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台湾“邦交国”的存在是两岸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也是两岸意见冲突较为集中的议题。近年来台湾“邦交国”数量持续下降，但蔡英文当局并未放弃对“邦交国”的维持。通过认知失调理论分析蔡英文当局的政策和行为，发现蔡英文当局维持中南美洲“邦交国”过程呈现新旧认知差异下的纵向失调和认知与环境冲突下的横向失调。虽然蔡英文当局试图从政策合理性、夸大“邦交”成效、诉诸台湾民众、依靠美国制造“强迫服从”等方面减少认知失调，但这只起到掩盖其施政不足、助长“倚美抗陆”情绪、混淆国际社会视听的效果，并造成财政压力过大、两岸对抗加剧、“邦交国”对台认知度下降等新问题。在不改变认知与行为的情况下，蔡英文当局执政过程中的各种认知失调不具备转化为协调的可能性。

　　关键词：蔡英文当局；中南美洲；“邦交国”；认知失调理论

　　中南美洲是台湾地区“邦交国”最为集中的地区，该地区目前仍有八个国家（地区）与台湾地区维持所谓的“邦交”关系，占台湾“邦交国”数量一半以上。作为历史遗留问题，台湾地区外事关系并不具备发展的条件，不仅在现实中颇受争议，“邦交国”数量也逐渐减少。2016年以来，已有四个中南美洲国家（地区）先后与台湾“断交”，但与中南美洲“邦交国”关系依然受到台湾当局的重视。蔡英文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以来，其不断强化与中南美洲“邦交国”的利益关联，企图减少相关国家与台湾“断交”的意愿，同时还酝酿谋划“开拓新邦”，意图在拉美地区与大陆展开对抗。2021年以来，随着洪都拉斯可能与台湾“断交”消息的出现，以及尼加拉瓜宣布与台湾“断交”，台湾“邦交国”问题再次引起学术界关注。以认知失调为线索，在中南美洲国家（地区）五年四次“断交”背景下分析蔡英文当局“邦交”政策，具有理论与现实的双重意义。一方面，可以分析蔡英文当局执政认知与倾向，瞭解其与环境互动的行为逻辑；另一方面，可以为分析蔡英文当局涉外行为提供新的视角。

　　一、认知失调理论

　　认知失调理论（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是美国心理学家利昂·费斯汀格(Leon Festinger)提出的经典理论。作为认知一致性理论中的一种，认知失调理论着重于一般的认知行为（cognitive behavior），而不是社会行为。简单地说，认知指的是有关环境、组织、自我，或一个人行为的任何知识、观点和信念。失调一般则是指认知元素之间存在“不适合”（unfitting）的关系，如一个元素“紧跟着”另一个元素的反面，就是一种失调。失调可以来自于逻辑的不一致、文化习俗的差异、特定观点被包含于一个更普遍的观点之中、当前的现实与过去的经验不一致等。

　　认知失调的产生一般源于新的、不可预见的事件或信息的冲击，以及观点和行为的差异。一方面，新信息的产生带动新情况的发生，这会给已有的知识、观点或与行为有关的认知带来冲击；另一方面，当动机和所期望的结果与现实之间存在差距，即采取行动时的认知与结果所代表的观点或知识之间有冲突时，也可能会产生认知失调。当认知失调出现时，认知行为体往往面临着维持认知的压力，这激励着他们不断作出努力以减少失调，避免有可能增加失调的情境或信息出现。失调，导致了减少失调的行为；失调越大，为减少失调的行动强度也就越大。一般而言，认知行为体减少失调的方案主要有以下四种类型（表1）。

　　表1  认知行为体减少认知失调的方案类型与表现形式

　　表格略

　　具体来看：一是对已做出的决定进行合理化。在该条件下，认知行为体通常会尝试改变或撤销决定，将不得不作的改变归因于环境，消除或减少备择物的吸引力。二是以强迫方式寻求他者对自身观点的服从。当主观层面的努力已付诸实践后，认知行为体倾向于以环境认知的改变来获得支持，如为服从者提供奬励，或对不服从者进行某种惩罚，以此构建公开服从现象。三是追求有效信息来佐证既有信念。失调产生时，认知行为体会尽可能找出自身观点与环境选项的共同点，同时建立快速防卫机制，减少接收有可能增加失调的信息。四是通过增加认知元素来获取社会支持。支持者的增多往往能增加自身观点的协调度与传播度。当面临失调时，认知行为体往往会改变自己的观点，以同其他人观点更一致，并试图影响持不同意见的人或让持不同观点的人与自己不可比较。同时，认知行为体还有可能通过持有强烈信念的人的大量聚集来解释、合理化既往认知，以此获得个人的协调。

　　由于减少失调本身是认知行为体面对环境与自身认知不协调时的一种应激反应，因此当认知失调减少时，造成失调的情境或信息也相应减少，认知行为体面临的压力降低，也就获得了主观上的协调。

　　二、蔡英文当局维持中南美洲“邦交国”过程的认知失调及原因

　　作为台湾地区“邦交国”最为集中的地区，中南美洲一直被蔡英文当局视为拓展“国际空间”“捍卫民主、法制、保障人权”的阵地，是其自认的外事行为能力与“巩固民主”能力的体现。但需要注意的是，蔡英文当局维持中南美洲“邦交国”的做法与国际社会的普遍认知是不匹配的。当前，一个中国原则在中南美洲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支持，蔡英文当局面临着历史与现实、自知与他知的差异带来的认知失调。

　　（一）蔡英文当局维持中南美洲“邦交国”过程的认知失调

　　1.新旧认知差异下的纵向失调。根据认知失调理论，当认知行为体面对新情境时，将可能会出现新认知与旧认知相冲突的状况。1949年以前，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作为中国的主权行使者，有权同其他国家发展外交关系。随着国民党败退台湾，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可以视为新情境中的新认知。但国民党依然坚持旧认知，认为其有权继续行使外事权利，尽管其败退后所盘踞的台湾地区并非“主权国家”，不具备国际法律人格，也不具备“邦交”权利。由此，便产生了新旧认知差异下的认知失调。在这过程中，部分“台独”势力试图将台湾对等于历史上的“中华民国”，对新认知予以否定，以此获得主观上的自我调适。

　　蔡英文当局维持中南美洲“邦交国”过程中的认知失调正来源于此。台湾“邦交国”的存在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本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解决，但蔡英文当局并不接受这种认知。目前，蔡英文当局仍将维持少量“邦交国”视为“主权国家”的象征，认为这是“捍卫‘主权’及维护‘国家’利益”。同时，蔡英文当局试图从历史脉络中寻求正当性，推动历史与现实分离，不仅强调“邦交国”的历史继承性，还将中国大陆定位为“他国”，试图以“中华民国台湾”混淆认知。蔡英文当局推崇的所谓“历史继承论”“固邦论”等错误观点几乎无法得到响应，其所面对的是国际社会对于一个中国原则认同的与日俱增，以及台湾“邦交国”数量持续下降的现实。即便蔡英文当局试图获得主观上的自我调适，也无法改变一个中国的事实。

　　2.认知与环境冲突下的横向失调。当台湾完成第三次政党轮替时，广大民众依然期待两岸关系可以维持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2016年到2021年，台湾民众支持两岸统一或维持现状的比例一直维持在60%以上，2018年曾达到最高值73.3%。此时，满足民众诉求成为蔡英文当局的政治责任。中国大陆也对此作出回应，并表示：承认“九二共识”，认同两岸同属于一个中国，两岸双方就能开展对话，协商解决两岸同胞关心的问题。事实上，这为两岸关系的发展指明瞭方向。但是蔡英文当局并不承认“九二共识”，无意缓和两岸关系，并仍以“开拓国际空间”作为外事政策的指向，希望国际社会承认其“国家”身份。这种认知无疑与岛内外环境相冲突。蔡英文当局的行为没有取得“开拓国际空间”的效果，也没能获得多数民众的支持。2017年到2018年台湾当局先后失去三个中南美洲“邦交国”，2018年民进党更是在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中大败，提倡支持“九二共识”的国民党则大胜。对于政治责任的逥避导致“拓邦”动机、角色塑造与环境的矛盾凸显，蔡英文当局陷入又一个认知失调。

　　（二）蔡英文当局维持中南美洲“邦交国”过程中产生认知失调的原因

　　1.中南美洲对于一个中国原则的认同感持续提升。从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再到中国共产党提出“坚持胸怀天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广泛支持，与中南美洲关系始终稳步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认知在该地区得到广泛传播。2014年，习近平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举行了首次集体会晤，确立了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中拉关系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2017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先后与中南美洲的巴拿马、多米尼加、萨尔瓦多以及尼加拉瓜建立或恢复了外交关系，在该地区的建交国达25个。中南美洲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者，双方建立了常态化的合作机制，并提出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等设想，在涉及领土主权、发展权益等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予以理解和支持。尽管蔡英文当局想要推动与中南美洲“邦交国”的关系，但其行为并不具备可持续的空间，也无法撼动一个中国原则的地位。

　　2.民进党当局对自身“拓邦”能力缺乏清晰认识。虽然台湾当局于1971年被逐出联合国，但其并未裁撤外事部门，且仍将维持“邦交国”视为“政治权利”的一部分。然而，所谓“邦交国”的真实作用往往被其高估。一方面，蔡英文表现出较强的“拓邦”意愿。2016年蔡英文甫一上任便提出“扩大国际空间”“价值外交”等“走向世界”的设想，并展开一系列“固邦”“拓邦”行为，其首个任期曾四度赶赴拉美“友邦”，另有六个“邦交国”正副元首(含总理)及总统当选人应邀赴台。另一方面，美国的支持增加了蔡英文当局的信心。2017年2月底，泛美发展基金会(PADF)执行董事约翰·圣伯洛(John Sanbrailo)曾提出，美国应该支持台湾继续保持在拉美地区的“邦交国”，将台湾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传播到拉美地区。在蔡英文“拓邦”意愿和美国支持的共同推动下，蔡英文当局形成了对自身维持“邦交国”能力评估过高的错误认知。面对中南美洲“邦交国”持续滑落的现实，期待与现实之间的落差使蔡英文当局的不当行为频频受阻，认知失调进一步加深。

　　三、蔡英文当局维持中南美洲“邦交国”过程中试图减少认知失调的行为

　　作为执政权的掌握者，蔡英文当局的每一个行为都将对台湾地区政治发展进程产生影响。然而，同维护台湾地区整体利益相比，蔡英文当局似乎认为减少执政过程的认知失调更为重要。因此，当蔡英文当局意识到其维持中南美洲“邦交国”过程的认知失调时，减少认知失调的动机就此产生。总体看来，其减少认知失调的方式主要包括：对政策合理性进行多重论证；夸大维持“邦交国”成效并丑化大陆；将维护“邦交国”的行为诉诸广大民众；推动“以美固‘邦’”或“金元固‘邦’”，制造“强迫服从”。蔡英文当局维持中南美洲“邦交国”的过程是对错误认知的坚持，也是其自我孤立和保守态度的体现。

　　（一）论证“邦交”政策的合理性

　　1.提出涉外交流口号。合理性论证是表述目标与价值取向恰当性、基础性的关键，对于一项认知的坚持往往以合理性论证为基础。为改变认知失调，蔡英文当局论证涉外政策合理性的行为更加迫切，其上任后便提出“让台湾走向世界”的口号，幷且专门针对中南美洲“邦交国”设计了援助或合作计划，如“高层互访”“永续合作”等，回应了“拓展国际空间”的论述，并试图增加“邦交”政策的合理性。

　　2.构建“弱势”话语体系。在维持中南美洲“邦交国”的过程中，蔡英文当局试图以话语体系的构建来论证“邦交”的“迫切感”，即通过对比体现“弱势”和维持“邦交国”的“必要性”。如称大陆与巴拿马建交是“用金钱换外交”；与多米尼加建交是“不友善、破坏性的做法”；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是大陆“文攻武吓”的一环；“中国（大陆）对其他国家的援助、投资、经贸等‘画大饼’承诺，许多未能履行兑现，反而造成许多国家债台高筑”，而台湾则“信守对‘邦交国’的承诺（但受到打压）”；等等。可见，蔡英文当局试图通过构建大陆“强势”与台湾“弱势”的话语，凸显其“邦交”政策的合理。

　　3.虚构“断交”责任承担者。蔡英文上台后一直将大陆作为其涉外事务困境的责任承担者与“假想敌”，其外事部门网站高频更新“中国（大陆）阻挠台湾‘国际空间’事例”，并指责大陆“打压”台湾“生存空间”，塑造出“陆强台弱”“逼不得已”的形象，由此构建“必须走向世界”的错误认知逻辑。

　　（二）夸大维持“邦交国”的成效

　　1.夸大涉外事务成效。为了美化“固邦”行为，蔡英文当局更注重形象设计，将涉外政策定义为“回馈国际社会”“顺应世界潮流”，并不断夸大与中南美洲“邦交国”的交往成果，如着重宣传与“邦交国”贸易的增长率、“友邦”在国际场合为台湾发声的案例等。正因如此，虽然中南美洲“邦交国”占台湾对外贸易总额不及0.3%，但其依然成为台湾对外签署自由贸易协定（FTA）最主要的贸易伙伴来源地，也是台湾寻求参与“国际事务”最主要的声援地。在此基础上，蔡英文当局不断宣传其对于中南美洲“邦交国”的访问有“丰硕的成果”，其与“邦交国”“交往层级提高，合作范围扩大，……，让台湾能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等。

　　2.否认“一中”国际认同感。夸张的情绪表达往往能引起共鸣，激发想象，在面对“假想敌”的过程中，这种情绪能起到一定的自我安慰作用。为了减少一个中国原则在国际社会认同感与日俱增带来的认知失调，蔡英文当局强行推动所谓的“反渗透法”，并指责大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是“违反普世价值的主张”，煽动“反中”与“抗中”情绪的形成。

　　（三）煽动大众参与维护“邦交国”

　　1.推动“全民外交”。互动场域的生成使认知个体形成一种持久的感知，在潜意识层面指导其行为。蔡英文当局试图减少认知失调的行为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对大众的煽动，通过激发大众参与感来达成的。为了进一步激发大众“固邦”参与感，蔡英文当局不断推动所谓的“全民外交”，采取措施强化非政府组织（NGO）的外事功能.，比如2016年提出设置“NGO国际中心”，并协助危地马拉与海地风灾重建，协助洪都拉斯等拉美地区防止传染病毒疫情，致力于“展现民间能量及软实力”“结合民间充沛活力和能量，……，让台湾继续‘走向世界’，做出贡献”。

　　2.制造“民众现象”。2017年蔡英文当局抛出民调，指出“75.6%受访者赞同推动政府‘高层互访’，更有84.8%受访者支持将单向援助改为双向互助互惠的新思维”，以此论证其外事政策的高支持度。与此同时，蔡英文当局不断挑拨大众对大陆的情感，如抛出“2 300万人民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未来”等论调，并将失去“邦交国”表述为“（中国大陆）误判台湾人民的底线”，由此来获得发展“邦交国”的空间与可能性，为“开拓国际空间”积累自以为的民意基础。

　　（四）推动“以美‘固邦’”与“金元‘固邦’”

　　1.加大倚美力度。在一段关系开始与维持的过程中，具有“公信力”的媒介往往能够起到推动作用。为了减少维持中南美洲“邦交国”过程中的认知失调，蔡英文当局就试图发挥美国的“媒介”功能。蔡英文上任后持续向美国示好，不断强调对美关系的进展，积极响应美国“印太战略”，意图以美国对台湾失去“邦交国”所“采取对应的反应”来制造“邦交国”的“强迫服从”。为此，蔡英文当局曾在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胜选时与其进行通话，并多次邀请美国高官访台，借出访“邦交国”过境美国。蔡英文当局不断宣传过境美国获得“高规格礼遇及接待”、美国对台湾失去“邦交国”的“关切”和“对台湾安全的重视”，凸显台美关系“进步”的一面，称其为“40年来最佳”，塑造台美关系友好发展的氛围。

　　2.推动“金元‘固邦’”。在试图减少认知失调这一动机的影响下，蔡英文当局尽可能通过满足“邦交国”的各项需求来“固邦”。如为“友邦”在台接受高等教育的留学生设立奬学金，加大对“友邦”的经济援助、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合作、人道救援等。2018年海地总统访台后，台湾当局与其签署“公报”，提及“在60天内共同规划海地经济发展、基础建设及吸引投资等项目”。类似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蔡英文当局自以为的认知协调。

　　四、蔡英文当局减少认知失调行为的效果与困境

　　在蔡英文当局试图减少认知失调而行动的过程中，其通过对“国际空间”得失的炒作转移大众的关注焦点，掩盖施政不足，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靠近美国、混淆国际社会视听的效果。但必须注意到，认知失调的修复通常是以认知的改变为支撑的，不从这一根源解决问题，就不具备改变现实环境的功能。为了实现维持“邦交国”的目标，蔡英文当局不仅面临沉重的财政压力与治理负担，还罔顾维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责任，甚至导致两岸关系的恶化。即便如此，中南美洲“邦交国”数量减少的状况也未因减少认知失调的行为而得到改善。

　　（一）蔡英文当局减少认知失调的行为所取得的效果

　　1.掩盖施政不足与执政无能。蔡英文第一任期因执政不力引起了选民不满，但其在随后的选举中通过操弄政治议题成功转移了焦点，不仅掩盖了执政过失，还获得了连任。“邦交国”的维持是蔡英文转移焦点的一环。在政治利益的驱动下，蔡英文试图改变大众对于中南美洲“邦交国”重要性的认知，从而与大众达成认知的一致性。在蔡英文当局的刻意操作下，台湾民众对“断交”议题的关注度有所提升，误以为是大陆在“挖墙角”，使原本仅具有象征意义的“邦交国”问题被放大，并导致民众对大陆不满情绪的提升。[1]78“邦交国”问题被放大后，“断交”问题被赋予“大陆打压台湾”的错误认知，导致台湾民众在面临“断交”时心理落差加大，形成大陆“外交霸凌”的形象，进而营造出“亡国”代入感和情绪上的“相对剥夺感”，并产生对抗大陆的情绪。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大众的注意力，掩盖了蔡英文当局的施政不足与执政无能。

　　2.助长民进党“倚美抗陆”情绪。美国对于台湾维持“邦交国”的干预帮助蔡英文当局应对了认知矛盾，而蔡英文也通过“固邦”行为向美国进一步靠拢。在这个过程中，民进党“倚美抗陆”的情绪得到加强。一方面，美国的部分政策减轻了蔡英文当局的认知失调。近年来美国不断强调“与台湾关系法”（Taiwan Relations Act）及“六项保证”为美国涉台关系基石，并于2017年通过“台湾旅行法”（Taiwan Travel Act），公开表示美国政府应鼓励美国和台湾各级官员的互访。2018年8月，美国白宫首度针对台湾“邦交国”发布声明，就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表达高度关切，并于同年召回驻多米尼加、萨尔瓦多以及巴拿马三国大使，以瞭解这三国与台湾当局“断交”的原因，同时取消了原定于9月中旬的“中美洲国家安全会议”等。美国的行为为蔡英文当局营造了认知假象，帮助蔡英文当局坚定了“拓展国际空间”的信念。另一方面，美国的政策输出增加了蔡英文当局的倚美情绪。2019年6月美国国防部发布《印太战略报告》(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表示将扩大与台湾的“伙伴关系”。2020年2月，特朗普签署了“2019年台湾盟友国际保护与强化倡议法”（Taiwan Allies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and Enhancement Initiative [TAIPEI] Act of 2019），即所谓的“台北法”，表示支持进一步强化美台关系及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并要求国务院每年向国会报告台湾在世界范围内的“外交关系”和“伙伴关系”。高密度的输出帮助蔡英文当局减少了压力，也助长了其“倚美抗陆”的情绪。

　　3.混淆国际社会视听。作为中国政治体系下的次级行政单位，台湾并不具备独立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但通过持续性的政治运作，蔡英文当局仍通过中南美洲“邦交国”达到了在国际社会混淆视听的目的。一方面，增加了蔡英文当局“亮相”国际的机会。中南美洲作为台湾地区“邦交国”最为集中的地区，被蔡英文当局赋予了“持续在国际场域适时为其‘仗义执言’”的期待，包括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体系在内的重要国际组织及相关会议、机制和活动等（表2）。而台湾中南美洲“邦交国”基于利益的考量，在联合国大会等重要国际场合为台湾发声，使台湾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国际参与感”。另一方面，使蔡英文当局获得了参与部分“国际事务”的机会。台湾当局拥有中南美洲“邦交国”并寻求加入地区性国际组织，似乎使其具备了“国际法人”资格，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其走向整个拉丁美洲、享受整个地区大型市场的野心，也进一步服务于其“开拓国际空间”与凸显“主权合法性”的政治目标。这一系列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使蔡英文当局得以在国际社会混淆视听。

　　表2  2017—2020年台湾当局“邦交国”在重要国际场合支援台湾的部分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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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蔡英文当局减少认知失调的行为带来的困境

　　1.沉重的财政压力与治理负担。在减少认知失调的行为中，蔡英文当局的“固邦”行为付出了巨大代价（表3）。一方面，形成巨额财政支出。以台湾当局外事部门支出为例，2016年起其外事部门每年支出均超过200亿元新台币，2020年更超过267亿元新台币，其中每年对中南美洲的援助达80～90亿元新台币。2018年蔡英文当局提出“强化对外援助整体计划”，匡列的融资基金高达35亿美元，其规模约为台湾地区退休抚恤金一年的支出。另一方面，挤占民生资源，造成治理负担。“固邦”带来的间接投入同样不可小觑，主要表现为防务输出。2016—2020年，台湾地区防务支出费用均超过3 000亿元新台币，约占台湾地区生产总值的2%。2020年防务支出超过3 355亿元新台币，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用于对美军购。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2020年台湾外事部门支出与防务支出的总额分别相当于退休抚恤支出、教育支出、社会福利支出的2.5倍、0.9倍、0.7倍。这些颇具规模的支出不仅挤占了民生资源，加重了民众的负担，更使台湾在国际场合处处受制于人，如强制开放以民众健康为代价的莱猪进入台湾市场。长期来看，这造成了沉重的治理负担。

　　表3  2016—2020年台湾当局部分财政支出费用对比单位：百万元新台币

　　表格略

　　2.加剧两岸冲突与对抗。作为历史遗留问题，两岸双方过去坚持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合理安排台湾“国际活动空间”。2016年蔡英文上台后不承认“九二共识”，并推动“固邦”“拓邦”行为，导致了两岸紧张局势。在中南美洲问题上，蔡英文当局混淆了历史与现实的概念，将维持“邦交国”的历史遗留问题与其“团结岛内民众”对抗大陆的现实相联结，以两岸关系的倒退来维持中南美洲“邦交国”，似乎有意将“邦交国”问题转换为台湾民众与大陆之间的对抗问题。同时，蔡英文当局还拒絶大陆对于两岸协商与谈判的呼吁，其“固邦”过程的话语构建与情绪煽动导致两岸互信缺失。这激化了大陆追求民族复兴与国家统一的中国梦同民进党谋求“台独梦”的结构性矛盾，影响了两岸民众交流态势，造成两岸内部损耗，最终有可能导致误判与新的失调。

　　3.“邦交国”对台认知度下降成为事实。中南美洲国家意识形态相对比较保守，历史上曾有相对浓厚的反共色彩，也正因如此，台湾当局才得以在该地区维持少量“邦交国”。但这并不代表蔡英文当局“固邦”政策的行之有效。一方面，中南美洲“邦交国”对蔡英文当局的认知度逐渐下降。2020年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邦交国”洪都拉斯就被指出五年未发声支援台湾，2021年甚至爆出其可能与台湾“断交”的消息；多米尼加也曾被指出接受台湾大批量援助后仍与台湾“断交”；尼加拉瓜更是在无预警情况下与台湾“断交”。另一方面，“邦交国”难以对台湾形成实质性认同。与台湾“断交”后，巴拿马总统就曾表示这对国家“是一个正确的决定”；萨尔瓦多总统府发言人也曾指出“不能违背世界潮流，忽略中国……”。虽然部分国家（地区）与台湾维持了较长时间的“邦交”关系，但在“断交”问题上依然果断。如多米尼加与萨尔瓦多领导人在与台湾当局“断交”一周年后就曾分别表示，“对多中关系前景充满期待”“潜力巨大”等。因此，随着一个中国原则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认可，蔡英文当局还将面临“邦交国”对台认知度进一步下降的可能。

　　五、结语

　　蔡英文当局维持中南美洲“邦交国”的每一个步骤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更多服从于民进党长期执政与追求“台独”的政治幻想。蔡英文当局发展与中南美洲“邦交国”关系可能在短期内取得混淆视听的效果，但从长远来看，并不具备持续推进的可能。蔡英文当局不肯直面两岸关系与国际局势，改变自我认知，这是认知失调的关键。简单而言，不论对政策合理性或维持“邦交国”的成效进行怎样的论证与美化，或煽动大众情绪，或推动“倚美‘固邦’”与“金元‘固邦’”，这些都不能帮助蔡英文当局掩盖执政中的问题，也无法帮其获得所谓的“国际空间”，反而需要付出巨大成本。台湾当局的“邦交国”问题既不能寄托于认知的塑造，又不能通过减少认知失调来自我麻痹，更不能脱离一个中国原则。如果不改变认知与行为，蔡英文当局执政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认知失调都不具备转化为协调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