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它能极大激发人们的斗志，转化为改造中国和世界的强大正能量。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奋斗，需要弘扬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宝贵精神。形成于先秦时期，后为儒、道、佛三家所继承幷发展的“和合思想”，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发挥过巨大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进一步弘扬“和合思想，”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为党和国家的伟大事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那么，什么是“和合思想”?弘扬“和合思想”有何现实意义呢?曾担任过“中华和合文化弘扬工程”组委会主任的著名爱国人士程思远指出:“‘和合’是中华民族独创的哲学、文化概念。国外也讲和平、和谐;也讲联合、合作。但是，把‘和’与‘合’两个概念联用，是中华民族的创造。……我们说‘和’，是指异质因素的共处，而说‘合’是指异质因素的融会贯通。把‘和'与‘合’联用，突出和强调了事物是不同因素的相依相成和紧密凝聚，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辩证思想和系统观念。”这种中华文化思想贯彻到社会领域，则体现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崇尚团结的价值观念。由此流传下来，中华民族形成了一个优良传统，即说到‘和’，自然就包含‘合’，反之亦然。如我们谈和平、自然说到合作，反之亦然。‘和’与‘合’概念在中国人的心中，是自然而然地连为一体的。

　　“和合思想”的运用非常广泛，既涉及到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也可用来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党派关系、民族关系乃至国际关系，强调要使这些关系保持和谐统一，形成合力。前者如中医认为，维持阴阳平衡是生命机能的重要环节;太极拳的全部运转机制是按一物两体、和谐稳定模式进行的;小说、戏剧等文学，大都追求大团圆结局，即使是悲剧，生不能团圆，死后也要“化蝶双飞”，阳阴相聚。可见，和合思想的影响之大。

　　后者的事例就更多了，略举数例:

　　武昌起义成功后，1912年孙中山先生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强调团结一致的重要性，述讲了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治之统一、财政之统一等五个方面的统一性，并认为实现上述统一乃“为政务之方针”。这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和合精神的体现。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和政府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既开启了和平和睦的国际氛围，也强调了平等互利的合作精神。1956年4月，毛主席就处理台湾问题提出了“和为贵”、“爱国一家”的政策主张。70年代，他又亲自决断，打开了中美交往的大门，为中华民族与世界各国的和平共处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华和合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光大。

　　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理论，强调在“一国”的前提下，大陆主体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与香港、澳门、台湾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平共处、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共同为国家的繁荣昌盛和港、澳、台地区的繁荣稳定而努力奋斗。可以视为成功运用“和合思想”的一次伟大实践，也是弘扬中华“和合”文化精神的生动体现。

　　胡锦涛同志主政时期，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作出了一系列的重要论述，提出了许多重大的理论观点。例如强调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就是在妥善处理各种矛盾不断前进的过程等等。并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确立为我们党的重大战略思想。这是在新世纪之初，对中华“和合思想”又一次继承和发扬光大。

　　今年7月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其中明确指出:“‘一国两制’包括了中华文化中的和合理念，体现了一个重要思想就是求大同，存大异。香港是一个多元社会，对一些具体问题存在不同意见甚至重大分歧并不奇怪，但如果陷入‘泛政治化’的漩涡，人为制造对立、对抗，那就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会严重阻碍经济社会发展。只有凡事都着眼大局，理性沟通，凝聚共识，才能逐步解决问题。……只有团结起来，和衷共济，才能把香港这个共同家园建设好。”习主席这段话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和合理念，闪烁着中华文化和中国智慧的光芒。“求大同、存大异”是中国特色的战略思维和文明理念，有利于解决重大复杂的政治问题，有利于团结各方、开拓进取，有利于化解矛盾、增进和气。习主席将包含了中华文化中的和合理念引入“一国两制”政治概念中，必将进一步打开思路，拓宽对港澳台政治与法律研究的路径，对于构建两岸四地都能够认同和接受的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是在香港回归祖国20年周年重要节点之际，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华和合思想又一次继承和发扬光大的佳作。

　　总之，中华文化中的“和合思想”不仅渊源长流，而且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和合理念为指导创造性解决了许多国内和国际的重大问题，从而使我国更团结更富强，使世界和平共处，共同发展。

　　写于2017年7月31日

　　（原载《世界文化名人録》，中央文艺出版社2018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