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族群政治斗争是台湾政党恶斗本源，而“省籍矛盾”则是台湾族群政治斗争根基。“外省人”作为跟随国民党迁台的族群，族群政治天然地被认为是“中国认同”与效忠国民党。然而，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外省人背弃原本的族群政治，选择加入表现为“台独认同”的民进党，幷且在民进党担任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本文利用政治心理学的“个人与群体“理论与“传统的人物传记”方法论，尝试梳理并阐释外省人早期加入民进党的政治心理原因。经过个性分析到共性归纳研究发现，“西式民主思想的冲击，“失望絶望”心理构建，血缘与成长生活环境“本省化”，以及个人利益追求的作祟”为外省人早期加入民进党的主要原因。本研究从学科交叉运用的角度，丰富了台湾族群政治变动的原因认识。

　　关键词：外省人；民进党；政治心理；族群政治 

　　一、族群政治概念及台湾族群政治概况

　　“族群”（ethnic group）来源于现代西方政治学界, 其在本质上与“民族”具有差异性。发展到近代，现代“民族主义”往往用于民族冲突之中，大部分情况下已经无法囊括定义国家内部全部冲突。于社会发展脉络之中，逐渐涌现出拥有“共同兴趣与共同价值”人群体，因为共同的历史经验、历史记忆、还有共同的认知目标、利益认识和情感追求的群体意识，可以接受群体动员而采取集体行动的潜质,由此繁衍出“族群”的概念。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将族群定义为“某种由于体质类型、文化的相似或者由于迁移中的共同记忆,而对他们共同的世系抱有一种主观的对于非亲属社区关系的延续相当重要的信念的群体”。在《族群与边界》的序言中，弗雷德里克·巴斯（Fredrik Barth）将族群特点的特点归纳为延续性、文化性、互动性和认同性。因此族群可以被定义为有共同血缘，宗教，祖先，语言，文化等特征，而自己认为或被其他人认为构成独特社群的群体。族群认同，指的是在一个国家的边界内与一个民族群体的族群政治。因此当族群取得了其政治地位意味着有了自政治组织形式,族群政治活动转化为族群政治,而族群政治根据其整个族群标准龢利益来思考本族群政治的核心内容。因此族群政治也有了其稳定性，对应性和指向性。 

　　“族群”概念在台湾学术界被广泛应用起起始于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其最早使用可追溯至1950年的卫惠林在 《曹族三族群的氏族组织》使用此概念。台湾学者权威学者王甫昌将其概念化，“族群是指一群因为拥有共同的来源，或者是共同的祖先、共同的文化或语言，而自认为或者是被其他人认为构成一个独特社群的一群人。”也就是说台湾族群关注在于共同血缘、地域亦或认同感。依据西方标准，台湾的族群应该只包括“汉民族和台湾原住民”两大族群。但是由于政治诉求，语言文化等原因，台湾族群在政治学和社会学意义构成通常被描述为：外省人，本省人，原住民，闽南人，河洛人，“台湾四大族群”的概念于1989年提出。台湾的族群与族群政治，由于政治历史文化等原因具有稳定性，对应性和指向性。台湾“族群政治”常被“省籍冲突”来替代，经常被用来描述台湾族群之间紧张关系。所谓“省籍冲突”则是指外省人与本省人之间的冲突，也是台湾族群矛盾中最重要部分。外省人指代从1949年国民党政府战败到1955年间，中国大陆各省军民约有百万名迁居台湾岛，这批近代中国史上最多的政治移民及其后代，在台当局统计类属以及台湾本地人眼中被赋予 “外省籍”或中国大陆各省级身份。陈孔立教授更进一步将本省人和外省人做了区分定义，本省人是指1945年台湾光复以前就住在台湾的居民及其后代, 外省人则是指1945年以后进入台湾的居民及其后代。本省人被当作一个整体 , 不再区分客家，原住民和福佬（河洛人）。外省人被看作另一个整体，也同样无所谓具体来自大陆的省份。 外省人与本省人本来不是科学的区分方法 , 但是成为了在台湾历史上约定俗成的划分了。

　　1949年大陆各省移民去台之后，因为相似战争与迁徙经验，经济困难时依赖党国，职业集中在军公教部门，各省移民及其后代共效忠中华民国，国民党以及蒋介石的意识形态。 相反，由于国民党的政治资源分配以及初期反攻大陆之下戒严政策，宏观上实行政治戒严，微观上由外省人把控台湾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教等社会上层职位，“本省人只能在省一下地方政权以及民意机构中占有多数席位”，整个的社会群里节后表现为外省人常常为支配者，台湾本省人临危被支配的角色引起台湾本省人对国民党威权统治的反抗，组建了民进党。“民进党作为第一个本土政党, 早期突出“台独”主张 ,因此其支持者主要是那些支持“台独” 或对国民党不满的本土人士。”同时相对比日据时期，政治上压迫以及生活水平下降，再加之“二二八事件”“中沥事件”“美丽岛事件”等爆发使得台湾本省人内心萌发了本省人和外省人的区别，团结组建属于本土的民进党进行反对国民党的抗争，而“国民党被称为外省党”。甚至有的学者宣称，台湾的民主化和多党制缘起于“省籍矛盾”外衣包裹下的“反对运动”，伴随而来得是“族群化”的分裂过程，而族群化经过“文化”美化和“族群特质”构建，最终形成了台湾的“族群政治”格局。因此，“外省人”的族群政治表现为国民党的政党理念，效忠“中华民国”。

　　但是，民进党自诞生之始就有其台湾本土化政治追求的特殊性，“台湾独立”与反对“外省人政党”国民党一直是其重要追求。例如，民进党党纲明确说明“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并将台湾主权独立解释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且台湾主权不基于中国大陆”。认为“国民党违背台湾主权现实做法”，“提出依照台湾主权现实独立建国”。此党纲与共识中外省人政治追求完全相悖，外省人理应站到其对立面。然而，民进党阵营中从来不乏本省人身影。近年来，外省人在民进党中扮演角色越来越重，甚至比本省人的“台独”呐喊声更大，行为方式更加激进。例如，海外外省人沦为民进党的智库，创立外省人台湾独立促进会（以下简称“外独会”），在岛内外省人于民进党内部成为新潮流派系的中流砥柱。

　　综上，族群成员与族群政治矛盾现象的出现，即外省人作为外省族群的成员却背弃自己族群政治，转而加入在族群政治上持反对外省人族群政治的民进党。外省人早期加入民进党，其族群政治态度转变背后原因值得进一步更深层次探究。本文试图从政治心理研究角度出发解释梳理外省人早期加入民进党的政治心理原因。

　　二、政治心理理论及分析框架

　　随着人类政治生活开启，人的心理因素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就一直萦绕在古代思想家心间，展开相关思考与讨论。试图确立一些一般法则，用来解释与预测不同形式中所发生的事件。相对于西方较早成熟的政治心理研究，直到20世纪初政治心理学才作为舶来品的独立学科诞生在中国土地上。诚如，政治心理学的鼻祖，拉斯韦尔（Lasswell)所论述得政治活动即政治人将私人的心理需求向公众投射。乔治（George)夫妇更进一步，追溯政治人物的家庭环境，成长历程，并以此分析他们对于政治人物人格形成的重大影响。随后，贾尼斯（Janis)将群体思维引入，杰维斯（Jarvis）又进行了错误直觉的分析，使得政治心理学进入相对理性时代。如今，政治心理学是政治学与心理学的交叉学科，是对政治现象与心理过程共有部分的研究。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对政治学与心理学领域中共有现象进行交叉研究，并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学科间双向影响与交互互动局面，强调情景对政治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对政治心理学的作用，环境和行为被情感和认知左右。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对政治学基本理论和社会政治问题现象运用心理学的概念、理论和研究方法进行科学的分析、描述、解释和验证。第二，研究特定情境下政治进程的发生、发展对个体( 或群体) 的心理特征与行为方式的影响机制，并做出相应的预测与控制。由此衍生的“心理历史或传记”心理分析路径研究法成为该领域重要的方法学范式。动机和特质是此研究法分析主要立足点，心理历史或传记即资料的生活故事为研究依据。通过对研究对象进行详细深入的案例研究，追踪被研究者从早年儿童时期到青年成年期的个体性，社会性和政治性的发展。

　　政治行动者行为在人格，态度，社会认同的驱动或推动下采取行动。同时，人们会结成群体来进行行动，而且作为群体组成部分的行为会与独处时的行为大相径庭。因此，个人在从事政治行为的政治心理往往是基于人格，态度，社会认同。人格在政治心理中有着举足轻重作用，思想家卢因（Lwein)主张，理解行为要根植于其人格与行为背景，个体与情景之间互动是行为的来源。佛瑞德（Fred Greenstein)在其《人格与政治》一书中更进一步提出，个人人格随着环境容许，位置变化，个人力量和弱点而变动。其中将个体特性（特质），动机和认知风格作为变量探索政治心理涌现众多人格理论。其中最为代表的为动机理论，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权利需要（关注于影响与声望），亲密关系需要（注重同他人的亲密关系），成就需要（倾向于优秀和工作成就）。

　　一般认为，态度由三个部分组成，分别是：认知成分里的肯定性与否定性信念，具有表达性食物情感与情绪，以及受到评估实体即态度对象的行动倾向组成。尤其是关于第三种组成成分，著名学者艾格雷（Eagly)和蔡肯（Chaiken)将其界定为：对某个特定对象带着某种程度喜爱与厌恶的评价表现出来的心理倾向。这种情绪具有一贯性与连续性甚至稳定性，然而当不一致性发生时，其往往来自于软弱或者矛盾的情感，同时态度情感与认知成分往往处于冲突之中，最终影响了态度与行为的不一致性。因此态度与行为之间的准确认识往往基于个体在某个时间段中的种种行为，尤其是所处环境的情景压力。情景压力包括社会规范与环境效果两个方面，例如一些人是高度自我监督者，那么他们往往比较重视社会规范与他们在社会中所留下的印象，最后导致他们往往不以自己的态度来采取行动，而是根据他们所考虑到的情景而进行行为。当认知与情感不一致时，情绪则起到调节态度的作用。马库斯（Marcus)等学者认为，情绪帮助人们关注与监督政治。普通公民将情绪作为采取行动的警报，民众感觉焦虑时，会选择求助新闻，关注正在发生的事情，形成态度而采取所谓“无意识”的行为。

　　在社会认同中，自己归类为的群体称为内群，不属于自己的他人群体称为外群，主要的研究方向为群际冲突与群际歧视。根据泰菲尔（Tajfel)观点，社会认同是个人自我概念的一部分，来自对群体中成员资格认识，包括对根植于成员资格的价值与情绪意义的认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群体成员会努力获得或保持肯定的社会认同感，其次，这种认同建立在与内群与相关外群的讨人喜欢的比较之上，最后，若内群的社会认同不能满意，群成员会选择离开自己的群体，或者加入更具有肯定性的其他群体。但是群际之间的变动往往基于一定条件，泰菲尔与特纳将其总结为三种变量，首先，群成员已经把内群资格自我概念化。其次，社会的情景是允许群际比较的，最后，外群必须成为或者被认为是相关的，“相似的，比邻的和情景突出的，方有可能被比较，成为新群。当个体在内群受到威胁或者被否定时，采取方式为加入地位更高的群体，将自己与内群分离，或者重新进行定位，与外群的竞争加剧。当然，如果群成员相信，其低劣地位是基于正义与正当，则会选择接受低劣状态（例如殖民主义），直到与其他群体进行比较发现难以接受，新的反叛方案就会被探索与发现。

　　三、“外省人”早期加入民进党政治心理分析

　　早年迁居台湾的外省人第一代，大多是经过被动严格的选拔或者主动的表诚，絶大多数国民党政府坚决拥护者。迁居后台湾后往往身居要职，享受着国民党政府红利，与民进党与党外（早期民进党的前身）保持着严格距离，因此外省一代族群的政治心理相对稳定与明确，就是支持国民党或后期所谓的蓝营。但是上个世纪70年代初，在海外爆发的“保钓运动”中，外省人中出现一些批评国民党政府不敢护卫钓鱼岛国土，以至于对国民党当局产生失望心理，例如留学美国的段世尧选择留居海外。还有对国民党当局威权统治不满而选择对抗，例如曾担任国民政府军军官，国立海洋大学教授的廖中山，于1992年成立“外省人台湾独立促进会”，迄今依旧活跃在美国，成为民进党海外重要势力。另外，反对国民党争渡对于自由民主压制而选择自焚身亡的“言论自由殉道者”郑南榕等。

　　随着外省人在台湾的时间增加，台湾岛内外局势变化，外省人逐渐产生”本土化“认同转变现象。外省人的族群政治心理出现较大转变，尤其是外省二代甚至选择加入早期党外阵营，后期本土党派— —民进党。虽然外省人独派人数仍然是少数，但是他们大多是有理念的知识精英，在民进党中逐渐形成一股力量新潮流派系，从长远来看影响力不可小觑。他们从某种程度上引导着其他外省人的族群政治心理抉择，更重要的是他们沦为本土台独势力宣传的旗帜，即“连外省人都选择加入本土台独政党”。外省人二代族群政治心理转变絶非单一因素造就，本文以个案分析法选择7位活跃在民进党中的外省二代，利用心理历史或传记心理分析路径研究法，通过收集,阅读和梳理从早年儿童时期到青年成年期的资料，基于人格，态度，社会认同来进行深入研究其个体性，社会性和政治性的发展，获得族群政治心理转变的原因。他们七人分别为：范云、 段宜康、 王定宇、梁文杰 、钟佳滨、马永成、姚人多，具体个人情况如下表：

　　表格略

　　（一）西式民主思想的冲击

　　西式民主思想冲击着台湾社会，外省人族群在社会认同方面发生改变。基于政治心理的社会认同，人们将群体分为内外群，通过努力获得或保持肯定社会认同感以及与外群的比较中来决定自己的去留。外省人选择叛变到本省人支持的民进党，在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中展现得淋淋尽致。据西方学者亨廷顿定义，现代世界的“第三次民主浪潮”起源于1974年的葡萄牙独裁者被废除的政变，台湾的政治民主化也包含在其中。究其原因，台湾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因素，政治方面两岸在国际地位中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从尼克松访华签署《上海公报》到中美建交以及中日建交等一系列国际局势变动，对于国民党当局打击沉重。国民党政权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法律正统地位丧失，岛内统治权威性受到了削减。台湾的本省人将本土化与民主化进程紧密结合，导致”本土化“与”台湾化“为主题的社会运动，其中”民主意识“与”分离主义意识“互相夹杂。以“中沥事件”和美丽岛事件“为开端，之后以“民主化”和“本土化“的社会运动高涨。例如，在1980-1986年间共计18种类型和3000余次走上街头的抗议活动。经过分析前面展示的个案7人中，几乎所有的人都参加学运走上街头参加民主运动。7人之中范云，王定宇，梁文杰和姚人多更是有着海外留学的经历，段宜康的祖父曾留学美国。曾受西式民主熏陶，对西式民主瞭解甚多，有着强烈的向往之意。再加之在台湾社会民主化与本土化被相互绑架存在，外省人很容易产生对外省人内群的质疑。

　　同时，国民党当局为了缓和民主观念之下，台湾社会尖鋭的本土化所造成的“省籍矛盾”，开启了本土化进程。蒋经国时期就开始了大量吸纳“本省人”加入国民党统治核心，使得本省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升，甚至诞生了第一个本土性反对党——民主进步党。正如心理学家泰菲尔与特纳总结得发生群际变动的三个变量中，在群成员把内群资格自我概念化后，社会情景允许群际之间进行比较，外群被认为是相似的相关的则会进行比较。因此，随着本省人地位的提升，外省人将外省内群与本省外群进行比较，在政治心理上发生变化。泰菲尔和特纳还提出党个体在内群受到威胁或否定时，将会采取加入更高地位群体的方式，将自己与内群分离。尤其是对于个案七人中的外省二代，大多出身在1965年以后，在其价值观形成时期位于得正是台湾社会的变革时期。作为本土精英李登辉执政之后，为了巩固自己政治权利和地位，不断建构本省人的权利结构与迎合“民主化”政治取向。海外“台独”势力在此背景下，纷纷回到台湾助长着民进党的所谓“民主化”进程。在民主浪潮之下，外省人内部逐渐产生撕裂，部分人选择加入民进党。

　　 （二）外省人对国民党和大陆“失望絶望”心理构建

　　对威权时期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追求絶望，以及瞭解国民党曾经的种种镇压行径，导致外省人重新建构自己的族群政治，甚至选择抛弃外省人政党国民党，试着向本土政党民进党靠拢。族群政治中政治态度表现为对族群的喜欢与厌恶评价的心理倾向，当它的一贯性与连续性以及稳定性不一致时，往往是认知与情感发生了冲突。两蒋时期，跟随国民党政权迁居台湾的外省人，祖籍分布在中国大陆的天南海北，族裔也不相同。他们形成的外省人族群基础在于对国民党的政治认同。然而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末期，蒋氏父子一直奉行“中国正统”的“一个中国”政治理念，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个方面教化外省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以及故土的收复之心。但是，两蒋的“反攻大陆”雄心”被在台湾的“苟存”之心所取代。因此，外省人对国民党政权产生失望。同时，当越来越多的外省人获知被渲染下国民党威权时期的所谓“罪恶”行为，开始对国民党产生了絶望之心。罪恶行为包括：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事件等，甚至1927年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发动的“四一二“政变的血腥历史资料被曝光等等。两蒋之后，李登辉掌握政权以“宪政改革”为手段的本土化迅速展开，国民党在民主化进程中实力不断削弱。随着本土党派民进党上台，一系列的“去中国化”“去蒋化”等政治活动在全台湾推广开来，使得新生代外省人群体对大陆甚至中国的认同产生偏差。个案7人都曾走上街头反对国民党的统治，外省人身份的认知与内心情感的冲突，让外省人试图与自己外省人的身份决裂，转投本省人的阵营之内。

　　对大陆的片面错误认识造成外省人对大陆既有政治体制的失望，他们企图加入民进党在台湾探索新得体制出路。在族群政治中政治行为者的态度，首先受认知成分里的肯定性与否定性信念影响，其次被具有表达性事物情感与情绪左右，还会受到评估实体，态度对象行动倾向摇摆。态度与行为之间基于个体在某个时间段中的种种行为，尤其是所处环境的情景压力。台湾民众对于中国大陆的情感受到历史以及政治原因的影响，台湾民众的“恐共、仇共”意识最早可追溯到国民党统治之处。在威权时期，国民党自认为中华民国的正统统治力量，宣称自己继承“三民主义”衣钵。在岛内倡导“反共仇共”的教育体制，使得台湾民众对大陆的敌视根深蒂固，尤其是国民党体制的拥护者外省人。另一方面，国民党当局在台湾社会大肆对大陆进行负面攻击和丑化，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就自然带给台湾民众深刻的负面影响，甚至出现妖魔化中国大陆执政党的影视媒体作品和报导，当然有些台湾民众亲人朋友在政治运动中受害，他们的宣传使得台湾民众对大陆的敌意得不到纠正。例如，前面罗列的个案研究七人中的段宜康，从小生活在外省第一代父亲段守愚对国民党政权不满的外省人家庭氛围里，因而在族群政治心理表现出对国民党政权不满的态度，但其早期始终与态度主张的党外龢民进党保持距离。后期，在段宜康在回大陆探亲之后，开始对中国大陆政府不满，踏上了“台独”之路。目前，更是“外省人台湾独立促进会”的重要骨干之一。

　　同时，经过几轮选举，台湾“西式民主”政治体制使得台湾民众对自身满意度上升。而中国大陆与台湾的政治体制不同，台湾民众对于大陆““中国共产党为执政党,民主党派为参政党”的政治理念不理解，甚至把戒严时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威权制度与大陆先行政治制度混为一谈来看待，某种程度上产生联想记忆把对国民党不满嫁接到中国大陆。在这种情景压力下，外省人因为来自大陆的身份忍受着本土族群责难，对待中国大陆态度不同则会被边缘化。外省人基于过去历史以及偏见对现在大陆社会情况的片面认识，以及种种社会情景压力，让外省人对自己的族群产生厌恶感，族群政治心理发生重大转变。

　　（三）血缘与成长生活环境“本省化”

　　族群间通婚带来血缘上融合，本省化台湾生活成长环境，外省人族群被“本土化”，外省人族群政治立场被同化。根植于成长背景的人格在族群政治倾向中有着重要作用，其中动机理论中亲密关系需要对于外省人更是举足轻重。早期迁台的第一代外省人大多为单身或者未能携家带口青年男子，在台湾的多年生活以后被迫在台湾与本省籍女子成家立业。家庭作为个人人格的起源，对于个人整个人生价值认同起着启蒙作用。家庭背景更是瞭解个人政治认同归属的重要变量，父母省籍以及家庭角度都是家庭背景重要组成因素。不同族群间通婚是不仅是不同身份两个人的结合，更是两种不同文化结合。跨族婚姻对总的思想意识、语言建构、行为模式的培养产生影响，这种父母文化的异同是后代构建自己文化的基础。个案7人中，王定宇的母亲为台南人，马永成的母亲为彰化人。尤其是马永成曾回忆说，父亲较为严厉，母亲相对慈爱。根据传统东方家庭观，往往父亲处于强势的家庭地位，承担家庭主要的工作收入责任，家庭日常教育主要依靠母亲。外省二代往往出生在台湾关于父辈的原乡大陆记忆，并未亲自体会往往来自父亲的口传身教，不能形成主观与客观上的与大陆相关的外省人族群记忆。

　　同时，台湾的教育和社会交往也影响着外省人族群政治。外省人在两蒋时期，台湾教育教科书以及课程的标准按照“大中国”的思想意识进行，由国民党争渡统一编制，因此此阶段大部分外省人的族群政治相对稳定。自1987年解严以后，伴随着民主化的本土化使得台湾盛会趋向多元化。尤其是李登辉执政之后在教科书方面开始了“去中国化”的进程。2000年后，陈水扁政府继续李登辉的“本土化”方针，在“去中国化”的“乡土教育中”觉醒着所谓“台湾意识”台湾中小学的教课书编制开放民间编写，采取审定形式的教材。例如，2005年的难一版初中教材中，将台湾地理部分内容比重加大，减少中国大陆部分，在表述态度上区别甚远。外省人对中国认同被大大减弱，外省人族群政治出现变化。正如台湾学者蓝清水之处，社交团体以及朋友圈可以起到凝聚个人与协调个人生活且增强族群认同的作用。外省第一代刚迁台时，多为孤身一人，面对陌生的新环境往往通过血缘与地缘寻找建立自己的朋友圈和交际网络，因此往往聚集在宗亲会、同乡会这样的组织之中。外省第二代及其后代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出生地优势等交际圈相对较为广泛，可以与台湾本省省籍居民相处。随着台湾本土意识的不断增强，各族群之间出现融合。个案分析中7人都出生在台湾，分别成长于台湾的各个城市，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都会讲当地语言，日常交往中的同伴以及朋友的观念通过行为的直接或者间接影响了外省人对族群政治的建构。

　　（四）个人利益追求的作祟

　　政党在人格理论中，权利需要与成就需要也是影响个人政治心理的重要因素。有的外省人为谋求个人的政治资本，选择背弃自己的族群而加入民进党。政党在人格理论中，权利需要与成就需要也是影响个人政治心理的重要因素。首先，民进党主动吸纳外省精英。台湾族群政治化现象下是省籍矛盾的对立，政党政治操控的结果。各个政党为了获得选票成为执政党使得台湾社会撕裂。尤其是民进党，更是擅长族群对立的操控，例如，2004年台湾大选，民进党利用案情不明的“三一九枪击案”进行族群对立意识的激发，最终实现结果的成功逆转。在用人方面，相对比体制臃肿、以资格论地位的国民党，民进党相对灵活的主动拉拢外省年轻精英。例如个案7人中的梁文杰，父母都是有“大陈义胞”之称的外省人，长期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褒奬和庇护。然而，梁文杰是从“民进党大佬”林浊水后，在林浊水的影响之下加入了民进党，出现了从“反对台独”“支持统一”到鼓吹“两德模式”的“新潮流派系”主力。还有受陈水扁重用的马永成沦为了陈水扁身边的铁杆民进党人。其次，不可否认有些外省人可能因为政坛失意或者在国民党内被打压而改变自己的族群政治立场，但是他们往往不会选择加入民进党。比如宋楚瑜虽然自称不属于蓝营，但是并未流露出“台独”倾向或者加入民进党，相反创立了属于蓝营的亲民党。再如，作家柏杨也曾遭遇打压并出现亲緑倾向，但未必是“独派”也并未加入民进党，在其临终前甚至表示对陈水扁的民进党失望之意。然而，在个案分析的7人之中没有一个是基于此情况而选择加入民进党，这也表明瞭相对比外省第一代，外省第二代及其后代更容易出现族群政治的不稳定而选择加入民进党。

　　四、结语

　　通过政治心理学分析方法的人物传记法对外省人族群的7个代表性人物进行个案分析，从代表性人物的的人格，态度，社会认同入手，基于台湾社会的变迁进行分析。外省人早期选择加入民进党往往是基于西式民主思想的冲击，“失望絶望”心理构建，血缘与成长生活环境“本省化”以及个人利益追求的作祟因素。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台湾外省人在未来面对族群政治的时候，其选择将更加多元，族群的界限也不再明显。但是，外省人族群作为与大陆血缘连接群体，如果能够打破对祖国大陆政体的偏见，基于自由的台湾政治氛围中，以外省人后代作为跳板实现两岸融合也未必不可能。由于条件所限，本论文仅为初步探索类文章。政治心理学的人物传记分析法为传统方法，新的社会科学技术，比如问卷，访谈，实验和模拟，对于族群政治中个人及群体政治心理同样重要。在未来的研究中通过新的研究方法运用，希翼新的探索更加系统和翔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