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80年代一些“独派”学者开始建构“台湾文化民族主义”。考察当时“书写民族历史”的三位学者对台湾历史提出的前所未有的观点，发现他们是以“台湾民族主义”叙事来篡改台湾历史、切割台湾与大陆的关系，建构“台独史观”；其目的是建立“台湾民族主义”，摒弃中华民族主义，妄图“摆脱中国”，为“台独分裂主义”制造舆论。研究这一课题不仅可以揭示“独派”学者的错误观点和政治目的，而且有助于与以后的“民族历史书写”相比较，看出参与建构“台湾文化民族主义”的“独派学者”在公权力介入之后如何变本加厉地“去中国化”和“摒弃中华民族主义”，以及对台湾社会产生的严重影响。

　　关键词：“民族历史书写”；“台湾文化民族主义”；中华民族主义；历史叙事

　　根据台湾学者萧阿勤的研究，“台湾文化民族主义”是在20世纪80年代台湾党外运动影响下，由“支持台湾民族主义运动的人文知识分子”建构起来的。其具有“企图将台湾文化‘去中国化’之后再‘民族化’的特色”，以及“高度的政治化性质”。“台湾文化民族主义”主要关注“确立民族文学与民族文化”“缔造民族语言”“书写民族历史”这三个领域。本文之所以主要选定20世纪80年代“书写民族历史”的三位学者郑钦仁、张炎宪、陈芳明，是因为根据萧阿勤的研究，“1983年9月，郑钦仁在《台湾文艺》发表的《台湾史研究与历史意识之检讨》一文，是当时清楚解释‘台湾史观’的先驱”；而张炎宪与陈芳明则是“台湾史观”的主要提倡人物。本文针对三位学者在“台湾文化民族主义”思想指导下建构的“台湾史观”以及对台湾历史的叙事，探讨他们的“民族历史书写”对台湾历史究竟提出了哪些与众不同的看法？对建构“台湾民族”以及一系列相关问题采取怎样的态度？企图改变哪些既有的历史记忆和建构哪些新的历史记忆？究竟什么是“民族历史书写”的“政治化性质”，其政治目的是什么，对台湾社会产生了哪些影响？

　　一、用“台湾民族主义”叙事篡改台湾历史

　　（一）企图由“外来政权论”推导出“台湾民族论”

　　郑钦仁、张炎宪和陈芳明三位学者，继承史明的“外来政权论”和“殖民统治论”，即“台湾从始至今，都在几个不同的‘外来征服者’调兵换将似的轮流殖民统治之下。”陈芳明认为：“台湾社会是经过将近四百年的殖民剥削过程而构成的。在漫长的历史里，汉人移民与不同的外来统治者，一直存在着紧张的对抗关系。”他又说：“从世界史的观点来考察，就很清楚显示出台湾社会的殖民地性格。掌握了这个性格，才能够理解台湾人民在荷兰、郑氏、满清、日本、战后的各个历史阶段中，为什么会持续不断进行抗争运动的原因。如果只是在台湾与中国之间拉扯关系，都躲不过被统治者的政策所指导。”这种观点后来被他们反复强调，例如“没有一个统治者是台湾本地产生的，全部都是外来的，这是一个台湾很重要的特色”“这三四百年，统治台湾的统治者，是差不多清一色都是外来的政权”。

　　张炎宪也说：“十七世纪，荷兰、西班牙分占台湾南北，建立其东亚贸易的据点。台湾因之浮现世界舞台，步入历史时期，台湾并非中国固有的领土，由此可得证明。”“台湾，自从有历史记载之后，都由外来政权统治，这种情形造成一个结果：不管是哪个梯次来到台湾的人；不管是南岛语系或是汉语系的人，都需面对统治者，不管是抗争或是理想的追求，台湾人都有自己的、不同于统治者的想法。”“有历史记载的荷兰时代、西班牙时代、郑家三代、清国时代、日本时代、中华民国，都连续不断地统治过台湾，这些政权统治台湾，都不是台湾当地人民所同意，或推举的政权。” 

　　显然，他们再三提出这些说法，就是为了强调台湾并非中国固有领土；对台湾来说，中国是“外来政权”。这是一个要害所在，它涉及台湾人民的认同问题。“认同”问题实际上是“身份”问题，就是要回答“我是谁”“我属于哪个群体”。既然中国是“外来政权”，那么对台湾人来说，中国人是属于非台湾人的“他群”，是与台湾人不同的“他者”，而不是自己人。台湾人民既有的历史记忆是“我是中国人”，而他们要建构的新的历史记忆则是“我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从而把台湾人与中国人、台湾与中国分割开来。所谓“台湾民族论”就是由“外来政权论”推导出来的。

　　（二）企图用“海洋文化”鼓吹“台湾民族论”

　　为了要把中国大陆与台湾分割开来，三位学者极力寻找大陆与台湾的不同，于是就有人提出台湾面临海洋，而大陆只处在“内陆”，企图把中国大陆说成是与海洋毫无关系的。郑钦仁强调“海洋文化”“海洋社会”“海洋国家”是台湾历史的特色，他认为“台湾是一个海洋型的地域和国家，至少目前实际的情形是如此！但隔着台湾海峡，与大陆对峙。因为是海洋型的国家，所以是自由、开放、进取的，也因为具有如此条件，所以在大陆动乱时期配合着东方和西方人之同时进入‘海洋时代’，开始容纳中国大陆移民。”同时，郑钦仁还认为“台湾是一个海岛型国家，远在十七世纪的时候，米、蔗糖、茶等已经成为大宗的国际商品。台湾的发展，从历史到现在都是向国际上发展，只有满清早期占领台湾，以及国民党政府占有台湾之一九七〇年代以前，用锁国政策钳制台湾对外发展，致使今日的国民意识仍旧为内陆型国家的概念所盘踞。”陈芳明则强调要有建立海洋文化的信心，“在整个历史的前进道路上，台湾先人一向就是一方面建立自主的本土文化，一方面敞开心胸去接受外来文化。正因为本土文化里消化并糅杂了外来文化，所以今日才会有如此繁茂、丰饶的台湾文化遗产。我们现在要做的，也就是抛弃国民党携来锁国的、落伍的心态，向浩瀚的大海敞开我们的胸怀，从而建立海洋文化的信心，并重新缔造一个没有畏惧的文化传统。”后来张炎宪也强调：“台湾是个岛屿，四面环海，浩瀚的海洋孕育出特有的海洋文化，也带来经贸发展奇迹。”

　　显然，上述诸论的目的在于说明台湾是“海洋型国家”，而中国大陆则是“内陆型国家”，二者是不同的；进而说明台湾人是“大海之子”，而不是“炎黄子孙”。“海洋文化”成为“台湾民族论”的组成部分。

　　（三）企图说明台湾和大陆处在不同的“经济圈”和“政治圈”

　　三位学者力图说明台湾与中国大陆长期以来不在共同的“经济圈”之内。郑钦仁指出，从荷兰人来台湾开始，台湾就已经纳入“世界经济圈”，而不在“中国大陆经济圈”内。他认为，虽然“台湾的社会渐渐由汉人构成主要部分，但在欧人的重商主义下，‘支配力’却在欧洲的列强手中，台湾甚至成为列强的世界贸易市场之争夺地。从贸易的角度看来，台湾由于荷、西的‘进出’，此时似乎不会编入‘中国大陆经济圈’里，却已开启了未来之被纳入‘世界经济圈’之端倪。” 到了近代台湾开港以后，“似乎不大能称为‘中国大陆经济圈’，而是有更广大国际性市场之活动。清朝以台湾为国内殖民地，所获甚丰。”“台湾因海岛的生态关系，早已显出今日‘贸易型经济’的性格，并不圈入‘中国大陆经济圈’里。”显然，郑钦仁有意抹煞了中国商人、货物、商船在历来台湾对外贸易中所处的地位与作用，完全违背了历史事实。

　　与此同时，他们还强调台湾也不在“中国大陆政治圈”内——对台湾来说，清朝是“异民族统治”、日本是外国统治、现在是国民党统治，与大陆不同，都不在共同的“政治圈”内。郑钦仁认为：“台湾虽然成为华人所有，但日后的政治发展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经常是分离而非一体的。幷且经常有一种‘违和感’存在。这种存在的事实即：清朝是异民族的统治，不时有反清的行为，但到了日本之攫有台湾，满清反而被视为中国的代表。但日本统治台湾，更促成与满清、民国政府支配下的大陆之分离而自为另一个华人（包括先住民）世界。在概念的错综复杂之下，这个华人世界即是台湾人的世界。”郑钦仁又说：“总而言之，自十七世纪以来台湾有一半的时间不在‘中国大陆政治圈’里：如果视满清为外族的统治，则有更长的时间不在‘中国政治圈’里。甚至到了目前不但由于（一）政治的对立与（二）军事的对立而不在‘共产中国政治圈’里：其（三）文化关系，比起与现代世界的文化，其关系也极其微弱。而目前所争论的台湾意识之形成的政治、文化背景，实际就在这里”。在荷兰和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确实不在中国大陆的政治圈内，但他们把明郑时期、清代以及当代都说成台湾不在“中国政治圈”内，则是坚持反对“一个中国”、反对“台湾属于中国”的政治立场。

　　总之，上述观点的提出是要企图说明，无论在经济还是政治上，台湾都是和中国不同的“另一个华人世界”。这进一步丰富了“台湾民族论”。

　　（四）企图强调台湾与大陆有不同的文化

　　在台湾原有的历史记忆中，大家公认中华文化是台湾文化的根基，没有中华文化就没有“台湾文化”，台湾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分支。可是这三位“台独”学者在“书写民族历史”时，却要改变这种历史记忆，企图建构“台湾是多元文化”“中华文化只是台湾文化的一个因素”“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不同”的历史记忆，从而否定中华文化的核心地位。

　　他们强调台湾是多元文化。郑钦仁认为：“台湾对中国不用特别强调或排斥，因为文化是因风土而产生的，相当多元化。每个人都是文化的携带者与创造者，台湾海洋性的精神吸收了中国文化、西洋文化、日本文化、荷兰文化，世界上没有纯种纯粹的文化。”陈芳明认为，“近人把台湾文化的源流称为‘多元化’，就是指台湾人很容易接受外来的文化。除了自身拥有的汉人文化，台湾人也消化吸收荷兰文化、满清文化、日本文化、欧美文化。这种情况，在东亚国家中是罕见的。”“如果台湾人只顽固坚守汉族中心主义，仍抱持封建的大一统的思想，就不可能接受这么多外来的文化”。

　　他们认为中国文化只是台湾文化的一个因素。郑钦仁认为，“中国文化是台湾文化的一个因素”“自十七世纪便是处于东西文化交接地带。因为汉人的移民自然成为台湾文化诸多来源之一，但絶不是台湾文化的新枝。台湾文化有其主体性，尤其在当前与中国大陆文化比较，有其特殊性。目前台湾要如何保持本身的主体性，而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而‘内化’为本身的一部分是为要务，但不必特别标榜中国文化。而其与中国大陆的文化关系，视‘国际化时代’之众多文化交流之一对象即可，不必把中国文化当成奶嘴，造成步向‘现代化’的障碍。” 

　　他们提出经过日本统治，台湾文化已经与中国文化不同。郑钦仁认为：“在日本统治台湾时期再加上现代西洋化的影响与交流，台湾已发展出与中国不同的文化型态，文化摩擦也是必然的，这是影响台湾战后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

　　陈芳明认为台湾文化有自己的特质，“台湾文化的重要特质，其中较为显着者，便是对中央集权的排斥与扺抗”；另一特质“那就是对地方分权的渴望”；第三个特质是“民主精神的拥护，反映在台湾文化的特质上，便是宽宏的包容性”。

　　张炎宪则主张建立台湾文化用以对抗中国意识。他说：“一百年来，台湾社会遭逢巨大转变，传统农业社会没落，资本主义社会兴起；威权体制崩解，民主政治落实发展；中国意识支配力衰退，台湾意识崛起；中国文化的权威性削弱，台湾新文化逐渐成形。这些新生力量正在冲破统治者和大中国意识的重重压制，开创新台湾，台湾主体观点的兴起遂成为近年来台湾史的重要特色。”“我们在破除中国历史文化的压力时，就会在台湾产生新的文化，这种新的文化是站在台湾人的立场来思考台湾的历史文化，新的台湾意识也会因应而生，对抗中国意识”。

　　由此可见，他们强调台湾文化“多元化”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不同，他们主张建立台湾文化就是要与中国意识对抗。

　　二、用“台湾民族主义”叙事切割日据时期台湾与大陆的关系

　　（一）认为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人民所有的抗日活动都与中国本土没有关系

　　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人民不断地发动抗日斗争，这是中国人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目的是要摆脱外国侵略者的统治，回归祖国。包括抗日战争时期，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也是中华民族抗日斗争的组成部分，各地同胞都为抗日作出了贡献和牺牲。然而，三位“台独”学者在书写这段历史时，却力图要割断台湾和大陆的关系。

　　陈芳明认为，“事实上，林献堂、蒋渭水的这些事件，在他们的政治生涯里，或者在整个台湾历史脉络里，都只能视为旁枝末节而已。揆诸史实，‘祖国派’的林献堂、蒋渭水从来没有与中国本土的政治团体联系过。”“日据时期，特别是从一九二〇年以后到一九三一年之间，近代式的台湾民族民主运动进入最为扩张的时期。没有一个政治团体或是一个社会阶级，是依赖中国的领导的。”“一般人都妄加论断，台湾的抗日运动，是接受中国的领导。这个没有根据的论调，便沿用了四十余年，而从谢雪红的史实里，我们发现中国是在台湾抗日运动中扯后腿。从她的整个政治生涯，也可发现台湾抗日运动的视野极为开阔，而且也一直是一种自发性、自主性的运动，不仅没有被中国领导，反而还去领导中国的抗日运动。”“在中华民族主义者的史观里，总是毫不例外把抗日运动分为‘祖国派’‘台湾派’。这种解释，其实只是在表达研究者的情绪，而并没有掌握到历史发展的重心。……如果用幼稚的中华民族主义来解剖，根本看不出他们的政治主张、政治态度的延续性。一九八〇年以后的年轻学者，显然已逐渐摆脱中原文化本位的史观，而以他们对台湾社会性质的认识来研究。”“‘祖国派’‘民族派’等政治运动的物质基础和政治要求，都是以台湾社会为主体。他们所追求的乃是台湾人民的解放，而不是中国人民的解放。”可是，他们中却有人认为当年台湾文化协会的领导们心目中的民族主义仍然是“汉族主义”，而且“单恋文化祖国——中国”。出现这类自相矛盾的说法，说明他们内部在篡改历史的手法上尚未取得一致，也无法自圆其说。

　　“如果说到台湾人受到日本‘近代化’的改造，就会引来各方的诟责。尤其是一些中华民族主义者，对于这种解释，总是以激昂的情绪来攻击”。显然，他们企图说明台湾的抗日活动不受中国的领导，与中国无关，从而提出必须摆脱“中华民族主义”的观点，而且还要记取“台湾人受到日本近代化的改造”。

　　（二）强调经过50年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与中国大陆已经完全不同

　　不可否认，日本50年的殖民统治对台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日本文化并没有在台湾占主导地位，台湾并没有出现与中国文化不同的另一种文化。可是郑钦仁强调台湾与中国已经有不同的文化，他说：“台湾人当时对于‘祖国’的印象乃停留在一八九五年乙未割台前的‘唐山’，事实上，唐山与中国政府是完全不同的，台湾人却由于对祖国的期待，把中国过分美化了，完全忽略隔离五十年的台湾与中国已有不同的文化发展，这种文化差距与冲突就是造成战后台湾社会秩序动荡不安的主因。” 

　　陈芳明则提升到“台湾的民族主义与中国的民族主义不同”，而且互相敌视。他写道：“台湾人被殖民，并非等于全盘接受日本人的统治。在五十年的过程中，已产生一定的反抗意识。倘然台湾人发展出民族主义，那一定与抗日战争期间臻于成熟的中华民族主义，有着不同的物质内容。无可否认的，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展，中国人的民族主义也加速发达起来。他们因民族主义的指导，对日本人的雠恨与矮化，就成为自然的事。从而，受日本统治的台湾人，也就难以避免遭到中华民族主义者的敌视。再加上台湾青年被日本政府征召去当兵，并在战场上与中国军队交锋，这就更肇下日后双方的缝隙。双方不同的政治意识，在二二八事件中产生了相当程度的作用。” 

　　郑钦仁则强调台湾在日本统治下吸收了先进的文化，展现出与中国不同的文化形态，双方文化摩擦是必然的。他说：“在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很容易透过日本来吸收西方的新科技、新思潮，并建立新的世界观。反观中国，自甲午战争后，就一直处在动乱之中，无法有安定的环境来从事社会发展与建设。五十年来，文化差距自然产生。事实上文化发展必定会受到当地的风土、生态环境所影响，因为生态环境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自然与文化型塑有必然的关系。台湾与中国有不同的生态环境”“不同的生产方式及财物流通方式，在日本统治台湾时期再加上现代西洋化的影响与交流，台湾已发展出与中国不同的文化型态，文化摩擦也是必然的，这是影响台湾战后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 

　　可见，他们的政治目的是企图说明，经过50年的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已经有与中国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政治意识，台湾已经发展出自己的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主义不同，双方互相敌视，摩擦是必然的。

　　三、用“台湾民族主义”叙事制造“二二八事件”的悲情诠释

　　“二二八事件”是“台湾文化民族主义”始终紧紧抓住的一个建构“台湾民族主义”的“法宝”。三位“台独”学者利用台湾民众遭受国民党当局镇压所造成的悲愤心情，就“二二八事件”大做文章。陈芳明和张炎宪都致力于“二二八事件”的研究，做了许多调查，写了不少评论文章，藉以鼓吹“台湾民族主义”。

　　（一）以“二二八事件”破题建立“台湾人意识”和“台湾民族主义”

　　陈芳明认为，“台湾战后的历史意识之建立，可以说滥觞于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这种经由外来政治迫害所造成的历史意识，把它称为台湾民族主义，也不为过。然而，这样的民族主义，并非仅局限于早期来台的汉族移民；战后四十余年来的台湾社会经济共同体逐渐完全发展之际，容纳在这共同体之内的“原住民”、早期汉族移民（福佬语系与客家语系），以及后期汉族移民（大陆语系），也次第整编到台湾民族的族群里。这种民族主义受到外来威胁时，自然就会抬头高涨。”“台湾人不能再避开以自主意识、台湾意识或台湾民族意识来看待这个历史事件。台湾人的史观建立不起来，事件中的人物与史实就永远遭到曲解。”“这种意识，牵涉到台湾人的抗日运动与日本人的近代化政策。就是因为有抗日意识，再加上近代化的洗礼，才使得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遭遇时就发生了悲剧。抗日意识，提升了台湾人的政治要求；近代化过程，提升了台湾人的经济要求、文化要求与人权要求。这两种发展，是现代台湾民族意识的重要基石。”“双方文化接触之所以产生悲剧，在于海峡两岸对政治、经济、文化的要求是不同的。既然价值观念是不同的，那么二二八事件发生过后，对于事件的解释就不一样。把中华民族主义当做‘无上的命令’，就更加歪曲了事件的历史演变。”

　　（二）提出“台湾民族主义”是“台湾独立”的精神所在

　　张炎宪则公然提出主张，“台湾民族主义”就是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他写道：“1947 年二二八事件之后，台湾人开始思考台湾和中国的关系，廖文毅等人在日本推动台湾独立运动。在这种思考中产生了海外政治运动最重要的思想——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台湾民族和中国民族不同，台湾应该成为独立的国家。经过三四十年的演变，这种思想也有所修正，例如由‘台湾人不是中国人’转变为‘所有认同台湾的人就是台湾人’；由‘台湾和中国是对立的’变成‘双方可以和平共存’；台湾如何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也由武力革命转为民主改革渐进。政治运动的内涵和口号虽然改变了，但是台湾意识、台湾人意识和台湾民族主义仍然是台湾独立运动最重要的精神所在。”“经过‘二二八’的教训之后，台湾人才开始思考，台湾和中国有所不同，必须走出自己的一条路，才有以后的台湾独立运动。”

　　显然，通过对“二二八事件”的论述，提出“台湾人意识”“台湾民族主义”的目的就是要摆脱“中华民族主义”，就是要走向“台独”分裂主义的道路。

　　四、立足“台湾主体”“世界史观”建构“台独史观”

　　郑钦仁、张炎宪和陈芳明三位“台独”学者所要建构的“台湾史观”，主要立足于两个方面，一是“台湾主体”，二是“世界史的观点”。其目的是强调台湾是“台湾的台湾”和“世界的台湾”，从而“超越中国”，并达成不是“中国的台湾”的效果。

　　（一）主张“不能持中华民族主义史观解释台湾历史，不能把台湾放在中国史的脉络里”

　　陈芳明提出，不能用中华民族主义解释台湾历史，而要以台湾为主体来解释。他说：“寻求一个较为稳定的史观，而不是以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便是一九八〇年以来解释台湾历史研究努力的目标。那么，什么是稳定的史观？那就是以台湾人民为主体来解释台湾历史的发展。回归到人民的立场，就不致被朝代的更换所迷惑。台湾史，絶对不会因为满清统治而失去其原有的轨迹，也不会因为日本的殖民统治而改变其方向。反抗封建统治、殖民统治，便是台湾历史前进的原动力。如果只用中华民族史观解释，将只有发生前后矛盾的现象。以郑氏王朝的史实为例，持中华民族主义史观者倾向于赞美郑成功把台湾收复成为‘中国的领土’，事实上，郑成功从来就没有同时据有台湾与中国。他收复了台湾但失去了中国本土的史实，一直在台湾教科书解释不清。郑成功的降将施琅，也始终是中华民族主义者未能给予确切评价的人物。如果没有施琅的投降，满清并不重视台湾这块土地，而收复台湾之举恐怕就迟迟不会进行。中华民族主义者对施琅的评价，可以说怀有复杂的情结，如果把历史解释回归到台湾人民的主体上，施琅的历史地位问题就立刻解决了。”“要解释台湾历史，并不能只把台湾放在中国史的脉络里，而必须进一步放在世界史的观点来探讨。”

　　张炎宪也提出相似观点，他写道：“台湾政治运动史上的自由民主、社会主义、台湾民族主义、中国民族主义或日本民族主义等各种思想，我们都要以台湾为主体来看待这些曾经发生在台湾的思潮，例如台湾共产主义运动，是第三国际之下的一个运动，并非中国社会主义下的产物。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台湾人那么想，中国人也那么想，并不是台湾人跟着中国人的想法。我们必须这样来重建台湾史，才能建立每一个学科的主体性。所以，我认为首先我们必须厘清和中国的关系，我们承认和中国有关系，但是要以台湾为主体来思考和中国的关系”。

　　（二）主张建立“台湾人精神”以排除中国史观，对抗“中国意识”

　　张炎宪更进一步主张建立“台湾人精神”。他认为，“台湾人精神的建立，是我们目前及未来在研究台湾时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必须重建台湾人的精神，如果台湾人的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等等未能重建，我们就无法吸收多种外来文化，产生自己的文化”“在政治运动的追求当中，最重要的是建立台湾人精神史的本质”。“我们在破除中国历史文化的压力时，就会在台湾产生新的文化，这种新的文化是站在台湾人的立场来思考台湾的历史文化，新的台湾意识也会因应而生，对抗中国意识。”“台湾史研究是奠立台湾新文化的基础工程。台湾史研究者要脱离中国史的传统，不仅要排除超越中国史的框框，更要建立台湾历史的精神，无疑是一项很难的挑战，但也是唯一的选择。” 

　　（三）主张用“世界的观点”解释台湾的历史

　　郑钦仁首先提出：“台湾史的研究不能只局限于中国史的范畴之观点立论，只有站在‘世界史’的观点才能看到台湾在历史与未来所扮演的角色，从中或许能摸索出来自立生存之道，摆脱周围强权之纠葛”。陈芳明也附和说：“要解释台湾历史，并不能只把台湾放在中国史的脉络里，而必须进一步放在世界史的观点来探讨。”同时，陈芳明明确地指出，强调世界史观点就是要摆脱台湾与中国的关系，“从世界史的观点来考察，就很清楚显示出台湾社会的殖民地性格。掌握了这个性格，才能够理解台湾人民在荷兰、郑氏、满清、日本、战后的各个历史阶段中，为什么会持续不断进行抗争运动的原因。如果只是在台湾与中国之间拉扯关系，都躲不过被统治者的政策所指导。”

　　由此可见，三位“台独”学者所要建立的“台湾史观”就是要摆脱中国史的传统，对抗以中华民族主义的史观解释台湾的历史，幷且割断台湾与中国的关系。

　　（四）提出对台湾历史的认识必须摒除“中华民族主义的解释”

　　三位“台独”学者发现，台湾要“去中国化”，要“摆脱中国”，关键在于要扭转存在于台湾民众内心深处的“中华民族”观念。于是，他们极力说明“中华民族”与台湾没有关系。陈芳明写道：“中华民族主义的崛起，是非常晚熟的。中国人知道有中华民族主义的存在，是二十世纪以后的事了。至迟是在一九三七年抗日爆发之后，中华民族主义才为中国人所普遍接受。但是在中华民族主义萌芽之前，台湾早在一八九五年割让给日本了。这种历史性的错开，使得台湾社会在二十世纪中期以前，未能认识中华民族主义精神与本质”。后来郑钦仁专门写了《中华民族论的演变》指出：梁启超1901年提出“中国民族”，1902年首次提出“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的设计，不包括台湾”“台湾人民必须要切记，中华民族一词是在1902年的‘造语’。台湾自始至今不属中国所有”“台湾有台湾的民族主义，这是作为台湾人必须认清楚的”。从而他们提出对台湾历史的认识必须摒除“中华民族主义的解释”。“今日在台湾所认识的台湾史，基本上是由过去操有历史撰写权的统治者所编纂的。因此，历史人物的评价，总是跟随统治者的更迭而起伏。台湾出现丘逢甲、吴凤等等问题历史人物的争论，都只不过是中华民族主义的解释在作祟罢了。”“台湾历史发展的过程，并不是用中华民族主义来解释就可以解决的。”“中华民族主义的‘中原史观’‘帝王史观’‘国民党史观’‘共产党史观’，至今仍然还渗透于台湾历史的研究之中，要回归到台湾史观的建立，就有必要摒除这些外缘性的解释”。显然，这三位“台独”学者所有的“民族历史书写”都是要“摒除中华民族主义对台湾历史的解释”，所谓的“台湾史观”实质上是以“台独分裂主义”为内核的“台独史观”。

　　五、在台湾历史叙事中渗透“台独史观”

　　如果说郑钦仁、张炎宪、陈芳明三位“书写民族历史”主要体现在“探索台湾史观”并提出对台湾历史的若干主要论点上，那么《简明台湾史》的作者杨碧川则是把同样的史观和论点体现在对整个台湾历史的历史叙事上。以下是他对台湾史全过程的叙事要点。

　　对台湾史总体的看法：从荷兰人，到郑氏王朝、清朝，再到日本人，台湾历经300多年换了一个又一个的外来征服者，从未自己当家作主过，从来没有人问过台湾人的意愿，台湾人跟着头家一直“衰”。

　　明朝时期，1624年荷兰军队与中国军队“交战期间，荷人新长官宋克答应退出澎湖，但要求占领台湾。明军也精疲力竭，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是：（1）荷兰人放弃且退出澎湖；（2）中国对于荷兰占领台湾，不表异议；（3）准荷人到中国沿岸通商。为什么明朝允许这种事呢？因为台湾本来就不是中国的领土，明朝的统治力只到达澎湖——当然乐得慷他人之慨。”

　　荷兰殖民统治时期，“纵观荷据时代，台湾的汉人最多不过10OOO人，后人却膨胀为千百倍，以证明汉人是台湾的主人，未免太蔑视原住民了。”

　　明郑时期，“郑经把‘东都’改为‘东宁’和外国（尤其英国东印度公司）维持外交关系，俨然是一个独立王国。所谓‘明郑’，只是大汉沙文主义的历史观，硬把台湾纳入中原统治的一脉，完全违背历史事实”。

　　清代，“中国大陆涌来的汉人难民，不断以各种手段，或者武力压迫台湾的原住民，200多年的斑斑血史，是原住民受害的耻史，更是汉人的耻史。”

　　日本侵占台湾后，“推动台湾民主国建立的一小撮心怀祖国、幻想帝国主义列强支持的士绅，逃的逃，走的走，剩下台湾人的中、小地主，与知识分子，为保卫自己的乡土、财产及尊严，联合被压迫的佃农、番仔拿起原始武器扺抗异族。祖先的血汗凝聚成扺抗外来统治的‘台湾人意识’，这股骄傲的火种燃遍整个美丽岛，此后20年，台湾人继续武装抗日，台湾人意识（从此不再分为漳、泉、闽、客，及番仔了）更在外来暴政下锻炼出来，迎接民族解放的历史任务。”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领导武装抗日的地方头头们，不论是地主、前清的下层知识阶级、土匪头，都是在这种封建保守的中华民族意识的阴影笼罩下成长的，他们被旧头家出卖了，还幻想着祖国的眷顾“天朝赤子”，展开波澜万丈的抗日游击战争，“祖国”从来就没支持过、关怀过台湾人的抗日运动，戆百姓只有靠着血肉之躯，拿着竹篙罩菜刀、鸟枪、竹枪，扺抗外来统治者。台湾文化协会的“头头们更无法掌握历史的潮流，他们心目中的民族主义仍是空泛的‘汉族’主义，甚至单恋文化祖国——中国。这种情结，使林献堂、王敏川、蒋渭水等人没把民族主义落实到这块土地上，以及全体被压迫的台湾劳苦大众身上”。 

　　从上述叙事要点可以看出，杨碧川把“摒除中华民族主义的解释”的史观，以及“外来政权论”“去中国化”等主要观点，已全部落实到历史叙事中。

　　六、“独派学者”“书写民族历史”的政治企图及其批判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参与建构“台湾文化民族主义”的“独派”学者“书写民族历史”的政治目的在于改变台湾民众既有的历史记忆，建构他们所需要的“新的历史记忆”，那就是“台湾不属于中国，台湾与中国不同”；必须建立“台湾民族主义”，摒除“中华民族主义”，摆脱中国，走向“台独”分裂主义的道路。台湾学者江宜桦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独派”学者的目标是“彻底建立一个与中华文化传统互不涵摄的台湾文化传统”“试图形成一个台湾民族独立建国的文化基础”。

　　应当说，“独派”学者的论著对台湾一些年轻知识分子发生了一定的影响，“一九八〇年以后的年轻学者，显然已逐渐摆脱中原文化本位的史观，而以他们对台湾社会性质的认识来研究”。有些人也开始关注台湾历史的“国族书写”，尽管他们极力“去中国化”，但当时并没有在台湾社会上产生更大的影响。这是因为当年的公权力还没有介入这方面的运作。

　　“文化民族主义”理论认为，“文化民族主义”主要是指“现代国家运用政治手段来塑造国家的主流文化”。这就说明公权力的介入才是关键。只有执政当局才有可能运用他们手中的权力，通过“政治社会化”扩大其影响。所谓“政治社会化”就是公权力通过学校、家庭、社会、媒体各方面，把自己的政治主张灌输到社会公众之中，使它成为主流文化。台湾执政当局是从李登辉上台以后才介入到“台湾文化民族主义”的推展，经过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蔡英文四个时期的运作，特别是在教科书的撰写上不断地“去中国化”，21世纪以来，“台湾文化民族主义”的影响才日益严重。

　　应当指出，20世纪80年代只是“书写民族历史”，建构“台湾文化民族主义”的起步。根据台湾学者许雪姬的研究，在1993年以前台湾史的研究还处在“鲜学”阶段，除了老一辈的学者外，台湾很少人专门从事台湾史的研究，即使是郑钦仁、陈芳明、张炎宪三位也不例外。号称鲜明解释“台湾史观”先驱的郑钦仁，本来主要研究北魏历史和中国古代制度，在1983年发表《台湾史研究与历史意识之检讨》之前，没有写过任何一篇台湾史的论文。陈芳明是研究文学的，虽然早年也写过历史的论文，但都是有关宋辽金元史的，也没有专门写过台湾史的论文。张炎宪算是他们之中做过一些台湾史研究的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全力投入台湾史的研究，但在此之前对台湾史只是稍有涉猎，未曾深入钻研。所以当时他们的台湾史知识还不及他们的前辈史明。可是他们竟然大胆地提出上述许多站不住脚的论点，企图建立“台湾民族主义”，摒弃“中华民族主义”。在专门研究台湾史的学者面前，他们的许多论点是不值一驳的，有的早已受到批判，有的他们自己后来不得不放弃，或被他们的后辈所修改。但是，“台湾文化民族主义”的“民族历史书写”毕竟已经开始，对于此后“台湾民族主义”的发展必然会发生推动作用。

　　我们考察这个初始阶段的情况，不仅可以看出他们究竟做了些什么、提出了哪些观点、其政治目的何在、有哪些实际效果等，而且还可以用于和后来的“书写”作比较，看看他们的观点有哪些“修正”和变化，特别是在公权力介入之后，怎样变本加厉地“去中国化”，摒除“中华民族主义”，以及对台湾社会产生的严重影响。

　　参考资料：

　　1.萧阿勤：《1980年以来“台湾文化民族主义”的发展》，《台湾社会学研究》，1999年。

　　2.萧阿勤：《重构台湾：当代民族主义的文化政治》，台北：联经出版社，2012年。

　　3.史明：《台湾人四百年史》，台北：前卫出版社，1980年。

　　4.陈芳明：《台湾人的历史与意识》，台北：敦理出版社，1988年。

　　5.张炎宪：《台湾近代历史的特色》，http://163.28.10.78/content/local/changhwa/dachu/taiwan/h/h3/h33/h337.html2012

　　6.张炎宪，陈美容，黎光中：《台湾近百年史论文集》，台北：财团法人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1996年。

　　7.张炎宪：《台湾史与台湾史料（二）》，台北：财团法人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1995年。

　　8.郑钦仁：《生死存亡年代的台湾》，台北：稻乡出版社，1989年。

　　9.郑钦仁：《追寻自我定位的台湾》，台北：稻乡出版社，1991年。

　　10.张炎宪：《台湾历史发展的特色》，http://163.28.10.78/content/local/changhwa/dachu/taiwan/h/h3/h33/h337.html2012

　　11.郑钦仁：《“台湾国民主义”的屈折与展开》，台北：稻乡出版社，1997年。

　　12.陈芳明：《探索台湾史观》，台北：《自立晚报》出版部，1992年。

　　13.杨碧川：《简明台湾史》，高雄：第一出版社，1987年。

　　14.张炎宪：《台湾史研究的新精神》，《台湾史料研究》，1993年。

　　15.郑钦仁：《中华民族论的演变》，《台湾风物》，2010年。

　　16.江宜桦：《中华文化认同在两岸关系发展中的作用》，《中国大陆研究教学通讯》，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