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中美关系发生深刻变化，近年来美国除了强化美台双方“官方”关系外，还通过所谓的“公共外交”途径加紧对岛内的全面渗透，以营造有利于美国的公共舆论，进而获取台湾民众的好感、信任与依附，企图干扰两岸融合发展乃至我国实现完全统一。也就是说，目前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存在一场“争取民心的斗争”，这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与重视。鉴于此，本书将着重研究美国对台渗透的动因、机制及影响等，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国大陆的应对之策，以利于我们更有效地争取台湾民心。

　　一、研究现状

　　根据本书的研究需要，下面从三个部分阐述相关的研究现状：

　　1.公共外交与新公共外交研究

　　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又被译为“公众外交”）作为一种外交实践古已有之。21世纪以来，伴随公共外交逐渐上升为世界各主要国家大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关系已经进入了“公共外交”时代。 “不管我们是否喜欢‘公共外交’这一词语，行为体出于政策目的接触外国公众的进程已成为国际生活中持久的特征。”正因为公共外交如此重要，学界掀起了一股研究热潮，使得公共外交研究日益成为一门“显学”。 迄今为止，公共外交研究存在两种范式：一是基于国际关系的研究范式，即从制度变革和权力变迁的角度关注公共外交的兴起；二是从全球传播的角度关注公共外交的形成和发展。 概括起来，目前学界关于公共外交及新公共外交的研究主要围遶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第一，公共外交的内涵。一般认为，1965年美国学者埃德蒙德·古利恩(Edmund Gullion)首次提出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外交”概念。迄今为止这一术语具有很大的弹性，人们对其界定见仁见智。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ull）认为，公共外交正是在吸收各种不同概念的相关因素后，才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内涵。他将“倾听”“倡导”“文化外交”“交流外交”和“国际广播”五个核心要素纳入公共外交框架之中，试图探讨公共外交与整个外交政策进程之间的广泛关系。 布鲁斯·格雷里戈（Bruce Gregorg）则认为，公共外交作为一种“具有自我分析边界和不同特征的政治工具”，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在目前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公共外交的核心是否就是宣传？是否包括文化外交？它与公共事务、公共关系到底有何不同？  事实上，这些年来，围遶公共外交领域的一个重要批评，就是公共外交概念和行为的泛化。 鉴于此，伯纳德·罗西科（Bernard Roshco）一语道破，“公共外交就像是盲人们所试图去描述的那头大象，而他们怎样去描述这个庞然大物仅仅是其所触摸到的那一部分”。 由此可见，人们对“公共外交”一词有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界定。

　　第二，公共外交的理论基础支撑。当1965年“公共外交”首次被提出时，它是作为国际关系领域中一个有特定含义的术语出现的。此后，公共外交作为一个重要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其研究与发展建立在多学科理论的基础上，国际关系、传播学、舆论学、公共关系、文化研究等构成了其核心理论支撑图谱。目前，从事公共外交研究的学者主要来自国际关系和新闻传播学。前者是在国际关系学相关理论如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基础上展开研究的。就后者来说，舆论学理论是公共外交的首要支撑理论，它主要包括议程设置理论、框架理论及说服理论等。 换言之，作为一门新兴的学问，目前学界对公共外交的理论研究更多的是借鉴和综合应用国际关系理论、外交学理论、国际传播理论及文化学研究等理论成果，逐步形成公共外交理论研究的若干范式。更进一步说，公共外交是上述四种理论范式的综合运用。“这不是公共外交的泛化，而是真正能够理解公共外交，幷且对公共外交这一研究领域的理论构建有所裨益的学术尝试。”

　　第三，公共外交的机制和形式。自公共外交这一概念出现后，学界因各自选取的视角上的差别，对其认知一直处于一种同中有异、繁复杂乱的状态。与此同时，公共外交的定义辨析随着时代发展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演变、不断深化的过程。近年来，学界相继提出“公共外交2.0”“虚拟外交”“网络外交”“数字外交”“数字化公共外交”等概念来描述这一趋势。 由于公共外交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信息交流、经贸交流、领导人互访、体育比赛、教育文化交流甚至个人行为等，所以人们对于公共外交主要任务的界定是不同的。赵可金等人主张，公共外交的主要任务包括政府公关、国际媒体传播和教育文化交流三项。“这种归纳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比较全面地涵盖目前公共外交的主要行为方式。” 不过，对于公共外交的机制和形式应该包含哪些内容，学界依然见仁见智。但根据公共外交的实施部门及其具体运作机制的不同，一般而言，可将公共外交“划分为由政府直接出面组织的公关外交、由政府委托媒体开展的媒体外交和由政府支持并由教育文化部门出面实施的人文外交三种基本形式”。

　　第四，公共外交的影响和效果。无论公共外交采取何种方式、运用何种手段，它同传统外交一样也必须和必然围遶“国家利益”这个“宗”来施展其“万变”。为了更好地实现和维护国家利益目标，各国政府通过大力开展公共外交，积极引导和影响国外公众尤其是精英阶层，以赢得其对本国政策的瞭解、理解甚至支持。但公共外交最终能在多大程度上达到实现、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的目标，则取决于发起国的政治、经济、外交状况等一系列内部因素与外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及关系态势、能激发国外公众的能量大小等诸多外部因素这内外两个方面的交互作用。 简言之，要对公共外交的影响和效果进行评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目前学界对此存在一定的争论。“这种争论其实恰恰显示了学术界对于公共外交自身性质的分歧。如果将公共外交视为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一种辅助手段，那么在短期内就要实现其目的性；但如果将其视为一种长期的文化交流和意识形态传播的工具，那么公共外交的效果就要放在更长的历史跨度下进行判断。” 不过，学界也达成瞭如下共识，即在分析和评估公共外交的效果时，反馈环节至关重要。而区分有效与无效的公共外交活动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信任。

　　总之，公共外交这一术语具有较大的弹性。与传统的外交领域研究相比，公共外交研究仍然是一个新兴领域，尚有许多没有研究透彻的问题。例如，它有确定的学科边界吗？它的具体内涵到底如何界定？其影响和效果如何评价？等等，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的探究。尽管如此，学界对于公共外交的基本目标、主要手段以及重要意义等均有共识。需要指出的是，“9·11”事件发生之后，学界在对公共外交的研究方面有一个倾向较为明显，即对公共外交的界定较多强调公共外交的重要性和有效性并批评冷战结束以来对公共外交的忽视或蔑视，而较少就公共外交这一概念本身进行辨析阐释。这突出反映了公共外交作为一件强大有力的外交工具日益得到人们的认同，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人们在对公共外交的认识上出现了“存小异、趋大同”的态势。 一句话，学界对公共外交的研究变得更有针对性和指向性，除了对公共外交进行宏观的学理性分析外，越来越多的研究侧重于微观层面的探讨，如从国际政治角度研究好莱坞、音乐与公共外交的关系。

　　2.美国公共外交研究

　　美国是西方国家中公共外交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的国家。美国国务院设有专门负责公共外交事务的副国务卿，拥有政府资助的专门从事公共外交的机构等。无论从公共外交的理论还是实践而言，美国都处在世界前沿。而且，美国的公共外交研究与现实的国际关系变化和外交政策需求一直是相辅相成的。 概括起来，这部分的研究主要围遶以下五个方面展开：

　　第一，关于美国公共外交的一般性研究，如探讨美国公共外交政策，分析美国公共外交的历史、经验与挑战等。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下面仅举几例。1988年，吉福德·马隆（Gifford D. Malone）简要回顾了美国不同政府时期的公共外交历史，并系统探讨了公共外交的目的及何种政府结构最适合开展公共外交。 2003年，彼得·皮特森(Peter G. Peterson)等人指出缺乏高效的公共外交，美国将只剩下“软弱”的外交辞令与“粗野”的军事、经济实力，鉴于此再次强烈建议“美国的当务之急是将对公共外交的关注摆到外交决策过程的中心位置上来”。2008年，尼古拉斯·卡尔系统考察了从杜鲁门政府到柏林墙倒塌这一历史区间内美国公共外交的得失，为我们纵览冷战期间美国公共外交的全貌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史料与颇为开阔的视野。2009年，菲利普·赛博（Philip Seib）指出，如今每个人都声称未来应较少依赖军事实力而更多依赖软实力，但却很难突破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观念，即美国位列世界强国之首恰恰主要是因为它的军事实力。不过，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唯一“超级大国”也无法确保其自身的安全或财富，因此他呼吁在新形势下应尽快重新调整美国的外交政策，大力推进一种新型的公共外交。

　　第二，探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卡特、克林顿、奥巴马等历届美国政府实施公共外交的状况。 学界对冷战时期美国公共外交的研究重心一直放在美国对外宣传上，主要聚焦其意识形态的宣传工作。冷战结束后，美国公共外交一度跌入低谷，相关研究也受波及。“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公共外交迅速成为焦点议题，涌现出了大量研究成果。约瑟夫·奈（Joseph Nye）指出，聪明的实力战略在于将软实力与硬实力结合起来，针对外国恐怖主义的战争是一场赢取人心和观念的斗争，美国过度依赖硬实力并不能成功。 莉娜·哈蒂布（Lina Khatib）针对奥巴马政府在中东地区设置的“数字外联小组”的新媒体公共外交情况进行了探讨。 至于特朗普时期美国公共外交的研究，亚历山大·阿格达尼安（Alexander Agadjanian）等人发现，尽管特朗普经常在社交媒体上针对外国发布含有敌意的信息，但国外公众更多的还是以美国对外政策作为评判美国形象的依据，而不是政治领导人。 欧亚则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公共外交目标是对抗外国政府的信息攻击，向世界说明一个真实的美国。 拜登政府则致力于美国全球公共事务局内部制度的结构性改革与外部传播成效的系统评估，以打造公共外交新标准新系统。

　　第三，重点探讨“9·11”事件后美国针对特定区域或国别实施的公共外交，如对阿拉伯世界或拉丁美洲、中东地区、中国、俄罗斯、印尼、缅甸、马来西亚等国的公共外交。 2004年，罗伯特·塞特洛夫（Robert B.Satloff）探析了小布什总统第一任期内对中东地区所开展的公共外交，认为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公共外交活动实际上是一场“思想之战”，意在通过精心设计的公共外交赢得中东国家公众的“心灵”。 檀有志不仅剖析了美国对华公共外交战略的现状，如美国对华公共外交的发展脉络、“美国之音”（VOA）对话广播的调整轨迹以及中美富布赖特项目的转变历程，还对美国对华公共外交的走势进行研判等。 崔戈认为，“9·11”事件后，美国将应对所谓“失败国家”的战略重点放在了稳定和重建上，同时重启公共外交这一思想武器，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对外战略。以塞拉利昂为例，美国在该国综合运用单向输出、双向交流和双边合作三种公共外交模式，帮助其实现社会稳定和发展，以对抗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对该国民众的吸引。也就是说，美国对塞拉利昂的公共外交既对其稳定和政治重建过程施加了影响，又服务于美国应对所谓“失败国家”的总体战略。

　　第四，侧重研究富布赖特项目、福特基金会、和平队、智库、海外图书项目或海外学生项目等在美国公共外交的作用与影响。 富布赖特项目被视为美国国际教育、文化交流领域成功的范例。1965年，在该项目启动早期即参与管理工作的资深人士沃尔特·约翰逊（Walter Johnson）与弗兰西斯·柯立根（Francis J.Colligan）对富布赖特项目的设立背景、主要目标及其在头十年中的整体运作情况等方面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史料。 1999年，许光秋对1979年至1989年间中美富布赖特项目做了一个总体概述，而后从意识形态和政治的角度探讨国际教育交流项目对中国学生的影响，这一实证研究对于较为直观地认识美国公共外交如何发挥以及发挥何种效用具有一定的样本意义。 张朋园则讨论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福特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资助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进行学术研究的历史，发现当时美国学术界急切需要与台湾进行合作，以获得国民党当局手中的中共资料来研究大陆政权。 由于美国有大量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参与公共外交活动，为美国外交和公共外交动员了大量的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对政府的力量发挥了“放大器”的作用。因此，公民个体或公民组织如何参与并影响美国公共外交活动，也是研究美国公共外交时不容忽视的问题。

　　第五，侧重研究美国海外公共外交平台，如美国文化中心、美国资料中心或美国角(American Corner)等实体平台及虚拟公共外交平台在美国公共外交中的作用与影响。 以“美国资料中心”为例，它是21世纪以来美国政府在全世界范围内为重塑美国形象而拓展的公共外交新平台之一。设立“美国资料中心”的最直接背景就是冷战后美国驻外机构在全世界范围内安保形势的恶化，尤其是1998年美国驻坦桑尼亚和肯尼亚大使馆几乎同时遇袭，造成美国驻两国大使馆人员严重伤亡，随之强化的安保措施使得过去普遍设于美国使领馆内的“美国中心”（American Center）和图书馆等接触国外公众的机构演变成为一个个“美国的要塞”（A Fortress America），这样美国驻外机构接触国外公众的效果就大打折扣。因此，美国国务院认为，需要积极拓展新的公共外交平台，尤其是要藉助当地力量，扩大国外公众接触美国信息和资源的渠道。“美国资料中心”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美国使馆联合当地机构，直接深入驻在国（地区）当地社区、公共图书馆或大学开展公共外交活动，包括提供关于美国历史、政府、社会和价值观的准确信息，通过各种项目保持与对象国受众的开放对话等。简言之，美国为了重塑形象，一项重要措施是设立“美国资料中心”，意在通过在全球“赢得国外民众心灵”的公共外交新途径，促进美国与所在国或地区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 

　　总之，公共外交在美国的外交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为学界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案例。自公共外交概念诞生之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学界对于美国公共外交的历史辉煌与现实困境、后冷战时代重振美国公共外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美国在中东、北非等“重灾区”开展公共外交的战略考量、战术手法、影响作用、制约因素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广泛的论证与较为深刻的反思，使得整体上美国公共外交研究进到了一个比较深入与相对成熟的阶段。如在研究方法上，美国公共外交研究一般既注重采用历史回溯与哲学思辨等传统视角，也注意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考察等方法，这些研究范式既深切把握历史脉搏又密切关注社会现实。 一句话，迄今人们对公共外交的学理探索与实践认知产生的成果主要集中在美国，关注点则聚焦于对公共外交理念若干维度的探析与对美国公共外交得失的反思两大议题。

　　3.美国对台渗透相关议题研究

　　由于台湾地区在美国外交战略中的特殊地位，美国历来重视对台进行渗透活动，以达到影响和控制台湾的目的。但目前学界针对美国对台渗透议题的相关研究稍显不足。概括起来，这部分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两方面：

　　第一，探讨中美建交之前美国对台渗透的途径、目标及影响等。这方面的研究占絶大多数，研究者主要从美国政府实施的宣传、教育、文化、学术交流等角度探讨这一议题。其中，诸多台湾学者详细地探讨了20世纪50~70年代美国对台渗透的途径及由此产生的影响，朱立民的回忆録记録了“美国新闻处”（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USIS）在台湾积极培养美国文学研究人才的历程、张朋园主要探讨美国对台开展学术交流的动机及对台湾学界的影响、赵绮娜致力于美国对台教育文化交流的目的及对台湾社会精英的影响研究、官有垣主要研究美国亚洲基金会对台湾社会发展的影响、王梅香从文化冷战角度探究“美国新闻处”对台湾文学领域的渗透、陈曼华则探讨“美国新闻处”如何通过举办艺术展览与艺文活动将美国文化输入台湾。这些学者均认为，美国对台渗透导致台湾社会精英和普通民众逐渐接受了美式文化与价值观。其中，赵绮娜的研究成果不但提供了重要的数据和史实，而且为分析当时美国对台渗透效果提供了一个微观的视角，这为研究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对台渗透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和参考。

　　第二，探讨中美建交之后尤其是21世纪以来美国对台渗透的行为及影响等。中美建交之后，美国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Taiwan Relations Act，TRA），“美国在台协会”（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AIT）据此成为负责推进美国对台渗透的主要机构，有些研究者因此探讨了“美国在台协会”的组织架构与运作方式，它在美国对台渗透中扮演的角色与功能、作用与影响等。 也有学者选取“美国在台协会”为个案，或以美国在台湾各地设立的“美国资料中心”为例探讨21世纪以来美国对台渗透的延续性与变化性，并着重分析对台渗透的拓展及其取得的成效，认为美国对台渗透活动的持续展开给中国大陆的对台政策与工作带来长期的阻力。 该学者对“美国在台协会”在21世纪以来所开展的渗透活动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为研究近年来美国对台渗透活动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还有人注意到蔡英文任内“美国在台协会”改变以往相对低调的方式，公开站在第一线执行美国的对台渗透活动。 但整体而言，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少。

　　总之，美国与台湾地区的关系历来是国内外学界研究的热点领域，其研究的范围与深度均已得到了极大的拓展。美国对台渗透作为其中一个议题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但既有的研究成果仍然较为有限。也就是说，既往有关美台关系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几乎都是从政治、军事、安全和经济等角度所做的分析，相对于美国对台渗透的历史影响而言，学界对这一议题的研究不够充分，从而导致该议题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与其应有的地位不相称。简单来说，美国对台渗透虽然作为美台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但学界的研究成果较为有限。鉴于此，本书将比较系统、全面、深入地探究美国对台渗透的动因、机制、路径及影响等，这不但能够促进学界更加重视对该议题的研究，而且有助于提升该议题研究的理论水平。在此基础上，本书将探讨中国大陆更精准的应对之策，助力我们更有效地争取台湾民心、推进国家统一。

　　二、研究创新与意义

　　本书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研究选题新。既往有关美台关系的研究几乎都是从政治、军事、安全和经济等角度所做的分析，美国对台渗透作为美台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学界既有的研究成果较为有限。本书高度重视这一议题，将深入探究美国在对台渗透方面的动因、机制、路径及影响等，这不仅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也有助于我们实时掌握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动向，并给予精准的应对。

　　第二，分析框架新。本书以探讨中国大陆如何应对美国对台渗透为主线，对美国对台渗透进行专题性研究，其分析框架由美国对台渗透的机构、动因、机制、路径、本质及影响等六个部分构成，这相对于既有的相对零散、碎片化的研究成果，应该是一种比较完整、系统的分析框架。

　　第三，研究观点新。数十年来美国持续开展对台湾地区的文化及价值观渗透，近年来美国强化了这种渗透，这已对两岸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究其本质，本书将美国对台渗透概括为“美国文化霸权”下的精神殖民，这相对于既有的研究成果，是一种比较新的学术观点。在此基础上，本书对美国实施对台渗透的实质进行深刻的批判，促使台湾民众认清其中的危害。

　　相对于既有研究成果，本书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如下：

　　第一，学术价值。首先，进一步拓展美台关系的研究维度。目前学界对美台关系的研究重点主要放在政治、军事、安全和经济等领域，但对美国对台渗透这个重要议题的关注度比较低。本书不仅高度重视该议题、而且将对其开展较为深入的探讨，这有助于进一步拓展美台关系的研究维度。其次，提升美国对台渗透议题研究的理论水平。目前关于美国对台渗透议题的研究成果比较分散，几乎都是发表的论文，或是相关论著中的个别章节有所涉及，缺乏以其为专题的系统性研究。本书对美国对台渗透议题进行较为系统、全面的专题性研究，将有助于提升此议题研究的理论水平。最后，有助于丰富公共外交理论。尽管学界对公共外交的研究已超过半个世纪，但对其内涵及外延等仍然存在较大争议。本书在探究美国对台渗透中，将进一步厘清和补充公共外交概念的内涵及外延，以加深对于公共外交本身的学理认知，在此基础上提出“机构—动因—机制—举措—本质—影响”分析框架，这将有助于丰富公共外交理论。

　　第二，应用价值。首先，有助于人们深刻认识台湾问题的复杂性。台湾问题除了具有政治、军事等“明”的面向之外，还存在不广为人知的“暗”的维度如美国对台渗透。本书的写作目的就是深入剖析美国如何对台进行渗透，这有助于人们更加完整地认识、瞭解和掌握台湾问题。其次，深入揭露美国对台渗透的本质与危害，促使台湾民众支持两岸统一大业。本书将深入剖析美国对台渗透的本质与危害，促使台湾民众能够从自身的关切及利益出发，排除美国因素的干扰，来关心和支持两岸统一的事业。最后，提出精准有效的应对之策，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统一的目标。本书将实时掌握美国对台渗透的新动向及新特点等，在此基础上提出针锋相对的反制策略与措施，以助于我们更有效地推进两岸融合发展乃至完全统一。

　　三、研究内容与章节安排

　　按照本书的研究内容与基本思路，章节安排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阐述本书相关的研究现状、创新及意义等。

　　第二部分共五章：

　　第一章是公共外交概述。由于美国是通过所谓的“公共外交”途径展开对台渗透活动的，所以我们需要瞭解公共外交概念、美国公共外交的演化等。鉴于此，本书特设这一章对公共外交进行概述，其主要内容：一是阐述公共外交与传统外交的区别、新旧公共外交的主要特征；二是叙述美国公共外交、美国对华公共外交的演化过程等。

　　第二章是美国对台渗透的机构和动因。本章的主要内容：一是指出不同时期美国对台渗透的两个主要机构即驻台“美国新闻处”和“美国在台协会”；二是除了指出美国对台渗透的主动因之外，还详细地阐述不同时期的次动因，尤其深入探讨近年来美国推进对台渗透的三大动因，即所谓美台双方“共享价值”“共享安全”“共享繁荣”。

　　第三章是美国对台渗透的机制与路径。本章的主要内容：一是分析美国对台渗透的三种运作机制，即政策宣示、信息传播及教育文化交流等机制；二是分析不同时期美国对台渗透的不同路径，尤其归纳出近年来采取的新举措，即强化与台湾民众的直接互动、着重与台湾青年学生的互动及深化美台文教合作。从中可以看出，近年来美国强化对台渗透呈现出三大特点，即连续性与创新性并重、渗透更全面及更加“接地气”。

　　第四章是美国对台渗透的本质与影响。本章的主要内容：一是深入剖析美国对台渗透的实质，即美国对台渗透实为“美国文化霸权”下的精神殖民，并揭示“美国在台协会”对台全面渗透的真相，在此基础上对所谓“三个共同”等进行深刻的批判；二是探讨美国对台渗透给台湾社会、台湾政局及两岸关系等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五章是中国大陆的应对之策。本章主要从掌握台湾民众的心理与关切、强化两岸民间交流交往及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三大方面探讨中国大陆的应对之策，以消除美国对台渗透给台湾民众及两岸关系等造成的危害。

　　第三部分是结语，即对本书的主要内容及观点等进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