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是实现两岸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长期以来，台湾当局不仅拒絶接受，还对其进行污名化，导致台湾社会对“两制”台湾方案产生一定的排斥情绪。台湾当局对“一国两制”的污名化论调主要有三种，包括“矮化”论、“吞并”论、“港澳”论。在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进程中，有必要对台湾当局相关污名化论调进行反制，通过建构积极叙事讲好“两制”故事、提升传播效能扩大“两制”影响、建设示范区实践台湾方案等方式创建去污名化路径，增强台湾民众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认同感，吸引其自觉参与到祖国统一大业的实现进程中。

　　关键词：“一国两制”；污名化；台湾方案；去污名化；认同；台湾当局

　　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第一选择，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在“和平”的主基调下，“一国两制”成为中国之治的一个伟大创举，将为实现祖国统一带来光明前景。“一国两制”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基本国策，指“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在该方针的指导下，中国政府首先成功解决了香港、澳门的历史遗留问题，实现了港澳回归并保持着港澳的繁荣稳定。“一国两制”在港澳二十余载的成功实践为其在台湾运用提供了经验指导。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和对台大政方针，推进两岸和平统一事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组成部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是解决台湾问题与实现两岸和平统一的最佳方式。该方案的创造性提出充分考量了台湾现实情况以及未来社会的长治久安，充分考虑了台湾民众的利益福祉，对台湾发展最为有利。但长期以来，由于台湾当局对“一国两制”的污名化，使台湾社会对其产生了一定的扺触情绪。尤其当前民进党当局不放弃“台独”分离主义，藉助污名化“一国两制”煽动两岸对立，不断压缩着和平统一空间，破坏和平统一前景，造成台海局势异常严峻,为统一大业的实现设置了挑战。当下，在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反制台湾当局污名化“一国两制”、为台湾民众拨云见日成为亟需应对的时代考题。

　　一、污名化溯源及相关理论

　　“污名”（stigma）一词来源于古希腊，原先是在信奉神的人身上留下具有宗教意义的宗教符号，后转变为在被流放罪犯、奴隶身上进行标记，以向世人宣告此人身上具有污点。学术界对“污名”现象的研究最先源于20世纪60年代，由社会学家戈夫曼将“污名”这一概念引入至心理学领域，并将其看作一种令人丢脸或者会丢脸的特征。换而言之，同关于某类人应该怎样的成见不相吻合，导致拥有者“身份受损”，成为一个具有污点且被贬低的人，进而产生了“常人”与“被污名者”的划分。戈夫曼也列举了三种相差比较大的“污名”，包括身体残疾、个人性格缺陷以及同种族、民族和宗教相关的集体性污名。根据戈夫曼对污名化理论的概述，相似的社会化模式构成了这个被污名化群体相似的因和果，涉及生来就具有污名的人，如孤儿；家庭，家庭的保护膜会使个体免于陷入自我轻视的认知，但除家庭之外的社会化渠道开始产生作用时，保护力度则会大大减弱；第三种是后来才变成蒙受污名的人或后来才知道自己处于被污名化的情境中；第四种是进入到与之前不同的社群进行社会化，若个体获得污名化的自我，其对新伙伴的不安呈现消退，对之前旧伙伴的不安则会增长。作为一种长期存在且不易改变的现象，“污名”具有刻板的标签。其存在会使人本能地产生或不被发觉地歧视与反感，进而对被污名对象进行疏远或排斥。当这种对事物的“污名化”成形或达到一定程度的共鸣时，由于“沉默的螺旋”现象存在，可能会导致新一轮的恶性循环。另外，根据社会学家林克（B G. Link）和费伦（J C. Phelan）对污名化的研究，除贴标签、刻板印象、分离“我们”“他们”、地位丧失且受到歧视是重要组成部分之外，还特别强调权力在其中的重要催化作用。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医学、公共卫生学等学科对污名化理论和现象进行了相关研究的推进，热点研究的污名对象涉及艾滋病感染者、老年痴呆症患者、精神病患者、地域等。本文将对“人”或“群体”的污名拓展至政治领域的某一政策或制度，“污名化”被定义为施污者出于一定政治目的或基于自身有限认知，在社会舆论中针对某一政策或制度所塑造的并不符合实际的负面建构。其中，污名化为污名主体不断施加影响的动态过程，污名则是对客体的形成状态。

　　和污名化理论相关或者说由污名化可能会产生的社会排斥理论，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观察视角。社会排斥理论最早出现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自近代欧洲社会转型开始被深入研究。该理论是从“社会贫困”中衍生出来，由法国社会政策分析家勒努瓦于1974年最早提出。在其研究基础上，该理论的内涵和外延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根据安东尼·吉登斯的观点，“社会排斥”被界定为：社会中的个体或群体因其社会地位、所属阶层的不同可能会受到其他层次的社会排除。从社会排斥理念可以引申出同其相类似的提法，即“社会歧视”，年龄歧视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种。造成社会排斥的原因可能来自于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疏漏或本身就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群体，亦或是不合群地被边缘化。本文同样将“社会排斥”的理念引入并用来解释社会个人或群体对政策或制度的歧视或偏见。

　　聚焦至“一国两制”在台湾地区的被污名化，从污名来源的两类主体即带有政治目的的政客与无知者出发，是台湾当局基于自身不良企图、有意识地进行歪曲、丑化等不符合事实的负面解读；或不知全貌的台湾民众处于对“两制”台湾方案模糊理解的认知状态中，这种有限认知在台湾当局恶意营造的政治社会化进程中转换为认知偏差，而认知偏差叠加固有偏见又被台湾当局加以利用，使得部分民众也参与至污名化行列。因此，在台湾当局的操纵下，“一国两制”成为岛内社会避而不谈或极力扺触的话题，进而导致了整体排斥氛围的形成。

　　二、台湾当局污名化“一国两制”的相关论调

　　自“一国两制”提出伊始至今，不同阶段的台湾当局就开始了不同程度的中伤与反对。蒋经国时期（1978-1988年）认为“一国两制”是大陆统一台湾的“诡计”，并提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与此对抗。李登辉时期（1988-2000年），相较于蒋经国对“两制”的反对，其又上升到反对“一中”。陈水扁时期（2000-2008年），程度更激烈地进一步推进到全面反对“一国两制”。马英九时期（2008-2016年）较为和缓，坚持“不统、不独、不武”的消极保守政策，对“一国两制”也予以不支持的态度。至今天的蔡英文执政时期（2016-今），则更加鲜明地拒絶承认“九二共识”与一个中国原则，更称“一国两制”不该存在，并提出对其因应及反制的指导纲领。总体而言，与“一国两制”相关的污名论调加以总结大致如下：

　　（一）“矮化”论

　　“矮化”论一般出自蓝营，官方称“一国两制”未尊重台湾现实，该构想矮化了原有的“中华民国”的地位，将其转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方政府即一个省，打破了原有的“分裂分治”状态。在该论调中，“一国两制”方案被认为是带有“侮辱性”色彩的政策，即“中华民国”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低头”及“俯首称臣”，认同并依附于其，不再具有独立“国格”，降低了台湾的“身价”。在“两制”台湾方案重新塑造的关系中，台湾同大陆之间的不平等地位使台湾的身份由“主人”转换成“佣人”，这种中央与地方的主从关系导致台湾丧失主体性，充分反映出了台湾的“自我”与“主体”意识。在其认知中，大陆政府被看作“外来政权”，接受“一国两制”意味着台湾将失去自身的尊严或自尊被中共践踏。因此，台湾当局将接受“一国两制”妖魔化成是大陆逼迫台湾签订城下之盟的屈辱行为，并将“一国两制”的认同者批判成“政治失格”、“丧权辱国”、“卖国求荣”。另外，在大陆致力推动的情形下，“一国两制”也被歪曲成是中共极端、“北京陷阱”，接受则代表将向中共全面投降。台湾官方曾针对其对“一国两制”的不满进而提出“一国两区”、“一国两府”的构想，其中“一国”为“中华民国”，“两区”或“两府”分别为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对两个对等政权地位的极端谋求赤裸裸地呈现出了“两个中国”的分裂气息，完全超过“一个中国”的制度框架，这种同现实脱节的构想又怎会实现？

　　（二）“吞并”论

　　蓝緑两阵营对污名化“一国两制”表现的激进程度较为不同，相较而言，緑营的歪曲更加极端。以民进党为首的緑营污蔑“一国两制”是一种统战策略，认为“一国两制”设计初衷就在于“吞并”、“吃掉”台湾，在于“强迫台湾接受统一”，是一种“霸道体制”，并已单方面破坏当前台海现状。追求统一的“两制”台湾方案对本身就带有“台独”色彩的民进党当局而言如同定时炸弹一般，其将“一国两制”视作追寻独立于祖国之外的巨大威胁，随时会摧毁他们“想象的共同体”。因此，不惜将“一国两制”丑化成是对台湾的吞噬与兼并，并将此类比为“把凯蒂猫推到狮子的笼子”，结果则是“中华民国”在地球上消灭。 

　　同时，台湾当局还污名化“一国两制”作为统战工具是同化台湾的前置工作，在两岸统一之后，“一国两制”便会完成自身使命并退出历史舞台，将会“吃掉”台湾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即台湾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将会同大陆一样，不再具有自主性。他们将“一国两制”中的“两制”曲解为一制为代表自身的象征着民主自由的资本主义制度，而另一制则为大陆地区象征着集权专政的共产主义制度，并认为二者是水火难容的关系。当前坊间不少学者已经开始对两岸统一后在台湾实行“一国两制”还是“一国一制”进行讨论，对台湾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台湾方面将“一国两制”妖言惑众化为西藏模式的“一国一制”，是和平解放西藏的翻版。在他们的心理认知中，中共将社会主义制度视为最优越的制度，又怎么会让两种制度幷存生长？以及在大陆的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里已经包含资本主义经济等多种经济方式，也就是表明仅需要“一国一制”即可，又何谈“一国两制”？大陆向来重“一国”轻“两制”，即使有“两制”也是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即以社会主义制度为主导、资本主义制度为从属的主从关系。由此，他们将“一国两制”污蔑成一种引诱策略，即“一国两制”的包装，“一国一制”的实质，权宜之计之后台湾社会的“自由民主”将被困于鸟笼之内，全程都充斥着谎言与虚伪性。  

　　（三）“港澳”论

　　台湾当局宣称“一国两制”不能实现台湾同大陆的地位对等，该方案将台湾设定为同香港、澳门一样的“特别行政区”的政治定位，会让台湾香港化、特区化、地方化。陈水扁、吴钊燮等就曾公开表达“一国两制”的方程式将会使台湾变成第二个香港或澳门。台湾当局对港澳模式的成功实践也表示不信服并持怀疑态度，不仅对”一国两制“进行歪曲，还对香港、澳门实行“一国两制”的行为予以抹黑，将香港实践“一国两制”中出现的问题不断炒作、放大，攻击“一国两制”在香港已经失败，更不应该在台湾落地。但同时又声称无论“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取得多大成就，都不适用于台湾，侧面折射的是他们承认“一国两制”在港澳的成就，只是拒絶在台湾实行的心态。他们强调台湾与香港、澳门的不同，担心“两制”台湾方案会照搬香港、澳门模式，使台湾变成香港、澳门的复制品。这种对“一国两制”停留在港澳模式以及是一种思想僵化的东西等歪曲化表述，似乎又间接表现出他们对“一国两制”在台湾落地的认可以及在台湾的适用，只是对其是否会形成适合当地的台湾方案有所担忧。这些论调都充分展现了台湾当局不能自圆其说以及矛盾心理的存在。

　　港澳实践是台湾审视“一国两制”的参照物之一，同时以香港、澳门“一国两制”经验示范台湾也是大陆的重要策略。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导下，香港于1997年摆脱殖民统治，回归祖国怀抱。在今后的25年时间里，香港的经济、文化系列发展得到腾飞并实现繁荣稳定，经济总量较回归时翻一番，连续25次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法治水平从1996年全球第60位跃升至2020年第16位。但台湾当局不言“一国两制”给香港带来的稳定发展与所获红利，不断对香港实践问题进行社会放大，在岛内社会营造一种恐慌氛围。透过近年的香港动荡局势变化，台湾当局同其背后推手“管中窥豹”借此发表“一国两制”不好的言论，尤其是2014年香港“占领中环”运动发生后，“一国两制”已经失败的说法不絶于耳。2019年以反对修订《逃犯条例》为由而发动的示威游行，蔡英文当局更是借此重度污名化“一国两制”，称“一国两制”在香港回归后并未落实，自由、民主、法治等都在中央的掌控下，迫不及待地叫嚣“今日香港，明日台湾”，接受“一国两制”代表台湾将会同香港一样失去民主自由，其行为之滑稽像极了绞尽脑汁终于伪造出“一国两制”的“污点”一般。在《国安法》通过后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使香港局势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以及再由治到兴的发展新阶段，但台湾当局又继续污名化称香港不再享有高度自治权，不断引导台湾民众产生“香港经验”对台湾的示范效应减弱的错误解读。

　　除政治层面，台湾当局还从经济层面丑化“一国两制”，以“警示”台湾勿成“港澳翻版”。在“一国两制”被提出的早期，大陆经济发展还处于较为落后的水平，而香港、澳门发展都取得了较为不错的成绩，此时的“一国两制”构想被揣测为大陆利用港澳发展以谋求自身红利，即藉助“一国两制”引诱港澳同胞，吸引大量资金与人才进入大陆，港澳的资本主义发展为大陆注入活水，当大陆发展有起色并获得繁荣后，“一国两制”的使命将完成，港澳的重要程度则大大降低。但是，如今当大陆的发展已远远超过台湾时，他们又将“一国两制”污名化成是大陆利用经济“渗透”台湾，用经济发展诱惑台湾民众，总之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搬弄是非。

　　三、台湾当局污名化“一国两制”的诱因分析

　　根据污名化理论，由于台湾历史遗留问题的延续，台湾方面对大陆的敌对使其对“一国两制”的污名化与生俱来。关于污名化和排斥的主体来源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带有政治目的与私心的政客，另一类为不明真相容易被“牵着鼻子走”的民众。台湾当局污名化“一国两制”的原因探索将从此出发，关注其抗拒两岸统一的本质所在和外部干涉势力的推波助澜、以及民众因认知偏差为台湾当局提供污名“契机”等因素的共同作用。

　　（一）抗拒两岸统一 

　　权力对污名化的作用显而易见，不断加深着社会排斥，甚至会形成彻底且具有毁灭性的污名化。观整体趋势而言，无论国民党还是民进党执政台湾，对“一国两制”都不怀好意，前者担心所谓的“中华民国”主权不复存在，后者则意在寻求台湾独立。当前，作为台湾地区现任领导人的蔡英文在多种场合中皆公开表达出对“一国两制”的扺制，如2019年1月2日《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国两制”的论述遭到其强烈反对，并称决不接受“一国两制”已成为“台湾共识”。2020年连任台湾领导人时，持续批判“一国两制”在“矮化”台湾、破坏台海现状，并称絶不接受是坚定不移的原则。此前，藉助“国安五法”、“反渗透法”、“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反制“一国两制”，限制台湾民众同大陆的往来。根据污名化产生机制，除对“一国两制”恶意贴标签进行孤立，作为“媒体屠夫”的蔡英文当局的攻击还体现在对新闻媒体的善用。藉助负面报导加深刻板印象，通过采取控制媒体的手段引导舆论达到“洗脑”民众的目的。中天新闻台、凤凰卫视台北站相继被关闭后，岛内緑媒抹黑更是甚嚣尘上。在当前两岸无交流以及疫情阻隔下，更加强了媒体对信息内容的主观解释甚或事实歪曲，民众单向度接受虚假敌对信息，“信息茧房”以及精神鸦片的社会化作用持续深化了台湾社会对“一国两制”的误解、偏见和误判。另外，蔡英文当局在岛内营造的“恐中”、“反中”的社会氛围，加强了台湾民众对大陆的恐惧与扺触，进而也增强了他们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排斥。因此，在台湾当局的操纵下，不利于“一国两制”发展的舆论生态得以塑造，“一国两制”一词也一度发展成为台湾地区的政治禁忌，寒蝉效应愈来愈深。

　　台湾当局在不尊重事实基础上对“一国两制”进行污名化的政治操作基于其对该方案的拒絶接受，而这种“为反对而反对”则揭露了其扺抗两岸统一的本质。藉助政治造謡的政治工具实现拒统，正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究其原因而言，历届台湾当局的初心与底层逻辑皆不是为带领台湾民众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奋斗，而是出于自身“仕途”考虑以及寻求高“选票”目的。污名化“一国两制”是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台湾当局为延续自身权力欲望、巩固自身权力地位的手段，通过煽动情绪增强两岸的对抗性拖延或拒絶同大陆的统一谈判，成为其在山穷水尽之时继续苟延残喘的惯用手段。作为具有浓厚“台独”色彩的政党，蔡英文当局将“台独”倾向不加掩饰地表现出来，对“一国两制”污名化在表层上意在传达对该方案的不满，实则背后机理仍是一块实现拒统或拖延统一的遮羞布。

　　由于历史原因，两岸分隔时间之久，当前大陆与台湾地区仍处于国共内战的延续状态，两岸的政治对立也是现实存在。在部分台湾人心中，台湾有自己的“中央政府”、“宪法”、“国旗”、“国号”，认为“中华民国”或台湾就是自己的“国家”。台湾当局则借此强化台湾民众强烈的“国家主体意识”，弱化其对两岸同属“一中”的情感认同以及内心深处所承载的记忆点。这种错位的“国家主体意识”的塑造再次表明台湾当局污名化“一国两制”本质即是反对两岸的统一，并将这种抗拒极力投射到民众身上。台湾民众对于身份的认同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台湾民众的统独立场。图1是来自台湾政治大学选举中心的台湾民众关于“国家认同”的民调数据，可以看出“台湾人”认同趋势不断上扬，“中国人”认同占比在1995-2008年间急剧降低，从2008年至今维持着低潮的稳定，进而呈现在“统独”观上则是对现状的维持、“统一”的排斥以及“独立”的追求。在当前蔡英文执政期间，“独立”倾向比重呈急剧增长趋势（图2）。

　　（二）民众认知偏差

　　来自台湾“陆委会”委托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的民调（除2001年来自“外交部”委托）具有一定的政治意味，比如询问的方式为“‘一国两制’将台湾看作地方政府及特别行政区，接受中共统治，中华民国将不再存在，请问您赞不赞成这样的主张？”，也可将其视作政治社会化的一种方式，其数据的客观性和精确性仍有可讨论空间，但调查结果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台湾民意对“一国两制”的消极态度（图3）。对于台湾地区的民众而言，大部分对“一国两制”的真实内涵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知甚至是处于无知或错误认识的状态，在“盲人摸象”这种模糊层面上叠加产生的效应即是对“一国两制”本质的理解出现失真。据厦门大学“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研究课题组以“台湾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知”为主题的调查结果表明，高达52.4%的台湾民众认为“现状即是一国两制”，仅有22.1%的民众认识到“‘一国两制’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另外，台湾地区善于将“一国两制”同“九二共识”挂钩，根据调查，19.9%的民众认为“‘九二共识’为‘一国两制’”。“一国两制”作为中国社会的伟大构想，除香港、澳门的实践外，并没有其他先例，所以部分台湾民众对此仍抱有怀疑的态度。另外，虽然“一国两制”被宣称为和平统一的最佳方式，但大陆并没有完全放弃武力，害怕大陆使用武力逼迫也是民众所担忧的。公众凭藉非全面的信息易形成带有刻板印象的固定认知，而“成见系统一旦完全固定下来，我们的注意力就会受到支持这一系统的事实的吸引，对于和它相扺触的事实则会视而不见”。公众的有限、固定认知再加上传播者有选择、精加工后的呈现则会构成“拟态环境”，这种“拟态环境”可以影响甚至诱导公众舆论。台湾当局正是利用民众的有限认知这种信息差塑造对“一国两制”的污名，不断改造其认知状态，在受蒙蔽中民众被剥夺瞭解真实“两制”台湾方案的权利，并在其特定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形成认知偏差与政治偏见。因此，在岛内整体敌视大陆气氛的笼罩下，部分不具备完整批判思考精神的个体身处故意抹黑“一国两制”的情境之中，极易滋生出“乌合之众”、“沉默螺旋”的后果，结果则是加入同大家一致的阵营，对“一国两制”同样进行污名化，进而陷入“错误解读-加深雠视”的循环之中。

　　刻板印象或既有偏见是污名形成的主要原因，某一个具体的污名现象会和一个或多个其他现象相联系，对于中国大陆本身具有的排斥会引发台湾民众对“一国两制”先入为主的偏见，或者称产生一种“晕轮效应”。从国民党退居台湾之时，台湾当局便开启长时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丑化宣传和攻击谩骂，并长期进行反共教育，至当前仍极力将本为一体的大陆台湾塑造成絶对的二元对立。在这种高强度的反动政治环境中，部分台湾人的认知被“共党暴政”等代名词充斥，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就充满了恐惧和敌对。台湾民众本身携带的对大陆的敌意使其拒絶看见与倾听，习惯选择性屏蔽大陆好的一面，他们对于大陆的认知似乎还停留在“吃不起茶叶蛋”的处境，即使世界千般变化，依然拒絶“睁眼看大陆”。加之，“一国两制”提出时的上世纪80年代两岸已隔絶数十年，之后两岸对峙的状态又造成了彼此交流交往呈现扭曲的本质。幷且，现存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仍始终站在对立的面向，近代台湾生长于并成长在西方的政治环境中，以及其“崇美媚日”的情结也加深了对社会主义的敌对与雠视。台湾当局则藉助这种意识形态与政治层面的敌对从本源上塑造民众对“一国两制”的排斥。

　　同时，历史环境、外来文化冲击等因素塑造了台湾与大陆政治文化的差异性，这种政治文化所携带的自卑感在台湾当局的运作下也加强了台湾民众对统一以及“一国两制”的反感。出身孤悬海外的小岛，由最初人多地少人们争夺资源发展到现在表现为政党、派系斗争。危机感、不安全感，由此衍生的恐惧感成为台湾社会式自卑的主要来源。改革开放后，大陆经济发展又取得显着成就，而台湾岛内的经济由当初的“亚洲四小龙”之首到目前面临着经济增长放缓、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经济、政治、社会等矛盾叠加，这种实力结构性反转带来的反差使得台湾民众的自信心更受到强烈冲击，使其酿成较为严重的失落感与社会焦虑情绪。当前两岸间的差距仍在不断加大，自卑情绪使台湾增强了对大陆的敌视以及抗拒，导致隔阂与误解也在不断加深。因此，在大陆的崛起使得两岸实力对比的天平发生巨大摆动的现实冲击下，台湾社会弥漫的自卑情绪叠加从历史记忆中形成的悲情与怨气加深了其对“一国两制”的恐惧，“一国两制”被认为是来自大陆的施舍，又反过来加深了台湾的自卑心理。另外，虽然台湾与大陆之间在经历了1945年至1949年的短暂统一，台湾民众曾满怀欣喜地欢迎国民党的到来，但白色恐怖的暴行使部分台湾民众形容其为“猪去狗来”，或产生“祖国来的官员还不如日本人”的极端认知，并将这种敌视投射到祖国大陆，进而加深了他们对“两制”台湾方案的敌对。而台湾当局则正好利用民众这种心理对“一国两制”进行污名化，如此反复又继续深化他们的扺触情绪。

　　（三）外部势力介入 

　　中美关系是两岸关系走向的关键变量，台湾当局能如此肆无忌怛污名化“一国两制”的重要原因之一则是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势力为其背后推手。“一国两制”于80世代初提出之时，以美国为首的国外势力并未提出反对。关于台湾定位的问题，美国的政策是对“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持立场，同时不支持独立；对于两岸关系的态度是反对任何一方面单独改变现状。但随着近年来，守成国与崛起国之间实力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化，大陆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给美国带来极大的恐惧，美国对中国也由接触交流政策转变为围堵打压。同时，伴随着中美博弈不断加剧且逐渐趋于白热化状态下，自特朗普时期开始美国对中国崛起的遏制更加清晰与直白，对台湾问题的介入更加明目张胆，如大肆对台军售、加强同台湾的交流以及日后极可能建立的盟友关系，都在不断加强台湾能见度。其意在于从维护自身战略地位与国际地位的考量出发，通过大打“台湾牌”干涉我国内政以形成对我国的牵制。唱衰、抹黑“一国两制”成为美方的惯用技俩。美国政要丝毫不顾中美关系大局对“一国两制”进行了严重污名化，如时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曾公然抹黑“一国两制”，声称香港国安法将“一国两制”转变为“一国一制”；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断言“一国两制”对香港“完全自治”的承诺已经被打破。美国国务院藉助香港实践干预“一国两制”，在“2019年香港政策法报告”中称该框架下的香港自治空间将不断被挤压；国会则通过立法和报告发布等途径不断对其进行丑化；部分媒体、学者也利用自身影响力对“一国两制”予以否定并加以批判。美国的介入其中为台湾当局对“一国两制”的污名化形成了推波助澜之效，其本质仍是企图增加该方案在台湾实施的阻力，进而阻碍中国统一大业的完成，以此制约中国的发展。始终以美国为“老大”的日本等国也紧跟其步伐行进，处于同美国一起遏制中国的行列，为“一国两制”在台湾落地设置障碍。而台湾所表现出的“亲美”、“倚美”以及“媚日”、“哈日”，对美日等其他外部干涉势力的过分“亲近”，也极大地提高了美日等国在台湾高话语权的地位，即使被当作棋子也仍然继续与其为伍、狼狈为奸。美国“倚台制华”，台湾则“倚美谋独”，外部干涉势力所谓的“撑腰”增强了台湾方面对“一国两制”的敌对，使其对“一国两制”的污名化举动也显得越发大胆。

　　四、有效反制台湾当局对“一国两制”污名化的作为

　　反制台湾当局对“一国两制”的污名化将以“建构-传播-建设”的逻辑策略展开，多方面多维度推进去污名化路径。首先，建构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话语讲述。塑造话语的过程中，应先针对“捱骂”进行还击，从污名源头入手，对污名的主要来源——手握权力的台湾当局及在其背后予以支持的外部干涉势力进行批判；接着为污名化的“一国两制”正名，揭穿台湾当局谎言，让“吃瓜”群众明晰事实真相；之后通过建构话语、积极叙事讲好“两制”台湾方案的中国故事。其次，“酒香也怕巷子深”，故事让人拍案叫好在于本身内容精彩，同时也需要很好的传播渠道，要积极运用网络高效传播“一国两制”。最后，既“说”也“做”，建设试点先行实践“两制”台湾方案，以期为今后在台湾落地提供可复制经验；在试验田里强化台湾民众的认同与参与，让更多台湾同胞更加深入瞭解“一国两制”，形成对台湾当局污名化的自下而上的反制。

　　（一）讲好“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故事

　　话语建构人类主体本身，建构世界以及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话语权即是藉助话语施展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会作用于受众的认知系统并转变其想法甚至改变行为。掌握“话语”即代表获取相应“权力”，对于国家而言，是引导和控制社会舆论的权力工具。“一国两制”有其自身的理论逻辑、现实要求与时代使命，要坚定该方案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以话语为载体积极构建中国的主流叙事，并提升话语权建设。

　　首先，反制污名化“一国两制”的台湾当局及外部干涉势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比运用武力方式更利于国际和平价值的维护，推动“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以台湾问题的解决挫败“以台制华”。有效应对污名化“一国两制”的台湾当局，对于当前而言，则是重拳反击民进党当局代表的“台独”分裂势力以及其背后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干涉势力。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的主轴是“反独促统”，絶不容忍任何分裂国家的行为发生。根据台湾民调结果显示，若两岸发生战争，54.2%的受访者希望两岸和谈，而“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则是和谈的最好内容，台湾当局应该尊重民意，并以大局为重。经历过反复实践的“一国两制”符合国家、民族根本利益，更会符合台湾利益。

　　其次，澄清被污名化的“一国两制”。“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摘取台湾当局虚伪面具并强化台湾社会对“一国两制”认同的前置任务应当是为被污名化的“一国两制”正名。要积极澄清、精准阐释、适时反击关于台湾对“一国两制”污名化的内容，在纠偏的基础上帮助台湾民众去伪存真、树立一个客观、理性的观念审视“一国两制”的真正内涵以及其背后的设计机理，引导他们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其一，“一国两制”是为解决国家统一问题且在确保两岸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探索出来的，是搁置两岸差异、保持台湾最大程度自主性的最佳方式，体现得是尊重台湾现行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基础上两岸治理模式的不同，其意从不在于“矮化”台湾。其二，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在一国范围内实现两岸统一并不存在“吞并”问题，幷且“一国两制”的基本内容之一即是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同台湾地区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共存，谁也不吃掉谁，其作为一项政治契约具有极高效力，大陆絶不会单方面决定台湾地区的制度，更不会逼迫台湾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其三，台湾同港澳性质不同，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的遗留或延续，港澳则是作为殖民地重新回归祖国。虽然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解决都予以“一国两制”的方式，但“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澳门模式不等同于台湾模式。“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尊重历史，幷且具有高度的包容性与开放性，相较于适用于香港、澳门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是在“一中”即“中国”而非刻意强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下打造的，幷且相较于港澳，“两制”下的台湾将会获得更多治权。

　　最后，讲好“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中国故事。故事如若不自我言说，则任由他人讲述，他人讲述定带有他人色彩，偏离客观亦或持有偏见的不予以镜子式再现皆可能存在。因此，要防范陷入台湾当局和西方的话语体系与政治陷阱，积极建构自身叙事体系，讲好“两制”台湾方案的中国故事。一是讲述祖国大陆有实力让台湾同胞过上其所期待的美好生活。积极宣传现有成绩，让台湾民众瞭解真实的大陆发展，有能力保障统一后台湾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等高效运行。二是讲述“和平统一”的全局基调。通过设置议题向台湾当局抛出平等协商的橄榄枝，但凡有一丝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都不会付诸武力。强调武力只会在“台独”势力、外部干涉势力身上运用，絶不会针对台湾民众，尽心消除民众对大陆的恐惧。三是讲述大陆释放的善意、诚意与决心。大陆和台湾的政治发展同属中国政治发展的一部分，台湾形成的为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大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所具有的包容性尊重差异，也欣赏多元。“民主”是两岸所追求的共识，在最大限度上允许不同于大陆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存在并同其和平共处，大陆也尊重台湾现有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并极大限度满足台湾同胞的切身利益。四是讲述台湾实行“一国两制”的百姓安居乐业。大陆就台湾问题解决所作努力的初心皆是为造福台湾同胞而非进行“统战”或“渗透”，初心预示百姓生活走向。在叙事中要善于展现“两制”台湾方案不断完善和丰富的动态进程，勾勒“一国两制”下台湾憧憬的美好生活画面。

　　（二）提升“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传播效能

　　“在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做宣传思想工作，一项重要任务是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在数字浪潮的背景下，“一国两制”的讲述应善用网络，巧用载体。

　　第一，提升“一国两制”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积极的国际因素能为“两制”台湾方案由构想变为现实提供助力，要善于加以把握与运用。互联网拥有中国故事讲述与传播的多载体和多渠道，以数字浪潮赋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充分藉助互联网平台扩大“一国两制”的影响力。要让世界瞭解“一国两制”所迸发的无限生命力以及在该方案下的港澳繁荣，以此争取更多国际人士的认可，营造一个更加支持“一国两制”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国际舆论环境。《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讲述了台湾问题的历史经纬及两岸统一的必然道路，在舆论引导中发挥着强心剂与方向指导的重要作用。主流媒体要发挥自身角色与作用，针对国外媒体不尊重客观事实、不正当的刻意解读予以精准、快速地回击，以官方主流声音纠偏杂乱支流，外交部发言人也可利用推特等网络平台给予回应。

　　变通“一国两制”在台湾的传播方式。掌握受众情况与利用受众情绪对污名化困境的破局具有借鉴意义。在两岸相隔以及疫情非常态化交流的背景下，藉助抖音等新兴或常用网络平台以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对“一国两制”予以回应、宣传显得尤为必要。“一国两制”属于理论上的内容，快餐文化情境中想要提高传播效果，就要将其转化成民众听得懂的、感兴趣的内容，如与在陆台湾同胞密切相关的惠台政策、两岸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及疫情下大陆的应对成效等，从侧面展现大陆的魅力，最终实现以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层面的融合促进两岸政治的融合。可以拓宽多渠道多维度寻求同岛内媒体的合作，通过介入台湾传播链条为大陆和“一国两制”正名和加以传播。同时，还要把握“度”的分寸，要从客观、理性角度讲述“一国两制”，对港澳模式的成功实践、“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可行性、以及对台湾地区的有利未来予以宣传，避免引起台湾民众的反感。

　　（三）建设“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示范区

　　实践检验真理，将理论延伸至实践，从“无形”转化为“有形”的过程是最具说服力的阶段。作为一项政治实验，“一国两制”已经在香港、澳门获得了不可小觑的成就。肯定“一国两制”的港澳模式不代表固化“一国两制”的未来实践，借鉴港澳模式实践的不足更能为台湾的未来提供经验与指导。守正创新将以“一国两制”理论阐释“一国两制”实践，用“一国两制”实践升华“一国两制”理论。因此，既要完善“一国两制”下关于台湾经济、政治、文化等发展的顶层设计，也要继续丰富“两制”台湾方案政治实践，成为最终达成两岸统一的重要前置举措。

　　政治参与加深政治认同，政治认同扩大政治参与。构建“两制”台湾方案理论实践的示范区，在这片试验田中吸引台湾民众加以耕作，能够持续深化他们的认同与参与。藉助香港、澳门“一国两制”高质量实践的成效，在港澳经验的指导基础上，建设“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示范区，以点带面、循序渐进，就此作为过渡以提高台湾岛内的可接受度具有现实意义及可操作性。基于此，可以在两岸相邻地区部分地点积极打造“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范围区，开展相关的试点工作，进行多维动员与整合，通过参与拓展台湾同胞对“一国两制”的认同，推进两岸融合发展先行先试、更好地践行聚同化异，建构经济、文化、法治、社会、价值等多方位为一体的共同体。在试验和实践中，不断查漏补缺，在“投入-反馈-再投入”的持续反复进程中，丰富完善“两制”台湾方案。示范区必然会展现示范效应和磁吸效应，进而提高岛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接纳程度。示范区不只是为搭建试验平台提供契机，也是寻找两岸商洽的突破口，进一步清晰化两岸皆可接受的台湾方案。

　　大陆官方自上而下的努力同民间力量自下而上影响良性结合，才能让“一国两制”在台湾展新颜。污名化结果的表现之一即是“我们”和“他们”的分离，依托民间交流让台湾同胞认知中对大陆的界定由“他们”转变为“我们”。没有交流就没有发言权，在示范区内需要持续强化两岸间的交流工作，以加强台湾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当前，两岸间的理解没有藉助交往很好地建立起来的原因之一在于双方将彼此间交流当成资源手段，策略性取向强于人际间的相互瞭解，导致两岸交流呈现异化。让“交流”返璞归真至简单的“交流”，从非政治的社会环境、非政治的目的入手，唤醒与加深双方共同记忆，可能会收获更佳的效果，借此将台湾民众的防范态度慢慢转化为信任。以示范区为基准利用溢出效应向整个台湾地区扩展，进一步拓宽两岸交往领域与交流渠道，以民间交流带动官方来往；积极引导两岸各界共同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考虑台湾现实情况的基础上充分汲取与吸收不同意见和建议；推动香港、澳门同台湾地区的民间交流，发挥与助推港澳民众、民间社团等基层力量同台湾的联系，通过现身说法，让台湾民众切实感受到港澳实施“一国两制”带来的发展红利，瞭解真实的“一国两制”落地开花的景况。藉助交流重塑正向社会化，帮助台湾民众对错误认知进行纠偏，在交流融合中系牢情感纽带，真正形成对“两制”台湾方案的认同与参与。“得民心者得天下”，通过强化台湾民众对“两制”台湾方案的认同，进而牵制台湾当局的污名化，最终使其“失道者寡助”。

　　五、结语

　　“一国两制”自上世纪80年代提出为解决台湾问题至今的40年间，经香港、澳门实践，不断发展与丰富自身内涵，以期形成适合台湾土地孕育的种子。但是，长期以来台湾当局对“一国两制”的污名化，为其在台湾落地发芽开花结果设置了障碍。因此，去污名化已成为当前的重要工作之一。和平统一前景下，“一国两制”始终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方式，“两制”台湾方案也是在充分考量台湾切实利益与两岸长远利益的基础之上探索的，能够起到促进台湾社会繁荣稳定发展的重要作用，要继续争取两岸人民的最大公约数。在“一国两制”预备在台湾实施的时间里，更要不断丰富“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理论内涵，为其在台湾落地实践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