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中华文化中的“和合思想”不仅渊源长流，而且我国领导人以和合理念为指导创造性解决了许多国内和国际的重大问题，从而使我国更团结更富强，使世界和平共处，共同发展。习近平主席将包含了中华文化的和合理念引入“一国两制”政治概念，必将进一步打开思路，拓宽对港澳台政治与法律研究的路径，对于构建两岸四地都能够认同和接受的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016年11月1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京会见洪秀柱率领的中国国民党访问团一行，并就两岸关系发展提出了“六点意见”，核心观点是集中阐述了坚持“九二共识”和反对“台独”，共同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习近平围遶其中第四点“共同弘扬中华文化”明确指出:“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植根在两岸同胞内心深处，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两岸同胞是中华文化的传人。”他期望“阐发中华文化的时代内涵，厚植两岸同胞的精神纽带，促进心灵契合，增强中华文化自信，中华民族自信”。

　　传统文化褒扬国家统一

　　去年11月，习近平在北京隆重举行的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大会上强调：“絶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这连续6个“任何”，宣示了中国各族人民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台独”、“港独”和一切分裂势力的强大意志。

　　中华传统文化是“国学”研究的重要范畴，即“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因为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科学理论都不可能凭空产生，它既需要肥沃的土壤和社会条件，更需要文化的传承。没有文化传承，“一国两制”理论就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成为空中楼阁。

　　澳门著名学者杨允中指出:“‘一国两制’和整个邓小平理论体系所以产生于当代中国，絶不是偶然、孤立的现象，而是有极其深远的社会文化渊源和逻辑理论渊源的。它不仅是马列、毛泽东思想与理论的延续和发展，同时更是传统中华文明世代相袭、传承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港澳两个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不仅是‘一国两制’和邓小平理论体系的空前胜利，也是中华文明特别是体现求同存异、互利共赢的传统中国思维体系的空前胜利。”

　　何谓“国学”?“国学”是中国学的简称，外国人称之为“汉学”。它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发展中沉积、形成的思想理论与文化形态的学术成果，其所藴涵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经济、社会、政治、法律、宗教、艺术等特定条件下所创立起来的各种学问的总和，其历史源远流长，内容博大精深，影响广泛深远;其外延横穿辽阔国土各地域凝聚的不同文化形态的整体，像纽带一样将方方面面的传统文化串在一起，使中华传统文化以特有质量和风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传统文化藴含着许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文化资源。习近平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列举了很多，例如关于中华民族的完整性和共同性，关于爱国爱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关于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关于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关于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关于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的特殊贡献，等等。2014年9月，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讲话强调:“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在这里，习近平再次向世界发出了传承和创新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声音”，引起了广泛共鸣。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就确立了统一国家的基本格局。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虽然数度出现政权分立，但国家统一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建设和繁荣发展了统一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国家统一是中国各民族人民的最高利益，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或缺的历史前提和基本保证。因此，维护国家统一已成为中国各民族人民不可动摇的意志和庄严神圣的共同使命。去年11月，习近平在北京隆重举行的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大会上强调:“絶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这连续6个“任何”，宣示了中国各族人民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台独”、“港独”和一切分裂势力的强大意志。

　　“大统一”观念深入人心

　　中华民族的统一意识之所以特别强烈，并成为世界众多民族之中最有代表性的民族，除了客观现实需要之外，还有深刻的思想渊源。从思想理论层面上看，歌颂统一、鞭笞分裂的著作文章比比皆是。儒家始祖孔子神往西周初年天下一统的局面，先写《五帝本纪》，又写夏、殷、周三篇本纪，再写秦始皇吞并六国，统一中国，把五帝和夏殷周三个朝代都写成了大统一政权。孟公答梁惠王问:“天下怎样才能安定?”孟子立即答:“定于一”。这就是说，纷纷扰扰的天下，只有统一，才能相安无事。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天道无二》中，抓住《春秋》“一元”两字做文章，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宋代时期，“大一统”观念日益强化，以致周敦颐在《通书·顺化》说:“天下之众，本在一人”。可见，当时的中央集权制已经相当成熟。

　　再从实践的历史层面看，当文明的曙光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的时候，中华民族的祖先就踏上建立统一国家之路。《春秋左传·正义》说:“禹合诸候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这可能是最早的民族大会。那时候，仅在河洛地带，就存在着成千上万个部落或民族。它们中间不断进行着分化聚合，却是合大于分。到商朝时，已减少为3000余国;到西周时，又减少为1700余国;春秋后期，只有十余国，到战国，仅七雄争霸。秦国之君嬴政，完成了开天辟地的大事:扫平六国，实行郡县制，下令车同轨、书同文，创造了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大帝国。这比西方罗马帝国的建立几乎早了200年。从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成了中国历史的大趋势。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中，统一是大趋势，但也有分裂的逆流。各民族人民都看清了，无论在任何年代，分裂即是战争和灾难，分裂即是民族衰亡和国家破败。因此，反对分裂，拥护统一，成为中华民族内在的精神;一切搞分裂的人，都必定被永久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每次分裂逆流之后，必然是中华民族更盛大的统一。

　　谁在反分裂，求统一中立了大功，谁就是爱国志士、民族英雄，就流芳百世;反之，就是民族罪人，卖国奸贼，会遗臭万年。前者如刘邦、唐太宗、忽必烈、康熙、岳飞、郑成功、林则徐、丘逢甲等;后者如秦侩、吴三桂、汪精卫等。

　　还可以从社会心 理层面上看，中国人认为，生长、繁衍于中华大地的各个民族，都有一颗中国心，都是龙的子孙，龙的传人，应该团结在一起，统一在一起。有了国家统一，才能天下太平;没有国家统一，天下就会大乱。谁在反分裂，求统一中立了大功，谁就是爱国志士·民族英雄·就流芳百世:反之，就是民族罪人，卖国奸贼，会遗臭万年.前者如刘邦、唐太宗、忽必烈、康熙、岳飞、郑成功·林则徐、丘逢甲等;后者如秦侩、吴三桂、汪精卫等说明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活动的思想，在中国已深人人心、根深蒂固。

　　由上可见，我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基础元素，已经融入国家和平统一的现实伟业中。这从一个侧面说明，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中的“一国”的形成，同传统的“大统一”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和合思想”与“一国两制”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和合思想”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形成于先秦时期，后为儒、道、佛三家所继承幷发展的“和合思想”，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国文化生命最完善的体现，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发挥过巨大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进一步弘扬“和合思想”，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为国家的伟大事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曾任中华和合文化弘扬工程组委会主任的著名爱国人士程思远指出:“‘和合’是中华民族独创的哲学、文化概念。国外也讲和平、和谐；也讲联合、合作。但是，把‘和’与‘合'两个概念联用，是中华民族的创造。……我们说‘和’，是指异质因素的共处，而说‘合'是指异质因素的融会贯通。把‘和'与‘合’联用，突出和强调了事物是不同因素的相依相成和紧密凝聚，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辩证思想和系统观念。”这种中华文化思想贯彻到社会领域，体现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崇尚团结的价值观念。

　　武昌起义成功后的孙中山先生:新中国成立后的毛泽东、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在不同历史时期运用“和合思想”，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并为中华民族与世界各国的和平共处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和合思想”精神继承和发扬光大的生动体现。

　　今年7月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讲话中明确指出:“'一国两制’包括了中华文化中的和合理念，体现了一个重要思想就是求大同，存大异。香港是一个多元社会，对一些具体问题存在不同意见甚至重大分歧并不奇怪，但如果陷入‘泛政治化’的漩涡，人为制造对立、对抗，那就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会严重阻碍经济社会发展。只有凡事都着眼大局，理性沟通，凝聚共识，才能逐步解决问题。……只有团结起来，和衷共济，才能把香港这个共同家园建设好。”这段话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和合理念，闪烁着中华文化和中国智慧的光芒。“求大同、存大异”是中国特色的战略思维和文明理念，有利于解决重大复杂的政治问题，有利于团结各方、开拓进取，有利于化解矛盾、增进和气。这是在香港回归祖国20年周年重要节点之际，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华和合思想又一次继承和发扬光大的佳作。

　　总之，中华文化中的“和合思想”不仅渊源长流，而且我国领导人以和合理念为指导创造性解决了许多国内和国际的重大问题，从而使我国更团结更富强，使世界和平共处，共同发展。习近平主席将包含了中华文化中的和合理念引入“一国两制”政治概念，必将进一步打开思路，拓宽对港澳台政治与法律研究的路径，对于构建两岸四地都能够认同和接受的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武昌起义成功后的孙中山先生;新中国成立后的毛泽东、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在不同历史时期运用“和合思想”，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并为中华民族与世界各国的和平共处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原载澳门《九鼎月刊》2017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