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提升“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适切性是彰显其顶层设计及制度性安排的优越性，并在探索过程中不断汲取并自我强化正当性和权威性的有效途径之一，可从运用、认知、博弈及影响四大维度进行审视，并注重其战略性、阶段实践性、两岸性与适用性。要打造“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示范区，从经济、文化、社会、法理及话语五大维度，探索区域治理创新模式，丰富国家治理体系，形成模式示范效应，稳步推进国家统一，提升中国统一模式的国际影响力。

　　关键词：“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实践路径；适切性；示范区

　　“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作为推进与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实施路径与制度安排，应当在其探索的过程中提升适切性，广泛发动两岸的积极力量，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以追求国家完全统一为既定目标的前提下，展开多面向、宽领域、深层次的探讨，以平实易懂的语言和方式阐释台湾方案的内涵要义，让两岸民众尤其是台湾民众加深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瞭解、理解、认同与支持，从而最大限度化解和消除探索及实践过程中岛内可能产生的阻力及障碍，进而有效提升“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国际影响力。本文从适切性提升与示范区建设两方面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实践。

　　一、“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适切性

　　“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注重两岸协商共议，重要目标之一是为了被接受与被认同，同时彰显其顶层设计及制度性安排的优越性，并通过广泛的参与、深入的协商、诉求的回应、利益的调和，不断强化正当性、合法性及权威性。

　　（一）运用维度：力求更契合两岸实际

　　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解决。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探索实践中，若能最大限度提升适切性，可使其更能契合中国国情和两岸实际，运作更为流畅。尽管两岸在法理上同属一个中国，但两岸陷入阶段性分隔的事实仍客观存在。在民进党当局呈现出较为强烈的分离主义意识，“緑色话语”横行台湾岛，“反中抗陆”意识形态不断被炒作。“台独”势力对大陆权力运作体系的抹黑及攻击严重影响台湾民众对大陆的客观评价。

　　可以预见，短期内大陆推动的两岸“一体化”与民进党当局企图构筑的两岸“异体化”形成对抗局面将是常态。“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探索、推动乃至落实的进程中，需要适应这种政经背景，并思考如何应对及化解可能的阻力和对抗，评估方案的初案、修改稿，以及宣传版本、谈判版本、议定版本可能引发的两岸政治社会效应与岛内外舆论影响。在探索过程中，应最大限度地征询两岸各界尤其是台湾岛内认同一个中国原则，真心推动国家统一进程的有识之士、各界别代表的建议，让他们广泛参与，充分阐述意见与看法，从而保障他们的利益，消除他们的疑虑，使“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展现顶层设计思维的同时，充分体现广泛性、代表性等特质。

　　（二）认知维度：提高台湾民众的接受度和认同感

　　由于两岸政治在多年的演化发展过程中，已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并自成体系的权力话语体系。两岸双方在互动博弈过程中，客观上难以避免“话语摩擦”乃至“话语冲突”。尤其是以李登辉、陈水扁和蔡英文为代表的岛内分离主义势力，一方面不断借由突显“台湾主体意识”偷渡“台独”意识，形塑台湾民众的“排陆性”群体意识，企图将大陆异化为“他者”。在蔡英文执政期间，民进党当局加大了“緑色话语霸权”的构筑力度，向民众灌输緑营版“远中”“排陆”的“政治正确”。另一方面，借由特定事件不断操弄民粹主义，人为制造两岸民众沟通交流的障碍，试图消解大陆以推动两岸民间交流往来，助力两岸民众扩大“交叠共识”的广度与深度。由于两岸话语体系差异形成的“话语成见”在短期之内难以消融，在緑营营造的特定话语环境之下，两岸歧见可能进一步加深，大陆推动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要融入台湾业已成形的话语环境及话语体系，难免存在一定的阻力。

　　在民进党当局人为建构的“排陆”话语体系环境之下，“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如何消除岛内机制性障碍，消融话语体系的排异性，确实需要费一番思量。在“緑色话语霸权”横行的台湾，不少民众的大陆认知在一定程度上已被緑营严重扭曲与异化。尤其是一些尚未来过大陆的民众，长期被“台独课纲”“独化”，蒙蔽于民进党政客的“认知作战”，陶醉在緑媒恶意曲解抹黑的“自嗨式”报导中，对大陆的认知已非误解及成见所能概括，而是带有偏激的“反中抗陆”意识形态色彩，这类群体以深緑拥趸为典型代表。而在“台独课纲”毒害下成长起来的岛内年轻世代，虽在“緑色话语霸权”和“緑色拟态环境”的影响之下，被贴上了“天然独”标签，政治认同在整体上呈现出阶段性偏向緑营的情景。但这类认同取向尚未真正定型，而是呈现出摇摆性、波动性、易被煽动及可形塑性等诸多方面的特征。因此，大陆涉台话语体系对这类群体的影响，仍然存在一定的可开拓和可深化的空间。

　　可见，在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过程中，消除部分台湾民众对“一国两制”的排拒心理，要努力提升台湾民众尤其是年轻世代的接受度和认同感，采用他们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事实上，不少台湾民众被岛内别有用心的政治势力乱带节奏，对“一国两制”产生了较大的误解与成见，甚至形成扺触心理，事实上却并不知“一国两制”为何物，更未真正瞭解及理解其内涵要义。因此，有必要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进行以贴近台湾话语体系的“台式”包装及行销，以更接地气及生动活泼的方式，最大限度地让台湾民众尤其是年轻世代瞭解“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内涵及外延。

　　（三）博弈维度：破除岛内政治势力对“一国两制”的污名化

　　目前，部分台湾民众对于“一国两制”的内涵要义不但没有基本的认识，而且不愿意主动瞭解。这根源于国民党、民进党等台湾主要政党长期以来对“一国两制”的负面解读和刻意污名化。国民党当局在“威权统治”时期，大力攻击“一国两制”。李登辉主政时期，国民党当局也持续污名化“一国两制”。2000年陈水扁上台之后，民进党当局利用国民党此前对“一国两制”攻击抹黑的基础，展开更为猛烈的攻势，并将其当作挑动岛内民粹、攻击挑衅大陆、恶化两岸关系、压制国民党两岸论述空间的手段与工具。在2008年至2016年马英九执政期间，国民党当局也难以摆脱“路径依赖”，继续从负面角度看待和解读“一国两制”的内涵要义和战略价值。

　　在岛内主要政治势力的负面宣传之下，不少台湾民众对于“一国两制”形成了极其负面的刻板印象幷且呈现进一步固化态势。2016年5月蔡英文上台以来，民进党当局继续用误导宣传恐吓台湾民众，进行对“一国两制”不利的议程设置，并利用两岸信息不对称的条件，继续夸大“一国两制”实践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不断渲染香港“一国两制”实践遇到的问题，尤其是利用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大肆对“一国两制”展开攻击与抹黑。由此，台湾民众置于“緑色话语”营造的媒介拟态环境之中，从而产生错误的扺制与反对“一国两制”的“共情效应”。

　　因此，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探索和宣传的过程中，有必要重新审视原有的传播路径，进行“路径创新”与话语宣传方式的升级。针对“一国两制”被台湾蓝緑阵营污名化的背景、过程和现状，以及蓝緑阵营污名化“一国两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抹黑的具体手段和已产生的负面效应，特别是台湾民众业已形成的刻板印象等各个方面，均需进行复盘及应对策略的探讨。

　　（四）影响维度：提升大陆涉台话语权和影响力

　　美西方一些反华势力以所谓“自由、民主、人权”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为幌子，刻意歪曲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的性质，企图否定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岛内“台独”分裂势力与外部势力在不断炒作台海议题的过程中，接连抛出特定政治话语，试图在国际社会中形塑并建构于他们有利的政治话语体系。尽管在当下的国际社会中，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的一个中国原则已为国际社会所公认，然而中国大陆的涉台话语体系仍面临着以美日为首的外部势力建构的涉台话语体系的激烈竞争。美日等西方国家在围堵中国大陆的进程中，利用其宣传实力优势，试图压制中国大陆涉台话语体系的论述空间和国际影响力。

　　作为解决国家统一问题的“一国两制”制度安排和路径选择，无疑是中国大陆涉台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后者受到外部势力不断建构的涉台话语体系，乃至可能形成的“台海话语霸权”的刻意挤压，势必会弱化“一国两制”的影响力。尽管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尚未直接公开叫板和否定“一国两制”构想及可能付诸台湾治理实践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但其已着手抹黑和扭曲香港的“一国两制”治理实践，尤其是在“修例风波”中发动舆论攻势围攻中国政府，不断煽风点火挑拨香港与内地的关系，同时从负面角度解读“港版国安法”和选举制度改革后的治理新举措和新样态。这在客观上助长了台湾岛内蓝緑阵营借机扺制“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动能”，并导致两岸有责任有担当的人士共同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遭遇更大的阻力，也面临无形的舆论压力。

　　基于此，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探索过程中，首先应当转变思路，有效提升“讲故事”的能力，采用国际社会容易听懂、乐于接受的叙事方式，从对外宣传调整为对外传播和对外叙事，减少以自我为中心的单向、制式和硬性输出。其次应当调整“话语模式”，尽量避免采用包罗万象的“元叙事”方式，而应凸显针对性较强的“小叙事”，以更接地气的语言风格让境外受众潜移默化地感受，愿意瞭解甚至理解中国国家统一模式。再次应当调动各方积极因素，发动“全民外交”，尽量去官僚化、去学术化、去说教化、去灌输化，借由民间交流与沟通，经由软性传播的方式，让更多的境外民众摆脱既定话语成见，愿意及乐意接触中国的“小叙事”；最终才能聚沙成塔，为稳步提升我方涉台话语权的影响力，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二、提升“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适切性的策略分析。

　　“一国两制”作为一种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已在香港和澳门成功实践，累积了不少的成功经验。然而，由于推动及实施的时空环境和政治属性存在一定差异，“一国两制”港澳模式并不能完全适用于台湾。应当根据两岸关系演化的历史和现实进行适度调整，以增强“一国两制”的适切性，排除“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探索和治理实践中可能遇到的阻力和障碍。

　　（一）既要有战略高度又要便于宣传

　　“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是适用于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其牵涉的因素具有结构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的特征。因此，必须从谋划全局与着眼未来的战略高度进行探索。在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推进国家完全统一进程中，针对可能遇到何种内外阻力与障碍，需要化解哪些难题与困境，必须提前做好哪些准备，如何应对突发性事件的爆发，如何整合各方积极因素等各个层面的问题，均须进行规划和备案。在做好统一理论准备、实践方案盘整、治理实践预判、机制效能预估的进程中，既要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考虑各方的利益诉求与关切，又要确保探索过程始终在“两岸同属一中”的政治框架之内推进。“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探索在以有效推进国家统一进程，服务统一后的治理实践和制度完善为目标的同时，更应服从于国家的整体战略规划龢民族复兴大计。

　　不过，“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具备战略高度和策略纵深，并不妨碍其以贴近客观实际、最大限度考量各方利益诉求，契合基层民众需求等较为灵活与接地气的方式来提升其被理解、被认知、被接受和被认同的程度。由于台湾民众历经了岛内政治生态变迁演化的复杂过程，尤其是台湾年轻一代长期受到偏緑意识形态的“洗脑”，对大陆涉台政策尤其是“一国两制”存在较大程度的理解偏差、负面解读和刻板成见等。因此，如何有效破除“一国两制”在台湾岛内长期被污名化的现状，消除“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可能遭遇的现实和客观的阻力，无疑是一个必须正视的课题。该问题势必会贯穿于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和统一后治理实践的全过程，因此，“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舆论引导工作不应停留在传统思维层面，而应进行思维变通，不妨引入“政治行销”的思路与策略，将台湾民众定位为“目标受众”，以更接地气的方式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进行包装行销，进而提升台湾方案对台湾民众尤其是岛内年轻世代的吸引力。

　　（二）既要凸显台湾元素又要兼具两岸特色

　　“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是适用于解决两岸统一的制度安排和路径选择，在探索的过程中，需要调动台湾岛内的各方力量与积极因素，广泛参与到协商进程中来，共同为推进国家统一进程建言献策。协商主体除了具有代表性外，也应注重广泛性；既要联络岛内各阶层的精英分子，也要“走群众路线”，关注基层民众的利益诉求。除了调动台湾各党派、团体和有关人士就顶层设计、制度安排、实施路径和治理实践等方面的高阶议题进行探讨和研议外，台湾基层民众的民生福祉龢利益关切同样值得高度重视。毕竟，从20世纪80年代末“解严”以来，台湾选举型社会已成形并固化，不同政治光谱的政治人物以各种方式迎合、动员与“教化”基层民众，从而形成基本盘，凝聚并试图扩大支持基础，这种动员型社会形态已成为岛内社会运转的常态。而政治动员的手段，除了惯用的意识形态动员之外，利益诱导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少台湾民众在一定时期内依旧习惯于这种社会动员模式。有鉴于此，在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过程中，如何反映岛内基层民众的利益关切，有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具体化至落实台湾方案的细节中，显然应给予重视。

　　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既要高度展现台湾民众的看法与意见，反映岛内各阶层精英和基层民众的诉求，也要注重与业已登陆发展、落地生根的在陆台胞群体进行沟通协商，基于协商便利性和对大陆惠台政策、政治环境熟悉和认同程度相对较深，在大陆台胞团体和相关人士具备成为优先对话沟通和谘询协商对象的条件。为了便利这类群体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进行建言献策，应当设立对口专职机构，组建洽商对话小组，并形成机制化、专业化的协调运作机制，广泛且深入地瞭解、调研他们的意见和看法，从而让“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探索过程和统一后的治理实践更为全面深入地反映两岸台胞的心声。

　　此外，对在台湾岛内占据一定比例、被视为“两岸族”的陆配及其子女，以及长期致力于反“独”促统，在“緑色恐怖”重压之下仍然不竭奋斗的统派团体和人士，这两类群体的相关看法同样应给予重视。在岛内相对弱势的大陆配偶及其子女身份特殊，但因长期往返两岸，成为两岸亲情联结的重要纽带，他们从自身特殊境遇出发，发表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见解，显然更值得参考。而统派团体和人士政治立场坚定，长期与“台独”分裂势力进行政治攻防，积累了大量的斗争经验。他们对于“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设计，特别是统一后如何有效遏制“台独”分裂势力死灰复燃等相关问题的建言，无疑值得重视。概而言之，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应有效发动岛内各界人士，扩大参与度并提升参与感，有效调动并积极听取基层民众的声音，最大限度避免“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被贴上体现台湾“权贵精英”阶层利益与诉求的标签。

　　（三）既要有前瞻性愿景又要有阶段性实践

　　“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探索需要展现战略规划，描绘出统一后的前瞻性愿景，方能较为系统并指向鲜明地展示其将达成的目标。换言之，“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需要回答多个层面的问题，特别是明确告诉台湾民众台湾方案需要落实的目标和预估取得的成效，如可以为台湾民众带来哪些利好，如何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层面进行推动实施，如何具体处理台湾现行的“宪政体制”和相关规定，如何处理台湾的政党、团体、军队、警政系统等，台湾方案实践后对国家的整体及长远利益将产生何种正面效益，两岸实现统一后在治理实践中如何继续发展和完善台湾方案，等等。“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必须对相关问题进行前瞻性解答，方能让包括台湾民众在内的两岸民众安心、放心并给予支持。

　　当然，在架设“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结构性框架，细化实践路径，落实治理实践的同时，也要将前瞻远景与阶段实践有机结合，让两岸民众对方案的科学性和实践性形成更为具化并可量化的清晰概念。换言之，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不能只停留在擘画蓝图层面，而且应当有稳步推进的节奏；如果能设立真实可感的示范区进行示范，效果会更佳。唯有如此，纔可以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及因应措施进行预演和试验，以便让政策措施更具针对性，并提高其实践的有效性，助力制度效能的提升。同时，通过示范区的实践，让两岸民众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整体面貌形成更为具化可感的认知，进而大幅提升台湾民众对台湾方案的信心。

　　（四）既要参考港澳模式又要具有差异性

　　“一国两制”港澳模式经过多年的实践与磨合已累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当然也存在进一步提升和细化的空间。以香港为例，回归前的谈判对接工作、接收过程中主权象征的突显、回归后的治理实践等各个环节均有若干经验可以借鉴。尤其是“修例风波”过程中暴露的问题，以及后续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如基本法的制度化与法律化的推进、香港国安法的出台及“全面管治权”的落实、选举制度的调整及“爱国者治港”原则的贯彻，对于香港实现长治久安和稳定繁荣发挥了不容小觑的作用。上述经验教训，均可作为未来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参考。而在治理实践过程中，如何精确厘清治理主体责任，合理界定“央地关系”，如何进一步完善治理体系并有效提升管治效能、改善民生经济、提高基层民众的获得感，也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此外，在两岸统一前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统一后继续推动台湾融入区域发展的大格局中，同样可以从香港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实践中借鉴经验。更值得关注的是，香港回归后在“一国两制”实践中，在防范外部势力的介入与破坏，应对区域性或全球性的重大风险挑战累积的经典案例和成功经验，对于解决统一后“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实践中可能面临的类似问题，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不过，两岸统一和港澳回归涉及的性质不同、主体存在差别、时空背景迥异，因此落实“一国两制”采取的实践方案和政策措施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区别。尽管台湾方案和港澳模式都可能呈现具有复合制色彩的单一制国家结构，但两者在授权与分权的程度等方面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台湾方面享有的自治权限与统一的方式、统一的时间点、统一的配合度和顺畅度等诸多因素会产生一定的关联。因此，在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过程中，应在通过访谈、座谈、实地调研等多种形式，广泛总结并借鉴港澳模式的同时，努力探索更具针对性和适用性的方案，以便更好地贴合台湾的客观实际，形成“最优解”。

　　三、夯实适切性的最佳路径：打造“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示范区

　　提升“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适切性的有效路径之一是，以具化可感的方式，将方案付诸实验，并在实验过程中不断累积经验，展开共时性与历时性的横向与纵向比较，动态性地调整并完善台湾方案的实施细节，使其适用性更广、韧性更强、制度效能更高，从而使“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更契合两岸统一之后的岛内治理实践。福建在对台工作全局中具有独特地位，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为充分发挥福建对台独特优势和先行示范作用，推动全域稳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提供了行动指南。此举必将为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产生显着的正面效益。基于此，在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过程中，选择在福建这一特定区域进行体制机制创新与制度探索，打造“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示范区，助力台湾方案治理实践经验的积累，不但具有高度的指标意义与战略价值，而且具有相当的可行性。

　　（一）打造“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示范区的战略价值

　　打造“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示范区既有助于特定区域治理模式的实验和探索，助力完善和丰富国家治理体系，稳步推进祖国完全统一；又有助于彰显制度创新的适切性与优越性，形成示范效应，消除台湾民众的扺触心理，进而认同“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也有助于创造国家复归统一的典范，在国际社会中提升中国治理模式和国家统一模式的影响力。

　　1.探索区域治理创新模式，丰富国家治理体系，稳步推进国家完全统一。“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示范区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区域治理体系创新的范畴。在示范区建设进程中，治理主体的两岸性与多元化将得到有效突显，除了具有官方性质的公权力部门，来自两岸的各界别代表龢民间社团均可经由遴选机制参与到治理体系中。两岸亦可通过平等协商的方式，合理进行制度的创设与安排，产生民意机构、权力运作体系和监督制衡机制，让各方面积极要素在示范区中均能得到最大限度地调动。

　　“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示范区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一方面可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法律等各个层面进行体制机制创新，另一方面也要处理好示范区与国家治理体系及其他区域性治理体系的关系，彼此间既存在一定的制度边界，又能产生协同效应。通过制度创设、体制机制创新，探索形成日臻完善的运作模式。从制度、角色、财政、法律甚至价值等层面，丰富国家治理体系结构，让原本就因“一国两制”港澳模式而带有复合制特点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更趋多元。这种“超前部署”的结构性自我调适行为以及区域治理体系模式的动态性探索和阶段性实验，可以在两岸体系结构衔接方面，扮演桥梁作用，减少两岸统一后“硬对接”“硬融合”现象的发生，降低跨域治理（Trans-border Governance）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台湾地区的治理实践创造有利条件。

　　2.彰显制度创新的适切性与优越性，形成模式创新的示范效应。“一国两制”港澳模式以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和长治久安为目标，兼具“去殖民化”“去外力化”的特征、摆脱积弱的标志性意义和增强民族尊严的属性，该模式的成功运用以及后续治理实践的动态调整，对两地而言具有较强的适用性。而台湾问题产生的直接诱因在于国共内战和美国势力的介入，1949年之后，两岸形成了不同权力运作体系，双方之间的矛盾与斗争，让制度刚性更趋强化。目前，两岸进行“硬整合”的时空环境和条件因素显然不足，可能引发制度性摩擦，造成不容小觑的负面效应和整合代价。

　　在“一国两制”在岛内遭遇政治势力攻击及污名化，导致台湾民众存在误解和偏见的情况下，有必要通过打造“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示范区，进行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的创新性设置，提高区域治理体系的位阶与权限，并让两岸民众共同参与示范区的治理，形成一套切实可行、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控性，并突显两岸性和多元化的治理运作体系。同时，台湾民众还可在此过程中全过程亲身参与实践方案的设计、示范区的打造、治理实践的落实等各个环节，瞭解和理解“一国两制”的优越性和“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适切性。概而言之，借由制度创设产生的制度效能及两岸民众共同的治理实践，将产生模式示范效应，逐步消除台湾民众对“一国两制”的扺触心理。

　　3.提升中国统一模式的国际影响力。当前，美西方不断利用其建构出的国际话语霸权体系，试图压制中国大陆的涉台话语体系。民进党当局则利用“大外宣”和“公共外交”等方式，在国际社会形塑中国大陆的负面刻板印象，配合美西方对中国大陆的围堵策略，达到遏制中国大陆的目的。为此，中国大陆有必要加强涉台话语体系建设，强力争夺主导权与主动权，让国际社会瞭解中国政府的对台大政方针和一贯政策立场，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在不断提升我方涉台话语体系国际影响力的过程中，打造“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示范区同样可成为重要路径之一。一方面，通过示范区的议题发酵、制度创设和治理实效，有助于国际社会更加直观地瞭解中国大陆一贯的政策立场，削弱外部势力打着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旗号，极力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论”的影响力，为丰富和平统一实践累积更多的前置经验。另一方面，在维护国家统一和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进行区域治理模式的创设、体制机制的突破、制度效能的激发、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乃至国家权力运行体系的区域性创新，可以为世界上的分裂地区树立复归国家统一的路径典范，提升中国治理模式和国家统一模式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

　　（二）打造“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示范区

　　在福建全域打造“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示范区，有助于为最终实施“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提供实践支撑和案例佐证，从而更为顺畅地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进程，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经济维度：创新经济协同治理体系，深度打造两岸共同市场。积极推进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打造两岸共同市场，壮大中华民族经济，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示范区建设中，一方面，针对目前两岸经济融合发展存在的制度性障碍，作出兼具两岸经济制度运作特性的安排与创新，逐步建构两岸经济协同治理体系，进而深度打造两岸共同市场。碍于两岸制度差异和政治因素牵绊，两岸经贸合作常态化和制度化受到严重影响。有鉴于此，可在示范区中进行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消除制度障碍，构建两岸经济协同发展的深度融合机制，有效降低乃至消除两岸经贸往来的成本与障碍，着力实现两岸能源资源互通和行业标准共通，强化两岸贸易往来、农渔业合作及台湾农产品产供销合作。另一方面，通过区域经济制度创新与整合，为台资企业发展营造更友善的运营环境。具体而言，应逐步消除台资企业尤其是岛内高新科技产业、中小企业落地示范区的壁垒，打造有示范区特色的两岸供应链，升级两岸企业合作模式，强化两岸企业共同体意识，打造具有两岸特质的共同品牌，形成新形态合作模式，共同扺御市场风险，持续开拓两岸、区域和全球市场。同时在示范区建设中，全面深化两岸服贸、货贸等领域的合作，推动两岸经济深度融合，为两岸统一后的经济制度整合积累经验。

　　2.文化维度：设置文化共同体利益驱动机制，强化两岸文化共同体意识。两岸同文同种，中华文化在两岸拥有深厚的影响力。尽管民进党当局大肆推动“去中国化”，试图隔断两岸的历史文化联结，但中华文化的韧性依旧十分强劲，早已深入两岸民众深层的意识和精神层面，并外化于两岸民众的日常生活、民俗信仰和文化创意等各个方面。与政治认同存在异化不同，多数台湾民众的中华文化认同仍然根深蒂固。目前，认同自己属于中华民族一分子的台湾民众占据絶大多数，并将中华文化视为台湾发展观光与文化创意的最大优势。不过，尽管共同的“文化母本”有助于中华文化认同的凝聚，也为助推两岸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奠定了坚实的根基，但是由民族认同延伸出的民族向心力和文化凝聚力，却被两岸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认同差异不断消解。基于此，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示范区建设中，应当以闽台区域文化为载体，在共同“文化母本”的基础上建构两岸文化共同体利益驱动机制，激发文化认同在两岸融合发展过程中的驱动效应，让共同传承的中华文化成为双方利益共生共享的载体，从而以利益驱动交流互动、巩固两岸认同、强化凝聚力，形成“文化利益共同体”。具体而言，应当通过深化两岸文旅交流合作，发展新型业态的文化创意产业，打造两岸文化互动的利益产业链，推动实现“文化利益驱动机制”。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妈祖文化、朱子文化、闽都文化和船政文化等闽台两地共有共享的区域文化形态，在两岸之间拥有深层次的联结性与共通性，可作为两岸打造“文化利益共同体”的承载文本，进而盘活闽台文化资源，达到强化两岸文化共同体意识的功效。

　　3.社会维度：进行统一身份认同建构，实现待遇无差别化。近年来，大陆持续推动两岸融合发展，推出一系列惠台政策，稳步落实台胞台企同等待遇，吸引台湾民众来大陆学习、就业、创业和生活。但由于两岸之间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在大陆发展的台胞形成了区隔性较强、族群边界相对固化的群体，与大陆民众交融有限，他们扎根融入在地社会的程度并未如预期的高。基于此，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示范区建设中，应当从多方面入手逐步消除族群边界，强化统一的身份认同。首先应当针对生活在示范区内的两岸民众进行统一身份建构，设置统一身份标识，最大限度地弱化并消除两岸之间的族群边界。其次，落实生活在示范区中的两岸民众享受无差别的权利并承担同等义务，重点体现在衣食住行、就业创业、医保社保、人才待遇、司法服务、参政议政、基层治理等各个方面，真正落实两岸民众同等待遇。再次，探索发行通行于示范区的“中华币”之类的新型货币，并允许人民币、新台币、港元、澳门元等货币自由流通和兑换。最后，借鉴两岸现行医社保体系、社会救济体系的成功经验，实现优势互补，建立健全适用于示范区的社会保障体系，让生活其中的两岸民众享用现行优质资源，缓解后顾之忧。

　　4.法理维度：制订示范区法规，完善法治保障体系。为了使“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示范区的建设更具权威性、合法性与正当性，为其构建专属的法律法规体系就成了应有之义。应当在国家根本大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制定示范区版本的相关法规，从顶层设计、法理保障层面，建构适用于示范区运作的法治保障体系，清晰界定示范区的位阶和权限、设定的目标、运作的规则以及示范区与中央政府和其他地区的关系等，为示范区的良性运作提供法理基础，确保示范区体制机制的顺畅运转。为突显示范区的公民权益，除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进行制度设计外，可以尝试合理借鉴“一国两制”港澳模式的相关规定，批判性地吸收台湾现行的相关规定，从而让生活在示范区中的两岸民众在法治保障体系的规范之下，合理合法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5.话语维度：掌握意识形态主导权，丰富和拓展话语环境。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示范区建设中，话语主导权问题关乎舆论环境的形塑和社情民意的走向，是事关示范区建设成败的重大问题，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在示范区建设中，应当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继续强化拥护党的领导，致力于推动两岸统一、认同“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舆论基调，为示范区建设营造正面积极向上的舆论环境。同时，允许拥护两岸融合发展、支持和平统一的台湾统派媒体，在示范区内设置分支机构，创办由两岸共同出资、共同策划、共同管理的专业媒体机构、新媒体平台等，开设示范区专版或专栏，客观全面报导示范区建设情况，不断丰富和发展示范区的话语环境，为两岸统一后台湾的媒介治理和话语环境形塑累积更多有益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