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谈儒学和新儒学，还得先瞭解一下“儒”字的原意。《说文》：“儒，柔也。术士之称。”儒本为古代有知识技艺者的通称。后来“儒”字逐渐演变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具有博学行德者的尊称：以儒为官，称为儒吏；以儒经商，称为儒商；以儒行医，称为儒医；以儒治兵，称为儒将。人们之所以喜欢在职业名称前面加上一个儒字，是因为它不仅是知识渊博的代名词，更是德行高尚的同义语。但是，自春秋（前770年—前476年）末年的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后，儒就成为崇奉孔子学说的人的专称。本文所说的“儒”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

　　一、何谓“原始儒学”

　　国家教委推荐的有关教材称：“原始儒家的代表人物，有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荀子等。原始儒学的经典，有被称为经书的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乐》经不传，是为五经），我们还可以通过《论语》、《孟子》、《荀子》和《礼记》中的《中庸》、《大学》等来把握原始儒家的思想。原始儒学的精神，首先是创造性的生命精神，是人对宇宙的一种根源感。《周易·系辞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意思是说，天地根本性质是‘生生不息’。照《易传》的看法，宇宙是一刚健的大化流行，人也应该据此而自强不息。我们人有一种刚健自强，生生不己的主体精神，能够开拓创新，穷通变易。人效法天地，德配天地，弘大天性，就是要发扬创造性的生命精神，全面发挥人的禀赋与潜能……有在宇宙中的地位，人的生活意义，由此而确立。原始儒家的‘天道’、‘地道’、‘人道’思想，‘天’、‘地’、‘人’三才思想，都是讲创造的生命精神贯注于天上、地下、人间；人可以与天地相协调，相鼎立，完成自己的生命理想……在实际行动中实现人生的价值与意义。”

　　笔者认为，在原始儒学创立与形成完整思想体系的过程中，有四个思想家的贡献是有标志性意义的代表人物，特别值得一提。头一个思想家自然是儒学创立人孔子。笔者发表的《浅说孔子之伟大》一文中己有较详细的论述。第二个思想家是战国时期儒家思想孟学派的代表人物孟子（孟轲），他曾受业于子思（孔子之孙），周游诸国。退居后讲学、著书立说，一生以继承孔子学说为职志，并将孔子奉为儒学“教主”的地位，孔子的思想经过孟子的发挥，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从宋朝起，孟子获得了仅次于孔子的“亚圣”地位尊称。其代表作有《孟子》一书。

　　第三个思想家是战国末期的荀子（荀况）。他是先秦诸子中最后一位大师，对各派学说都有所继承和评论。在儒家中推崇孔子。他第一次把儒家经典提到承载万物之道的地位。从而为后世汉武帝、董仲舒“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所着《成相》、《赋篇》在文学上有很高成就。《荀子》一书，总结和发展了先秦哲学思想。

　　第四个思想家是西汉时期有董仲舒。景帝时任博士（官方讲授儒家经典的教师）。众所周知，汉武帝时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经学从此确立为两千多年君主专制时代的统治思想。换句话说，董仲舒是第一位促进儒学成为国教的人。这对儒学的传播与发展来说，董仲舒是有大功的。但有学者认为，“董仲舒对儒学有大功，也有大罪。”原始儒学，以孟子为例。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到了董仲舒这里却是‘屈民以伸君，屈君以伸天’”。可见董仲舒“背离、背叛了原始儒家的民本思想，又是大罪”。

　　话说回来，如前所说“原始儒学精神，首先是创造性的生命精神”。换个说法，有学者认为：“儒家思想从一定意义上可归结为‘人学’，最主要的是回答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何谓人？二是如何做人？三是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对于何谓人的问题，孟子有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说法：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在于人有‘仁、义、礼、智’四端，禽兽则没有。这就是人区别于动物，人成其为‘人’的地方。如何做人是整个儒家思想最核心的问题。儒家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思想，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和‘三种关系’。‘一个中心’是指自我修为。其内涵深邃，意义重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自觉、不断涵养和扩充人之异于禽兽的仁、义、礼、智‘四端’，自觉、不断修身养性，继性成善。用孔子的话说，就是‘为仁由己’。二是不断增强心志，提升境界。诚如《易经》所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亦即培养刚健自强精神。……‘三种关系’是指人们立身处世要处理好三种基本关系。第一种是人际关体系。……第二种是家庭关系。……第三种是社会关系。在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上，儒家从不同侧面和层次倡导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一个有人格、有道德的人，一个有社会责任和担当精神的人，一个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

　　儒家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个重要学派，并形成一个以孔子学说为核心的颇具创造力和影响力的学派。后世称为“儒学”。其学说主要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崇尚“礼乐”和“仁政”，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等等。由于孔子思想具有多面性，孔门弟子对孔子学说的理解也不尽相同，甚至各执一端。孔子死后，据《韩非子·显学》记载，儒家分为子张、子思、颜氏、孟氏（孟子）、漆雕氏、仲良氏、孙氏（荀子）、乐正氏“八派”。其中以孟、荀两派影响最大，尤其是孟子一派，宋以后被看作嫡传，儒家正宗。孟子继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和德政主张，幷发展为仁政学说。同时继承孔子的天命观点。

　　故本文谈及儒家思想时，以孔孟思想为主要依据。“儒家在政治上主张‘德治’和‘仁政’，反对一味以刑杀治国，‘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以此缓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矛盾。在天道观上相信天命论，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但又主张‘敬鬼神而远之’，对宗教迷信保持一定距离。在道德观上强调‘忠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在认识论上宣扬‘生而知之者’，但也强调‘学而知之’，‘多见而知之’。在历史观上‘祖述尧舜，宪章（效法）文武，美化古代社会制度，以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道统’自居。儒家在先秦虽称‘显学’（著名的学派），但未高出其他学派之上，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在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除极短时期外，均占统治地位。”

　　国际儒学联合会会长滕文生指出：“儒学的精髓所在”最主要表现在儒学文化的四个特性：一是“儒学具有开放包容的特性，所以它对别的学说能够兼收并蓄，海纳百川，能够在共处之上中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也就能够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自己。”；二是“儒学具有实事求是的特性，所以它要求人们‘惟是以求、知错即纠’，而不能‘知错不改，文过饰非’。实事求是，出自中国史籍《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刘德是一个具有儒学思想的，《汉书》说他‘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三是“儒学具有经世致用的特性，所以它要求人们做到‘知行合一、躬行为务’。所谓经世致用，就是要坚持将儒学的道德要求和思想主张应用于个人修养和国家、社会的治理，也就是儒学大家们坚持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实干兴邦’。”；四是“儒学具有与时俱进的特性，所以它能够‘因时达变、推陈出新’。主张惟陈言之务去，弃旧而图新，反对蹈常袭故、陈陈相因，是中国历代儒学学者和儒学工作者为学与治世的共同追求。”“总之，儒学所具有的这些本质特性是十分宝贵的，是儒学的精髓所在。”

　　二、“新儒学”之说种种

　　百年多来，国内外学术界对新儒学的探讨和研究已逐步形成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影响的社会思潮，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深入研究这一社会思潮的来龙去脉，发展脉络及其思想贡献，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儒学融入现代社会，为人类服务。

　　笔者认为，新儒学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历史上的新儒学；另一类是现代新儒学。前者通常是指宋明儒家哲学思想—“理学”亦称“道学”，因宋儒多言“理”而得名。理学发端北宋，北宋初胡瑗、孙复、石介，有“理学三先生”之称，但实际的创始人为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兄弟（颢、颐），至南宋朱熹而集大成，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认定“理”先天地而存在，把抽象的“理”（实指封建伦理准则），提到永恒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朱熹同时，有陆九渊提出“心即理也”，认为理存在于心中，不必外求，“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至明中叶王守仁发挥陆九渊的学说，断言主观的“心”是宇宙万物的根源，并风行逾百年。但总的来说，理学是先秦以后儒家学说的继承和发展，也吸收老庄、佛教、道教的某些思想，成为宋元明清的官方哲学。特别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在宋以后有很大影响，被称为“新儒学”。

　　有关教科书指出：“理学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影响至深至远。由于理学家将‘天理’、‘人欲’对立起来，进而以天理遏制人欲，约束带有自我色彩、个人色彩的情感欲求。理学专求‘内圣’的经世路线以及‘尚礼义不尚权谋’的致思趋向。将传统儒学的先义后利发展成为片面的得义轻利观念。……强化了中华民族注重气节和德操，注重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张载庄严宣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絶学，为万世开太平’……正气浩然，风骨铮铮，无不浸润了理学的精神价值与道德理论。”

　　就后者（现代新儒学）而言，就较为复杂（多样性）。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为人们提供了一份有参考价值的《当代新儒学思潮概览》，摘要如下：当代新儒学“最初是冯友蓝为方便西方汉学界认知中国哲学而使用的名词。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与旅居美国的华人学者又用新儒家（学），指称新文化运动后旨在复兴精神性的儒家或儒学的思潮、流派与学者。为区别于宋明理学，后来人们一般以当代新儒学（家）指代后者。”

　　“现当代新儒学思潮形成于五四运动前后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论战和‘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期间，这也可以视为这一思潮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思潮发生在抗战时期及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大陆。第三阶段思潮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第四阶段思潮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海外，改革开放后又由一些华人学者引入中国大陆。”

　　各个阶段的代表人物：“第一阶段有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等，第二阶段有冯友蓝、贺麟、钱穆、方东美等，第三阶段有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第四阶段有杜维明、成中英、刘述先等。”

　　接着，郭院长又说：“近代以来，中国遭受西方列强侵略，处于被动捱打的局面。有人把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归结为中国思想文化落后尤其是儒学落后。”以致“在新文化运动中……形成了诸如‘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等极端思想。”“在这种形势下，当代新儒学围遶‘返本开新’进行了诸多努力。”例如“致力于发掘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之源，阐述道德理想主义，肯定道德主体性，这对于纠正当代社会中存在的西方中心论以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是有积极意义的。”

　　举例来说，五四前后的新儒学人物梁漱溟，曾受蔡元培之聘，任教北京大学哲学系。他把儒学与西方哲学结合，重新解释儒学，建立“新孔学”。1922年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宣传“生命哲学”。此书是其新儒学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由此他成为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先行者。

　　又如，抗战时期的新儒学人物冯友蓝，他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吸纳欧美新实在论，辅之以程朱陆王论，提出了“新理学”体系。新儒学的学术思想其基调是尊重儒学，但不排外。其宗旨是要在新形势下，融合东西哲学，复兴和弘扬儒家思想，冯友蓝早年撰写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把中国哲学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肯定了传统儒学的价值。成为中国人自己撰写的第一部完整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之作。此书被美国学者卜德译为英文后，就成为世界各大学的通用教材。

　　再如，港台新儒学一个较大的动作，是1958年唐君毅、牟宗三等人“联合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这个宣言主要是针对西方人士对中国文化的误解而发的。该宣言认为：‘中国文化问题，有其世界重要性’；中国文化不是‘死物’、‘国故’，乃是‘活的生命之存在。……由此，港台新儒学提出了‘返本开新’的思想，即返回儒家心性之学根本，开出‘新外王’—现代科学龢民主政治”，“是难能可贵的。”

　　关于海外新儒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成中英，他是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的终身教授。4年前他曾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题为《着力建构新的世界化儒学》的文章。他认为“当今时代，儒学发展面临诸多必须正视的时代挑战和应当解决的现实问题……我们亟须增强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与道德实践，着力建构新的世界化儒学，积极影响社会、国家乃至人类发展，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进步。”儒学的‘返本开新’，首要问题是保住‘本’即保持儒学的核心价值，否则就不是真正的儒学，就容易走偏甚至迷失方向。”同时“当代新儒学应关注的对象，除了传统的思辩、伦理与政治问题，还应包括生态、经济、管理、医疗等诸多当代问题。”

　　海外新儒学还有美国的“波士顿儒学”。此名称是因波士顿大学神学院南乐山（Robert Neville）教授的一本书而开张树帜，为世所知。南乐山教授尽管不通中文，却发表有关中国哲学论文近百篇，陆续出版包括《波士顿儒学》在内的四部专著。他“坚信儒学是一个持续发展的生命体，从先秦儒学发展到宋明理学再到新儒学，下一步的走向就是全球儒学，推动儒学全球化正是其用力所在”。在他和多年同事的白诗朗等人的共同努力下，2014年成立了“波士顿大学儒家协会”。“这是北美首个高校儒学社团，它以敬天、信仁、转世为口号，以促进儒学全球化为宗旨。”并已初步取得效用，“我们有理由相信，微弱如淙淙之泉的‘波士顿儒学’，终有一日会将儒学之水流淌于广袤的北美大地。”

　　三、原始儒学和新儒学的现代意义

　　为说明（阐述）问题方便起见，本文把原始儒学和新儒学合称为“儒学文化”。当我们初步懂得了“儒学文化”的本质特性之后，应当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儒学文化”在当今社会或现实生活中对人们（人类）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多深？事实上，10多年来，学术界和其他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对这个问题已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笔者拟结合学习心得把这些高见作了简要的归纳。

　　儒学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干，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社会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大致上包括对人个、社会、国家和世界4个不同层面的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在系统性阐述这个重要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弄清楚包括儒学文化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适用性（既不夸大，也不缩小）。有学者认为：“在当代中国，有许多问题是中华传统文化不能解决的。如当今中国的发展道路、制度建设、改革方案等问题，以及‘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都不能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找到现成答案，中华传统文化解决不了如此现代的问题。”但从历史的视角来考察，“中华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社会的作用突出表现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

　　事实确是如此。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以“三个倡导”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不断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基础。其中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居于最高层次；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也是对美好社会的生动表达；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也是公民基本道德的规范。“三者相辅相成，融为一休，既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吸收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有益成果，又继承和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和理念。可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大都能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到丰厚资源或元素，甚至可以找到源头。”

　　例如，“爱国”是公民最基本的价值准则。几千年来，中华儿女一直高举爱国旗帜，涌现出无数爱国英雄，仁人志士，传诵着数不清的爱国诗篇。“敬业”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礼记》中早有“敬业乐群”之说，孔子也主张“敬事而信”，梁启超则认为“敬业”就是“凡是做一件事，便忠于一件事”。“诚信”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诚”是尊重事实，真诚待人，“信”是忠于良心，信守诺言。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友善”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我国古人强调“仁者爱人”，主张“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人际交往论，主张“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生态和谐论。

　　关于国家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像富强、文明、和谐；社会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像公正、法治思想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也有丰厚的资源和理论依据。以“富强”思想为例说明：《论语·子路》记载（译文）：“孔子去卫国，冉有为他驾车。孔子说‘这边人真多啊！’冉有说‘人已经很多了，又该做些什么呢？’孔子说‘让他们富裕起来。’冉有说‘富裕以后，还该做些什么呢？”孔子说‘让他们受到教育。”

　　但是，像民主、平等、自由等价值理念和价值取向，在儒学文化中就比较缺乏，儒学文化主要服务和维护封建等级制度，难于产生现代民主、平等、自由等元素。因此，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过程中也必须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先进理念和有益成果。现就儒学文化的现代意义，从4个层面进一步分析：

　　（一）儒学文化对当代个人及家庭层面的影响

　　如前所述，儒学文化从一定意义上说可归结为“人学”，其中心思想是指“自我修为”，并处理好立身处世的三种基本关系（人际关系、家庭关系、社会关系）。其价值取向主要是倡导人们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一个有人格、有道德的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精神的人，一个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儒学文化这种“人学”思想，无疑对当今国人及世人，对各种从事不同职业的人进行人身修养都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尤其是儒学文化强调“为仁由己”、“刚健自强”的精神，时至今日仍然是激励国人不断提升自我、自强不息，为人民服务的宝贵精神。

　　儒学文化注重修身立德，成就理想人格。修身的目的在于培养高尚的人格和道德情操。修身重在反思自己，所谓“吾日三身吾身”。孔子讲“修己以敬”，涵养智仁勇“三达德”；孟子讲“存心养性，养浩然之气”；荀子讲“以诚养心、以礼正身”。这些都体现儒学文化“修身之说”的精神要义。不过，儒学所倡导的“礼”不只是外在礼仪形式，更重要的是它的内核“仁”。“仁”是一种关心人、爱护人、体恤人的感情和态度，成人之美的良好愿望。它的作用在于定分止争，协调人际关系，促进社会和谐。“这种以‘仁’为魂、以‘礼’为体，以‘和’为用的社会伦理学说，包含着善待他人的仁爱精神、尊重秩序的守礼原则、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经过科学辨析和选择，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可以成为当今时代的文化资源。”

　　“孝道”也是儒学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直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正所谓“百善孝为先，”孝被看作“百行之先”、“为仁之本”。它已经深深地根植于中华民族每个家庭及成员的内心深处，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和行为习惯。即使到了社会主义新时代，孝道文化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例如，弘扬孝道可以瞻养老人，融合家庭，培养青少年美德，等等。    

　　（二）儒学文化对当代社会层面的影响。

　　重视教育，培养君子（人才）是儒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六艺”之教注重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但强调“德教为先”，首先教育弟子如何做人，幷且要求学行一致、知行统一。同时在教学方面形成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教育方法，如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循序渐进、温故知新、学思结合、教学相长等等。这些真知灼见都是在长期教育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儒学教育家们对教育发展规律的认识。这对现代教育，不论是官办的各级教育机构，还是民办的各类学校在提高教学质量，培养优秀人才方面都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儒学文化的“五伦”说，“即孟子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其中包含着人际间的温馨、理解和信任，包含着发乎人心的骨肉之情，讲究的是‘情理’和人际关系的对称性、和谐性”。尽管它是中国古代“宗法等级社会的产物，侧重强调‘义务’，尤其是下对上的义务，而基本没有涉及权利问题……我们今日建设和谐社会，可进一步弘扬‘五伦’说在人际关系上的双向关照，和谐相处之义；同时要超越前人，有所创发，如在义务与权利的统一上实现不同层级的良性互动。这是社会长治久安，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之一。”

　　儒学文化的生态伦理思想也很丰富。儒家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提倡“天人合一”“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学说。同时孔子又提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思想，并说“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荀子很重视对山林川泽的管理，要求砍伐和渔猎必须遵守一定的时节。朱熹则进一步阐发了爱物的思想，他说：“此心爱物，是我之仁；此心要爱物，是我之义”。今天，生态危机已成为全球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不仅要在技术层面采取更多的治理手段，更重要的是解决人们的思想观念问题。我国在生态治理方面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这同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青山緑水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紧密相关，也同儒家生态伦理的有益启示分不开。 

　　（三）儒学文化对当代国家层面的影响

　　民本思想是儒学文化的精华，对当今国家当权者的执政理念有极大的启示作用。它肇始于夏商周时期。《尚书·五子之歌》记载：大禹的孙子太康无道，被有穷、后羿抓起来废了。太康的五个弟弟作《五子之歌》讲述大禹之训诫：“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大禹不仅提出民本思想，幷且在治国中践行民本思想有成，后来孔子、孟子、荀子把这一思想加以完善，提出一系列命题，如“安民利民”、“民贵君轻”、“顺从民意”等等，并认为统治者只有赢得民心才能得天下。著名哲学家、国学大师张岱年曾指出“孔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强调人；《礼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认为人是天地思维器官，人表现了天地的自我认识……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以人为本’，与有神论相比，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

　　但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也有其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这一思想主要是为了巩固封建专制统治而提出来的一种“治民”权术，同时这种民本思想也不可能真正赋予人民政治权利。尽管如此，中国儒学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经过创新性转化，赋予新的时代内容，仍不失为当今国家执政团队的重要参考或借鉴价值。

　　当代新儒学提出“返本开新”的思想，即返回儒家心性之学为根本，与时俱进向现代科学龢民主政治迈进。强调儒家文化不是“死物”，而是“活的生命”，要有自己的特色，反对“西方文化中心论”。这对于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是一种激励与鞭策，也是对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一大贡献。有学者指出：“在理论上，大陆新儒学在儒学新话语体系的建构上颇有创见与贡献。”如汤一介的天人、知行、情景“三个合一”论，张立文的“和合学”，陈来的“仁学本体论”等，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实践上，大陆新儒学的一些学者积极支持，引导民间儒学发展。”既包括乡村儒学，又包括城市社区儒学，还包括各地书院的重建。把会议儒学、书本儒学转化为民间儒学、生命儒学。虽然其形成还有待探索，成效还有待检验，但这种努力值得肯定。”

　　（四）儒学文化对当今世界层面的影响

　　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同志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时指出：“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包括儒学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天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居安思危思想，等等”。

　　在这里，习近平同志一连用了15个关于某某的思想，可见包括儒学文化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不仅可以为治国理政、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也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解决面临的危机提供有益启迪。但要结合各国的具体情况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因而给世界和平与发展以希望。这种有着独特魅力的中国传统文化已经获得世界上的广泛认同。

　　新加坡儒学会会长陈荣照先生认为：“儒家仁爱思想和‘亲仁善邻’之道可以为解决冲突、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共同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为反对霸权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建设和谐世界提供价值标准。........要坚持平等互利、促进共同发展、坚持开放包容，加强文化对话，积极促进国际秩序向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中国学者更是直接了当地说：儒家“哲学特别重视和谐，强调‘以和为贵’。......西方也不是不讲‘和’，但更强调‘争’，把利益和力量之争看得很重要。而现在的世界更需要‘和’也不是‘争’，如果再继续相互残杀，那人类就没有希望了。‘和’才是持续发展的准则。”今年中国农历除夕，中美两国元首重要通话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瞭大方向。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双方唯一正确选择。中美合作可以办成许多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中美对抗对两国和世界肯定是一场灾难。”这充分体现了儒家文化的精神，更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美国新总统拜登也表示：“美中两国应该避免冲突，可以在气候变化等广泛领域开展合作。”但是两个多月来，美国新政府的对华政策仍然没有摆脱上届政府冷战思维，在多个领域与中国搞对抗，企图遏制中国的和平崛起，我们表示坚决反对并采取防范措施。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世界的意义，概括说起来就是能够有助于解决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道德与生命三种关系。作为中国人，确实有许多值得骄傲的地方，弘扬我们优良的民族文化传统，创造中国文化的新形态，是我们当代人的庄严任务。

　　写于2020年8月下旬

　　（原载《国学范典》，中国国学出版社2022年8月出版、又载《世界文艺桂冠大典》珍藏版，世界文艺出版社（新加坡）2024年4月出版）