人物有康宁祥、费希平、黄煌雄等；美丽岛系，包括美丽岛受刑人和辩护律师等，以许荣淑、许国泰、黄天福和尤清、江鹏坚、陈水扁、谢长廷等代表，它们主张用群众运动带动“议会斗争”，进行社会改革，幷且强调本土意识；新生代，后来组成“编联会”，主要是党外的“党工”和编辑记者，早期的代表人物有邱义仁、林正杰等人，后来发生了分化。这个派系中的一部分人对国民党具有“雠恨意识”，“台独”意识很强，主张用激烈的手段开展斗争，改革体制。此外，还有被称为“社会主义统一派”的夏潮联谊会，以陈映真、王拓等为代表；以及地方实力派，如高雄黑派、新竹施家班等；宗教势力，如基督教长老会中的一些人士等等。后期则形成党外“公政会”和“编联会”两大派系。

　　西论学者杜勉（Jurgen Domes）根据政治观点的差异，把党外势力分为五个派系：一、行动派，以美丽岛政团为代表，因高雄事件而解体，影响力有所削弱；二、孤星派，以美丽岛核心人员的家属为主；三、国家社会主义者，是一支意识形态取向最强烈的反国民党的势力；四、地方派系，在政治立场上与国民党有矛盾，以地缘关系取得当地群众的支持；五、自由主义者，以康宁祥为首，主张体制内改革和领导结构本土化。还有的学者做了其他的分类。

　　应当指出，派系结构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在不断地变化着。有的人原来属于这个派系，后来却转到别的派系去了。现在有不少美丽岛事件的受刑人已不被列入美丽岛系，而不少原来与美丽岛事件无关的人却成为美丽岛系的骨干。派系矛盾引发了相互之间的批评，甚至相骂，彼此不同的恩恩怨怨，造成党外乃至民进党内的矛盾、隔阂以及对立情绪。这些“包袱”至今影响着民进党的发展。

　　民进党的性质

　　民进党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党？人们看法不同。我们先看看民进党一些领袖人物的看法：

　　民进党第一任主席江鹏坚指出，民进党是一个使命政党，它担负着改革体制的任务；又是一个全民政党，它是反对势力的联盟，而不代表任何特定阶级的利益；同时也是一个民主政党，追求西方式民主，强调和平方法及反对暴力为原则。

　　第二任主席姚嘉文写道：“民进党是个‘民主运动’的政党”“民进党是民主政党，不是革命政党”“民进党……具有外造政党和使命政党的特质”。至于民进党的使命是什么？他认为，总的来说，就是“民主、自决、救台湾”。

　　第三任党主席黄信介则强调民进党的反对党性格，他指出，民进党是“台湾第一大反对党”，要“充分扮演反对党角色”“我希望把民进党改造成一个形象上很可靠，让人民觉得很安全的反对党”。同时，他主张民进党应当从反对党过渡到执政党，“建立反对党就必须要有一个单纯的雄心——执政”。

　　但是，站在民进党以外的角度考察，人们对民进党的性质则存在不少不同的看法。例如，有人认为民进党的性质至今还不明确，“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政党尚未完全定型”。所以有人说它是“台湾长期反对运动的集合体”，或是“异质性的以反对国民党为主体诉求的政党”“本质上是一种联合阵线”“是一个松散结盟的统一战线，在一个最低纲领——住民自决的基础上结合在一起”。有人则把它看作是一个群众运动的政党。国民党人有的把民进党说成是“台独”政党。

　　至于民进党的阶级属性，有人说它是“全民政党”，不代表特定阶级，不是代表劳工阶级的党。有人针对“全民政党”的说法提出批评，指出，国民党龢民进党都自称为“全民政党”，实际上“无论从冲突理论来说，或是从功能理论来看，‘全民政党’都是骗人的”。有不少人说民进党是“中产阶级的党”；有的说民进党“现在的阶级属性仍处在中产阶级与农工阶级之间的暧昧状态”。由于过去在党外运动中曾经吸收过这部分中下阶层的群众，同时，一些中上阶层的群众出自参与政治的愿望也投入了党外阵营，这两个社会阶层在经济利益上存在矛盾，这使得民进党的代表性面临着一个大问题。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民进党的性格中有妥协性和包容性的特点，它把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主张容纳在内。例如，生产民主化的主张就和中产阶级的利益发生矛盾，当中小企业者和劳工发生冲突时，民进党就陷入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境地。所以有人说：“人人都不特别觉得新党可以代表他的利益”。

　　至于民进党是不是一个反对党？看法也不一致。上面说过，黄信介强调民进党作为反对党的性格。当然，一般提反对党也是可以的，但在严格意义上说，还不具备条件。江鹏坚认为由于台湾政治结构没有改变，即使经过多少次选举，民进党也无法执政，所以“就当前实际情势而言，民进党絶非传统意义中的在野党和反对党。”姚嘉文也有同样的看法，他写道：“如果我们说台湾已进入了正常化的政党竞争政治，则未免言之过早。为什么？因为民进党事实上仍未取得政治地位的平等。……在国民党的权谋诈术下，民进党的政党角色并未受当权者尊重，反而处处受到打击。除了国民党统治心态仍不正常之外，更重要的是当前台湾的政治结构与宪政运作脱轨严重，极不正常，因此也使得民进党难以扮演一般民主国家中所谓‘忠诚反对党’的角色。”

　　总的来看，可以说，民进党是台湾一部分反对国民党的政治势力的集合体，它至今还没有明确的统一的政治目标，在性质上说，也还没有完全定型，不过从它的政治诉求来看，主要是反映了中产阶级的政治要求，但还不够明显。所以，应当说，民进党的性质还没有完全定型，它可以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内部的整合而逐渐明朗化。1989年5月12日，民进党完成了备案程序，从“内政部”领取了政党证书和图记。这意味着民进党已经接受现有的“宪法”和政治体制，成为一个合法的政党。这样，走上“忠诚反对党”的道路的可能性似乎加大了。

　　党员成分

　　建党初期，民进党党员只有1300人，现在发展到近2万人。

　　起初，民进党的成员主要由党外运动中次级团体的成员，采取“转化”方式成为党员，而暂不公开吸收党员。最初的党员包括以下几种人：一、宣布组党时的132名组党发起人；二、党外“公政会”和党外联谊会的成员；三、党外“编联会”及其他党外团体的成员；四、党外现任公职人员；五、对党外运动有重大贡献者。其所以不公开吸收党员，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民进党刚刚成立，人们对它还要观察一段时间，才能作出判断；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民进党存在这样一个顾虑：“如果国民党拨几万人加入新党，收不收？”为了防止刚刚建党便受制于人，不得不采取比较慎重的态度。

　　经过1986年底的选举，民进党取得相当的成绩，开始有一些人要求入党。当时有人估计只要开放党禁，就会有许多人涌进民进党来，其实不然。直到备案以前，国民党没有承认民进党为合法政党，同时还有“国安法”的“威慑”力量，使得不少人不敢贸然加入民进党。例如，公务人员如果要加入民进党，就可能受到解雇、调职、降级、减俸以至取消退休金等威胁，因而存在恐惧感。在私营部门工作的人，就要看老板的立场和态度。加上入党办法的一些规定，使人感到不便。所以建党一年时，党员人数只有7000多人，1988年8月为12000人，1989年2月为15000多人。为了年底的选举，现在国民党龢民进党都在发展党员，数量有所增加。

　　发展党员还与党内各个派系争夺选票有关。1988年第三次代表大会前，有些人为了拉选票而突击发展党员，所以有所谓“亲戚党员”“公司党员”“人头党员”等名目，这些人实际上已经被“物化”为选票，各派领袖必须替他们代交党费，用游览车载送他们去投票，这类党员在民进党内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可见民进党下层党员的素质很成问题，有一位民进党的干部写道，基层党员中有不少游手好闲、高谈阔论之辈，或不得志的人士，有能力者为数甚少。

　　但是，人们也承认民进党的骨干力量是相当强的。有一位国民党人士认为，民进党的上层多是精英人物。他们之中有不少人具有很高的学历，大学毕业，取得硕士、博士学位，以至留洋的博士、学者，为数不少，而且在社会上已经有相当高的知名度，具有一定的问政经验，又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个人的形象也不错，确实是一批使国民党人感到头痛的比较高明的对手。

　　从党员成分来看，多是知识分子、中产阶级（主要是公教人员、律师、医生、其他自由职业者）、地方势力中的部分人士以及一部分劳工。有人把它概括为两种组成成分，即“信仰民主自由的知识菁英”和“草根性极浓的中下阶层民众”。

　　民进党的党员成分对自身的发展有利还是不利？人们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强调“同质性”，认为来自同一阶级、阶层，有相同的立场，想法和步调就能一致。有人则强调“异质化”，认为在多元化的工商社会中，党员来自不同的阶层，可以代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反映多方面的要求。这两种看法的正确与否，党员成分的异质化所引起的正面和负面的效果，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察。

　　社会基础

　　究竟什么是民进党的社会基础，人们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而且有较大的分歧。

　　有人认为是中小企业主。这个阶层对台湾经济发展作出很大贡献，但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好处，他们的发展受到相当的限制，因而他们对所处的经济地位感到了满足，强烈反对公营企业和财团的垄断，要求进行改革，并为自身的发展寻求出路。中小企业主曾经支持过以往的党外运动。民进党的基本纲领指出：“肯定中小企业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动力。”

　　有人则认为地方财团是民进党的靠山。他们认为地方财团在经济上取得很高的地位以后，要求在政治上有更多的参与。党外的政治民主化主张适应了地方财团的要求，他们暗中支持党外。一些知名的民进党人士和地方财团有相当的交往，蒋经国逝世时，有消息说许荣淑、朱高正还在王永庆家中，这就更加令人产生这种联想了。

　　还有人认为中产阶级是民进党的主要社会基础。因为民进党的纲领“突出了中产阶级的诉求”，即反映了中产阶级反对专制与垄断，要求分享政治权力，维护和发展自身经济利益的要求。“中产阶级是民进党一股巨大的支持力量”，1986年底获得165万张选票就为一个证明。

　　所谓中产阶级，或称中产阶层，人们有不同的理解。但在台湾，一般指的是介于大资本家、高级官员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之间的中间阶层。根据萧新煌的研究，中产阶级可以说是以“专业”来从事职业生涯的人。一般说来，划分中产阶级有两个标准：一、年所得约在50万-200万元之间；二、教育程度在高中或大学以上。中产阶级包括新兴的商场新贵（60年代以后从事工商业的企业者）、公营事业的管理人员、民营企业的经营人员、中上层的公务人员和本地官僚、70年代以来当选的民意代表、提供专业知识者（如律师、建筑师、会计师、医师等）。

　　对台湾中产阶级的人口，学者们有不同的估计。有的人从收入、职业和教育程度推算，认为占总人口40%左右；有的人以从业者身份估计，占总就业人口的三分之一；有的则以高中以上程度从事专业技术、管理、部分佐理和买卖工作的人员来估算，认为只占就业人口20%左右。

　　关于中产阶级的特性，大体上可以这样说，他们是60年代以来台湾经济发展的受益者，一般来说，他们对现状是比较满意的。他们的教育程度较高，要求参与政治，进行温和的改革，以求得自身的更大发展。但他们在政治态度上并不一致，甚至有明显的分歧。有人估计中产阶级中有20%的人对“台湾当局”持批判性立场；也有人估计中产阶级对当前政治表示不满意者占80%以上。陈忠信分析了台湾中产阶级与世界经济体系、台湾的依赖经济体制的密切关系，以及中产阶级受西方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影响，对现有的统治体制所持的态度，他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台湾中产阶级具有前瞻性/限制性的两重性格。

　　那么，中产阶级是不是民进党的社会基础呢？所谓某个政党的社会基础，指的是这个政党主要反映的是哪一个或哪一些社会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它主要得到哪一个或哪一些社会阶级或集团的支持。我们从民进党产生的历史背景中可以看出，它是在党外运动的基础上产生的，而党外运动则是在60年代以来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特别是和中产阶级的兴起有着密切的关系。党外运动龢民进党提出的某些政见，诸如全面改选“中央民意代表”，贯彻地方自治、解除戒严等等，反映了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人民群众要求政治民主化的愿望；扶助中小企业、公营事业开放民营、反对垄断、整顿税制等经济方面的主张，更是反映了中产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要求。在历次选举中，党外龢民进党获得大约30%的选票，据估计其中大部分来自中产阶级。此外，民进党的骨干分子也多数来自中产阶级，他们多数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从事律师、医生、编辑、记者以及公交人员等职业。所以，把中产阶级说成是民进党的社会基础是有一定根据的。

　　但是，应当指出，第一，民进党与台湾社会各个阶层有着复杂的关系，党内各个派系的社会基础也有一些差别，因此民进党的社会基础是比较复杂的。有人指出民进党的社会基础包括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和地方派系，“代表着各种反垄断的力量”；有人认为“民进党的社会基础不是一个所谓被剥削、被压迫的社会阶级，事实上其干部、党员、动员对象和选民基础等，包括了专业人员（如律师）、其他知识分子（如教师、作家）、中小企业者、劳工和部分农民，其中不乏有强烈的本土主义者。”可是有人则认为民进党忽略了广大劳工阶级和小自耕农，因而建议民进党“必须扩大社会基础”。1998年以来，民进党介入了一些工人运动，一方面开始与劳工阶级接触，另一方面却使得一些中小企业者降低了支持民进党的热度，他们对民进党的经济政策感到了不满足，对民进党介入工运以致劳工意识抬头更不满意，有人估计要得到中小企业者的经济资助更加困难了。因此，姚嘉文指出，民进党正面临着社会资源的“断层危机”。

　　第二，说中产阶级是民进党的社会基础，并不等于说台湾的中产阶级都是民进党的支持者。根据魏镛提供的“五次民意调查所得发现的分析”，中产阶级80%以上对“台湾当局”表示支持。因而他指出：“执政党（国民党）的确是一个中产阶层的政党”。不管这个结论是否正确，它至少说明瞭：台湾中产阶级并不是全部成为民进党的社会基础。

　　组织系统

　　民进党的组织分为中央、县市、乡镇三级，各级设有党员大会（或党员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评议委员会三种组织结构。此外还有特种党部，在各级议会中设立“议会党团”。

　　中央党部的执行委员会设委员31人，由党员代表大会直接选出，由执委会互推11人为常委，采用合议制。在常委中推选1人为主席。中执委任期2年，中常委和主席任期只有1年（在“四全”以后，将改为2年）。中央党部的评议委员会设评为委员11人，并互推5人为常委，其中1人为召集人，任期2年。中央党部设秘书长1人，副秘书长1人，由主席提名经常委同意后任命。中央党部的这种组织结构以及下属的办事部门都和国民党差不多，有人评论说，几乎是国民党有什么，民进党也有什么，“对方怎么做，我也这样做”，无法摆脱国民党的影响，很少自己的特色。

　　党章还规定中执委、中常委、中评委都可以以连选连任，只有主席不得连任，这样要，一年就要换一位主席。这可以说是民进党组织的一个特色，它似乎是有意削弱党主席的权力和作用，以免引起激烈的权力斗争。

　　在“立法院”中民进党籍的委员原来有13人，王义雄加入工党，费希平退党，现在只有11人，成立了一个“议会党团”（或称“立法院”党团）；在“国民代表大会”中也有11名代表，成立一个“国大党团”。“立法院”党团与中央党部的关系，在党章中没有明确的规定。照理“立法院”党团应当在中央党部指示下进行活动，可以由于“立法院”党团的成员都是民进党内社会地位最高的“公职人员”，所以有人主张，“立委”是民选的，是代表民意的，应当有更大的议事权力，“立法院”党团应当是与党中央平行的团体。他们要求党中央少干预党团的事务，同时希望“立法院”党团向“影子内阁”方向发展，扮演议会外反对运动“领航员”的角色。第一任党主席江鹏坚同意“议会党团”与党中央平行的看法，提出“融合议会党团与党中央共同领导的方式。”这样，有人指出“议会党团”实际上成了第二个党中央。有的学者建议，民进党应当把“议会党团”作为党的决策核心，而党中央则根据“议会党团”的决策开展各项活动和日常工作。在扺制“国安法”和“4·12示威行动”时，曾经发生“议会党团”与中央党部意见不一致的情况。在第二届中常委中有5名“立法委员”（康宁祥、许荣淑、尤清、朱高正、费希平），加上陈水扁（“立委”吴淑珍的丈夫）就占中常委的半数以上，形成了“党部与党团几乎一致化”的局面，当时的主席姚嘉文还说，“今后中央党部将不干涉各党团，除了重要政策和纲领由中央决定，或者党团必须接受中央指派的工作外”。从现在来看，党部和党团的关系还比较协调，但在具体工作中也还存在一些矛盾。

　　地方党部的党务工作受中央党部的指挥，在不违反党章及决策范围内，有自治自主的决定权。民进党把地方看成是自己的生命线。因为要和国民党抗衡，就必须植根于基层，地方党部的成立和发展显得十分重要。但是，由于党内各个派系有自己的经营范围，在地方上各派系之间也存在着矛盾。此外，地方党部和中央党部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着问题。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民进党的组织结构有这样一些特点和问题：地方党部和“议会党团”都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它们与中央党部的关系则存在着问题。中央采取合议制，一些决议常常由于派系的矛盾和扺制而难以通过或顺利贯彻。此外，每年一次的改选，导致派系斗争激化，彼此之间更难整合，领导核心缺乏稳定性，也给党的工作带来不少困扰。黄信介上台时对组织上的问题发表了一些意见，他指出：“民进党合议制的体制那是缺乏自然领袖之下权宜过渡的体制。……我絶不想以‘只当会议的主席’来规避一个政治家所应担负的责任。”这显然是对“合议制”提出异议，所以有人提出“首长制”的主张，引起了民进党内的争议。以上情况表明，民进党的组织原则、领导体制还处在逐步健全的过程中，如何适应形势的要求，加以必要的调整，也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

　　主要派系

　　党外时期的派系经过几番重组，现在主要有两大派系：美丽岛系（或称新美丽岛联线、泛美丽岛系）和新潮流系，另外还有一些小派系如康系、超派系。

　　有关民进党内部派系融合的情况，《自立晚报》记者洪建隆有专门的研究，他绘制的“融合图”很可以说明问题。

　　这里我们先介绍这几个派系的基本情况，至于它们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则留在下文评述。

　　美丽岛系原来是以《美丽岛》杂志、与美丽岛事件有关的人员为主，后来发生很大的分化、改组，以致“谁才是美丽岛”都成为问题了，有许多美丽岛事件的受刑人及其家属和辩护律师已不被列入美丽岛系，而原来与美丽岛系无关的人则加入了本系。所以有人把现在的美丽岛系称为后美丽岛系、反美丽岛或新美丽岛联线，甚至称之为“黄张集团”，即以黄信介、张俊宏为首的派系。这个派系的特点是：比较激进的公职人员为核心，强调反抗精神和公职挂帅；既采取“议会路线”，又藉助于群众运动；主张台湾问题的解决应当以从实际的民主改选着手，提倡“住民自决”。在黄信介出狱以前，这个派系以许荣淑为代表人物。现在以黄信介为首，骨干人物有张俊宏、许荣淑、许国泰以及原属前进系的林正杰、蔡式渊、张富忠等人。还有人把朱高正、邱连辉以及康系、余家班的一些人物列入这个派系。但是朱高正不承认自己属于这个派系。有人认为这个派系的主要结合对象是中小企业主和果农，所以主张中小企业要前往大陆寻求市场和劳动力。从这一点来看，美丽岛系不可能太激进，而且可能舍弃群众路线，以免引起中产阶层的不满。在社会改造方面，还缺乏详细的蓝图。

　　美丽岛系在第一届中执委中占极少数，在第二届虽然占多数，但未能控制中央党部，只有到“三全”选举时才击败新潮流系，在中执委和中常委中占一半以上的席位，成为民进党内的“当权派”。

　　新潮流系是以1984年创刊的《新潮流》杂志而得名，成员多数是“党工”人员、比较年轻的“新生代”。他们强烈地主张“台湾独立”，强调台湾人权意识、台湾人立场；坚持“群众路线”，喜欢发动街头示威，而反对“议会路线”和公职挂帅，认为只有通过群众运动、社会运动才能改变不合理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强调以意识形态为结合基础。这个派系的代表人物有邱义仁、吴乃仁、洪奇昌、林浊水等人，民进党第一任和第二任党主席江鹏坚、姚嘉文等和他们的看法基本上相同，可以划入这一派。姚嘉文自己承认：“我不是新潮流的一份子，但与他们保持密切的关系”“我只是支持他们”。据说“新潮流”的核心人物为数很少，但却有相当强的活动能力。近来注意经营基层，掌握了一些外围组织，如农民权益促进会、环境保护联盟、劳工运动支援会、政治受难者联谊会等。

　　新潮流系在第一届党中央占有很大的发言权，在第二届选举时尽管所占席位较少，但仍然掌握了中央党部，连党主席也站在他们这一边。在“三全”权力改组时遭到失败，但仍然是民进党内的一个大派系，被称党内的“在野派”。

　　康系从党外时期开始，就被看作是“稳健温和”的派系，其特点是：主张通过合法的手段，通过选举取得公职，采取“议会路线”，向国民党争民主，为此必须与国民党沟通，作必要的妥协。可是他们也不放弃群众路线，康宁祥说过，在议会中的活动“可以取得最迅速的改革效果”，但也要“用直接诉诸社会大众的行动，来给国民党和大众传播媒体压力，加速改革的步调”。由于这个派系努力维护其“温和”“守法”的形象，又与传播媒体、自由派学者、本地商界人士、地方势力以及外国政界和学界人士有较多的交往，幷且和国民党开明派有较多的共同语言，所以被认为民进党内最“安全”的派系，康宁祥也被国民党看成是民进党内“比较理性的人”，人们还传说康宁祥可能入阁。这个派系的代表人物是康宁祥以及原来的费希平（已退出民进党）、苏贞昌、游锡堃等人，后来发生了分化，康系的力量有明显的削弱。据说，康系已不关心民进党内的权力争夺，而致力于争取选民的工作。

　　前进系以林正杰、张富忠、蔡式渊、蔡仁坚等为代表，原来是党外的一个党工团体，现在是民进党内的一个小派系。前进系和“夏潮”、自由派学者以及康系的关系都比较接近，曾经与康系结盟。同时，前进系又和许信良有较深的关系。所以人们认为前进系是包容性比较大的小团体，派系内部在统独问题上看法并不一致，而林正杰则被新潮流系视为“统派”。在“三全”时前进系是支持黄信介的，在中央党部中有一定的地位。

　　至于“超派系”则是在“三全”过程中形成的，在“三全”以后立即分化、重组。现在的“超派系”是由尤清、张俊雄、苏贞昌、游锡堃、陈水扁等人为代表，不介入美丽岛和新潮流之争。

　　第一届　中常委名单

　　费希平　苏贞昌　康宁祥　周沧渊　江鹏坚　尤　清　

　　谢长廷　洪奇昌　姚嘉文　吴乃仁　游锡堃

　　第二届　中常委名单

　　费希平　康宁祥　尤　清　谢长廷　游锡堃　张富忠

　　陈水扁　朱高正　余陈月瑛　姚嘉文　许荣淑

　　第三届　中常委名单

　　陈水扁　黄信介　张俊雄　许荣淑　余陈月瑛　姚嘉文

　　洪奇昌　蔡介雄　游锡堃　谢长廷　林正杰

　　“立法院”党团名单

　　康宁祥　吴淑珍　尤　清　黄煌雄　许国泰　许荣淑　朱高正　邱连辉

　　余政宪　张俊雄　王聪松　王义雄（工党）费希平（1988.12　退党）

　　“国大党团”名单

　　周清玉　蔡式渊　洪奇昌　张贵木　范振宗　翁金珠

　　黄朝辉　苏培源　苏嘉全　吴哲朗　徐美英

　　省议员名单

　　王兆钏　陈金德　黄玉娇　傅文政　苏洪月娇　余玲雅

　　苏贞昌　游锡堃　周沧渊　庄姬美　何春木　蔡介雄

　　台北市议员名单

　　林文郎　陈胜宏　王昆和　谢长廷　蓝美津　徐明德　张德铭

　　康水木　颜锦福　周伯伦　

　　高雄市议员名单

　　陈武勋　林黎琤　陈光复　朱星羽

　　四、政治主张

　　“台湾的前途应由台湾全体住民以自由、自主、普遍、公正而平等的方式共同决定。”

　　“台海两岸之问题，应由全体住民透过自由意志自主决定，反对由国共双方基于违背‘人民自决原则’的谈判解决方式。”

　　“对于政府的形式及未来的政治走向，人民有权决定。”

　　——《民主进步党党纲》

　　有人问：“共产党主张共产主义，国民党主张三民主义，民进党主张什么主义？”民进党知名人士谢长廷发表了这样的看法：“到底什么样的社会才是理想的社会？我们虽然不一定有详细的蓝图，大体而言，朝着生机、活力、繁荣的方向发展，是进步的现象，……一个社会愈来愈富有、愈来愈乾净、愈健康、愈民主、愈道德、愈幸福，代表这个社会不断在进步，是走向生气勃勃的社会”。在目前的台湾，民进党应当“和阻碍社会进步的官僚体制和公权力进行抗争，成为团结和保护社会进步思想和人物的堡垒，挽救台湾社会、文化的危机。”当然，这种说法是相当抽象的。民进党的政治主张，也不能只从某一位民进党人的言论来看，而应当首先从民进党的党纲中寻求答案。

　　党纲的特色

　　民进党的党纲，有基本纲领计5个部分34条，行动纲领计10个部分139条。

　　基本纲领提出了：一、民主自由的法政秩序；二、成长均衡的经济财政；三、公平开放的福利社会；四、创新进步的教育文化；五、和平独立的“国防外交”。其中，引起人们重视的有：

　　一、关于“自决”的一些提法：“对于政府的形式及未来的政治走向，人民有权决定。”“台湾的前途应由台湾全体住民，以自由、自主、普遍、公正而平等的方式共同决定。任何政府或政府的联合，都没有决定台湾政治归属的权力。”“台海两岸之问题，应由全体住民透过自由意志自主决定，反对由国共双方基于违背‘人民自决原则’的谈判解决方式。”

　　二、在外交方面，主张“恢复与发展国际关系”“以更弹性、更积极的做法，处理目前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问题。”

　　三、在社会经济方面，提出“扶助中小企业”“肯定中小企业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动力”“公营事业开放民营”“推行由劳资双方及社区代表共同参与决策的‘生产民主制’”等主张。

　　在行动纲领中，提出以下主张：“反对中共以武力威胁台湾。台海两岸应以平等地位进行和平竞争”；“采取弹性做法，积极争取重新加入联合国”；“释放政治犯”；“尊重大陆来台人士返乡意愿”；“立即取消党禁”；“立即解除戒严”以及全面改选“中央民意代表”，省、市长民选等。

　　由此可见，在民进党的党纲中，除瞭解决戒严、全面改选“中央民意代表”、省市长直接民选等政治主张以外，最具特色的就是“住民自决”。1986年竞选时，民进党也把“台湾前途应由全体住民自决”列为12条共同政见中的第一条。

　　住民自决的含义：党纲、决议

　　究竟所谓“住民自决”指的是什么？人们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和解释，这里，我们只从党纲进行分析。

　　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党纲中的住民自决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从台湾前途、台湾未来的整个发展方向来说，包括归属以及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二是专指台湾与大陆的关系问题；三是专指台湾内部“政府的形式”和政治走向。

　　首先，最重要的是“台湾前途应由台湾全体住民共同决定”。对此，吕亚力教授认为，这只是“谈到台湾本身内部的自决”，只是“台湾将来发展自己的政治形态”问题。这是一个误解。请注意，这个最令人注目的政治主张不是列在民进党基本纲领的“甲、民主自由的法政秩序”部分，而是列入“戊、和平独立的国防外交”部分，显然，这不是针对“台湾本身内部”的问题，而是作为对台湾的“政治归属”和“国际地位”的主张。所以，从民进党党纲看来，“住民自决”有如下两层含义：第一，它指的是台湾未来的发展前途，首先是（或者主要是）政治归属问题要由住民自决，其次是内部的政治体制等问题也要住民自决；第二，把“政治归属”问题列入外交部分，这不可能是党纲起草人的一时疏忽，民进党人也不会不注意到这一点。所以，从党纲本身只能说明它有意把归属问题置于内政之外，企图作为“外交问题”、国际地位问题来解决。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其次，台湾和大陆的关系问题。民进党党纲专门论及“台海两岸之问题”及其解决方式，这是指政治归属问题，即统一或独立的问题。它表明第一，台海两岸有“问题”存在，而且这个问题大到需要“住民自决”的程度，那显然是政治前途、政治归属问题。可见有人企图摆脱与大陆的关系，实际上是摆脱不了的。第二，“台海两岸之问题”“应由台湾全体住民”来自决，显然，这里所指的“全体住民”不止是“台海一岸”的台湾住民，而应当是“台海两岸”整个中国的住民，即大陆十二亿和台湾二千万住民。这样，诚如吕亚力教授所说，“假如一人一票的方式投票决定，结果台湾一定会归属大陆”，不知道民进党对此作何解释？第三，如果国共双方无权谈判这个问题，或者按照党纲另一条的提法：“任何政府或政府的联合”都无权决定台湾的政治归属问题，那么谁才有权来谈判呢？台海两岸的全体住民用什么方式来“自决”呢？这些问题似乎还没有解决。

　　最后是“政府的形式”和“未来政治走向”的自决。这一点列入党纲“民主自由的法政秩序”部分“确立国民主权原则”条目之内，这才是涉及台湾内部政治体制及发展前景问题。

　　总之，从民进党党纲可以看出，他们所谓“住民自决”既包括台湾的政治归属问题，又包括民主权利问题。这就是民进党党纲中“住民自决”的字面含义。

　　1989年4月民进党临时全会决议文将上述主张向前发展了一步。决议文写道：“任何台湾国际地位之变更，必经台湾全体住民自决同意”。

　　从过去“台湾前途”的自决改变为“台湾国际地位之变更”的自决，这是什么意思呢？请看决议文的以下两段：

　　“台湾依1951年旧金山《对日和约》及1952年台北《中日和约》之规定，都未以和约决定战后主权之归属，故其主权并未属于任何一个国家，当然亦独立于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

　　“台湾国际主权独立，不属于以北京为首都之‘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前一段来看，那也是搬用“台湾地位未定论”作为论据；从后一段来看，台湾地位却是“已定”的，即“台湾国际主权独立”。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当时的民进党主席姚嘉文作了这样的解释：“就过去的主张而言，它重点在‘非决不定’‘不决即不定’，含有一点让台湾地位未定的味道。但此决议文已跳跃前述阶段，明确认定台湾主权独立，换言之，维持主权独立就不须再作决定，如果要变更现状，就须要经自决程序”。原来如此！原来“地位未定”，现状却“明确认定”台湾主权独立；不敢说独立于中国之外，而说是独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因此要变更现有的“独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的台湾国际地位，就须要经过自决。这当然是对“住民自决”的一个发展。

　　问题在于：原来他们强调“地位未定”“主权未属于任何一个国家”（实际上决议文的第四条仍然搬用这种论调），而现在则把地位定下来了。这样，台湾的地位不需要根据任何条约、法律，只凭民进党的一纸决议便可以“明确认定”了。原来他们还陷入“地位未定论”而不能自拔，现在依靠自己的决议便可以自行“跳跃”到“台湾主权独立”的阶段了。

　　有人问姚嘉文：为什么是说主权不属于中共，而不说属不属于“中华民国”？姚回答：“固然目前威胁想改变台湾主权现状的，主要来自中共，民进党担心中共未经台湾人民同意而幷吞台湾，所以才就大家关心、焦虑的这个问题提出强调”。而对“中华民国”则“并未提到主权问题”。

　　什么是“台湾主权现状”？那就是台湾属于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全世界公认的现实。中国共产党是既没有“威胁”又不想“改变”台湾主权的现状。

　　什么是“台湾地位未定论”？这原来是一些国际野心家企图染指台湾的阴谋。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指出：“一个以民主与进步为号召，领导台湾民主运动的台湾战后史上头一个登上政治舞台的在野党竟然至今还死死抱住被帝国主义者自己在1970年代中期以后陆续加以抛弃和废止的，连国民党今天都不好意思提出的两个‘条约’，且必欲使中国民族分裂现状永久化而后已。这是全世界反对美日帝国主义的买办体制政权的在野党所絶不能一见的怪现象。”

　　什么是“台湾主权独立”？决议文的起草人在这里玩了一个小小的手法：把主权和国家、政权割裂开来。姚嘉文解释说：“‘主权独立’与‘国家独立’不同，国家的要素有四：人民、土地、政府和主权。”“决议文只强调台湾的主权独立，并未触及国家、政府的问题。”众所周知，主权是一个国家处理其国内国际事务而不受他国干预或限制的最高权力，它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姚先生竟然认为主权可以脱离国家而存在，主权可以不属于任何国家和政府。这样的高论不知根据何在？

　　住民自决的含义：不同的解释

　　民进党内对住民自决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就有不同的解释。为了弄清它的真实含义，有必要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所发表的言论进行分析。

　　江鹏坚（民进党第一任党主席）：“我们为什么要提出‘自决’，遭受这么多的危险还要提出‘自决’，就是因为台湾目前的政治没有出路。如果今天台湾可以全面改选，国会也全面改选，那提出‘自决’的可能性就很小，提出的声音也会很弱。因为既然整个国家可以改选，为什么还要‘自决’呢？……简单来说，我们提‘自决’是一种手段，经过这样的手段，来达到我们参与政治的目的”。这个说法包含两层意思：第一，提出‘自决’是达到参与政治的一种手段；第二，只要‘国会’可以全面改选，民进党达到参与政治的目的。就不需要提“自决”了。这里没有涉及“台湾主权独立”，甚至没有涉及“台湾前途”和“政治归属”问题。作为党的主席，对本党的主要政治主张未免讲得过于轻松、过于淡化了。

　　尤清（民进党籍“立委”）引用德国哲学家康德的话说：自决是“出于自己的决定”。尤清强调：自决权是一个国民主权原则所派生出来的权利；自决是一个区域内人民在政治争议时采用共同决定的办法；自决是一个分裂的政治实体不愿遭受武力压迫与威胁以达到所谓的武力统一所提出的对抗性的主张，等等。至于“联合国为解决殖民地脱离统治的自决权，这是自决的第三种定义，我们不予争议”。尤清还提出一个看法：“目前国际法已允许第三国以武力干涉以资实现自决权”。关于后者，已经有人提出质疑；关于前者，有人对引用哲学家的言论来说明国际法上的问题也提出了异议。关键在于“自决”是有特定含义的，用“出于自决的决定”这一类字面上的解释，显然是有意模糊它的含义。

　　姚嘉文（第二任）党主席曾经强调：民进党是主张民主自决，而不是民族自决。“民主自决基本上就是‘主权在民’的表现，一切政治作为必须要尊重现实住民的需要，要尊重实际的民意表示，亦即一块土地的前途，当然要由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以民主的方式‘共同决定’。”“要自决先要有民主，当人们能够自决了，即民主才真落实。”实际上他后来强调所谓“台湾主权独立”，他说，“我认为，台湾若要独立，可不必表决；只有面临“统一”时，才需要寻求人民的同意。”这样，他就把自己说过的“是主张民主自决，而不是民族自决”的话全部忘光了。

　　谢长廷（中常委）：“自决有两个层次，一是对内要求民主化，另外则是对外要求国际化，所谓民主化自决，就是我们不要不具任何民意的万年国会，来决定我们的前途；也不要共产党、国民党偷偷摸摸在新加坡、南美或日本、美国，私下谈判，随便来决定我们的前途，我们要自己决定。而国际化的自决，就是要争取主权地位，也就是台湾问题不是中国内政问题，台湾问题是国际问题”。这是就“民主化”和“国际化”两个层次来说的。在另一个地方，他又从程序和台湾前途两个层次来说明：“第一个层次，我们比较强调由人民自决的程序，而不是结果。第二个层次，‘住民自决’的主张乃相对于经国共谈判、美中（中共）政治交易决定台湾前途而提出的。我们认为台湾的前途应由反映住民心声的代表来决定”。他的说法明确地表明企图把台湾问题国际化，他还说过，“自决的问题基本上就是希望台湾问题能成为国际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中国问题的一部分”，这是要害。这表明自决问题首先和主要的是归属问题，而不是什么民主问题。至于他所提出的“由能反映住民心声的代表来决定”，则是更深一层的见解，即把“住民自决”改变为“代表决定”，这个是和党纲的规定不同的。至于谁是“能反映住民心声的代表”？谢是没有提出一个标准，是看谁执政，还是看谁拥有较多的选票，或是其他？

　　朱高正（民进党籍“立委”）认为自决是“由民主政治所衍生出来的主张”，他还提出一种奇怪的台湾和大陆都要自决的主张。“我这里所讲的自决，不仅是台湾的前途该由台湾全体住民共同决定，此外，我也主张中国大陆的前途，应由全体中国大陆的住民在自由的意志之下，作出决定。”林正杰（中常委）说：“很多人以为自决就是台独，或决定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关系，要统一或台独。我认为‘自决’——就是对自己的命运自己有选择的权利，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不论在政治上或社会生活上。”这些主张都强调了“自决”与“民主”的关系，甚至把“自决”等同于民主。

　　住民自决的实质

　　究竟民进党所说的“住民自决”的实质是什么呢？我们从民进党人的言论中还不能得出明确的答案，其他人士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

　　有人提出，自决作为一种政治主张，反映出民进党内的主流是要求分离的。有人认为民进党是要通过“住民自决”达到“台湾独立”。美国马里兰大教授丘宏达更加明确地指出，自决就是独立，他说：“民进党有强烈分裂趋势，而其领袖似乎全然不知台湾生存所面临的特殊且艰难的环境。”“民进党的党纲要求台湾前途应由所有住民自决，是主张独立”。

　　另一种看法则认为自决的实质是要求民主。“岛内对‘自决’的要求或理解是‘民主’，和海外台独的‘民族自决’是不一样的，因而才能使不同政治主张的人接受，列入党纲”。“所谓自决，不过是争取表达自决意见，决定自己前途的民主方式而已”。

　　还有一些人认为民进党的“住民自决”主张是一种模糊的概念，“本质上是种‘愿望’”。不少民进党人自己也搞不清楚，“只是把‘自决’或‘台独’理解为反共、民主、反对国民党，或台湾人自己决定自己而已”，甚至“有人将之视为台湾民主的同义语”。

　　国民党是反对“住民自决”的。俞国华（原“行政院长”）说：“对于这些住民自决的说法，我们认为是自絶于国家民族及历史文化传统的荒谬主张，完全不能适用当前台湾地区的情况。”“自决权不能用以割裂一个国家，这是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公认的国际法原则”。马英九（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提出，按民进党的解释，他们所谓“自决”应该称作“民主”。自决是国际承认，国内承认叫“民主”。殖民地或非自治领人民才有自决的要求。除非真的想独立，否则干嘛还要说自决呢？“在我看来，自决也许并不必然等于独立，但是恐怕相当，否则透过自决要做什么呢？”施启扬（当时任“法务部长”）指出，自决一般只运用于殖民地国家，台湾是中国领土，自然不适用所谓“自决”的原则。“自决”与“台独”“我也觉得是相同的。”胡秋原（“立法委员”）指出，自决一词有“自决、自律、自治”三义。“殖民地或少数民族受到不平等待遇时才有自决问题”，台湾从来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国际规约’不能作为台湾住民自决之根据。”他提出民进党人有关自决的看法各不相同，并认为主张住民自决是为了“有助于台湾成立新而独立之国”。

　　中国共产党一贯反对“台湾独立”的主张，对于以“住民自决”为手段达到“台湾独立”的企图也旗帜鲜明地提出批评。

　　其实，“住民自决”并不是民进党发明的。早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以后，“台独”分子就提出“争取自决权”“举行公民投票”等要求。70年代海外“台独”运动又提出“台湾自决”以代替“台湾独立”的口号，其中心论点就是：“台湾前途应由台湾全体住民自决来决定”，其主要论据则是“台湾法律地位未定论”“台湾民族论”“台湾政治实体论”以及“人民自决原则”等。他们还提出自决的途径：一是由联合国出面干涉，然后进行公民投票；二是由美国协助建立一个超脱于中国之外的独立台湾。显然，这里所谓“自决”是达到台湾独立的一种手段而已。海外“台独”运动的“自决”论调影响到台湾岛内，70年代后期，党外运动就有“台湾之未来应由现在之一千七百万居民共同决定”的主张，1983年党外首次把“住民自决”写入“共同政见”。

　　民进党有时用“自决权”这个概念。联合国宪章阐明瞭自决权有两种含义。第一种，一个国家的自决权就是它有权自己选择自己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制度；第二，自决权就是一个民族有权组成国家或者自由地决定它同某一已经存在的国家实行联合的形式。同时，还指出，“上述‘自决权’决不授权支持鼓励任何分裂现有国家领土完整及主权独立的分离行为”。

　　我们从民进党的“住民自决”可以看出，他们既讲政治归属问题，即统一还是独立的问题，又讲民主权利问题。关于前者，国际上早已公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所谓“台湾地位未定”“台湾主权独立”都是错误的。中国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不容侵犯，任何分离主义的企图和行为都是不能容许的。台湾在政治归属上不存在自决问题。至于后者，实际上已经不是“自决”的问题，而是民主权利问题，把自决龢民主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淆起来，而且把它作为政治诉求，显然是不妥当的。有些人赞成“住民自决”就是出自要去政治参与，反对一党专政，要求当家做主的权利，要求“出头天”，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是应当得到肯定的，但这不是国际法上的“自决”原则，而是民主的要求。

　　“万年国会”

　　台湾现有的“中央民意机构”是由大陆迁台的，共有三个组成部分。一是“国民大会”，二是“立法院”，三是“监察院”。这些机构的“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絶大多数是1948年在大陆产生的，这些人被称为“资深民意代表”。

　　按照“宪法”规定，“国大”代表每6年改选一次，“立法委员”任期3年，“监察委员”任期6年。本来到1951年或1954年这些“民意代表”任期已满，应当改选。可是，一方面，“台湾当局”不可能选出大陆各地的代表，另一方面，他们为了维护“法统”，却不能没有大陆的代表。因此，只好藉口“国家发生重大变故”，无法办理选举，而使那些“资深代表”占据席位达40多年之久。所以人们把这三个“中央民意机构”称为“万年国会”。

　　不仅如此，当大陆当选代表去世之后，要由同一选区的落选者依得票率高低递补。目前八、九百个“国大代表”中，“以落选人递补出任的约居小半，连同其他资深“国大代表”，已三、四十年来未经人民改选的，就已占“国大”的絶大多数”。在“立法院”中竟有100多人是由落选人递补的。人们指出这些“铁的事实”完全“违反现代民主宪政原理”，无法依靠什么官方的“解释”使它“台湾化”“正当化”。

　　由于长期不改选，“国会”日益老化、僵化。资深“立委”“国代”平均年龄已达80岁，有的早已“鞠躬尽瘁，老成凋谢”；有的已经“年届耄耋，不胜厥职”；有的终生流亡海外，有的长期卧病在床。多数资深代表、委员年老体衰，无力担当重任，连参加开会都感到困难，打瞌睡、议事效率低、思想和时代脱节，已经成为他们的通病。现有“立委”中有三分之二是40多年来不必改选的老委员，许多人已经是“尸位素餐者”，能够经常出席会议的只有150人左右，有些人上午开会下午就不能出席，实际上已经不能行使职权了。这样的“国会”既不合法，也不能代表民意，可是国民党却有本领把“万年国会”这种怪物一直保留到今天，所以人们都说它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大奇迹。其所以出现这种奇迹，主要是因为至今还自称代表整个中国，它需要保留这个不改选的“国会”，否则由台湾以及澎湖、金门、马祖进行选举，就无法代表“中华民国法统”。一旦举行改选，“国会”地方化，他们就成为地方政府了。所以在国民党一党专制的统治下，絶不允许实行“国会全面改选”，国民党以外的政治势力还无法迫使国民党答应全面改选。正因为有需要又有可能，所以“台湾当局”一直紧抱“万年国会”不放。

　　由于台湾人民的一再反对，国民党当局也感到“万年国会”的存在使他们陷入被动的困境，于是他们不得不研拟一些“革新”的方案。“充实中央民意代表机构方案”和“资深中央民意代表自愿退职条例”草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的。

　　1988年2月国民党中常会提出《动员戡乱时期充实中央民意代表机构方案》，主要内容有：分期扩充“自由地区中央民意代表”名额；制定资深代表自愿退职办法；废止第一届“国代”出缺递补办法；不设大陆代表等。这说明在解除戒严以后，国民党当局仍然以“动员戡乱时期”为藉口，继续保留《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以维护其法统，而拒絶进行全面改选。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马英九对此作了一些解释，他说这个方案是“基于放眼全中国的考虑及维护现行宪政体制的前提下”提出来的，幷且说明增额代表扩增的幅度，与自身代表出缺的幅度并无必然的关联。至于资深代表退职问题，马英九作了这样的辩护：一方面他承认“国会有问题是事实”，另一方面又强调强迫全部资深代表退休、辞职或离职都是不合法的，“在宪法或临时条款上都没有任何根据”。他说，几十年来“对国家确有很大贡献，如果40年前他们都留在大陆，我们怎么办？”其实，除了“法统”以外，还有什么“怎么办”的问题呢？但是，他不得不承认资深代表年纪已大，“力不从心”，为了增加国会的活力，要采取一种“和缓的、王道的方法”，也就是所谓“充实国会”，并对资深代表给予安排，后来提出了自身代表“自愿”“无限期”的退职办法。马英九反对“全面改选”，他指出，反对派提出这个口号是为了“多给我们国民党心理上的压力”。不过，他估计经过1989年和1992年两次改选，新陈代谢问题“差不多也该在这个时间之内完成”。国民党把“充实国会”称作“温和渐进”的改革，认为这样做既可以保持政治稳定，又可以达到增强“国会”活力的目标，是一种最好的办法，而“全面改选”则是“违宪行为”，不符合“体制内改革”的精神；如果要使“全面改选”合法化，就必须修改临时条款，这就可能影响政治安定，“付出代价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