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伴随百年变局与中美博弈确定性的不断深化，不确定性派生的认知倾向加剧了国际与地区的风险态势。岸田文雄执政以来的日本安全保障政策延承并调适了后安倍时代的战略惯性与施策取向，但同时日本的安全认知张力与安全战略阻力亦不断积聚。在此背景下，明晰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调整逻辑是促进中日关系发展、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应有之义。归因理论旨在从认知角度推论国家行为的因果关系，基于不确定性归因理论分析框架梳理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历史演进发现：在竞争性为主的竞合情境这一前置变量下，日本安全保障政策演进脉络的主动性、综合性、灵活性特点所关涉的“意图一能力”“能力一利益”“决心—其他”自变量相互作用关系构成了其内部驱动力，并在与不确定性作用下的宏观、微观、特殊决策认知结构等外部调节变量的系统效应中，共同塑造了岸田执政后日本安全保障政策动向的调整机制。

　　关键词：安全保障政策不确定性归因理论岸田文雄内阁战略认知 日本安全保障战略

　　在中美地缘博弈与日本自民党派阀角力的时空背景下，岸田文雄以“新资本主义”和“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作为内政外交的施政基点，出于平衡或对冲党内派阀势力的影响力以及长期执政的需要，岸田内阁延续了自民党安全保障政策的方向性。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态势升级，日本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各领域面临着结构性压力。无论客观环境还是主观诉求，都需要日本调整安全保障政策，以因应时代环境的变化、平衡各方利益。为此，岸田内阁在沿袭“安倍理念”基础上，持续深化经济安全保障、同盟体系、安全合作，出台了“新安保三文件”,显着强化了安全保障政策的涉华指向和“反击能力”,向“大国化”的政治目标和扩军进程迈出了切实步伐。后安倍时代的日本安全保障战略高度聚焦“印太”这一地缘结构性压力的汇聚点，但域内外国家间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安全与发展问题紧密交织，使得不确定性既被日本安全保障政策所觊觎消解，又由日本的安全保障举措引发的风险所催化。本文尝试结合国际政治归因理论的认知范式与不确定性的影响，构建基于解释变量的理论分析框架，对岸田执政后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调整动向及后安倍时代日本安全认知惯性进行归因分析。

　　一、理论分析架构：归因理论、不确定性与解释变量

　　归因理论是社会心理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理论，旨在结合情境、属性等因素更为精准地解释和预测人们的行为。自20世纪50年代被提出后，诸多国内外国际关系学者将归因理论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应用相结合，使该理论在国际关系领域得到了深入发展。当前，归因理论在国际关系理论谱系中的定位介于描述型理论与解释型理论之间，其之所以不能成为分析外交政策的应用型理论工具，原因在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与社会学范畴的社会概念是不同的，在具体分析中需要引入针对性的补偿原则。具体而言，美国因素与日美特殊关系是影响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确定性因素之一，但其也受中美关系及日本政坛的不确定性波动影响，因此日本安全认知的因果逻辑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内部决定论或外部决定论，不确定性需作为跨维度变量互动的补偿调节被纳入归因分析框架之中。

　　(一)归因理论的发展与补足

　　归因理论由奥地利心理学家弗里茨·海德(Fritz Heide)提出，他指出归因活动具有普遍性、归因遵从协变原则以及属性归因与情境归因的二元区分，其中属性归因是归因的内部因素，如个人的性格、心境、能力等，而情境归因是归因的外部因素，如外界压力、社会制度、运气等。海德认为，人们解释他者行为时倾向归因为内部因素，而解释自身行为时则倾向归因为外部因素，这种对行为归因的内外划分及对归因偏好的总结对日后归因理论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相应推断理论(correspondent inference theory)、过度归因(over attribution)、基本归因误差(the 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等理论分支和概念，对国际关系归因理论的发展也起到了深刻影响。

　　在国际关系领域，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在《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中首次引入归因理论，从内部属性、外部环境、预期倾向等角度阐释了国家间错误知觉的生成机制。贝特伦·马勒(Bertram F.Malle)在归因模式中将行为体的行为划分为“故意行为”与“非故意行为”,强调国家的行为是“带因果历史的缘由”,而非遵循本能的行动。此外，乔纳森·默瑟(Jonathan Mercer)在联盟组织的研究中引入归因理论，并将“合意性”作为归因的决定因素，认为盟友之间的“信誉”(决心声誉)是无法形成的。唐世平指出，决心声誉无法形成是国家自身的心理认知因素和国际体系结构的不确定性共同作用导致的结果。他总结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并构建了一种基于对“不确定性”思考的国际关系归因理论。唐世平还强调国家间性质(即情境)对国家认知倾向的影响，并指出能力、意图、利益、决心等四个内部维度和战略环境这一外部纬度是理解行为体行为的关键，以上五个维度构成了国际关系中的“不确定性”。

　　但在具体国家外交政策的应用研究中，既有归因理论尚存不足：一是未细分归因的外部维度。所谓战略环境是一个过于笼统的概念，若要把握外部变量的作用机制，需要对其进行要素化的解构处理。二是未将具体国家的决策认知偏好纳入归因分析中。认知偏好或战略惯性影响着国家对安全、利益和所处情境的界定，事实上承担了作为调节变量对内部认知的加工作用。三是对不确定性的界定。杰维斯和唐世平将不确定性的价值展现给了世人，但既有研究多从归因认知的微观层面剖析各维度系统作用所产生的内生不确定性，未将国际体系中的外生不确定性纳入国家决策的认知过程中，且对不确定性、复杂性、风险三个概念的梳理存在偏差。四是既有理论在要素机制化处理上仍有欠缺，情境、内部认知、外部认知间的逻辑链条仍有待挖掘，不能简单理解为因果互应。因此，本文将结合国际体系与国家内部认知的双重不确定性，构建基于归因解释变量的分析框架，进而对岸田执政后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调整动向开展有效归因。

　　(二)国际体系中的不确定性认知及影响

　　从认知的角度看，不确定性指无法准确预测决策或具体事件的结果，因此，虽然不确定性与风险并非同一概念，但不可预测的现实将加剧认知层面的风险考量。在国际体系中，包括国际体系本身在内的一切系统都由结构(单元怎样排列)和进程(单元怎样互动)相关联的各种因素构成。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认为，“我们正步入熵的时代”。不确定性的提升类似物理学的“熵增”,随着不确定性的增加，国际体系约束减弱，无序的“熵增”特征开始增加。若要将国际体系的外部不确定性引入具体国家归因认知的分析范式，需先对不确定性的表征及影响予以归纳。

　　在宏观方面，霸权的衰落、权力的转移、前所未有的信息流动以及国际行为体数量和种类的增长是不确定性国际社会所呈现的基本特征。在结构层面，不确定性使传统的国际权力格局失序，逐渐式微的霸权使守成国在军事和经济能力上的优势难以转化为对他国行为的约束，进而丧失议价优势，并导致体系约束进一步减弱。同时，全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导致全球治理的效率与反应能力被削弱，加剧了治理的碎片化趋势。在进程层面，国际体系中诸如网络冲突、认知战、贸易战等非军事冲突和非军事手段的“战争”愈发盛行，故而，在应对安全威胁时采用灵活主动或更具进攻性的安全保障政策从而规避风险成为国家应对不确定性进程的战略倾向，“力量不在于秩序和结构，而在于响应性和灵活性”。

　　在微观方面，不确定性也会影响个体和群际行为，个人思考方式的局限性无法有效认知不确定性世界中的许多属性特征。在此情形下，决策者往往苛求确定性并容易存在动机认知偏差。在结构层面，不确定性所导致的“错位的确定性”普遍发生，即决策者将可能出现的结果视为确定会出现的结果，使不确定性被决策者过早剔除。同时，不确定性风险所引发的恐惧心理使决策者具有更强的规避风险的倾向，从而强化“危险/敌意归因偏误”,例如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整体能力的高估认知。在进程层面，全球信息流的增长使不确定性与“信息过载”相伴而生，信息退化、支离破碎的国家与国际叙事阻碍决策者和政府采取果断行动或国际合作。信息“熵增”没有强化主体间协调共有知识的能力，反而降低了信息密度。当决策者被错误的确定性影响时，不合理的确定性就会被强加给原本就不确定的情况，国内政治极化和国际信任困境与日俱增。

　　(三)解释变量的理论分析框架

　　如表1所示，本文尝试在现有不确定性归因理论的基础上对情境进行更为细致的划分，将内部维度的不确定性与外部维度在宏观和微观层面的不确定性相结合，并充分考虑日本特殊战略决策传统与认知文化背景的主体特殊性，在外部维度引入“特殊决策认知”作为补偿机制。归因理论的基本假定是，由于国家倾向于否定、忽略、贬损和非法化他国的利益，而对自身利益的态度却恰恰相反，国家在不同情境中对他国目标和意图的认知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倾向于高估他国的恶意、低估他国的善意。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情境，即国家间关系的性质划分为合作情境、竞争情境与竞合情境三类。在合作情境中，国家倾向低估他国贡献于国际合作中的能力和遵守协定的决心；在竞争情境中，除国家能力长期高于他国的情况外，国家倾向于高估他国竞争及进攻的能力；当国家间处于竞合情境时，他国决心会被模糊化认知，但忽视恶意可能在竞争中失去优势、被迫合作，因此若竞争性在竞合情境中占主导时，国家对他国能力的认知亦倾向高估。

　　内部维度的基本要素包括意图、能力、利益与决心。意图指其实现目标的战略偏好，通常被划分为善意或恶意两大类。能力在竞争、竞合情境中是国家对他国在总体战争与地区性冲突中的即时作战能力的判断，在合作情境中则是对他国提供帮助能力的衡量。决心，正如默瑟所强调的，并不容易时刻凸显，涉及决心的传递与信誉甄别需要明确的威慑或做出有代价的合作承诺。在竞争情境下国家将他国发出威胁的意志视作决心，在合作情境下则是他国实现合作承诺的意志，竞合情境下决心对国家行为的驱动效用并不稳定，因此竞合中的决心认知是难以确定的。至于利益，在何种情境下都易于界定，通常指一个国家的目标和对于结果的期待偏好。

　　外部维度可视作战略环境，但国际体系的不确定性和国际政治的某些确定性演变趋势也是国家战略环境的关键组成。本文从认知维度将日本的国家对外部战略环境的认知划分为宏观认知、微观认知以及特殊决策认知三个层面。其中，宏观认知和微观认知是国家基于外部环境的物质与观念因素所形成的复合认知；而日本的自身特殊决策认知，之所以不被归于内部维度，是因为其基于文化与决策传统的独特认知偏好本质上是一种对外部环境产生的认知惯性，是在与外部战略环境之物质与观念因素的互动过程中加工形成的外部认知倾向，或曰战略认知惯性。当他国行为符合期待时，国家倾向于强调他国行为的外部维度约束，反之则强调“他国天性本恶”,不确定性诱发的认知错位将强化该倾向。

　　同时，不确定性使各维度要素间持续互动、彼此作用并相互改变，阻碍了国家对他国行为的有效归因。当国家能力提升时，其对利益的界定就更具扩张性，而新利益的出现亦将改变能力的增长方向和战略偏好(即意图);国家意图的改变也会影响能力的发展，如恶意要求国家具备更强的军事能力；决心与其他因素也有互动，国家为其目标奋斗的意愿决定了战略偏好，进而影响能力与利益。此外，内外维度间也存在杰维斯强调的系统效应，如国际体系结构中难以预测的结果会加剧国家对他国恶意的感知，而被视作恶意且强大的国家将面对更多国家的敌意，国际体系进程中庞杂的信息与“泛安全化”趋势则要求国家更注重地缘安全的利益与能力建设。

　　当以上解释变量与国家战略行为关联时，意图即国家战略行为的指向，能力、利益、决心决定了国家战略行为的手段与程度，而外部因素决定了国家如何理解并调控战略指向与战略节奏。岸田执政后日本安全保障政策调整的总体动向是存在确定性的，即对自民党保守传统与后安倍时代日本安全保障战略惯性的延续与强化，可以说日本安全保障战略60余年的右倾趋势是没有改变的，但在不确定性的影响下，着重对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节奏与范围进行了调控。本文拟解决的问题是：岸田执政后日本安全保障政策调整动向的归因逻辑和较鲜明的战略偏好缘何而生？为此，本文基于不确定性归因理论的解释变量，尝试搭建一个多维度的分析框架，核心解释机制是：将情境作为前置变量，以内部维度的意图、能力、利益、决心的作用机制作为自变量，外部维度的宏观认知、微观认知以及日本的特殊决策认知作为调节变量，作用于岸田执政后日本安全保障决策的认知系统导向并决定其政策调整动向这一因变量的归因反馈生成模式

　　二、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调整动向与不确定性的认知影响

　　岸田文雄内阁对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调整是派阀政治力学、国民经济形势与国际战略逻辑三重博弈的结果。但是，岸田政府的“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与“新安保三文件”等官方政策并非日本安全认知从量变到质变的蜕变节点，从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内涵实质看，其对安全的认知变化并非肇始于岸田时期。从归因的视角看，岸田执政后其内部归因维度的作用机制延承于后安倍时代日本安全保障战略惯性的确定性，也面临着认知维度与外部战略环境不确定性的冲击，要归纳其作用机制，则需溯源安倍晋三政府、营义伟政府以及岸田执政后日本安全保障政策演进的“变与不变”。

　　(一)岸田执政后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延承与调适

　　2022年12月16日，岸田政府召开内阁会议正式出台了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体现了日本安全保障政策未来多领域扩展与强化地区军事影响力的调整趋势，标志着日本战后坚持“专守防卫”原则的国家安全保障政策发生了巨大转变。“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与“新安保三文件”是岸田接续发展“经济安保”与“防务破限”的政策实践，点明瞭岸田内阁安全认知的实质，即通过安全保障政策保障国际政治利益与修宪强军目标的双轨策动。回顾日本安全保障战略的发展脉络，岸田执政后对安全保障政策的调整可以说体现出一种延承性的调适动向，其确定性在于日本追求对地区安全秩序和国际战略空间的协调与掌控能力没有改变，与此同时也为地缘安全格局注入了不确定性风险。

　　具体而言，调适动向之一是突出安全保障体制方面的继承性与完善性。这也是岸田执政后日本安全保障政策调整动向最显着的确定性所在。第一，沿袭安倍理念，坚定不移地走“修宪”保守强硬路线。在安倍执政时期，日本政府强化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顶层设计，力图实现“大国主义”的破限改革，其2013年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就显示了安倍政府实现“大国化”并最终突破“和平宪法”的战略指向。营义伟就任日本首相后宣称修改“和平宪法”是自民党的基本方针，岸田文雄上台伊始也将“修宪”提上议程，把修改《日本国宪法》定位为“自民党总裁的重要课题”,宣称将集全党之力实现“修宪”。2022年7月岸田带领自民党赢得众议院选举，但碍于日本民间反战力量对全民公投的阻力，“修宪”依旧只是岸田时期安全保障政策的“暗线”。第二，优化官邸主导，打造以首相为权力中心的安全保障决策团队。安倍政府强化了首相官邸对安全保障体制的主导力度，这种在议会制度之上设置最高决策机构的“屋上架屋”政治架构为后安倍时代推动安全军事大国化创造了有利的决策空间。岸田政府承袭并优化了安倍式“首相独裁体制”,设立首相直属的“健康危机管理厅”,在内阁官房专门设置“实现新资本主义会议”以实现其“新资本主义”经济政策改革，并在内阁新设“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一职以推进经济安全保障政策的实施。第三，修订三大文件，加速日本战后安全与防卫战略的转型。岸田政府“新安保三文件”明确了“保有攻击敌方基地的能力”,删除了2013年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关于“走和平道路”的表述，并表示“将防卫费提升至GDP的2%”,以缓解未来日本进一步“军事松绑”的政治阻力。该系列文件还指出“不否定对台湾行使武力的可能性……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的活跃化”等,顺承了菅义伟访美时首提台海安全问题、安倍晋三“台湾有事”论等一以贯之的确定性安全认知逻辑。当然，“新安保三文件”也体现了未来日本安全保障政策为应对不确定性风险而转向多领域扩展的调整趋势。

　　调适动向之二是在经济安全保障领域加速经济与安全的整合。在体制化完善方面，岸田时期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战略逐步成型，由理念与战术形成层级向制度化与战略化方向演进。安倍政府就很注重经济安全保障战略的建设，在经济产业省新设“技术调查室”和“经济安全保障室”,而且践行“以经促改”原则，即以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维持较高支持率，再以此为基础推进不受民众支持的安全保障政策。岸田执政伊始便提升了经济安全保障的体制规格，增设了“经济安全保障大臣”一职，并出台“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案”,将经济安全保障战略定义为“经济问题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使用经济手段追求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目标的战略”。在国内经济安全能力建设方面，岸田政府设立7740亿日元的专项资金以支持本地尖端半导体的生产，并促使国会通过“支援新设尖端半导体工厂等关联法的修正案”,这是日本首次制定法律以补贴尖端半导体生产。在对外经济产业安全合作方面，岸田政府推动区域经济安全韧性建设，持续深化与美国为中心的关键技术与产业联盟合作，在“印太战略”下扩充与美国的经济框架合作，设立经济版“2+2”磋商机制，促进两国在尖端技术领域制定国际标准，强化两国在“印太经济框架”(IPEF)下的半导体供应链合作。同时，岸田政府注重与印度的经济安全合作，提出日印“构筑后疫情时代强有力的全球供应链”,并强化两国在多边机制下的供应链合作。日本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指出“针对他国的经济胁迫行为，(日本)提升了经济安全保障的必要性。”综上可见，经济安全保障是岸田政府比较鲜明的战略偏好，其旨在缓解日本国内新自由主义经济框架的外部压力，以更加殷实的财政支持和外部动力强化政府对安全保障战略顶层设计的有效把控。

　　调适动向之三是在安全防务方面构建多层级合作体系。安倍政府曾提出“民主安全菱形“印太战略”等安全构想，尤其2018年《防卫计划大纲》强调了日本同其他亚太国家开展安全合作的重要性，倡导以“积极和平主义”与“俯瞰地球仪外交”渐进推动日本安全保障战略构想的海外拓展。在此背景下，依托日美同盟与“印太”地缘安全盟伴体系强化安全保障战略成为岸田政府调整其安全保障政策的最显着特征。第一，加强自主军力建设，构筑多元的综合防卫力量。“新安保三文件”修改“专守防卫”方针，宣称应拥有“反击能力”,着眼发展远程打击武器，与美军共用“综合防空与导弹防御”系统，并计划到2027年将日本军费支出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岸田政府进一步敲定了从2023年度起五年内的防卫费总额约为43万亿日元，将用于增强日本在太空、网络、电磁波等新领域的防卫能力，并构建能从敌方射程外实施攻击的“防区外防卫能力”。第二，巩固日美同盟基石，深化共同防务战略指向。岸田政府强调在“日美同盟”外交基轴下，推进民主国家安全联盟，强化价值观外交。日美安全合作范围已经涉及“太空及网络”“综合导弹防御”“联合训练和军事演习”“情报、监视及侦察(ISR)活动”“海域安全保障”“后方支援”“应对大规模灾害”等几乎所有领域。第三，构建多元化联盟安全体系。岸田政府在纵向上继续与美国及其盟伴国家开展“印太战略”联结的同时，又在横向上拓宽战略自主性，拓展原有同盟框架内的小多边安全防务合作，同时建立新的双边、多边安全合作体系。2022年1月和2023年1月，日本分别与澳大利亚、英国签署《互惠准入协议》。2023年8月18日，日美韩在美国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会晤，这标志着日本在日韩国民对立情绪激化的背景下着力推进两国的实质性安全防务合作，“在首脑层面展示合作姿态来威慑中国”。

　　(二)岸田执政后日本安全保障认知的特点与惯性

　　从岸田执政后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演进脉络不难看出，其调适动向是岸田政府统合自民党派阀政治意图、战后日本“大国化”决心与当前中美战略博弈态势下能力利益认知的系统性产物。因此，要找到归因解释变量中契合其政策动向的显性相互作用关系，需结合“能力一利益—意图—决心”四个要素，挖掘并归纳其背后的认知特点及确定性的决策认知惯性。

　　第一，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转向呈现能力与意图维度的主动性特点，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安全防卫能力的主动性转变。岸田政府出台的“新安保三文件”有着重要的转型标识性价值，其安全保障战略无论从制度建设还是具体政策，都体现出由被动型“专守防卫”全面转向主动型“攻守兼备”的特点。二是安全保障战略意图的主动性契合。随着特朗普政府与拜登政府大力推进美国及盟伴“印太战略”的对华包围圈，日本地缘安全合作的“印太”框架战略优先级不断提升，日本积极协同美国推进“印太战略”,并扮演“辅美遏华”的地缘支轴角色。美日印澳四边安全机制的重启、“印太经济框架”的落实等战略意图的主动嵌合，都可视为日本为追求国家的“絶对安全”而战略联动“印太战略”的结果。

　　第二，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能力与利益拓展呈现综合性特点。后安倍时代日本安全保障政策调整的确定趋势之一，是将越来越多的低级政治议题高级化和安全化，并将越来越多的合作领域与安全议题挂钩。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综合性转向肇始于大平时代的“综合安全保障”理念，这种趋势在岸田执政后的强化速度有所提高。一是日本不断向外延伸多边、多层级的综合安全保障体系及能力。在日本首倡、美国接纳并主导的“印太战略”下，日本逐渐打造了日美为第一层、日印及日澳为第二层、日本与东盟为第三层以及日本与英、德等欧洲国家为第四层的综合安全保障同心圆结构，安全合作领域从军事装备、人员协作向信息配合、战术制定等全领域拓展。二是经济安全保障逐渐机制化、全面化，成为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和国家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并与“印太战略”加速整合。三是将价值观纳入日本的安全保障体系中。岸田政府将“坚决维护自由、民主主义、人权和法治等普遍价值观的决心”定位于日本外交与安全保障“三个决心”的首位，一个重要表征是岸田政府在涉台议题中频繁强调价值观“保台”以及台海对“印太”地区“自由与开放的秩序”的重要性等。

　　第三，日本安全保障战略目标与战略手段之间的平衡策略呈现灵活性特点。后安倍时代日本安全保障指向的几次关键调整都与外部战略环境密切相关，日本总能灵活地藉助外部环境的变化推进安全保障政策的发展。首先是利用拜登政府“印太战略”深化落实的关键节点，适时地推动以日美为核心的多边安全体制建设，使日本有效淡化了日美安全同盟中的不平等性，并扩大了日本在多边安全体系中的话语权。其次是借力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巨大冲击，巧妙地顺应全球供应链断裂和脱钩的境况，大力推进日本的经济安全保障战略。最后是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对日美同盟的“核共享”议题进行试探，并将台湾问题与乌克兰局势“扭曲联结”,为插足台湾问题、扩大地缘安全优势创造条件。

　　岸田政府安全保障政策的调整逻辑关涉执政党、内阁、中央省厅、学界、地方、国民经济与安全等，派阀政治诉求与战略决心的偏好取向具有战略惯性，但基于能力与利益的考量，日本愈发难以在中美之间维持战略平衡，中美包容性竞争转向对抗性竞争的演化速度及烈度成为影响岸田调整安全保障政策动向的核心变数，这也是较为灵活的经济安全保障成为岸田政府强化其战略空间关键抓手的动因。综上，在对外界意图的不确定性风险、自身战略意图与战略决心“合理化”的认知推动下，岸田政府注重在“能力一利益”层面强化多边外交与多元议题的结合，旨在让日本把控地区秩序走向、打破“随美型”地区战略的限制，以纵向产业链布局助推经济安全目标，并引导地区安全张力，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共同建立自由开放的地区秩序”。基于此，本文将意图认知引导能力建设、能力建设推促利益认知、战略决心引领系统行动的三组解释变量作用关系归纳为内部归因逻辑。

　　(三)不确定性对日本特殊战略决策认知结构的影响

　　归因主体的特殊决策认知结构是在错误知觉共性的一般性抽象与不确定性归因分析间建立适配性的补偿机制。岸田执政后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动向特点，是日本战略文化与决策认知结构同后安倍时代不确定性外部环境共同塑造的，其与宏观认知、微观认知同属调节变量，影响岸田政府对能力、利益、意图及决心的安全认知。这也是将原有的不确定性归因理论作为工具来分析岸田执政后日本安全保障政策变化的逻辑链条中必要的中介要素。

　　第一，不确定性与日本的环境依赖和危机意识偏好相互作用，安全环境的变化使日本固有的安全焦虑升级并外溢至新的安全领域，在岸田执政后这种趋向随日美“印太战略”的提质升级而加剧。岛国的土地稀缺与资源匮乏塑造了日本民族的思维方式，导致日本产生了对环境资源的依赖心理和强烈的危机意识。回顾近代以来日本的现代化历程，内外交困的处境和直面西方列强时的心理落差进一步催生了日本民族的危机思维倾向。当下，在大国地缘安全博弈的冲击下，愈发显着的安全不确定性使日本对区域经济秩序、产业链结构、能源供给、高精尖技术竞争力等议题的安全感知愈发焦虑，促使后安倍时代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整体脉络呈现“泛安全化”特征。

　　第二，不确定性使日本的集体主义权力政治偏好凸显，为岸田政府强化盟伴安全合作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观念动力。集体主义观念是日本的特殊社会文化现象，影响着日本的国民性格与国际政治实践。“对于世界政治主流局势变动，呈现出机会主义式附随的特性”。从建构主义的观念研究分析，日本集体主义权力政治认知偏好遵循“聚合性认同”的逻辑，其寻求在更大的地理或政治范围建立集体认同、寻求“类属身份”或“集团身份”,但同时日本的危机意识偏好又塑造了其对暴力型规范的认知惯性，寻求排他性安全的“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因此，岸田政府的安全保障战略布局呈现出快速推进联盟体系建设的倾向，在安全合作的具体议程中以现实课题为导向不断扩大合作的领域、拓展合作的深度。

　　第三，不确定性对日本的地位观念与对外扩张偏好产生冲击，岸田政府欲借安全战略维系日本在国际秩序中的“一极”地位。长期以来的“纵式”社会结构使日本形成了等级地位观念,这种对地位的执着源于对权力的追求，日本在国际政治中形成了基于地位意识的战略文化，遇强追随、遇弱恃强、不甘居人之下。同时，扩张思想也深植于日本的战略偏好，无论是大和“百余国”的统而化一还是近代日本的侵略扩张，都折射出实用主义视角下日本以扩张手段摆脱负面外部环境影响的战略思维。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追求的“一个全方位的内容丰富的大国梦想”,似乎也在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时遭到了挑战。国际体系的不确定性造成了地缘安全环境信息复杂化、国家对传统安全概念边界进行过度扩大的“泛安全化”主客体互构进程等现象，加剧了日本维系自身在地区和国际秩序中权力地位的决心，进而加快了岸田在安全保障领域对美国的战略追随步调。

　　上述不确定性的认知结构影响传导至日本安全保障战略的政策执行阶段时，形成了三组内在阻力。一是安全意图的自主与追随矛盾。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破限”意图需要美国的“许可”,对美追随显然是日本实现安全利益最大化和“大国化”目标的捷径，但日本亦需在中美之间不断维持适度的战略平衡，以求规避风险和险中获益。二是综合利益的合作与脱钩矛盾。经济安全保障隐含着相互依赖与国际制度的武器化目的，与日本奉行的开放、透明的自由主义市场原则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日本认为“只有拥有根据国际规则建立秩序的力量才是实现经济安全的最有效手段”,但即便在疫情下，日本对华贸易依存度仍不降反升，安全与发展的佯谬是岸田政府无法逥避的问题。三是长期愿景的改革与辅成矛盾。辅成国是在秩序转变过程中能够发挥主动作用的中心国家，其既能协助霸权国捍卫秩序，又能掣肘霸权国以扩大议价空间。日本意图成为全球多边主义回归的“引领者”,但在日美同盟的绑缚下，这种身份地位的诉求与日本安全保障政策对冲博弈的调整逻辑是背道而驰的。可见，不确定性对日本特殊战略决策认知结构的影响加剧了后安倍时代日本内部安全认知的张力，意图的战略需求与利益的发展悖论需要更为强大的能力基础以实现战略自主，而对地位与身份角色的执着追求又不断加码上述认知张力，使三组解释变量的作用关系进一步强化。

　　三、岸田执政后日本安全保障政策调整动向的不确定性归因分析

　　在上述对岸田执政后日本安全保障政策调整动向的特点及不确定性作用下日本安全保障战略决策认知结构等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搭建了一个岸田政府安全保障政策输出的分析框架(参见图1)。其一，日本对自身安全情境的界定影响其内外维度的认知模式，因此首先需界定作为前置变量的安全情境；其二，由于岸田执政后日本安全意图、安全利益与安全保障能力之间的现实作用关系明显，而而意图、利益与能力的变化进一步推动日本坚定安全保障路线的决心，故选取“意图一能力”“能力一利益”“决心—其他”三组自变量相互作用关系，分析其认知机制与作用逻辑；其三，结合宏观认知、微观认知以及不确定性影响下的日本安全保障特殊决策认知等三个调节变量，分析其对岸田执政后日本安全认知逻辑的影响。

　　(一)前置变量分析：岸田执政后日本对安全情境的界定

　　国际关系归因理论强调情境对国家认知倾向的影响作用，对安全环境性质的战略认知是日本感知外部威胁并调整国家安全保障政策的基点。现代东亚的安全规范实质上是美国在战后建立起的安全同盟规范，这种规范观念决定了日本如何界定其所处安全情境，并深刻影响着岸田政府对周边安全环境的战略认知。自美国“印太”盟伴体系将经济安全提升至战略高度以来，东亚地区的产业链布局在安全思维的影响下大幅调整，科技、气候等议题也加剧了中美权力关系中的“泛安全化”倾向，东亚国家尤其是东盟国家开始将经济安全视为新时期的焦点。认知的理念差异不仅派生出多领域的地缘安全风险，还导致了军备竞争成为谋取确定性安全的必要手段。日本周边安全秩序的不确定性即源自地区安全规范之争，不确定性下的认知偏误又进一步强化了岸田政府对情境中恶意与对抗性的感知，使其对安全情境的界定产生了一种“错位”的确定性。例如，在追求“大国梦”的过程中，“中国被日本视为最重要的安全威胁”,而且这种认知“确定”效应与归因“最恶”倾向持续叠加。

　　岸田执政后日本对自身周边安全情境的认知，是日本对权力对比的物质实力因素与安全理念的观念规范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后得出的结论。因而，岸田政府对日本整体安全情境的界定是一种对传统安全情境与非传统安全情境界定的综合判断。在传统安全层面，日本对大国博弈下地区安全性质的认知是合作色彩淡化的竞争情境。2022年版《国家防卫战略》指出“全球力量平衡发生了重大变化，洲际竞争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都有出现。这种趋势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尤其明显。”在非传统安全层面，岸田政府的认知是强调对抗的竞合情境。2022年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指出“对抗与合作在国际关系中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国际关系中地缘政治竞争加剧。”随着地区安全议程在“泛安全化”观念下的复杂化，原本强调合作属性的非传统安全领域逐渐向强调对抗属性的选择性非传统安全合作演进，并呈现为一种强竞争性的竞合情境。需要强调的是，竞合情境的认知是后安倍时代日本情境认知的确定性判断，但随着中美战略竞合下不确定性的积聚，三国政府对竞合情境中竞争与合作的比重认知均不断向竞争方向倾斜。因此可以认为，日本对整体安全情境的界定是一个竞争性为主的竞合情境。

　　日本的特殊决策认知偏好进一步固化了岸田政府对安全情境的界定。第一，地位秩序观念使日本过早排除了无重大安全威胁的可能性，进而强化了对情境的界定。日本认为中国在台海、南海等问题上的立场表述是中国对区域既有安全秩序的挑战与改写，是中国军事实力与“战略野心”膨胀的结果，日本“不能允许单方面武力改变现状的尝试”,不确定性下“错位的确定性”使日本进一步忽略了地区安全环境中的合作信号与合作契机。第二，岸田政府强化遏华安全合作契合日本的集体主义权力政治，其对安全集团的追随和对现实利益的追求客观上阻碍了地区安全治理合作的推进。而且，排他性地缘安全盟伴体系旨在保障少数国家的安全，不利于竞合情境向合作情境的转化。需要注意的是，日本所谓的“追随强者”并非絶对的“依附”,而是自身成为“一级”强者的手段，这也是为何日本积极谋求与英国、德国等亚太域外国家建立更为自主的双边安全合作的战略动因。第三，危机意识观念下日本过度关切各类安全问题对本国安全的负面影响，这种焦虑的外溢使日本对地区安全问题产生认知失调。2021年菅义伟访美时首提台海安全问题，岸田在2023年七国集团广岛会议上再次强调对台海安全的关切，这种对华战略恐慌情绪的延续与外溢使日本无法轻易承担改变安全情境界定的战略风险。

　　(二)自变量分析：岸田执政后日本安全认知的内部机制

　　归因分析内部解释变量的相互作用关系是国家行为背后的内生性自变量，是国家战略决策的核心驱动力。内部维度的认知要素并不等同于一国的国内因素，一个国家的内部归因认知机制既包括了它对自身内部各要素的理解，也包含了其对他国能力、意志、利益与决心的解读。

　　1.“意图一能力”的对冲要求：战略意图与安全能力的二维联合

　　在归因分析中，将他国意图假定为“最恶”利于国家规避风险，这种断言也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基石性假定。对于自身意图，日本自认是一个奉行“普遍价值”的“善意国家”,其安全防卫行为旨在巩固所谓“热爱和平”国家的地位。因此，在竞合情境中，日本制定针对他国的安全保障战略时必须将他国意图的不确定性纳入考量，以规避忽视他国恶意的风险。对于他国意图，中国与美国战略实力的趋近态势及其对主权与领土问题的坚决捍卫等使日本感受到了中国军事能力的“质变”,日本认为中国或意图“发展与美国匹敌甚至优于美国的军事力量”。可见，在竞合情境中，岸田政府倾向于高估中国的军事安全能力，并低估中国在安全合作和对话中提供帮助的能力。因此，在岸田执政后，日本似乎实现了对他国安全意图从不确定到假定“最恶”的逻辑跳跃，将中国安全能力的提升归因于中国意图的“恶意”变化，即恶意要求更多的进攻性能力。这种意图对能力的要求是主动的，与岸田执政后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主动性特点相一致

　　中国综合实力的增长是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的结果，中国对主权和领土安全的维护并没有对日本的针对性安全意图，但由于感知到了“恶意”,岸田执政后日本评估自身缺乏相应的安全能力以扺御“恶意”国家的扩张压力，因此岸田政府选择优先发展进攻性军事能力以增强自身安全能力。从日本的官方表态和社会情绪可见，处于竞争或竞争性强的竞合关系中，日本将中国的战略克制(如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选择搁置争议)归因于自身的强势和努力，将中国的温和防御(如中国在台海、南海的防御性军事活动等)归因为对方的恶意，而应对策略是以发展进攻性安全能力对冲“恶意”意图。但这种机会主义的扩张动向在事实上构成了日本战略意图的“恶意性”,并不符合一个寻求安全国家的善意举措。“恶意”感知使日本在具体安全领域以强化应对能力的方式，对冲意图的不确定性和“恶意”风险。为此，2022—2023年间，日本积极强化钓鱼岛周边竹松、健军、相浦、奄美、那霸、知念、石垣岛等地区的安全防卫力量，并谋求以此构筑地缘战略支轴，提升对台海安全局势的影响力。

　　2.“能力一利益”的双向驱动：综合利益与安全能力的双重要求

　　归因理论认为，国家普遍倾向于忽视他国的利益。同时，正如实力转变理论强调的“依据本国的实力来界定自己的国家利益”,当一国能力得到增强时，不断壮大的能力将反向驱动其扩大对利益的界定，而能力是国家获得利益或实现战略目标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此利益界定扩大也将驱动能力的升级。如二战时期，日本在实现工业化后走向了海外殖民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短期大幅提升的进攻性军事能力需要日本获取更多的资源和经济利益，日本对殖民地的掠夺与控制又需要其拥有更加强大的军事实力，能力与利益的“链式反应”最终驱动了日本无法遏制的扩张侵略行径。

　　这种军力支撑战略、战略支撑控制力、控制力支撑经济资源利益、利益支撑军力的逻辑链条与岸田执政后日本的安全认知惯性如出一辙，“能力一利益”的双向驱动建构了当前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综合性特点：因对他国利益的否定，日本从资金支持(军费预算)、法理支持(反击能力)和盟友支持(同盟安全保障体系等)三个维度提质升级安全能力，国民安全与发展利益、自民党法制改革的民意基础以及同盟安全防务合作所外溢的利益随之扩大并进一步推促日本继续强化安全能力，从而在长周期实现对综合利益的获取与掌控。在具体实践中，岸田执政以后在日美首脑会谈中多次确认“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第五条”,这意味着日本对本国安全利益的优先考量以及对中国核心利益的忽视。在“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利益宣言下，日本加快推进海上军事能力建设，进一步为日本扩张海洋安全利益的界定奠定了实力基础。在国内层面，日本自民党追求“大国化”的利益目标要求其拥有强大的政策改革能力，而这种能力所对应的上层政治结构必须确保得到国民经济与国内情绪的支持，故以安全焦虑的舆论导向扩大保守型安全利益认知，成为安倍及岸田政府推动强化安全保障进攻性防卫力量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岸田执政后，日本渐进拓展了亚太地区的安全利益，而经济安全保障政策下新的海外供应链布局又会催生新的海外利益链条，最终呈现出经济安全利益与能力相互需求、纵深发展的图景。

　　3.“决心—其他”的系统效应：朝野保守本流的多元型安全保障政策

　　决心可以衡量一个国家为自身目标奋斗的意愿大小。在线性关系层面，决心的大小决定了一个国家偏好什么样的战略(即意图),扩张的决心随利益与能力的扩大而增强；在非线性关系层面，由于意图与能力、能力与利益之间的强关系，这三个要素之间的交互也将间接影响一国的决心。因此，决心是一个与其他各要素相关的函数，系统效应思维是对决心进行归因时避免错误知觉的关键。但是，要避免将决心视作杰维斯所说的“突现属性”(emergent properties),这是因为虽然决心与其他要素间都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但内部维度系统的性质并不由决心单要素决定。可以说，决心更像国家战略决策的助燃剂，而非燃料。国家有可能因两种情况而忽略安全情境因素进而低估他国决心：第一种情况是国家领导人的个人认知出现较大偏差，如在胜利拥簇下愈发自负的拿破仑进攻俄国、渴望速胜的野心家希特勒入侵苏联；第二种情况是国家间军事能力过于悬殊，如20世纪50年代美国发动朝鲜战争、2003年美军入侵伊拉克等。

　　在岸田执政后，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延续性动向体现了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的决心。随着“新安保三文件”的出台，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进攻性战略意图渐次显露，随之产生的能力增长与利益扩大的双向作用强化了日本的安全战略决心：基于对自身及同盟当前能力与利益的判断，日本将在追求成为军事大国的道路上变得更加坚定不移，这是维护地缘政治经济利益、强化安全保障能力、遏制他国“恶意”意图并以实力为基础扩充战略自主性的多赢之举。在竞合情境中，日本对美国在同盟关系中的合作决心也存有一定程度的担忧，尤其是在俄乌冲突所引发的安全焦虑下，日本以安全保障战略为路径实现“正常国家化”的决心持续增强。在军事安全领域，岸田政府从战略制定与法理约束的方向解绑日本的进攻性能力，同时广泛而深入地构筑以日本为次核心的盟伴安全保障合作框架，以“热爱和平国家”的“大国角色”展开针对性的安全部署，台海及钓鱼岛周边海域成为其安全防卫部署的地缘焦点。上述系统效应的本质，实为日本谋求摆脱“战后体制”过程中对战略自主性和战略主动权的追求，“战略自主性”和“战略不可或缺性”是岸田执政后日本推进经济安全保障战略的基本思路，秉持实现“正常国家化”的决心，增强“防卫力、经济力、技术力”等“必要”的综合国力。

　　(三)调节变量分析：不确定性外部维度对内部认知的影响

　　外部维度的归因认知能够影响内部相互作用的强度与速度，承担着客观世界外生不确定性传导至内部自变量相互作用关系的中介功能。在不确定性的影响下，岸田政府对外部的宏观认知加剧了日本的安全能力焦虑和对他国“能力一利益”转化效率的评估，微观认知强化了日本对外部风险的担忧，特殊决策认知则淡化了日本对他国所受情境约束力的感知。

　　1.宏观认知：能力转化效能与利益场域扩散

　　在内部归因的变量关系中，日本对他国军事进攻能力的安全认知与对自身和他国利益的界定呈线性相关。日本对外部环境的宏观认知不仅作用于内部的能力认知、利益认知及二者间的相互作用，也反向影响着外部环境本身，影响着日本的宏观不确定性认知。

　　一方面，国际体系宏观结构与进程中的不确定性冲击着日本对外部安全环境的认知，导致日本放大了对自身安全能力欠缺及对利益场域界定的认知。权力扩散是不确定性时代的重要特征，“知识和技术的扩散使权力更平均地分布在世界中”,这也意味着国家的传统性权力资产无法彻底地兑换为一国的权力，军事能力不再等同于获得安全的能力。随着不确定性对日本安全义利观的塑造，缺少核打击能力的日本为了实现安全利益的絶对增量，将安全利益的界定由传统的军事安全利益扩散至更多新场域,赢得非传统军事场域的利益成为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新目标。2023年4月被问及在“台湾有事”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将采取何种行动时，岸田重申日本在认定其为“存亡危机事态”的情况时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该表态一则是利用“存亡危机事态”概念为集体自卫权“破限”铺平了道路，二则体现了日本在地缘安全问题上能力与利益认知的转变。

　　另一方面，宏观认知使日本对他国能力转换为利益的效能产生瞭高估倾向，进而放大了自身的安全焦虑。日本本就倾向于放大中国的军事能力威胁，而经济与军事能力对比关系的临界翻转进程差异使日本对中国能力转化效能的评估进一步升级，“中国军费支出在1992年开始的30年间增长约39倍，从2012年开始10年间增长约2.2倍，……2021年中国军费的实际支出比公布的预算多出1.1—2倍”。这种效能的认知错位与日本的“军事大国化”决心合流的结果，便是在岸田时期“新安保三文件”计划提升军费至GDP的2%以上，并计划在2027年成为世界第三军费大国。同时，能力与利益认知的改变也将反向塑造国家所处的外部环境，“追求强大的进攻性能力更容易招致更多的敌人”。随着日本安全保障政策愈发脱离“专守防卫”的限制，区域内其他国家在军费开支、武器研发等方面或将投入更多资源，甚至开启地区军备竞赛的“潘多拉魔盒”,这种趋势与安全困境“螺旋模型”的认知逻辑存在一致性。但是，当前地区强国间发生大规模军事对抗的可能性在下降，日美安全保障联动下的地缘“泛安全困境”或“非传统安全困境”或更值得关注。

　　2.微观认知：意图认知错位与信号甄别困境

　　在微观层面，不确定性也影响着国家对外部环境的认知模式。岸田政府的国家安全保障决策架构所接收的涉及安全议题的信息极为庞杂，其中既包含涉及敏感或核心安全问题的信息，也包含了他国对日本发出的各种主动或非针对性的安全信号。在不确定性作用下，岸田政府对他国及自身的决心认知和对他国意图信号的认知发生了变化

　　地缘安全环境中无处不在的不确定性使安全信息激增，致使日本在识别他国意图及决心的过程中易产生主观上“错位的确定性”,固化竞合情境下对他国“恶意”及“隐藏的对抗决心”的高估倾向，生成因认知变动所带来的安全风险。2022年日本《防卫白皮书》指出，周边安全环境中的各类军事活动十分密集。同时,“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安全保障的应有状态……网络等领域风险加重，包括虚假信息扩散在内的信息风险”,所有信息共同导致了日本认为“基于外部信息正确把握他国的威胁意图是很困难的”,只能通过他国“能力和意志的组合”来判断其意图和决心。

　　可见,岸田执政后日本的安全认知惯性是参照他国军事信息所反映的军事能力增长来推断他国的进攻决心增强，进而判断他国存在进攻性的“恶意”意图或“威胁”。“新安保三文件”中关于构建对冲“威胁”的“威慑力”政策表达清晰展现了上述认知逻辑：日本决策精英层笃信权力转移和大国政治的理论预期，为应对中国全面性崛起以及对现状的改变，日本有必要构建能够产生军事推回、经济迟滞、制度规锁和意识形态诋毁等效用的综合威慑力，从而迫使中国放弃实力基础上的“攻击性意图”。岸田执政后日本的安全威慑举措本身是一种静态战略，这也意味着威慑需在发出威胁后等待对手的举措，这种“试金石机制”导致威慑战略的有效性本身也具有不确定性，进而使其在威慑战略的相持阶段对他国能力变化和意图倾向更加敏感。激增的安全信息本身也加剧了意图在客观层面的隐匿性。为强化信号的可信度，岸田政府通过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建设进攻性能力等方式发出自认清晰的战略号，宣示日本已经着手构筑“量与质都凌驾于中国的战力”,以迫使中国“增加战略成本”“失去对权益伸张的过度自信”。同时,认知的改变也反向作用于外部环境，日本对华的“恶意”认知倾向亦削弱了中日间的安全互信基础。

　　3.特殊决策认知：淡化他国所面临的情境约束力

　　在岸田执政后，日本敏感焦虑的安全认知倾向使其对中国安全能力的认知被扩大；在传统权力政治观的影响下，“错位”的决心认知使日本进一步坚信中国的“扩张”决心；同时，日本“以追随强者谋自主空间”的战略惯性和对“一极”地位的追求，使其不断通过战略竞争的方式对冲一个“挑战”现有安全秩序的国家所带来的利益风险。然而，在不确定性归因的认知链条中，日本特殊决策认知对其内部认知的作用不仅是直接式的，其在与宏观认知、微观认知的共同作用下还可以通过影响日本对他国所受情境约束力的评估认知，间接影响其对他国能力、利益以及决心的综合归因判断。

　　一国所面临的情境约束力是由其与他国间安全关系性质所决定的，与该国在安全情境中实施安全威胁或进攻性军事行动所需的战略成本及决心等有关，故他国威慑的可信度可被看作一个能力、利益、决心和情境约束认知的函数。本文结合调节变量作用下国家对他国“能力一利益”的转化效能认知倾向，引入对他国威慑可信度C1的不确定性归因认知函数：

　　对日本而言，在当前竞争性加剧的竞合情境中，中国是地区安全秩序的挑战者，随着中国拥有更多的能力资源并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发展“进攻性能力”,中国在地缘战略进程中的风险承担决心将突破情境关系的约束限制。可以说，特殊决策认知的调节结果便是日本淡化了他国所受安全情境的约束力，加之内部认知对他国能力、利益、二者转化系数及进攻性决心的高估，最终倾向于高估他国安全威胁信号C1的可信度。这种认知心理显现于日本政策界、智库界的判断论调中，如负责安全保障政策与危机管控的前内阁官房副长官助理高见泽将林在岸田执政伊始就曾指出，随着中国常规战斗力的提高，建立在美国优势实力基础上的地缘威慑架构所能发挥的情境约束力“存在着重大隐忧”。

　　四、结论与启示

　　岸田执政后日本安全保障政策调整动向的不确定性归因逻辑是一个综合、多阶的复杂系统。本文从当前日本安全保障政策调整的动向特征入手，以不确定性归因逻辑为理论前提，提出了情境、内部、外部三个维度的若干解释变量，确立了分析框架的前置变量、核心自变量与调节变量——情境性质的界定、内部认知变量相互作用关系以及不确定性外部认知的影响，尝试剖析岸田执政后日本安全保障战略决策的因果机制。本文有待发展之处在于认知心理学理论无法量化，因此本文在建构概念、进行定性分析时对研判岸田政府安全保障战略偏好的内部取向演进无法跨越理论工具的局限性。但好的理论不仅应解释世界如何运行，也要关注应该如何运行。国际政治的立学之本应从问题出发、以果推因，探求战争与和平、国家之兴衰。战后日本军事战略不断累积的进攻性倾向存在历史基因，归因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地缘扩张观念动力以及阐释不确定性归因认知互动进程下的地缘安全困境生成机制是未来有待研究的延伸性议题。

　　在中美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中日安全情境难以在朝夕间得以改变，而日本整体右倾的政治、舆论环境已然形成了“过度安全保障”的内循环。日本未来安全动向的确定性趋势是将进一步向突破宪法束缚的政治愿景迈进，中国必须正视地缘安全与政治风险的现实。不确定性的“熵增”逻辑似乎将成为未来中日关系发展的真实写照，但认知并非静态的过程。从历史的脉络看，中日关系重复“趋冷—回暖”的周期性波动，日本对华意图感知也重复着“善意—恶意”的认知跳跃。随着中国稳步拉大与日本的综合国力差距，日本安全保障战略赖以实现的实力优势将持续下降，当围堵、封锁与遏制行之无效时，中日关系“进大于退”的确定性便会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