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台湾地区“独”派组织及其活动一直是威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要乱源之一。在主张“台 独”的民进党可能长期主政下，厘清岛内“台独”组织及其发展规律，理应成为目前“台独”问题研究的重点。通过组织-环境互动分析框架对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过去三十余年，岛内“台独”组织 的发展与宏观政治环境息息相关，特别是台湾地区的政治转型为“台独”组织创造出了一种宽松有利的生存发展环境。同时，“台独”组织具有主观能动的适应性，主要是表现为结构多样化、运作多元化和路线复杂化这三大特点。总结过去经验可以预知，虽然“台独”组织的发展面临着深层次的结构 性矛盾，但是未来一段时间之内，“台独”组织仍将有一定的活动空间，因此仍需要密切关注其发展，并警惕其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可能的危害。

　　关键词：台湾；“台独”组织；历史发展；规律趋势

　　2016年民进党重返执政后，岛内“台独”组织对台湾地区政治社会的影响更加突出。作为“台独” 活动的重要主体，“台独”组织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纵观“台独” 组织发展历史，其实它在台湾地区的发展时间并不长。1987 年岛内“解严”之后，随着台湾政治情势快速变化，“独”派人士开始不断测试、挑战国民党当局的底线，“台独”运动才逐渐公开化。三十多年来，“台独”组织积极操弄统“独”议题，幷且通过配合民进党两度实现执政目标，投机性地为自身的发展培植了一定社会基础且创造了一定的活动空间。

　　总体而言，学界目前对于岛内“独”派组织的分析研究较为零散和琐碎，尚未出现系统化和深入的研究成果，多以介绍性资料性为主，比如杨立宪的《“台独”组织与人物》一书。 而更多的研究要么是关注某一具有代表性的“台独”组织，要么仅限于特定时间段内发展较突出的“台独”组织的研究。不过，这种研究现状并未使岛内“台独”组织这一议题的研究价值被削弱。事实上伴随民进党的重新上台，近年来学界关于岛内“台独”组织的研究仍在与时俱进地稳步推进。比较典型的是陈先才自 2018 年以 来曾对岛内“独”派组织的发展状况和类型进行分析。此外，他在《民进党重返执政后“台独”势力最新发展态势分析》一文中还详细介绍了 2016 年以来“台独”组织形式发展的新态势。本文试图以岛内“台独”组织历史发展为线索，揭示“台独”组织本质特性，并藉助组织理论，构建分析框架， 考察“台独”组织如何在外部环境的影响下进行适应和发展，进一步分析其对未来岛内“台独”组织的发展及其危害。

　　一、基于组织-环境互动理论的一个分析框架

　　无论“台独”组织形式如何千变万化，但同其它任何组织一样，都具备组织的普遍特性，遵循着组织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从组织理论的视角出发，理解“台独”组织的发展与趋势是合适的选择。

　　组织研究历史悠久，理论也种类繁多。关于组织发展理论，斯科特将现有的理论归纳为理性系统、 自然系统和开放系统三种视角。理性视角和自然系统视角侧重组织的内部规则与成员激励为主，几乎不考虑外部的因素，二者也因此被称为封闭系统模式。开放系统视角的关注点正好相反，它认为与外部环境进行互动交换是组织存活的关键。自从提出以来，开放系统视角理论迅速传播，幷且不断改进，在学界的影响广泛。

　　目前，开放系统视角之下主要的理论分析路径有资源依赖理论、种群生态理论和新制度主义理论。资源依赖理论的主要观点是，组织发展最为核心的问题是资源，组织需要与环境的互动才能获取资源。种群生态理论则延续自然选择理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念，强调组织的生存与发展是依赖于环境对组织形式的选择，组织的进化可以分为变异、选择和存留三个阶段。新制度主义则专指以社会学视角进行组织研究的新制度主义， 认为组织研究需要结合其所处的具有强制性或普遍约束力的制度环境。虽然资源依赖理论、种群生态理论和新制度主义理论均强调组织与环境的互动， 但是三者的侧重点各有不同。本文则是希望结合三者观点，构建起一个基本的组织发展分析框架，以观察、理解组织发展的演变和原因。

　　遵循开放系统视角理论思想，对组织发展的分析包括宏观环境、微观组织两大层次。其中，宏观环境可以细分为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而且按照新制度主义的思想，对于内外环境的探讨应该包括技术环境以及制度环境；微观组织则包括结构和运作两个部分。不过，与新制度主义强调组织的被动性相反，本文所构建的分析框架更加赞成资源依赖理论观点，即组织同样会对环境的改变产生影响，双方存在一个相互适应并最终达成平衡的过程。此外，本文的分析框架还将接受种群生态理论的观点，以生物演进思想的变异、选择、存留观察组织为适应宏观环境的努力。由此，本文可以呈现一个基于组织-环境互动理论的新分析框架，其基本逻辑是：宏观环境的变迁使得环境与组织之间产生某些新的冲突，组织为适应环境的变化，会寻求创新和改变。这种创新改变可能表现在组织的结构或运作层面。那些未能作出改变或改变无效的组织会因无法适应新环境而退化或消失，而被环境重新选择的组织将会再次加强自己的改变，以进一步适应环境。除此之外，组织在变异的同时也会不断尝试反向影响环境，环境因而可能产生某些新的变化。最终，组织-环境双方将会达成新的平衡。具体分析框架详见图示。

　　二、组织-环境互动视角下的岛内“台独”组织历史发展分析

　　基于组织-环境互动分析框架，“解严”以来“台独”组织历史发展与环境之间的互动主要包括两个部分 ：第一，宏观环境所发生的演变及其如何影响岛内“台独”组织发展 ；第二，“台独”组织为适应宏观环境的变迁作出哪些改变，以及它们如何发挥反向主观影响，创造更有利的自我发展环境。

　　（一）岛内宏观环境的变迁和影响

　　确切地说，岛内“台独”组织的真正发展开始于1987年“解严”以后。目前为止，对于“台独” 组织而言，宏观环境的变迁主要可以划分为20世纪 70 年代初 -1992 年、1992 年-2000年和2000年迄今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20世纪70年代-1992年。虽然海外“台独”组织于20世纪 50 年代起就已先后以日本和美国等地为中心进行活动，但是岛内“台独”势力因为受到国民党当局政治和法律手段的严厉打击，始终难以立足和生存，更不用说形成组织化的发展。这种情况发生改变始于20世纪70年代台湾岛内外宏观环境的急剧变化。从当时台湾岛外的环境来看，最关键的是随着台湾当局被逐出联合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代表席位，以及中日、中美相继建交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台湾社会陷入了对“中华民国”和台湾前途的迷茫和担忧。“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率先公开挑战国民党权威，相继在1971年和1979年公开发表所谓的“对国是的声明与建议”、“人权宣言”，明确主张“使台湾成为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从岛内政治环境看，自20世纪60年代起，台湾地区经济开始步入高速发展时期，其政治体制愈加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新兴中产阶级的财富积累，他们的政治参与意识也大幅提升，这与国民党的威权统治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岛内“反蒋民主运动”随之兴起。在多种因素的汇聚之下，台湾当局最终在1987年被迫宣布解除“戒严”。这一巨大的政治变革为“台独”活动提供了一种相对有利的氛围。1987年8月蔡有全、许曹德二人就在“台湾政治受难者联谊会”成立大会上公开提案将“台湾应该独立”列入章程并获得通过。与此同时，岛内的一些“台独”势力也开始与海外“台独”势力相互勾结，甚至开始以组织形式纠集在一起，公然和国民党当局对抗。

　　第二阶段：1992年-2000年。随着海外的“台独联盟”迁回岛内，“台独”组织成立不仅迎来第一波数量上的爆发，而且相当一部分“台独”组织的活动重点由街头暴力抗争转向体制内斗争。导致“台独”组织发展出现显着变化的推动力在于李登辉借“本土化”“民主化”，与民进党等“台独”分裂势力里应外合完成“刑法100条”的修正。岛内“台独”势力以“废除刑法100条”为主要诉求纠合成立“100行动联盟”幷发动在台湾大学校园静坐抗议以向国民党当局施压。最后台湾立法机构于1992年5月通过“刑法100条”修正条文。这一修正使得从“戒严”到“解严”初期国民党统治下的“台独言论及台独结社权”之法律钳制至此走入历史。此外，族群分歧在台湾社会的关注度下降，也为“台独”组织发展带来机遇。根据李普赛特和罗坎的研究，社会分歧是政党生存发展的关键。台湾社会 此前是以族群作为主要区分，但是随着社会场所内不同群体的频繁接触使得岛内族群界限趋于模糊，族群议题具有的强大政治影响力逐渐减弱。原有中心议题的动摇使台湾政治市场出现空白，加之台湾地区“立法委员”改选、省市长民选和领导人直选等变革，都为岛内“台独”组织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机遇，它们操弄统“独”议题的空间开始变得更广阔。后续的事实也证明，统“独”议题确实成为了台湾政治社会的主导议题。“台独”组织不仅不再需要承担政治风险、法律风险，甚至开始拥有 进入体制且合法瓜分政治资源的机会，不少“台独”组织的成员积极投入全台的各类公职选举，像有着“台独理论大师”之称的林浊水就在1992年当选“立法委员”，“台独教父”彭明敏也在1996 年参与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

　　第三阶段 ：2000 年迄今。这一时期最关键的宏观环境因素就是民进党的两度上台执政。民进党陈水扁在 2000 年以微弱优势胜选，实现台湾地区首次政党轮替。虽然 2008 年至 2012 年间，民进党一度沦为在野党，但是在 2016 年蔡英文又成功当选，幷且于 2020 年实现连任。凭藉自身执政优势，民进党当局不仅通过政治资源的输送实现自我发展，同时还对其它“台独”组织采取拉拢扶持和打击异己双管齐下的手段，以不断巩固自己緑营共主的地位。民进党当局频频利用政权公器采取种种“台独”举措，将“台独”进一步扩展至更为广泛的社会领域，“台独”组织的政治社会化功能得到充分拓展，更多数量且不同类型的“台独”组织应运而生。当然，美国作为影响台湾问题的最重要外部因素，对于岛内“台独”组织的发展也扮演着关键的角色。随着中国国家综合实力的进一步提升，中美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愈加强烈，支持岛内“台独”组织发展成为配合其反华政策施行的手段。然而，大陆综合实力的不断上升和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也对岛内“台独”组织发展形成一定的遏制，最为明显的表现就是极端“台独”组织难以寻求广泛的政治空间，无法获取足够政治资源，从而快速泡沫化。

　　（二）岛内“台独”组织的适应与反向作用

　　整体而言，应因“解严”以来三十余年的宏观环境变化，岛内“台独”组织的改变主要呈现出结构多样化、运作多元化和路线复杂化三大特点，同时它们也竭力通过这些变化伺机对其生存的政治环境发挥反向作用，以塑造更利于自身发展的外部环境。

　　其一，结构多样化。结构多样化的内在意涵为组织类型的增多。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岛内“台独” 组织的类型不断多样化。结合组织功能、人员、运作方式等标准进行分类，目前岛内“台独”组织已经形成了政党型、政党侧翼型、理念宣导型、运动抗争型、社团侧翼型、智库型、媒体型和学生活动 型等各色“台独”组织幷存发展的基本格局。不同类型的“台独”组织在不同时间因为不同的原因而 兴起，在所谓的“台独”运动中扮演着不同角色，各自发挥不同功能。比如政党型“台独”组织在 20世纪 90 年代迎来发展契机，“刑法 100 条”的修正、“立法委员”改选、省市长民选和领导人直选等变革使“台独”组织进入体制的机会大幅增加，除民进党积极参加各类选举，争取选票以期壮大自身实力之外，当时还有不少其它政党型的“台独”组织成立；再如，智库型“台独”组织的成长期主要是 在民进党实现执政之后，于2000年上台的民进党缺乏执政人才和治理经验，而智库作为决策谘询机构不仅可以提供政策支持和谘询服务，还可以宣扬政策理念、影响公共舆论以及社会观念 ；还有媒体型的“台独”组织，媒体一直都是实现政治社会化功能的重要途径，面对互联网发展的浪潮，包括“芋传媒”等在内的一大批“台独”媒体组织成立。整体来说，台湾宏观环境变迁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台独” 组织暂时有了相对较多的活动空间，因此“台独”组织借机不断拓展自身类型，以满足“台独”市场的各种需求。反之，这种组织结构的多样化，使得“台独”组织在更多政治和社会场域出现，并作为整个政治社会系统的一部分，在体系、过程和政策层面发挥负向作用。

　　其二，运作多元化。岛内“台独”组织内部运作多元化的改变主要通过“台独”组织的活动内容、 活动方式和活动人员三个维度体现。首先，“台独”组织的活动内容主要经历了从与“倒蒋民主”运动相结合到操弄统“独”议题的明显转向，特别是在 2020 年台湾地区的“二合一”选举中，“台独”组织更是借香港局势等疯狂炒作统“独”议题，将之推向高潮，其谋心之深和程度之高足以令人侧目； 其次，就活动方式而言，“台独”组织早期是以街头路线为主，但是在“合法化”之后，“台独”组织的活动重点已逐渐转向以体制内部为主的斗争。仍以 2020 年“二合一”选举为例，虽然緑营内部确实存在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但是整体而言，“台独”组织仍是以民进党为中心，力拱民进党上位，以维持緑营的政治优势；最后需要分析的是组织活动人员，对于岛内“台独”组织而言，在组织人员构成上，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整体趋于年轻化，这不仅是出于简单的组织传承的考虑，还有因为迎合台湾所谓“天然独”世代的需求。

　　其三，路线复杂化。首先表现在岛内“台独”组织的目的导向层面，目的导向主要是指岛内“台独”组织主张“台独”思想和开展“台独”活动的动机。早期“台独”组织的动机主要是希望借“台独”撬动国民党当局的威权统治， 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是因为所谓的“台独”信念使然。然而，现今“台独”组织有越来越多的盘算，不仅有习以为常的政治性企图，甚至还有商业性的利益考量等等，不一而足。政治性的企图，常见的比如某些“台独”组织仅是试图藉助“台独”主张获取特定选民选票等相应的政治利益。至于商业性的目的，如某些持有“台独”观点的媒体组织，是因发现如果宣传“台独”理念可以收获更多的受众和流量，从而可以产生更多的商业利益。与之相反的是，纯理念性“台独” 组织越来越少，这是因为极端“台独”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势之下的空间越来越有限。岛内“台独” 组织的路线复杂化还表现在“台独”的实现形式层面，它们所主张的“台独”实现形式包括“法理台独”、“事实台独”、“实质性台独”和“修法台独”等等，令人眼花缭乱。

　　三、岛内“台独”组织的发展趋势

　　通过藉助组织-环境互动分析框架对岛内“台独”组织的历史发展进行回顾并对其做经验分析，可以发现宏观环境对岛内“台独”组织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并从中发现“台独”组织为适应环境所做的改变。结合这一规律，我们能够预测和估计岛内“台独”组织未来的发展趋势。整体而言，岛内“台独”组织将会继续面临一种充满矛盾性的宏观发展环境，而且这一矛盾将会更加突出。

　　一方面，有利于岛内“台独”组织发展的内外环境因素仍将在一段时间内存在。第一，民进党在 2024 年前都将维持执政的重要政治优势。在行政和立法的双重优势下，台湾岛内主要政治资源被民进 党这一岛内最大“台独”组织把控。反观统“独”立场相对温和的国民党，自 2020 年“大选”惨败以 来至今难以止颓，而且从“美牛美猪”事件到台湾本土抗疫，都彰显出国民党作为最大在野党发挥制衡作用的效果比较有限。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未来“台独”组织在岛内发展几乎没有什么有效的政治制约以及生存压力。第二，美国挑起对华全面竞争导致的中美关系总体趋于紧张短期内改变的可能性不大，美国借台湾问题牵制中国的意图更趋明显，岛内“台独”组织就是美国打“台湾牌”的重要拉拢龢利用对象。特朗普在任内通过提升美台官员互访层级、支持台湾拓展所谓“国际空间”、提升对台军售和美台军事交流、深化双边经济关系等发展“美台关系”。拜登政府总体还是延续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不仅声称美对台的支持“坚如磐石”，而且继续对台军售等实质性动作。这都为岛内的“台独”组织继续进行政治操弄提供了外部支持，在某种程度上也助长了“台独”组织气焰。

　　另一方面，也要清楚认识到，岛内“台独”组织的发展面临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短期内也不可能根本改变。未来，岛内“台独”组织发展主要将会面临三重制约。一是来自于大陆实力的不断增长以 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势。中国大陆的发展将会不断增强其内在吸引力，众志成城抗击新冠疫情，与很多其他国家形成鲜明的对比，更是彰显出我大陆的制度优势。而且，虽然面临民进党当局的刻意阻挠，但是两岸民间交流并未就此停摆，两岸贸易投资仍然逆势增长，这些都能说明两岸融合大势不可阻挡。二是来自于美国，虽然美国正在加大利用台湾的力度，但是过往经验已经证明，美国对台政策 围遶的根本是自我核心利益，它不会真正愿意为“台独”付出与中国大陆对抗的代价，反而有可能会主动对“台独”有所管控。三是来自于岛内“台独”组织自身。岛内“台独”组织发展至今，二八定律愈加明显，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极少头部“台独”组织占据着越来越多的资源，而其他大多数“台 独”组织缺乏发展资金、人员等等。

　　因此，短期而言，在民进党继续执政下，加上中美竞争博弈的持续加剧台湾岛内“台独”组织仍 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和基础，甚至可能利用民进党当局的政治资源优势，迎合美国“以台制华”战略， 升高两岸对抗，从而给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造成不确定的破坏性能量。然而，“台独”组织发展在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将面临更大的困境，其两大特点将会更加明显 ：一是极端“台独”逐渐消亡，因为它在台湾没有政治市场。2020 年“二合一”选举之中“喜乐岛联盟”和“一边一国行动党”等极端 “台独”组织惨败，后者甚至落得解散告终，可谓一叶知秋。二是“台独”组织之间竞争激烈，寡头格 局将会更形稳固。随着越来越多利益型“台独”组织的诞生，资源争夺将会更加激烈。强者愈强的马 太效应将加速“台独”组织体系形成寡头格局。然而，从政治市场的角度来看，这种格局最终将导致 后来者的挑战机会更趋渺茫，“台独”组织在台湾政治市场的竞争力自然会受到弱化。

　　四、思考与结论

　　理解岛内“台独”组织的发展规律和趋势，最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之一就是防范“台独”组织的可能风险。通过对“台独”组织发展规律的总结和未来发展趋势的分析，积极因应岛内“台独”组织发展及其危害，应重点把握好三个方面。首先当然是要坚决遏制“台独”组织的鼓噪“台独”民粹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的基础。单就统“独”议题而言，台湾的主流民意应该说仍处于统“独”光谱靠近中间的位置，更多是取决于某一具体时期的实际情况和可能利益。换句话说，统“独”角 力的关键是在于双方所拥有的其它“附加工具”，而以民进党为首的“台独”组织，在2020年选举中 所祭出的“民主牌”就是其给予“台独”的一重附加值。岛内“台独”组织已经通过这种操纵“台独”与“民主”挂钩的方式尝到甜头，如果未来放任“台独”组织持续污蔑和丑化大陆对台政策，势必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造成干扰并侵蚀和平统一的基础。其次，需要继续高度警惕民进党“台独”冒险。民进党絶不可能放弃“台独”，未来仍极有可能在维持现状的前提之下，利用执政地位推动更多的“柔性台独”政策，甚至可能推动更激进的“台独”冒进，破坏两岸关系并试探大陆底线。

　　最后放眼国际，历史告诉我们，美国早就深层次地介入台湾问题之中。随着中美两国的博弈态势呈现加剧态势，“台独”组织必将借机施展其在美的活动能力和影响能力，推动美国国内日益浓厚的亲台、友台氛围，同时也会积极迎合美国的需求，充当美国对华战略的马前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