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中共十六大决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其重点难点都在广大的农村，因此发展战略的选择是个急待解决的根本性问题。中央决心统筹城乡发展，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道路，这是符合我国现代化建设实际需要和城乡人民利益的伟大战略选择。但却遇到某些人士的质疑，甚至公开反对。笔者在发表的《试论我国“城乡一体化”的内涵和发展态势》一文中给予公开反驳（此论文被收入《城乡一体化与小城镇发展》一书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

　　该论文主要阐述三个问题：城乡一体化的内涵及当前存在若干认识“误区”；二十世纪80年代我国城乡一体化的历史回顾；我国新一轮城乡一体化的特点及发展趋势。全文排事实、讲这理、说服人。2008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提出要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并进行部署。这说明当时笔者的看法是符合中央精神的。

　　试论我国“城乡一体化”的内涵和发展态势

　　最近几年来，在我国一些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较快、综合实力较强的地区（城市），提出了“城乡一体化”发展问题，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些城市的政府决策层接受了这一概念，并把它作为城乡结合，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思想、工作方针或重要举措，同时引起了理论界的兴趣和关注，积极进行探索，也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例如:“城乡一体化”的提法是否科学？其内涵是什么？这一概念提出的理论根据何在？其历史背景和基本理论框架是什么？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又是如何？等等。许多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需要广大哲学社会工作者去研究、探索和回答。

　　就城乡关系而言，“我国正处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城乡一体化加速迈进的历史拐点上”。从理论与实践结合方面，搞清楚上述有关问题，对我们提高思想认识，从而更加自觉地逐渐消除历史遗留下来的城乡差别和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的落后状况，推进长江三角洲乃至全国其他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推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城乡一体化”的内涵及当前存在的若干认识“误区”

　　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在 2004年4月5日《北京日报》撰文说，“城乡一体化”是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创造的一种提法，这个概念不准确，因此，不要再提“城乡一体化”。周教授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城乡一体化"这个概念作为一个发展战略，不是“近年来”才由我国学术界创造的，而是在 20年前就提出来了，并在我国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城市）进行尝试和探索；其次，该文并没有从理论上阐述“城乡一体化”这个概念的不准确性，而只是列举一些“事实”说明我国的“城乡一体化"实践给我们带来了许许多多的麻烦和经济、社会问题。笔者认为周教授列举的“麻烦问题”事实上同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本身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其中不少问题是一些地区缺乏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指导，或违反国家政策造成的。因此，深人探讨和研究城乡一体化的内涵以走出认识的误区就显得特别重要。

　　“城乡一体化”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课题，人们对其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而是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城市化不断发展逐步深化的。大致瞭解这个认识过程是有神益的。

　　1988年，原国家计委经济管理研究中心秘书长骆子程在一篇文章中论及走城乡一体化道路时说：“有同志问：何谓一体化？就词彚而言，《辞海》指出：比喻关系密切如同一个整体一样’。‘化’指‘变’、‘改’。我的领会，如用于社会经济即城乡经济发展变化上，有关系密切趋于一体之意”。同年，辽宁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刘福仁在论文中写这：“城乡一体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形成的一种新型的城乡关系，是以城市为中心，小城镇为纽带，广大农村为腹地的，有分工、有协作、多层次、开放型的社会经济统一体”，“是从城乡双方的共同利益出发，变城乡之间互相分割为互相结合，变相互封闭为相互通开，实现以城带乡，以乡促城，使城市和农村协调发展，共同繁荣”。

　　1991年，以中国城郊经济研究会理事长包永江为组长的《中国城郊发展研究》课题组的专家们强调，严格地说城乡一体化应是“市、郊一体化”。“一个城市市、郊一体化的内涵可以表述为：以该城市的市区和城郊为整体，以提高市、郊综合劳动生产率和社会经济效益为中心，统筹规划市、郊建设，合理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生产要素配置，促进资源综合开发，加速各项社会事业的共同发展，从而使城市和城郊的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

　　2000年，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时任《上海经济年鉴》社社长、主编凌岩在《农村城市化论》的专著中指出:“所谓城乡一体化，当然不是要求市区去经营农业，也决不排斥合理的区域分工。其重点还在发展乡村。城乡一体化的实质，在于通过规划，对全市的产业、人口、设施进行合理布局，使市区和郊区更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而导致城乡之间的差别真正消失。城乡差别消失的第一本质，就是变二元结构为一体化。”

　　2002年，石家庄市社会科学院赵惠娟等三位研究人员在发表的论文中认为:“城乡一体化是指城市和乡村以一个整体出现，其间人流、物流、信息流自由合理地流动，城乡经济、社会、文化相互渗透、相互融合、高度依赖，城乡差别很小，各种时空资源得到高效利用。城乡一体化是从系统科学的角度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一种概括性描述，是城乡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较高阶段。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城乡的地位是相同的，但城市和乡村在系统中所承担的功能将有所不同。”

　　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秘书长刘维新在其新著中更明确指出：“城乡一体化，其涵义是指在城市化中人口逐步向城市转移的同时，城乡经济共同得到发展，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基本在相等线上发展，也就是马克思指出的从城乡分离到逐步实现城乡融合的设想。”

　　国外有些学者早就开始研究亚洲地区的城乡一体化问题，1985年，“加拿大地理学家T.G.麦吉(T.G.Mcgee)经过多年的研究，认为在亚洲某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泰国、印度、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的核心区域出现了与西方大都市带类似而发展背景又完全不同的新型空间结构。他借用印尼语Desa-kota(Desa 即乡村，kota 即城市)来表示这些高强度、高频率的城乡间的相互作用，混合的农业和非农业活动，谈化了城乡差别的城乡一体化区域。按照麦吉的说法，城乡一体化是特殊区域的增长过程，这种区域的农业和非农业活动的特征是商品和人频繁的相互作用。”

　　以上各位专家、学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自己对城乡一体化内涵的独到见解，对人们深人研究城乡一体化问题很有启迪。一是他们认真探索的科学精神值得学习。二是他们提出的观点扩大了人们的视野，开拓了思路。三是他们尽管表述的方式不同，但都认为城乡一体化最核心最本质的问题是如何统筹城乡关系，变二元结构为一体化。四是他们的研究成果为后人继续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城乡一体化是一个错综复杂纵横交织的大系统工程，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历史性渐进过程。目前我国理论界对城乡一体化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在短时间内不可能提出一个大家都公认的“定义”（内涵界定），但这不影响我国在某些经济社会事业较发达的地区进行城乡一体化的试点（先导区或示范区）），也不影响我们继续深人探讨这一崭新的课题，探讨越深人，也就越接近客观真理，最终达到对城乡一体化真蒂的认识。

　　笔者所要补充的意见就是: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我国城乡一体化问题的研究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城乡一体化的思想及其内涵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1847年，恩格斯在著名的《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写这:“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虽然当时恩格斯没有使用“城乡一体化"概念，但这里讲的“城乡的融合"已含有“城乡一体化”的思想。1848 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又指出，要“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进城乡之间对立的逐步消灭。”马克思主义这些观点，为我们推进城乡一体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所不同的是，我国现在讨论城乡一体化的问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条件下，是在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提出来的，是把城市和农村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通过规划来统筹城乡发展，其实质是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可见，城乡一体化是高水平的“城乡融合”，是城乡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以及人与自然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城乡一体化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城乡融合”“促进城乡对立逐步消灭"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化和新发展，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有机组成部分。

　　要正确认识“城乡一体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问题，必须纠正一些人认识上的几个“误区”：

　　一是把“一体化”与“一样化"混为一谈。有些人对“城乡一体化”的提法感到不可理解，认为城市总是城市，农村总是农村，两者怎么可能合二为一，成为一体化呢?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城乡一体化决不意味着城乡一样化，城市和农村是两个不同的空间区域必然有不同的特点和各自的优势。因此，城乡一体化不是农村都变为城市，更不是城市变为农村，而是在保留城乡各自特点的基础上，创造平等统一的新型城乡关系，营造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环境。

　　二是把一体化的最终目标絶对化。有些人认为城乡一体化就是要完全消灭城乡差别，最终达到城乡的完全絶对融合。这种观点实质上也是将城乡一体化引向城乡一样化，这在理论上说不通实践上也是行不通的。城乡一体化强调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分割状况，而非完全消灭城乡差别。从长远目标看，城乡一体化是通过体制创新，政策导向，推动城乡融合，城乡平衡，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城乡关系和新的经济社会秩序，这是我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然选择。城乡之间各要素的融合、贯通，也不排斥城乡各自的优势、功能的充分发挥。

　　三是把城乡一体化同“城乡拉平”挂起钩来。有些人担心，提出城乡一体化是否会导致在实际工作中搞城乡拉平，重复历史上急躁冒进的“左”的错误。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城乡一体化的特有内涵，不存在将城市混同于城郊或乡村，要城市也去搞农业，也不存在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包括工资在内的财产要拉平分配的因素，刮“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再者，提出城乡一体化，其矛头是指向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和管理体制，也就是说要克服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形成的城乡分割的旧体制的弊端，不是搞“左”的一套。

　　二十世纪80年代我国城乡一体化的历史回顾

　　根据有关资料表明：1983年，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城郊发展战略课题组首次提出城乡一体化问题。1984年，中共沈阳市委、市政府顺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把发展城乡一体化作为深化改革，振兴经济的战略措施。1985年，上海市一位副市长和农口负责同志提出了城乡通开、协调发展的问题。1986年中共上海市委、市人民政府又正式把城乡一体化作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和指导方针。同年，北京、天津、烟台、苏州、无锡、常州等一批城市领导也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城乡一体化问题。

　　二十世纪 80年代初、中期，我国上述地区（城市）几乎在同一时期提出城乡一体化问题，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也不是某些领导和研究人员的主观臆想，而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有其一定的历史背景。

　　早在100多年以前，马克思主义就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即从原始状态的城乡结合，到城乡分离和对立，再到高级形式的“城乡融合”。这一规律已经被一些发达国家发展的历史所证实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就城乡关系的发展而言，也不例外要经过这一历史发展进程。远的不说，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经济上强调城乡互助，在政治上强调工农联盟，实行以“土改”为中心的改革，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消除了旧中国带来的城乡之间、工农之间根本利益上的对立状态，使城乡关系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但是，二十世纪50年代末期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存在“三轻三重”，即轻农村，重城市；轻农业，重工业；轻集体，重全民。在这“三轻三重”下，一是将农村的资金流入城市，原材料流入城市，人才流人城市；二是限制农村人口流人城市，限制农民搞工业、搞商业、搞建筑业;三是把 80%多的人口留在农村，让他们（农户）靠一、两亩地维持自己生存和简单再生产。这种三流人、两限制、一留下的作法，实际上严重阻碍了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发展，使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矛盾日益突出使我国城乡之间的鸿沟日深，形成城乡分离的二元化结构，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桎梏。据统计，“1978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占72%，农业只占28%，但在社会劳动者中，城镇劳动力只占24%，农业劳动力占76%；在总人口中，城镇人口只占18%，乡村人口却占82%。这在世界上也是奇特的现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经过历史的沉思，终于做出社会主义经济就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突破性的科学结论。在中央'改革、开放、搞活"方针指导下，我国采取了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还提出了我国农村要走农工商综合发展的这路，农村2/3 劳动力要转移出来，主要靠乡镇企业吸收，乡镇企业是振兴农村经济必由之路。这使我国城乡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注意正确处理好城乡矛盾，妥善调节工农利益关系，以城带乡，以乡促城，调动双向的积极性，工农业生产、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经济等的发展水平都有很大提高。尤其是在发展商品经济的驱动下，很快形成了城乡合作、共同发展的内在动力，创造了城乡通开、市场活跃的外部条件，拉开了变城乡分割为城乡一体的历史性序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逐步消灭城乡差别，实现城乡一体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也是我国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发达阶段迈进的整个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历史现象。

　　基于这些思想认识，沈阳市党政领导向全市干部提出:要以改革总揽全局，把观察、处理问题的立足点，从165平方公里城区的“小沈阳”上升到 8515 平方公里的“大沈阳”的战略高度，把各个部门的工作都纳人城乡一体化的轨这。沈阳市计划经济委员会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发展城乡一体化的战略方针和指导思想，结合全市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实际进程，在调查研究和集中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沈阳市城乡一体化“七五”发展规划》（1986-1990），同时还制定了市工业、科技与社会事业、商品流通、小城镇及这路交通方面的城乡一体化“七五"发展规划，农业集约化经营的“七五”发展规划等。1987年，沈阳市又提出了“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结合，共同发展”的城乡一体化指导方针，以适应城乡改革汇合后城乡经济体制改革连动，为要进行总体协调，系统组织实施的新形势发展为要，从而有力地推动城乡改革进一步深化，使整个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协调发展。

　　原中共辽宁省委副书记、中共沈阳市委书记李泽民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沈阳城乡一体化虽然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但已在实践中显示出它的强大生命力，使城乡经济发展初步形成新的格局。”一是城市横向经济联合取得了新突破；二是适度规模的集约经营走上了新路子；三是城乡科技一体化形成了新体系；四是城乡流通一体化开拓了新渠这；五是小城镇建设出现了新面貌。但是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我们的认识程度所限，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沈阳作为一个老工业基地，长期以来在产品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旧的思想观念、经济体制，以及在这一旧的观念和体制下形成的产业结构和生产要素配置不合理，城乡关系不协调，加上城乡干部对推行城乡一体化缺乏思想准备和工作经验，措施不够得力，规划没有全面落实。但“我们毕竟已经开始了这项探索，幷且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应该说，这是我国一个地区城乡一体化实践的初步总结，应值得我们注意。

　　1986年，上海市在总结过去几十年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的教训和改革开放以来调整城乡关系的实践经验基础上，提出了“城乡一体化”的方针，把上海郊区的工作纳人了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1988年的上海农村工作会议又明确指出:城乡一体化不仅仅是郊区农村工作的指导方针，它首先是整个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因此，对全市各有关部门的共同要求是:努力把郊区建成四个基地(城市副食品基地、大工业扩散基地、出口创汇基地和科研中试开发基地)，这是城乡一体化方针在经济建设方面的集中表现。同时也要求郊区要坚持“三业”(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为了加快上海现代化建设步伐，促进经济向外向型转变，1990年代初期，根据城乡一体化方针，又提出要把上海郊区建设成为“提供大城市优质高产农、副产品的基地、上海大工业扩散的腹地，上海市民休闲度假的緑地”的目标。

　　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实施，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上海和苏南地区一些城市，城乡关系出现可喜的变化。传统的“农村搞农业，城市搞工业”的旧格局已经打破，初步出现了城乡经济相互渗透、相互推动、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局面。主要表现为;乡镇企业和商品交换迅速发展，扩大了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打破城乡分割的封闭型体制，使物资、资金、人才、信息等生产要素开始在城乡之间合理流动;加速了城郊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增强了整个城市的综合实力，从而增加了综合国力，等等。总之，“展现了新型城乡关系的美好端倪。但从总体上说，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根本改变”，城乡分割的户籍、资源配给和就业、劳保等制度还没有根本改变。因此，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改变旧的观念、旧的体制和某些政策障碍，继续实施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我国新一轮城乡一体化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 20多年来，我国国民经济保持较快增长尤其是农村经济发展实现了重大飞跃，长期存在的城乡分割的发展体制逐渐松动，一系列消除城乡壁垒的措施陆续成为现实，城乡关系明显改善，城乡一体化发展取得了长足进展。“然而，计划经济时期城乡区别发展的政策和城乡分割的体制仍在阻碍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使城乡之间形成了四个鲜明的反差:一是不断扩张规模，正在走向信息化和技术资本密集型的工业与小规模分散经营、劳动生产率低下的农业形成鲜明反差;二是高楼拔地而起，面貌日新月异的城镇与生态环境质量下降、面貌变化不大的广大农村形成鲜明反差；三是收入持续增长的城镇居民与收入低水平徘徊的农民形成鲜明反差；四是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日趋文明的东部沿海地区与经济社会发展缓慢的西部地区形成鲜明反差。”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使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转变，必须紧紧抓住发展机遇，提出新的发展战略，深化体制改革，实行城乡统筹，促进共同发展。在二十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掀起了新一轮的城乡一体化热潮。这个热潮是从长江三角洲这一中国经济发展最为耀眼、最具发展潜力的地区开始的。目前，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北京，成都、武汉等地区(城市)的城乡一体化的发展速度较快。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五个方面：

　　一是在1992年春，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开发浦东，振兴上海”的战略部署，带动长江三角洲地区乃至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共同繁荣，加强我国和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二是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积极而稳步地深化各项改革，努力消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已经明显地发挥基础性作用，资本、产权、土地、技术和劳动力市场加快发展;而我国加人世贸组织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人了新的阶段，有利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更好地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快发展壮大自己，为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创造了良好的体制环境。

　　三是二十世纪 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民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迈出重要步伐：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给实现了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迅速崛起：传统工业改造步伐加快;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为进一步加速城乡一体化注人强大的动力。

　　四是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把发展小城镇提高到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的高度，党的十六大又明确提出“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这路”。这是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一个战略性举措。

　　五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要“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要按照“五个统筹”，即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去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这进一步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指明瞭正确的方向，同时提供新的科学指导思想。

　　同过去城乡一体化情况相比较，我国新一轮城乡一体化具有几个新特点：

　　第一，在体制创新方面:创造了城乡一体化的“三位一体”发展模式。苏南地区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地区之一，而苏州所辖昆山市则是苏南地区的后起之秀，是江苏经济社会发展的“亮点”。它充分利用浦东开发和沿江大开放的新形势，引进一批中外合资和外商独资企业，开拓外向型经济，使地方经济迅速腾飞。在推行城乡一体化的实践中也取得一些好的经验。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维新在总结昆山地区城乡一体化经验时曾把他们的做法概括为“城乡一体化的‘三位一体改造’发展模式，并上升为城乡一体化的‘三位一体’理论”。这种模式的内涵是:“在小城镇发展建设的同时，在小城镇周围开牌‘工业小区’，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将分散在各村的乡镇企业集中在‘工业小区’，以解决村村冒烟的污染与基础设施不配套的问题，并将乡镇企业的职工迁到小城镇居住，从‘离土不离乡’变为‘离土又离乡’，成为城镇居民。与此同时，将过密的自然村庄通过统一划规进行合并，将它基地返还于田，以增加耕地面积。”这种“三位一体”发展模式，是昆山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与乡镇企业调整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城乡通盘考虑，共同发展的模式。它代表着我国农村走中国特色城镇化这路的方向，对我国广大农村，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这种做法已在长江三角洲和广东等不少地区推行，并取得较好的效果，推进了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但在我国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近期不能急于铺开，要按中央的部署，大力发展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待有了一定的经济发展条件后，再通过统一规划，逐步实施。

　　第二，在内涵深化方面: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过程中注意使老百姓能够得到实惠。以浙江省嘉兴市为例，嘉兴地处长江三角洲中心地带，城乡发展相对均衡，中共嘉兴市委、市政府注重充分发挥城乡协调发展优势，大力发展区域经济，为推进城乡一体化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2003年，该市实现生产总值855.63亿元，同比增长16.9%，人均GDP 突破3000美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和农民人均纯人收分别达到12954元和6127元，增长12.6%和10.8%。去年，嘉兴所辖海宁市在浙江省率先出台《关于户籍管理城乡一体化改革意见》拆除了横在城乡间的户籍壁垒，普遍建立起居住地登记管理制度，农民进城的“门槛基本削平。同时，取消使用农村劳动力的计划审批，嘉兴全市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就业市场基本形成。城乡居民‘低保’实现一体化管理，该市56.77万城镇职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49.96 万”。

　　又如：浙北的重要城市湖州市，水陆交通发达，经济基础较好在城市化战略和城乡一体化的实施过程中，十分注意住宅小区与环境保护相配套，人与自然相和谐，构建良好的城乡生态居住环境。该市住宅精品工程不断涌现，出现瞭如马军巷小区、东白鱼潭小区、碧浪湖小区等一批国际和全国示范、优良小区，创造了“新江南民居”风格。其中，马军巷小区获国家最高建筑奬项--鲁班奬;东白鱼潭更以一流的规划设计、一流的建筑质量和居住环境荣获联合国 2000年度“迪拜人居奬”。这些成就标志着湖州市的人居环境水平有了一个质的提高，使人民群众受益。

　　第三，在外延扩展方面：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已由小市区扩展到大郊区，由长三角延伸到全国一些发达地区。“十五”计划期间上海市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的精神，以及市委七届六次全会提出的“中心城区体现繁荣警华，郊区体现实力水平”的要求，实施以新城和中心镇为重点的城镇化战略，以加快上海城乡一体化步伐。市政府决定，上海城镇建设和发展的重点是“一城九镇”，即指松江新城，以及朱家角、安亭高桥 、浦江、枫泾、罗店、周浦、奉城、保镇9个中心镇。努力构筑特大型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城镇体系，争取在2020年，郊区崛起11座新城，22座左右的中心镇，使城镇化水平达到75%以上。

　　如今，上海将实现从600多平方公里的小市区向6000多平方公里的大郊区的跨越发展。2003年5月，在上海市郊区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市委领导指出：经过上世纪90年代的快速发展，郊区进入了推进城乡一体化，实现郊区城市化的新发展阶段，郊区作用日益突显，地位举足轻重，将成为上海经济发展的“主战场”和“发动机”，成为体现上海实力和水平的重要区域。特别强调，没有郊区的大发展，上海就跃不过人均 GDP 8000 美元的高地。只有郊区发展了，才能有上海的新气象。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关村高科技园区建设、奥运会申办成功，首都国际机场扩建、地铁轻轨和郊区高速公路网的规划和建设，北京大都市圈的三大地带（主城区、郊区、农村）在功能上将更加整合，成为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一体化地域。……土地利用模式和结构演变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城乡一体化阶段。”事关首都城乡发展全局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工作不久前已正式启动，这是实现“新北京、新奥运”战略构想和奥运后持续发展的迫切要求。

　　与此同时，广州大都市圈也进入一个以老广州为中心，以佛山（含南海）和新广州（南沙）为副中心，以众多卫星城（县级市区）为支撑的多中心城乡一体化土地开发和功能整合阶段。而湖北省将充分发挥武汉的龙头作用，集中周边的黄石、鄂州、孝感等8个城市，全力推进城市化建设。武汉城市圈综合实力较强，发潜力大。根据规划，武汉城市圈将逐步形成基础设施、产业布局、区域市场、城乡建设一体化格局。2004年伊始，四川省成都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行城乡一体化的意见》这是在新的形势下解决“三农"问题的治本之策，是探索西部大开发新路子的有益尝试。

　　第四，在理论层面方面：有关城市领导及学者努力探索城乡一体化的基本理论框架。2004年1月，嘉兴市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正式下发。根据这个《纲要》，嘉兴把全市3915平方公里作为一盘棋考虑，构筑以市区为中心，一主多副、功能互补的网络型、组团式大城市框架。中心城市辐射能力不断增强，成为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强大引擎。

　　这个《纲要》的价值在于初步构画了城乡一体化的一个较全面的基本理论框架，这个基本理论框架大致包括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城乡一体化的内涵、目的和实质。《纲要》开宗明义指出:“城乡一体化是指在生产力、城市化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城市与农村逐步实现结合，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互为资源，互为市场，互相服务，最终实现城乡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协调发展。城乡一体化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其目的是要建立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推进机制，其实质是要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使城乡共享现代文明”。

　　第二，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纲要》在说明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的同时，还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即统一规划有序推进原则;市场运作与政府推动相结合原则;城乡双向发展推进原则;市、县（市、区）联动发展推进原则。

　　第三，推进城乡一体化的主要内容。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一体化，其内容包括多个层面：（1）城乡空间布局一体化。（2）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3）城乡产业发展一体化。（4）城乡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一体化。（5）城乡社会发展一体化。（6）城乡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一体化。

　　第四，推进城乡一体化的保障措施。保障措施对落实城乡一体化规划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嘉兴根据具体情况，拟采取六大措施：（1）以深化认识、规划制定和落实为切人点，营造城乡一体化工作的良好氛围。（2）以深入改革为突破口，构筑有利于城乡一体化的创新机制、体制。（3）以推进城市化为立足点，强化城镇集辐射功能。（4）以建设招商引资大平台为支撑点，夯实城乡一体化的经济基础。（5）以农业农村“行动计划”为着力点，努力缩小城多差别。（6）高度重视“慢变量”的建设，全面推进城乡一体化工作。

　　第五，在发展速度方面：目前某些发达地区城乡一体化的发展速度大为加快。苏南五城市是长三角最为富饶的地区之一，曾以创造“苏南模式”而闻名，近几年来，推进城乡一体化也取得了显着的成绩。现在，一个经济总量庞大，以开放型和园区经济为特色，以高新技术为支撑的城市群正在苏南崛起。但就江苏全省而言，苏南与苏北的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因此，江苏决定实施沿江（海）开发战略，统筹城乡发展，再造新江苏，实现苏南苏北同奔小康。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社会迅速发展。重要原因之一，在“统筹兼顾”中善于抓住城乡统筹的“牛鼻子”，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浙江于2001年率先建立城乡一体化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率先建立了包括农民工在内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2003年还颁布了《浙江省失业保险条例》，首次将农民工列入失业保险对象。“2003年，全省生产总值达到9200亿元，比上年增长14%；人均生产总值为 19730元，接近 2400美元，增长13.2%；财政收入 14689 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706.5 亿元，按可比口径分别增长 15%和 14.9%；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18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5431元，分别增长11.9%和7.8%。这标志着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在浙江省内，不少城市推行城乡一体化，出现了你追我赶的发展好势头。除众所周知的嘉兴、湖州、台州等外，还有一些县、市的发展也引人注目。例如，2003年7月，义乌市出台了全国第一个《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计划到2020年，在全市基本实现城乡一体化。绍兴县是城市化浪潮中保留下来的市县同名的经济强县该县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市场化良性互动，已步人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阶段。余姚市在推行城乡一体化改革进程中，建立了农民生存权、发展权和社会保障权的权利保障机制，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和专家的充分肯定，认为“余姚的经验是中国县市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成功范例，为更好地解决'三农’问题找到一条新路。”

　　总之，我国新一轮城乡一体化，已由长三角向全国一些经济社会较发达的地区（城市）逐步铺开，其发展趋势具有广阔的前景，并将向更高层次推进。当然，要把城乡一体化推向更高的层次，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而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因为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总体上说较低下，综合国力不强，东西南北中发展又不平衡，加上客观存在的各种障碍，因此，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是，只要发展方向正确，我们就必须继续前进。我们要牢记总书记胡锦涛的指示：“必须坚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更多地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自觉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推动作用，促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开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局面，创造新的辉煌。

　　（原载《城乡一体化与小成镇发展》第37页至第54页，2005年4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