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深度推进对华竞争的大背景下，美国遵循地缘政治的逻辑，加紧推进“印太”安全框架下的台海战略。美国企图以台海为地缘战略支点，构造纵贯边缘地带的对华遏制轴线，以台海安全态势促进周边地缘焦点的战略联动，旨在实现低烈度、高频次、可持续的对华战略消耗。当前，美国台海战略的策动面向包括跨区位的盟伴体系纵合、跨功能的遏华战略整合以及跨认知的排华体系融合，由此综合构造起以诱华消耗为导向的安全耦合螺旋。但是，美国的台海战略面临多维性困局，其遏华效能有限。美国政治极化趋势、中美实力消长态势、外部环境的现实局势分别在政策制定、战略执行、实施效果方面对美国的台海战略构成制约，使其在边缘地带的地缘战略策动难以为继。

　　关键词：美国台海战略 地缘战略 战略策动台海安全

　　随着中美经济实力日趋接近，美国对华关系呈现由协调性竞争逐渐转向排他性对抗的下跌震荡走势。作为一个地缘政治概念的“印太”已成为拜登政府建设遏华盟伴安全体系、介入台海安全局势的战略核心，“自由与专制世界间的地缘政治竞争正在上演”。拜登政府的台海战略延续了特朗普政府“以台制华”的基本方向，并落实强化了在“印太战略”（Indo-Pacific Strategy）安全框架下的台海安全策动。当前，美国的台海战略日趋成为美国地缘遏华战略的关键环节，台海被定位为联动台海、南海、东海等“三海”安全问题的地缘战略支点。台海的和平稳定局势被搅动，动荡的风险加大。然而，“战争并非不可避免”。从地缘政治的时空本位审视“修昔底德陷阱”论的思辨性、解构美国台海战略的霸权逻辑，有助于科学研判台海安全形势和美国地缘战略的策动意图，进而维护台海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大局。

　　一、美国台海战略的策动面向

　　在“印太”安全架构下，美国台海战略的地缘安全策动是结合地理因素的结构功能主义战略部署，其地缘表征、功能内涵与溢出效应构成主要策动面向。三种策动面向相互支撑、互相促动，意在实现美国遏中独大的国家战略利益。

　　（一）盟伴体系的跨区位纵合。当前，美国台海战略最显着的特征即以台海问题策动“三海”之议题，以议题联动打造多盟友安全战略空间。具体而言，美国在战术层面强化了“印太”安全架构下台海、南海与东海的跨海嵌入式联动，打造议题导向的安全战略空间。特朗普政府将建立南海“议题联盟”作为“印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化与域内盟伴国家共同插手南海议题。2022年2月，拜登政府与日韩三边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中首次提及“台湾海峡”，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这等于是为2023年美日韩戴维营首脑会谈将三国安全关切向南海延伸定盘。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智库高频举行台海安全兵棋推演，预设台海危机的节奏将会加快。在美策动影响下，日、韩、菲等国对跨海议题的发声日益增加。其中，日本的态度最为活跃，2022年5月美日防长会晤声明称“日美同盟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并强调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2023年8月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共同表示，“日本强烈反对中国在东海对日本主权的侵犯”，并抗议中国在南海的“海上扩张力度”。韩、菲对台海的表态较为克制，但其“先发制人式”的台海问题处置方案逐渐成为战略倾向。

　　同时，美国以军防联动实现跨域型盟友安全互动。在台海及其周边海域投射军事影响力是美国印太安全架构遏制中国海军力量在西太平洋的影响力增长、将其困于东亚沿海的实力基础。除日、韩、菲等周边国家外，美国积极拉拢印度、澳大利亚等跨域盟伴国家以军事演习和防务合作的方式，参与集体防务安全联动。除了“四方安全对话”（QUAD）的集体军事演习外，机制成员也独立或联合举行军事演习，如2021年8月、2023年5月印度同菲律宾、东盟十国在南海举行军演，2021年5月、6月日本同印度、美法澳三国在东海举办联合军事训练，2023年6月日本准航母“出云”号同美核动力航母“里根”号与“尼米兹”号等舰艇在东海举行了联合军演，等等。除军事演习外，美国也重视“印太”架构下安全能力的联动建设，如西方安全机制为“应对包括中国南海和东海在内的对基于海洋规则秩序的挑战”，推进“信息共享、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促进海上交通线的安全和安保”等。为此，QUAD推出“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IPMDA），其旨在“扩大在中国南海的影响力，改变地区安全架构……提高介入中国南海事务的能力，深化相关海域的军事化程度”。此外，美国还以利益联动协同域外盟伴国家介入台海。域内外国家通过经济、安全等方式强化自身地缘利益已是其“印太”政策的基点，因此乐于与美国建立战略与利益联结，迎合美国台海战略所遵循的“印太战略”对小多边、小集团的统摄逻辑。在英美特殊关系下，英国高度配合美国“印太战略”，加大对台海及其周边地缘安全议题的介入力度，2018年后英国政府连续调整南海政策，2018版《国家安全实力评估》首次以“南海相关争议增加地区风险”的论断介入南海议题，约翰逊（Boris Johnson）政府持续关注“全球英国”构想下的“南海与东海领土争端”，2022版《国家海洋安全战略》直言“一个稳定安全的南海对于英国在印太地区的利益至关重要”。法、德也积极调整“印太”政策，以英法德为代表的美国北约盟国通过军事跟进的方式积极配合美国的地缘战略。2021年2月、5月、8月，法、英、德军舰相继在演习途中穿越中国南海。可以说，随着美国地缘战略将台海、朝鲜半岛、东海和南海局势列为其“首要安全关切”,北约的“印太”转向在地缘战略上已经启动。

　　（二）遏华导向的跨功能整合。在以地理区位为导向拉拢域内外盟伴国参与安全联动的同时，美国还以功能为导向整合边缘地带的排华体系，实现台海及其周边安全分涉议题遏华功能的互嵌。

　　第一，整合安全与发展功能，实现可持续性的地缘安全联动。美国打造的以台海为核心的安全联动是否有韧性，取决于它能否调动地缘盟友的同频配合，使其承受安全联动所带来的外部发展环境压力。因此，美国着眼于以制度和产业的形式提升联动安全风险所带来的边际收益，同时干预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为对冲台海局势外溢的地缘供应链风险，美国在制度方面部署了“印太经济框架”（IPEF）的“贸易、供应链、能源与基建、反腐与税收”四大支柱以及QUAD所关注的“弹性、多元、安全的软硬件及技术供应链”。2023年8月，美日韩戴维营会谈也强调了要建立三国在IPEF下的机制协调，以“抢抓地区经贸规则和技术标准主导权”。以上举措为美国台海战略策动下的可持续性安全联动客观上提供了机制保障。在主观行动上，美国积极转移地缘区域关键性产业，预防安全联动生成不利于美“印太体系”的产业安全风险。除鼓励区域各国对华“脱钩断链”“产业自主”外，美国优先对台湾半导体产业实行转移，2022年12月6日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台积电）首批设备搬运至美国亚利桑那州新厂。从合同代工的销售数据看，中国台湾地区公司占全球半导体合同收入的73%，而台积电几乎制造了全球所有的高端半导体。

　　第二，整合军防与法理功能，实现有法可依的“自由航行”。美国“印太”安全架构“依据法理”介入台海及南海事务的主要途径，是靠非法化中国的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进而实施航行自由包装下的军防渗透。自2011年起，美国便在中国南海开展“航行自由行动”，2016年“南海仲裁案”后，美军在南海“闯岛式”航行自由行动的次数显着增加。美国藉口“航行及飞越自由”加力推动法理名义下的跨海安保联动，持续开展穿越台湾海峡行动，并在此基础上逐步落实有关重大事件的针对性部署，如2022年8月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atricia Pelosi）窜台期间，美军“里根”号航母及其打击群频繁折返于台海及东海海域。在此背景下，日本千方百计介入南海法理争端以牵制东海局势，在“增加中国对南海问题上战略性资源投入”的同时，得到美国对钓鱼岛问题的支持。可见，军防行动与法理舆论构成了美国在边缘地带串联台海与周边安全议题的明暗双线，航行“合法化”为军防“常态化”制造法理依据。

　　第三，整合遏华战略与同盟强化，实现内生强化的“霸权护持”。美国利用边缘地带的安全联动钳制中国对地区安全的影响力，本质上是霸权国为维持国际权力结构地位而实施“霸权护持”。在遏华安全联动能力建设过程中，美国通过军防合作、产业结构重组、舆论话语塑造等方式持续深化地整合“印太”同盟架构的多维能力，这将反作用于美国对地缘盟伴国家的外交作用能力，并致力于实现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有利的且相互强化的同盟网络”目标。可以说，美国台海战略直接与间接的效能分别提升了其地缘军事、经济和外交能力，以“一体三翼”的形式强化了美国的霸权护持能力，实现了战略遏华功能与同盟强化功能的内生互促。从地缘政治角度看，美国向台海倾注的地缘战略资源需要“印太”盟伴体系供给，强化彼此在地缘毗连性与利益关联性的契合、协同。

　　（三）排华体系的多元认知融合。美国台海战略的策动面向在观念维度也呈现出融合态势。此间多元认知融合的策动面向遵循的是现实性建构主义的逻辑范式，通过将国家的对华认知纳入美国主导下的排华认知体系、联接不同属类的安全问题，解构域内原有对华聚合性安全认同，从而建构一种排华属性的暴力性地缘安全规范。具体而言，美国通过联动台海与周边地缘安全议题的方式，聚合“印太”同盟架构的对华恶意认知、渲染地缘安全外溢风险、激化地区泛安全化认知，煽动台海议题与地缘安全联动的“正当性”舆论导向，进而培育排华的地缘政治氛围。

　　在同盟管理层面，美国借台海议题聚合“印太”盟友的对华恶意认知。随着对华认知发生“结构性变化”，美西方将中国定义为“地缘秩序稳定”“挑战国际规范与国际准则”的“首要威胁”，中国大陆对台政策受到美国及其盟伴体系的重点关切。拜登政府在涉台、涉港等中国领土主权的核心利益问题上推行价值观外交、护持美国霸权，更将其引入“印太战略”，“航行自由行动”成为打造“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关键环节。打造安全认知下的共同安全利益诉求，是拜登政府“价值观同盟”对外战略的主要路径之一。随着美国在“印太”安全架构内加强台海与周边地缘安全的联动，域内国家与跨海议题的介入促使上述安全问题中“被霸凌者”的身份认同逐渐在美国“印太”体系中建构起来。以台海为核心的安全联动强化了美国“印太”盟友对华的恶意认知，认为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以及海洋“军事化”具有恶性意图。在这种价值观的牵引力下，通过对国家间多元认知的聚合，台海战略策动为美国“印太”同盟体系的遏华轮毂提供了动力。

　　在地缘安全层面，美国借台海策动诱发区域议题的泛安全化认知。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一份报告指出，台海、南海等安全态势及其诱发的海上通道安全风险将严重影响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这“印证了大国可以通过向小国施加巨大成本来维持对该地区控制的可能性”。在美国将中国维护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正常行动定义为“军事挑衅”的舆论环境下，联动介入触发了区域国家对台湾海峡、马六甲海峡等重要海上通道的关注以及对区域经济发展环境的担忧，原本低政治领域的渔业开发、资源勘探、航运合作等经过“海洋与岛屿的争端”的定义渲染成高政治性的“紧张安全关系下的潜在风险”，陷入泛安全化的话语过程。

　　在国内政治层面，美国以台海及其周边安全议题为其盟伴国催化出遏华政策的社会政治氛围。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南海主权争端等无不涉及国家主权与领土的核心利益，高度敏感性的地缘政治议题对介入国内部社会政治环境具有冲击力。以中日关系为例，根据日本言论（N PO）的统计，日本民间对华好感度自钓鱼岛争端开始后十年间逐年下降，关于此间原因的答案分别有40.3%、30.8%的受访者选择了“两国政治关系不好”与“两国间未实现地区和平稳定”。由此推测，利用民意认知推进地缘安全联动有可能同时利好于美国及其“印太”盟伴国家的国内政治利益与地缘战略利益。随着全球经济放缓，美西方国家政党在选举中极力将国内政治议题与中国挂钩，以达到抹黑竞选对手、转移选民视线的目的，如2020年特朗普政府南海政策的转变就有美国国内政治对立这一因素的作用。在这种联动中，美国及其“印太”盟友优化国内政治环境的操弄就将以台海为核心的弧形边缘地带与释放大国结构性压力的地缘出口串联起来。

　　二、美国台海战略的地缘意图

　　自地缘政治理论兴起以来，地缘政治因素一直在大国战略中占据核心地位，主权、国家利益、高边疆、北约、亚太、“印太战略”等近乎所有国际政治中重要概念的诞生与发展“都包含并表达了一种地缘政治想象力”。地缘政治因素同样引导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塑造。随着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美国特朗普、拜登时期国家安全战略的设计原点皆是对“大国地缘政治回归”的定调及追求在地缘政治中“取得成功”，并将地理环境作为对华战略围堵的基本抓手。台湾海峡处于东海与南海之间，在美国地缘战略中属于前沿位置，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美国的战略和政策意图无不打上这种地缘政治的印记。

　　美国台海战略是其地缘战略的延伸。在地缘政治学中，科恩（CohenS.B.）将地缘政治理论的发展进程以时间维度划分为五个阶段。其中，美国阶段与冷战阶段的理论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效用，是地缘政治理论由经典范式转向新变量范式、由理论化走向实用化政策化与战略化的关键节点。亨廷顿、布热津斯基是新变量地缘政治理论范式的代表学者，引入了文化、军事实力、经济实力等解释项，丰富了分析资料，却偏离了传统理论要素，分析过程还是最终结论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因此，对于大国战略的分析逐渐回归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与斯皮克曼（Nicholas J.Spy kman）所代表的经典地缘政治理论，以致马汉的“海权论”、麦金德的“心脏地带论”以及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论”影响越来越广。其中，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论”助推了经典地缘政治战略的关键演进。斯皮克曼主张，美国应加强对欧亚大陆东西两端边缘地带的控制，即欧洲沿海地区、中东阿拉伯沙漠地区以及亚洲季风区，进而实现二战后称霸世界的地缘战略构想。从此，“边缘地带论”成为地缘政治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谁统治边缘地带，谁就能控制世界岛”的论断再次成为美国战略界的关注热点。纵观百年间美国全球霸权战略的演进历程，尤其是冷战以来美国台海战略的演变规律，地缘政治理论的色彩贯穿美国现实主义外交的实施过程，抗衡陆权崛起的海权思想是美国地缘战略的底色，而边缘地带遏制思想则是美国战略的实践。

　　美国台海战略瞄准的台湾海峡是斯皮克曼所谓亚洲季风区边缘地带的枢纽，直指中国核心主权利益、关乎地缘安全格局，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战略地位。美国地缘战略学家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认为，台湾地区的地缘战略价值不仅在于其为美国围堵中国大陆“第一岛链”中“不沉的航母”，还体现于显示美国对地缘盟伴国家的战略可信度。随着作为传统大陆国家的中国崛起，按照美国地缘政治思考的惯性模式，特朗普、拜登两届政府的“印太战略”旨在聚焦“世界地缘政治新力量中心”，打造新的“印太”边缘锚点以封锁昔日的“远东之锚”。成为美国地缘战略的主要指向。当前，美国台海战略的策动部署已构成地缘层面的联动，将台海安全问题与美日等诸多双边同盟、美日印澳四方安全机制（QUAD）、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五眼联盟（FVEY）、“印太经济框架”（IPEF）等多边机制层层嵌套，在欧亚大陆岛东南边缘地带统筹部署区位、功能与观念层面的多面向地缘战略。可以说，地缘政治是新一阶段美国台海战略的现实逻辑。

　　“印太战略”藴含的地缘概念体现了美国对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影响力投射范围扩大的战略认知，及其对拓展同印度、日本、菲律宾等边缘地带国家联合抗衡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国家和枢纽地带国家的重视。一方面，中美在欧亚大陆岛东侧的地区安全博弈与边缘地带战略关注的回归呈现出时空的一致性，在2022年乌克兰危机激活北约与俄罗斯之间安全困境后，欧亚心脏地带的安全压力逐渐转移至边缘地带；尤其在2022年佩洛西窜台后，日本等美国印太盟伴国对台海安全愈发关切。此外，台海问题与南海、东海等边缘地带安全问题发展呈现出多主体策动联结的态势。上述地区安全问题隐现历史因素与美国地缘战略的交织、接续，以台海为核心的边缘地带安全联动与守成国的“边缘诱捕”战略旨在实现现实与意图的统一。这种一致性意味着，美国在地缘政治的逻辑导向下利用台海战略策动激化边缘地带的安全矛盾、优化地缘盟伴体系的安保合作，很有可能成为美国对华遏制崛起、慑阻统一、诱入战略透支的手段。

　　在美国台海战略的设计蓝图中，防范中国大陆力量跨越台海并向太平洋延伸的关键在于控制欧亚边缘地带，并动用地缘资源对其进行阻遏。在“印太”思维的战略叙事中，崛起的陆权强国夺取了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掌控权后必将统合欧亚大陆，并对美国的安全与霸权构成最为严峻的威胁。因此，基于地理区位安全、地缘政治利益与战略诱捕成本的三重考量，美国在“印太—边缘地带—台海”的战略体系下，以台海为中心的欧亚大陆边缘地带是兼顾战略设计与战术成本的遏华地缘轴线，其宗旨在于借台海战略与其边缘地带海洋安全联动相互策应，以一种“间隔起伏”的战略节奏持续冲击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从而服务于遏华的整体地缘政治利益。

　　首先，以台海战略强化边缘地带遏华部署是美国地缘安全考量的题中之义。热带季风区的边缘地带具有极高的地理安全价值。一方面，海洋作为天然的屏障可在地缘战略上阻碍中国战略力量的延伸，是“印太战略”所需要的地理性战略资源。二战尚未结束时，斯皮克曼就提出，现代化且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中国将对日本和西方国家在西太平洋的地位构成严重威胁。另一方面，“印太”的大陆边缘地带既是中国经济与安全的“蓝色动脉”，也是美国“印太”安全体系的重要战略通道。美国称“世界上9万艘商船中的半数以及全球2/3的石油运输都要经过印度洋地区的海上航线”，而台海、南海区域与以马六甲海峡为主航道的海上交通网络更承载了中国以及日、韩等美国盟国原油和经济的主要运输。这就意味着东南亚区域的边缘地带关乎美国“印太”同盟体系的安全能力建设。美国“印太战略”将印度在安达曼—尼科巴群岛的军事力量纳入地缘海上通道的实际管控，联通囊括印度、菲律宾、日本的多个“地缘支轴国家”与台湾地区，构成“印太”边缘地带的地理安全轴线。

　　其次，以台海战略策动边缘地带地缘政治格局，服务于美国遏华战略利益的考量。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 EP）的正式生效，作为边缘地带的东亚地区进一步释放其经济潜能。二战后，东亚地区秩序表现为“经济上依赖中国、政治和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二元结构，但在“印太”地缘政治逻辑下，美国强化与东亚地区的经济接触、压制中国地区经济影响力的扩大，以图在亚洲权力地位的“战略竞争”中谋取优势。“印太地区占全球近50%的人口、60%的GDP、65%的海洋面积与2/3的增长动力”，美国有意藉助在“印太战略”框架下与日本、韩国、印度等边缘地带盟伴国家开展多面向的台海安全合作，控制边缘地带。因此，IPEF旨在与QUAD的“印太”制度平台和AUK US的军事部署力量形成多元利益安排下的战略“共振”，以供应链和技术联盟进一步凝聚边缘地带遏华轴线的围堵之心。IPEF并未纳入台湾地区，但“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则以间接的方式将台湾功能性纳入IPEF中。

　　最后，以台海战略策动可控烈度的遏华联动，符合美国战略投入成本损益考量。大国之间的直接对抗是安全利益的零和博弈，美国如果集结盟友在军事上全面对抗中国无疑将引发世界性的安全危机。因此，拜登政府的对华策略体现出高度的务实性，“在应该竞争的时候竞争，在可能的时候合作”。这意味着，“印太战略”下的台海策动实质是“遏华”而非“战华”，在大国政治的逻辑下，诱华消耗而非促战是台海战略的关键面向。边缘地带的战略价值由此凸显。若美国在边缘地带制造或加剧多个遏华的安全困境，以“印太战略”的体系框架进行安全态势的联动，并以台海战略的战术性推进调控整体安全态势，则可凭低战争风险赢得高地缘政治利益。具体而言，若美国战术性调整中美关系，台海战略策动下的地缘安全联动布局或可成为美国对华战略议价或低风险战略施压的灵活筹码。

　　特朗普政府与拜登政府皆未发布专门的台海战略文件，但是美国台海战略的全貌实则显露于美国地缘战略规划的众多官方表述、文件及对应战略行为之中。

　　特朗普政府在2019年《印太战略报告》指出，美国将“向台湾提供必要的防务用品”“中国正在军事化南海”、中国在东海的军事活动“与自由开放的印太原则不符”、中国“经常在黄海海域非法阻止船际转运”，等等。虽然拜登政府2022版《印太战略》表态，“只将亚洲看作地缘竞争的舞台”是狭隘的，但其对台海战略的描述却显示出更为清晰的地缘战略定位，如“美国将与地区内外盟友共同维护台湾海峡的安全”“支持台湾的自卫能力”“台海的压力日益增长”“中国在南海与东海对邻国进行欺凌”“破坏自由航行”“美国还将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密切合作……采取基于规则的方式对中国南海和东海在内的海洋领域提供支持”。

　　此外，拜登政府正式推进“一体化威慑”战略，其含义是：美国联合“印太”盟友以西太平洋边缘地带的台湾海峡为战略前沿，打造跨区域、跨领域、跨冲突、跨盟友、跨政府的地缘战略联动。2023年8月，美日韩三方首脑举办戴维营三边会谈，发表《戴维营精神：美日韩联合声明》等文件，宣布建立三边海洋合作机制，并共同对中国南海法理主权及台海安全问题发声。在台海安全的策动方面，美国持续在美日同盟与美菲同盟的框架下介入台海议题，努力在战略上打造“‘印太’安全架构—AUKUS”的地缘链接关系，以建设潜艇基地、防务能力合作、声援声索国、渲染地区紧张局势等方式，与“小多边同盟”共同联动台海及其周边的安全态势。

　　三、美国台海战略布局的有限性

　　美国台海战略的联动意图与实施能力之间存在明显差距，因此美国在边缘地带企图纵向贯通台海安全态势的联动布局具有战略限度。这种战略限度可见于三个维度。在实力维度上，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使美国的地缘战略必须正视中美战略互动地位的转变，台海战略的战略效力与耗华效能遭受制碍。在世界趋势维度上，发展已成为东亚与国际社会的“主旋律”，台海安全局势的走向难逆地缘客观发展环境。在美国国内维度上，美国台海战略逻辑是国内政治逻辑与地缘政治思维的有机统合，日益极化的国内政治生态无疑限制了美国边缘地带战略联动部署的顺利实施。

　　（一）中美实力的消长态势。实力因素是限制美国推进台海战略的关键因素，中美实力的消长态势造成美国地缘战略目标与战略资源的不匹配。

　　在絶对实力方面，中美实力趋近冲击地缘政治的零和逻辑。自中国2010年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经济第二大经济体并于2020年超过美国GDP 70%的“临界点”以来，中美的整体实力正快速接近。当前，美国“以台制华”的台海策动是冷战时期的战略思维复归，它以军事实力为后盾、以地缘政治优势争夺为导向。台海风险、“印太战略”“脱钩断链”“小院高墙”等都是美国防范、打压中国可能重制西方规则的地缘政治手段。但是，不同于30年前的是，曾经“美国治下”的国际秩序正受到力量对比变化的冲击，中国以及其他非西方大国的快速崛起已经并将继续推动国际关系、国际机制和国际规则的巨变。以台海搅动边缘地带安全态势所内含的传统地缘政治逻辑有悖于全球化时代潮流，脱离了新型地缘秩序的正义化方向。

　　在区域海洋力量方面，美国军力难以保持边缘地带的实力优势。正如拿破仑所言，“地理条件是（对外）政策的决定因素”，而环境是“我一手创造的”“发动战争的能力取决于机动能力”。美国能否有效投射军事实力、保持大国战略机动性进而取得地缘实力优势，将决定其能否有效推进台海战略。随着中国海军的崛起，美国难以继续在台湾问题上“以优势地位同中国打交道”。近25年来，中国稳步推进军事现代化建设，在航空母舰、空间能力、网络和电子战能力、弹道导弹力量和航空力量、高超音速武器、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无人驾驶、能源技术和量子技术等领域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中国远洋航行和护卫实力逐步发展，对近海与远洋岛屿及专属经济区主权利益的保护将不再两难，美国利用台海搅局和牵制中国大陆的战略成本将大幅提升，其盟伴体系挑战中国海洋权利的意愿将会随之降低，台海与周边安全态势的联动烈度必将逐步可控。

　　在危机管理方面，中国危机管理能力的增强可有效对冲地缘风险。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过去30余年的台海危机管理是相当成功的。中国针对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台举行环台军演的反应显示，中国在美国对华加强涉台“战略博弈”时升高了应对层级和强度，但中美之间的台海危机管控模式还是经受住了检验。故而，台海问题的风险性难以随其复杂性提升而加剧。基于中国综合国力与海洋军力的提升，中国运用外交、法律等手段分别管控台海及其周边安全风险的能力随之提升，使得美国难以轻易联动边缘地带安全事态主体。在东海方面，中日两国防务部门于2018年6月正式启用“海空联络机制”，该机制对于两国防务部门增进瞭解、加强互信、防止误解误判，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具有积极意义。在南海方面，中国以“双轨思路”有序推进南海地区的危机管控，一方面保持与东盟国家对“南海行为准则”（CO C）的磋商进程，以经济为纽带、以规则为依托，协调与东盟和有关声索国在南海区域的分歧；另一方面以实力为基础审慎地处理中美关系，防范美国以南海为楔子撬动地缘安全态势。依靠实力和区域性制度安排，中国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将边缘地带安全联动的地缘风险分而化之，从而较有成效地管控风险、避免危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二）国际环境的现实局势。作为霸权国，美国即便希望通过地缘战略将其力量与影响投射、锁定在“印太”地区，但战略重点仍然是欧洲、中东，很难完全从全球战略事务中抽身。同时，国际环境的现实发展与安全局势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美国有限地缘战略力量的实施效能，使其台海战略及其策动面临战略资源与战略环境的不匹配。

　　在国际层面，冲突风险加剧美国“印太”盟友的安全忧虑。2022年乌克兰危机对欧亚地缘政治格局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使俄罗斯与美西方的地缘政治斗争重新聚焦于心脏地带。乌克兰危机所引发的“聚旗效应”一定程度上巩固了美国的全球同盟，其外溢影响强化了美国“印太”安全体系的对华战略恐惧，美国得以借机在台湾问题上对华施压。这种安全恐惧也有反作用，极大冲击了美国“印太”盟友一贯遵循的传统地缘政治逻辑，全球化、长期化、网络化的地缘冲突模式使乌克兰危机的地缘政治影响迅速波及世界，能源危机、粮食危机、通胀危机接踵而至，地缘的“空间属性”并不能限制地缘危机的场域。美国主导下的台海战略及其地缘支点的安全联动似乎无异于北约东扩的进程。随着边缘地带结构性安全压力的持续叠加，日本、韩国等美国“印太”盟友或将如乌克兰一样，率先承受美国引导下的地缘政治对抗压力。因此，美国“印太”盟友面临战略动机与战略代价的佯谬，即遏华行动的短期利益无助于其国家安全环境的长期稳定。

　　在地区层面，东亚安全经济分离式二元格局趋于转型。越南、菲律宾等南海问题声索国的动机考量之一便是获得专属经济区红利及渔业、原油、天然气资源，倘若美国台海安全策动削弱既有安全存量，则周边区域“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发展底线难以维系，这有违东亚国家经济发展的初衷。2001—2020年东亚地缘安全风险月数据变化显示，除朝核问题外，地缘风险呈现4—5年阶段性波动的主要原因便是边缘地带的安全冲突。不同于乌克兰危机下欧元区萎靡下行的发展趋势，RCEP生效后的东亚地区是世界最为活跃的经济区域之一，东亚海洋安全态势依然在为全球30%的人口与贸易承担发展动能。在中美安全角力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经济与安全拉扯下“两个亚洲”对立的局势将随亚洲各国的经济联系而沿一体化之路深入前行。在美中边缘地带军力对比此消彼长的情势下，美国联动台海安全背离了有关国家的发展诉求与地缘经济现实，其参与联动的边际收益及意愿将随“经济—安全”秩序的平衡演化而降低。

　　在国家层面，提振经济的诉求仍是域内国家施政基点。虽然拜登政府竭力推进“印太战略”、搅乱台海安全局势，但中国周边海域的安全局势整体可控，并未发生质变。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对华关系一旦交恶，将直接影响美国“印太”盟伴国的国内经济形势，进而动摇其执政根基。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持续的经济增长潜能、完备的工业体系以及不断深化的对外开放，为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国家的产业升级、结构优化和经济提振提供了强力支撑。IPEF成员国贸易数据显示，2021年，IPEF国家平均30%以上的进口来自中国、近20%的出口输往中国；2010年以来，中国的进口份额平均增长超过40%，出口份额平均增长近45%，构建一个排华的“多样化”地区供应链似乎难以实现。对华高度的贸易依存使美国的“印太”盟伴国家无法承受台海安全态势的频繁动荡，无论是岸田政权的“新资本主义”、尹锡悦政府的“重塑产业与通商战略”还是菲律宾马科斯政府“推动经济复苏的首要任务”，都离不开良好的对华经贸关系。

　　（三）美国政治的极化趋势。从美国国内政治与外交战略的角度看，美国内政议题与地缘战略审慎存在不匹配。美国国内极化的政治生态促使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打“台湾牌”以博取选民支持，但美国处理气候变化、乌克兰危机、中东等议题又离不开中国的支持，这就会导致美国国内政治诱发美国地缘政策出现非现实主义主导型战略的偏移，耗散美国台海战略及其策动的可持续性。

　　首先，美国政治理念与结构的极化互动制约遏华地缘政策的效能。美国国内政治的理念、结构和过程是影响其对外政策的价值取向、利益趋向和行为逻辑的三个变量。当前的中美关系交杂着观念和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利益的博弈，三者的系统效应直观地呈现于美国对华地缘战略中。因此，台海战略及其安全联动态势可谓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的晴雨表。第一重效应是美国民粹主义浪潮下，关于中国的“修正主义国家”“战略竞争对手”之身份界定塑造了国内消极的对华政策环境，这使得共和党在迎合经济民族主义的过程中转向对华“超级强硬”，民主党也为选举利益而愈发疏离华尔街。这种政治理念下的结构重组推动两党倡导实施民族主义、本土主义、霸权主义的排华政策。这也是美国台海地缘战略在功能上与“弹性供应链”“价值观同盟”、IPEF趋合的国内政治动因。但是，理念与结构的极化互动本身便形成了巨大的国内政治张力，这种以安全联动和“脱钩断链”为遏华政策表征的国内政治极化张力亦会受到国际体系结构的制约，例如美国对华科技竞争由零和对抗式“全面围堵”战术性转向面合作、点对抗式“小院高墙”的策略调整。随着美国相对于中国的实力优势下降，这种外部制约会越发显着，美国蓝领阶层与华尔街精英阶层的利益分野将削弱政治观念与结构极化合力推动下遏华地缘政策的实施效能，使地缘安全联动进入低烈度状态。

　　其次，美国政治理念与过程的极化互构加剧盟伴体系的合作难度。随着“反华”“排华”的理念逐渐嵌入美国政治社会观念，美国两党、政客通过迎合民粹主义、煽动抗华情绪等方式笼络政治资源，使观念与国内政治过程持续互构，导致台海议题的工具属性逐渐超越地缘政治属性，美国的地缘政治战略日趋内政化、工具化。这也就意味着，“印太”安全架构下的台海战略成了美国国内政治利益的地缘性工具，美国的台海战略初衷掺杂过多的美国国内政治元素，其安全合作就更具排外性。台海战略及其安全联动就是美国以最小成本调动盟友集体行动资源实现对华地缘遏制，同时将“印太”盟伴国的“共同努力带来的收益据为己有”的利己型战略工具，而战略“掠取”的方式、手段与对美盟伴国的负面影响则交由美国极化的政治生态消化。因此，以政治极化导航的“搭便车”行为无疑将加剧美盟伴体系集体安全行动的战略成本。

　　最后，美国政治结构与过程的相互作用不利于美国台海战略稳态。拜登任期伊始便将新冠疫情、经济复苏、种族平等和气候变化列为四大优先事项，定义为一种“聚合性危机”。这四方面问题也是美国政治结构极化下的敏感议题，华盛顿与美国各州政治体系由上至下陷入了政治正确的漩涡，而对华示强的“中国牌”更成为政治精英们获取选民支持、提拉选票的筹码。例如，2022年美国国会中期大选，约有28名国会议员（包括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引发台海局势的高度紧张。同时，美国政治人物热衷于以挑衅性的对华舆论话语吸引眼球、兜售政见，如时任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 eo）就曾妄言称中国的“扩张性海洋主张是‘完全非法的’”。美国国内政治极化过程中的极端性、冒险性、不确定性行为必然外溢，从而使美国“印太”盟友对台海安全风险的管控愈发困难，更甚者会将紊乱纵贯边缘的稳态遏华战略，带来“战略不确定性”以及“安全困境风险”的后果，更严重的是将会引燃中美全面军事对抗。这并非美国所愿承担的战略代价，而将由美国“印太”盟友承担，进而反挫其台海战略乃至全面的可持续性。

　　四、结语

　　当前美国的台海战略及其联动趋势是地缘政治逻辑下的产物，是边缘地带遏制理论的战略实践。台海安全议题不仅是横亘于中美关系建设的障碍因素，更是阻碍中国统一、危害台海和平稳定的因素，而且使台海单一区位的地缘安全风险逐渐同其他周边地缘安全隐患交织、共振。因此，必须高度警惕和审慎防范美国台海战略策动的地缘危害。就台湾问题本身而言，美国地缘思维下的台海战略策动将助推涉台安全联动的高频化，军事与法理维度的对华政治试探将进一步考验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治智慧和战略定力。就中美关系而言，美国台海战略将进一步放大台湾问题下中美的不对称性战略地位，非美国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在中美战略博弈中的敏感性与重要性将进一步提升，台海安全风险与其策动下的外溢风险判别将考验中国对大国关系与地区安全秩序的战略判断力。就中国周边的地缘发展安全环境而言，随着介入主体、覆盖广度与议题领域的多维度叠加，台海安全态势将呈现出复杂化、外溢化和严峻化趋势。可以预见，美国肆意操打“台湾牌”及其策动下的边缘地带安全风险仍将充当其制衡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工具”。

　　当然，应该看到，中美国力差距缩小、国际环境巨变与美国内政极化的态势从实力、外力与动力三个维度约束了美国推进台海安全议题联动的进度与幅度。可以说，美国借台海战略在边缘地带实现了对“印太”安全架构的资源优化，在对华战略竞争中具有一定的战略消耗与增加谈判筹码功能，却无法搭建具备韧性、可持续且烈度可控的边缘诱捕陷阱。“不审势即宽严皆误”是美国台海战略的真实写照。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大背景下，拜登政府“以台制华”的战术回调及地缘安全情势的周期性震荡将常态化，中国需从制度框架、利益维护与实力发展三个方向着力，以对冲或化解美国地缘政治思维所产生的地缘安全风险。未来，台海安全问题仍可能成为中美矛盾乃至对抗周期的角力点，中国必须摒弃地缘政治思维的禁锢，同时跨越边缘地带的安全逻辑，以国家力量配合战略审慎，经略好有利于统一进程与国家安全发展的周边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