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90年代“台独”学者继续进行所谓“民族历史书写”，特别是在纪念《马关条约》签订100周年时，在李登辉当局的支持下，他们与一些反华的外国学者一道，共同颂扬日本殖民统治的“功绩”，极力切割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叫嚣“告别中国”。当年由于他们的建构“台湾文化”和“台湾民族”论调还处于初期阶段，在中华民族叙事方面产生许多难题，甚至连“台湾文化”和“台湾民族”是否存在、已否形成都说不清，但却要极力反对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进一步推进“去中国化”，体现了其分裂主义的本质。

　　关键词：“民族历史书写”：《马关条约》；“告别中国”；中华民族叙事

　　20世纪90年代，“台独”学者继续进行所谓“民族历史书写”，特别是通过纪念《马关条约》签订100周年的活动，与一些反华的外国学者一道，共同颂扬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的“功绩”，极力反对中国文化、中华民族，进一步推进“去中国化”。本文通过对这一时期“台独”学者对台湾历史的叙事，揭示其歪曲历史的面目与分裂主义的本质。

　　一、“台独”学者对台湾各时期历史的书写

　　（一）荷兰殖民统治时期

　　“台独”学者提出“台湾的历史是从荷兰人入台开始的”，企图抹煞早期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关系。铃木明说：“台湾的历史并不似中国或日本般的源远流长。如要使用‘有史’这句话，那么，1624年荷兰人登陆现在台湾南部台南市郊外的安平港，可说就是台湾史的肇端。”冈田英弘说：“最早开发台湾的是荷兰人。”张德水也说：“由支那大陆来台的移住民，牢牢地扎根于台湾，渐渐就变成不同于大陆支那人的台湾人新文化族群，而形成和前近代性的与封建社会大不相同的新的近代性台湾社会。”

　　（二）明郑时期

　　关于明郑时期的台湾，“台独”学者提出的核心观点是“郑氏是独立政权”，企图否定台湾与中国的关系。冈田英弘指出：“郑氏王朝三代乃亡命汉人于中国海之外建立的政权，所以不能以此而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他还说：“郑成功死于他占领台湾的来年，但其子孙仍继续在台湾建立统治政权，其间二十三年，与大陆的满清政权保持相互独立的状态。”铃木明说：“由于人人都溢美‘忠臣郑成功’，并竖立铜像或建庙纪念他，若我果真这么做了，势必遭到过大的压力，所以我仅仅能以‘海盗郑成功’来诠释他。郑成功并不基于‘对明朝的忠义’而‘解放’台湾，他想做的无非是‘利用’台湾罢了。因此，他既不是为了移住台湾岛的汉人才来到台湾，也不是因为热爱台湾而前来。但不知是什么原因，后代历史家始终不会着眼于郑成功之视台湾为暂时‘基地’而加以利用的史实。”张德水也说：“郑成功攻占台湾作为‘抗清基地’。” 他还说：“由于郑成功把荷兰人驱逐出台湾，被支那人尤其大中华沙文主义者推崇为‘民族英雄’，可是他的占据台湾是为军事上的必要，所以终身保持亡命者的心情和姿态，以归回大陆为唯一的宿愿。”

　　（三）清代时期

　　关于清代时期的台湾，“独派”学者主要聚焦以下两方面观点：第一，提出“清朝不是中国”，企图否定清代时期台湾属于中国。冈田英弘一再强调“清朝不是中国”。他写道：“清朝并非中国，而是1636年成立于满洲沈阳的王朝。”“大清帝国并非中华帝国，而且，在满清一代，中国人是不能参与帝国的统治。”“一八八三年，清军进攻台湾，制伏郑成功之孙，但也并非如此就说台湾是中国的领土。”“清朝首次将台湾纳入势力范围时，仍是以满人为帝的同君联合帝国时代，因此并不算是中国。”而铃木明则不得不承认清代台湾是中国领土。他说：“台湾正式被并入中国领土，正确地，是在郑氏灭亡的1683年。”张德水则强调清代一贯把台湾视为“化外之地”。他说：“一八八四年四月，正式把台湾纳入清国版图。虽然如此，清国把台湾视为‘化外之地’的态度，在其治台二百余年间始终不变。”    第二，提出台湾人民“放弃中国”“脱离中国”，企图否认“台湾人”是中国人。彭明敏一再强调这一谬论，他说：“综观台湾历史，在这块边远岛屿上定居的汉人移民，一向不断努力挣扎要减少大陆中国人对此岛屿的影响，甚至企图完全摆脱大陆的控制。”“移民来台，放弃中国，不愿接受中国的统治”“是带着和中国断絶关系的心情移民台湾”。“台湾人民的祖先大多是穷困的农民渔民，他们放弃一切，违反禁令，冒着生命的危险横渡海峡，来到台湾，为的是要摆脱穷苦不堪的中国生活，要在台湾开拓新天地，创造新生活，教导他们的后代扭转干坤，建立一个新时代。换句话说，他们放弃中国，冒险来台，就是不愿意接受中国的统治。这种‘逃避中国’‘不愿接受中国统治’特性实为台湾人民存在和发展的历史基础。”直到纪念《马关条约》100周年时，彭明敏在《自立早报》（1995年4月17日）上仍然重述这一谬论：“我们的祖先在十六世纪，不惜违背大清禁令，背弃祖坟，甘冒天险远渡来台，目的不在扩大中国的领土或主权，而在脱离悲惨贫困的生活，来台湾开创新世界。因此，今天任何欲将台湾交给中国的说法都是数典忘祖的。”张炎宪则说：“1860年，台湾开港通商以后，产品输往世界各地，与世界的关系日益紧密，渐渐走向世界，而脱离中国。”

　　（四）日本殖民统治时期

　　留待下节一并叙述。

　　（五）战后时期

　　关于战后时期的台湾，“独派”学者提出的核心观点是：台湾未归还中国，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论”。冈田英弘说：“日本虽然表明放弃台湾，但并未表示将台湾归还给中国，日本并不是自中国手中夺取台湾，也没有把台湾归还给中国，这是我论文的要点所在。”“我在论文中指出这个论点得到台湾人的大喝采，当然台湾人都知道这个问题，但是日本人也认识这个问题而获得很大的鼓励。”他又说：“虽然在公元一九四五年的十月二十五日，日本的台湾总督向中华民国军方投降，但此举不过是依照联军最高司令部的命令，将行政权移转给中国政府，并非交还领土所有权。”张德水则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论”。他说：“‘开罗宣言’不具法律上的拘束力，仅以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或国民党政权占据台湾，并不意味着台湾归属的转变，这还需要正式的国际条约，至今任何国际条约都把台湾法律上的地位置于未确定的状态。”“‘旧金山和谈’1951年将台湾问题搁置下来。这样，台湾在法律上的地位乃被置于未确定的状态，以迄于今。”“战后，台湾的归属问题一直放置于未确定的状态之下。”

　　总之，“台独”学者对台湾史的书写从古到今都体现了极力割断台湾与中国大陆关系的观点。

　　二、纪念《马关条约》100周年活动提出的突出观点

　　2001年，笔者曾写道：在1995年纪念《马关条约》100周年时，台湾曾经举办研讨会，邀请美日等国反华亲日的学者参加，他们一同歌颂日本对台湾的统治，说它“使台湾接受现代化”“接受法治观念”，同时鼓吹“台湾管辖权不属于中国”“台湾可以成为标准的国民国家”，叫嚷“独立才是台湾的常态”。当时，台湾舆论界就批评说，“朝野间充斥一片对日本殖民主义的歌颂阿谀，视马关条约的百年纪念为欢庆而非耻辱”“只记得满清中国割台，对强占台湾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不仅无一语责难，反而像充满了感恩怀德的心情”。与此同时，主张“台独”的“台湾教授协会”公然主办“告别中国”大游行，他们唱起日本军歌，高喊“告别中国，台湾独立”的口号，一时间“去中国化”行动形成了一个高潮。

　　对于这场变调的活动，李登辉在接见参加研讨会的专家学者时表示：“这次研讨会的成果，值得肯定与重视。”“台独”学者也给予肯定，因为它“突显台湾与中国之别”。他们高兴地指出，“《自由时报》选在马关条约签订日，邀请海内外学者，以台湾观点论述一百年历史的变迁，且配合媒体，刊登论文，广为传播。这是台湾新闻媒体公开表明台湾观点的创举”“强调台湾主体是为了突显台湾与中国之别。”

　　对于亲日、告别中国的系列表述，日本学者也感到“十分意外”“很高兴”，因为这个会议不但没有声讨日本帝国主义，而且“对日本统治给予很高的评价”。冈田英弘说：“当我答应出席这次会议时就已做好了心理准备。因为这是纪念台湾割让给日本一百周年的纪念会议，一定会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统治加以声讨，但即使这样亦无妨，我一样会抬头挺胸参加，将日本的帝国主义正当化。但是我的所有期望都落空了，会中只是对日本的统治给予一些评价而已，实在令我感到十分意外。”“这些都是台湾学者所指出的看法，我想，日本对台湾的统治是还不错的，幷且感到很高兴。”“出席者中除瞭如我一般的日本学者及美国外交官外，其余大多是居住在国内外的台湾学者，他们反复强调日本统治台湾时有三个特征。第一，日本尊重法律，以法统治台湾。这一点和中国（国民党、共产党）有很大的不同。第二，日本热心于住民的教育，因教育的普及，使台湾住民首次有了共同的语言——日本语，经由日本语来吸收世界的现代文明，而有了现代台湾人的身份地位。第三，日本与其他的帝国主义不同，对殖民地——台湾积极的投入资本做技术转移。”“现在的台湾人对过去日本统治给了很高的评价。”冈田英弘对于没有声讨的声音颇感意外，并对其中肯定日本统治台湾的言论颇感高兴，相关言论都呈现出“台独”学者亲日并美化日本殖民的倾向日趋明显。

　　这次活动提出瞭如下突出的观点：

　　（一）提出“中国是出卖台湾的国家”，为日本侵略者开脱罪行

　　在举行《马关条约》100周年纪念活动之前，台湾就出版了《一八九五年：中国出卖台湾》一书。该书请了不同政治立场的知名人士程建人和施明德作序，两篇序呈现出对台湾割让日本的不同态度。时任国民党海工会主任的程建人写道：“回顾一百年前，帝国主义方兴未艾，国际社会弱肉强食，清廷主政下的中国，积弱不振、腐败落伍，自然地成为列强贪婪瓜分的对象，甲午战败，清廷虽图力保疆土而不可得，终于在日本蛮横无理的压力下，割让了台湾，而台湾同胞也就这样无辜地被支配、被舍弃。”这指明台湾被割让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势欺压和清廷的腐败无能。而时任民进党主席的施明德则写道：“中国出卖台湾，并将台湾永远割让给日本，转眼之间，已经过了一百年。”他把台湾被割让给日本的责任归罪于“中国”。在纪念《马关条约》100年时，民进党籍“立委”吕秀莲等组成“百年马关条约百人代表团”赴日本下关参加“台日睦邻晚会”。她说了类似的话：“重点在谴责中国当局完全不顾台湾400多万人的意愿，出卖台湾，其结果是让台湾脱离腐败、落后祖国。”施明德则进一步指出：“中国是出卖台湾的国家，中国在任何危急的时候，随时可能再出卖台湾。”1995年4月17日，还有人在《自由时报》上提出，“台人被祖国出卖”“被祖国出卖的台湾人有什么资格自称中国人呢？”这里所指的“中国”不仅是当年清朝统治下的中国，而且也包括现代的中国在内了。

　　（二）提出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高度肯定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的统治

　　第一，提出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而是“化外之地”“无主之国”，企图否认日本侵占台湾的罪行。在这个问题上，日本学者表现特别突出。冈田英弘强调：“一般人的观念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日本因甲午战争战胜而占有台湾，经过五十年，因太平洋战争战败后才归还中国。但是这样的想法实在是大错特错，第一，台湾从来就不是中国的领土。甲午战争当时，台湾尚未割让给日本之前，拥有台湾支配权的是清朝。”“清廷并非中国，而是满洲人的帝国，因此清廷将台湾割让给日本，而非日本自中国手中夺取了台湾。”司马辽太郎说：“台湾岛是无主之国。”李登辉则说：“在中日甲午战争败给日本时，李鸿章最先割让给日本的是台湾，并不一定要台湾（有无台湾皆可），因为是化外之地。”李鸿禧写道：“中国早已割让台湾予日本而彼此分离将近一百年，同时，日本也于战后放弃台湾，相互离脱了五十年，从而，台湾与中国或日本，均非国际法上同一国家；台湾当然也不是中国或日本的一部分。”

　　第二，颂扬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建设成就”，为日本殖民者歌功颂德。首先，强调“日据当初，台湾为荒芜之地”，是落后、野蛮的地方，企图否定清代后期台湾建设的成果，从而显示日本殖民者的“功绩”。彭明敏说：“日据当初，台湾为荒芜之地，可说是世界上最落伍、野蛮的地方，因此纵然对日本有诸多不满，无可否认的是，日本当时将台湾建设成一个在东南亚数一数二的地区，这是触目可见的事实。”冈田英弘说：“满洲人的清朝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时台湾是处在十分原始的状况，能读书的人很少，台北市并没有下水道，粪便到处排流，流行疾病多，环境非常不卫生、骯脏又混乱，中国人移居的部落之间不断发生战争，土匪盗贼横行，日本军讨伐七年之久才平定。”“台湾在被日本吞并之初，人民生活水平很低，文化程度亦低落，卫生状况也十分恶劣。台湾人民之间原本并无共同的语言，乡里之间相处得并不和谐，小区及街坊是由大陆时的同乡聚集而成的，彼此间呈现争斗状态；盗匪亦多，吸食鸦片的人日益增多，女人缠足的问题严重，这些自日本人眼中看来，是野蛮的风俗。”“当时的台湾实际上是十分贫乏的，台湾人甚至吃不起米饭。”其次，强调日本殖民者把台湾带到“现代化之路”“与中国分离”。李登辉指出：“殖民地时代日本人所留下的东西很多。在批评的同时如果不用更科学的观点来评价就无法瞭解历史。”彭明敏也说：“若客观地论述功过，日本领台这段时期是极为重要的一段历史，不容加以抹灭。”“现在台湾经济发展奠基于当时。”张德水说，“自从荷兰撤退后，台湾从国际舞台消失了百余年”，到了“台湾被割让给日本，在日本殖民地体制下，台湾又重新开始走上现代化之路。”“台湾总督府不仅给台湾社会带来‘法律上的秩序’，幷力谋教育、公共设施的充实，产业的开发，工业的发展等各方面的进步，致使台湾走上现代化的路。”冈田英弘公然说：“事实上，说台湾的现代史起自这一天（指签订马关条约）一点也不为过。”林美容则强调日本殖民者让台湾“与中国分离”。她说：“百年前台湾沦入日本之手，这一个巨大的历史转变，是台湾现今结构性问题的起点，是台湾与中国走向分殊之途的正式割裂点。马关条约清清楚楚地将台湾割让给日本，这一割让，就注定了台湾不一样的历史，我们的历史感情和中国疏离了，我们的历史经验和中国分离了，我们的历史伤痕也划下了。” “日本统治台湾是在日本帝国国势兴盛，以日本本国为中心，向外扩张的时期。（经过日本统治）台湾已经今非昔比，无论文化水平、社会发展、整体建设，均高出中国大陆甚多。”

　　第三，鼓吹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人有自由意志，生活水平急速提高。鼓吹日本殖民者让台湾人自由选择国籍。张德水说：“几乎全部台湾人，虽是违反自己的意志被置于日本的统治下，却是以自己的自由意志抛弃清国国籍，而选择日本国籍。”1995年4月17日，彭明敏在《自立早报》上说：“马关条约中有一则相当民主的规定，明令两年内生活在台湾的住民可自由选择回中国或留下，结果只有四千人（占当时人口比例千分之下）选择回中国，这证明，人民所认同的是台湾这块土地。”黄昭堂也说：“台湾人选择自己的国籍，这是仅有的一次。其意义在于台湾住民与台湾这块土地结合的程度重于对中国大陆的感情。” 1995年3月31日，有人在《民众日报》上吹捧，1935年的选举为“台人初尝自治之味”“从此台湾成为重视法治秩序的公民社会”“日本高效率的殖民统治，台湾第一次有了现代法律上的人格观念”等。也有人则鼓吹日本给台湾带来“法治文化”。李鸿禧说：“台湾已拥有西方法治文化之一定水平，已非五十年前大清帝国统治时代之法政文化，所能望其项背，同时亦非同一时代之中国所能伦比。”“一八九九年，日本也大胆地在全无西方近代程序法的知识与经验的台湾社会，引进日本民事及刑事诉讼法，使台湾在接触西方近代实体法及程序法，奠定法治基础上，比中国提早几十年。”冈田英弘也说：“台湾内部对于日本时代所给予的评价正急速产生变化中，例如，在会中有几位发言者指出，在日本时代的法律十分公正。日本时代的台湾并非完全使用和日本本土相同的律法条文，而是由台湾总督制定出台湾关系法并公布施行的，并设有台湾法院之特别组织。”还有人鼓吹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生活水平急速提高。彭明敏说：“在日本人的重整和引导下，台湾经济有了可观的发展，生活水准急速提高。”许文龙在《台湾的历史》一书中说，“日本统治台湾时，台湾经济很繁荣，社会非常富裕，简直与天堂相去不远”“日本的台湾统治确实称得上全世界最有良心之举”。李登辉对此表示“百分之百的同意”，并说：“日本的确在台湾做过了不起的大事。”时至今日，台湾还有这些人为日本殖民统治歌功颂德，不难想象日本殖民者“皇民化教育”的影响有多么深远。

　　（三）美国、日本前任外交官教唆台湾当局分裂中国

　　美国驻广州前总领事班立德在《台湾的外交事务》一文中指出：“中华民国如果想成为一地道的台湾政府，则可放弃一些被北京当局视为中国其他省份一部分的地区，如：南沙太平岛（海南），东沙（广东）及金门与马祖（福建）。一九五五年自大陈岛（浙江）撤退即是一模式。金门及马祖的居民有当地的地方政府，所以台湾如果不采——台湾/福建政府的模式，则可实行台湾及金门/马祖政府的模式。领土的双重宣布，对多数国家来说，弱势的台湾很难宣称其具有明确且为人所认定的领土权利。北京当局并不会放弃对金门及马祖等地区的领土权，因为宣布对这些地区的领土权，同时亦是其对台湾领土权的强调。从马关条约及一九五〇年台湾脱离日本回归中国时的声明来看，台湾领土都不包括上述地区在内。如果台湾政府仅指台湾一省，则现行的中央政府及省政府的二级架构就可废除。而对许多外国的观察家而言，台湾政府的合法性将因而提高，同时亦可降低其与北京当局间对大陆及其部分地区的统治权竞争。国民党与台湾政府间的分际，尤其是取自政府国库的国民党党产，如能复归人民所有，就清楚地表示，台湾的政府已准备好接受体制的改变。只要到这个阶段才能说，台湾的政府系于台湾人民，而非由国民党决定。当然，上述的种种对台湾的人民及北京政府，并无太大的区别：但是这样的做法，台湾及北京两方的现实顾虑皆有顾及。台湾已整装齐备，要适应世界的标准。”“台湾也有理由怀疑所谓的‘一国两制’，对台湾具有多少实质的保护。同时，未来任何台湾政府，都会视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关系为外交政策的一部分。”班立德教唆“台湾当局”，通过放弃现有不属于“台湾领土”的地区，形成“一中一台”，提高“台湾政府的合法性”，把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关系视为“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实现与中国分裂。

　　曾任日本外交官的冈崎久彦在《台湾问题——已成本世纪最大悬案》中提出：“关于台湾的前途，日本早就不具有发言权。” 但他却公然叫嚣“台独”，说：“笔者个人认为，台湾已是成熟的民主主义国家，因为台湾早已具备先进民主主义国家的必备要件。”“台湾的将来并不是由国民党或共产党所能决定的。台湾的将来必须是经民主表决，由台湾人民的意愿而决定。”“如果中国率先带头支持台湾独立，或许更能拉近台湾人与中华民族的距离，使中国与台湾的关系，就像十九世纪末的德国与奥地利一般。这个方法对大陆而言，才真的算是‘上策’。” 对此，1995年4月17日，“台独”分子彭明敏在《民众日报》上叫嚷：“‘独立’才是台湾的常态。”   

　　总之，在这次以“台独”分子和外国反华分子为主体、由李登辉当局支持举办的研讨会，对台湾历史提出的所有观点，都是要把台湾与中国大陆分割开来，体现了他们“告别中国”、为“台独”造势的分裂主义本质。

　　三、有关“台湾文化”与“台湾民族”的建构叙事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是“台独”学者建构“台湾文化”和“台湾民族”的起步，那么20世纪90年代则是“台湾当局”以公权力介入建构“台湾文化民族主义”的初期阶段。其目的是以“台湾民族主义”取代“中国民族主义”，即以“台湾文化”取代“中华文化”，以“台湾民族”取代“中华民族”，从而切断台湾与中国的关系。考察“台独”学者对这些问题的叙事，可以看出他们如何一步步地推行“去中国化”。

　　（一）对“什么是台湾文化以及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关系”的叙事

　　“台独”学者对“台湾文化”说不清。林美容指出：“一般人以为讲到文化，台湾就不可能和中国分隔开来，这是统治者一再以中华文化为正统，贬抑台湾文化，甚至将台湾文化虚无化的结果。”“重建台湾文化的主体意识是刻不容缓的一件工作，以台湾为主体来认识我们的文化传统，以台湾为主体来型构我们的文化理想，没有建立台湾文化的主体地位，我们的文化认同将是错谬的、虚无的与矫情的。”“台湾的本土文化是属于所有台湾人的文化。认同台湾文化就是认同这块土地以及在这块土地所孕育出来的文化，必须抛弃统治者所建立的虚渺、无根的中华文化，重新认识瞭解现实的、真实的中国文化，正确体认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之各异的发展。”她只是给“台湾文化”提出一个模糊的“定义”，说不清它的内涵。

　　冈田英弘竟然说：“台湾文化基本上是来自日本的文化。”“在受日本统治的五十年间，台湾人首次被以作为现代国民而教育，提升了教育、卫生、生活等各方面水平。因此，可以说台湾人具有台湾人的性格是始自日本时代，台湾文化基本上是来自日本的文化，所以很明显地具有日本人的性格。” 

　　张炎宪认为：“台湾历史的重新诠释和台湾文化的重建，需要脱离中国的规范，才有可能超越中国文化，创新自己的文化。”他和林美容一样，主张要建构台湾文化，必须抛弃中华文化。

　　而彭明敏则认为可以对汉文化感到骄傲。他说：“一个人可以汉族的文化遗产感觉自傲，但同时仍希望在政治上和法律上与中国脱离关系。”“我们可以对汉族文化感到骄傲，但这与国家认同是不同的。台湾现在挥之不去的大中国情结，实在是‘文化认同’与‘政治法律认同’完全混淆的结果。”他主张文化认同，政治法律不认同。

　　庄万寿无奈地承认：“必须切断与中国文化的脐带，让台湾文化独立发展。可是当人们推展台湾文化活动时，又会发现越是追寻本土，越是‘中国’。”“一般简单的解决方法是把它分为文化中国及政治中国，台湾对文化可以认同，对政治不能认同。但这样是十分肤浅空泛的说法。”他认为，想要切断台湾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事实上是做不到的。

　　（二）对“台湾文化是否已形成”的叙事

　　“台独”学者认为“台湾文化”尚未形成。张炎宪指出：“台湾在中国文化的支配下，看不到特殊的台湾文化。台湾文化被视为中国文化的支流，被认为不可能独立发展。”冈田英弘也说：“台湾于一八九五年至一九四五年，受日本统治五十年，在此之前并没有所谓台湾国的国家，虽是清朝的领土，但并未被视为中国的一部分来治理，而是以边疆地区来统治，仅是维持治安而已。所以台湾并无独自的文化。”没有人敢说“台湾文化”已经形成。

　　（三）对“什么是台湾民族以及台湾民族是否已形成”的叙事

　　“台独”学者对“台湾民族”说不清。施正锋认为：“‘台湾民族’是指所有爱台湾、认同台湾、愿意为台湾打拼的人，不分种族、族群或省籍之别；这里强调的是对这块土地的爱，而非具有共同血缘、文化的汉民族。台湾住民的祖先多来自唐山闽粤、有汉人血统、带华人文化，却想要有自己的多元族群的国家。因此，台湾民族主义代表的是一种向前看的企盼，期待所有的住民能构成一个台湾民族、能组成一个台湾国。台湾民族运动的目标，就是如何将松散台湾人结晶为台湾民族。”他总算给“台湾民族”一个自己的“定义”，但并不会得到那些自称为“正港的台湾人”的认同。彭明敏知道“什么是台湾民族”是说不清的，因而主张不用“台湾民族主义”一词。他说：“这里使用‘台湾国民主义’一词，而不用‘台湾民族主义’，一方面可以避免为着什么民族或有无‘台湾民族’一类问题而争辩不休，一方面可以包容一九四五年以后来台的大陆人，在国民党的专制下，大部分大陆人与台湾人一样，都是受害者。”

　　即使是“台独”学者，也有很多人认为“台湾民族”尚未形成。黄昭堂指出：“对台湾民族的观点可分为三种：1、台湾民族已经成立。2、台湾民族正在形成中。3、独立建国并不须强调台湾民族的存在，只要台湾人有独立建国的意愿即可”。“‘台湾民族’的概念未能成为被普遍接受的观念。”黄文雄也认为“‘台湾民族主义’在台湾人的社会意识中，确实尚未达成共识，也未从大中华民族，或大汉族主义中完全独立。”陈仪深则认为台湾民族的“内容”还没讲清楚。他说：“当然，民族主义的‘内容’很重要。内容要怎么撑起来，也就是台湾要怎么站起来？这牵涉到我们内部的很多问题。”而林玉佩则提出一个怪论：“台湾文化是在1994年形成的。”她说，“对台湾民族是否已成熟地形成至今仍有争议”，但经过1994年拟出所谓“台湾共和国宪章”“同时选出新国旗、新国歌，至此台湾岛内的族群已形成一个民族‘台湾民族’了。”

　　（四）对“建构台湾民族目的”的叙事

　　“台独”学者明白地表示，建构“台湾民族”的目的就是要“独立建国”。黄昭堂指出：“不管内容如何，‘台湾民族’这四个字是响亮的，是非常有魅力的。以后，‘台湾民族主义’成为台湾独立建国运动的主要口号。由于独立运动者对于民族鲜有十分的研究，以后‘台湾民族’这四个字在独立运动阵营里面，非常畅行，内容却莫衷一是。”他又说：“整个独立运动的目标在于台湾的独立建国。台湾民族主义是其武器之一。独立运动的每一位成员都有强烈的‘台湾人意识’，而这意识强烈到认为‘台湾人不是中国人’的程度。”施正峰说：“台湾民族运动的目标，就是如何将松散台湾人结晶为台湾民族。”他们主张要以“台湾民族主义”来对抗“中华民族主义”。日本学者冈田英弘煽动说：“居住在台湾的人民，似乎不太认同大陆所提出的民族主义理论，原因是他们从不会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且未会享受过中华民族带给他们的繁荣与荣耀。”陈仪深表示：“我们是站在台湾民族主义的观点来对抗中华民族主义。” “中华民族同台湾民族的形成，虽然都是二十世纪初的历史产物，可是在不同的各自历史发展中，台湾民族的发展实比中华民族更具客观条件与民族色彩，因为台湾近百年来的近代市民社会、市民意识、民族意识比中华民族的意识更加成熟。”林玉佩则明确地表示：“台湾民族主义是告别中国的终极武器。”

　　总之，“台独”学者有关“台湾文化”和“台湾民族”的叙事，已经经历两个时期，20世纪80年代，他们对此还没有什么研究，只是提出问题和初步看法，想用“海洋文化”与“中国文化”相区隔，试图说明“台湾文化”不同于中国文化，以此来鼓吹“台湾民族论”。到了90年代，他们开始做了一些研究，发现存在许多问题，无法自圆其说：诸如，台湾文化、台湾民族是否已经形成？谁也不敢肯定；企图抛弃、超越中国文化、中华民族，切断与中国文化、中华民族的关系，却切不断。换句话说，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他们有关“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台湾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叙事，正处于“剪不断，理还乱”的阶段，那么，到了21世纪，他们能够“剪断”“理清”吗？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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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台学者话甲午恩怨：不做中国人才会对国耻无感》，https://taiwan.huanqiu.com/article/9CaKrnJExw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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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台湾论〉是日本极右势力与“台独”分子勾结的自白书》，https://www.haixia-info.com/articles/3000.html

　　15.张炎宪：《台湾史论文精选》，台北：玉山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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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施正锋：《台湾人的民族认同》，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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