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具有光辉的历史，也是中国音乐史中不朽的旋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原团长、一级指挥于海同志曾说过：“国歌是浓缩的国魂。”笔者认为，从中华国学研究角度而言，《义勇军进行曲》的历史，就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缩影，也是中国人民在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中拯救民族于危亡、实践强国理想的写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现在的国歌无疑是近现代国学的灵魂。今年9月1日，是我国国歌法正式公布施行五周年的纪念日。值此之际，回溯《义勇军进行曲》诞生历史，精神内涵及其相关问题，相信可以增进全国各族人民对国歌的瞭解和敬重，提高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尽心尽力。

　　一、《义勇军进行曲》是我国第一首国歌

　　在我国古代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国歌，即使到了近代社会，虽然也曾出现过几首名为国歌，但始终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歌。有传媒报导说：“晚清中国开始逐渐打开国门看世界。清政府以及国人以往只有朝廷的观念，只有君王的意识，却没有国家的认同。但频繁遭受外敌入侵以及开眼看世界过程中向西方学习，使得晚清中国的知识阶层甚至官方觉得有必要塑造出一种国家形象，因而国旗、国歌，这些带有西方民族国家色彩的符号开始运用在中国”。“1911年10月，清政府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首正式国歌《巩金瓯》。这只曲子的旋律仍是清廷皇室音乐，词作者则是晚清大思想家严复。从歌词角度而言，全曲充满了帝王思想和皇权思维，完全难以建立已经趋向革命的中国民心。伴随辛亥革命的爆发，这支曲子也成为了历史。”

　　“中华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曾以《卿云歌》作为国歌。这首歌的歌词取自《尚书》，虽然颇具文化内涵，但是却难以让一般大众阶层所熟悉，显得拗口难懂。袁世凯执政时期，为了配合其个人统治，曾一度专门要求制定国歌，定名为《中国雄立宇宙间》，1919年被废除。”“国民政府1928年统一中国之后，废除了《卿云歌》，开始了新国歌的征集。但最终的结果却令人颇感讽刺：作为国民党党歌的《三民主义》，成为了国歌。以党歌作为国歌，这在当时引起了知识界的激烈批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这首歌的国歌地位宣告结束。”

　　由此可见，由晚清以来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的所谓“国歌”或者是帝王思想的产物，或者是脱离国民大众心愿的说词，因此，没有成为有效的国家政治与文化符号。这与这些歌曲严重脱离救国救民的时代心声和振兴中华的主题有巨大的关系。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其中明确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10月1日新中国开国大典，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伴奏的是浴火重生的《义勇军进行曲》。

　　二、《义勇军进行曲》两位作者生平简介

　　这首歌的歌词由著名戏剧活动家、剧作家、诗人田汉所作。他于1898年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县果园镇茅坪村。自五四运动起，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1916年，18岁的田汉在舅父的资助下到日本留学，考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后加入李大钊等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开始发表诗歌与评论。1921年又与郭沫若等组织创造社，倡导新文学。

　　1922年9月，田汉从日本回国后，积极从事戏剧社会活动，曾任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科主任、校长，后与徐悲鸿等组建南国艺术学院，同时成立南国社，以狂热精神推进新戏剧运动。1930年田汉以发起人的身份，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被选为七人执行委员会成员之一。

　　1932年，田汉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他创作话剧《回春之曲》及电影故事《风云儿女》（后经夏衍改编成电影台本），这部电影的主题歌就是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1937年“七·七”事变后，田汉奔赴抗日前线，直接感受了中国军队抗战的英雄气概和气壮山河的民族精神，创作了五幕话剧《卢沟桥》，并举行劳军演出。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重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田汉担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等职。对新中国的戏剧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1974年逝世。

　　这首歌的作曲者是由著名作曲家、人民音乐家聂耳所完成的。他于1912年2月14日出生在云南昆明甬道街成春堂中药铺，自幼爱好音乐，能奏多种民族乐器。母亲彭寂宽是聂耳的第一个音乐启蒙老师。同时，父母亲经常向他讲述当时震动全国的重九起义和护国运动的故事，因此，在聂耳心中播下了爱国的种子。中学时代即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革命活动。

　　1930年聂耳到上海后，先在云丰商号当店员，不久加入上海反帝大同盟。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给他极大的思想震动，他反复思考怎样创作革命音乐，以便更好地服务抗日龢民族解放事业。为此，他积极探索左翼音乐理论，发表《中国歌舞短论》等文章，批评低俗的靡靡之音，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

　　1933年初，经田汉等人介绍，聂耳加入中国共产党。其后他奋战在左翼电影、戏剧、音乐等各条文化战线，快速成为一名坚强的文化战士。1935年他为影片《风云儿女》创作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显示出他作为一个“天才富赡，忠勇奋发的艺术斗士”所具有的织热情感。同年7月，聂耳经党组织批准，转到日本拟赴苏学习，不幸在日本溺水，年仅23岁。闻者，无不震惊痛惜。上海文艺界在金城大戏院举行聂耳逝世追悼大会，缅怀他以短暂生命凝就的永恒精神。

　　三、《义勇军进行曲》是抗战流行歌曲的标杆

　　歌声是时代的号角。百年以来，音乐一直是中国革命的有力武器。在抗战的烽火中，一大批优秀的抗战歌曲广为传唱，成为凝聚民族力量的精神火炬。《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在太行山上》和《黄河大合唱》等等。其中，最著名的一首抗战歌曲就是《义勇军进行曲》。

　　这是有历史事实作为依据的：1935年5月，《风云儿女》公映，反映因为日本占领东北而流亡到关内地区的东北流亡民众生活的电影，展现了他们生活的历练和洗礼，最终走向战斗前线为赶走侵略者而战的故事。在这部电影的结尾，不分男女老幼，剧中人齐唱《义勇军进行曲》，共同走向抗敌救国的战场。不久，在艰难环境中，东北地区的民众、警察以及部分军人进行自我武装，自发组织起了各种不同形式的抗日义勇军。这是当时中国人不屈服、不投降的抗日力量。《义勇军进行曲》便成为他们的“军歌”。

　　《义勇军进行曲》之所以成为最流行的抗战歌曲，其主要原因之一是：“这首歌是超越党派、超越意识形态的歌曲。它诞生之后，其流传之广出乎作者的预料，并迅速成为了全国上下耳熟能详的救亡歌曲。数年前，曾经是台湾军队高级将领的郝柏村接受媒体访问时，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引起舆论关注。他在事后解释自己这一举动时表示，这首歌乃是抗战时期的军歌，参加过抗战的他记忆犹新。”“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中国进入了全面抗战阶段。《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国民政府正式公布的众多军歌之一。这其中，将《义勇军进行曲》定为军歌的著名部队，便是国民革命军第五军200师。”

　　第五军200师是一支功勋彪炳的英雄劲旅。1942年该部队在师长戴安澜的率领下，作为赴缅甸中国远征军的一部分，于同古地区和日本军队进行了艰苦卓絶的战斗，取得了不俗战绩。在后来的战斗中，戴师长不幸以身殉国，震惊全国。他的遗体运回国之后，国民政府为其举行了隆重的国葬。1956年新中国政府认定其为革命烈士。而因为进行入缅甸英勇作战的壮举，与《义勇军进行曲》相伴200师闻名全国。

　　《义勇军进行曲》迅速传唱开来还表现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它成为广大爱国学生的战歌。1936年10月22日，在上海民众为鲁迅先生举行声势浩大的出殡活动中，《义勇军进行曲》的壮歌响彻云霄。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中，《义勇军进行曲》是最为流行的军歌。就连七八岁的孩童也都会高唱：“前进！前进！进！”。“1938年4月11日，万人在武汉黄鹤楼举行美术歌咏火炬游行大会，田汉带头高呼口号，全场歌咏人员合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战歌曲。5月23日，世界学联代表到访武汉，华北歌咏团为他们用英文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继后，他们来到延安，正遇那里举行七一至七七纪念周活动。7月1日晚7时召开的延安各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7周年纪念大会，先由鲁迅小学学生于龙江指挥全体人员齐唱《义勇军进行曲》。”

　　值得一提的是：“通过援华国际友人，赴海外华人及中国政府的宣传，《义勇军进行曲》在国际社会引起反响，基督教青年会成员刘良模赴美，在唐人街组织华侨青年合唱团，教唱抗战歌曲，其中就有《义勇军进行曲》。1940年纽约罗易桑露天音乐广场，黑人歌王保罗·罗伯逊在自己的音乐会上，特别加唱了一首献给英勇抗战的中国人民，歌名叫《起来》。保罗还与合唱团共同録制一套唱片，名也叫《起来》。宋庆龄1941年用英文为唱片作序。《义勇军进行曲》以《起来》为名，除瞭风靡美国之外，在印度、法国、捷克等国都灌制发行过唱片，苏联为其编制过乐谱。马来西亚抗日军队用西班牙语改编此歌词，用作战歌。荷兰导演伊文思拍摄中国抗战纪録片《四万万人民》，《义勇军进行曲》被用作背景音乐”。

　　由上不难看出，《义勇军进行曲》最为显着的特质是紧扣时代脉搏，超越党派和意识形态，是中华民族抗战精神的集中体现。这首歌的两位作者都不屈从于当时的文化市场，而是将自己的笔和乐谱，与国家龢民众的命运紧密相连。他们是当之无愧的人民艺术家。而《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以后，在海内外华侨华人中产生了巨大影响。特别是在抗战中，海外华侨华人发起的各种救亡活动中，这首歌成为了必唱的流行曲。因此，《义勇军进行曲》的地位乃是时代赋予，历史赋予。这首歌能够在抗战时期超越党派，不同政治力量，成为团结人民的符号，即使在今日中国，更是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迈向新时代的艺术号角。

　　四、《义勇军进行曲》的思想、艺术魅力

　　电影《风云儿女》的导演许幸之先生有一次当面问聂耳说：“你是不是受了《国际歌》和《马赛曲》的一些影响？”确实，聂耳坦承：“不过比《国际歌》更明快，比《马赛曲》更激昂。”但是，许幸之认为起句显得低沉了些，而最后一名“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还不够坚强有力。经过一番思索，聂耳拿起桌上的铅笔，刷刷刷地修改起来，随后，许、聂二人不约而地合唱起来。起句确实比原先的要激昂多了。最大的改动在末尾，原句为“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前进！”修改后，将“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复唱一遍，改成：“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原歌词以三个“前进”短语结束，采用的是强弱拍倒置的处理法，现在将最后一个“前进”简缩为一个“进”字。这意外之举将反节奏正了过来，节奏铿锵的同时又显得煞尾有力，倍增一往无前，与敌血战到底的气势。

　　《国际歌》是巴黎公社的产物，是巴黎公社工人阶级用生命和鲜血谱写的。由鲍狄埃写歌词，狄盖特作曲。这两位作者都生活在巴黎公社革命风暴所震撼的年代，他俩都是法国工人，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优秀儿子。他俩创作的这首歌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歌曲像《国际歌》的影响这么深远与广阔。田汉和聂耳等人吸收世界人类文明最先进的文化成果并有所创新是难能可贵的。请比较《国际歌》与《国歌》的开头呼语：“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国际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国歌）。二者都是用的相同的呼语即动员句；仅定语“饥寒交迫”与“不愿做奴隶……”因国情实际有别。

　　请再比较结尾写作手法：

　　“奴隶们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人的主人！这是最后的斗争！……”（国际歌）；“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国歌）。

　　二者都是用动员句，具有强大号召力，鼓励大家勇往向前，至到最后取得胜利，既有继承性，也有创新性。

　　《马赛曲》是法国国歌，又译马赛进行曲，原名《莱茵军团战歌》。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第二大城市马赛的工人革命队伍高唱这首歌曲进行战斗，《马赛曲》因此得名，并成为当时最受群众喜爱，流行最广的赞歌，对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确有影响。

　　对于国歌的思想内涵和艺术魅力，著名指挥家于海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说：“我们的国歌，通篇都是由中国民族音调的五声音阶‘哆、来、咪、索、拉’组成，只用了一个‘西’来过渡。国歌藴含着一种恢宏大气的风格，毫不夸张地说是世界上最好的国歌，也是非常经典、优秀的音乐作品。”“国歌的前奏是嘹亮的军号，为何不是其他乐器？因为在曲作者聂耳手稿中，前奏下面明确写着四个字：‘军号独奏。’”“起来！起来！起来！一个音比一个音高，如有人手推后背，催促每个国民拿起武器保家卫国。‘冒着敌人的炮火’中三连音的‘索’，似机关枪射击的声音。”“为什么国歌的最后一句：前进、前进、前进进，多一个‘进’字呢？于海认为，这才是国歌的点晴之笔——‘前进进’的节奏感，凸显了国歌的进行时态，‘前进’一直在路上。音乐声虽然停止了，但行进的脚步声仍在脑海中继续。”

　　于海说得好：“国歌是浓缩的国魂，它往往能呼唤起人们内心深处的家国情怀。”国歌藴含了团结、不屈不挠、不甘受压迫、居安思危，勇往直前的民族精神，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宝贵精神财富。用心学好唱好的国歌，不仅能从中传承民族精神，也能坚定文化自信，吸取强大的精神力量，在新时代建功立业，服务祖国。

　　五、《义勇军进行曲》为何被选为国歌

　　如前所述《义勇军进行曲》在她诞生后的十几年里，像插上了翅膀，在祖国的大江南北土地上飞扬，甚至享誉海外，在全世界传播开来。

　　特别要指出的是：在当时的反法西斯战线上，《义勇军进行曲》是代表了中国人最强音的一支战歌。1944年7月，同盟国即将取得世界反法西斯胜利之际，由美国国务院拟定中美苏英法五大国的一套盟军凯旋之歌曲节目单中，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唯一代表中国的作品而列入其中。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在解放军节节胜利的军号声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召开，发出征集新中国国歌的启事。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共征集到歌词694首，其中13件歌词进入复选，但都不理想。

　　1949年9月，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在座谈会上，马叙伦等人主张暂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许多委员表示赞成，但因原歌词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等历史性的词句，有人建议歌词修改一下。张奚若、梁思成先生认为这首词曲是历史性的产物，为保持其完整性，词曲最好不作修改，并举法国的马赛曲为例。刚从国外回来的宗教界代表刘良模介绍了《义勇军进行曲》在国外传播情况后，认为《义勇军进行曲》获得了国内外人民一致颂扬，应采用作国歌。毛泽东和周恩来赞成‘安不忘危’的思想，何况新中国要达到真正安定、安全，还需要经历各种艰难困苦。周恩来说：‘用原来的歌词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毛泽东拍板同意歌词不改。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周恩来和大家一起放声高唱，即将成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开国大典，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首次升起，伴奏的正是被称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化身”—《义勇军进行曲》。

　　为了顺应人民的呼声，改革开放后的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决定：“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即去掉代国歌的提法）。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正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为《义勇军进行曲》。

　　“让于海难忘的是，在他和多位代表委员的建议下，在2009年全国两会开闭幕式上，‘奏国歌’程序被改为‘唱国歌’。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和两会开闭幕式军乐团指挥，他感到由衷欣慰。国歌是代表国家形象的‘第一声音’，用心唱响‘第一声音’是每个公民的责任。只‘奏’不‘唱’，不利于国歌的传唱和普及”。“于海还发现，社会上存在一些不够尊重国歌的现象，一些婚丧嫁娶、商业场会乱用国歌，对国歌歌词的改编调侃，也时有发生。于海意识到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国歌需要立法，需要有一个标准的版本。因此，从2007年全国两会开始，他连续就国歌立法问题提交相关提案。直到2017年《国歌法》正式颁布。” 

　　位于上海市杨浦区荆州路的国歌展示馆馆长杨春霞同志，日前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国歌的故事越讲越生动》的文章，其中说:“另一件不能错过的展品，是一张报纸—1949年11月15日的人民日报。报纸在头版显着位置刊登了《关于国旗国歌和年号》的‘新华社信箱’，以问答形式阐述了将《义勇军进行曲》采用为国歌的理由：‘义勇军进行曲是十余年来在中国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中最流行的歌曲，已经具有历史意义。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时的国歌而不加修改，是为了唤起人民回想祖国创造过程中的艰难忧患，鼓舞人民发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热情，把革命进行到底’。”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立法内容及其意义

　　2017年9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当天国家主席第七十五令公布指出，该法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国歌法共16条，其主要内容如下：

　　首先，明确制定国歌法的目的和法律依据

　　“为了维护国歌的尊严，规范国歌的奏唱、播放和使用，增强公民的国家观念，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第一条）

　　其次，明确国歌是共和国的象征和标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国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志。一切公民和组织都应当尊重国歌，维护国歌的尊严。”（第二、三条）

　　再次，明确在下列场合，应当奏唱国歌

　　（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义的开幕、闭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会议和地方各级委员会会议的开幕、闭幕；

　　（二）各政党、各人民团体的各级代表大会等；

　　（三）宪法宣誓仪式；

　　（四）升国旗仪式；

　　（五）各级机关举行或者组织的重大庆典、表彰、纪念仪式等；

　　（六）国家公祭仪式；

　　（七）重大外交活动；

　　（八）重大体育赛事；

　　（九）其他应当奏唱国歌的场合。（第四条）

　　第四，明确奏唱国歌时应当注意的事宜

　　“国家倡导公民和组织在适宜的场合奏唱国歌，表达爱国情感。”

　　“奏唱国歌，应当按照本法附件所载国歌的歌词和曲谱，不得采取有损国歌尊严的奏唱形式。”“奏唱国歌时，在场人员应当肃立，举止庄重，不得有不尊重国歌的行为。”（第五、六、七条）

　　第五，明确禁止使用国歌的不当行为

　　“国歌不得用于或者变相用于商标、商业广告，不得在私人丧事活动等不适宜的场合使用，不得作为公共场所的背景音乐等。”（第八条）

　　第六，明确要开展对国歌的宣传教育

　　“国歌纳入中小学教育。中小学应当将国歌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组织学生学唱国歌，教育学生瞭解国歌的历史和精神内涵，遵守国歌奏唱礼仪。”“新闻媒体应当积极开展对国歌的宣传，普及国歌奏唱礼仪知识。”（第十一、十二条）

　　第七，明确规定违反国歌法的法律责任

　　“在公共场合，故意篡改国歌歌词、曲谱，以歪曲、贬损方式奏唱国歌，或者以其他方式侮辱国歌的，由公安机关处以警告或者十五日以下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十五条）

　　国歌被誉为国家的“第一声音”，需要每一个公民用心去呵护。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国歌法有七个明确及其它规定，用法律维护国歌的尊严和权威，这对于激发人们的爱国报国情感，增进民族自豪感、凝聚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现代国家来说，国歌与国旗、国徽是最重要的标识符号。“据不完全统计，世界各国中，宪法里规定国歌的有51个国家，其中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克兰、加拿大、马来西亚等国制定了专门的国歌法。我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对于凝聚中国人民砥砺奋斗、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精神起到了巨大作用。然而，国歌的宪法地位，直到2004年修改宪法才得以确立。”

　　我国的好歌曲成千上万，但国歌的地位与众不同，她是最优美、最动听的旋律，代表中国、代表中华民族，值得永远尊崇，世代传唱。国歌法明确规定“国歌纳入中小学教育。”这对于当代的青少年体会理解中华民族的苦难深重的坎坷历史、中华先烈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十分必要。鲁迅先生说过，唯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能真进步。如今，我国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无论何时何地，一旦听到激越雄浑的国歌声，我们都应集聚新长征的号角下，携起手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积蓄精神力量。

　　香港文汇报社评指出：“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其国歌、国旗以及国徽。这些既是国家的象征，也是国魂形象的表现。如果说国旗是国家的服装，国徽是国人身份标志，国歌则是民族的心声，不论歌词还是旋律，皆藴含着国家的历史、文化与价值。”国歌的前身是《义勇军进行曲》。“当时正值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它以激昂的旋律，以及打动人心、鼓舞奋斗的歌词，对于振奋中国人民的爱国精神、推动民族救亡图存，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这首富有历史意义，深入人心的歌曲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社评还强调：全国人大常委会“把国歌法列入香港和澳门基本法附件三，使之成为港澳地区实施的全国性法律，是落实‘一国两制’的应有之举。港澳社会都应该抓住推广教育国歌的契机，让国歌的旋律和歌词深入人心，从而强化港澳市民，尤其是青年一代对国家的认同和热爱，促进人心回归。”

　　香港各界欢迎《国歌法》在港实施。时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实施国歌法的目的在于让国歌得到尊重，防止、避免有人贬损或故意侮辱国歌，而按一般原则，国歌法也不会设追溯期，本地立法过程会有“社会讨论，一定的谘询”，市民不用有“误坠法纲”的担扰。特区政府律政司和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已开展本地立法程序，年内交立法会审议通过。

　　国歌法在香港特区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过去几年，在一些升国旗和奏唱国歌的庄严场合，曾有“港独”分子背向国旗做出不尊重的手势，还有一些无知青年学生，在奏唱国歌时故意不站立，甚至对国歌发出嘘声。这些行为反映在“港独”思潮煽惑下，少数青年人对国家民族的不敬歪风，也暴露出香港国家民族教育的严重缺失，因此，有必要采取包括立法在内的各种有效措施，强化对青少年的国家民族意识教育，让他们瞭解国歌、国旗和国徽的意义。

　　近几年来，随着国歌法在港澳本地立法的正确实施，已取得明显效果。许多中小学在开学的季节时间里，都建立升国旗和奏唱国歌的制度。各大专院校也逐步恢复升国旗、奏唱国歌的制度。每逢港、澳回归祖国纪念日之时，升国旗奏唱国歌更是随处可见，气氛热烈。

　　七、《红旗颂》是国歌音符的延续

　　对我来说，《红旗颂》就是国歌音符的延续。红旗在天安门上迎风招展，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吕其明

　　吕其明，1930年出生，他10岁随父亲参加了新四军二师“抗敌剧团”。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岁背着心爱的小提琴随大部队进驻上海。从此落地生根，全身投入新中国的音乐事业，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首批电影音乐作曲家之一。他累计为60多部电影、200多部（集）电视剧创作音乐，同时还创作了10多部大中型交响乐作品。代表作除《红旗颂》外，还有《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谁不说俺家乡好》等，多首歌曲被广为传唱。吕其明尽管精通西洋交响乐，但他始终坚持“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的音乐理念。坚持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人民，把一生融入这面红旗。因而获得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颁授的“七一勋章”。

　　已经91岁高龄的人民音乐家吕其明回忆说：“管弦乐序曲《红旗颂》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它的问世‘上海之春’起到了关健的作用。从1960年举办以来，新人辈出，新作品不断涌现，已经成为具有国内外重大影响的音乐盛会。1965年2月在上海音协的一次党组会上……音乐界老前辈贺緑汀、丁善德、黄贻钧、锺望阳、瞿维认为，歌颂祖国和人民、歌颁党和人民军队的作品还应加强。因此，一致决定由我赶写一部作品，黄贻钧先生建议曲名定为《红旗颁》。……想到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我毅然开始了大胆创作”。“当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时，当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时，天安门广场礼炮齐鸣，人流如潮，红旗似海。这些激动人心的往事像电影镜头一样，一一在我眼前闪过。……经过一个星期的日夜拼搏，激动的泪水伴我写出了《红旗颂》。5月，在上海文化广场举行的第六届‘上海之春’开幕式上，《红旗颂》由著名指挥家陈传熙先生指挥，上海交响乐团、上海电影乐团和上海管乐团联合首演，受到热烈欢迎，获得巨大成功。”

　　有学者认为，“《红旗颁》为单主题贯穿发展的复三部曲式结构，开头14小节是引子，由小号、园号相继吹奏出国歌的音调，为素材的主导动机，接着弦乐齐奏宽广、颂歌性的‘红旗’主题，表现1949年开国大典举国欢庆胜利的宏伟历史场景。……吕其明追求作品能为最广大的群众所理解，所喜闻乐见。‘使颂歌主题音乐具有浓郁的民族特征，民族神韵龢民族气派’；将从国歌中演化出的主导动机不断重现和加强，使红旗飘飘的音乐形象自始至终贯穿全曲，与颂歌主题相辅相成，塑造鲜明统一的音乐形象；注重用功能性的和声背景烘托大波浪式的旋律，使其具有英雄性、史诗性的特征。”

　　可见，一曲《红旗颂》大气磅礴、豪迈壮怀，不仅是《义勇军进行曲》音符的延续，也体现国歌不屈不挠、拼搏奋进的爱国主义精神，其音乐自有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力量，在她描绘的情感世界里并不需要太多的旁白和对白。

　　写于2022年7月

　　（原载《全球最具魅力艺术家》，中国文联国际出版社2022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